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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特别的活动

作者:王家俭 当前章节:12777 字 更新时间:2026-6-19 11:15

一 北洋海军崭新风貌

北洋海军是近代中国所建立的第一支新兵种,不论装备、教育、训练、军官、水手等方面都呈现一种新的风貌。以装备而论,绝大部分的船炮都购自于英、德二国,自铁甲至巡洋、炮艇、鱼雷艇无不应有尽有,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式构造。以教育而论,除于本国的海军学堂毕业,尚前往外国深造,因而皆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巧。以训练而论,全采西法之方式,自北洋海军总查至管轮、驾驶、练船、炮手,都有洋人教导。以人员而论,或由海校毕业,或经海外留学,素质皆在当时他军的水平以上。在水手方面,也多受过长期的练船训练,或者练勇学堂结业,对于其职守都能胜任愉快。而在年龄方面来说,一般的官兵也多在二十岁至四十岁左右,年轻、聪明、活泼又健康。诚如一般外国的军事专家所说,中国士兵大多敏捷灵巧,如能给予较佳的装备和训练,再加以优厚的待遇,及坚定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训练,即可成为最优秀的战士。

北洋海军的训练大体仿自英国,规律严肃。由于军中洋教习甚多,而大多数的军官又在国内或国外,受过英语训练,故多能操流利而又标准的英语。不论发号施令皆用英语,而各级官弁对英文亦皆能一目了然,公文布告则中英文并用。(29)

北洋舰队成立后,琅威理治军执法不苟,动辄刑罚,因之军中常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之谚。(30)其后引起闽籍少壮派军官之反弹,亦与此有关。

北洋海军的装束、式样亦与众不同,层次井然,阶级分明,而与西方国家的海军颇为类似。诸凡官弁、水手、升火、匠役人等均有一定的号衣。四季帽式、袖头纹饰、号衣花样,都有一致的规定。军官的服装分为便装及礼服二种:便装为在船上服用,以简便为主。礼服较为正式,为祝贺迎送(在船)或办理公务用。服装又有夏冬之不同。夏季上衣为青(或蓝)色,下衣为白色;冬装上衣为青色,下衣与上衣同。袖口,绣以双龙,将校用金线,准将校用银线,其阶级则随双龙中间的珠色而定。军帽分大帽及便帽二种,冬夏式样及质料都不相同。鞋为皮底或短靴,袜为青色。军官带有佩剑,一般水手的装束,在舰上穿着皆为蓝色便服,箭袖短衣,以便操作。上襟印有“北洋水师”,下襟印有“某某快船”字样。因此军中洋员多沿西俗,呼水兵为“蓝衣”(blue jacket)。(31)水手冬天常以青色棉布包头,夏季则戴草帽或光头。帽上缀有青色绢带,上用金线以乘舰名号,腰部则束以宽带,宽约三寸,两端下垂。足下则登以皂靴,其制法与士官相同,惟同为棉布缝制。但于放假时,则穿白衣及青呢裤、包头、皂靴。(32)

北洋海军对于国际礼节的采用,乃使我国的海军纳入国际行列的正轨,也是一大特色。以往论及此一问题者,类多采取池仲祐《海军大事记》之说,认为是琅威理出任北洋水师总查之后开始实行者,谓:

八年壬午:聘英员琅威理为总查。先是,我军与外人不甚往还,海上军舰相遇,往来交接阙如。自琅任事,始讲往来迎送庆吊交接之礼,至今习以为常。(33)

但依马建忠的记载,却并不如此,其时间可能要早。琅威理至光绪八年九月始与中国政府签约,出任北洋水师总查。但在是年五月之初,当马氏奉命偕丁汝昌率“威远” 、 “扬威” 、 “超勇”及“登瀛船前往朝鲜,介绍朝鲜与美、英、德各国订约时,即曾因为此一问题与德国的海军发生一件小小的误会。由于德国驻扎远东的兵舰总兵贝朗格未援照国际礼节先向阶级较高的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拜会,马氏特向德国公使巴兰德(M.von Brandt)提出异议。巴氏以之转告贝朗格,贝则称:“曩在粤东、福州、吴淞口与中国兵船均未往来。”其意以为中国水师尚未纳入〈万国水师公例〉。可是马氏却告诉他:“此南洋则然,若北洋则凡各国公使暨水师提督之入大沽口者,固罔弗按礼升炮焉。”于是贝朗格这才到丁汝昌舰上“戎服来拜”。而丁氏旋亦往德舰答拜,并参观其桅炮帆索各操。临行,德舰还放礼炮十五响送之。其后在朝鲜海面与美国兵舰相遇,亦行国际礼;与日本兵舰相遇时亦是如此。日舰放炮十五响向丁汝昌提督致敬,中舰则放炮十一响向日本少将提督仁礼景范回敬(美舰“高登”日舰“金刚”)。(34)于此可知,南北洋海军并不相同,北洋海军之行国际交接礼尚早于琅威理来华之前数年。

旗帜可以代表国家,也可表示军人的身份地位,而便于与外国海军交接,故在海军之中甚受重视。中国过去海军不发达,并无海军军旗。同治二年(1863)因向英国购船,总署特为奏定以黄底三角旗镶金龙戏珠(龙蓝、珠赤色)为国旗。五年为雇船捕盗计,规定中国水师旗式为黄色斜幅,中绘飞龙。其后福州船厂因为成船日多,又仿军营旧制核定一种尖角旗,并于旗上角绘一长锚。光绪三年(1877)驻英公使郭嵩焘以为尖形不如长方形,色彩方面亦不应限黄色。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却以为尖角诚不若长方式之大雅,但黄色乃系由总署核定,且以国定尚黄,恐难更易。故当光绪七年八月,中国在英国所定造之“超勇”、“扬威”二快船回华时,驻英公使曾纪泽即亲引龙旗升炮,悬挂开行。于此可见彼时中国尚无一定的旗制,国旗与军旗常相混淆。直至光绪十一年海军衙门成立,并于十四年订立《海军章程》,方才以“中国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时与各国交接,自应重定旗式,以崇体制”为由,而将旗制重新划一,并将国旗、海陆军旗及商船旗帜加以不同的规定。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形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陆营国旗同式;商船国旗照旧,仍用斜幅,以示区别。至于海军之中的将旗,则仍照光绪八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所拟定的形式,统领用五色长方旗,诸将用三色长方旗,旗上角饰以锚形。(35)但据是年(十四)十二月北洋发与驻美使馆的咨文,内容则又稍有更改,将原旗上的锚形改绘以五爪团龙。(36)

其他尚有海军专用的“旗语”、“金鼓”、“军歌”及“军(洋)乐队”等,亦无一不备,几乎应有尽有,而与其他的兵种不同。

二 北洋海军的活动

北洋海军除一般地操练演习,巡弋南北,保卫海疆之外,尚有以下的几种特殊活动,值得于此加以记述。

(一)镇暴平乱

光绪十七年(1891),长江一带教乱频仍,幕后且有哥老会操纵,引起各国不断地抗议。甚至提出要挟,传言美国将派海军前往中国,以防闹事;而英、德亦有调兵自办长江教案之说。因此总署特电北洋,派遣兵舰二艘前往上海驻防,另派两轮前往武昌,以便镇压。(37)

(二)助剿台湾番乱

自中法战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刘氏治台颇为积极,开山理番为其施政的重点之一。先后于半年之间招抚中路及南路生番四百余社,归化七万余人。其后又相继招抚北路前山二百六十余社,归化三万八千余人;后山生番二百八十余社,归化五万余人。但也因此引起一连串的番乱,计光绪十二年二月(1886年3月)有大科崁(今桃园大溪)番乱;同年十月有中路苏鲁等番乱;十四年六月(1888年8月)有后山吕家望社番乱。此次番势颇大,卑南防营总兵张兆连被围,虽经援军由海道进攻方得解围,但卑南仍为番据,且大庄番(Ta Thuang)又扰花莲,因之宕延半年未能平定。刘铭传一方面派陆军进剿,一方面电请北洋派舰助攻。于是鸿章乃于是年七月(8月)特命丁汝昌率“致远”、“靖远”赴台助剿,邓世昌副之。八月十日(9月11日)总兵吴宏洛、万国本联合北洋二舰向卑南吕家望番社进攻,邓世昌、刘冠雄、陈金揆带6磅炮二尊、枪队六十名登陆配合。十六日终将吕家望社攻克,而进扰花莲之大庄番亦于十月一日被击退。是役海军阵亡副头目一人,兵士受伤者八人,这是北洋海军成立以来所经过的唯有的一次实地战争,而且仅为陆上作战。(38)

(三)护卫俄太子来游

光绪十七年(1891)俄太子(Crown Prince Nikolai Aleksandmvich)有意至东方游历,访问中日两国。十六年底俄国外交部即为训令驻华公使通知中国政府,希望给予礼遇。而我国驻俄公使洪钧及许景澄(继任)亦先后电告总署,要求多加保护。因此特命丁汝昌派遣“致远”及“靖远”二舰担任此项任务。是年二月二十六日(4月4日)俄皇太子一行抵达香港,“致”、“靖” 二舰已在迎候,旋即随护北上。而南洋亦派“镜清”赴闽迎护,经福州、上海前往武汉。所至皆受地方官热烈招待,并放礼炮廿一响致敬。四月二十一日(3月10日),返棹东下,转往日本。不意却于五月十一日(4月4日)在西京之大津遇刺,成为轰传一时的新闻。日本政府亦觉震惊,除急为太子疗伤之外,并特派亲王及外相稷本武扬前往俄京致歉。所幸伤势不重,经过短期休养后,即于五月二十日起程经海参崴返国,至是此一不愉快事件方告结束。(39)

(四)防卫藩邦

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壤地相接,唇齿相依,关系至为密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野心勃勃,急欲向外扩张,征韩论势力日益抬头。首于光绪二年二月三日(1876年2月27日)强迫韩国订立〈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的门户。中国为了抵制日本,亦劝朝鲜对外开放,并特介绍欧美各国与之订约通商。光绪八年(1882)三月二十日,李鸿章特命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及“镇海”三舰载马建忠,由烟台赴朝鲜介绍美国与朝鲜订立〈朝美通商条约〉(5月12日)。继又介绍英国与朝鲜订立〈朝英通商条约〉(6月6日),德国与朝鲜订立〈朝德通商条约〉(6月30日)。然后丁汝昌与马建忠方才乘轮返国(7月2日)。不虞,日本却又于是年八月在朝鲜制造壬午事变,使日韩关系又趋紧张。中国为抑制日本阴谋,乃再派丁汝昌与马建忠率领海军之“威远”、“超勇”、“扬威”各舰前往仁川,与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所率的“金刚”号等七船对抗。几经交涉,终使日本与朝鲜订立〈济物浦条约〉而退兵(8月30日)。经过年余,迨至光绪十年,日本又乘中国与法国作战时机,在朝鲜发动二次京城兵变(甲申之变),企图利用朝鲜亲日派的开化党,一举将中国势力逐出韩国。中国被迫只得派遣丁汝昌及德籍总教习式百龄(M.Sibelin)率领北洋兵舰“超勇”、“扬威”及“建威”快船前往仁川增援,剑拔弩张。直至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85年)日韩始立〈议增续约〉(即〈京城条约〉或称〈汉城条约〉)。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又再订〈天津条约〉,决定朝鲜有事双方共同出兵,方将此一争执解决。中日争执方告结束,俄势又乘机而入,图谋租借巨文岛(或哈米尔敦岛,Hamilton I。)。时以英俄方为中东之阿富汗问题争持不下,英为拒俄南下,派军占领巨文岛(1885年5月13日)。李鸿章一面派丁汝昌率领“超勇”、“扬威”二舰偕韩员前往巨文岛查看;一面设法从中调和。结果俄国声明不占韩地,英亦决定自巨文岛撤出,此事方成过去。鉴于日本之谋韩日亟,自北洋海军成立后,中国即将朝鲜各口的仁川、元山、釜山、永兴湾等作为例行的巡历范围,稳稳地掌握住黄海的制海权,直至甲午战争之后,东北亚的形势方才改变。(40)

(五)访问邻邦

光绪十年(1884) “甲申之变”已引起中日两国间的不快,十二“长崎事件”的发生,更使彼此的关系恶化。“长崎事件”又称“长崎暴动”或“长崎兵捕互斗案”,发生于是年的七月之间。是时以中国的旅顺军港尚未完工,修船设备不足,于是乃由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及英籍总查琅威理率领“镇远”、“定远”、“济远”、“威远”四舰前往日本之长崎油修。七月十日(8月9日)到达长崎港,十四日(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偶因语言不通发生争执,造成日警一人重伤,中兵一人轻伤。十五日(8月14日)日警蓄意报复,乘中国水手放假上岸游览,大举寻仇,加以围殴。中国水兵不备,大为吃亏,死亡军官一人,水手四人,重伤六人,轻伤三十八人,失踪五人,合共伤亡五十四人。而日方则仅一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计共伤亡三十人。合共造成双方八十四人的伤亡悲剧。事件发生后,中国即电令驻日公使徐承祖及我驻长崎领事蔡轩向日本提出严重交涉。虽然明系日警借故寻衅,应负责任,但因面子问题,负责谈判的日本外次青木周藏却坚不承认。徐承祖舌敝唇焦,往复辩论,总无结果。中国不得已,特从上海聘请洋律师担文(Mr.Dummand)赴日理论而日本亦派其法部顾问克沃尔(Mr.M.Kirkward)偕同法务局长鸠山前往查办。稽延三个多月,仍无进展。鉴于日方之无理,清廷乃依李鸿章之议,毅然于十一月四日(11月29日)下令停审,中止谈判,以向日本施压。一时双方关系紧张,国交几瀕断绝,而战争亦可能爆发。幸经德国驻日公使何理本(von Holleben)出面调停,由双方各让一步,不论是非,只论事实。在人数的伤亡方面采取“伤多恤重”的原则;对肇事者问题,则由彼此各自拿凶惩办,最后方于次年正月十六日(1887年2月8日)达成协议,而将此一宕延半年之久的争端解决。(41)

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日本为向中国示好,特邀中国海军往访。五月二十日(6月26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开赴马关,经由内海前往东京。六月初四(7月9日),我驻日公使李经方率丁汝昌及六舰管带晋谒日皇,旋由其海部与外部各以茶会招待,而丁汝昌亦于其后在舰上邀集日本政要答礼。六月十一日(7月16日),丁汝昌率舰到横滨,招待日本国会议员。十二日(7月17日)访问神户;十三日(7月18日)访问长崎,顺阅日本各港口,然后返国。同年七月十六日(8月20日)日本舰队亦应邀访问中国,并至天津谒见李鸿章。此次中日海军互访,正值两国海军装备竞争之际,意义殊非寻常。自长崎事件后,日本震于中国海军装备的优良,尤其是为日人“畏之如虎”的“定”、“镇”两大铁甲战船,威力强大,最使日海军引以为忧。因之决定将其船只扩增,以与中国对抗。而在中国方面,则非但不以为备,提高警觉,反而自动地规定两年之内不准增购任何船炮。而且实际上还不止是两年,直到第三年的甲午战前也是一样。尽管中外人士一再地警告,而北洋舰队的右翼总兵刘步蟾也曾以为“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添船换炮不容稍缓”,提督丁汝昌以之报告于鸿章,鸿章以之上奏于清廷。可是清廷却仍以修建颐和园为重,借口“饷力日绌”,而批示“遵议暂停”。(42)此实为东北亚海权兴衰之一大关键。从李鸿章次年(光绪十八年,1892)与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信内,可知他对此一问题,已早有预感。

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定”,“镇” 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三十四生特大炮,并(系)快放炮。处处胜我一筹。现在英订购之头等铁甲舱,又是何项形式?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43)

光绪十九年(1893)北洋海军又曾应邀派舰至那霸访问琉球,而日本之“松岛”四舰亦曾再度访问天津,受到李鸿章的款待。但这已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双方不久即将在战场相见。(44)

(六)访问南洋宣慰侨胞

北洋海军每值北方冰冻之期,例行驶往南方避冬,并从事操巡训练。活动范围自中国之华东、华南沿海港口洋面,至南中国海及南洋之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以资保护华侨。而各地侨民亦期中国舰队亲临访问,以增荣耀,尤以新加坡为甚。计北洋舰队曾经三次抵达叻埠(新加坡):一在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时中国在英德各厂定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回华,途经新加坡,特别停留数日,以供华侨参观。二十九日晚(11月14日)我驻叻埠领事左秉隆特为设宴欢迎,邀集舰中执事及叻地官绅参加。与宴者计有柔佛国苏丹、中国委员总理接舱事宜提督琅威理,“致远”管驾兼管营务处,并理支应饷事邓世昌、“靖远”管驾叶祖珪、“经远”管驾林永升、“来远”管驾邱宝仁、游历新洲进士工部主事刘安科,以及美、德、意、西、日本驻叻领事;在华绅方面则有新加坡甲必丹兼充暹罗驻叻领事陈金钟、黄江永以及中国驻叻副领事左棠等二十人。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自七时开始,至十时方散。(45)

十月一日(11月16日)柔佛苏丹率同其参政大臣前往中国之“靖远”战舰拜会琅威理,并参观各舰。离船时“靖远”特发炮二十一响欢送,苏丹大感高兴。是晚,叻埠华绅人等因为“不忘宗国爱戴情深”,特于市郊之树林园举行公宴,欢迎琅威理及余思诒与各船管驾等。中国驻叻领事左秉隆及柔佛苏丹与参政大臣亦被邀参加,由绅商陈金钟、陈明岩、吴进卿、黄文德等主持。叻市各报记者亦应邀参加。园中陈设辉煌,并特雇普之如意班及英国鼓乐队在园演奏。席间主席陈金钟首沿西例向中国大皇帝致敬,并对贵宾表示欢迎,又相继起颂英皇及柔佛苏丹。而琅威理、参政大臣及中国领事则起立答谢。由于琅威理不谙华语,特由邓世昌加以传译。在致词时,琅威理特别强调:中国海军已有自行操纵船炮之能力,欧人动谓中国之管驾官如无西人以辅之,即便不能驾驶,则属偏见。实际中国各管驾才干甚优,现在中国、高丽一带战船均由华人自行驾驶,并无西人在内。又谓此次诸战舰由欧回华沿途行进稍缓者乃以拖有鱼雷船一艘,所以加意谨慎,以免中途或有他虞。以琅氏之见,中国海防已渐加强,旅顺口一带实为天险之区。现中国正在建筑炮台以资防守,是则不惟一国之船难以攻入,即合二国之船,亦恐无奈之何。以俟中国各口均已次第整顿,严设守御,将来敌船若攻中国恐有甚难,“盖十年前中国与今日之中国大有不同。若再阅十年二十年必可与各大国争雄于天下也。中国情形,先如睡而后如醒,整军经武,昼夜不遑,而其存心非欲结怨于人,抑或食人土地也。不过欲以自强起见,保护吾(人)民耳”。(46)琅威理受聘于北洋海军迄已两载,此言固不免有客套之辞。但亦可知其对于鸿章经营海防印象之深及对中国海军寄望之殷。

二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四月三日(闰二月十四),计有“定远”、“镇远”等六舰由提督丁汝昌率领。此次之抵叻访问与前不同。前者“定”、“镇”二舰自德回华,及“致”、“经”四舰归国,皆系路过,此次则为北洋舰队成立后奉命正式出巡,慰问华侨;故叻埠侨界尤为感奋。舰队停留一星期,除登岸拜会英官之外,尚于每日八时至四时之间,准许华侨登舰参观。同时中国领事馆方面亦特联合商民举行餐会,表示欢迎。席间由领事左秉隆致欢迎词,并代表侨民对政府之派舰访问,表示感谢。丁汝昌旋亦代表政府对侨民加以慰问。并对“我中国旅叻之人一片忠爱之心,不忘君父”,深为嘉勉。其他叻埠英官及粤商、潮商、闽商亦分别邀宴,热情感人。而该埠华报也以大幅报道,并发表专说。如在是年四月八日的《叻报》上即有如下的一篇社论,极言:

凡我华人……瞻汉家之仪制,睹宗国之旌旗,殊足令人气宇为之一扬,……而瞻望者亦为之色舞眉飞。此为中国振丕之征,……华人虽异地栖迟,而其心志尚下忘故国(也)。(47)

自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后,其他南洋各地华侨,亦相率热烈期待政府派舰至其居留地访问。至十九年八月(1893年9月)寓暹(泰)华商且曾公举梁松岩为代表,到新加坡请求总领事黄遵宪代为转达。因之鸿章乃乘舰队南下度冬之便,再度令丁汝昌率舰六艘,前往南洋宣慰华侨。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二十六日首抵新加坡,三月十二日转赴麻六甲(满剌加),槟榔屿各地游历,然后再经新加坡返国。至于暹罗则因其时正与法国发生纠葛,未便成行。不虞当舰队返国时,朝鲜的东学党之乱已在日渐扩大。至五月七日(4月3日)海军参加第三次校阅之后,这支舰队即于七月间投入黄海战争,并于次年之初遭遇到毁灭的命运。(48)

【注释】

(1)醇亲王之创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自然有为建园筹款的用意,但也不排除他之培养满洲海军人才之目的。

(2)英国驻华舰队(China Station)副司令哈米顿及法国远东舰队提督理尧年对李鸿章之称美,为二人在烟台晋见醇亲王时所作。认为中国舰队之初具规模皆李之功。并以为他对军事与外交,都有很丰富的经验,且有进步的思想(a man of progress)。见The Nort China Herald,June4,1886,p。592。

(3)按李鸿章与醇亲王在此之前,关系似乎不深。但在此后关系,则极为密切,超过他以前与恭亲王的关系。所不幸的是,他们都过分地阿谀了慈禧,以牺牲海军而对之取悦,影响晚清的政局殊钜。关于此点,本文下章之中尚拟再加讨论,在此从略。

(4)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28,1886,p561。

(5)奏调山东登莱水师306人,官弁4员,师船8艘,事见光绪六年九月四日,李鸿章奏(操演水兵备用折 )。《奏稿》,卷38,页32—33。惟经挑选结果,仅留袁培英等官弁2员水兵176名,其余130名均遣回山东。

(6)练勇学堂见《奏稿》,卷70,页7—8、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日人学堂加费书识加粮片)。按此时之练船为“康济“及“威远”,每船分拨练勇200人,余留屯船。

(7)分见《北洋海军章程》,册3(升擢 ),及册6,(简阅)

(8)分见《李鸿章全集》,(电报〉2(上海人民出版社,陈凤章、虞信棠、汤中仁合编,1986年11月),页66、68、73、86、89、94、97、101、109。

(9)按巨文岛即济州岛(英文名为Hannltonl.)。1885年5月英为阻俄南下,曾一度将之占领,引起一阵交涉。俟俄保证不占该岛后,英军始行撤退。

(10)见故宫博物馆:《文献丛编》,第8辑,页20,(醇亲王奕澴致军机处尺牍 )。按据此一牍,醇王颇有“坚壁清野,陆路设伏”之议。但至战后,却又“议建海军“。见国史馆刊:《清史稿校注本》(1988年),册10,页7862,(醇亲王奕澴本传)。

(11)参看天津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1886.5.16,No.4698;5.22,No.4704。谢世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1994,北京),页661—663,(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12)按此六国驻津领事为:法国领事、天津领事团代表M。 Ristehueber、美国领事Mr。 Bromley、 英 国领事Mr。 Brenan、日本领事Hanado、德国领事Dr。 Leuz、俄国领事Mr。 Shishmanoff。醇王与法国领事谈话较少,仅约略谈及M。 Cogordan's late negotiations in Tientsm,并问及他在朝鲜的外交工作。与美国领事谈得较为愉快,并希望美国于华侨能善意相待。对于英国领事则向他表示英国政府允许其皇家海军来华协助之感谢。与日本领事则强调中日两国应和平友好,并对伊藤博文至津与李鸿章协商事表示高兴,希望能借此作为两国和平与友谊的保证。对于德领事则特别询及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 von Brandt)的健康情形,希望他多保重,同时也对巴氏促进中德外交表示感谢。对于俄领事则询以能否操中语?又询及近年中俄茶叶贸易状况(参看# North China Herald,June25,1886,p。671。转载 The Shi Pao,Prince Chun in Tie

(13)参看《北华捷报》( 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14,1886.p.50; May28,1886,559,561—562;June4,1886,p.592.按英国之远东舰队共有大小十艘军舰,是即“Audacious”(旗舰),Ironclad,14guns,Vice Admiral R.N.Hamilton,Capt.Harris;“Constance”,14guns,Capt. Dacres;“Campton”,14guns,Capt. Powlett;“Cleopatra”,14Capt. Keppel;“Leander”,10guns,Capt. Dunlop;“Pegasus”,6guns,Acting Commander Forquhar;” Wanderer”,3guns,Capt。 Churchill;” Firebrand“,4guns,Capt。 Dickson;net”,5guns,Capt。 Marrack;” Swift”,5guns,Capt。 Bromley。法国五舰为:旗舰(“ Turenne”,Ironclad,16guns,Adm。 Rieunier,Capt。 Dupuis;“ Roland“,15guns,Capt。 M er;“Sagitaire”,5guns,Capt. Krantz;“Vipre”,6guns,Capt.de Lapeyrere ;“Primauguet”guns,Capt。 Bug(The North China Herelid,p.559.May.28,1886)。

(14)参阅光绪十二年五月《德宗实录》,奕澴奏折,《李鸿章年(日)谱》,页201。另光绪十二年(1886)之《万国公报》亦曾将《北华捷报》之报道分别为文加以介绍。又见1900年《通报》(Tun Pao)2:1,p.143;大正八年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市)亦刊译于《支那外交史》,p.122;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海《申报》之(醇亲王之出巡报道);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

(15)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28,1886,p.559.

(16)朱一新:《佩弦斋文存》(葆真堂藏版,光绪廿一年刊),卷首,页27上——28上,光绪十二年八月廿七日人。豫防宦寺流弊疏)。

(17)国史馆:《清史稿校注本》,册13,页1048一1049,(朱一新本传)。

(18)李鸿章:《奏稿》,卷70,页44一45,(出洋巡阅折)。

(19)李鸿章:《奏稿》,卷72,页1——4,(巡阅海军竣事折 )。《李文忠公尺牍》,卷20,页14,18—19。

(20)杨家骆主编:《中日战争文献汇编》(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册7,页544, (中国蔡康劄记),美国林乐知摘译。人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并序)。关于此次校阅见《奏稿》,卷78,页13—17,(校阅海军竣事折)。

(21)按鸿章曾经生病两次:一在光绪十五年,九月初,因赴唐山查勘铁路蒙受风寒,牵动腮腺,左目浮肿,眦赤流泪不止,口角呐斜,饮食语言均有艰涩,久医无效。道路传言,病势沉疴,难以治事,朝廷曾一夜拟调两江总督曾国荃北上署理其职务(见《尺牍》,卷5,页69—70,(复张于青张之万仁兄亲家 );又见光绪十五年二月四日《叻报》)。后为国外科医生艾尔文(Dr.Irwin)所治愈。一在光绪十七年(1891),在出海校阅回津之后,因受风热,半月后忽又触发旧疾,“卧床淹旬“始为渐愈。《尺牍》,卷7,页556(复山东张朗斋(曜))。

(22)按此时朝中人才凋零,鸿章几为清廷唯一搢柱,所负军事国防责任尤重。陆军方面除淮军旧部及亲军护军之外,他如练军、武毅军、绥巩军、嵩武军亦归其指挥。海军方面,北洋之外,南洋及粤洋海军亦为其负责操练定期校阅。

(23)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光绪丁酉(廿三年),武昌刊本,卷4,页4——5。

(24)《周馥自定年谱》,卷上,页27。

(25)张佩纶:《涧于斋日记》,卷12,癸巳(光绪十九年)八月一日记。

(26)《李文忠公尺牍》,卷4,页12,〈覆徐承祖〉。

(27)《周馥自定年谱》,卷上,页27。

(28)《奏稿》,卷78,页17。

(29)《中日战争文献汇编》,册7,页543(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

(30)戚其章:《北洋舰队》,页209,附录3,(一、谷玉霖口述)。

(31)见戚其章:《北洋舰队》,页229,西人称水手或水兵为bluejacket,并非中国为特殊。

(32)参看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页462—469,号衣图式,及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二局:《清国海军编制》,页54—60,(服装)。“按北洋海军服装丁汝昌于光绪八年即已制定,见《北洋水师号衣图说》,而马建忠其后可能又略加修订。

(33)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光绪八年(1882)记。

(34)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纪行》,〈记行〉,卷6,页2、8、10。按马氏为留法学生,对于海军颇为注意。关于北洋海军之国际交接礼之记载可能于光绪五年,北洋设立水师营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之时。

(35)分见《北洋水师章程》;李鸿章:《朋僚函稿》,卷17,页5—8;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36)崔国因(驻美公使):《出使日记》,页32(《小方壶与地丛钞》再补篇,卷12),光绪十六年二月廿七日记„

(37)分见李鸿章:《电稿》,卷13,页12—14(寄译署)。按派驻上海者为“经远”与“靖远”二舰。

(38)参看故宫博物院藏《清史稿》,( 邓世昌本传);连横:《台湾通史》(台北,幼狮书年,再版),页348,(抚垦志)。“按:邓世昌时为“致远”舰管带(舰长),陈金揆为“致远”舰帮带(副舰长),刘冠雄为“靖远“舰帮带。

(39)分见李氏:《电稿》,卷12,页50—52;卷13,页1一7,(寄译署)。按此次行刺俄储者为一日本警察名为津田三藏。俄储生于1868年,1894继位为沙皇,是为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1917年大革命废黜后被绞杀。

(40)参看李文忠公:《电稿》,卷11,页27—3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册,693—698、761—782;第2册,页803—805。

(41)参看拙著:(人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7年),第5期,页235—378,后收入《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147—198。结果日方给予中方抚恤金52500元,中方给日方抚恤金15500元。

(42)窦宪一:《李鸿章年(日)谱》,页231;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记。

(43)于式枚编:《李文忠公尺牍》,卷25,页69,光绪十八年九月六日(复钦差大臣日本国大臣汪芝房七月十三号函)。

(44)中国舰队访问琉球事见中岛真雄编:《对支回顾录》,昭和十一年三月,东京,下卷,页519,(恒屋盛服君)。

(45)《叻报》,1887年11月4日(兵船来访);11月17日( 冠裳盛会)。

(46)光绪十三年(188711月18日《叻报》,(公酬兵官〉。

(47)1890年4月8日(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九日),No.2509,(观中国巡叻战船社说);Singapore Free Press,April3,1890。

(48)《叻报》,1893年8月3日;1894年3月6日、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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