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日海权的争夺与北洋舰队的倾覆第一节 中日海军建设的竞赛
与其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偶然巧合，不如说是中日关系演进中的一个必然发展。正当19世纪后半中国艰辛创设新海军的时候，近在东邻的三岛之邦日本，也在为创设新海军而与中国作平行的竞赛。由于中日创建海军具有类似的历史背景，最初的动机都是为了要维护海防的安全，抵御西方海权国家的侵凌。可是后因日本的蓄意向外扩张，犯台、并琉、侵韩，演变成中日海权的争夺与对抗，终于爆发成为中日的甲午海战，而使此一冲突达于高潮。
一 中日共同的建军背景
（一）闭关与开关
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西欧各国自15、16世纪地理的“大发现”（Great Discovery）之后，竞向海洋发展，争夺商业及殖民地。经过二百余年的演进，至19世纪中叶，其在海上的势力已经如日中天达到高峰时期。而在东亚的中国与日本，却因长期的与世隔离，在海洋的发展方面大为落后。中国的禁教闭关是从清代的雍正元年（1723）开始；而日本的锁国则是在其明正天皇的宽永十年（1633），比起中国的闭关还早九十年。中国的门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打开；而日本的门户则是在孝明天皇嘉永六年（1853）黑船事件被美国所开放，其时间比较中国晚了十一年。中国的闭关长达一百二十年，日本的锁国长达二百二十年，较之中国多出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在《南京条约》后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为条约港（treaty-ports），对外通商。日本在《日米亲和条约》签订后，开放下田与函关二 口为条约港对外贸易。
（二）挑战与回应
中、日两国的门户虽然先后被英、美海权国家打开，使西方的势力进入中、日两国。但因中日两国长期的与世隔绝，彼此互不了解其文化背景，因此龃龉时生，冲突不断。而在西方炮舰政策（gun-boat policy）的威力下抗争的结果，终于只有宣布失败而屈服。非但无法应付西方的挑战，反造成更多的损失与耻辱。赔款、道歉、增开商埠、订立不平等条约等相继而至，旧的屈辱之上又加上许多新的屈辱。可是却因为海军的落后，亦惟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不过，也正因此种巨大的刺激，亦使中国与日本同样地觉悟，认为只有加强海防，建立海军，才是救亡图存的惟一出路。例如日本的仙台藩士林子平，即于天明六年（1786）提出其《海国兵谈》，主张制造大炮军舰，修筑海岸炮台，以防俄人的入侵。(1)而中国的湖南学者魏源，也于鸦片战争之后辑成《海国图志》，呼吁政府设立新式的船厂炮局，创设新式海军，“师夷长技以制夷”。(2)从他们的书中都提出一个“海国”的新观念，即可看出一个新的海国的时代将降临亚洲。同时从他们所倡导的“国防论”或“海防论”，也可以认识到中日两国先觉志士们所透露之东方民族抵抗西方海权的共同心声。
（三）中曰海军发展的比较
中国海军的发展已如前述，至于日本方面，甲午战前的日本海军发展可以分为幕末时期及明治维新时期两个阶段。以下即分别予以概观，借与同一时期的中国海军发展作一简括的对比。
1.幕末时期（1853—1867）
（1）新式船炮之购买：日本四面环海，虽于17世纪施行锁国政策，陷于孤立，但仍不能摆脱外力的侵扰，而长期地拒绝其通商的要求。除了俄、英及美国一再地派船叩关之外，荷兰国王亦曾数度遣使劝告日本实行开港。可是德川幕府却总是犹豫不决。直至1850年美国国会决议迫使日本开国，以便其在东洋的发展，始于1853年派裴理（C.Perry）率舰打开日本门户。(3)在此外国强大的压力之下，幕府自不能不正视日益严重的海防危机，而采取紧急的对策。除命令沿海诸侯加强防守之外，并于1842年及1849年分别任命高岛秋帆及金根曾三郎模仿西洋炮术铸造铁炮；1853年又解除大船禁造令，设置浦贺造船所。模仿西洋轮船，制造成“凤凰丸”，而于次年下水。同时，在政府的命令之下，其他藩侯如佐贺、萨摩、长洲、土佐等也先后设立造船所，仿造汽船。虽然因为技术缺乏，资金不足，所造之船多不合用，但也掀起一阵造船的风气，而使其国民认识到轮船的重要，(4)奠立日本造船业的基础。
在仿造洋船的同时，幕府及诸藩也积极地向西方国家购买新舰。嘉永六年（1853）幕府首向荷兰订购战舰二艘，但因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的影响，未能如期交舰。安政二年（1857），(5)荷兰政府特将其战舰一艘赠与日本幕府；此舰原名“斯姆宾克”号（Soembing），次年方易名为“观光丸”，成为日本所拥有的第一艘现代战舰。该舰乃以荷兰国王威廉三世（WilliamⅢ）之名相赠，为一艘明轮（paddle wheels）的蒸汽船，长二十九丈，宽五丈，配有大炮五门。逾年（1857）前于荷兰所造的兵轮第一艘到达长崎，命名“咸临”；1858年另一艘亦到，命名“朝阳”。(6)同年八月，英国女皇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也因〈纪念日英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之签订，而以“帝王”号（Emperor）汽船相赠，旋改名为“蟠龙丸”。该船排水量370吨，60匹马力，装炮4门。至是日本已有新式蒸汽战船4艘，但仍觉不够需要。接着又分向英、美各国购进“太极”、“云扬”、“三邦”、“春日”、“第一丁卯”、“富士山”等多艘。计至幕末时期，幕府已拥有荷、美、英、德所制之战船9艘；其他类英、美、德制船只25艘；诸藩向荷、英、法、美所购之船只77艘，合起来计有百余艘之多，而其国内仿制之25艘，尚未计算在内。(7)
反观同一时期之内的中国船炮购置，即与日本无法相比。不错，早当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为抗英军也曾于道光二十年（1840）在粤东向美商购置到一艘英国船，叫做“甘米力治”号（Cambridge，或译为“剑桥”号），这艘轮船排水量1200吨，林氏将之安炮34门，改装为兵轮，成为近代中国所拥有的第一艘战船。其后广东的洋商伍敦元又曾向美国购买洋船一艘，潘绍元则购得吕宋（西班牙）洋船一艘。潘仕成虽仿造洋船一艘，但因不久战事停顿，清廷对于其事的漠不关心，遂使此时的购船与造船运动，亦因之销声匿影。(8)
此外，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上下也曾展开过一阵子研制西式船炮运动。虽然曾经获得不少的成果，可是同样地也是因为清廷的不加注意而没有继续。(9)
西洋船炮再度引起朝野的重视是在太平军时期，当湘军与太平军水师在长江中下游展开激战之时，清廷亦曾三令五申，谕令广东及江苏督抚设法购买火轮船及开花炮，可是却以种种困难始终无成。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于安庆设立军械所，命人试造轮舰失败；其后左宗棠在杭州也遭遇到同样的困难，皆证明自制轮舰的不易。与曾国藩在安庆试造轮舰的同时，中央政府的军机大臣文祥，也曾独具只眼地命英籍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订购一批兵轮，计大小七艘。这一批兵舰本来可以作为近代中国海军的雏形，可是却因为英人妄图操纵而遭受退货。痛定思痛，这才于底定太平军之乱以后，决定创设江南制造局（1865）和福建船厂（1866）。可是在时间上已经拖延了三十余年。计自鸦片战后至太平天国底定，三十多年之间中国自造的近代兵轮战舰完全付诸阙如。而向外购买的也只有“剑桥”（1840，林则徐）、“威林密”（1862，曾国藩）、“长胜”（1865，福建购）、“靖海” （1865，原为英船“古董号”，因走私被福建没收）、“海生”（1865，李鸿章）、“伏波”（1865，杨鼎勋，淮军将领）、“福源”（1866，福建）、“华福宝”（1867，沈葆桢）、“澄清”（1866，粤督瑞麟）、“绥靖”（1866，瑞麟）、“飞龙“（1866，瑞麟）、“镇海“（1867，瑞麟）、“镇涛”（1867，瑞麟）、“安澜”（1867，瑞麟），其来源或购自香港、上海，或购自英国、法国。其用途大多为听差、军报，或巡海、捕盗。一般而言皆是非战斗性的木质汽轮，而并非战船。比起同一时期的日本购船、造船情形，实在相差远甚。(10)只有制炮方面，由李鸿章先后所创设的“上海炸弹三局”（1863）、“苏州机器局”（1863）、“金陵机器局”（1865），还可能与日本早期的长崎制铁所及横须贺制铁所在伯仲之间。(11)
（2）新式造船厂的设立及海军人员的训练：日本的第一座近代造船所于1853年11月设于浦贺。同年12月，幕府又于江户的石川岛设立另一座造船所。其模仿西洋式样所造的“凤凰丸”，即由浦贺所制成，长40米，宽9米，但在技术方面却为荷兰人所指导。次年因俄船“狄亚那”号（Diana）在日本伊豆沉没，为了帮助俄人回国，允其在伊豆的君泽村制造新船，日本人方才乘此时机跟从俄人学得一些欧洲造船的技术。当时俄人共造两桅之纵帆船（schooners）三艘，后来日本船工不断地仿造，因此号称为“君泽型”（Kimi Zawa），(12)成为日本近代造船的先驱。
1855年10月，幕府为了修理洋船，复于长崎设立一座修船所，全部计划及建造皆出于荷兰人之手，机器也由荷兰所购买。该厂于1861年竣工，是为日本依照西式所建的最早造船厂。1863年幕府又向荷兰采购造船机器，建设长崎军舰所，专造小型汽船；是为其后立神第三船坞的前身。1865年幕府又与法国合作，在横滨设一制铁所，由法海军工程师韦尼尔（Mr.Vernet）主持，因横滨的地理位置与法国的土伦（Toulon）军港相似，使横滨日后成为日本海军著名的军港。(13)
除了设立西式的造船厂之外，幕府对于新的海军人材培养也非常地重视。自德川决定开国与国际交往之后，即决心创建一支西方标准的海军。特别是当荷兰所赠“斯姆宾克”号（Soembing）于1855年6月抵达长崎的时候，日本因为无人能够驾驶，因而发现非建立一所海军训练学校不可。于是乃采荷兰领事克提斯（J.H.Danker Curtius）及荷兰海军军官费比斯（G.Fabius）之议，于是年10月设立长崎海军传习所，并将“斯姆宾克号”改名为“观光丸”，作为该所的练船。这座海军学校实可以说是日本新海军的摇篮，教习全由荷兰招聘而来，其中包括一名海军军官（Pels Rijchen），及22名海军士官（noncommisioned officers）。学生则由幕府及各藩保送的藩臣与藩士而来，计180余人，分别学习驾驶、制造。依照规定，学生修业年限为二年，他们必须接受各种技术训练，所修科目包括航海、造船、炮术、测量、轮机、枪炮、算学等。此外还有一些苦不堪言的实习课程，尤其注重海军精神的培养，将忠君爱国勇敢尽责的武士道与新海军训练相结合而陶冶为近代日本的“海军魂”，(14)实可谓为日本海军教育的一大特色。
1857年首届学生毕业，其中幕臣胜麟太郎，肥田藩的滨五郎，萨摩藩的五代友厚、川村纯义，肥前藩的佐野常民、中牟仓之助等，对于创立日本海军均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胜麟太郎（亦即胜安房，号海舟），对于海军的提倡最为有力，号称为日本的“海军之父”。1857年第二期招收学生38人，同时第一批荷兰教习也返国而换成另外一批新人。该批教习以卡狄克（W.Huyssen von Cattendiike）为首，计有38人。1859年，长崎霍乱病流行，造成大量的人死亡。适以第二届期满，荷教习遂乘机返国。接着长崎传习所亦因幕府政策改变而行关闭。由于长崎时期荷兰教习的四年严格训练，日人已可操纵任何类型的船只而不用外人之助。故当1860年日本遣使赴美交换商约时，其所乘坐的“咸临丸”即由胜海舟率领人员所驾驶。仅有10名美国的军官与技师担任修理，中经37天的艰苦航程，终于到达美国的旧金山海港。是时距裴理率船叩关只有八年，此举颇使美国朝野讶异(15)。
在长崎传习所关闭之前，幕府曾于1859年在东京附近的筑地设立一所新的海军学校。四年后（1863）接受胜海舟的建议，在神户复设一个操练所，但不久之后即为停办。筑地传习所为了加强海军的实习，特将自美国购回的“富士山丸”改为练船，规定传习生每年必须接受四个月的严格海上训练，并于1866年特别聘请以巴瑞（Bari）为首的四名意大利海军军官担任指导。继而又因法国人的推介，而于1867年改聘德理塞海军中校（Commander Tracey）等十二名英国军官为教习。但因不久内战爆发而使学业中辍，而英国教习亦全部解聘回国。日本海军初由荷兰人教导，中间虽曾改换为意大利及法国人，终究还是改受英式训练，这自然与英国海军执世界之牛耳大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神户传习所（兵库海军塾）虽然成立的时间不久，可是在胜海舟及土佐志士阪本龙马的主持之下，却培养出一批新的海军人材。这些人材以西南各藩的人为最多，日后的海军大将伊东佑亨、外相陆奧宗光，都是著名的人物。(16)
另在海军制度方面，幕末时期也已开始建立。1853年黑船事件后，幕府鉴于海军制度的重要，特命老中阿部正弘担任海防工作，并以永井尚志为海防官，策划海防事宜，是为幕府海军制度的发轫。1859年创设海军奉行（相当于日后之少将舰队司令官）制度，任命永井尚志担任奉行。1863年改奉行制，设“陆海军总裁”，作为主管全国海军的长官，是为海陆军总裁制度。次年为专门管辖海军职掌，特置“海军总裁奉行”，1865年复改称为“海军奉行”。1866年又于奉行之上另设总裁，而成为“总裁制”。1867年6月，幕府接受法国公使罗希建议，模仿外国官僚制度，将原有老中职务分担制度改设为“海军总裁”、“陆军总裁”、“国内事务总裁”、“会计总裁”及“外国事务总裁”等。但海军总裁一职却仍由老中所兼任，相当于日后的海军大臣。其中分置海军副总裁、海军奉行、军舰头（舰长）、军舰头并（副舰长）、军舰役（轮机长）、军舰役并（枪炮官）等官，日本的海军军制至此已经具有雏形。(17)
由上所述可知幕末时期日本对于海军的建设是如何的努力，其后虽然发生一连串的内战，使其成绩大部破坏，但在人事与制度及设备等方面，却奠定明治时期新海军的基础。尤其是在海军人员方面，因在内海作战中获得不少实际的经验，对于其后的日本海军实地的作战实大有裨益。(18)
毫无疑问的，如与同一时期的中国比较，日本的海军发展仍然是占于优先的地位。因为在1840至1868年将近三十年的宝贵岁月中，由于清廷的昏聩及内战的影响，中国的海军建设已远落日本之后。在造船方面，直到1865年9月方于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6年10月于福州设立马尾造船厂。在船只方面：至1868年始由江南制造局生产一艘明轮“恬吉”号。在海军留学方面，日本早在1862年已派遣海军学生留学荷兰；中国则到1872年始派幼童留美，可是却并不是为学海军。至于海军学生之派遣，则迟到1877年方才成行。他如海军制度方面，则几乎全部付诸阙如。尽管中外一再地呼吁海军中央化，应由朝廷设立专官负责全面的海防与海军事务，可是清廷却始终犹豫不决，越趋不前，而未曾采任何进一步的措施。(19)
2.维新期间（1868—1895）
王政复古之后，日本的海军发展虽然迈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但其经过却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一因统一之后内政外交百废待举，需款浩繁。二因工商业落后，财政支出非常困难。三因政府采取“陆主海从”政策，海军得不到足够的经费。不过，在明治天皇的高瞻远瞩及一般热心海军的人士推动之下，日本的海军仍能维持稳定而持续的成长。
（1）维新前期的日本海军发展：大体仍沿幕末之旧，依然着重于建基工作；其时期约自明治元年（1868）至明治十八年。在此十八年之内，日本海军建设的重心大体以建立法规制度、训练各科专门人材为主，至于舰炮军械的装备尚在其次。在制度方面，最主要的是实施海军中央化及海军的专业化，不仅将海军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以便作全方位的策划，而且注重于专业人员的任用，将海军交与专门训练的人员主持，以便发挥其所长。在此一原则之下，明治元年一月，首先设立军务官，管理全国的海陆军事务；次年七月废军务官，另设兵部省，分置陆海军总监，管理陆海军事务。决定海军采英国式，陆军采法国式（普法战后又改采德国式）。兵部卿由栖川宫炽仁亲王出任，海军方面则由川村纯义为少辅，(20)掌管一切海军事宜。其下则设立秘书、军务、造械、水道、会计等局，及兵学寮、造船司、水兵部、陆战队、海军提督府等机构。于此可知，在此短短的三年之内，兵部省对于各种法规制度，均已建立一个基础。明治五年，政府又采纳“明治建军之祖”大村益次郎的建议，将兵部省废除，分设陆军部与海军部，而以号称为“日本海军之父”的胜安房（海舟）为首届的海军卿（部长），自此海军摆脱陆军的牵制而独立发展。其后又曾先后设立海军参谋部（1889）、海军军令部（1893年改海军参谋部而成），使军政与军令分开，自是海军制度更趋健全。(21)
在人材培养方面，最主要的是海军军官养成教育的实施。明治二年（1869）与兵部省设立之同时，特在东京的筑地设立一个海军训练所（次年改称为海军兵学寮），继承幕府时代重视海军教育之传统。学生来源仍由各处藩侯所选派，年龄限于十八至二十岁：大藩五名，中藩四名，小藩三名。甚至天皇在其后也派其皇族栖川宫威仁亲王（明治七年）、小松宫依仁亲王（明治八年）等进入海军兵学寮接受海军教育，借以显示他对海军的重视。
海军兵学寮长（校长）由川村纯义兼任（次年交与中牟田之助），学生四十四人，后之海军名人山本权兵卫及近藤真琴、东乡平八郎，皆曾肄业其中。明治三年一月十一日举行始业式，正式开训。除各种学科之外，仍重海上实习，先后以“千代田”、“龙骧”及“虹桥”等号为训练舰。航海、轮机、操炮等教习皆从英美延聘而来，尤以英人为多，计有三十四人。除此之外，日本并于明治四年（1871）派遣海军学生十六人前往英、美，分习轮机与驾驶，而东乡平八郎即系此次留英学生之一。其后在日俄战争时（1904—1905）率领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因而闻名于世。不过日本海军虽在初期依赖外人协助训练，可是一旦以为自己可以掌握海军的技术，随即于明治十年将所有的英国教习辞退。这种依靠自己而不仰赖他人的精神，实较中国之长期借助外人高明。(22)
海军军官教育之外，尚成立海军陆战队军官学校（明治四年十月），招募青年入学训练。为了扩大水手兵源，并于明治六年（1873）命各镇守府设置训练所，负责新兵教育工作，其后水兵团之训练即源于此。
在此一时期，日本人不但注意于海军士官的养成与训练，同时对于武器与弹药的改进也不断地加以研究。明治三年七月成立兵器司，于石川岛筑机械工厂。六年建鹿儿岛大炮制造所；七年合并二者成立筑地海军兵器制造所（小田原海军兵器制造所）。八年五月设海军兵器局，为了学习造炮术及炼钢术，并特派人前往德国克虏伯造械厂（阪元俊一）及英国的安氏造船厂（阿模士庄）（原田宗助）受训。归国后不久即使日本的造械事业大为推展，除了可以自行生产各式枪械、子弹、机关炮外，还研究出各种大小口径的速射炮。与此同时，曾经前往德国学习鱼雷及发射管的坂东喜八，也完成制造14英寸鱼雷二板，及装载于“秋津洲”号上的鱼雷发射管两座，这两种装备都在日后的甲午战争中发挥重大的作用。(23)
在军舰的装备及组织方面：此一时期似无太大变化，主要则偏重整编与训练，故无突显的成就。明治初年的兵部省时期仅有外购成船14艘，自500吨至2000吨大小不等，合计约12352吨。明治三年曾经编成东海岸、西海岸及南海岸三个小型舰队，作为保护海防之用。四年又将之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常备舰队，并于同年十月制定《海军概例》，将有关舰队事项详加规定。不过，为了充分发挥军舰战力，亦可弹性运用，将军舰不分大小而编成一个联合舰队。明治五年（1872）海军省成立之初，军舰仍为14艘，外加运输舰3艘，合为13832吨，海军官兵2641人，而其常年经费亦不过186万余日元。海军方面虽然不断有人提出扩张之议，均因经费无着而成画饼。不过，在一些有心人士的推动之下，却终于决定向英国订购铁甲舰三艘（明治八年，1875）是即为“扶桑”、“比睿”与“金刚”。“金刚”、“比睿“各为2284吨，共1721094日元；“扶桑“3777吨，1394744日元，合起来共计3115839日元。以当年的（1877）海军年度经费而论，全部仅有316万余日元，而三舰的购费几乎占其全部。再就当时全国的总预算而言，三舰的购费也占去12.6%，于此可知其决心与气魄。除了三舰之外，日本人也曾自己仿造铁船二艘，是即为“清辉”与“平城”，不过体型都较小。“清辉”887吨，“平城”936吨，自然无法与“扶桑”等三舰相比。明治十一年，“扶桑”制成，返回日本，当时留英学生东乡平八郎亦随舰回国，至是日本已具有铁甲舰三艘。明治十四年，日本又向英国购买鱼雷舰四艘，并且设立了鱼雷术训练所。明治十七年日本海军改编，成立“大型”、“中型”、“小型”三支舰队，各置司令长官担任指挥，自是其海军战力已大为成长。(24)
（2）明治海军扩张：约自明治十九年（1886）至明治二十七年，自明治十九年起，日本海军的发展迈进入一新的阶段。至其幕后的推动力，日本史家则多归之于中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抵日访问。如《日本海军史》的编者即言：“（明治十九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海军史上一件重大事件，那就是中国满清政府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率‘定远’、‘镇远’等四艘主力舰访问长崎港，此举一方面使日本政府及人民大为震惊，同时也夸示了满清海军之威力。表面上是亲善访问，实际上则是具有示威性的海军实力展示。北洋舰队这次来访，无论在政治或外交层面上，或就日本海军发展过程而言，确实是一件值得特别记述的重大事情。”(25)
其实，此处所言根本即与事实不符，因为丁汝昌此次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前往长崎，主要的乃是为了 “上油修理”。既非是到日本访问，也不是什么夸耀中国海军的武力而故意向日本示威。至于此次因水手与日警互斗而发生的“长崎事件”，更是造成中日邦交的不愉快事件。当然，无论事件的发端及经过如何，中国舰队的此次出现长崎，对于日本确有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因在军力的进退方面，日本鉴于中国“定远”、“镇远”形式新颖，威力强大，深感自力不如，于是遂决定添购新舰，扩张海军，以与中国对抗。而在海军的训练方面则由于此次的兵警冲突，也使中国海军风纪败坏大为暴露，因此使日人产生了 “中国海军不足畏”的印象。决定采取“速度优势”的战术，大力发展快船快炮的战略；凡此都对日后的甲午海战发生很大的影响。(26)
此一时期的日本海军扩张，除在制度、组织、训练及军械等方面续作改进外，最主要的便是军舰的购置。先是明治十五年（1882），岩仓具视曾经接受海军大臣川村纯义的建议，向政府提出一个八年海军扩张计划，预计增加大舰5艘、中舰8艘、小舰7艘、鱼雷艇12艘，合计32艘，用费2664万日元。但因财政困难，一直拖延至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始以北洋军舰队访日的刺激，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决心将之实施。次年六月，为了增加海军经费，特别发行“海军公债”，发行额每年1700万日元，预期三年，可得5100万。但以“军舰整备计划”预定要增加军舰54艘，总排水量66300万吨（是即所谓的“第一期军备扩张计划”），财力仍感不敷。于是明治天皇遂召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再度捐出皇室用费30万元作为补助，方得使此次海军扩张计划得以实施。除向英国订购“浪速”、“高千穗”；向法国订购“傍亩”（次年回日途中失踪），继又以法国赔偿向英订购“千代田”三艘巡洋快舰之外，并向英购得远洋鱼雷艇一艘，命名“小鹰”。但海军当局仍感不足，因为当时他们所有的最强的“扶桑”、“比睿”、“金刚”都无法用主炮射穿北洋海军中“定远”与“镇远” 二舰的护甲。为了克制中国海军的优势，他们特于明治二十年（1887）建造了三艘大的铁甲舰，号称为“三景舰”。前二艘名为“松岛”、“严岛”，全在法厂制造；后一艘名为“桥立”，采取法国的组件，在日本装配。这三艘军舰都是由法国著名造船专家白劳易（Louis Emile Berlin）专门替日本设计的。排水量虽不及中国的“定”、“镇” 二舰之大，装甲亦不及“定”、“镇”之厚，但在火力及速度方面却务求超过。除此之外，白劳易还受聘到日本，帮忙建造一批中小型的军舰，计共有“高雄”及“八重山”等多艘。日本海军之积极谋华如此，可惜中国却几乎如同醉梦，而毫无警觉性。朝野上下只知为慈禧建园、祝寿，而对于海军则无人加以过问。只有李鸿章及其属下几个人较为清醒，但势孤力单，仍难将醉梦之人唤醒。(27)
明治二十三年（1890），日本海军方面再向国会提出一个〈海军扩张七年计划书〉，主张保障国防安全，最低限度也要维持军舰总吨位在12万吨以上。现有及建造中者仅有5万吨，仍须补足差额再建7万吨，至于最后目标则为20万吨。但因经费庞大，国会却未予通过。经过数度的争议，直到明治二十六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方由天皇召开国务会议，对与会诸臣晓以大义，指出海军对于日本的需要。并且颁发诏书，再度允将内廷用费于六年之间每岁拨出30万补助。同时并还勒令政府官员于同年月间捐出十分之一，作为补充装舰费之用。众议院议员深受感动，乃重新使搁置三年的计划提出讨论，经修正后通过。此外，贵族院议员亦决定将其岁俸的四分之一作为制舰费的献金。利用这一批经费，日本决续向英国购买铁甲舰两艘；一为“富士丸”，排水量11750吨，一为“八岛丸”，11750吨。自制军舰二号，一是“明石丸”，2700吨，一是“宫古丸”，1800吨（分别由横须贺船厂及英国造舰所制造）；其他还有一条向英国购得的“龙田丸”。这些舰艇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未能参加甲午海战，但到日俄战争时却获得辉煌的战果。合上所述，讫至甲午战前，日本的海军兵力已有各种类型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合计55艘，总排水量63373吨。同时尚有6艘军舰（33330吨）及2艘鱼雷艇（165吨）正在制造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不但留意于军舰的购置，同时在军械方面诸如“下濑火药”、“山内速射炮”、“保式14英寸鱼雷”、“LBS测距仪”等的改良与使用方面，也都力求超过中国。(28)中国方面不用说对于上述的军械改良从来未有人留意研究，就是原先在军舰数量的优势，也被日本超过。本来在1891年时，中国的兵舰吨数尚居于世界第八位，高出日本一倍。但因其后日本急起直追，而中国却又迟滞不进，结果非但在吨位方面为日本赶上，而且在船速及炮速等方面亦落后于日本，让敌人获得了较大的优势。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岂仅是生物界，也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值得国人警惕。(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