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向外扩张的野心
（一）东方不列颠的狂想
日本之如此雄心勃勃，倾全国之力大整军备，一旦力量成长有机可乘，遂将其原本是“防卫性的战略”（defensive strategy），一变而成为“攻击性的战略”（offensive strategy）。此一转变的原因虽很复杂，但最主要的即是他们企图使日本成为东亚的霸主，乃至再进而为世界的强权。这个野心的具体表征便是模仿英国，成为“东方的不列颠”（The Britain of the East）。根据明治初期一位英国作家达伊尔（Henry Dyer）的记载，当他在1873年（明治六年）到日本访问时，凡是他所接触的政府官员及他的日本学生，几乎无人不以他们的国家能成为“东方的不列颠“为最高的愿望（the highest ambition）。(30)
英国以英伦三岛而影响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与外交，并以其强大的海军称雄于世界。日本的地理条件恰巧与英国相像，因而乃企图以英国为榜样，以扶桑三岛控制亚洲大陆，成为世界的强权；此一心态实属至为明显。同时从历史的事实亦可证明，这个目标已经成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国策，朝野上下，积极奋发，无不深信其不久即可实现。关于此一问题，英国的费什尔（Charles A.Fisher）教授曾有精辟的分析，认为日本梦想成为“东方不列颠”的目标虽然达成，可是结果日本却与英国有所不同，反而走向破坏远东和平的危险道路。(31)
（二）日本传统的侵华野心
日本成为“东方不列颠”的企图，正与其传统的侵华野心若合符节，互相配合。翻开一部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非常尖锐的对照，是即：在中国这方面，除于建交之始即主“推诚相待”和平共处，“永远相安”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反日”或“侵日”的记载。(32)可是在日本那方面，“侵华”、“并华”的呼声却自明末以至近代，几乎是史不绝书。远在四百年前，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1536—1598）在大举侵韩时（1592），其最终之目的即在远征中国，并声言“其征大明，虽非所欲，实乃天授”。降至德川中期，学者并河天民（1679—1718）在其《开疆录》中，又大倡“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另一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则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之内，也认为“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而幕末的维新志士吉田松阴（1830—1859）、桥本左内（1834—1859）亦有同样的论调。吉田松阴在其《幽囚录》内，不仅要使琉球、朝鲜向日本朝贡，并且还主张“北划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然后再进而并吞中国；桥本左内则以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至于明治维新初期的思想家、政治家，诸如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亦无不具有侵犯中国的野心，而尤以福泽谕吉（1835—1901）为最激烈。在其《脱亚论》等著述中，几充满仇华、辱华及侵华的言论。(33)福泽号称为近代日本之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其思想竟如此地褊狭，而不惜挑起中日民族的仇恨，为其后日本军阀的侵华张目。鉴于先后两次中日战争所造成的悲剧，中国固然损失惨重，日本亦付出重大的代价，推原究始，实未尝与此种褊狭激烈的民族思想不无密切的关系。世界各大哲学家与思想家莫不怀有悲天悯人之博爱理想，胸襟辽阔，气宇宏远，所以能见其大。如以福泽谕吉与之相较，殊不免大为逊色。
二 觊觎朝鲜引起中日争端
日本向外扩张的野心，于明治维新初期已经露出端倪；一为以江藤新平及鸟义勇等为首的“征韩论”；一为以西乡从道及大隈重信等为首的“征台论”。一主北进，一主南进。而由于朝鲜是中国的藩邦，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故其目标皆是中国。不过因为朝鲜关系重大，恐怕出师无名，予人口实，所以一时暂居下风。而征台派反以琉球在台湾发生难民问题，获得出兵的借口 （1874）。当时西乡从道所率领的犯台武力仅有三千六百人，军舰亦仅“日进”、“孟春”、“筑波”、“龙骧”等四号，外加临时向外购买的汽船十三艘，兵力原本有限，而且军费亦不够宽裕。设使中国态度坚决，与之周旋到底，未始不可挫其锋芒，使之铩羽而归。可是清廷竟然畏首畏尾，与之妥协。不仅向之道歉，且赔偿其军费五十万两（七十五万日元）。因之乃使其侵略野心大增，以为只要临以兵威，中国即会屈服。翻开一部近代中国史册，不知有多少耻辱与损失皆由此一“委曲求全”的苟安心理所招致。结果是怕事反而有事，怕损失反而受到更大的损失。这实在是中国人应该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34)
1874年日本远征台湾的胜利，鼓励了他们进一步地行动。1879年遂将琉球合并，改为冲绳县，这是清廷软弱畏事所发生的第一个直接效应。同年，征台派的胜利也引起征韩派的起而效尤；1875年9月，借口江华岛事件，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打开其门户，并使其势力开始进入中国的属邦，而完成其侵韩的首项任务。
朝鲜与中国一水之隔，越过其北界鸭绿江即为清人所视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亦即是朝廷的根本重地，对于日本的在韩所为自然无法忽视。尤其是李鸿章，自日军犯台之后即对日本的野心具有深刻的了解，故而对于江华事件以后的朝鲜局势，特别加以重视。并不惜以外交与军事双管齐下的策略，尽量维护中国在韩的宗主权。因之，朝鲜问题遂在其后的二十年内，形成中日在韩角逐的主轴。
光绪二年（1876）日韩〈江华条约〉订立之后，鸿章即劝告并介绍朝鲜与欧美各国订约通商，以免其利益为日本所独占。八年，日本乘朝鲜大院君与闵妃之间的政争，出兵汉城制造壬午之变。鸿章又急派兵至韩，主控朝鲜局势，使日军知难而退。十年，甲申之变发生，日本乘中国与法国战争自顾不暇，制造事端，鸿章亦采同样手段，不使日本得逞。但除日韩〈汉城条约〉外，亦另与日本订立〈天津条约〉，解决中日的争端。(35)
鉴于朝鲜局势的危机日深，不但日本虎视眈眈，俄国亦欲乘势南下，暗与朝鲜勾结，使之受其保护。故清廷乃举行秘密会议，决定韩事六条，以保藩邦而固根本（东北），作为应变的决策，而负责执行此一任务者便是李鸿章。适以“巨文岛事件”发生，俄欲南下永兴湾，租借巨文岛（又名哈米尔敦岛，Hamilton I.）。英以与俄在中亚冲突日增，为防俄势南下，乃于1886年4月15日出兵永兴湾，将巨文岛占领，造成英韩俄之外交争执。于是鸿章乃一面与俄使会商，劝其勿租巨文岛，干涉朝鲜内政。一面又默允英国占领巨文岛而暗示朝鲜政府拒绝。同时更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前往巨文岛察看。嗣以英国海军以巨文岛仅可作为中途加油站，并无太大的战略价值，始允撤退，而使英俄在韩的冲突落幕。(36)
为了抵制日本势力的扩大，鸿章对韩的经营亦日趋积极。除任命袁世凯为驻韩通商委员主持一切之外，并派遣“超勇”、“海镜”等四舰留驻朝鲜以防不测。同时又命北洋舰队经常巡弋朝鲜的元山、永兴湾及俄国的海参崴各地，维护中国在黄海的海权。因之乃使朝鲜的地位又勉强维持十年，直到甲午战争时方才发生变化。
三 东学党之乱及日本之决心扩大争端
朝鲜东学党之乱发生于光绪二十年的二月二十三日（1894年3月29日），原本是一起地区性的民乱，不难将之弭平。可是由于朝鲜军队的腐败，再加上日本浪人的鼓动，非但未能平定叛乱，反而使战乱扩大。朝鲜政府不得已而求助中国。清廷为维护藩邦的安定，乃由李鸿章派总兵聂士成率兵九百名前往牙山赴援（五月一日，1894年6月4日）。而日本亦援引〈中日天津条约〉，向朝鲜出兵，由日使大鸟圭介率兵四百余人到达朝鲜汉城。结果，东学党之乱虽于五月八日（6月11日）受抚，退出全州，但中日两国却为撤兵问题引起争端。在中日谈判期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双方的态度具有很大差距。在中国方面，尽管清廷以日韩情势已将绝裂，严令李鸿章迅筹进兵事宜。可是李鸿章却仍冀望借由外交的手段迫使日本让步，而将此一争端和平解决。一以鸿章老谋深算，深知战事一开无法收拾，兵连祸结，损失必巨；二则了解中国方面军事的弱点，特别是海军，限于财力，未能扩充。自光绪十四年北洋舰队成立之后，未曾再增一舰。一旦战局已成，海战之艰危实较陆军为尤甚。“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37)三以鸿章的判断，如果中国不先动手，日本必将有所顾忌，而不致轻启战端。孰不知此一判断实为一个绝大的错误。至于鸿章之所以有此错误的判断，史家多批评他误信俄使喀希尼之言，以致为其所骗。实则当时的外交形势亦颇复杂：俄国公使喀希尼（A.P.Cassini）为了示好中国，自动表示愿意调停，而英国公使欧格讷（N.R.O'Conor）为与俄国争功，亦不甘落后。观俄、英两国外交部与其驻华驻日公使函电交驰，一再地劝告日本遵守〈天津条约〉，自韩撤兵，即可证明其确有调停的诚意。比较起来，李鸿章对英似较为信任，希望英能派其海军前往日本劝令日本撤兵。英国固愿热心奔走，先后提议五国（英、法、俄、德、意）联合调停，并致日觉书，责其蔑视〈天津条约〉。但如鸿章冀其与中国联合共同对日作战，自然亦属幻想，甚至连清廷亦以鸿章欠缺周详考虑。光绪二十年甲午六月一日（7月3日）密谕鸿章予以切责，并命其将此项活动停止，“著毋庸议”：
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进李鸿章（五月）廿七日电信，与英领事言及，“应由英外部令水师提督带铁快舰赴日询问，劝令撤兵” 一节。日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自保藩封，不拟借助他邦，致其日后别生枝节。……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端属非计，著毋庸议。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必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特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38)
英国仅愿调停而不愿介入中日争端，俄国自然亦不例外。不过由于喀希尼意欲排斥英国，独居调停之功，故其言词稍为夸大，表示一旦调停不成，俄即可能对日出兵。是以又引起李鸿章的另一幻想，误以俄国真的愿意拔刀相助，当然到头来还是骗局。不依靠自己而仰赖别人，希望自会落空。此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的心态，实为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在外交上的一大败笔。
再者李鸿章之所以一再地希望避战求和，利用外交的手段解决中日的争端，分析起来，与其谓为老朽昏庸，不如说仍与当时的中国政局攸关。因为中日所争者乃为朝鲜的控制权而起，中国为维护在韩的宗主权，自光绪皇帝及大臣翁同龢等均主张不惜一战；而日本上下为争夺朝鲜的势力范围，态度也同样地坚决。清廷的主战派虽然义正词严，可是对于本身的军力却不甚了解。李鸿章身为淮军与北洋海军的统帅，自然比较清楚。在海军方面，不仅装备方面较为老旧，而在训练方面也嫌不足。再加以丁汝昌并非海军出身，而军中将领又多为闽人，一旦作战，根本即无把握。在陆军方面主要是淮军，但淮军此时暮气亦深，昔日将帅多已凋谢，武备新人又被排斥，战斗力实为今非昔比。其次是武毅军，不但装备不佳，而宋庆年纪已老，故亦缺乏战斗力。至于其他杂牌的地方军，则更是不堪一击；(39)由此亦可知鸿章之不得已的苦衷。
反观日本则不然，一则因为其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必须向海外寻找原料与市场并夺取殖民地，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再则因为俄国宣布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使英日同感俄势南下的威胁，故而乃乘机拉拢英国，使之签订〈日英修政条约〉，作为其奧援，而无欧洲大国干涉之忧。(40)但最主要的则是其军备计划已于1892年完成，陆军兵力战时可达二十三万人，而海军则有六万余吨。经过1890和1892年所举行的两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已证明其具有足够的战斗力。1893年又设立了海军军令部，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由天皇亲自指挥战时的陆海军。(41)凡此均使其野心勃勃，信心倍增。除了军备的成熟之外，日本对于中国的陆海军情形也有很清楚的了解，具有其知己知彼，百战必胜的信念；因为日人很早即有计划地从事搜集中国的情报工作，透过使领官员的分析报告，军事人员的观察访问，以及大批日谍的活动，故而对于中国的情形几乎了如指掌。根据当时英国上海领事的报告，最少有六名很能干的日本人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日本的间谍更多，而在上海也有大批的日谍。他们能说流利的中国话，穿着中国衣服，留着辫发，使中国方面很难加以辨认。还有些日本人虽然身着日本服装，但在任何时间之内都可化装为中国人。上海的《申报》曾有日谍在华活动的报道：1894年10月11日的报纸上即言：“倭人间谍，到处皆有。”他们（日本人）有时候还特别利用韩国人作为其耳目，如在山东的烟台，便有许多朝鲜人活动。中国政府官员虽然悬赏购拿，但却苦无证据。(42)其后在日本所出版的《对支回顾录》中，亦对甲午战前日本派遣海、陆军人员刺探中国军情之事予以证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文炳其人，他是日本海军大尉，明治二十一年（1888）奉仁礼景范之命，由烟台经（宁）海州、威海卫至胶州湾，前后四十余日，做成〈兵备地理海岸形势视察报告书〉。其后甲午战争时，日军之进攻威海卫，登陆荣城湾，即系参考书中〈威海卫及荣城湾有关之意见书〉所作之决定。(43)
日本既已蓄意侵华，而又能知己知彼如此，故只在待机而动。及至东学党之乱爆发，遂认为时机已成熟，于是玄洋社的野心分子乃组成“天佑侠团”前往渗透，借使事态扩大。当时上海的英国领事庄蒙德（W.V.Drummond）便曾指出：日本政府为了攫取高丽及台湾已经准备多年，现在终于获得一个大好的时机。咸信当第一次暴乱发生时，最少已有三十人渗入乱党之中，此等人皆为服务于政府，且有些是有影响力之人。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人，但三十人则为确知之数。其他尚有十五人住在汉城，作为日本政府的间谍。他们担任此类的工作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些人以前曾经居住于上海。(44)及至中国出兵，日本亦即立刻挥军前往汉城，以便控制韩京。不久乱平，依照〈中日天津条约〉应该双方同时撤兵。日本非但违背条约拒不撤兵，且进而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否认中国在韩的宗主权。实则所谓“改良内政”不过为一借口，最主要的还是造成中日冲突，一举击败中国，达到其北攫朝鲜、南取台湾的多年梦想。关于此点，日外相陆奧宗光在其所著之《蹇蹇录》便有坦白的表露：“余借此好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45)
日本之决策既然如此，所以拒绝任何国际调停，非但不撤兵，反而不断地增兵，并先后向中国两次提出〈绝交书〉，非达到其控制朝鲜的目的不休。而李鸿章却尚执迷不悟，信赖俄使的调停而不为之备。直至七月十三日（6月11日），在韩的兵力仍只有二千五百人，而此时日本在韩的兵力已达八千至一万人。嗣经清廷一再催促，才于七月十六日（6月14日）派总兵卫汝贵率部六千（盛军），马玉昆率部二千（毅军），左宝贵率部四千（奉军）由陆路往防平壤。及闻日军包围朝鲜王宫，事情紧急（7月23日），又派“济远”、“广乙” 二舰护送淮军一千六百人分乘“高升”、“爱仁”、“飞鲸”，增援牙山。可是形势演变至此，中国行动已为时过晚。(46)
四 中日海战展开及制海权的易手
甲午战争固然是中日争夺朝鲜，但也是为了争夺黄海的制海权。中日两国毗邻而居，相隔一衣带水，并无陆地连接，只有朝鲜半岛可以作为跳板。然因当时中国拥有黄海的制海权，随时可以加以保护，因此两国交战自以海军为先，而陆军反而显得次要。如无海军支援，陆军在地面上非仅无法顺利进展，而且时有敌国海军牵制之虞，且其后路亦可能被切断而造成补给的困难。16世纪末年丰臣秀吉之大举侵韩，结果之所以致败，即与当时明韩的联合水师，特别是李舜臣的龟甲船扰其后路有关。故知谁能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谁即能控制朝鲜。诚如一位西方海军评论者所言：“必其先能主海，而后运兵保民，惟所欲之，无不如志；且使败于陆路，仍可登舟而返。而不第此也。东（黄）海往来，一帆风顺，日卒之犯中国，华师之保朝鲜，举不啻朝发而夕至。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47)
海军之重要如此，故中日双方皆积极布置。日本于是年五月二日（6月5日）即设置一个组织庞大的大本营，作为作战的指挥中枢，其中参谋总长及陆海军大臣均包括于内。除有计划派遣陆军前往汉城之外，更大批出动其海军兵舰，巡弋黄海海面，随时准备与中国海军一决雌雄。当时海军官兵的作战意志相当地昂扬，在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所乘的“高砂丸”上，高挂“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标语，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所乘坐的“松岛丸”旗舰上，也悬有“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标语，与“高砂丸”互为呼应。可是反观中国的海军却大为不同，几乎自上到下全无信心。(48)李鸿章固已表示他无法“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海军衙门大臣（海军部长）则更徒拥虚名而不知海军为何事。据英国天津领事布利斯陶（Bristow）的报告：当时光绪皇帝曾经问醴亲王世铎（军机大臣）：“是不是海军舰队已经准备就绪可与日本作战？”醴亲王答称：“对于舰队之事，我不能说什么，因为那是庆亲王（奕劻）的职权。”继而帝又以同样问题转询庆亲王，庆亲王则答称：“陛下，我恐怕力量还有些不够。（I'm afraid，Your Maiesty，it is not powerful enough。）“于是光绪乃勃然大怒，推开身边的桌子，砸碎茶杯，使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说要严办奕劻o后经大臣的解劝，方才恢复平静。(49)此一报告并未说明发生的时间，也未指出消息的来源，其正确性如何虽不得而知。但因光绪皇帝是时主战最力，对于海军期待甚殷，而又对于海军领导人之不满自应接近事实。海军上层人士的缺乏信心如此，而舰队中的高级将领也显得相当地怯懦畏战。如五月十五日（6月18日）当天，日舰在仁川已有六艘（按指“大和”、“筑紫”、“赤城”“松岛”、“千代田”及“八重山”等）。但中国却仅有“济远”、“平远”、“扬威”及“操江”四艘。而“扬威”又托故赴牙山未回，“济远”、“平远”也将开往牙山，几乎无舰留守。鸿章闻知非常震怒，当即电令丁汝昌加船“壮我军胆”。并饬刘（步蟾）、林（泰曾）二镇（总兵）派一员统率数船速赴仁川。可是林泰曾却回电李鸿章谓：“日本迭增兵队军舰，意在挑衅。我军泊船仁川，战守均不适宜，拟回威海或驻牙山，以备战守。”表面上是“请战”，实际则是想退回威海卫以自固。故鸿章特于复电内，斥其“胆怯张皇”。并言：“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相机进止，岂可遽调回威示弱。”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林泰曾又因情势危急，要求休假，并已获得丁汝昌的允许，可是却为李鸿章所拒绝。并且命令丁汝昌：“如果他再要求，即斩掉他的头。”（If he ap plied again，to take off his head.）。(50)此一资料见之于英国天津领事布里斯陶（Bristow）的报告。该一报告并未说明消息的来源及确定的时间，正确性如何因为中文方面缺乏此类的记载，尚不易判断。但由鸿章自承他于派林赴朝鲜巡防时，因林胆小不前，而“曾训斥记过”，亦可能接近事实。至于林之为人究竟怯懦或胆小与否，则恐尚待研究。(51)
（一）丰岛海战
曰本海军不断在黄海活动，企图获得制海权。一面保护其陆军在仁川登陆，一面阻止中国对朝鲜的增援。适以鸿章见外交调停无效，日军突然包围朝鲜王宫（7月23日），牙山清军岌岌可危。于是乃于同日派“爱仁”、“飞鲸”二轮载运淮军江自康所部仁字营一千六百余名前往牙山增援。接着又雇英轮“高升”号载送淮军吴炳文部庆军二营约一千二百人，辅以“操江”运船分载炮械马匹继续东下。并由海军派令“济远”、“广乙”及“威远”舰沿途保护。不料日谍窃获得知开船消息，日本大本营乃于7月23日派遣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快速巡洋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等开赴牙山侦察。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爱仁”、“飞鲸”两轮所载援兵顺利登陆返航。旋以英船告知日舰将要来截，“威远”因系木质练船，乃令其先行出口。但当次晨7时52分“济远”及“广乙”、“操江”返航时，却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与日舰相遇。当双方接近三千米时，坪井司令官立即命令各船开始战斗。由于日舰速度皆在18节至23节，而中国兵船则在15节至17节，且日舰之炮计有大炮28门（其中22门为快速炮），而中国之舰计仅6门（无快速炮），因此日方乃占有绝对的优势。本来李鸿章于数日之前（六月二日）已经致电丁汝昌，指示他：“近日倭性屡变，其兵船11艘不知所向?汝须统大队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但不知丁汝昌为何未能照办，否则战局或亦可能改观。(52)
日舰首先向“济远”攻击，“济远”亦加还炮回击。但因实力悬殊，经“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围攻，“济远”不久即中炮起火，望台、烟筒、舵机、铁桅等处皆受损伤。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守备黄承勋等皆战死，水手死伤四十人。最后好不容易方逃离战场，可是“浪速”却仍穷追不舍，并命“济远”停船。及见“高升”驶近，方将“济远”放开。但“吉野”及“秋津洲”二舰却仍继续追击。因为路遇“操江”，“秋津洲”转而截击。“操江”船小不敌，悬起白旗，遂为所掳。“浪速”追上“高升”，令中国士兵投降，受到拒绝，乃将之击沉。“吉野”追“济远”，“济远”先挂白旗示降，后见日舰迫近，发炮攻击，“吉野”始退。至于“广乙”兵舰，则因系闽厂所造铁皮小船，战斗力根本薄弱，中炮后船身即为倾斜。虽然勉强逃离战场，但却撞岸搁浅，不得已乃将锅炉破坏，引火自焚。这便是那场掀开甲午大战序幕的“丰岛海战”。由于日军的不宣而战，使用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沉“广乙”、“高升”，炮轰“济远”，俘掳“操江”，造成七百人的伤亡，牺牲可谓惨重。于是清廷乃于七月一日（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而日本亦于同日对中国宣战。(53)
检讨此次战役：首先是谁先动手的问题。日方总说是“济远”先向日舰开炮，实则以常识判断即知其强词夺理。因为当时日军已有快船三艘，而中国则仅有“广乙”及“济远” 二艘，武力相差极为悬殊，决无先向日方挑战之可能。再以“济远”管带（舰长）之表现而论，似亦不可能有先发制人的作战勇气。更何况李鸿章一直以不先向日本开战相戒，身为北洋舰队舰长，方伯谦焉有不知之理？又何敢轻举妄动以冒大不韪！
其次是“济远”问题。在丰岛海战中，中国虽有“济远”、“广乙”及“操江”三船。但“广乙”为闽厂所造铁皮小舰，“操江”为运船，只有“济远”是坚舰（德制巡洋舰），所以也成为海战的主体。由于受日本三舰的围攻，寡不敌众，受伤累累。幸亏“水线边穹甲上有钢甲遮护，只一处中弹，机器未损”，因此得利用时机，安全退回，而未为敌人所毁，说来实亦可谓难得。不过论其舰长方伯谦，历来的评论却甚为不一：或者谓其胆怯畏战，或者为之辩护，百年之间，迄无定论。不过论及此次海战报告，他却有夸大邀功之嫌。如谓“竭力拒敌，鏖战四点钟之久”（实则一点多钟）；日舰“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之类，全与事实不符。而当日丁汝昌误以为真，尚曾为之请奖。幸鸿章以其未经证实而拒予应允，否则岂不成为笑柄。不虞似此夸大不实之言，至大东沟海战时居然再次出现。可以知方氏之“诚实”大有问题。本文于其后尚将再为论及，此处暂行从略。(54)
再次是“广乙”问题。此次遭遇颇为特殊，因其战斗力较差（为一闽制快船，排水量1033吨，载炮7门），受日三舰所迫，中炮受伤船身倾斜，及时脱离战场，驶至牙山村（Yesan Village）距海3海里处搁浅。舰长林国祥恐船为日所掳，乃将其焚毁，率同船员70人登陆。后为英船援救，送回烟台。大东沟战后，林氏受命取代方伯谦升任为“济远”舰长（林氏为广东人船政一期驾驶科毕业）。(55)
再次是“高升”及“操江”二轮。“高升”原为上海英国怡和轮船公司之商船（1353吨），与大照公司之轮船“飞鲸”同为中国所租用，代价约为16万两，外加保险，议定宣战后或售卖或停止。船上载有义胜营800人，官员21人，外加芦防队兵200名，由总兵吴宏洛率领。此外尚有大批军火及战马100匹，于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由塘沽出发开赴牙山。不意竟于六月二十三日（25日）晨九时于牙山外为日舰所阻，并在中国官兵拒绝投降时，为日军以鱼雷将之击沉。吴宏洛及大部分官兵均被淹没，只有10名外国人（英国7名，德国3名）被救起。其他浮沉于海上无助的中国士兵，日军非但不为拯救，且乘游艇到处搜索，将之击毙。连英籍船长高惠悌（Capt. Galsworthy）亦曾遭日兵射击。另随船护送的德籍顾问汉纳根（Han—neken）亦落水，游泳上岸，遂为日军所俘，而于立下保证不再为中国作战后被释。其他尚有一部分士兵在舰沉后漂流到12海里以外的一个小岛上，被外舰发现救起。计英舰H.M.S.Porpoise（舰长Capt. Pelly）救出87人，德国炮艇litis号救出230人，法国炮艇Lion号救出45人，合计为362人，后皆被送回烟台，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衷心感谢。
“高升”号之被日舰“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所击沉，完全是一种非法的罪行，因此立刻引起英国人的愤怒。除了牙山副领事威金生（Wilkinsen）向日提出抗议之外，英舰舰长罗哲斯（Commander Rogers）并曾亲登日舰要求解释。而怡和公司在向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O’Conor）报告中则指责日军为“冷血（coldbkod）动物”，惨无人道。威金生副领事以为当时中日尚未宣战，“高升”号挂有英国国旗，自有航行自由。且据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亦明文规定中国有权可向朝鲜运兵，故日本之击沉“高升”，实属不当。同时他对舰上中国士兵宁死亦不愿做日本俘虏的表现，也极为赞赏：
我不愿进而评论汉纳根（Lieutenant von Hanneken）的誓词（按向曰宣誓不帮中国作战），不过我要说的是我对于中国军队宁死而不愿被他们卑怯的攻击者所俘的表现精神深为敬佩。同时，对于日军之以鱼雷攻击一艘停泊的无防卫力的商船，并射击在水中挣扎求生的中国士兵之不可想象的残忍，也引起我的注意，而留下很深的印象。(56)
“高升”之被击沉的消息传出后，也引起国际人士的注意，并引起国际法的争论。虽然大多数不以日本为然，但日本却仍强辩，不肯认错，甚至不惜贿赂英国的公法权威为之撰文支持。而英国为了联日制俄，亦不愿深究，以致最后上海英国海事裁判所也作了不公平的判决。虽然中日皆未负赔偿责任，但中国在租船时的保证金却被没收。(57)
至于“操江”号，原为北洋舰队的补给舰，为沪局所造。同治八年（1869）下水，排水量640吨，马力425匹，载炮8门。舰长为王永发，被掳后与船员80人（内西人一名）降于日本，甲午战后始为释回。
总之，不管是否合乎国际公法，或合乎人道正义，这一次的不宣而战，实行突袭，确实已使日本海军运用英国传统的“见敌必战”战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同时也使中国方面吃了一个大亏。日本的海军固然因此而意气风发，而中国海军亦因此对敌增加警惕，这对于下面一次的海上大决战应有相当的影响。(58)
（二）大东沟海战
丰岛海战仅为甲午之战时中日海战的序曲，大东沟海战才是中日海战的主体。大东沟在鸭绿江口，面临黄海，因此又称为“鸭绿江海战”或“黄海战役”，上距丰岛海战计约一月又半（计44天）。
表10-1 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主要舰艇表
资料来源：《北洋海军章程》。
表10-2 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主要舰艇表
资料来源：《日本海军史》、戚其章《甲午中日海战史》。
由于中日同为东亚的主要国家，而其海军又皆为模仿西方现代海军所创建。且甲午海战又系远东近代第一次的海战，影响于中日的制海权。因此西方海权国家莫不对之特别注意，并对双方胜负发表预测。前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对于中国的海军具有绝对信心。认为：“中国海军之势力，仆所深知。日本而不敢战则已，如曰战也，大非中国之敌。”同时，在“镇远”舰服务的美籍军官马吉芬（Philo N. McGiffin）也以为日本海军不敢轻率向中国海军攻击，因为“我们舰艇都有很好的武装和防护，而我们的炮手也有精湛的训练。虽然日军勇于作战，但总是一种冒险。设将日本的舰队摧毁，中国不仅获得制海权，且可利用优势的陆军，截断日军的援兵和补给，以对付其少数在韩的驻军。”甚至连当时的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也相信：“中国不论在船只及管理方面都较日本为强”，又认为“日本海军有许多缺点，而中国海军则似较佳”。可是熟知内情的英国天津领事布里斯陶和驻华公使欧格讷却并不如此乐观，而保持怀疑态度。他们以为中国舰队虽在舰艇数量方面略占优势，但在操纵方面却较少效率。特别是在作战方面，自琅威理离军后，即没有一个能干而又可信之人加以指挥。提督丁汝昌是陆军而非海军出身，根本缺乏技术的训练，不论在习惯及才干方面，他都不足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舰队司令官。(59)
不论上述诸人的评论如何，论实力，中日海军则大致各有所长而在伯仲之间。中国以坚船重炮见长，日本以快船快炮为优，亦可谓旗鼓相当，互不上下。诚如当时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而（Fremantle）之所言：“华军虽间有阙陷，然与日本相去，终不甚远，决非弓矢与枪炮为敌之比。故似可相提并论，不必有所偏重。若以两国业经宣战而言，一大胜而一大败，则其故甚多，又甚深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海军亦因畏“定”、“镇” 二船“甚于虎豹”，再加以当时西方有所谓的“清七日三论”、清之胜数为七分，日为三分），有所顾虑，亦视为一种冒险。当时枢密院顾问中牟田仓之助且曾以清舰优势，主张日应采用退守朝鲜海峡的战略，但因桦山资纪反对，方才改采积极攻击战略。(60)
大东沟海战发生于光绪二十年的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该地位于安东省安东县境之西南，瀕临鸭绿江入海口之右侧，口外即黄海，以浅滩太多，大舰难以入内。时以平壤局势吃紧，鸿章急派淮军刘盛休部八营由海道赴援，而以海军护送。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午夜二时，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由大连护送军队出发，于次日午后抵达大东港港外。旋即派“镇中”、“镇南”二炮艇及鱼雷艇四艘护军入口；“平远”、“广丙”两舰在口外下锚，而其本人则率“定”、“镇”等十舰泊于口外之十二海里海面。旋即发现日本舰队自西南驶来，不期而遇。于是双方遂即摆出阵势，展开激战。
自丰岛海战后，中日海军已经剑拔弩张，日本海军固在继续寻隙，不断地挑衅。而中国海军由于主战派的压力及报告弹劾丁汝昌的畏葸，故李鸿章亦一再地电饬汝昌不惜一战，“沿途细查，如有日船，必须痛剿”。又称：“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搜干咎。”当海军护航陆军开大东沟之前，他又再度地叮咛：“大东沟军运必经，必得水师时常游弋三山、海洋、大鹿各岛一带，庶保无虞。” “东沟转运饷械，只此一线海路，极为紧要。汝当带兵船速往梭巡，遇敌即击。”(61)而在舰队中的外籍顾问们也曾与丁提督协议，达成一致的共识，如遇日舰即应先行攻击。同时还不断地举行作战操演，以示准备。双方的作战决心既然如此，故而战机乃一触即发不可收拾。(62)
以此次双方出动的兵力而论，中国方面仅有直隶一省的北洋舰队（另尚有广东舰队的“广甲”、“广乙”与“广丙”三小舰），日本方面则为其倾国之师的联合舰队（包括常备舰队及游击舰队），名符其实地一如李鸿章之所言，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经由以下之比较，即可对双方战力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
1.舰数：中国之参战舰艇计有：“定远”（旗舰）、“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艘。而日本方面则有“松岛”（旗舰）、“严岛”、“桥立”、“扶桑”、“千代田”、“比睿”、“赤城”、“西京丸”等本队八艘和“吉野”、“浪速”、“秋津洲”及“高千穗”等游击舰四艘，合为十二艘，日本较中国多出两艘。
但如中国将“广甲”、“超勇”、“扬威”三小舰除外，则主力舰便只有北洋“八大远”中的七舰（“平远”时尚留于大东沟港外）。而日本方面如将其“比睿”、“赤城”及“西京丸”三小舰除去，则其主力战舰便只有九艘，仍较中国多出两艘。
2.吨位：中国的“定远”、“镇远” 二舰各重7335吨；而日本的“松岛”、“严岛”、“桥立”三景舰则各重4278吨，较之中国稍逊。但在总吨数方面，则中国七舰仅27300余吨，而日本九舰则有33400余吨，又超过中国。不过在铁甲的厚度方面，日本的三景舰之炮塔铁甲厚仅30厘米，司令塔之铁甲厚10厘米；可是中国“定”、“镇”二舰之铁甲则厚35.6厘米，炮台30.5厘米，司令塔20.5厘米，为日舰所不及。
3.速度：中国军舰之时速高者17、18节，一般15、16节，“定”、“镇”二大铁甲时速仅有14、15节。但以日舰晚出，速度最高可达22.5节，一般为16至19节，最低为15节。(63)
4.炮位：中国各舰之大小炮位包括30.5厘米口径、21及15厘米口径之各式克虏伯大炮182尊；而日本则有32、28、26、15、12厘米口径之大炮293尊。又日本不但炮位较多，而且其中一尊较中国的尤大（“桥立” ）。同时其炮火威力之大，射程之远，以及发射之速，皆因其舰较新，且又蓄意改良，而非中舰之所能及，特别是其“吉野”等游击四舰为然。中舰“定”、“镇”之大炮威力虽亦甚强，但在射程及速度方面却远逊于日舰。据统计，“定”、“镇”之炮每发一弹，“吉野”之炮约可发六至八弹，相差高达六至八倍。
5.兵员：海战的胜负，舰炮的装备固属有关，而海军人员的素质与训练则尤为重要，因为军人乃为战斗的主体。甲午海战时中国的参战人员约为二千一百余人，日本的参战人数约为三千五百余人（依前表“乘员”计算），可知日军人数较中国为多。就海军人员之素质而论，中日亦适足相埒，均为当时受过新式教育并受有严格的英式训练（包括服从命令、遵守军纪、尽忠职守、娴熟技巧、进退有度）。惟中国海军人员比较缺乏实地海战经验，且自琅威理离军后，风纪转坏，训练渐弛，是其弱点。
大东沟海战，发生于光绪二十年（甲午）的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中午12点45分至5点半，前后历时四点三刻之久。在战略方面，李鸿章因知中国海军战力“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卫则有余”，“北洋只八舰可用，未敢轻于一掷”，所以基本上也以防守为主，严令丁汝昌率舰在旅顺与威海卫之间的洋面巡弋，固守渤海门户，无形中已将黄海的制海权让出一半。可是日本则不然，他们的作战大本营（指挥部）虽然设于广岛，可是他们的舰队却以朝鲜的仁川等港作为基地，不断地在黄海上往来活动。而其参谋本部亦早决定以“先主力舰作战”为战略目标，借期一举将中国海军的主力击溃，控制黄海海权，进而对于北洋的门户渤海湾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之其所采取的乃为攻势战略。大东沟之战展开后，日本即利用其快舰快炮的优势，以“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四艘巡洋快舰所组成的游击舰队作为先锋，联合他舰（本队）组成一支纵队，鱼贯地向华舰进攻。而中国海军则亦利用其“巨舰重炮”的优点，用“定远”及“镇远” 二铁甲作为中坚，形成一个雁形阵式与之相抗；左翼为“定远，，（旗舰）、“致远”、“济远”、“广甲”；右翼为“镇远”、“来远”、“经远”、“靖远”、“超勇”、“扬威”（另外“平远”及“广丙”以及“福龙”、“左一” 二鱼雷艇，则尚留于大东沟附近海面）。当12点45分双方舰队相距五千余米时，“定远”首先向日方开炮轰射，“镇远”继之。但日舰则于5分钟后相距三千米时方为还炮，(64)于是激烈的炮战随即展开。约2时许，中国之“平远”、“广甲”及“福龙”亦赶到，参加战斗，但并非主力。此时日军显然利用其船速炮速的优势，采取运动的战术，对中国舰队加以围攻。因见“超勇”、“扬威”力弱落后，于是首派游击四舰向中方之右翼进攻。不久“扬威”即中弹着火向后方撤退，而“超勇”则被击沉。左翼之“济远”见势不佳，亦径自脱离战场，向旅顺逃逸。由于速度太快，中途竟将“扬威”撞裂而于驶至大鹿岛附近下沉。当“济远”撤退时，与之相近之“广甲”亦随之跟进，并于驶至大连湾之三山岛外时触礁（次日亦为日船击沉）。但此时日舰本队各船亦陷于苦战，特别是那几艘较为陈旧的“赤城”、“比睿”及“西京丸”都先后受伤着火，而“松岛”亦因系旗舰受炮特多。尤其是“定远”所发之重炮一颗，使其伤亡惨重。然此时中国之各舰亦皆中炮着火，伤痕累累。特别是“致远”，管带邓世昌为救“定远”而被鱼雷击沉，死事最烈。同时其姊妹舰的“经远”，亦在奋勇激战时壮烈牺牲而沉于海。以上可谓海战的第一个回合。
3点半时，日舰略退，中舰仍尾随炮击。于是日舰乃回头再战，此时中国方面虽然尚有“靖远”、“来远”、“平远”、“广丙”四舰及“福龙”鱼雷艇，但“靖”、“来”因重伤进水已暂驶离队，而“平远”等三舰又为日舰隔阻未能归队，故所余者仅“定”、“镇” 二铁甲继续与敌周旋，因而为日舰所围攻。二舰虽然不断地中弹起火，但因铁甲厚重，可以保护，兼以中国官兵誓死不屈，浴血抗战，终使日军无可奈何，知难而退。而此时已是5点又半。“定远”只余三炮，“镇远”虽有两炮可用，但六英寸之炮弹皆已用罄，所余者仅十二英寸（30.5cm）之大炮弹三颗。(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