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此战役中国共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其他各舰亦分别受到轻重伤；阵亡官兵90余人，溺毙官兵600余人，受伤人数200余人，合计890余人。日本方面虽无军舰沉没，但各舰亦无不受伤，其中尤以“赤城”、“比睿”与“西京丸”损坏最甚。而“松岛”则几乎沉没，以致不得不退出战场而将旗舰改换为“桥立”。至其死伤人数，计阵亡官兵90人，受伤208人，合计298人。(66)
分析此役胜负的原因，固与装备的新旧有关，所谓：“坚舰不如快船，快炮胜于重炮。”但实则各有所长，而在伯仲之间。故胜败之数，不在装备而在训练。以阵式而言，日本舰队“始终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而中国舰队则于开始交绥时即呈凌乱之象，本系依照琅威理的训练，采取分段纵队阵法，以两舰为一小队，分段行进，彼此密切配合。但不知是因各舰速度不一，还是像泰莱所说的，刘步蟾因为畏战而故意使“定远”的速度放慢，结果反而变成为“夹缝雁行阵”，甚至成为“半月形”或“人字形”。到后来纷乱愈甚，几乎不成阵法，而完全陷入敌人的包围。以射击的技术熟练度而论，“定远”于一开战时，因刘步蟾慌张于五千多米即开始发炮，而日舰则至三千码始为还击，足见对方之沉着且有效率。其后中舰之炮弹虽曾射到日舰附近，但非左即右，即使击中，也在舰侧，而未击中其要害，因此日舰仅受损坏而无一被击沉。诚如西人之所言：“准头既不能得，即使亦有快炮，其弹仅入海以毙鱼鳖耳。”再就各舰之配合作战而论，日本方面一舰受伤，他舰必联合抢救，护送回港修理，然后再回战场。可是中舰之“济远”及“广甲” 二舰却“既不开炮，又不救火”，只知一味地远遁，纪律之不严于兹可见。其他，官兵作战的经验亦与此次的胜负有关。日本海军军官于此以前曾经参加过多次的海上作战，故能临阵不乱，沉着应付。可是北洋海军却无一次作战经验，因之不免张惶失措。特别是以若干中上级的军官为尤甚，如方伯谦及林泰曾即为明显的例证。至于作战意志及战斗精神，中日则皆相当。日本海军固然勇敢善战，但中国海军之战斗精神亦不稍逊，虽弹如雨下，伤亡枕藉，犹能坚忍不屈，坚持到底。根据当时参与此次战役的马吉芬等人记载，可知他们对北方（河北、山东）士兵大多赞赏，而对南方人（特别是福州人）则备加讽刺，斥为懦夫。其实此次海战中南方官兵牺牲者并不在少数。以壮烈殉国驰名于世的“致远”管带邓世昌（粤人）固毋庸论；他如“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经远”管带林永升（皆闽人）亦均节烈可风，爱国精神不落人后，故而殊不可一概而论。(67)
五 旅顺、威海卫之失陷及北洋海军之倾覆
（一）旅顺之失守
基地对于舰队具有保护补给与修理的多项功能，亦为舰队人员休息与娱乐之所，对于海军关系至为重要。旅顺与威海卫不仅为北洋舰队的基地，而且也是提督轮驻的最高司令部。不过比较起来，威海卫既无干坞，又无工厂可供大规模之修理，只能作为第二等的海军港，而不如旅顺重要。故大东沟战后，丁汝昌即率同所余七舰连夜撤往旅顺，以便人坞修理。自此至北洋舰队于十月十七日（11月14日）整队往威海卫时，几乎将近两月之久。在此期间，日本在经大东沟海战及平壤陆战两次胜利之后，已经全部控制朝鲜及黄海的制海权，并不时地派舰威胁旅顺及威海卫二大基地。而北洋海军则舰艇大减，人员伤亡，不堪再战。李鸿章虽曾透过赫德与金登干设法购买新舰，并重聘琅威理，但结果均归失败。方伯谦虽然正法，可是对于军心士气的激励亦不太大。丁汝昌以受伤改由右翼总兵刘步蟾暂代，依然无所作为。鸿章不得已，乃升聘汉纳根为提督衔海军总查（大东沟之战时已聘为副总查），另任英人马格禄（J.Mc-Clure）为帮办提督，然无济于事。各舰经月余的修理，到九月十八日（10月16日）方才竣工。最初本拟坚守旅顺，后以汉纳根之议，始决定退往威海卫，依地形及炮台以为卫护。不意当十月十七日（11月14日）北洋之残余舰队回到威海卫时二大铁甲战舰之一的“镇远”却因不小心而于进港时触礁鼓侧，左翼总兵林泰曾畏罪自杀，使海军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挫折。然于此以前的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本陆军的第二师团已在大山中将的指挥之下，由海军掩护，从鸭绿江与旅顺口之间的貔子窝登陆。由于港口水浅，大船不能直接靠岸，必须用小船驳运，行动相当地迟缓。同时又担心中国的二大“不沉战舰”及鱼雷艇可能出而拦阻，日军颇虑过为冒险。可是始终未见中国的海陆军出动，以致使其登陆行动于十五日内顺利完成。十月九日（11月6日）金州、大连相继失守，守将副都统连顺、总兵赵怀业不战而走，旅顺遂成为日军攻夺的下一目标。清廷急命丁汝昌及刘步蟾率海军往援，李鸿章亦电宋庆率毅军防守后路，并派淮军章高元率兵八营赴旅顺，然而并不能遏阻日军的攻势。十月十七日（11月14日）日第二军逼近旅顺，次日展开猛攻，总兵姜桂题、程允和、徐邦道、黄仕林、卫汝成迎战不利，而日海军又在港外对旅顺实行炮击。结果旅顺遂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为日军陷落，并且屠杀大批平民，死者二千余人，居民仅留掩埋尸体者三十六人。此一惨无人道的行为，曾经引起广大国际人士的震惊与谴责。(68)
（二）威海卫之陷落
旅顺沦陷后，威海卫已成为北洋海军的最后基地，汉纳根之所以主张彻守此地而放弃旅顺，即是因其形势扼要易守难攻。不过海军退守威海卫后并未获得安全的保障，而且日渐陷于孤立而无法自拔。再加以兵力的日削，人事的磨擦，海陆将领的不和，终于迫使这一支号称为远东第一的海军舰队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以兵力而论，此时海军已仅余“定”、“镇”、“靖”、“济”、“来”、“平”、“广丙”七艘，其他虽有“镇”字号炮艇四艘，根本无法作战。鱼雷艇十二艘原为攻敌之利器，但因训练不佳，又无战争之经验，亦无法派上用场。出战既不可能，唯一的办法便是凭险固守。虽然国际人士很早便曾警告“兵舰须处活地，相机攻敌，万不可全部藏于港内，以免成为瓮中之鳖”，可是却以实力不足，又缺乏冒险精神，还是只有困守待援之一途。
在人事方面，由于海陆的失利，旅大的不守，因而使清廷大为震怒，而对李鸿章严厉谴责。除了一再地斥之为“老朽昏庸”之外，并于十月廿七日（11月24日）以其调度无方，革职留任，摘去顶戴。而丁汝昌则尤为廷臣所集矢，有人主张将之“立即罢斥”；有人主张将之“立置重刑”。故不久清廷亦以其对于旅顺救援不力，而将之革职留任。接着更是暗潮汹涌，撤换提督之声不绝。清廷乃一面命刘步蟾暂署，一面物色人选。此时各方面的意见颇为不一；初议马复恒，继议徐建寅，甚至尚有人提议将海军交与山东巡抚李秉衡管理。然而在另一方面，则又有人出而为丁汝昌辩护，希望准予留任。甚至连海军中的洋将也出来为丁汝昌讲话，先由帮办洋员马格禄（Mc-Clure）出面，再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上电恭亲王，请求勿将丁汝昌拿问，以观后效。并声称：“ 丁提督如拿问进京，全师各洋人全行散去，即本帮办亦不服。”“ 丁提督去后，军民大乱，万一倭军到此师要隘必至无人拒敌。”此种语气，显然带有要挟。丁汝昌或者难免有“挟洋自重”之嫌，但以当时之紧急状况而论，临阵换将确也并非良策。何况大东沟之战虽然失败，但丁汝昌亦已尽力，并无严重过失，如于此际即将之撤职拿问，岂不令将士寒心。再者，以当时之海军人材来看，究竟何人更适于提督之任？恐怕一时也难得其选。故当李鸿章致电总署询以“ 丁汝昌拿问后，海军何人接手？”之时，恭亲王亦无言以对。(69)
另威海卫海陆将领对于防务政策的相左，造成人事的不和，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各国对于要塞的防守，政策本来非一。或由陆军负责，或由海军负责，并不一定。可是对于威海卫的防务，最初却无特别的规定。临时始由丁汝昌与陆军各将坚约，由陆军防守而以军舰相辅。但因海陆的立场不同，很快地即出现矛盾。先是丁汝昌与绥巩军将领戴宗骞的争执：戴氏主战，认应带队进剿，主动出击；丁则主守，认应择要筑台，多掘沟道。虽然其后鸿章核示，以丁为是，不可浪战，然而戴则并不心服。接着护军营统领张文宣又与丁汝昌的意见不合。丁氏以为如日军进攻刘公岛，海军即应出口应战；张氏恐兵舰出走，陆军难守，如是则必岛舰不保，因而反对丁氏浪战。结果丁汝昌的意见又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并责张未经战阵，即为慌张。次年正月一日（1895年1月26日），鸿章闻知威海卫守将争吵不和，在防务中各自主张，特别去电申斥。但因南帮炮台之拆卸问题，使丁汝昌与戴宗骞又起争执，最后只得“复还置之”，以致当南帮炮台失陷后，日军得以利用我之大炮轰击我之阵地，可见此种意气之争，几近不识大体，实为愚不可及。
当然，如果吾人再加分析，则可发现恭亲王与李鸿章之间也有矛盾存在。恭王在当政时，对于李鸿章之兴办海军并未大力支持，从光绪五年（1879）他主张任用赫德出总海防司以夺鸿章的兵权即可证明。及至中法战争时恭王失势，醇王出而主持政局，鸿章又以海军关系与之接近。恭醇不合，自然又会影响到他与恭王的关系。甲午之时恭王复出主持总理衙门及海军衙门，负责督办军务，对于李鸿章自属不利。以中央之尊，发纵指使，完全视之如属吏。如果说李鸿章是一个前线的指挥官，则恭亲王便是一个后方的大元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此次威海卫保卫战中，不论是在提督的更易，防务的攻守，以及军舰的弃留等诸多问题上，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见产生。
此外，这种人事的不浃，在威海卫海军的洋将中，也曾出现。当时海军中计有洋将数名，一为帮办（副）提督英人马格禄（McClure），一为副总查英人泰莱（W.F.Tayler），其他尚有英人克尔克（Kirk）、麦卢（Mellow）、好域（Howard，或浩威Howe）、华尔蒲尔（Warpole）、汤玛斯（Thomas）、克来生（Clarkson），以及德人瑞乃尔（Schnell）等十人。他们皆为工程师炮手教习或医生等技术人员，一般皆无问题，只有泰莱对刘步蟾不喜，同时对于副提督马格禄也心有不服，指马氏乃“本地曳货艇主之流，且已过中年，而以纵酒著名”。“以斯人而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70)其实泰莱本人亦非正式海军出身，在他进入北洋舰队前，原任中国海关之巡缉船巡缉舰长，不过他对海军作战却颇自负。由其书中对于各方之批评，亦可知其傲慢与偏见。他对刘步蟾最为轻视，但对邓世昌与李鼎新等则颇称道，认为彼等皆为“极优秀之将校”。(71)
不过，尽管人事方面之矛盾与冲突，可是威海卫的攻防仍堪称为历史上一次激烈的要塞争夺战。日军于十二月十六日（1895年1月11日）决定以海（联合舰队）陆（第二军团）联合向威海卫进攻，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陆军在山东荣城湾之成山角登陆，其海军亦与之配合在威海卫口外炮击，并特别利用鱼雷艇组织“决死队”，冒险向港内军舰实行特攻夜袭。而丁汝昌亦下定决心与舰共存亡，激励将士进行坚强的抵抗。次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下令进攻南帮炮台，威海卫要塞保卫战正式展开。初七日（2月1日）继南帮炮台失守后，北帮炮台亦陷，守将戴宗骞自杀。十一日（2月5日）“定远”中雷未沉，旋改之为炮台。十二日（2月6日）“来远”、“威远”、“宝筏”、“天明”四舰为日本鱼雷击沉，十三日（2月7日）日岛炮台被毁，守将萨镇冰率部撤回刘公岛。计自开战至是日，萨氏于敌人连续炮轰之下，坚守日岛炮台一个礼拜，英雄事迹令人感佩。同日李鸿章鉴于局势危急，下令丁汝昌与马格禄率舰突围，前往吴淞口，借期保存部分实力。特别是那两艘铁甲战船，因其得来不易，最好能够将之撤出，否则即予凿沉，以免资敌。但因敌舰环伺，而且又有鱼雷艇拦截，实亦无法冲出重围。此时丁汝昌虽曾派遣鱼雷艇十二艘对敌舰攻击，结果非但未能成功，反而或沉或俘，全部化为乌有。十五日（2月9日）“靖远”又被击沉，十七日（2月11日）“康济”亦被击伤，而刘步蟾则于十六日（2月10日）自杀。此时丁汝昌依然坚持到底，战到“舰尽人亡”。但其部下官兵鉴于大势已去，多不愿再战。同时在舰队中的洋员瑞乃尔等人亦一再地对之劝降。至此，丁氏也只有弃舰投降，并且自杀。与之同时自杀殉国者还有张文宣、杨用霖（2月12日）。至是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要塞保卫战方才正式落幕，而李鸿章所辛苦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海军舰队也走上历史的末路。
威海卫之战中国虽然失败，但海军所表现的战斗精神却赢得中外人士的赞扬。如当时曾经观战的英国记者肯宁汉（Alfred Cunnin-gham）便曾指出：在这次战役中日本所出动的兵力，计有战舰二十五艘，鱼雷艇十多艘及陆军三万五千人。可是中国却仅有战舰七艘，鱼雷艇十二艘及小炮船四艘，海军官兵约有一千五百至二千人；陆军官兵约二千余人，可见日本在兵力上所占的优势。以此次战争而言，海军的表现远比陆军为佳，因为他们都曾受过严格的海军训练，且有很多人曾经到英美留学。如果陆军能与海军一样的话，那么说不定战局即可改观。另外肯宁汉对于丁汝昌也有一段很公平的评价。他说：“丁提督之死，使中国人及曾与他接触过的欧洲人都觉得可惜。丁氏虽未曾受过像其部下年轻军官的海军训练，同时，他的海军战略知识和作为一个海军司令所应具的教育也相当有限。可是一般人却都认为他具有开明的思想，而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他的死，不仅为他的军官及士兵及至反对他的人引以为憾，甚至连他的对手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本人亦具同感。”(72)不错，这次战争中国是失败了，可是，他们已经尽力作战，且以他们最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为国家作出最高的奉献。
图10-1 中日甲午战争海军作战形势图（一）（釆自郑天杰、赵梅卿：《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
图10-2 中日甲午战争海军作战形势图（二）（釆自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曰志》）
图10-3 旅顺口清军防务图（釆自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曰志》）
图10-4 山东半岛防务及日军进犯示意图（釆自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曰陆战史》）
图10-5 威海卫清军布防图(采自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注释】
(1)参看日本史料调查会海军文库主编：《海军丛书》，第1册，《海军黎明时期》（海军学术月刊社：《海军军事参考译著—004》，台北，1988年），页73，第1章（ 幕府末期海防思想之酝酿 ）;植村茂夫《海军魂》，东京，昭和十八年（1943），页68—69。按林于平之后议论海防问题者日多，计有蒲生之君平、水户之齐昭、会泽之正志斋，以及其后之盐谷世弘与吉田松阴等人。
(2)魏源：《海国国志》，卷1，（筹海篇 ）。按魏源之后的海防论者尚有梁廷栴、冯桂芬、丁日昌、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参看拙著：（清季的海防论 ），《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页239—302。
(3)1778年俄舰首先侵入日本的国后岛，1779、1786、1792、1805年又曾数度遣使要求通商，皆被拒绝。而英舰亦于1808年首至长崎，其后又不断出现于日本海面；1816年至琉球；1818—1822年二至浦贺。而美舰也于1837年至1853年两至浦贺。荷兰（和兰）因系锁国时期惟一与日本在长崎有贸易关系的欧洲国家，故对之特别友善。荷王WilliamⅡ在1844、1850、1852年数次遣使至日。参看森田姨三郎编：《模范最新世界年表〉）（东京，三省堂，昭和十三年，第四版，东京，三省堂，昭和十七年）。
(4)计有品川造船所、横须贺造船所、长崎造船所、樱岛造船所。仿造之船除“凤凰丸”外，尚有“凌风丸“等25艘。
(5)参看 Hironori Mizuno，Japanese Navy—Western Influence in Modern Japan，I Series of Papers on Cultural Relations，No.19，The Japanese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9，Tokyo，p.130。可是小池猪一：《日本海军黎明时期》（海军学术月刊社译，1988年）之记载却有出入。指“ Soembing”乃1850年荷兰之阿姆斯特丹海军工厂所造，为外（明）轮之木造舰，有三桅、纵帆、船体装甲；排水量400吨，马力160匹，时速8节，全长约为53米，宽9米，深7米，装炮6门（页100）。
(6)“咸临丸”，蒸汽军舰，排水量625吨，马力100匹，配炮11门；“朝阳丸”与“咸临丸”相同，排水量250吨、马力100匹，炮11门。
(7)Mizuno，Japanese Navy，pp.15一16。关于购船之费，幕府用去336000日元；诸藩用去4494000日元。另荷兰及英国所赠之船二艘及不明价格之商船一艘，以及诸藩所购各船中之不明价格之十二艘尚不包括于内。二者已知之数为8330000日元，如再加以未知之数，大约已近千万日元。
(8)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费》，页16—21。
(9)参看拙著：（晚清时期我国科技的鸟瞰），《师大学报》，1985年6月，第30期，页351—354
(10)参看中研院近史所：《海防档》甲（一）页60—61、166—175：（二）页611、708、725；（三）页708。《清末海军史料》，页106，（瑞麟折）。
(11)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页105—108。按此处仅系著者推测之辞，实际情形如何尚待继续研究方可作一具体的比较。计日本于1853年设立汤岛枪炮厂，1861年设立长崎制铁所。而横须贺制铁所则设于1864年（次年竣工），仿制英国阿模士庄（Armstrong）大炮。中国之金陵机器局初仅可造田鸡炮、过山炮，后始仿制德国之克鹿卜炮（Krupp）及英之格林炮（Galling），故二者实有所不同。
(12)Mizuno，Japanese Navy，p.12.
(13)《日本海军黎明时期》，页203、207; Japanese Navy，pp.21—22。横滨铁厂、船厂、修船厂共费2400000元，分四期付款，每年约600000元。
(14)Japanese Navy，pp.27—28;《日本海军黎明时期》，页104;《海军魂》，页108—109。按第一任长崎传习所监督为永井尚志，学生来源计有幕臣70余名，肥前藩48，筑前28，萨摩16，长州15，熊津藩12，肥后5，福山4，德川1。参看《日本海军黎明时期》，页102。
(15)Japanese Navy，pp.11—17；菊池宽：《明治海将传》（东京，万里阁书局出版，昭和十五年三月，初版），页3—27。
(16)菊池宽：《明治海将传》，页19—20； Mizuno，Jpanese Navy，pp.20—21。按伊东佑亨属于萨摩藩，陆奥宗光原名伊达小次郎属于伊纪藩，筑地海军学校初名筑地讲武所，嗣以幅员太小而迁至小石川军舰教授所，改称为军舰操练所，以胜海舟为教头（总教习）。
(17)《日本海军黎明时期》，页118—123。
(18)同上书，页223#284，第5章（幕府末期之海战〉。外战方面计有：1.萨英战争（1862-1863），2.马关战争（1863—1864）。内战方面计有：1.戊辰战争，2.品川海战（1867）3.阿波海战（1868），4.箱馆战争（1869）。经过上述战争，日本幕末所购所制兵船几乎大部损毁，但海军人员却获得许多实战的经验。
(19)1860年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办理洋务及海防，1875年清廷分设南北洋大臣司理海防，1879年于总理衙门下设海防股管理海防事宜，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1888年始定海军制及组织舰队。
(20)川村纯义为长崎海军所毕业生，初为西乡隆盛之部属。以海军少辅代理海军大丞（相当于海军总司令）职务。
(21)参看海军学术月刊社译。《日本海军史》，第2册，页7一10；伊藤正德。《国防史》页51、57、61。
(22)按日本聘请及辞退英国海军教习之事，可参考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6423，1877；ADM1/6457，1878；ADM1/6506，1879。英国外交部档案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r）之报告，April11，1879。Yedo，Parker to Lord Derby。日本所聘之英教习计分二期，前期以道格拉斯为首共34人，起于1873年，到1876年期满，继又续聘若干人。是批海军军官使团（The Naval Mission），以巴尔利上尉（Lieutenant Baiilie）为团长，其下计有 Frederick Hammonnd，William Clipp（炮术教练）；John Austins （海校炮术教习）Charles Bachman（海校枪炮教练）；Edward Browley（炮术教练）；Edin St.John（炮术教练）；J.W.Saton（海校轮机首席教官）；Judd，ThomasBrownway（轮机教官），合计仅海校（Japanese Imperial College）已有12人。
(23)《日本海军史》，第2卷，页44—45。经过日人之比较研究，发现德国的Kmpp炮已渐落伍，英国的安式炮速度较快，效果良好。故于法国订制“严岛”及“松岛”军舰时，原用法国之卡内式炮，后一律改为安氏炮。接着横须贺自制之“桥立丸“亦安装12厘米之安式速射炮，成为甲午海战之生力。至于海军所用之步枪则是亨利•马路奇式枪（日本称之为马珍枪）。
(24)《日本海军史》，第2卷，页4、6、31、38、52、65—77; Japanese Navy，pp.27—28。按此本自造之铁甲尚有“磬城丸”，排水量656吨，但与“清辉”、“平城”相同，皆为三桅帆船，后被列为二等炮舰。
(25)《日本海军史》，第2卷，页112—113。按“中国海军不足畏”为东乡平八郎于参观考察中国在长崎的兵舰时，偶见舰上挂有水手晒洗衣服之后所作的评论，此后在日本海军中成为一句名言，对于日军的作战士气发生极大的作用。按关于此事，近人马幼垣教授曾提出精辟评论，认为北洋海军赴日修舰，不啻将中国海军机密暴露于日本，实为当局者之一失策。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尚无大的船坞（旅顺港修建尚未完成），赴日修理确亦为不得已之举。又，关于“长崎事件”，可参考拙著：（ 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 ）一收入《中国近代海军史论文集》，页147—198。马幼垣教授之评论见氏著。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4年9月，页273—274。
(26)同上页注(2)。
(27)见《李文忠公集K海军函稿〉卷4，页18—20，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论拨款欠解）。
(28)日本有关军备的扩张可参看《日本海军史》，第2卷，页165—173;《海军魂》，页138—142；《帝国海军史要》，页200—211。
(29)按当时北洋舰队的军舰25艘，鱼雷艇12艘，计约40000吨，如再加上广东及南洋各舰队之兵船，数量大抵与日本之甲午战前吨位相等。1891年中日海军吨数之等第，可参见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所编之《万国公报》，卷狄，页24—25，所刊（各国新政记〉一文内，引自1891年《伦敦武备报》之资料。按日本甲午海战之主力舰大部皆为英造，其时间约在1886-1892年之间。而中国北洋舰队之主力舰则分别购自英、德二国，其时间约在1880-1885年之间。故日舰皆因其晚出而为新式，不论船速炮速皆优于中国。当时北洋舰队亦拟添购新舰及快船，但以政府经费所限，未克如愿。
(30)参看 Henry Pyer，Xai Nippon，London，1904，p.34
(31)Charles A。 Fisher，“The Britain of the East：A Study in the Geography of Imitation”Asian Studies，Ⅱ，4，（1968）pp.343—376。
(32)见《李文忠公奏稿》，卷17，页53，同治九年十二月一日人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卷18，页42，同治十年七月六日人日本议约情形折〉。有关反日言论除“防日论”之外，尚属少见。仅光绪五年（1879）王先谦（左庶子）因日本兼并琉球而主张“整军经武，大张挞伐”为例外。参见李鸿章《奏稿》，卷35，页47，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九日人议覆中外洋务条陈折〉。另张謇、邓廷修、张佩纶亦因琉球问题而有东征之议，但均系激于一时的气愤，且为李鸿章所反对。
(33)参看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6月25—27日，页675—684。福泽在甲午战争时连续在《时事新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人为野蛮民族，赞美日本军事行动。并主张“消灭所有抵抗者，没收其土地”；“把台湾变成无人岛”，“消灭全岛的台湾住民”（前文页679）。
(34)参看许桐生译：《日本海军史》，海军学术月刊社，第2卷，页89—91。按日军犯台之事，最初本以为可以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结果并未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将原先答应租借日军的船只临时予以禁止，迫使西乡从道等另以410万元购买汽船13艘。该批运输船只，其后免费借与三菱公司使用，以换取该公司于战时提供船只与政府之回应，亦使三菱成为政府协助的独占企业。
(35)参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十三年一月），页82—85，有关《中日天津条约》之评论。
(36)参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8，页39—42，〈请英退巨文岛〉及〈与俄国拉使问答节略〉。又可参阅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6818，S334/86，No.329，Port Hamilton。
(37)参看李氏：《奏稿》，卷78，页17、50、53—54、62—63。按鸿章主和的原因尚不止于此。其他如是年正值慈禧六旬大寿，不期战争发生；皇帝年轻，大臣多老旧；另哥老会在长江一带非常活跃，带有强烈的反满倾向，战争一开即可能乘机起而暴动（见英使欧格讷报告）。还有战争一旦失败，他自己的权势地位必不保等等，恐亦为其考虑原因。见驻华公使欧格讷向其外部大臣之报告，并刊于1894年6月30日之《字林报》（North China Daily Norn）谓“甲午为太后六十大寿，中国宁愿忍受日本要求而愿避战”。（AD1/172/1894Mr.O'Conor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Peking，July14，1894.）
(38)《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42，页2，另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二日（7.4）亦有同样记载。按李鸿章与英国天津领事H.B.Bnstow之谈话，可参看英国海部档，ADM1/7200，S178附 No.1July17，1894，Consul Bristow to Mr. O'Coner 之报告。
(39)分见朱守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辽宁大学科研处组：《中日关系史论文集》（沈阳，1984年8月），页124—188。林明德：（甲午战争与近代国际关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所：《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台北，1994年6月）页5—16。按根据甲午战争前夕，英国驻天津领事H.B.Bristow的报告，可知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也怀疑英国可能因为日本欠债太多而偏向于日本。但实则并非如此，因为截至甲午为止，日本所负的外债仅有六十万镑，但中国的外债却有一百三十万镑。故英领特为指出，此一观点实是荒谬（ADM1/7200/S178，Consul Bristow to Mr。 O'Co Tien-tsin，July25，1894）。
(40)同上注。
(41)ADM1／7200／S178，Inclosure2in No.2，Mr.Drummond to Mr.O'Conor，Shanghai，Ju20,1894.
(42)《申报》，1894.10.11，（烟台通讯）。此处引自张玉法：〈山东对甲午战争的反应兼述《申报》对山东战场的有关报道〉，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4年9月刊，页209。
(43)河野主一郎：《对支回顾录》，下卷，〈列传〉，页447—453，“关文炳君传”，“关大尉威海卫と荣城湾にる关意见书”（明治二七年十二月，大本营）。
(44)ADM1/7200/S178，Inclosure2in No.2，Memorandum。
(45)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甲午中日战争秘史》（1919年，上海初版，1967年，台一版）页21。
(46)据英国天津领事报告，当他访问李鸿章时，李曾激动地告诉他：“不要以为中国怕日本，我们不增兵是因为遵守其他人（按指喀希尼及欧格讷）的劝告不要再派军到朝鲜。我负责北方海陆军事，我可以派遣二者对抗日本。但为和平及其他强权的劝告，我尽量自制。“又说：“我是中国的政治家，伊藤（博文）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何连自己签订的条约都不遵守而要将之扯毁？”（ ADM1/7200/S172）
(47)参看杨家骆主编：《中日战争文献汇编》（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册7，页546，-蔡尔康劄记），林乐知摘译：（ 英斐利曼特而（Fremantle）水师提督语录并叙）。
(48)参看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页186—187。此处引自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济南，1983），页28（甲午丰岛海战史考实）。
(49)ADM1/7200/S178Inclosure in No.2，Consul Bristow to Mr.O'Conor。 Tien-Tsin，July21894。按7.25正值丰岛战役发生的那天，英领事恐尚在津不知其事。至于光绪帝因海军怒责庆王之事，中国官书未见。但在《盛宣怀档案》中却有“摔碎茶杯”类似的记载，可知此事之不诬。《甲午中日战争》，下，页120。
(50)参见《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页707，727；ADM1/7200/S178，Mr.O'Conor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Peking，July26，1894.按林泰曾虽学英国，精于船学，但其为人确亦胆小怕事，琅威理之辞职即因受林侮辱而引起；见欧格讷同一报告。
(51)按林泰曾于大东沟之役后因其座舰“镇远”在旅顺回威海卫进港口时触雷受伤，畏罪自杀。丁汝昌以其“向来胆小“电告李鸿章，可是当鸿章将其事告知总署时，总署大臣却对鸿章打了 一顿官腔，谓：“海舰自应用奋勇之人，既称林泰曾胆小，何以派令当此重任？”并责其“用人不当”。见《李文忠公全集》（七,（电稿 ），卷18，页51—52。
(52)李命丁派大队往牙山海面巡护，事见《李鸿章全集》（一），（电稿 ），页800，光绪二十六月二十日电。可是姚锡光却有不同的记载：“方‘济远’、‘广乙’发自威海也……汝昌电请鸿章派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二十二日已升火起锚戒严将发，鸿章电泥之遂不行。”李鸿章电止之事虽未见鸿章（电稿〉，但据丁汝昌之抱怨：“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率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径庭。“应即指此（见丁氏：《海军函稿》，358号人致龚鲁卿〉，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53)关于丰岛海战，可参考李鸿章。（电稿 ），卷16，页32—33。陈旭丽等编：《盛宣怀档案料选辑》之31，《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1980），页29—3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4，页18—19。据《日本海军处》，2卷，页198—199，当时日本舰队之速射炮，同一时间炮弹发射量为传统大炮之八倍（页198）。
(54)根据日方资料，此次日舰“吉野”舰侧曾中两炮;“浪速”船侧中一弹，但均无机械损坏，亦无人员伤亡，仅有三人耳膜震破，“吉野”三人轻度灼伤。参看SUZki：T«eon the Wounded in Naval Battl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during1894—1895，Moscow，1897，pp.1—2。按关于方伯谦功过的争论，可参考林伟功、黄国盛合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内载论文36篇，正反意见均有。其中以戚其章教授之论文最为公正。
(55)参看 ADM1/S172/1894No.380。 Fremantle to Admiralty，Aug.30，94.，牙山村（Yesan Village）距牙山口约三公里。林国祥等于登岸后，原拟赴牙山军营，俟知牙山已陷，只得深入距牙山约23—24公里之白石埔（Pak-Sek Pho）暂避。直到八月一日，始写一英文求救函，交与侨商王维珍转托其韩伙金书房带往仁川，递交英国领馆，英领事乃知会英海军派遣弓手舰（H.M.S.Archer）将林等接运回烟台。该舰（广乙号）原有官兵120人，除作战时伤亡者外，并有12人落水，为日军所俘，因拒降而遭枪杀。故救回时仅余70人，包括舰长林国祥及总管轮（轮机长）。
(56)ADM1/7200，1894，No.3，Vice Consul Williamson to Mr. O'Conor，仁川，July28，1894。按另据《中倭战争始末记》，当时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而（Fremantle）亦曾遣人赴日本旗舰质问其司令官，“浪速”击沉“高升”是否奉有司令官之命，还是征得司令官之同意？同时尚曾致电日本海军，要求说明真相。卷1，页5。
(57)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北京，1994年），页233—256。
(58)参看英人柯白氏原著海军总司令部译印：《海洋战略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台北，1958年），页158；%马汉将军海权评论》（Mahan On Sea Power，by W liam E. Liiuay），页46。植村茂夫：《海军魂》，页126。
(59)琅威理评论见《中日战争文献汇编》（七），页517-519，麦吉芬评论见氏著，“ The of the Yalu”，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Vol.L，No.4，Aug.1895，New Yo pp.586—587;喀希尼及Bristow，O'Conor之意见，参看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7200&172，Enclosure2，Memorandum。 Mr.O'Conor to the Earl of Kimberly，July26，Peking。
(60)“清七日三论“见伊藤正德：《大海军を想う》（东京，昭和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昭和三十五年六月，13版），页71—72。中牟与桦山之不同战略，可参看菊池宽：《明治海将传》，页316。
(61)见陈凤章、虞信荣、汤中仁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一，页876、883、932。
(62)参看 ADM1/7201.S29、1894，R.K.Arbuthnot，”China-Japan War-Naval Battle of the Ya River，” Sept.17th，1894，p.3;5Dec。94，at Centuria。
(63)参看戚其章：《甲午战争史》，页136—139;伊藤正德：《大海军を想う》。另据英人泰莱（Tayler）之记载，则谓：日本之12舰款式较中国为新颖为敏捷，但是却无铁甲战舰。而六英寸以上之炮，亦是中国方面较大。至于六英寸以下之炮则是日本占有优势。故以为，“中国舰队就枪炮及铁甲而论，至少与日本相埒”，且“炮术甚佳，训练虽稍有遗憾，惟水兵可称善战。”见张荫麟译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东方杂志28：6—7，民国二十年四月。
(64)“定远”开炮时间有12：30（日本）、12：45（中国）及午后一点（英人）不同之说。但开之距离一般皆言5000-6000米。此一炮为右翼总兵兼“定远”旗舰管带刘步蟾所发此一炮的发射殊欠高明，因为相距五六千米，根本未达有效射程，显见其不够沉着。故英人泰莱讥其过于紧张，实亦不无道理。再则此一炮未曾打到敌人，反而打到自己的人，当时提督丁汝昌及西方顾问汉纳根、泰莱等人正在飞桥之前方议事，而刘步蟾似乎不应不知晓。可是却竟不予通告，俟其下来，即发此炮。以致丁汝昌等三人皆被震落甲板，受到严重的伤害，此一过失殊为令人费解。
(65)参看《李文忠公奏稿》，卷79，页1—9，（大东沟战况折）；日本：《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第15回，明治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对大本营之报告：（清国盛京省大孤山冲战况），张译：（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见《张荫麟先生文集》上，页496—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