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所推行的自强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采借西法，追求富强的救亡图存运动。在这个从上而下所发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所兴办的新政固然很多，但在内容方面，则以外交与海防为重心，尤以海防与海军的建设为主轴，而负责执行此一划时代任务的便是李鸿章。李氏原为自强运动领袖群的一员，但因其时曾国藩、文祥及沈葆桢均已先后逝世，左宗棠久居西北，渐为淡出，而恭亲王亦于中法战时失势，因此乃使他成为硕果仅存的中流砥柱，肩负洋务的重任，支撑晚清的大局。诚如日后梁任公之所言：“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又说：“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即以世界史之眼光视之，亦堪称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1)其于近代中国史上所居之地位，不言而喻。
李鸿章虽于幼时受有儒学教育，但其思想却相当地开明。因为在儒家的知识分子之中，固然有很多不通世故的腐儒，但也不乏闳通务实，以国计民生为终极关怀的经世之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中叶的龚自珍、魏源固毋庸论，而与鸿章同时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亦属于此一类型的人物。曾国藩对于鸿章思想的影响则尤大，不论洋务与外交皆受其启迪。(2)刘广京教授认为，鸿章具有儒学的经世思想，其所作所为即使在他功成名就之时，亦无明显迹象显示他已偏离了儒家的准则，此一见解洵属至论。(3)至于说他的思考并未触及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改造，而仅限于军队的规模与训练以及教育与人事政策等问题，实亦由其所处的现实环境使然。如郭廷以教授便以为曾、李在自强运动时，一面信守和约，一面力图自强，而其新政偏重于军事，则与他们眼前的直接需要有关。(4)以当时中外局势的紧张，海陆同时告警，自强新政之以军事为优先，自亦有其紧迫性与必然性。更何况是时不论政治权威和儒学权威都已发展到社会偶像化（social idolization）的程度，隐然形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两大桎梏。(5)在君主专制和儒学僵化双重的制约之下，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在从事国政改革时，本来就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可以放手去作。即令在时局紧迫之下所行的有限改革，也会遭遇到君权的束缚和保守派士大夫（如清流之类）的掣肘。此种困境远在同光之际，军机大臣文祥便曾有深刻的体会，而常为大叹苦经。李鸿章为推展洋务，常受保守派官僚的攻击，自然感触更深。仅以海防与海军建设一事而论，其所经历的困难艰辛，便足以证明其言不诬。(6)
（二）
李鸿章早期对于西方事物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直到同治二年（1863）奉命率军防守上海与洋枪队联合作战时，方才对西方军事的优越性获得一个初步的认识，而于外人的轮船枪炮大加赞赏。其后与外人接触日繁，历练渐深，非仅思想大为进步，且亦逐渐地形成其个人的独立见解与抱负。故于同光之际讨论海防问题时，乃能议论风发引起朝野人士的广泛注目。在国际形势方面，他已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中外关系方面，他以为应当明守和局，阴为战备，力破成见，以求实际。在自强方针上，他主张改变科举，变通旧章，采借西法，制造轮船火器；在国防政策上，他力主充实武备，以防不虞，并且以为古今异势，应当分别缓急。当前形势东南重于西北，海防尤为堪虑；而东南海疆万里，势难处处宿以重兵。惟有就北洋之京畿门户及南洋之财赋奧区二处择要设防。(7)识见的卓越，器局的闳伟，目光的远大，在当时朝野大吏中几无一人可以望其项背。鸿章的《筹议海防》一折，洋洋洒洒，长达六千余言，非但概括了恭亲王、文祥及曾国藩等人的自强思想，并使之更为具体化，同时也形成为他于日后推行洋务的张本。
大议海防之事发生于同治十三年九月（1874年10月），时值日军犯台事件结束之后，嗣以同治皇帝崩逝而一度停顿。迨及光绪新帝即位，再度举行。各省大吏虽于塞防问题具有歧见，然于海防问题则产生一个共识，是即中国建军的基本目标，应为备御日本，亦即是以日本为假想敌。不过，由于鸿章仅有训练陆（淮）军的经验，对于海军颇为不知如何着手。兼之受到当时普鲁士（布国人）希里哈所著《海防新论》（On New Coastal Defe）一书的影响，以有炮船守口为已足，故其建军的态度尚颇踌躇。(8)直至光绪五年（1879）沈葆桢去世，八年丁日昌继之，南洋海军日渐没落，而中日又发生琉球的纠纷，海防问题日益严重，他才下定决心，以创建北洋一军为己任。购船置炮，选将练兵，设立海军学堂，派遣海军留学，兴建船坞基地，修筑炮台营垒。从其奏稿与函稿之内，即可知此一系列的措施是何等的繁难，耗费了多少的心血，历经了多少的挫折。但由其坚忍与毅力，终于排除万难，于光绪十四年使北洋舰队得以宣告成立。一举而成为东亚海军之首，稳稳掌握住西太平洋的海权。成就之著，可谓斐然可观。不虞甲午一战，北洋舰队竟然败于日本而全军覆没，遂使鸿章二十年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同时，他的政治生涯自此也走向下坡，由绚烂而归于平淡。此不仅是鸿章个人的不幸，亦可说是国家的一个悲剧。
论及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海军的失利实为一个主要的关键。故于战后各方纷纷将矛头指向鸿章，几欲杀之而后快。实际上多为情绪的宣泄，而少有理性的思考。盖以就实际而论，北洋舰队因客观环境限制，本有很多的缺点；诸如装备方面，所有船炮不是英制，即是德制，另外还有闽制和沪制，型式不一，性能互异，作战时根本难以互为配合。更何况这些船炮未能随着时间汰旧换新。以致船速炮速严重地落后。再如后勤不能做有效的联络，也是一个致命伤。不但炮弹供应不足，燃料用煤的供应也令海军大伤脑筋，(9)在千钧一发的战场上不啻是雪上加霜。又如在训练方面，自琅威理离华后，训练与纪律即渐为松懈废弛，以致在作战时不是大炮射击不准，即是兵舰擅离战场，阵形错乱，而为敌所乘。(10)再加以鸿章对曰判断错误，和战不决，准备不足，军机贻误等等问题，都是造成失败的因素。当然，如果吾人再进而分析，则可知其原因尚不以军事外交为限，他如朋党的互相倾轧，朝臣的意气用事，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即不断发生；像是对日和战的决策问题，以及其后的倒李问题等，皆系出之于感性而非出之理性，出于私忿而非出于公义。比起日本之能举国一致，将士用命，不论政治军事均能上下一致密切地配合来看，胜负之数至为明显。
（三）
鸿章创办海军所遭遇的最大难题，便是他个人的条件与处境。最初他以一个淮军统帅而转入仕途，对于海军原来一无所知。其后纵然周咨博访，查考讲求，亲自观察，但终究并非海军出身，缺乏专门的知识和训练，故其治军的知识毕竟有限。其次，海军建设是自强运动中之一环，其他如同军事、外交、开矿、筑路等无不经鸿章之手，任重事繁，其精力与时间自不能全力以赴。再由政治地位来看，他是一个直隶总督，外兼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事务，其后又加上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职务，以及武英殿大学士或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但因“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故实际上他仍是个地方的长官。(11)他之所以掌理外交，推行洋务，创设海军，也不过是清廷临时赋予的任务，无其职而有其权，因而使他时常受到部臣（特别是户部）的掣肘，保守派的嫉妒。表面上他似乎受到慈禧太后的器重，然而在海军建设方面，却未受到大力的支持。他与恭亲王的关系，早期尚颇密切，但从恭亲王之坚持赫德出掌总海防司一事观之，亦可见他对鸿章创办海军并不信任。及至恭亲王失势，醇亲王执政，鸿章与醇亲王日近，更引起恭亲王的不快。甲午战时恭亲王复出，言官乘机对李攻击，初拟去丁（汝昌），后拟倒李（鸿章），虽云出之于帝后两党的矛盾，实则与恭亲王对鸿章的态度亦有关系。兼之在朝廷大臣之中，鸿章又常为守旧派人士所不喜；如他与李鸿藻的关系便为不佳。鸿藻为帝（同治）师，又是清流党的领袖，先后出任军机大臣，对于鸿章向无好感。另一大臣为翁同龢；翁氏亦为帝（光绪）师，先后出任户部尚书及军机大臣，对于海军建设常为暗中阻挠。至于各省的地方长官之中，情形虽为稍好，如同刘秉璋、 丁宝桢、李宗羲、李瀚章、张曜、刘铭传、张之洞等大体尚对之支持。但湘系集团中的左宗棠与刘坤一便常持对立的态度；刘坤一不但在购买铁甲船方面与鸿章相异，在海军经费上也常有争执。(12)
其次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洋务运动之所以无成，即是不知从法律制度着手，即令偶而创立若干的法规制度，也因用非其人，执行不当，形同具文。创立海军也与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凡事皆由各地督抚分别办理，权力边缘的推动，而非由权力枢纽的中央领导统筹。是以纷歧错乱，毫无成效可言。清季自同治初年兴办海军，二十余年间朝廷竟无专职大臣负责，常为外人传为笑柄。中法战后，经朝野上下不断地呼吁，方才设立了海军衙门，实现海军中央化。可是由于满人把持，只不过增添了 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对于创办海军依然没有任何的帮助。东方多为专制政体，君主的权力高于一切。日本于明治维新后即以中央的权力推动一切现代化的建设，故能获得较高的成就；而中国则反是。故由“中枢边缘”的观点以观中日现代化的成败，实在是至为明显，至于海军的发展亦不例外。
在海军经费方面，也是一大问题。西方海军之所以发达，乃因海军与商务互为表里。中国为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农业经济，国家的税收仍以田赋为主，本来即为有限。再加以中央缺乏健全的财政制度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一些重大设施皆赖协饷支持，拖欠、截留、移用，始终无法足数。以如此国防大事，所需经费竟须全靠地方督抚的个人之力设法筹谋，该是多么荒唐的事。然而更不幸的还是国家的领导者竟是一位无知而骄奢的女后，尽管她在表面上曾经下过一道道的谕旨，命令沿海督抚加强海防建设海军，实则在经费上却不肯予以支持，以致北洋海军非仅无力改良装备，汰旧换新，甚至连修理旧船的经费一百五十万两，也要分成十年才能筹办完毕。不知者或以清廷真正财政困难，饷力极绌，但从皇室修建惠陵（五六百万）、大婚（六七百万），乃至修三海、修颐和园（一二千万），以及甲午战起后迅速即由政府与皇室拨出八百万两来看，则可知主要的关键不是财政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慈禧太后昏庸无知，将大批经费挥霍于不急之务，而用之于海防与海军的建设，则其后的历史发展必将改观。
此外，创建现代化的海军对于中国乃是一项大的挑战。因为近代海军本为一支综合科技的新兵种，不论是船炮装备、机械操作、航海技巧、人员教育，以及舰队的组织训练、行军布阵，无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与技术，始能有效地管理与操纵，发挥其捍卫国防，维护海权的功能。这在当时既无近代工业设备，又无近代科技教育的中国，自然会遭遇不少的难题。诸如国防之不能自主即为一端；所谓国防自主者，即一国的军事配备，一定要能自行制造，而不假手于人。以中国而言，是即“中国之海军，宜使其成为中国之海军，而不可移他国之海军，而为中国之海军。”(13)可是，在那时的中国，科学、工业如此地落后，国防根本无法自主，处处皆须仰赖于外国，即常受到外人的欺骗与勒索。如阿思本兵轮案，蚊炮船的购买，都曾一再地吃亏上当，糜费了国家大量的公帑。在德国所购的“济远”兵舰，也曾因构造的缺点而发生争端。
其次是科技转移问题。科技的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并非一蹴可几，必经长期的培训，方能运用纯熟，掌握其中的竅要。海军已成为西方的专门之学，所涉及的知识及技术层面甚广。中国为培育这一方面的人材，虽曾先后于福建与天津等处设立海军学校，延聘洋人教导，但其进度却相当缓慢，成效不彰。一因学生程度过低，缺乏基础教育，而无法接受类似天文、数学、机械、物理等高深的知识；二因语文的障碍，学习必须经由冗长的传译：加以时间有限，课目又多，其成效自然受到限制。诚如一位西方观察者所言：“教育，尤其是任何技术性的教育，几乎是不可能通过通译进行的。”(14)在实际的军舰操纵方面，技术的问题更形严重。尤其是铁甲战船，更非短期所能操纵自如，而必须仰赖洋人为之辅助。李鸿章在“定”、“镇”二舰抵津后即曾指出：“铁舰为西国名家之学，其机件之繁重，理法之精深，行阵之变化，中国弁兵人等尚难一蹴而几。”须经切实训练，待以时日，始可娴熟。(15)
再次是高级海军将领的难求。原有的湘军水师将领只知传统的长龙舢板；广东水师将领只知红单艇船，均非其选。至于那批海军学校毕业又留学英国的新秀，也因历练太浅，缺乏实际经验，一时无法委以大任。由此可知，李鸿章之所以决定选拔一位老成持重而具有战阵经验的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领，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论者常谓其任用私人，未能提拔新进人材，实则在当时舰队之中，只有林泰曾（左翼总兵）和刘步蟾（右翼总兵）二位高级将领较为突出。但林泰曾的性格“失之于柔”，资历虽优，并非大将之材；刘步蟾成绩虽佳，惟其性格“失之于粗”，亦非适当人选。其他如邓世昌，虽然沉毅干练，精通兵法，颇有大将之风，惟其位阶不高（副将），且非留学出身。又曾因撞船事故而受过处分，自然无法委以提督之重任。再说，自琅威理去职之后，丁汝昌名为提督，然则大权已全为刘步蟾所掌握，以致有“实际提督”之称。甲午海战，丁汝昌受伤，刘且一度代理提督，亦无所表现。故知在人事任用方面鸿章并非不提携新进，而乃系有其不得已的苦衷。(16)
最后，国民的海洋意识对于海军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西方海权发达的国家，其国民多视海洋为生命，而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衽席风涛，视海洋为平地，以征服海洋、利用海洋为光荣。而其政府也能制定宏观远大的海洋政策，鼓励海上的活动。因之乃能以强大的海军为后盾，不断地通商、传教、殖民向外扩张，开创一个19世纪的海洋时代。反观我国则不然，由于传统上是大陆国家，仅有陆权（land power）思想，而缺乏海洋精神。沿海各省之外，绝大多数的国民皆视海洋为畏途，而只能望洋兴叹。故在创建海军时，只有少数远见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家方能了解其重要性。其他之人不是懵然无知，即是极端的冷漠。甚至还有些保守派的大臣时加阻扰反对。而国家的最高当局也对海洋方面毫无认知，更不会做出大力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发展海军，自然会遇到许多的阻力。
美国驻华署理公使何天爵（C。 Holecombe）在华有年，对于李鸿章练军的艰辛，颇为肯定。在其《中国的陆海军》（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In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一书内，特别指出：“李鸿章的一切努力目标皆是为保护其祖国，对抗侵略。可是却竟困难重重。”“嫉妒、无知、迷信、古旧思想，不切实际的议论，或明或暗的叛逆行为，贿赂的收受，利益的冲突，为着自私目的的劝告等等，无不像网子缠住李鸿章。”而“在中国人中，却又缺乏有技术的顾问或部属来襄助他，所以他的努力怎不会不完全归于失败！”(17)
而英国的海军军官寿尔（H.N.Shore）则以为，中国海军之难以发展，乃与缺乏海军传统有关。“中国还需要许多年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海军国家”，因为“中国没有海军国家的传统，没有悠久的光辉成就，以激励忠勇的新行为”。(18)实际上，现代与传统是无法割裂的，现代必须置基于传统之上，始能发荣滋长。故其后，英籍中国海关税务司赫德也持同样的论调，尝对严复作有如此的表示：“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有根柢枝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19)而我国近代军事学家蒋方震亦具有类似的见解，以为海军系创造的而非因袭的，故无新旧之争，而其形式规模乃一一用新法。虽然四十年来之所谓新法，于中国初未有丝毫之根据，海军亦其一也。“折他人之花以缚于庭树，其美也一时耳，不崇朝而败矣。海军之败，识者皆归之物质之不备，此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国民既少攻击性，故当时开口海防。信曰防已，则铁甲无所用之。停止购船之议之能见诸事实，防之一字中其毒也。而中国社会向无特种阶级，其所维持团体者则一种官僚系统耳。凡此皆与新法军制根本不相容者也。”(20)
近代海军乃是西洋文化的产物，亦为西洋文化之一环。以故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革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变迁与适应的问题。美国的布拉克（C.E.Black）教授认为：近代化乃是“历史上发展已久的旧制度，为了适应科技革命以后，由于人类知识以及控制环境能力的增加，所产生的一些具有急剧改变性的新功能过程。”(21)是知此一造成世界人际关系巨变的近代化的内涵，并不以军事为一端，而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等整体互动性有关。
（四）
李鸿章尝自言其创办海军乃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英人泰莱（Tayler）亦谓，甲午之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22)从军事史观点而言，大体接近事实。不过，如再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而论，亦可谓是中国与日本从事近代化之作战。中国的近代化仅由边陲（省区）的权力推动，而日本则以中枢的权力（中央）推进。中国近代化仅从军事方面着手，而日本则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全面地展开；中国近代化不知建立法规制度，从根本处做起，而日本却反是。中国消极被动，没有远大的理想，仅思抱残守阙为已足；而日本则积极主动，力求向外扩展，而使其国日趋强大。是知中日近代化的成败，国家的强弱，决非偶然。而两国政府领袖人物的魄力，识见与领导才能，尤其是一个决定的关键。(23)
北洋海军的毁灭，历史的意义至为深远。藩篱丧失，海权易手，自此门户洞开，几乎无险可守。诚如蒋方震氏所指出：“自有此战，而中国国防力之假面剥夺殆尽。世界各国咸垂涎三尺，以想此一块肉，而东方乃无宁宇矣。”(24)而台澎之割让，与大陆关系之疏离，其所造成之遗患，迄今尚依稀可见。不过，无论如何，为了保卫海疆，自必加强海防；加强海防，势必建设海军；而海军的强弱，则又必将影响海权的伸张。故海防、海军、海权三者，实为密切相关，连为一体。而李鸿章的海防策略之由近岸防御而近海防御；由近海防御而远洋防御三度的演变，亦殆与海军军力的发展隐相配合，(25)殊非偶然。虽然甲午一战，丧失海权，但前人的努力亦非白费，遗规犹存，经验宝贵，可资借鉴。而其他诸多的典章制度、组织法规、教育训练，以及一系列有关海军设施，亦皆为中国海军奠定了 一个初步的基础，形成为中国未来大海军发展的一个新传统。(26)
【注释】
(1)梁启超：《论李鸿章》（台湾，中华书局，原1936年，上海出版，1958年，台再版），页1—3。
(2)吴永：《庚于西狩丛谈》（台北，学人杂志社，1971年），卷4，页131。
(3)参见美•刘广京、朱昌凌编’陈绛译校：《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24—40，刘广京：（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事业的形成阶段，1823—1866〉。
(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再版，1980），页192。
(5)汤恩比（Arnold J.Toynbee）著，钟建闳译：《历史之研究》（Study of History）（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7年），册2，页418—444。
(6)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人拟代文博川中堂密陈疏）。关于鸿章遭受保守派官僚及清流人士的反对，可参考朱昌凌。（李鸿章：一个评价 ），文载美•刘广京、朱昌凌编，陈绛译校：《李鸿章评传》，页337—341。
(7)李氏《奏稿》，卷24，页10—25，（筹议海防折）。
(8)同上书，页16—17，（筹议海防折）。
(9)谢忠岳：《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天津，1994），册上（丁汝昌海军函稿），页533—534，光绪廿年六月廿八日人致张燕谋），页543—544，七月廿四日人复张燕谋。北洋舰队需要火力强、烟灰少之“块煤”或焦煤，可是营务处负责供煤之官员却发给“散煤”，以致因此“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汽力”，“虽在常时以供兵轮且不堪用，况行军备战之时乎！”（页533）其他尚有煤量供运不足等问题。
(10)根据伊东佑亨的估计，中方的炮弹命中率约为10%，日方为13%。参看ADM1/7201No.2583，R.K. Arbuthnot，”the Battle of Yalu River，”17th Sept..，1894，p.64。
(11)《清史稿校注》，卷418，页10144，（李鸿章本传〉。
(12)戚其章：（论甲午战争初期的帝后党争），文载氏著：《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页187—203。李国祁以为李鸿章与恭亲王奕诉关系较深，见 （李鸿章的家世与人际关系），中研院近史所：《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抽印本，页2。实则恭王对鸿章之海军建设，并未大力支持。
(13)杜锡珪：《考察列强海军报告书》（自序，刊地不详，1931年），页184；拙著。人甲午海挫败的几点反思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代中国和世界》，页488—502。
(14)何天爵著，张雁深摘译：《中国的陆海军》（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 In the Real Ch Question，London，1901）。文载杨家骆主编：《洋务运动文献汇编》（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册8，页471。ine，
(15)李氏：《奏稿》，卷55，页18，（验收铁甲舰折）。
(16)鸿章论当时选将之难，见《译署函稿》，卷15，页30（请设海部兼筹海军〉；对林、刘二人性格之批评见张佩纶：《涧于日记》，嘉禾乡人日记，庚辰三月十一日记：“丁雨生（日昌）论张成近奸，吕瀚近滑，刘步蟾近粗，林泰曾近柔。”
(17)何天爵著，张雁深摘译：《中国的陆海军》（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In the Real Chi Question，London，1901）。文载杨家骆主编：《洋务运动文献汇编》（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册8，页473。
(18)寿尔著，张雁深摘译：《田凫号航行记》（TheFtight of —Lapwig，hondo，1881）。文载家骆主编：《洋务运动文献汇编》，册8，页375—376。
(19)严复。（序（池著）海军大事记（民国七年八月）），文载包遵彭、李定一、吴相湘：《中国近代史论丛》，1辑，6册，页2。
(20)上海申报馆：《最近五十年》（上海，民国十一年四月），页129;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21)C.E.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New York and London，1967，p.7
(22)李鸿章：《奏稿》，卷78，页62;《张荫麟先生文集》，上册，页506。
(23)中日两国海军之发展，几可谓以中法战争为关键，中法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为未赔款未割地而获胜利，深感自满，因而产生一种晏安心理。以为天下自此太平无事，故其后海军发展几乎陷于停顿。而日本却反以北洋海军访日之剌激，乘机大力扩张海军。卒于十年之后，迎头赶上中国，甚至犹超过之。
(24)见前引蒋方震文，页131。
(25)参看拙著：（李鸿章的海军知识与海权思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所（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究讨论会论文集），1995年，页307—320。
(26)清末遗规包括：1.海军部成为国家定制，2.海军人员的专业化，3.舰队制度，4.海军教育及留学制度，5.船厂、炮厂、基地之系统化，6.各类章程法规之建立等等，显示海军已为政府所重视，而具有独立性与完整之体系，并进而成为中国军制的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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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辑，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2辑（11—14），台北，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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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王廷熙等编，64卷，上海久敬斋刊，光绪二十八年（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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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通纪》，3册，福州，福建通纪局编，民国十一年。
《广东海防汇览》，卢坤等纂，线装，刊年不详。
《总理衙门清档》，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文庆等修，80卷，台北，1963年，国风出版社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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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宝銮等修，100卷，光绪六年成书。
乙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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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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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勿忘甲午丛书》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刊，2004年9月。
王尔敏人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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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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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请，《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周馥记录，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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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天公不语对枯棋一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
冤海客，《冤海述闻》，收人王炳耀，《甲午中日战辑》，香港，光绪二十一年（1895）。
徐珂，《清稗类钞》，4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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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馨保著，徐梅芳、萧致治合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10卷，台北，文海出版社，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石印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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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昶，《于湖题杂集》，24卷，芜湖，光绪二十一年（1894）。
袁保龄，《阁学公集》，15卷，收人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宣统三年（1911），清芬阁刊。
孙克宽、关捷，《甲午中日战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甲午中日陆战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唐斯(美)著，彭歌译，《改变历史的书》，台北，纯文学月刊社，1968年。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40册，民国十四年，影印本。
髙岩译，《中国幼童留美史》，台北，文艺书局，1980年。
郝芸培，《中国海军史》，北京，民国十八年初版，台北，1971年重刊。
连横，《台湾通史》，台北，幼狮书局，1977年再版。
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55卷，光绪十八年（1892）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