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其实正道明了以人物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特质。按“世间法”来讲，“小人物”肯定是文献不足征的，可这些史料阙载的小人物之平生性格，本应与“青云之士”同等复杂才是。而考验司马迁以下传统史学家治学技艺的标准，也就变成了如何优游于少量史料之间，用以揭示并表彰那些为正史所不载的人物。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本书中“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的宫崎市定先生，虽然位于传统史学的延长线上，却又与后者有着今古之别。这种区别，恐怕只能用先生对整个东洋史学的学科构建上的用心来解释。出于对人物的热情，在整体上论述整个旧制度的结构，宫崎史学的这种风貌，其实和唯物史观是同样属于非传统史学的。
最后谈一下我译本书的相关问题。先生行文多有古奥难解之处，且其引文和体例亦属于过往时代的规范，与今日所行者不同。翻译之时，颇有力不从心之叹，能按时交稿，已属意外。译稿虽屡经查证删改，必仍存有许多错误，只能留待方家指正。而在此亦需感谢本书编辑杨海泉老师的细心审校。近年来，以宫崎史学为代表的大量日本汉学著作得以引进，相信对吾国文史学界不无裨益。忝列此中，想来也算是附其骥尾，让我倍感荣幸。
林千早
2017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