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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题为“清康熙帝”。（编者注）
雍正帝：政改与转折(1)
雍正帝（1678—1735年）是中国清朝自建国以来第五代、统一中原以来的第三代君主（1722—1735年在位）。雍正帝推行了诸多政治改革政策，使得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变得更为牢固。而中国自宋以来的君主独裁统治，经过明太祖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和明成祖永乐帝（1402—1424年在位），在雍正帝手中达到了顶峰。
一 国有长君
雍正帝姓爱新觉罗，名胤禛，庙号世宗，谥号的略称则是宪皇帝。因即位次年改元雍正并在统治的十三年间一直使用这一年号，故在此文中称其为雍正帝。
康熙帝有子三十五，其中嫡出的第二子为允禔(2)，雍正帝则是第四子。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1661—1722年），内治外征，取得了不少功业，然而他长久以来却一直为家庭内的不和而困扰。这种不和具体而言，便是诸位皇子结交外臣，为了将来的皇位而互相排挤的行为。而那位第二子，也因自身的失德，成为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两度被立为皇太子之后又两度被废。这件事也直接使得康熙帝在生前最后的日子里无心另立储君，当他创造了史上最长的在位记录驾崩之时，只是留下遗诏，令雍正帝即位。而此时的雍正帝，已是四十五岁了。
长时间身处潜邸的生活，使雍正帝得以详尽观察当时政治和社会上的弊病，并立下了改革的决心。而他即位后首先做的，便是瓦解朝廷上林立的派系，为此不惜剥夺那些对新政不满的兄弟皇子的宗室族籍，并将之监禁。此外，他还肃清了从前的得力大臣，如满洲出身的隆科多和汉人出身的年羹尧。这些所谓的朋党，其实是前朝康熙帝长达六十余年的治世期间奉行宽大政策所酿成的结果，更受到了与官僚体制紧密结合的科举制度的助长。因此，雍正帝对科举出身独占高位者并不以为然，相反更偏爱出身不正而才能出众之人。为此，皇帝不惮重用那些由捐纳——即买官制度出身，却有一定政绩的官员。宋代的欧阳修曾著《朋党论》，倡言君子可以结朋立党而小人则不可。对此，雍正帝特为著述《御制朋党论》一篇，将欧阳修的观点斥为邪说，并谕示：无论什么样的官僚都不应该结交朋党。
当时的官僚制度已有了两千年左右的历史积淀，彻底流于形式而不重实效。应该辅佐天子的内阁，却只是人浮于事，根本不堪应变。对此，雍正帝特为设立了军机处这一机构，包括数名大臣和位于其下的书记官——即所谓的“章京”，国家的紧急要务可直接经过军机处抵达天子手中，天子的命令也经由军机处直接到达各种对应的机构。如此一来，内阁大学士彻底成了闲职，而军机处大臣则成为了实际上的宰相，灵活地处理着各种政事。
二 朱批谕旨
关于地方政治的改善，雍正帝也倾注了全部热情。对于身处九重宫门之内的天子来说，不能彻底把握地方上的实情着实令他困扰。而且繁冗的官僚机构，使地方上的报告在提交之后不得不经过数重官僚之手，有着被篡改的可能，几乎无法原样地抵达天子之处。对此，雍正帝在官僚机构的一般报告之外，还要求官僚以个人的身份和天子进行直接的文书往来，直接将未经修饰的情况报告给天子。
雍正帝规定，各省的首席行政长官，如总督、巡抚和其下的布政使、按察使、提督，以及其下的道台、知府等，在公开文书之外，还需向天子提供秘密报告和奏折，将地方上的经济形势、物价、天气、治安、官吏之评判等情况事无巨细地上报天子。而这种文书无须经由上级机构，直接经特使、宦官之手，送至天子之处。天子则细细阅读每一封文书，用朱笔在行间批示其感想，或是写下一些训诫，或是在篇末留下余白，指示官员在此回复。而这也就是所谓的“朱批谕旨”，即由朱笔所批复的圣旨。这种朱批谕旨将再次送达秘密上书者手中，上书者须拜读天子的朱批，根据情况写上回复之后，再次将之送往天子之处。借由这种私信往来，身处朝堂的天子得以接触到地方上鲜活的实态，并对官僚朋党隐藏事实的手法一清二楚。这些朱批谕旨虽然在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两次被选辑后付梓，然而未经公开的部分仍占多数，文书原件已运至台湾，相关机构也在着手整理中。
时至今日，这批文书仍具有非常大的史料价值。首先，官僚用墨笔所书的奏折，不啻为向明察的雍正帝所上的一种供状，必须将事情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写出，如果加以粉饰，则皇帝只需参考他人的秘密上书，便会暴露。实际上，雍正帝在审读奏折时，也时时注意官僚是否在欺骗他，若发现了虚假的报告则会加以斥责。所以，将原奏折和雍正帝的评判之语一起阅读，我们便能得到一种密度和正确性都极高的十八世纪前半期的史料。而这也使得这部朱批谕旨成为了雍正时代史学研究的不二正典。
三 转折一代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与历代的其他皇帝相比不算短，不过和其父康熙帝的六十一年、其子乾隆帝的六十年相比，却是短得有些过分了。虽然如此，他在整个清代史上占有的地位比起其父、其子来说甚至更为重要，直接关系到了作为清朝统治基础的满洲民族之融合的问题。笼统说来，雍正朝之前的满洲人还只是朴素的战士，而雍正朝之后的满洲人则成为文明人。战士和文明人固然互有长短，而身处雍正朝的满洲人则是这两种身份的中间物，同时拥有着二者的不同气质。雍正帝本人及其非常信赖的大臣鄂尔泰，便是这样的人物。而这也使拥有朴素满洲人气质的雍正帝得以意气满满地行使皇帝的独裁权力。
皇帝独裁政治是兴起于宋以后的中国之特殊政体，与古代的专制君主体制并不一样。不过，这种制度实在可以说是君主政治的一种最高理想，而中国的雍正帝则可以说是将这种理想最大限度具象化之人。可以说清代的政治之所以要胜过历代，完全是因为雍正一朝，包括前述的各种政策在内，雍正帝所殚精竭虑想出的政策，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后世被蹈袭和奉行，成为了清代本身的特色政治。
比如，有鉴于官吏在俸禄微薄的情况下不可能务守廉洁，雍正帝便以“养廉银”为名，增加了官吏的俸禄。此前的官吏公然以附加税之名向民间索取额外的贿赂和礼物这一陋规，曾在官员低俸禄的时代成为一种合理的行为。对此，雍正帝则将此项附加税确定为制度，并将之公开公平地分配给了官吏。
有鉴于其父康熙帝册立太子的失败，雍正帝没有册立太子。他认为，在年轻时就被选为太子，可能会过早地为官僚们的谄媚所包围，从而成为无用之人。不过为了防止皇帝在指明后嗣继承人之前就去世的情况出现，皇帝又在宫中正大光明殿的牌匾(3)之后，放置了一个藏有遗诏的小箱子，在遗诏上写有天子所中意的皇子之名，以供大臣拥立新帝。这一系列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秘密建储法”了。
在对外关系方面，雍正年间，清廷曾对西藏出兵，击破了该地准噶尔部的势力，平定了该地并将之纳入版图，并派出驻藏大臣。而下一次对天山南北路准噶尔部的征伐，则要留待接下来的乾隆帝。
康熙帝对基督教传教士态度宽大，并为了利用他们而稍微放宽了对传教的限制，然而雍正帝却极为反对这一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反的外教并加以弹压。虽说当时中国人的尊王攘夷思想所针对的，其实是身为征服者的满洲人，不过雍正帝此举，却成功将矛头转移到了西洋人身上。而这一点，也间接证明了雍正时代乃是位于大历史的转换时期的事实。
【参考书】
宫崎市定《雍正帝》（1950年，岩波新书，《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卷所收，1976年）一书，以及杂志《东洋史研究》第十五卷第四号、第十六卷第四号、第十八卷第三号、第二十二卷第三号（分别由东洋史研究会发行于1957、1958、1959、1963年）这四册的《雍正时代史研究》专号所收专门研究论文，在学界注重康熙、乾隆二朝而忽略了夹在其中的雍正时代的大背景下，致力于发觉这一时代的独特价值，可供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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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题为“清雍正帝”，小节划分及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2) 允禔原名“胤禔”。雍正帝即位后，为了加强自己的威权，令宗室兄弟辈将名字中与自己名字相同的“胤”字改为“允”字。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专著《雍正帝》。（译者注）
(3) 原文如此。实际上秘密建储的遗诏是放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牌匾之后。（译者注）
第二编 乱世宰相
李斯：人生如戏剧(1)
李斯（？—前208年）出仕于秦始皇，助其统一天下，制定了中国最初大帝国的统治方式，确立了官僚制度，并凭借此功而官至宰相。在始皇帝死后，其为宦官赵高陷害，最终被杀。
关于被秦始皇任命为丞相协助其一统天下的李斯的生平资料，今日所见的唯有《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这一篇了。在此谨根据该篇列传做一个大致上的介绍，若是读者能进一步阅读此列传原文，当更能欣赏到其如戏剧一般起承转合的人生所展现的跌宕之美。
李斯生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半叶的上蔡，该地当时属于楚国，今位于河南省境内。在他担任地方官衙小吏期间，目睹到仓库中肥硕的老鼠连人都不怕，而下水道中的老鼠则消瘦又畏惧人类和猫犬。李斯就此感到，人类的境遇也如同老鼠那般，完全依赖于环境的好坏，于是便前往荀子之处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的李斯离楚去秦，成为吕不韦客卿的他就这样进入了秦国的官场并逐渐升官。然而吕不韦被免职之后，秦国政府改变了一贯的政策，发布了驱逐所有外国客卿的《逐客令》(2)。而李斯立即写成反对此令的《逐客论》(3)，向始皇帝建言《逐客令》的失策。采纳了上书的始皇帝随即取消了《逐客令》并开始重用李斯。当秦国开始进攻韩国之时，韩国将李斯在荀子处的学长韩非送入秦国，以图暂缓秦军的攻势。因为害怕韩非会威胁到自己在秦王处的地位，李斯设下毒计将之陷害致死(4)。以上便是《史记》相关列传中第一段的大致内容，描绘了怀有入世之心的青年李斯是怎样立下仕秦之志，怎样排除仕途上的障碍，怎样采取各种手段向上攀爬的经历。
彼时的秦国国势日益隆盛，李斯的前途也一片光明。作为始皇帝的参谋，李斯成功离间了敌国君臣，再乘其内讧之际攻灭敌国。终于依次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可以与古代波斯、罗马帝国相比拟的，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大一统古代帝国（前221年）。而李斯也作为丞相，得以协助始皇帝参与到这个大帝国的统治中。他们的统治方针可概括为：将所有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一身，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制定法律，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统一思想，向四方进行领土扩张等。从此，李斯富贵已极，其儿女也得以和帝室通婚。以上是《李斯列传》的第二段，描绘了李斯一生中最为幸运的时光。而在这一段的最后，借由李斯本人对“物极则衰”的嗟叹，叙述导向了其人生的下一阶段。
为他命运带来转折的便是始皇帝之死（前210年）。始皇帝在最后一次巡幸地方之际，身边除了丞相李斯、宦官赵高之外，还有在其二十余子中较为年幼的少子胡亥。而在此次巡幸的归途中，始皇帝病死于河北。皇帝在死前留下遗诏，命令此前在北方国境任蒙恬军队监督的长子扶苏在看到遗诏之后，火速赶往国都迎接父丧。若此时的李斯能够完全遵守天子之命，恐怕就没有后来的那些事情了吧。然而，恐怕是出于某种恶魔的耳语的缘故，赵高也得知了此事(5)。赵高向来对蒙氏抱有恶意，如若扶苏即位，重用蒙恬，自己的地位必然不保。也正因为这样，他便谋划拥立与自己关系非常亲密的胡亥。始皇帝的遗书此刻正在赵高手里，而李斯也计划在回到国都之前秘不发丧，正好为赵高的阴谋提供了时间。
赵高首先将始皇帝的遗诏示以胡亥，并以若是扶苏就此即位后胡亥的不利之处向之游说，使胡亥立下了参与这场阴谋的决心。随后又向李斯进言，若是扶苏即位，重用蒙恬，则李斯很可能如之前的秦相那样被革职流放，继而将李斯也纳入己阵。正是这三人的合谋，才得以伪造始皇帝遗诏，将胡亥立为皇太子；同时又伪造一封遗诏，送与扶苏和蒙恬，赐二人以死。结果，二人并未抵抗，扶苏马上自裁，而蒙恬则被解除兵权并下狱。实现了这些阴谋的胡亥，在回到都城之后马上为父发丧并即皇帝位。从以上《李斯列传》的第三段中可以看到，此前位极人臣的李斯，不过是优柔寡断的俗物罢了。而他为赵高所诱惑，失去大臣应有的节操，也就此展开了成为恶魔的囚徒并随之堕落的人生。
篡位的阴谋既告成功，还来不及庆幸的李斯，却迎来了急转直下的命运，最终堕落到了地狱的底层。而这，或许就是被恶魔所诱惑的必然结果吧。二世皇帝胡亥即位之后，李斯的生死完全掌握在了赵高手里。在赵高的蛊惑之下，二世对人民采取严刑峻法的同时，也在宫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全然不顾地方叛乱态势的扩大。此时的李斯却并未出于大臣的立场进谏，而是选择依附赵高，对二世加以阿谀奉承。不过，常年担任宰相一职的李斯，早已成为了赵高的眼中钉——如果说事到如今还有谁有能力发动针对赵高的政变的话，那便是李斯了。因此，当地方叛乱不断增加之时，赵高以李斯之子李由担任叛地郡守却不肯攻击叛军为由，企图对李斯进行治罪。
李斯对此进行的抵抗便是向二世上书弹劾赵高之罪。然而，赵高早早地将二世置于深宫之中，让其耽于享乐，切断了皇帝与外界的沟通。在李斯上书和谒见的企图全部落空的同时二世对李斯的不满也在加剧，继而将失宠的李斯投入狱中，罪名是与其子李由图谋造反，而受命查案、拷问李斯的正是赵高。年老的李斯不经拷问，只得在赵高伪造的口供上签名，承认谋反一事(6)。看到赵高罗织的这份口供的二世，欣喜地说道：“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最终，李斯就这样被腰斩并夷三族于咸阳（前208年）。临刑前，李斯曾对其中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对而泣。《李斯列传》此处的记述，巧妙地呼应了最初李斯见到不同环境下的老鼠而立下壮志的故事，并就此结束了列传的第四段，而后又续以一段终曲——那便是二世和赵高二人那更为悲惨的末路。
地方起义军的首领项羽，带着击破秦朝主力部队的威名和他那如云霞一般的大军，很快临近了旧秦国的国境，而起义军的其中一支由刘邦带领的部队更是从间道入秦，直接威胁到了国都咸阳。面对这样的危机，二世即便再怎么愚蠢，想必也开始对赵高的专权有所察觉了吧。而意识到了这一点的赵高，竟然直接在宫中将二世杀害，并拥立二世的侄子子婴即位，去帝号，重新改称秦王。子婴随即与其子二人合计，将赵高诱入宫中诛杀，并夷灭其族。然而之后不久，刘邦的军队便兵临城下，随着子婴的出降，秦王朝也就此宣告覆灭（前206年）(7)。
以上便是《史记·李斯列传》的大致内容。此传的叙述，也的确如本文开始时所说的那般极具文学性，有一种戏剧之美。当然，将传主的生平事迹分成起承转合以方便理解，本来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格式，这也与李斯的人生非常契合。不过，在这种起承转合的关键转折之处，在列传的叙述中往往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场景”。认真说来，这一类场景大抵并没有什么史料根据，而可能只是来自汉初以来都中市集上说书人的讲唱，最终经司马迁之手将之洗练化并写入《史记》。诸如传中所引李斯的其他几次上书，便很可能是如此形成的。当然，除去这些内容，李斯真正的生平，应该说是可以通过《史记》的记载而得以窥见的。
【参考书】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无疑是阅读本文时最重要的参考。《史记》一书有数种日语译本，入手便利。而对《李斯列传》本身的研究，则可参考宫崎市定《读〈史记·李斯列传〉》（《东洋史研究》第三五卷三号，1977年3月）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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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题为“李斯”。（编者注）
(2) 因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入秦修建水渠，以计“疲秦”，后被秦王察觉。秦王遂下逐客之令，欲将从各国来的客卿驱逐出境，李斯亦在其列。（编者注）
(3) 此文据《史记·李斯列传》及李善注本《文选》卷三九，正式的篇名当为《上书秦始皇》，而后世则一般称为《谏逐客令》。（译者注）
(4) 李斯与韩非之事不见于《李斯列传》，而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内容。（译者注）
(5) 此处作者叙述有误。据《李斯列传》：“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赵高一开始便知道始皇帝驾崩之事。（译者注）
(6) 《李斯列传》原文载有李斯下狱被拷问之后，赵高进一步陷害狱中的李斯，及李斯于狱中上书之事。（译者注）
(7) 作者此段关于李斯死后的叙述，除了根据《李斯列传》之外，还参考了《史记·秦本纪》的相关内容。如刘邦进入秦地后二世察觉赵高之专权，子婴与其子二人合谋诛杀赵高，均采用了《秦本纪》的说法，而与《李斯列传》有所出入。《李斯列传》所载赵高“指鹿为马”一事，也为作者所略去。（译者注）
冯道：谜之忠于国(1)
历史上臭名昭著之人并不少见，而其恶名则往往被概括为几种类型。其中，中国五代时的宰相冯道便是作为无节操、无廉耻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而为人所知的。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冯道生于唐末僖宗的中和二年（882年），正逢黄巢占领长安。不过因为冯道是离今日之北京甚近的瀛州人，远离这场内乱的中心，得以免于沐浴战火，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初等教育。当他二十六岁之时，唐代为后梁所篡，中国再次大乱。在后梁以开封为都自居正统的同时，天下也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其中，冯道家乡附近的刘守光也在今北京之地自立为燕帝。出仕燕帝的冯道，曾因意见不合而为之投入监狱，而当燕帝为山西军阀、国号为晋的李存勖攻灭之后，冯道又出仕于晋王。当时，晋与后梁的军队对峙于黄河流域，死斗连年，晋国的诸将经常前往梁地，掠夺人民以为奴隶，也时常将其中的妇女赠予身为文官的冯道，而冯道只是在默默接受之后，便将妇女们加以保护，送回其亲人之处。最后，晋国终于扑灭了后梁政权，平定了华北，成为了五代的第二个正统王朝——后唐，而冯道也就此进入中央，继而当上了宰相。之后，虽然后晋政权在契丹的帮助下灭亡了后唐，冯道却仍在新朝廷中保有宰相之位。后来，当契丹入侵中原、灭亡后晋、占领国都开封之时，他依旧选择侍奉新主——即后来所谓的辽太宗。而当契丹被赶走，后汉政权建立，冯道还是贵为宰相。最后，当后周又取代了后汉，冯道依然是后周太祖的重臣，并于后周的下一代君王世宗初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954年）。正史通常以为冯道曾事四朝十帝，在相位达二十余年云云，其实若是算上契丹，则有五朝；若是再算上最初的燕，则是六朝十二帝了。
而到了独裁君主的大一统制度确立的宋代，史家开始对这位长乐于官位的冯道产生了巨大的厌恶之情，《新五代史》固然将之视作毫无廉耻之人，就连《旧五代史》亦贬称其为不忠。不过，以宋代这样君臣名分已定的时代为基准，来回望五代乱世并对之采用同一标准的行为实际上并不妥当。而且我们还得听听冯道本人的见解。毕竟，冯道曾用“忠于国”这样的话评价过自己(2)。那么，所谓的“忠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以为，中国的君臣观念经过了长时间历史的考验，自然较日本人所能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本来，中国人所以为的天子，其实是不得不成为侍奉人民之人的。臣下虽然侍奉天子，但他们侍奉天子的真正目的，乃是侍奉人民大众。而一旦当时的天子不能侍奉人民，那么臣下即使脱离天子直接侍奉人民，也是不得不被允许的。冯道之所以说“忠于国”而非“忠于君”，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实际上就五代乱世而言，若是讲求对一朝君王个人秉持同生共死般的忠诚，恐怕无论有几条命都是不够的吧。在这样的世界，比起“单数”的君主来说，“复数”的人民无疑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冯道的确称得上是为人民尽心尽力的。当君主如后唐明宗那样贤明之时，他更是能够通过讽诵聂夷中《伤田家》诗的方式，提醒君主注意农民的辛苦。诗曰：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3)
而当后晋末年，契丹入侵之时，出现了比内乱更为凄惨的、如地狱图般的民族战争。此时的冯道，却从今河南南部来到都城，谒见契丹太宗，并建言：“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请勿杀伤百姓。”(4)而最终，契丹并未杀光占领区内的所有汉人，似乎也可算是冯道的功劳。
可是冯道终究是晚节不保的。后周的名君世宗甫一即位，山西军阀刘崇(5)便大规模入侵。面对提出亲征打算的世宗，冯道却罕见地采取强硬态度进行切谏。然而，不顾冯道进谏前往亲征的世宗，却漂亮地击破敌军凯旋。事实上，自世宗之朝开始，旧式的军阀被逐渐淘汰而新式军阀渐渐勃兴。或许冯道只是担心这位霸气的新天子会在战场上受到伤害而提出谏言，可他却不明白，对于新军阀的代表世宗来说，年事已高的他，不过是从旧时代偷生至今而应赶快退场之人罢了。
我在阅读中国史书之时，每每感到北宋时代的史家那甚为公平的态度。无论《旧五代史》，抑或《新五代史》，对冯道虽颇具微词，但都未曾忘记将其人之长处如实记录。这对我们来说，便提供了一种正确评判冯道之人物形象的可能性。想来这便是宋代史家之所以胜过今日“一边倒”的史家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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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题为“冯道与汪兆铭”。中文版删去论及汪兆铭部分。（编者注）
(2) 见冯道《长乐老自叙》，全文载《旧五代史·冯道传》。其中此句“忠于国”云云，亦为《新五代史·冯道传》所引用。（译者注）
(3) 作者此处引诗，乃据《旧五代史·冯道传》。据《全唐诗》636卷载，聂夷中所作诗为《咏田家》（一作《伤田家》），全文为：“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译者注）
(4) 此事《新五代史·冯道传》不载，作者乃据《旧五代史·冯道传》叙述。然而据《旧传》原文，冯道乃是为契丹太宗耶律德光“自襄、邓召入”的，反而《新传》说冯道是主动“朝耶律德光于京师”的。又，《旧传》载冯道对耶律德光语仅至“惟皇帝救得”，后面的“请勿杀伤百姓”乃是作者引用、翻译时所加。（译者注）
(5) 作者此处从《旧五代史·冯道传》作“刘崇”，此人《新五代史·冯道传》作“刘旻”。（译者注）
贾似道：南宋末年的宰相(1)
一 身世
南宋末年，在湖州德清县，生活着黄氏、胡氏两位贫家出身的美人。黄氏本侍奉于大族李仁本，而当李氏之女嫁给当时的天子理宗皇帝之弟荣王与芮之时，黄氏作为陪嫁也一起来到了荣王邸。身为荣王夫人的李氏虽无所出，但作为婢女的黄氏却幸运地产下了一个男孩。此后，没有男性子嗣的理宗皇帝驾崩，皇帝的侄子被立为天子，这便是度宗皇帝。而黄氏也成了天子的生母，被封为隆国夫人。另一边，胡氏则嫁与万安县县丞贾涉为妾。因贾涉嫡妻的嫉妒，产下一男的胡氏不久便被休去[1]。此男名似道，字师宪，上有一姊，而其姊究竟是否为嫡妻所生，也无从知晓。此后的贾家时来运转，贾涉官至淮东制置使，握有南宋北部国境的兵权。贾似道之姊贾氏更进入了天子理宗的后宫，虽未能如愿成为皇后，却专享着皇帝的恩宠，生下了周汉国公主。理宗并无其他子嗣，自然对这位掌上明珠十分喜爱，因此也就更加对贾氏言听计从[2]。而作为弟弟的似道，在继承二人父亲所留下的各种有形无形的遗产之余，也因为姊姊的裙带关系，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太师、平章军国事，可以说是将整个南宋的国运玩弄于掌间的人物。不过，在贾似道渐渐立身的同时，其生母胡氏却一直流落民间，直到母子二人再次幸运地见面，其母才因似道的显贵而被封为齐国夫人。而因为与前文那位隆国夫人的同乡之谊，齐国夫人屡屡被迎至禁中，与隆国夫人同寝叙旧。诸位或许已经将以上的内容看作在下对一桩古今奇观的冗长介绍了吧，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并不如古今奇观那样有着可喜可贺的大团圆结局。而作为此文的发端，若是读者诸君在阅读本文之前，就已对南宋社会种种妇系家族的繁荣有所了解——这种繁荣积极说来是一种太平无事的体现，说得难听些则不啻为一种人情万能的社会运转方式——那么作者无疑会铭感五内。
二 青云
贾似道生于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八月八日。当时其父涉方任万安县丞，而几年之后的嘉定十二年（1219年），便已身为淮东制置使。此时的贾似道大抵随父去往了其在楚州的任所。当时，南宋的强敌金国已在蒙古的攻击之下不复往日之威，淮东北部的流贼李全也趁此机会从金国独立，利用蒙古和宋国两种势力，在山东附近确立了自己的地盘。在制置使贾涉的煽动下，李全成功牵制了金军，使贾涉得以在与金国的战争中虽无大胜，却也无大败。而在随后的嘉定十六年（1223年），贾涉病死于制置使任上，贾似道时年十一岁。成年以后，因为父亲的恩荫，贾似道被授予籍田令，担任嘉定一地的司仓工作。不过，就当时的世情而言，依靠父祖的余德固然能得到官职，然而若是不能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进士头衔，却是不能得到世人的尊敬的。而成为进士一般有两种途径：从底层参加科举考试，或是先进入太学再参加科举，无论哪种途径都必须要通过数场竞争激烈的考试。此外尚有一条捷径——大臣贵戚之子可以免去之前的所有考试，直接参加殿试。所谓殿试，便是在宫中由天子亲自担任主考的具备仪式性甚至可以说戏作性的一场考试。而殿试也无所谓落第之说，所有参加者均可获得进士出身。恰好在此时，贾似道的姊姊凭借姿色进入了天子的后宫并得到其宠爱，成为了皇后的有力候补者之一，即便最终皇后之位不得不因为门第的关系而让给谢氏，贾氏仍然受到了天子的偏爱，被立为仅次于皇后的贵妃。也正因为这位姊姊的恳请，贾似道得到了免除殿试前所有考试的资格，于嘉熙二年（1238年）和其他读书士子一起参加了殿试，顺利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的贾似道早已不是小孩子了，然而那位贵妃姊姊却仍然非常担心参加考试的弟弟，以至于在考试期间还命人从后宫送上汤药饮食，不过此举或许只是一种对考官们的示威，亦未可知[3]。
贾似道也就此获得了和其父祖相应的地位，家中亦有相当财产，宫里还有身为贵妃的姊姊作为保护者，万事皆已达成的他，开始过上了放纵的生活。同时，因进士及第而获得的太常丞、军器监这样的职位，亦没有对应的实际工作需要去做。贾似道每日纵游诸妓馆，至夜即燕游西湖不返。天子理宗曾夜凭高，望见西湖中灯火明亮之处，便语左右：“此必似道也。”明日询之果然。临安府尹史岩之为此专门将似道戒饬了一番。而当似道离开后，史岩之却这样说道：“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
位于天子脚下的临安府是大运河与杭州湾的结合点。其附近一带，自唐以来便是有名的谷物产地，成为南宋都城后，更令海陆物资在此地集中流通，生活既因此变得方便，从都城向西还可以饱览湖山之胜，在享乐的便利度上，恐怕没有其他地方可与此地相比较了吧。不过，在临安无所作为的冶游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合适，这或许是理宗皇帝的考虑，或许是作为姊姊的贾贵妃的想法，总而言之，贾似道很快便被任命为地方官员而离开了临安。贾似道先出任澧州知州，后移任湖广总领财赋，最终于淳祐六年（1246年）在名将孟珙身故之后，继任为了京湖制置使。这里“制置”作动词，和“处置”是一个意思，而制置使大致相当于唐代的节度使，可并没有节度使那么大的权力。与之前总领财赋之官主要掌管财政类似，握有兵马的制置使主要负责国家边防。南宋后期，政府在与金国接壤的北部边境通常设有三名制置使，自东向西分别为淮东（今江苏）、淮西（今安徽）和京湖（今湖北）制置使，此外还在四川设有宣抚使。而在制置使之上，虽然还设有制置大使、安抚使、安抚大使等官职，然其职掌却与制置使并无很大的差别。淳祐七年（1247年），贾似道官拜京湖制置使后的第二年，姊姊贾贵妃抛下了年幼的皇女，就此病殁，这对于贾似道来说理应是一大打击。不过，正如此前史岩之对其的评价那样，贾似道之材“可大用”，尤其与当时无能的学究式地方官相比较，贾似道的事务性才能更为突出。因此，在任京湖制置使四年之后，贾似道改任两淮制置大使，主管淮东、淮西的军政。此时取代金国征服了中国北部的蒙古逐渐开始威胁到了南宋，为了防备蒙古，南宋政府在国境线上的要地，如宝应、东海、广陵、涡口、荆山等处修建了防御工事，加强守备。理宗显然对贾似道在任上之所为非常满意，分别在宝祐四年（1256年）和六年（1258年）授予了贾似道参知政事和枢密使的头衔，使其虽为外臣，实际上却享有中央政府之宰相的待遇，威权日盛的贾似道不仅对所辖人事之进退拥有绝对的权力，就连庙堂大臣的任免也不得在未经他许可下进行[4]。而如此镇守两淮十年之后，面对突然入侵的蒙古大军，必须负起防御责任的贾似道终于等到了让天下承认其手腕的机会。
三 战局
南宋与蒙古的关系，开始于蒙古太宗为攻击金国首都开封向南宋提出带兵经过其领土之要求的绍定四年（1231年）。当时的宋虽拒绝了蒙古的要求，然而蒙古还是罔顾宋廷的拒绝，直接闯入河南南部的宋国领土，于钧州三峰山将金军的精锐部队围歼，继而直接威胁到了金都开封。此事发生在绍定五年正月至三月。此年年底，蒙古再次派出使臣前往南宋，提议宋与蒙古共同夹击金国。而已经弃守开封将国都迁往宋国边境附近之蔡州的金国，也同样派出使臣至宋，诉说蒙古的不可信，并请求宋军援助金国，一起阻止蒙古的南下，或至少为金军提供一些军粮。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宋廷以为，根据远交近攻的常规想法，应当与蒙古同盟，一起击溃濒死的金国，于是名将孟珙立即率军北征，帮助蒙军大将塔察尔一起攻陷了蔡州，灭亡了南宋的宿敌金国（宋端平元年，1234年）。
当蒙古与宋以陈州、蔡州为界划定国境之后，因为当时的蒙古尚自内外多事，且对中原兴趣不大，故将黄河以南的新得领土全部交与金国降人管理，驻兵亦极少。而得知此事的宋廷竟然无谋地派出军队进入河南，妄图恢复故都开封。北征的全子才、赵葵二将一开始如入无人之境般占领了开封和洛阳，然而在被蒙古塔察尔军突然袭击后，全军溃败而逃归南方。所幸此时的蒙古正处在对欧洲的远征之中，不太可能急速会兵大肆报复宋军，而只能动用华北的驻防军小规模入侵了宋国边境一带。南宋也迅速任用老将孟珙以平息此事。孟珙不愧为一代名将，面对困难的时局，没有辜负南宋朝野的期待，迅速收复了襄阳作为宋国第一线根据地，并在该地坚守了十三年之久，顺利担起前线防卫的大任。而当孟珙于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之后，贾似道便如前文所述，成为了其继任者。
此间的蒙古，经历了太宗驾崩之后短暂的定宗贵由统治时期，大汗之位也于淳祐十一年（1251年）传到了拖雷之子、宪宗蒙哥手中，蒙古和宋的关系也就此迎来了转折。盖因蒙哥一系在蒙古王室中实为失意的一支，向来未曾得到过较好的封地，故蒙哥即位后，便欲与其兄弟一起并力开拓新的疆土，以传与本系子孙。其中，宪宗的次弟忽必烈被委任来开拓中原和西藏地区，三弟旭烈兀则作为先锋前往波斯地区。
忽必烈便是后世为人称作世祖者，在蒙哥一系处于失意之时的成长经历，令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蒙古社会的蔑视和对汉族官员的亲近，受到了汉文化的较强影响。以至于其在以蒙古至上主义傲视被征服地区的其他初期蒙古诸王之间享有“汉人之子”的绰号。当他被兄长蒙哥委以漠南一带的军事任务之时，更召集了姚枢、郝经等儒者，任用了史天泽、张柔等汉人出身的将领以为肱股。而以这位如此熟知汉文化的蒙古公子为敌的南宋，无论是战是和，都须保持极大的警戒。
忽必烈的幕府中多有持亲宋论之人。初始，忽必烈采纳了这些人的建议，避免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挥兵西向，从宋在四川一带的国境线之外进入云南并攻灭了大理国，同时招降了西藏，又派出以兀良哈台为将领的部队征服了安南。当安南王投降于蒙古大军时，正是宪宗即位后的第七年。翌年，宪宗便制订了作战计划，亲率部队进入四川一带，同时又令忽必烈攻击京湖一带，而兀良哈台则从云南进军广西。按照计划，这三股部队最后将在鄂州（今武昌）会合，以大举伐宋（宋宝祐六年，1258年）。
宪宗的部队在入侵四川之后，准备沿嘉陵江下至长江流域，然而在途中的合州一带却碰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合州守将王坚利用地理上的险要进行了有效的防御，蒙古大军亦不能使之屈服，而就在攻击合州重庆城遇阻之后不久，宪宗便罹患重病，于合州钓鱼山的军营中驾崩。时为宋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二十一日。
就此，宪宗的直属部队解开对合州的围困，迅速撤退回国。然而，退兵的消息却并未及时传达给深入南方腹地的兀良哈台部队。事实上，兀良哈台军于七月渡过盘江进入邕州，八月攻破横山寨，经由宾州、贵州，蹂躏了象州、柳州一带，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兵临静江府城下。
另一边，遵守兄长宪宗之命进攻的忽必烈部队，于七月经蔡州渡过淮水上游，击破了大别山中险要之地大胜关，并在黄陂一带的长江边思考渡江之策。不过，在随后的九月一日，宪宗驾崩的消息传至忽必烈处，穆哥所派的急使汇报完宪宗驾崩之后诸将的情况之后，马上劝谏忽必烈早日班师北归，争夺大汗之位。大汗之位固然使忽必烈甚是心动，然而若是置迂回深入于南宋国境背后的兀良哈台于不顾，就此撤兵的话，兀良哈台部队便会进退失据，极有可能全灭。且在汗位继承的纷争中，比起表明自己的野心，暂时手握重兵观望局势无疑更为有利。于是他拒绝了亲信诸王们的提议，反而于阳逻堡舣舟渡江，于南岸的浒黄州登陆，进军围困鄂州城。其时鄂州城内守兵单弱，颇有陷落之危，然而守将张胜武勇善战，早就对蒙古军有所防备，四川方面的吕文德也马上派来援兵，贾似道更是率领大军前来支援，就此在鄂州城下，南宋、蒙古二军展开了对峙（宋开庆元年，1259年）。
然而，作战之中，宋军的勇猛却令蒙古军颇为苦恼。仔细想来，这种勇猛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第一，金国灭亡之后亡命至南宋的金遗民对蒙古的敌对意识；第二，宋国财政收入既有余裕，且肯不惜一切地支出用于军事——从开庆元年二月到第二年景定元年（1260年）二月，一整年中用于犒赏军队的特别支出即高达铜钱一亿六千八百万缗、银十六万两、帛十一万匹之巨；第三，则是因为蒙古大军的主要部队实际上并未参加战斗，兀良哈台军原本就只是为了扰乱后方而布置的特别行动队，忽必烈自己的军队亦同样没有彻底征服南宋的意志，自然也失去了作战中的锐气。
其中，兀良哈台的军队经由湖南全州、永州，沿湘水而下，于十一月来到潭州，并在潭州郊外的南岳市与宋军遭遇。此战中，人称二哥元帅、也许信仰基督教的色目人捏古来身中流矢而死。而当忽必烈的先头部队抵达岳州之后，虽马上派出侦察兵，欲与兀良哈台军取得联络，可是因为宋军的抵抗和地形的不利，兀良哈台军无法继续北进，只得折回南方，翻越今湖南、江西一带的山地，进入江西平原。
而对忽必烈来说，一度在岳州附近出现过的友军迂回部队，此刻再次消失；同时，身居蒙古腹地的末弟阿里不哥的即位活动越来越具体化。这两个消息的叠加使得忽必烈不容继续犹豫下去，只得将军中的指挥权交给大将张柔，自己率领轻骑北归。
而兀良哈台军大约于景定元年（1260年）入侵江西之后，面对守备薄弱的南宋内地，遂悠然地经过并蹂躏了袁州、临江军、瑞州、奉新、分宁、武宁、江州、兴国军等地，顺利与张柔的部队会师。不过，在北归的路上必须渡过长江，这对于没有得力水军的蒙古军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冒险。蒙古军的计划，乃是在长江上修建直通江北的浮桥，而以三月三日为期，从危险的浮桥上退兵。然而，古来关于临河沿川的作战中，半渡而击无疑是第一准则。因此，宋军水军将领夏贵等人便早早地在巨大的战舰上等待时机，一见到蒙古军开始撤退，就立即烧毁浮桥，杀伤蒙军。不过由于战术上的生疏和蒙军的善战，最终宋军所获的首级不过一百七十枚。虽说如此，这对于之前连战连败的宋军来讲，到底是一场巨大的成功，而朝野的一片欢喜，也委实足以同情。
在此期间，贾似道被授予了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南总领、知江陵府这样一长串的头衔，此外还被委任了节制江西、两广人马，通融应援上游的重任，可以说除都城附近之外，整个南宋领土已经全部位于其指挥之下了。而他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全面责任者，以一人之力肩负了战争的全部功罪。一开始身居汉阳的他，在战争开始后立即赶赴战争的中心鄂州总督军务。当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他又移驻长江北岸的黄州，并在该地遭遇了小股敌军的残余部队，抢回了部分为蒙军掳掠的宋民。此事经过夸大之后通过军功报告送达中央，为其赫赫武勋之上再添光辉（关于这场战争的前后细节，可参拙著《鄂州之役前后》，收录于《全集》(2)第十一卷）。
四 政局
理宗皇帝原本不过是宋皇室的疏族，当宁宗不慧且无子又需要另立皇子之时，其端庄稳重的态度为当时权臣史弥远所看中。史弥远遂在宁宗驾崩之后排除了其他竞争者，将之扶上天子之位。而这个在不遇之时尚能好学恭俭的少年，一经荣登天子之位便身处富贵之中，得以为所欲为，说到底并非圣人的他，失去了外力的束缚，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享乐者，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而史弥远死后，理宗所锐意进行的政治改革，即所谓“端平更化”亦最终宣告失败，自此之后，朝廷政治开始变得马马虎虎了起来[5]。首先是兴建宫中土木，为此特地设立了修内司这一机构，企图将宫中的营造成本转嫁给外廷[6]。最初只是通过此机构接受外廷的进贡作为建设费用，可是随后，这个机构开始一味地派出外戚宦官到地方上，以宫廷费用的名义进行榨取。而对朝中大臣来说，若是容忍这种要求便会受到清议的排斥，若是强硬地反对则会官位不保，其立场实不可谓不苦。因此，优柔寡断的谢方叔很快为朝廷外放，董槐、程元凤所建立的内阁亦未能持续多长时间。结果，代表了宦官势力的丁大全成为了右丞相，令强硬派们大为失望[7]。而此时南宋所要面对的，便是上述的蒙古入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