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关于经界法。终宋一代，民间地籍皆极为紊乱，虽时常有人试图正之，然无不以失败告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经界法”条，可知南宋初年的情况：“绍兴十二年，仲永（李椿年）上疏，言‘经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场户虚换抵当；四、乡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后税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税籍不实；十、逃田赋偏重……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斛有奇，今实入才二十万耳。询之士人，其余皆欺隐也。’”
可知靠近临安的苏州一地，即有三分之二的田地被有意隐瞒了起来。作为结果，落到贫户头上的赋税也就更重了，作为政府实有必要对地籍进行实际测量，而这也正是经界法的设立、和反过来遭到上流社会之不配合的原因。
[15] 关于贾似道的专权。《宋史·贾似道传》曰：“除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赐第葛岭，使迎养其中。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可见其独裁式的权力，而对于宋代经常威胁到宰相地位的台谏，贾似道亦能将之慑服。《钱塘遗事》卷五“台谏应故事”条曰：“以季可为察院。时贾相当国，益忌台谏言事，悉用庸儒易制者为之。弹劾不敢自由。惟取远小州太守及州县小官，毛举细故，应故事而已。”除此之外，为了使自己的权力更为牢固，他还不时以辞职来威胁天子。《宋史·贾似道传》曰：“又乞归养。大臣、侍从传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赐赉者日十数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
[16] 关于贾似道的古董趣味。贾似道对古代美术品有着强烈的爱好，其葛岭私第中亦藏有许多逸品，而递藏至今日的美术品上更多有其印记。《癸辛杂识》后集“向氏书画”条曰：“吴兴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书名画古物……长安人刘瑄……言之贾公，贾大喜，因遣刘诱以利禄，遂按图索骏，凡百余品，皆六朝神品。遂酧以异姓将仕郎一泽。（向）公明稇载之，以为谢焉。后为嘉兴推官，以赃败而死，其家遂荡然无孑遗矣。”又，同书后集“贾廖碑帖”条记载了贾似道命王用和覆刻《定武兰亭》一事，事成之后贾似道还曾“赏用和以勇爵、金帛”。可知他虽极力打击奔竞之士，而本人亦存在种种弱点，在某些方面颇为脆弱。《宋史·贾似道传》曰：“赵溍辈争献宝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同传所言：“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一时贪风大肆。”当离事实不远。
[17] 关于宋元历日的问题。元阿术军的渡江时间，据宋人记载，乃是咸淳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丙辰，而元人的记载则是至元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乙卯。如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贾母饰终”条记：“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军透渡。”然《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平宋”条曰：“（十二月）十三日，复攻阳逻堡。伯颜密谋阿术曰：‘……今夜汝以铁骑三千泛舟泝覗上流……遂以昏时溯流二千余里……遂得南岸……’十四日黎明，阿术遣报。”十三日的干支，据《平宋录》所记乃是乙卯。而两国之间日期记载的这种差异，并非偶然龃龉，而是长久以来中国与北方民族所用历日本身便有一日之差。此前宋辽之间便是如此。《石林燕语》卷三曰：“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然而同书卷九又记载了几乎相同的事件，不过卷九中的事件发生在元丰中，虏历的一方要先一日，且并非“伴官不受”而是“契丹趣使者入贺”，最后更是以契丹历为正确历法而结束。当然，从上述引文之首的“素差一日”之语来看，这种历法所产生的龃龉应当不仅仅发生过一次。《铁函心史》的“大义略叙”条曰：“鞑近袭金人历法，差于我国颁历一日。”而比较仅存的宋历与辽金元历可以发现，二者除了置闰之外，还有诸多地方相异。宋陆游《家世旧闻》曰：“楚公言：辽人虽外窥中国礼文，然实安于夷狄之俗，南使过中京，旧例有乐来迎，即以束帛与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辽人作乐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辄至止不行，曰：‘国忌行香。’公照案牍，则胡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问，胡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为不可。’盖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其实正是因为宋历的十一月二十日要比辽历早一天，和苏子容的事件同属一类。而关于宋金两国历日的差别，《金源札记》中虽已有所考证，然而却不如上述宋辽之间差别那样可以找得到比较合适的史料来说明。到了南宋末年，由于宋蒙之间频繁交涉之故，同一事件的记载上有一日之差的例子却是颇多的。如景定五年（1264年）秋七月，天上的彗星令人间骚动一事，宋人的记载是：“景定五年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彗见东方柳宿（《齐东野语》卷十七）。”记载的是七月二日甲戌这一天，然而同一颗彗星，当时被囚禁在真州的郝经的记载却是：“长星行。甲子岁七月一日始见，九月十六日没（《郝文忠公集》卷十二）。”与宋人的记载有一日之别。又，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沦陷，现在将《宋史》和《元史》诸本纪对此事前后的记载比较如下，《宋史》：“二月（十五日）辛丑，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大元。”《元史》：“二月庚子，宋主㬎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乞为藩辅。”而关于投降之翌日的记载，《宋史》：“壬寅，犹遣贾余庆、吴坚、谢堂充祈请使。”《元史》：“辛丑，宋主㬎遣其右丞相贾余庆等充祈请使。”此后关于宋主到达上都、朝觐元世祖一事，《宋史》本纪和《钱塘遗事》卷九“丙子北狩”条记载的分别是：“五月丙申，朝于上都，降封开府仪同三司、瀛国公。”“五月初二日，作初见进贡礼仪。”应当是五月二日丙申无疑，然而《元史》本纪的记载却是：“五月乙未朔，伯颜以宋主㬎至上都，制授㬎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并将此事系于五月一日乙未之下。而《新元史》则将此条《元史》拆为两条，自“伯颜”至“上都”系于乙未日，自“制授”以下系于丙申日。按：《新元史》实大误。以正史本纪的书法而论，“伯颜”云云九字不过是一种插入语，制授的日期必为乙未朔。这一谬误，正是因为《新元史》作者不知宋廷于北方政权历日有别而造成的。然而，解释这种历日差别的原因却是极为困难的。若是如前文所引诸种宋元史料那样，宋元之间的日期和干支都相差一天，那么对于宋元之际的南方人来说，就不得不在某一天沿用昨日的日期和干支，以牵合元历，这无疑是难以想象的。恐怕两国之间的干支本属相通，只不过长久以来在日期上相差一日，尔后在文书整理之际，便依据宋历加上了各自不同的干支吧。如此一来，对中国古代所使用不规则置闰法的太阴太阳混合历来说，之后应该是很方便修正这种日期差异的吧。以上所论，可供后来学者在模仿钱大昕撰写《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或《三正综览》之类的长历类著述时注意。
[18] 关于宋末士风，可参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条孝宗的议论，另外，《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条中所记周密前辈沈某之语，乃谓贾似道时代的士风：“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初不过一种预测，而后却不幸在南宋灭亡之际成为了事实。下文即根据《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纪》德祐元年条，将国家危急之际大臣的逃亡情况一一列出：
二月辛未，右丞相章鉴遁。
三月丙子，侍御史陈过请窜贾似道……不俟报而去。
庚寅，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同知枢密院曾渊子、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王霖龙相继皆遁。签书枢密院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倪普讽台臣劾己，章未上，亟出关遁。
辛卯，命在京文武官并转两官，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
十一月甲午，权礼部尚书王应麟遁。
乙未，左丞相梦炎遁。
十二月庚申，权吏部尚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
德祐二年正月庚午，庚午，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
辛未，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常楙参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癸酉，左司谏陈孟虎、监察御史孔应得遁。
己卯，参知政事常懋遁。
庚辰，签书枢密院夏士林遁。
甲申，是夜，丞相陈宜中遁。
而最后被推上相位的，却只是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罢了。据《铁函心史》的“大义略叙”条：“伯颜胁全太后幼君出国门。丞相吴坚、贾余庆、参政家铉翁、刘岊以下官僚，并奏乞封赠三代及妻孥，太后从之。”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务求虚名。
[19] 关于宋降臣与元世祖。《元史》卷九《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二月庚申条曰：“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
(1) 原题为“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小节序号为原文所有，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2) 指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译者注）
(3) 据下文作者原注引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二九《上丞相吴履斋书》中“诸学官之所指者五人，其甚盖董宋臣也”之语，可知作者所谓“五人”，实并非上书弹劾的国子博士，而是国子博士所弹劾的董宋臣以下之五人。作者此处理解有误。（译者注）
(4) 此事作者原文未注出处，实为对《宋史·刘应龙传》的概括。又，《刘应龙传》原文所引吴潜之语只有“迁幸”而无“海上”，下文亦无“朕去海上”之语，这两处均为作者概括时所加。（译者注）
(5) 此事作者原文未注出处，实出前文原注所引《宋史·吴潜传》。（译者注）
(6) 此事《宋史·瀛国公纪》系于是年二月丁酉朔。（译者注）
(7) 据《宋史·贾似道传》，指使郑虎臣的并非陈宜中，而是此前在公田法上与贾发生过矛盾的荣王与芮。（译者注）
第三编 资本家与地方官
晋阳李氏：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1)
一 军阀时代
所谓的五代，即从中世的唐向近世的宋的过渡时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五代又是一个处于社会上层的世袭性贵族势力逐渐崩坏、新兴官僚士大夫阶级逐渐成立之间，由军阀们所掌管的时代。而这些军阀既是一介武夫，又是资本家，掌握着当时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就这一点而言，当时社会当与民国初年直系、奉系和其他大小军阀割据的情况有所相似。可以说，这些军阀一方面身为莫大的资本家，投入财力组织起一支支私人军队；另一面又利用私人军队，积累起了私人财富以自肥。
当然，五代的形势并非一夜之间所形成。早在唐末，各地节度使已掌握了地方的兵马财政，用军队建起各自封疆，直接使用地方财政休养兵马，宛然独立王国，而这也最终成为了唐王朝灭亡的最大历史原因。面对这种情况，我试着以具体的实例为研究对象，以图对当时社会的大致形势进行一种鲜活的描绘。而为我所选中的，便是晋阳的军阀资本家李嗣昭一族。
唐末以来，在黄河沿岸，即所谓中原地区存在着三大系统的军阀割据势力。其一是河南军阀朱全忠，其军队乃是自曾引起天下大乱的黄巢之军队脱胎换骨而来。其二则是以魏博为中心的河北军阀，乃是玄宗天宝年间曾引发大乱的安禄山、史思明之余孽。其三则是山西军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以沙陀部族为中心，乃是当是北方兴起的一股新势力。三大系统中，河南军阀因为地利的关系最为强大，朱全忠甚至直接篡夺唐室，建立起了后梁王朝（907年）。而与河北军阀对后梁的追随相反，山西军阀李克用基于和朱全忠的个人恩怨，对后梁采取了彻头彻尾的反抗态度，视朱全忠为逆贼并自称晋王，以便讨伐后梁。因此，后梁虽大体控制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并享有正统王朝之名，然而晋军的存在，也使后梁绝不能高枕无忧。
晋王李克用的根据地是位于山西省中部的晋阳，又名太原。虽在其东方同时受到河北军阀以及后梁的压制，然而凭借着对山西山地较多的地理环境的活用，在经历了最初的困苦之后，李克用对后梁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与当时的其他军阀一样，李克用收有许多义儿。而他之所以能够抵挡得住后梁的压迫，则是因为其亲生儿李存勖屡次在战斗中为他扭转了局势，至于最终颠覆后梁，亦有赖于义儿辈的尽心尽力。诸位义儿之中，以李存孝最为骁勇，而他的获罪被杀也使李克用的军队陷入一时之不振。而此处欲研究的李嗣昭，则是李克用之弟李克柔的义儿(2)。
二 李氏父子
李嗣昭出生不明。据《新五代史》载本姓韩氏，汾州太谷县民家子。李克用出猎至其家，适逢此家生子，于是便用金帛买取此儿，命其弟李克柔养以为子，而此儿即是李嗣昭了。李嗣昭其人短小，而胆勇过人，屡立战功，为李克用所宠爱。因此与其说他是李克柔的义儿，不如说他是李克用的义儿。事实上，《新五代史·义儿传》序中便将他算作李克用的其中一名养子。
此前，正当晋军不利，朱全忠势如破竹入侵山西，将李克用的根据地太原团团围困之时，李克用的部将纷纷建议他应远走北方的云州，甚至奔于契丹。而李嗣昭则坚持认为应当固守太原，绝不让步，并最终使用游击战术困乏敌军，得以解围（天复元年，901年）。等到李克用去世，其亲子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时局颇为困难，其时支撑国势的其中一股力量，亦是李嗣昭其人。
另外，李嗣昭之妻杨氏非常贤惠，殊能蓄财，平生居积行贩，累至百万，而李嗣昭之所以能够帮助李存勖维持对后梁的战争，这笔财产便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甚至可以说，整个足以和后梁抗衡的晋政权，是有赖于这位妇人的。
李嗣昭阵亡于对契丹的战争中(3)，其第二子继韬在囚禁乃兄之后坐上了族长之位。他还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成为了昭义军留后，从而掌握了父亲曾率领的军队。然而，就好像中了邪一般，李继韬背叛了父亲的遗志，与后梁暗通款曲。当时的后梁正处在朱全忠死后的末帝时代，继韬的臣服令末帝大喜过望，随即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为了表示自己对后梁绝无二心，继韬甚至将两个儿子送往后梁，作为人质。继韬突然变节的原因至今不明。史书曾给出理由，认为在李继韬看来，后梁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迟早会将晋政权消灭，不如早日抽身而去云云(4)，可是实际情况应当比史书的推测要复杂得多。我以为，继韬的变节，乃是一种兄弟间遗产分配所造成的家庭纷争政治化之结果。而李继韬排挤长兄继俦，成为族长的过程既已不详，恐怕此中更有其他阴谋算计亦未可知。
然而，天下形势却发生了逆转。随着河北军阀背叛后梁而投靠晋政权，晋王李存勖的实力大大提升，在与后梁的战争中连战连捷，最终攻陷了敌人的首都开封。后梁末帝自杀之后，晋王李存勖于开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唐，成为了历史上的后唐庄宗。
经过一番对出路去就的踌躇之后，李继韬否决了其弟继远提出的带领军队坐镇潞州以延岁月的主张，选择采纳母亲杨氏的忠言归顺后唐。杨氏本在太原一意蓄财，听闻爱子之事后，立即带着数十万两银子与李继韬一道前往京师，先以重金厚赂天子侧近的宦官伶人，随后又发动庄宗的刘皇后代为求情。最终，被宦官伶人和皇后之语打动了的庄宗发布赦令，赦免了继韬之罪。
三 手足之间
事实上，当时的天子庄宗也有自己的考虑。此前，他已为对立下战功的部将进行赏赐之财源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困扰许久。与后梁的连年战争，早已耗尽国库所藏，而民间土地亦荒废已久，连继续榨取人民的手段都不复存在。对庄宗部下来说，掠夺李继韬的家族积蓄以为赏赐，无疑是非常合适的。所幸，随着李继韬的归顺，榨取其财产也变得合理合法。史料中并未记载李继韬为保全身家究竟花费了多少钱，不过稍微想象一下便可知道，那一定是个莫大的数额。
庄宗固然饶了李继韬一命，却将之软禁于国都，将其部下军队安置在潞州，又将其母送回太原。而继韬虽然时常为天子所召，从其狩猎，可是他应当也是如坐针毡的。另一方面，在潞州的继韬之弟继远从一开始便反对归顺，此后更是和继韬达成默契，假装引发兵变，希望朝廷派李继韬带兵前往镇抚，从而达到脱离庄宗掌控的目的。可是，这一戏作般的计划中途暴露，继韬、继远兄弟被逮捕，和此前送往后梁作为人质的继韬二子一起被处以死刑。
此时的潞州，安置着臣服于李嗣昭、李继韬两代的军队。这些军人早就对朝廷的处置抱有不满之情，朝廷使其军移戍边塞的命令更令他们疑窦丛生，有个名叫杨立的小校更准备聚众兵变，所幸很快为朝廷所平定。杨立此人，史料（《旧五代史》卷七四）中并未详细交代其出身，想来应当与李继韬之母杨氏有一定的关系。
而随着李嗣昭的二子继韬、末子继远的被杀，族长之位又回到了长子李继俦的手中。此人生来懦弱，先前曾为其弟囚禁，而现在既然恢复了族长之位，便开始一意报复，悉取继韬的财物、姬妾以为己用。对此非常愤怒的弟弟继达，遂穿上丧服，引数百骑坐戟门，使人杀死继俦，此后本拟于潞州举起叛旗，失败之后，“将奔契丹”，却又因“麾下奔溃”，只得在中途自杀。
当时诸李之母杨氏仍然健在，不过因为自相屠害之故，仅存三子继忠、四子继能和五子继袭而已。家门之不幸仍在继续，天成初年（926年）杨氏去世之时，时任相州刺史的四子继能假借服丧的名目，驰归太原以争夺遗产，向负责管理杨氏钱财的婢女责问钱财，并为此将之拷问笞死。婢女之家人随即向政府告变，又言继能意在“聚甲为乱”，最终导致了继能及其同谋——五子继袭被逮捕伏诛。在如此众多的兄弟之间，如今只有善病的继忠保全首领，侥幸地成为了这笔莫大遗产的继承人。
四 后代命运
回看这段历史便可发现，以一介妇人杨氏之手腕成就的李嗣昭一族之财产，如具神通般，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澜。其最初，是作为晋国在种种困难中发展到后唐王朝的基础；而后又曾为身为晋国柱石之臣李嗣昭之子却叛国投敌的继韬所用，在其归顺后唐，继而不久后被杀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后唐的财政困难；最后，当李继韬死后，潞州兴起叛乱，兄弟数人亦几乎相杀屠戮殆尽。这一系列的事件，想来应该耗去了李氏的一大部分财产，然而故事到此远远没有结束。
后唐庄宗虽历经千难万苦灭亡了后梁，建起后唐王朝，然而他在夺取天下之后萌生了轻慢之心，很快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在内乱中被弑杀，叛军随后拥立了李嗣源为皇帝，即后唐明宗。而这位明宗亦是李克用众多义儿中的一人，属于庄宗的义兄义弟辈。明宗一代的政局较为平稳，可是到了明宗之子闵帝即位之后，明宗的义儿李从珂却发动叛乱，弑杀闵帝之后登上了帝位。而此前明宗曾将一女嫁与石敬瑭，此时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镇太原，他由于向来与李从珂交恶，对之有所警戒，故立即发兵谋叛，并向契丹借兵，最终打败了唐兵，进入国都洛阳。随着李从珂自杀，后唐便就此灭亡，石敬瑭也马上即皇帝位，成为了后晋高祖。
因为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方才成就帝业，作为谢礼，遂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此举因其留与后世的巨大祸患而臭名昭著。时任石敬瑭参谋的刘知远从一开始便反对割让，主张只须暂时借与契丹即可，然而石敬瑭却认为，除割让外别无他法。石敬瑭之所以这么认为，则是因为彼时的他正面临极度的军费短缺。
谋反之初，就供养一支军队而言，石敬瑭所拥有的物资无疑是非常匮乏的。另外，既然得到了契丹骑兵的援助，事后又必须支付一定的慰劳金。而此时进入石敬瑭视线的，便是李继忠的财产了。
李继忠在母亲杨氏死后的家庭悲剧告一段落之后，便回到晋阳继承了偌大的遗产。石敬瑭恐怕是以借用的名义，强制性地命令李继忠供出财物。甚至还使人“就其第，疏其复壁，取其旧积”，最终“所获金银纨素甚广，至于巾屦琐屑之物，无不取足”。终于，在李氏积蓄的基础上，石敬瑭凑足了给契丹骑兵的谢礼。所以说，后晋之所以“既济大事”，皆拜李氏之财产所赐。
至于后晋高祖即位之后有没有返还这笔借款，史料并无明文，而想来亦是不会返还的吧。不过作为补偿，李继忠虽有旧恙，高祖还是对之特别优待，任其为单州刺史，赐输中奉国功臣，此后又入其为右神武军统军这样的禁卫军大将，尔后出领隰州、泽州刺史，最后其又入朝为右监门大将军，并于开运三年（946年）殁于国都。自此以后，李氏一族便消失在了史书上。
可是等到后晋为契丹所灭，时代经过后汉来到后周之时，又出现了一位名为李彦的人物。此人初仕后周太祖，任榷易使这一财政官员，到了世宗时又任延州兵马留后，到镇之后因其为官“窥图剩利”致使当地“群情大扰”。附近的蕃部亦对之抱有反感，兴起骚乱，“围迫州城”。所幸邻郡救兵及时赶到才没有酿成大祸。此后，李彦又在西京、泗州、沧州等地为官，到任之处皆“处置乖方，大为物情所鄙”。不过，向来明察秋毫而又喜用严刑峻法的世宗对此人却多“委曲庇护，竟不之责”，想来是因为此人或是具有非常优秀的财政手段，或是本身所拥有的财富足以帮助整个国家吧。而此人既是太原人，又“本以商贾为业”，可能与李继忠存在着某种史料未能记录的关系，亦未可知(5)。
五 财源分析
在后代看来，五代五十四年的历史本身已经非常短暂，而其中的五个王朝更是短命政权的代表。最初的后梁享国十六年，之后的后唐十三年，再之后的后晋十一年，合计三代四十年。之后的后汉和后周加起来两代亦不过十四年。既然晋阳李氏的财力曾左右过后梁、后唐和后晋三个王朝的命运，那么可以说，其已经掌握了五代中四分之三的时间了。联想到李氏的财产大多由杨氏聚敛而来，可知一介妇人的力量亦能够推动整个五代形势的发展。不得不承认，这种妇人之力实在伟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杨氏是怎样获得如此数量庞大的积蓄的呢？遗憾的是，并无明确记载这一点的史料。当然，五代时的军阀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本家，其资本基于其对地方政权的掌握，并借此对人民进行剥削榨取。可是所谓的榨取是存在一定限度的，军阀本身也绝没有拥有过如杨氏所拥有的巨大资本。所以，处在今日的我们若对杨氏的蓄财手段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想象，那么便必须站在她的立场上对晋阳一地进行考察。
五代时期，今日的山西省——特别是处在山西中心的晋阳——无疑是一处要地。五代之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都是以晋阳为根据地发迹的。而后汉在丧失中原之地后，其遗族仍能回到此处形成名为北汉的独立王国，甚至在宋朝一统天下的过程中，最后被攻灭的亦是北汉。此地之所以有这些特点，其一是因为此地自唐末以来即是沙陀部族入侵中原的必经之路，保存有夷狄的勇猛作风；其二则必须承认，此地之人拥有进行军事活动的充足财力。
时至今日，山西省仍以铁和煤炭的产地闻名，而在唐末五代这样的乱世，武器制造所必需的铁和制铁所必需的煤炭一定更为贵重。考虑到宋代磁州陶瓷制造业已经十分发达，汴京的居民亦已以煤炭作炊爨之用，则五代之人或许也已经认识到了煤炭在加热上的作用了吧。此外值得注意的历史上的山西特产，便是明矾。关于明矾非常有名的一点是，此物在宋代属于国家专卖品，私人能从中获益者绝少(6)。而从宋代国初即实行明矾专卖这一点，亦可以窥见山西产的明矾在社会和经济上所占的重要意义，是从五代一直延续到当时的。明矾作为媒染剂，是染色的必需品，而鞣制兽皮的过程中亦需明矾。在五代这样的战乱之世，与武器相关的皮革品制造之需求自然激增。古往今来，皮革制品在武器制造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五代以来即从民间征发牛皮，在宋代甚至留下了“牛皮税”这样的名号。在群雄割据的时代，就算是为了从敌人手中获得能够制造武器的商品，亦是值得屡次潜入敌国购买，或是公然以其他必需品与敌国交换的吧。因此，山西的明矾销往全国各地绝非不可思议之事。而晋阳李氏所贩卖的商品中，恐怕一定是有明矾的。
而山西省的北部则产有白银。虽说整个华北的银产地着实稀见，不过山西省五台山附近即有数处银矿。在五代末期割据于此的北汉，曾采纳五台山僧继禹的建议，经营柏谷一地的银山，以所产银两作为输送契丹的岁币，其中岁币即有每年千斤——即一万六千两之巨，想来总产银量应该更为庞大(7)。而该处银矿是否始兴于北汉，实无明证，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种想象：早在晋阳李氏的时代，此家族便已经营过这座银山，以之为蓄财的一种手段。当然，不管怎样，李氏拥有数量众多的白银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其次，我们需要考察的，便是五代时山西省在交通上的特殊位置。本来，从西域到东亚的交通线以甘肃的玉门、阳关、兰州到长安、洛阳沿线进入中原为主，而在这条交通线以北，还存在着从额齐纳、五原、包头，经山西省北部进入热河的另一条与之平行的交通线。这条较北的交通线在元代曾非常繁荣，无疑与蒙古帝国的崛起有关。而当五代时，热河附近的契丹势力正当勃兴，契丹与西域也维持着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如此一来，上述那条交通北线亦理应非常繁荣。此时的山西省，也成为了这条交通大道通往中原地区的支线所必经之地，早已不是以前处于整个交通体系之外的样子了。而随着契丹的日趋隆盛，位于中原和契丹交界处的山西也在对契丹商旅的贸易中占据了绝好的位置。
另外，晋阳乃是五代中三代的创业根据地，又是十国中一僭伪之国的国都，在此期间出现李氏这样的大资本家，实非偶然。
李嗣昭之妻杨氏积累财富的方法至今仍然不明。其中，《旧五代史》只是以“设法贩鬻”一笔带过，而《新五代史》亦仅谓“居积行贩”而已。不过毫无疑问，这些描述所指的都是以投机为目的的贸易行为，并非如后汉樊宏那般，通过建立广阔的庄园来自行积累生产(8)。在李克用的诸多义儿中，尚有名李存信者，乃是回纥出身，“能四夷语，通六蕃书”，虽战功无多，却依然得到了李克用的重用并被收为义儿(9)。而李克用所看重的，或许便是李存信身为外交官的才能吧。当时的沙陀部族，如桑原骘藏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并不单单是未开化的半游牧民族，而是包含有各种其他民族之特色的混合部队，与其他北方系统的诸民族之间维持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因此，李存信这样的外交官无疑是李克用所必需的。而考察杨氏的经济活动，也必须将这一因素纳入整个大背景之下进行。
六 军阀资本家
五代军阀，在作为将军的同时亦是一种资本家，他们无不尽可能地压榨领内人民，获取私财，随后又不得不动用私财来供养手下的军队。而除了晋阳李氏之外，魏博军阀出身的赵在礼也以富有闻名。此人于后唐时在宋州任归德军节度使，“所为不法，百姓苦之”，而当听到在礼离任的消息之后，百姓欣然说道：“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此语传入在礼耳中后，他随即奏请朝廷，“更求宋州一年”，于是回到宋州的在礼“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而他所拥有的莫大财富，也引起了后晋出帝的注意，最终为其义儿延煦娶了在礼之女为妻。在礼为此送出三千匹绢作为结纳，而婚礼亦极尽奢侈，号称费用千万(10)。
而若要获得镇守藩镇以支配当地之土地和人民的机会，则须向中央身处要路者行贿。如曾仕后唐出帝、主司机密的刘延朗，在任命诸将为州刺史时并非依据功绩，而是根据诸将的贿赂情况决定。及唐晋革命之际，为晋兵所追逃而经过自家之时，这位刘延朗还发出了“我有钱三十万贯聚于此，不知为何人所得”的感叹，最终为追兵捕杀(11)。
然而军阀的资本来源，并不仅仅限于税金和贿赂两项。税金本来并非地方官的私产，而应该是向朝廷缴纳之物。说到底，当时的地方官不过是代替朝廷实行了供养军队之义务罢了，就算是将之中饱私囊，也是有限度的。而贿赂更是一种临时“收入”，并不能提供恒久的利润。获得莫大财富所需要的，是瞄准机会进行投资的资本运转手段。以前文所述的赵在礼为例，史书便曾记载他在“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可谓当时零售业的总经理人(12)。
每当五代史书论及这些军阀资本家之时，总是将其蓄财过程简单地划归为对人民的苛敛诛求，其实事实远非如此。一方面，资本积累必须通过商业行为进行。如袁象先其人，虽曾“诛敛其民，积货千万”，然而从此前他便已经“所积财产数十万，邸舍四千间”这一点来看，其财富还是主要来自资本运转的(13)。另一方面，在五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最初的资本获得方式亦具有时代特殊性——那便是掠夺。
关于以掠夺获得财产的事例，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张氏兄弟。这对兄弟包括兄长张筠和弟弟张篯。此前有名为侯莫威之人，曾在长安与温韬同剽唐氏帝陵，大贮镶异之物，而当张筠被命为雍州永平军节度使赴任长安之后，非但立即诛杀侯莫威并籍其家，又于长安故宫内掘地，继获金玉，更擅自继承了其前任康怀英的丰厚遗产，蓄积巨万。他的这些际遇或许已经足够幸运了，可幸运这种东西一旦沾上了，大概也就再也不会离人而去吧。当后唐灭亡前蜀之后，前蜀王王衍本被命挈族入朝，然而当一行路过长安时，京兆尹张筠却领到朝命将王衍一行诛杀，顺便也将王衍的资财变成了自己的私藏。此人晚年得归洛阳隐居，或许因为其运势过于强大，亦未曾为那些被害者之灵作祟过，“第宅宏敞，花竹深邃，声乐饮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内，人谓‘地仙’”。不过他虽以掠夺起家，对人民却颇有善政，以至于为人呼作“佛子”。而他最后得以善终，也许就是所谓的阴德阳报吧(14)。
而弟弟张篯，亦曾参与张筠在长安掠夺王衍财产的计划。而到了后晋时，张篯又领受朝命和湖南独立君主马希范的许可，充任使者，前往湖南。张篯与马希范颇有旧，想来在马希范对之应多有优待，而张篯也带上此前从蜀王处获得的奇货在湖南贩卖，“又获十余万缗以归”。此后，张篯再次奉命前往西蕃购买马匹。然而，或许是因为吞没了部分公款的缘故，他很快因为购入马匹的恶劣而为有司纠弹，最终“愤惋成病而卒”的他，比起乃兄的运势，还是差了很多。张氏兄弟出身海州，又“世为郡之大商”，可以想见，兄弟两人的资产恐怕不仅依靠掠夺而来，而是兼有一些资本运转的商业活动的。
综合以上各点可知，五代时期的军阀资本有着共同的特点，与中世时以庄园为基础的资本运转不同，五代的资本基本上属于从商业运转得来的动产利润。而最能代表这种特点的，便是晋阳李氏。更进一步地说，军阀们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便必须抓住机会，得到一笔基础资金以为资本。而掌握政权本身，亦不过是为了在商业活动中占得便宜而已。当时，由军阀经营的商业活动——被称为“回易”或“回图”——颇为频繁，甚至还取得了中央政府的默许，免去了其中的商业税。此种回易可以说是一种半公半民的特殊事业，利润也极为丰厚。商业本身虽带有投机性质，然而依托于政权的商业活动享有独占式的特权，可保证其绝对有利可图。
而军阀享有的这般特权在宋初仍然存在。宋朝自太祖以来便致力于消解地方军阀，不过却又不得不承认北方契丹国境附近之军阀的特权，用以维持所谓士马精强的状态。宋太祖即专门针对关南李汉超、瀛洲马仁瑀、常山韩令坤、易州贺惟忠、棣州何继筠、西山郭进等人，将莞榷得利悉数授予，以保证这些地区的军费充足，又免去其地回易的征税，使得边臣享有丰厚的财产以豢养死士，进而完成国境守备的任务(15)。所谓“莞榷得利”，即允许这些军阀自由贩卖政府专卖品，而同时政府也不向他们收取商业税。这种沿袭自五代之风的举措，在宋太祖之时已只存在于北方国境附近了。太宗之时，便将这些地区所享有的特殊政策全部取消，边境和内地的地方官也统一地受到了中央政府的监督。
七 流散与转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五代军阀资本家是如何渐行崩坏并转换为宋代官僚资本家的。而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则是五代军阀资本家所具有的渐进性变化。
军阀资本家的本来面目，是如上文所述的李嗣昭那般，身为勇猛的武将，统率由凶悍部下所组成的军队，再利用其政治地位积蓄私财，而后以私财给养部下。不过，对这类军阀的子孙来说，想要维系父祖的财产，就必须得继承父祖身为武将的材质不可。如李嗣昭之子李继忠，就因为病弱不堪为将，其资产也就此为后晋高祖石敬瑭强制借去，最终不过是靠着后者的一番好意才得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当时的武将以自己的部分积蓄分配给部下将士，树立恩威，其目的实际上也是让这些将士守护自己的子孙。也就是说，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将私财传给下一代的。这种行为也造成了一种结果，那便是所谓二世军阀与中央政府的紧密结合。因为大多数二世军阀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并无自信，于是主动献财于中央，以保有自身的地位。这种二世军阀对中央贡献的风气也逐渐流行起来。如《新五代史》所言：“自（后唐）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16)然而，同时期由方镇贡献所导致的另一个平行发展的现象却是中央集权的再现。如前文曾举以为例的军阀资本家袁象先死时，未将财产均分给诸子而是全部留给了长子正辞，而正辞此后向后唐废帝献钱五万缗，以领衢州刺史。到了后晋高祖时，他又献五万缗得任雄州刺史，然雄州地处偏远，遂又献数万缗得免，后晋出帝之时又献钱三万缗以求内郡，却在任命下达之前病死(17)。此外，身为勇敢的武人而为后唐屡立战功的房知温，同时又是一位有钱数屋、良马千匹的大资本家。当他在后晋初年死去之后，其子房彦儒向朝廷“献其父钱三万缗、绢布三万匹、金百两、银千两、茶千五百斤、丝十万两”，以求“拜沂州刺史”。这些财务大致相当于钱十万贯。《新五代史》对此发表感叹：“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子孙率以家赀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18)而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初期割据一方的武将往往将其军队与资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随着军队与资本的逐渐分离，开始有了一种资本集中于朝廷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并非一朝一夕间全方位进行的，首先发生的是资本从地方军队流向中央，随后中央再以这些资本为基础，慢慢地将手伸向地方军队。根据上述诸例窥测，后唐庄宗在位前后正是这样的转换期，从唐末不断激化的分裂倾向，终于被逆转成了再次统一的倾向。
另一方面，此前团结一致的军队亦开始渐次瓦解。曾纵横数州与中央相对抗的大军阀集团解体成了若干个小股的分散军阀，而这些小军团也失去了自行拥立将帅的权力，中央所任命的将军在军中的威权亦与日俱增。在此之际，对军阀将领而言，比起依赖自己在军队中的心腹，依存于和中央政府缔结的紧密封建关系无疑更为安全。而接下来他们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将自己的财产传与子孙罢了。事实上，宋太祖在解除当时有力的军阀将领石守信等人之兵权之时，曾以保留各自的私有财产安乐地度过余生相劝，而此举正符合当时的时势潮流，故而最后得以成功。而石守信同时也是史称“积财巨万”之人(19)。当宋之属国南唐的后主未能及时筹措对宋的供奉之时，便曾间接在“富民石守信家得绢十万”（陆氏《南唐书》卷八《睦昭符传》），这里的“富民石守信”，便是此前的节度使石守信。而其长子保兴、次子保吉均因继承了父亲的财富而享有“豪贵”之名。
八 历史影响
此处不得不再就一个问题加以考察，那便是这类军阀资本家，同时亦兼任着为政者这一职务，那么他们对地方上的人民，又究竟抱有何种态度呢？当然我们很容易想象，所谓军阀，必会最大限度地榨取人民，然而这种榨取，恐怕终究是存在一定限度的。他们既身为豢养部下军队的直接责任者，便不得不时时对粮食的确保加以注意。如后梁太祖虽出身盗贼，却颇用意于民政，《旧五代史·食货志》乃谓其“内辟汙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又以为“及（后唐）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对庄宗的批评固然有些苛酷。那么，经过多年混战才得到天下的庄宗，在面对因连年战祸而荒废的土地，以及因此而陷入危殆的民生时，又究竟有没有发布善后政策，收拾人心呢？在孔谦的本传中可以看到，庄宗初即位时，的确曾有意“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然而，“孔谦悉违诏督理”，可知在身为财政责任者的孔谦看来，是存在着必须反对庄宗诏书的理由的。而明宗在庄宗被弑登上皇位时，立即将所有的罪过归于孔谦一人身上，将之处死以迎合民心(20)。不过，恰恰是拜庄宗此前的伐蜀计划余荫所及，明宗得以灭亡前蜀，而从蜀地收获的战利品也大大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使得明宗一代有了休养民生的余裕，为后世称为五代中的小康之世。
关于从后梁到后唐的地方官，则有在洛阳附近复兴农业的张全义，在地方官任上颇受当地人民敬慕的李嗣昭。此外张筠在大肆劫掠的同时却不忘在政治上布以善政，在中央规定的租税之外对人民丝毫不取。可知他们的军阀资本主要是由商业运转获得，对农民则一味放任，只尽量多收些粮食，以备上缴而已。
我以为，地方官采取的重农政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便是佃户制度。中国中世的部曲庄园制度中，所谓的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是土地领有者，拥有驱使其领内名为部曲的半自由民进行土地耕作的权力。而到了宋以后的佃户制度，则是一种通过与身为自由民的佃户建立契约，将自己的私有土地进行借贷，并收取佃租的制度。然而关于庄园制度变为佃户制度的确切年代，虽无明文记载，却大抵应该发生在以五代为中心的前后时间内。更有可论者，解放身为农奴的部曲，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其实是一种利益上的损失。原本传自祖先的土地及附着在土地之上的部曲是完全附属于自己的，可一旦部曲的租耕权得到承认，等到地主想要将土地做其他更有效的利用时，反而会被这种租耕权所束缚住。另一方面，若是将部曲解放为自由民，那么地主便可以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提供土地借贷，并收取尽可能高的地租。而这也保证了佃农会将这片土地百分之百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部曲的解放，地主才能首次获得完全的土地所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