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固然有长有短。若有可能，当法《三国志》中的诸葛亮。”
或许是被来客的真挚所打动，蓝鼎元说出了自己的本心。以严刑峻法整肃乱国之纲纪，这便是诸葛亮治蜀的政策。
“大人之言深得我意。如此则天赐一好官与吾县矣。请让我代表故乡的人民对您表示感谢。年来所忧，今日终得释怀。”
客人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取出一个信封。
“此物或许会有些用处。不过请大人秘为收藏。非徒关系到大人的仕途，亦关系到小人的身家性命。请大人万勿让他人看到。”
来客告辞之后，蓝鼎元打开了信封。这是一纸名单，按顺序列有数十个陌生姓名和诨名：金刚、天王、罗刹……就好像是梁山泊的豪杰一般。蓝鼎元取出自己的秘密手账，将这份名单以小字细楷抄录完毕之后，马上把原纸投入了火盆中。
第二天，又有一位潮阳县出身的监生蔡某前来拜访。乍看之下，此人才气外露、仪表不凡。然而所谓监生，其实不过是出钱买了太学生资格，而实无学问之人，这些人大多深知各种人事政治，凭借利口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这位蔡某摆出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或是向蓝鼎元献计，抑或是忽发感慨，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
“所谓官场，委实不可思议。此种官员之社交场自宋以后持续到了今日。其中自然有些不可成文之习惯。这些习惯，在不习惯的人看来，当然是一种嗤之以鼻的习气。然而无论善恶与否，习惯所形成的却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宋以后，朝代屡换，而这官场以及官场的所谓习气却不曾有所改变。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诸多青年视之若仇雠，欲更之而后快，最终又无不以失败收场。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小人对阁下欲如何治理吾县并无所知，不过在此有一言相赠。
“古来官场，一言以蔽之，即是‘救旧不救新’这五字。官员在任内都会犯错，这绝非因为其人能力之不足与否，大多是其周围之人的问题。即是让官员一人承担整个官场的不合理。当地方官吏去职之后，要发现其在任期间的各种问题并非难事，然而官吏手下的胥吏却会竭尽所能地为其掩盖。此之谓‘救旧’。反过来说，新任官吏有着大把时间和自由去实现自己的手腕和政策，而他更需要做的，其实是勇于将前任的过失揽在自己身上。如此一来，胥吏才不会担心新官会进行清算。新任官吏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周围小吏，小吏也会慎重地观察新任官员，对其命令放而任之。此之谓‘不救新’。
“如阁下所知，敝县潮阳的前四任知县现均已收监。这固然是他们自身失职所致。然而其中亦必有无奈之处。阁下赴任之后，必会与他们产生利害关系，虽说不可能让这些前任都无罪出狱，然而还是请阁下尽可能地促使对他们从轻发落。此事绝非仅仅为了这几位前任着想，也是为阁下谋得了一条后路。官场中的恐惧不在皇帝陛下，亦不在王公大臣，而在某种隐形的舆论。所谓舆论，有时或许会显得有些不合理，不过另一些时候却是一种强大的助力。顺舆论则昌，逆之则亡。
“又，阁下异地赴任，于当地风土，必不能无惑。所以还须雇佣一名参谋用以助言，有时亦可通过此人交通上官。以小人所知，有范仕化者，深得当地道台大人信任，堪阁下大任。若是阁下准备雇佣此人，请务必尽力差遣之。”
而等到这位客人抽身离去，蓝鼎元拿出自己的秘密手账，果然在先前林某所呈上的黑名单中发现了范仕化的名字，而这名字上早已被标上了种种符号。蓝鼎元随即又在这个名字上标上了三角形的重点符号。
三 《鹿洲公案》解题
《鹿洲公案》，为清代号鹿洲的蓝鼎元所撰。所谓“公案”，指的是诉讼的意思。此书记录了作者担任广东省潮阳县知县期间的一些民事和刑事诉讼事件。
蓝鼎元，字玉霖，一字任庵，福建漳浦人。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殁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家自祖父蓝继善中举人之后成为读书世家，不过其父王斌却以生员的身份在年仅三十二岁时即去世。其时蓝鼎元年仅十岁，此后自然颇为生计所苦。所幸，他自幼便暗诵四书五经，很是聪明。因此他也受到了族人的期许和援助。蓝鼎元二十四岁时，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童试，获生员及第的出身。当时他的祖父母虽已年高而依然见存。此后的蓝鼎元归乡读书，渐渐因其学问文章而为世所知。
而等到他四十二岁之时，故乡对岸的台湾发生了由朱一贵所领导的起义。当时，蓝鼎元的同族蓝廷珍被任命为“平定叛乱”的总指挥官，进而将鼎元招至军中，负责参谋、制订作战计划，又执掌文书、写作檄文。也正是凭借着这份资历，等到“叛乱平定”之后，蓝鼎元获得了贡生的资格，从地方县学直接被选入了北京的太学。时逢新天子初登大宝，正是雍正元年（1723年），蓝鼎元四十四岁。
当时的朝廷正开始《大清一统志》的修纂，蓝鼎元也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这个项目。如此三年之后，或许是出于慰劳蓝鼎元的原因，他在四十八岁之时被派往地方上担任知县。最初他所赴任的是广东省潮州府所属普宁县县令，而在一个月之后又转任邻县潮阳县的代理知县。在担任知县的两年间，蓝鼎元政绩彪炳，有“名判”之号，而这一时段内他本人的笔记，也就构成了《鹿洲公案》的主要内容。
我以为，就记录旧中国的实态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没有其他文献是比这本书还要有趣的了。此书甚至比小说还要有趣。就小说而言，无论什么名家所写就的，终究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也必会有一些不自然。虽说虚构本身也是小说的一种魅力，然而在这本《鹿洲公案》中，却绝无一丝一毫对事实的夸张和改动之迹，出场人物均来自现实，而其所构成的如戏剧一般激烈的冲突，却又是出乎我的期待的。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正确阅读《鹿洲公案》，千万不要带有某些偏见。现今一部分学者所奉行的所谓历史规律，即统治者总是如何如何邪恶、底层人民总是如何如何善良、叛乱总是如何如何使社会进步、骚乱本身对社会的财富也有积极作用等，都属于我所说的偏见。历史需要的是尽可能多方面的视角，绝非向一边而倒。如果从一开始便将镜头的位置和方向固定的话，是绝无可能拍摄下真实世界的。
蓝鼎元在担任潮阳县知县期间，虽曾得到其直属上司、潮州府知府胡恂的充分信任，却与胡的上司、惠潮道道台楼俨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当然有种种原因，不过就《鹿洲公案》所载的内容公平分析，便可知楼俨是典型的恶劣官僚。此后的楼俨还升至广东省按察使这一职位，管一省的司法。蓝鼎元也因为这位按察使的弹劾而险些被免官。所幸当时的天子雍正帝为政勤勉，用心民生，对地方官僚自有一套监督体系，很快发现了楼俨的问题并反过来将之免职。从此以后，蓝鼎元便时来运转了。
当时的两广总督鄂弥达既是满洲人，又是雍正帝的宠臣。经由此人推荐，蓝鼎元得以入京谒见天子，并被破格拔擢为广州府知府。然而，不幸的是，赴任仅仅一个月之后，蓝鼎元便带着他的未成壮志就此病殁，享年五十四岁。
此前，当蓝鼎元考上生员之后，曾出于生计的考虑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均以失败告终。以至于终其一生，他的“学历”不过是生员和所谓的贡生。不过其学问文章的优异却早已为世所知，这点也能从他所留下的二十四册《鹿洲全集》里得以窥见——其中，《鹿洲公案》也仅占了两册的篇幅。由此亦可得知，中国旧时代的科举制度所拔擢的，大多是毫无实际才干之人。
蓝鼎元的学问，以朱子学派的经学为根底，又特别关注其中的实用部分。其文集中收有不少关于治理台湾之建议的文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变得越来越重要，清廷也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设立了台湾省，而初代台湾巡抚刘铭传便将《鹿洲全集》作为其赴任的重要参考书。这已经是蓝鼎元死后一百五十余年的事情了。
蓝鼎元主要活动的清代雍正年间，在历史上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也只有理解了雍正时代的背景，才能完全理解蓝鼎元其人。最近，研究雍正时代的风气就算在我们这样的外国也十分盛行，而其中执先鞭者——并非我自夸——便是我们京都大学文学部和人文科学研究所。其中，我本人于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于岩波新书中刊行了拙著《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又在我所主办的杂志《东洋史研究》的昭和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八年，发行过四期“雍正时代研究特集号”。若是觉得《鹿洲公案》所载仍不够详尽的朋友，尽可参考上述研究。
* * *
(1) 原题为“蓝鼎元（《鹿洲公案》发端）”，小节划分和第三节标题“《鹿洲公案》解题”为原书所有，一、二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2) 据今存绿头签（又称“绿头牌”）原物，其主体部分并非全部漆成黑色。（译者注）
第四编 儒家与文人
孔子：教育家才是本色(1)
孔子（前551—前479年）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释迦牟尼、基督耶稣并称为“世界三圣人”。生于中国春秋末年鲁国的他，正逢都市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出于新型社会下对人才的新要求，孔子开办了私塾，培养了许多弟子，而这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学问的根源所在。同时，孔子的儒家学派更是影响到了随后战国时代的其他学派。
一 个人履历
孔子这尊偶像，历来被后人穿上了太多衣服，今天的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将这些衣服撕去，以便观察那最原始的偶像本身。而将那些造作的不和谐音排除之后，便可得到这样一纸大体真实的孔子个人履历。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父叔梁纥，其母颜氏，生于鲁国领内的陬邑，出生后不久便失去了父亲，由母亲抚养长大，贫困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孔子自幼虽为生活所迫多从鄙事，却早早立下了追求学问的志向。当时的所谓学问，和今天占卜师的修行有所类似，需要阅读文字，了解流传故事的来源、婚冠丧祭的举行方法等知识，可以说是一种在各种场合都帮得上忙的杂学。而由于其时的诸侯政治家对人才的渴求，随着孔子学问的进步，不少有用世之心的人纷纷登门求教，愿执弟子之礼。孔子也一度为鲁国国君所重用，不过随后却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之所以不乐旧土，恐怕也有为鲁国国内动荡时政余波所及的缘故。
晚年的孔子一度担任过鲁定公、哀公的司寇一职，不过所谓“司寇”，却并非后代的宰相。当时，后代的官僚制度尚未成立，诸侯领主手下的家臣团体的权力逐渐扩张，其中包括了类似于家庭教师和书记员的官职，而孔子所担任的便是这类负责典礼的官职。因此，孔子教给他的弟子的内容，正是以典礼的必要做法——即所谓“礼”——为中心的。当然，孔子并不单单宣扬“礼”的表面，更着力于培养礼的核心——即所谓的“仁”“信”和“孝”。
概括来讲，孔子所讲的忠孝之道固然是一种做人的基本义务。实际上，其道德核心却是“信”——即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古来都市国家的市民生活样式仍然有所残存，在这其中，“信”乃是维系市民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忠孝不过是其特殊表现形式。孔子为了教导弟子而编纂的教材，包括一些歌曲和习字课本，也就成了后来的《诗经》和《尚书》等，其与弟子的对话录又被编成了《论语》一书。孔子七十三岁时在弟子环侍之下去世，在他的时代算得上高寿。
二 史料中的疑问
可以看到，上述孔子的履历，所诚实反映的不过是当时一位平凡市民的一生。然而，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各种记录中，孔子的诸多传记在细节上出入不小。看似每一种都可以作为史料使用，其实又往往疑点颇多。
首先是孔子的生年问题。一般而言，学者大多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记载，将其生日定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1年）十一月庚子。然而在另一本《春秋》的注释书《春秋榖梁传》中，孔子生年却被定在了相差一个月的十月，而《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更是比《公羊传》晚了整整一年。这其中恐怕还是应该相信《公羊传》的记载，其他二书则均有误。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中并无庚子日，而《史记》所记孔子年龄是七十三岁，若按其书的生年推算，则只有七十二岁。事实上，这种生日的歧异现象，可能缘于古代的中国人没有在生日那天庆祝的习惯吧。
孔子的忌日是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四月己丑日。关于这点，《春秋左氏传》和《史记》的记载一致，并无问题。中国人历来重视死亡，丧事亦多有铺张，为了死后的祭祀考虑，自然需要准确记录忌日。
而之后便是孔子这七十三年的生涯中所发生的事情了。古往今来的传记家们，往往费尽心力将各种来源不同的孔子故事进行排列比较，最终辛苦作成一篇孔子之传。而排在这些传记之首的，便是《史记·孔子世家》。然而，仔细想来，孔子其实既非政治家，亦非某些领域的专家，简单罗列这些琐碎的事迹并不重要。且这种罗列本身，亦丝毫不能令我们得知关于其人的其他重要之事。对于孔子这样的人物来说，个体的行动固然有其特定的意义，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孔子其人在他当时的生存状况，以及在后代所受到的不同评价。为了探究这样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崭新的方法。
关于孔子的史料大致可分成两大系统。其中之一来自《论语》，以孔子弟子间流传的孔子言行录、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录为中心。这一记录的来源主要是孔子的弟子，他们的孔子观也就大致上把孔子反映成了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正因为此书源自孔门弟子，其准确性亦当甚高。不过，由于此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被混入了一些不和谐音，使得其内容有些淆乱。
还有一大系统则来自《史记·孔子世家》，著者司马迁乃是汉初之人，以史料的采集、取舍和编次著称。而这篇《孔子世家》的史源，也包括了司马迁所见的《论语》、《春秋》三传、诸子百家语等。所以我们今日读来，颇觉其内容之驳杂，实有甚于《论语》。其中更明显有两条记事不属于孔子所为，在此不得不略为辨析。
其一乃是夹谷之会一段，记载了鲁定公和齐景公在国境线附近的夹谷相会之事。在此条中，孔子被描写为“摄相事”的鲁国重臣。齐国为了捉弄鲁定公，特地在应“奏宫中之乐”的时候令“倡优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见此，立即上前，对齐景公说：“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于是便让鲁国一方的武士强行将倡优当场处刑，身首异处(2)。这位倡优小丑无非只是遵循主人的意见行动，本身并无任何罪孽。对这样的人加以极刑，普通人犹有不忍，实在无法想象这是孔子会做得出的事情。
《史记》的此段记叙，实际上遵从的是《春秋榖梁传》的记载。而《左氏传》却仅仅记载了孔子参与夹谷之会而未提及倡优之事。甚至在《公羊传》中，夹谷之会这一事件本身根本完全不曾提及。《春秋》三传的这种彼此歧异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在此姑且承认《榖梁传》和《左氏传》的共同记载，即孔子摄相位而与定公一起参加了夹谷之会，而将《榖梁传》的杀害倡优一事当作不可靠的传闻异辞，或许是较为合适的。然而，《公羊传》既未曾记载孔子和这场夹谷之会，那么也存在着《榖梁》《左氏》两传捏造出整个齐鲁之会的可能性。毕竟，作为三传中政治色彩最强的《公羊传》而未提及孔子参与的政治事件，本身也有些不可思议。
《史记》中记载的关于孔子的另一段逸闻则是少正卯事件。其谓孔子得到鲁定公的重用，“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之后，立即“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虽说《史记》或是根据《荀子》的记载(3)直书，可是这件事看上去却怎么也不像是孔子会做得出的。或许是因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于这些传闻深信不疑，在他所写的传记中才会产生上述与孔子整体形象不可调和的叙述吧。
而与《史记》中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则出自根本性史料《论语》。《论语》中的孔子，完全不是一位果敢的行动派政治家，而是一位不忍杀死小虫的教育家。当然，《论语》中既未有夹谷之会，也没有少正卯事件。该书所采用的立场，亦并非是通过各种事件拼凑出孔子的形象，而是先有了一幅理想的孔子像，再进行记录的。因此，在《论语》所记录的各种骚乱、冲突中，孔子总是站在被害者一侧，以和平和忍耐为手段。而这种态度也正呼应了其政治理论。
鲁国的家臣季孙肥向孔子询问政事道：“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的回答却是：“子为政，焉用杀？”(4)《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大抵如是。虽然《论语》非成于一人之手，但书中的孔子观竟然比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更为一致，这点实在令人惊异。
三 历代的孔子观
那么，经由上述考察，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孔子观之形成，实是因为一种从战国到汉初人生观的变迁所致。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古来的身份阶级制度还有所保留，传统的道德理念亦仍然残存。孔子所思考的，是如何以新时代的理想重新解释古老传统，进而将之脱胎换骨地保存下来。然而，进入战国以后，古老的制度和观念都已彻底崩坏，实利和实用的信念得到崇尚。在这样的世界里，权力无疑是人们最为优先考虑的。孔子学问的流传也好，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认识也好，都随着时代发生了改变。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民间教育家，那么他绝不值得这个时代的人的尊重。于是，孔子不得不成为一个有能力实现自己所抱持的政治理想并曾经在政治上做出过实际努力的政治家。毫无疑问，儒教徒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同样的才能，并运用这种才能服务当权者，从而立身出仕。就这样，关于孔子具有政治才能的传说被创作了出来，儒教本身也逐渐政治化，通过接触权力，在世俗社会中获得了一定地位。
而儒教获得世俗上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其与其他学派的竞争。比如在秦代（前221—前206年），儒教就被当时的官学法家所强力打压过。不过到了汉代，儒教的势力复兴，又压倒了其他学派，最终在武帝时被立为官学，受到了政府的特别保护。而这也正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他的孔子观，也不能不受当时的风气之影响。
司马迁在撰写孔子传记时固然侧重于其人的政治性。不过，他又根据传主的世俗地位，将其中所有人物的传记分为“本纪”“世家”和“列传”三类。即：第一阶级的帝王进入“本纪”；第二阶级的诸侯进入“世家”；第三阶级的个人进入“列传”。而孔子之所以属于第二阶级的世家，并非出自对其人格的尊敬，而是考虑到了其人的社会地位。
按照司马迁的话来讲，“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两句话，和儒教中将孔子尊为“素王”——即无冕之帝王——的公羊学派相近。在那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孔子被认为是继承了尧舜以来的先王之道，又将之传与汉王室的有功之人，即一位潜在的天子，而这也就是素王之说的由来。
而后世亦继承了《史记》中对孔子的评价，将之列为世家，即帝王与庶民二者的中间人物。所以当东汉（25—220年）初年兴立学校而须决定祭祀对象时，孔子又被设立为先师，处于先圣周公之下。周公辅佐文王、武王，践行了先王之道，而孔子只不过祖述周公，作为政治家来说，是稍逊于后者的。
降至西晋（265—316年），周公却把他那儒教圣人的宝座让给了孔子，从此孔子成了“先圣”，其弟子颜回成了“先师”。这其中恐怕存在着佛教的影响，儒教中的孔子，既然和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地位相仿，那么接触了佛教的中国人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孔子看作儒教的祖师了。不过儒教却从未放弃过所谓的先王之道，孔子仍然保有其政治家的地位，这种倾向直到唐代（618—907年）还依然存在。甚至唐代注解《史记》的司马贞在称道“阙里生德”的孔子之时，还特为注出“卯诛两观，摄相夹谷”(5)，以表示对孔子之决断的赞赏。
不过，到了宋代，上述这种政治化的倾向却突然出现了逆转。这大抵也意味着《史记》式孔子观的崩坏。首先是北宋的王安石，对《史记》将孔子列入世家的行为提出了非难，他以为：“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人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大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6)王安石的这番议论，实际上是对司马迁那种以政治成就为尺度衡量人物的态度的批判。
之后就此问题更进一步讨论的则是南宋的朱子。朱子读《史记》时，因为《论语》中未及一字而怀疑夹谷之会与诛少正卯二事的真实性。事实上，在处理孔子生平时，朱子大多只是将他书记载列为旁证而主要依靠《论语》。他在儒教的经典中，亦最为推崇《论语》，将之与《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加以新注，以便学者诵习。而所谓“记先王之道”的“五经”，则只是次一级的经典罢了。
也正是从此时起，孔子的形象开始从政治家变成了教育家。随着朱子学说成了之后儒教的正统，得到了官方的保护，科举考试的答案也完全按照朱子学说展开，终于令这一学说风靡一世。教育家孔子的形象也就此确定了下来。在宋以后，历经元、明而至清代，其形象均没有非常大的改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清代所盛行的考证学，虽表面与朱子学为敌，力图恢复汉代的儒教传统，不过在孔子形象这一问题上，却并不赞成《史记》的写法，而是采取了朱子的立场。崔述的名著《考信录》中，既对《史记》中夹谷之会一事抱有疑问，复又断定诛杀少正卯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过，要是说在宋以后的中国，那种《史记》世家中的孔子形象已经完全消失殆尽，却也并非如此。实际上，孔子的后代，在历朝历代的天子处，仍然是被当成“世家”一般以礼相待的。
孔子当年所活动的鲁国，即今天山东省曲阜县。在战国末年，鲁为楚国所灭（前255年），而后楚亦为秦所灭，到了秦汉之后，之前的鲁国国君和贵族早已星陨四散，而孔氏一族反而繁荣昌盛了起来。孔子的子孙守孔庙而传其学，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戴，全国各地的学者也纷纷来此以参拜这儒教的圣地。北宋天子将孔子第四十六代嫡孙封以衍圣公的爵位，之后无论朝代怎样更迭，孔氏都得以沿袭此号，享受一种朝廷的特殊待遇，就连清朝之后变更国体的民国政府也同样如此。虽说没有了爵位，民国政府还是任命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为孔庙的奉祀官。而曲阜，作为孔氏一族的“首都”，也成了孔氏一族聚居之地。以孔庙为中心，良田美宅，所在多有。在享有儒教学徒的顶礼和历代政府的庇护的同时，孔氏一族也成了与各路政权关系密切的特权阶级，在保存其“世家”特性之外，不免遭人批判。
五四运动之前不久，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之际，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教便已成了新一代思想家的众矢之的。在当时，儒教即已被冠以“非人道、反社会”的恶名。不过其时的政府却依然施行拥护儒教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舆论风向又有了一些转变，最终产生了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遂与林彪一起，遭受了更大的非难。该运动宣称，从阶级斗争的立场来看，孔子对其当时逐渐崩坏的中国奴隶制度抱有同情，又极力迎合当时的统治阶级，无疑是反动至极的。除此以外，孔门后代无非是累世生活在曲阜的一种土豪劣绅，在政府的保护下对其地附近的劳苦大众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也就是说，这场运动所针对的，不仅是孔门一族延续至今的世家性质，就连《论语》所载的孔子的原初思想亦在批判之列。如此一来，孔子那边自然也就孤立无援了。当然，在第三者看来，该运动的内在逻辑，尚有诸多不能接受之处。
以上的介绍，相较一般对孔子个人生平的叙述来说，更致力于介绍不同时代之人是如何理解、评价孔子的，对孔子这样的人物来说，这种介绍方式或许更为适合。毕竟，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并非仅因其自身原因，而更多地需要考虑到古往今来的社会环境——即所谓“时势”才是。类似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伟大人物身上。如果说，孔子并未投生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么取代他今天地位的，或许是墨子，抑或老子吧。况且孔子的教导和理论并不多，对统治者来说，他无疑是一个便于使用的偶像。而在日本，情况则有所不同。孔子在日本，被统治者利用的情况着实很少，又因为《论语》一书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很高，故而日本的孔子形象，基本上是根据《论语》建立起来的。正是因为如此，其视角或许更真实一些，而直接根据《论语》来公平地理解、评价孔子，应当以日本人最为客观，亦未可知。
【参考书】
蟹江义丸《孔子研究》（1904年，金港堂，绝版）一书在传统的孔子观上又加上了明治时代的新理解，值得一读。和辻哲郎《孔子》（1948年，植村书店）一书则将孔子看成了伟大的教育家，其研究基础则多根据武内义雄的考证。此后从文献学角度提出新观点的著作，有贝冢茂树的《孔子》（岩波新书，1951年）、白川静的《孔子传》（中公丛书，1972年，中央公论社）等。关于拙文所探讨的内容，可参看宫崎市定《东洋史上孔子的位置》（《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1926年，又载《亚洲史研究I》，1957年，东洋史研究会）一文。关于历代孔子观的变迁，则可参宫崎市定《论语新研究》（1974年，岩波书店）一书中的第一部“历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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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题为“孔子”，小节划分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2) 《史记·孔子世家》原文作：“有司加法焉，首足异处。”（译者注）
(3) 见《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译者注）
(4) 见《论语·为政》。（译者注）
(5) 见司马贞《史记索隐》于《孔子世家》传末所附述赞。（译者注）
(6) 见王安石《孔子世家议》，载《临川王文公集》卷七一。（译者注）
朱子：其人其书(1)
一 朱子其人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考亭、紫阳、晦庵、晦翁、遁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谥文公，学者尊之为朱子。
朱子原籍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严里，徽州别名为新安郡，故朱子常自称为新安人。朱氏祖辈不过是当地农家，而到了朱子的父亲朱松，终于成为北宋末年的太学生，之后又被派往福建担任地方官。不久，北宋灭亡，天下大乱，朱松遂归乡养亲，等到宋高宗定都临安，东南半片江山得以确保，又被召往中央任职，年四十七而卒。朱子时年十四，往依其父党刘子羽轮转于建州崇安县、建阳县之间，在其指导下用功读书。显然少年朱子所花的精力并未白费，他在十九岁时便成为进士，任泉州万安县主簿，踏出了官吏生活的第一步。可以看到，朱子和福建一省的缘分着实不浅，而其学问亦因此多为人称为“闽学”。
可是，朱子在官场上的履历却远非“花团锦簇”。其实际为官时间，多被概括为“仕于外者九考，立朝四十日”(2)。作为地方官的朱子正义感强烈，对地方弊病不忍坐视不理，多上书纠弹，又热心于为民兴利，性急的作风较王安石更甚。也正是因为其头角过于峥嵘，每每与朝中大臣发生冲突，过于坚持自己的意志，朱子地方官的身份，也并没有维持很久。
事实上，朱子在地方上，不仅热心行政，更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其在政务之暇，多聚生徒，讲解经书。其在南康军知事任上时，听闻管内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荒废已久，更立即将之整修复兴，以作讲学。感到身为地方官，难以施展抱负的朱子，也立下了用学问和教育再造社会的大志。这里的学问和教育，并非通过官学传授，而是通过振兴私学来进行。所谓“私学”，亦非是类似于有固定场所的学校，而指的是私下聚众讲学这样的行为。所幸在朱子当时，根据所谓的“祠禄”制度，官员即使没有实际官职，也仍然可以通过担任“国立”道教庙观的管理人这一职位，获取一定的休职津贴。朱子在登第后的五十年间，也大多凭借这种休职津贴生活。当然，这一津贴并不丰厚，只能恰好保证清贫的朱子可以聚集同样清贫的学生进行讲学和著述罢了。
随着朱子一派私学的逐渐盛行，世人多将之称为“道学”，又有反对者称之为“伪学”。当时正逢天子光宗暗愚无知，政事受制于皇后。宗室赵汝愚和太皇太后的外甥韩侂胄随即设计，尊光宗为太上皇，并将皇位传与宁宗。赵汝愚得任宰相之后，很快拔擢朱子为侍讲，大量任用其他道学家，不过赵汝愚很快便落入了韩侂胄的陷阱，随后卒于被流放的配所，朱子也在立朝四十日之后旋被黜退。从此，道学被“钦定”为伪学，禁用伪学之诏令很快宣布赵汝愚以下五十九人为伪党，所著为伪籍，不得任用。这便是所谓的“庆元党禁”了。而此后不久的庆元六年（1200年），朱子便在失意中离开了人世。
及至之后的理宗朝，道学再次风靡朝野，被当成了儒教的正统，朱子也被追赠“太师”“徽国公”等头衔，得以从祀孔庙。
朱子作为中国近世哲学——宋学的集大成者的同时，也是所谓东洋道德的树立者。直到近日，无论日本、中国还是朝鲜，若是追溯人们潜意识里的道德思想，恐怕都会追到朱子学之上。而朱子所作《朱子家礼》一书所确定的冠婚丧祭之仪式，在中国和朝鲜亦得以袭用累世，使朱子学本身成为了一种几近宗教的存在。在去世之后给世界施加了这么大影响的人物，在朱子以后的东洋固然不论，就是在西洋大抵也不多见。
二 朱子其书
讨论名士的书迹，想来要比讨论书家的书迹来得困难。而若是大学者的书迹，则这种困难又会随其学名成比例地上升很多。所以对朱子这种程度的大学者来说，谈论其书迹无疑是难题一桩。况且朱子不单单是伟大的学者，更是能登孔子之堂而入其室的圣贤，过分拔高其书道固然不好，一不小心贬低了更是有损其德。
古人多以为，朱子的字与王安石有所相似。这大概是因为朱子之父朱松非常喜欢王安石的字，秘藏了许多王安石的亲笔书迹加以临摹所造成的影响吧。借用朱松友人的话来说，他乃是“学道于河洛（程明道、程伊川），学文于元祐（苏东坡），而学书于荆舒（王安石）”(3)的。如此，在其父书风的感化下，朱子之书有似王安石之风，想来并非不能接受之事。
不过王安石传至今日的亲笔书迹极为罕见，不能令人知其书风。据后人的形容，似乎是一种极度性急的字，就像是秋天日短，忙于收获，而不暇与人打招呼一般。想来这评价的对象可能是他的书简和文稿吧。吾人今日试作一种想象，大抵他作文时妙思沸腾，需要尽快写下，以防思绪流失。其发想之迅捷，辞藻之丰富，当然也会反映在笔迹的忙乱上。我以为这便是王安石之书给当时人的印象。
然而，据朱子的意见，文字本来应当缓缓书写才是，这就不由得使我们发起一种疑惑了。在北宋名臣韩琦写给欧阳修的书帖之后，朱子有如下的题跋：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朱子大全集·文集》卷八四《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
这段跋文颇为有趣。朱子想来是借王安石之字来警示自己的字迹太过“躁扰急迫”，并深赏韩琦为书之“端严”吧。这么说来，朱子虽以为“书札细事”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并宣称文字不当有“一笔作行草势”，其实我们却借此知道，朱子之书，实在是有如“顷刻忙时”所写就的。的确，当我们亲见朱子书迹之时，亦会有一种匆匆忙忙，仿佛在追赶什么的错觉。图中的《论语集注》残稿便是很好的例子。当然，稿本上的字迹凌乱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表示他下笔和动脑之迅捷，作为学者，绝非可耻之事。
《论语集注》残稿（图片引自《中国书法全集》）
朱子书刘子羽神道碑拓本（图片引自《中国书法全集》）
朱子在学问上极其鄙视王安石，不过这两个人的性格却着实有着很多共同点，政治上的意见更是基本一致。如果朱子能如王安石一般有机会从容于庙堂之上的话，恐怕也会施行和王安石相同的举措吧。前人对朱子书迹所下的判语，绝非偶然。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是朱子小字稿本，至于大字榜书，其中情况又有所不同。综合朱子这方面的言论如下：
学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4)
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元章（芾）、黄鲁直（庭坚）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5)
由此可知，朱子虽然部分认同黄、米“欹倾侧媚”的长处，却又贬之为变态之书。那么，朱子自身的大字，又具有怎样的面貌呢？对此，最需要参考的，便是《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的字迹了。此碑的传主正是朱子的父党和恩人刘子羽，于淳熙六年（1179年）为其子刘珙所立，由朱子撰写碑文并书丹，又由张栻（号南轩，字敬夫）篆额。朱子所书此碑，字含艳态，而又佐以筋骨。的确可以从中想见其性格。正如他所说：“笔力到，则字皆好。”(6)
而除此之外，朱子还有一种大字行书存世。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吴大澂得到朱子墨迹之后，曾在湖南岳麓书院立碑刻之。此为朱子赠别友人张栻的两首诗，见载于《朱子文集》卷五。而将之与拓本相校，文集本中的“商”字在拓本上作“啇”，遵从了当时通行的俗字。当然，其书风并未遵从当时的“欹倾”风格，唯有些显得过于甜腻。而我在此节特为提到此碑，也是为了表示对吴大澂鉴赏能力的一种敬意。
【参考书目】
《朱子年谱》
《宋史》卷四二九
《朱子全书》卷六五“字学”
秋月胤继《朱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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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题为“朱子及其书迹”，小节划分及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2) 见朱熹弟子黄干所作《朱子行状》。（译者注）
(3) 见朱熹《题荆公帖》转引朱松之友邓志宏语，载《朱子大全集·文集》卷八二。朱熹原文“河洛”作“河雒”。（译者注）
(4) 见《朱子大全集·文集》卷八二《跋朱喻二公法帖》。（译者注）
(5) 见《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译者注）
(6) 见《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译者注）
张溥：遥控朝政的乡绅(1)
一 所谓乡绅
回顾漫长的中国历史，我们往往会以为，在专制政体——或者说独裁政治的威权之下，民众的选择便只有屈服和起义两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是的的确确有舆论、政党、政治运动，甚至是反独裁斗争的存在的。只不过中国古代的这些运动，是以一种和近代西方社会中类似运动完全不同的形态来展开的。且中国政治运动的形态自身，也理所当然地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这无非是因为政治运动也需要与其时的社会状态相对应罢了。而在明代来讲，明末的东林、复社等运动，也自然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便是历史学研究的绝佳题目，令人颇感兴趣。
而处于上述两次政治运动的中心的，便是所谓的“乡绅”。乡绅，如其字面上的意思，指的是在乡的缙绅，也就是作为地方上持有一定官位的知识阶级，同时又兼顾着大地主或是资本家之身份。这一阶层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影响社会：首先是乡曲上的武断，表现为对土地上的弱小民众在权力和财力上的单方面影响，使这些民众按照他们的意愿行动。需要注意的是，乡绅所为的并不仅限于镇压，他们有时还兼任民众的代理辩护人。其次是对官政的把持，乡绅凭借其在地方上的权势，得以向地方政府的行政施加一定压力，干涉其施政方针，对其方针表示异议等。就其结果而论，这种行为同样并不仅限于流毒地方，而是时常会做出一些帮助弱小的侠义之举。第三，则是更进一步地遥执朝柄，从所居住的遥远地方直接影响中央政府的施政方针。而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之事，又是如何完成的呢？其实所谓“遥执朝柄”一语，最初则是专门用在东林党之顾宪成和复社之张溥身上的。关于东林，明代蒋平阶《东林始末》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五月条载给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奏疏中有“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之语。而关于张溥，《明史》卷二八八其本传中载刑部侍郎蔡奕琛在狱中还曾宣称：“溥遥握朝柄，己罪由溥。”《东林始末》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条亦载蔡奕琛之语，谓张溥：“一里居庶常，结党招权，阴握黜陟之柄。”所谓“里居庶常”，指的便是其乡绅的身份。(2)
乡绅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对地方政事指手画脚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他们又是如何干涉朝廷政治的呢？特别是张溥，据称竟然能通过政治运动，将前大学士周延儒官复原职。若史实果真如传闻所言，那么让这一事件得以顺利进行的明末社会机器，又是怎样运转的呢？这便是我从很久以前便抱有的疑问，而现在则尝试用本文来试着自问自答一番。
本文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所收蒋平阶《东林始末》、吴伟业《复社纪事》、眉史氏（即陆世仪）《复社纪略》等书，以及《崇祯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全载》等，其中以《复社纪略》一书引用最多。引用时若是没有注明出处，则基本都是出自此书。此书大抵以年代排列，检索起来并不是很难。可惜的是，此书实是未完之作。而所谓《明纪全载》，其实是《历朝通鉴辑略》中“明纪”部分，位于该书卷四十到卷五十五处。该书为朱青岩所撰，卷首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礼部尚书张英的序文。
二 从东林到复社
关于东林的详细讨论，本文实在无暇涉及，亦非小论的主旨所在。不过，东林党既然是作为本文论述对象的复社的“先行事件”，又与后者有着非常深远的关系，在此便不得不在最小限度内对其性质做一番简短的探究。
首先，东林的起源向来都被认定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以及翌年的廷推。京察即京官考察，是中央政府对官吏的一种勤务评定，每六年一次。在那一年的京察中，宰相——即内阁大学士的亲信大多仅获得了很低的等第，引起了骚然物议，使得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不得不负起这个责任，继而被罢免了事。而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均以为，这件事的主谋是时任吏部文选郎中的顾宪成，可是罢免顾宪成的命令竟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