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朝廷照例举行廷推。所谓“廷推”即是用以推举内阁大臣的一种手段，由吏部和朝中三品以上的官员共同评议之后，向天子奏上数位候补者的名单，请求天子裁断，而其中亦有天子不经过廷推直接降下特旨任命内阁大臣的情况。该年的廷推人选，因其推荐人为天子所不喜，故吏部尚书遭到了斥责并被罢官，而上疏为尚书陈情的文选郎中顾宪成，则同样因触怒天子而被免职。这一事件也就成了东林运动的开场。
顾宪成是苏州附近的无锡人，当地有宋代杨时所建的东林书院，他便和他的弟弟允成及其他友人一起将东林书院重新修葺了一番，用作讲学之所。他们所讲之“学”，并非纯是经书上的学问，而兼有讽议时政、裁量人物之用，很快受到了天下之人的附和，书院也成了全国在野派的舆论中心。所以说，狭义上的东林党不过是顾氏兄弟、高攀龙、黄尊素等人。然而广义上所谓的“东林”，却是指与上述诸人同调，而与宦官魏忠贤及其党派进行对抗的广泛的官僚士大夫群体。最终，经过一番惨烈的斗争，东林党的主要成员大多于天启六年（1626年）为阉党控制下的政府逮捕处刑，几乎被一网打尽，几近溃灭。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与其说是以政策为中心，不如说是以人事为中心的，特别是明代的政治斗争更是如此。东林党便是这一现象的最好的例子。从万历二十一二年的京察、廷推开始，经过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的京察，东林党与其他党派进行了屡次冲突，其势力最终得以在天启初年（1621年）扩张到了顶点。此后，以魏忠贤为首结成的东林党之反对党，又开始试图反击。这期间党争的主题，也就是所谓“三案”，在今人看来甚至不过是无关政策取向的琐屑之事，而其实际则潜伏着东林派政治家的致命弱点。而最终，在实力的对决中，挟天子自重的魏忠贤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而击溃了东林党。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哲学，都以为居上位者除了使用并放任有能力者负责具体事务之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所以人事进退自然成了政事的中心问题。这种方式在古代的小规模都市国家中尚有用武之地，不过到了大规模的天下国家——即中国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中，却只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斗争罢了。此外，中国的宰相在人事任免上，又往往受制于六部里最有权势的吏部尚书之掣肘，这一传统中潜伏着中国政治未能现代化的原因。而上述情况，作为当时一大政治党派的东林，亦不能例外。
关于东林党所需要注意的第二点，便是其成员作为官僚的所谓精英性质。宦官魏忠贤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曾造作一份名簿，罗织了所有反对者的名字，这其中除了去世已久的顾宪成之外，尚有李三才、王图、赵南星、孙丕扬、邹元标等重臣。可是，这些人虽身列党籍，却大多从未主动结党。在当时，官员除了与天子保持纵向联系之外，是不允许彼此之间存在任何横向联系的，结党自不必说，就连近似党派的群体行动也在严禁之列。是以当魏忠贤将他们归为“党人”之际，便已经将他们当作罪人了。实际上，东林党并不存在任何中心人物。所以当敌方首领魏忠贤获得了天子之信任，得以驱使百官，派出秘密警察来对付东林党时，后者竟无任何抵抗之策。
在后世看来，东林党的政治活动，实在不包括任何政治主张，东林党人不过是带着一腔悲愤来反对专横宦官的文人而已。虽说其勇气和正义感不得不令人心生敬意，但其根底上的空虚，却是怎么都掩盖不了的。事实上，当时冷静的旁观者之中，即有一种意见，以为东林党本身亦有着巨大的缺陷，魏忠贤的所谓阉党固然无论，就算是东林党，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前者亦是同罪的。
天启帝之后的崇祯帝甫一即位，便立即诛杀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崔呈秀。然而，吏科给事中旋即上疏，言“东林余孽，遍布长安”，请朝廷派“厂卫严缉”。倪元璐亦上疏，称：“凡攻崔、魏者，比引东林为并案，一则曰邪党，再则曰邪党。夫崔、魏而既邪案矣，向之劾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虚中言之，东林……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则不可。”而为魏忠贤所毁去的书院的复兴计划，亦因为各种原因而搁置了起来。
不过，真正继承了东林精神的，却是我们此文所讨论的张溥等人的复社，即所谓的“小东林”是也。那么，这个复社的实相，又是如何呢？
三 张溥的登场
张溥，字天如，苏州府太仓州人，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死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其父翊之，资历止于一介太学生。张溥有兄弟九人，因自己为婢出之子的关系，想来自小到大亦没有受到什么来自其他亲戚的礼遇。这种家庭背景所形成的某种情结（complex），也对他的性格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好的方面来讲，他自幼发愤励学，“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3)；而从坏的方面讲，这种情结也必然要对他之后那种炽烈的权力欲、名誉欲负责。
当时，以江南为中心，文人创办所谓“文社”之风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盛行。这种盛行，部分固然是因为朝廷方面对书院的弹压而造成的一种反弹现象。然而，书院和文社之间，却又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
作为私立学校的书院创立于五代而流行于两宋，在明代又因为阳明学的影响而再次盛行。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阐明儒教的教义，并激励学生去躬行道德的实践。可文社却如其字面上的意义那般，主要是专门讨论文学、磨炼作文之才的同志间的集会。而当时的所说的“文章”，除了某些特殊用途之文外，大多指的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而写的所谓“制艺”(4)。当时的文章名家，亦大多以写作科举考试范文并将之传授应考生为业，且因此被称为“大艺术家”而获得大家的尊敬。这种现象看似委实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当知识阶级最为关心的事情成了科举之时，对于人生最重要的文章，也自然就是那所谓的制艺了吧。所以，制艺以外的其他文章便是装点门面的死文章，而制艺则是拥有独立生命力的活文章。在后世看来，于这种制艺当中追求真正的文艺，当然是缘木求鱼。事实上，到了清代之后，科举相关的学问固然是一种必要，每一位士子都会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勉力从之，不过等到及第，便将之抛却，开始着手真正的学问了。然而对于明代来讲，士子及第之后，并没有如清代考证学那样值得劳心费神的对象，是以其学问文章亦大多停留在了及第之前的状态。其参加诗文活动的时间，亦限于及第前。
张溥在少年时代所努力的学问，亦不出上述范围。不过即便是为科举而写的文章，若要别出心裁，却是需要花费一番苦心的。为了广泛地摄取知识，不得不读破“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如何选择的问题。以当时苏州为中心的学界，在祝允明提倡的古学复兴运动影响下，张溥主张在经部直接阅读古代注疏；史部则不读《通鉴纲目》而是直接用《十七史》，不得已时才取各种纪事本末以补足；至于文体，更是由唐宋而上溯汉魏六朝。而在古文上曾经指导过张溥的，则是镇江的周介生（钟）。
当时以制艺闻名、同为江西抚州出身的四大名家分别是陈际泰（大士）、艾南英（千子）、章世纯（大力）、罗万藻（文止），被合称为“陈艾章罗”。然而，如此以文章闻名之人，本应该就此在科举中猎得高第才是，可四人中的艾章罗三人不过是乡试及第的举人，而陈际泰更是乡试都未能通过的一介生员。所谓的科举，并不只是考核学力和文才，而更是偶然的风云际会，这想来正是古往今来的不变准则吧。陈际泰其人，在曾向他学习文章之道的学生纷纷及第成为高官之后的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会试中，终于凭借考官文震孟之力得以及第，继而在随后的殿试中成为进士，其时年已届六十八。
而张溥以兄事之的周介生，亦曾为这种不第的命运所玩弄。这位早熟的秀才角丱之年已学富五车，幼童之时又号称读破万卷。他在文章上提倡新体，又组织了应社，吸纳了陈子龙、夏允彝、吴昌时、杨廷枢等人，翕然风靡于天下，使得往昔陈际泰的追随者们都改换门庭，投入了这个应社。不过介生本人进士及第的时间，却要等到明代灭亡的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了。
张溥的前半生，看起来也和上述这两位人物类似。他不仅以博学著称，而且“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5)。又与同乡六岁年长于己的张采（受洗）意气相合，并称为“娄东二张”。
我们并不清楚张溥经过了几次童子试才成为及第的生员，可他在乡试中屡战屡败却是事实。一直等到崇祯元年（1628年），为了庆贺新天子即位，朝廷下诏，选天下学校生员中优秀者进入国子监成为恩贡生之时，二十七岁的张溥“才”通过太仓州学被选入都。这实在有些可疑。盖向来选为贡生的，大多是老年生员，以张溥二十七岁的年纪来讲，无疑有些太过年轻了。在这点上，我以为张溥的实际年龄，是要比史料所记载的年长了十岁左右。这一推测的理由，除了拔贡一事之外，按史料所载，前文所述的张采应当比张溥年长六岁，然而从两人的交往来看，张溥却丝毫没有表现出较张采年幼的迹象。另一方面，吴伟业（梅村）号称张溥的门人，可按照史载张溥的年纪，二人之间仅仅差了七岁而已。而且张溥的著作号有数百卷，又号有三千余卷，虽说其中大部分乃是编纂而非亲撰，但以四十而亡的年纪来说，也实在太多了一点。(6)
张溥在拔贡入都成为太学生之后，又在考试中获得高等，不但结交了诸同辈贡生，还得到了各种名流硕儒，以及因魏忠贤失势而被传唤至京城与崇祯新政的官员的折节订交，乃至每日流连于各种宴会，名满京师。如果说这些记载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怀疑，这种老练的做派是否出自一个二十七岁的白面书生之手。
张溥在北京主唱的文会，即所谓“成均大会”。这种文会与今天日本的诗会非常相像，出席者带着各自的作品互相评骘，之后又将之编为文集，以广流传。
到了随后的崇祯二年（1629年），苏州吴江县县令熊开元（鱼山）又将张溥迎入县界，县内富豪吴氏、沈氏子弟亦争相拜其为师，从而举办了以张溥为盟主的尹山大会。附近的名士也纷纷集于一堂，可谓一场盛会，使张溥之声名水涨船高，湖北、安徽、河南、浙东等地的士子亦远道前来拜访，陕西、山西、福建、广东等更远之地，则传来各种文书，表示祝贺和请教。
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之年，南直隶一地的生员为此聚集在南京贡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以张溥为首的应社生员，亦大多在此次乡试中及第。张溥也借此机会举办了所谓的金陵大会。
四 复社的活动及其基础
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是举行会试、殿试的年份，新举人张溥也赴京参加了这些考试，并最终及第。不过，周介生等人主唱的应社也好，张溥举办的文会也罢，其实都并不单纯是为了讨论文章、交朋结友，而是有向当局者示威、施加压力的意味。而随着民间各色组织的盛行，和月旦人物文章气氛的甚嚣尘上，当局者自然也不能不将之视作无物。
而在当局，既有颇为这种民间声势所困恼者，亦有反过来利用这一新兴势力者。后者通过使博得舆论眷顾的名士通过科举成为自己的门生，不但赢得了舆论的称誉，更强化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文社出身的青年政治家为友或为敌，亦直接关系到自己将来政治活动的利害。这也就是朝廷大臣大多迎合文社之舆论的原因了。
当时朝廷的首席内阁大学士是周延儒，而次席则是温体仁。由于会试举行于天子脚下之重要性，多由内阁大学士出任主考，而首辅大臣既少闲暇，通例多由次辅主考。可是崇祯四年，周延儒为了招揽士子入其门下，不顾温体仁的反对，亲自出任了会试主考官。他命令手下其他考官，特为留心张溥等名士。本来，所有的试卷都必须糊名批改，而且又经过一道誊录的手续，不可能通过笔迹辨认出所要拔擢的士子。如此一来，唯一的线索便是文章本身了。张溥的文章汪洋恣肆，考官仔细辨认的话，还是能发现很多属于他个人的痕迹，就算不能确定到张溥个人，还能将风格相似的所有这类考卷全部判为上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终成为此年会试会元的吴伟业虽是张溥的门生，其成绩反而比后者来得高。不过不管怎样，张溥也总算是成功及第了。而及第的其他名士，尚有夏曰瑚、管正传、周之夔等，也使座主周延儒成了新锐政治家的领袖。
话说回来，上述的这种情况，在后来的清代却是行不通的。因为清代的主考之权威甚重，需要士子揣摩主考的学问文风，并努力模仿，而不是如明代那样，由主考反过来根据士子的文风推断，录取那些名士。事实上，这种风气并非从周延儒开始，早在东林诸人当道的年代就已经存在了。比如黄煜《碧血录》所收魏大中《魏廓园先生自谱》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二十九岁一条曰：“时竞者日奔走名绅之门自鬻，名绅亦复假文字以收名生……（我）心丑之，故……乡试不售。”
一旦通过了会试，原则上在接下去的殿试中就不会再出现落第的情况，也就能够顺利地成为进士了。而这殿试所关乎的，却还有士子间的名次问题，如吴伟业便因为成绩拔群而成为了第二名榜眼，而张溥也因为名次较高，得以出任翰林院的庶吉士。所谓“庶吉士”，即翰林院的一种见习生，而张溥在出任此职期间，却因为他那理所当然的自信而显露出一种实在说不上恭顺的态度。特别因为是与内阁大学士温体仁之间的冲突，使得他在进士及第后第二年，便以丧亲为由请假归乡，从此再无复出之志，过上了字面意义上的乡绅生活。
崇祯六年癸酉（1633年）之春，张溥第四次主办了名为虎丘大会的文会。当时，除了以周介生为领袖的应社之外，其他知名的结社尚有江北的匡社、松江的几社、浙西的庄社等，张溥纠集了这些文社，将之归并组成一个统一的巨大文社运动。在此次大会之前，就已经“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虎丘山云岩寺之）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7)也正是在这次集会上，这个整合了旧有文社的新社被定名为“复社”，其中正带有复兴古学的意味。同时，社规也得以成立，其中有“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这样一条。如其字面意义，指的是不得参与政治、谋求官位。本来，复社的目的似乎无非是单纯地钻研文学之道。然而，其成立的旨趣既在“复兴古学”，那么文学上的研究也自然不能漫无目的，而是只能被规定在某一范围之内，不得逸出。而所谓推进古学的目的，也就表示，对违反此既定方针者必须加以排除。正是因为如此，复社运动从一开始便不得不走上了政治运动的路子。
与之前的东林不同，复社成员大多是下层乡绅和尚未及第的士子，和主要由重臣和中坚官僚构成的东林相比，复社在这点上看似远远不如，而实则绝非如此。因为东林既然是由官僚构成，便一定会受到官员不能结党的法规的限制；与之相对，复社既以研究文章为名，自然可以公开结社并在行动上取得统一。以张溥为盟主的复社，总部设在太仓，又立有四位社长辅佐张溥，在各地府县亦有当地的社长，还有纠弹、要约、往来、传置等司负责处罚违反社约者、传达命令、人事交际、文书传递四方面的事务，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有机体了。
虎丘大会之后，张溥又募集了社员的文章，汇编为《国表集》这部总集，收纳七百多位作者共两千五百多篇文章，被称为大明立国以来未有之盛事。
而复社既以讨论文章为名，那么首先需要做的，便是解决社中名家多未科举及第的问题。事实上，此前的数场大会，都带有为应考社友应援、对主考官施以无言之压力的意思，等到复社正式成立之后，这种施压也愈发露骨起来。眉史氏（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载有如下一桩轶事，可谓是对这种现象最为鲜活的描写：
湛持（文震孟）将赴职时，郡绅饮饯于徐九一（汧）之止水（亭？），天如（张溥）谓湛持曰：“明年（崇祯七年）会试，同考公必压帘。今海内举子不愧会元者，惟陈大士（际泰）暨杨维斗（廷枢）二人耳。幸留意。”湛持曰：“天下人读大士文，取巍科者不知凡几。而大士久困，吾此番当收之夹袋中。”天如转语项水心煜曰：“然则维斗乃公责也。”水心亦首肯。天如又言吴峦雉（钟峦）久为海内师范，此番不可不使之释褐。两人唯唯。比入闱，湛持压帘，觅得大士卷袖，示水心曰：“昔为老社长，今作老门生。”水心狡，欲会元出己房，乃持一卷示湛持曰：“已得维斗卷矣。大士、维斗与吾党交情无少轩轾。但冠冕天下，与其邻省（江西），毋宁吾乡（苏州）。”湛持乃持卷细阅曰：“诚维斗焉，何得不让？脱非维斗，奈何？”水心曰：“今场屋中谁能作此等文者？若非维斗，当抉吾眼悬之国门！”湛持见其真恳，遂许之。旧例：会元必让压卷，填卷在末后。时主司注视项卷，湛持反为逊谢，出己卷先填而让项卷冠军。及拆卷，乃李青也。湛持恚甚，然已无如之何矣。煜缪负罪，湛持正色曰：“此举不惟负大士，并负张天如矣！”榜发，钟峦亦中试。同帘薛国观出告体仁，以其《国表（集）》姓氏查对，见中试者多出复社。
以上仅仅只是复社成员为了使社友及第而进行运动的一个例子。而随着这种运动的效果为人周知，天下士子也就自然争相抢着要加入复社，其中有财力者更是不惜给复社提供财产上的支持了，而这也正造就了复社势力不断扩张的循环作用。如《复社纪略》所言：
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四方称谓不敢以字：天如曰西张，居近西也；于受先曰南张，居近南也……而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两粤贵族子弟与素封家儿，因淳拜居周、张门下者无数。诸人一执贽后，名流自负，趾高气扬。
需要注意的是，张溥本人亦颇有名士的自觉，不仅时常以孔子自拟，又将弟子门生拟作孔门之“四配十二哲”，并因此受到了后人的非议（参《复社纪略》卷四载徐怀丹檄文）。不过上述这些事情，说到底，可能也还算是属于复社“文笔活动”的范围，亦未可知。
当然，随着声名渐高，复社的某些活动也开始脱离了这种范围。这恐怕也是因为，以张溥为首的复社党魁们实非稳坐书斋的学者，而是带有俗世臭味和巨大权力欲之人的关系吧。将他们所开展的政治活动一一罗列自是绝无可能，在此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概括。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活动或许只是些微琐事，可是他们作为乡绅而活跃于政治的原因，却对我们了解明末之世相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其中的首要原因便是动员大众的能力。此处的“大众”，却并非后世所谓的无产阶级（Proletarier）。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复社的基础在都市。而都市的构成又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截然区分。也正因为其中的贫困阶级并未形成后世那种阶级性上的自觉，其行动在今日看来，着实有许多不可理解的情况。眉史氏陆世仪《复社纪略》卷四载徐怀丹曾以檄文列举复社的十宗大罪，其中有两条，乃谓：“僧道优倡俱入社中，医卜星相莫非友人……拳勇之徒，不呼而集；大则肆其愤毒，小则开其衅端。”可见复社曾得到过各种阶级的帮助，并在各种事务上能对之加以利用。
而检同书所记的其他实例，下面这桩事件(8)同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新知太仓州事的刘士斗到任后，常与二张商议当地政事，却因此招致了署苏州府事的周之夔的弹劾，并就此被罢免。而“士斗治娄清廉而有惠政，士民惜其去，负石迭垒国门以留，倾国数十万人为罢市”云云。
此事中的周之夔是福建出身，本来其实也是复社中人，进士及第后得以担任苏州府推官，不过当时，他本来精心谋划的当地乡试同考官一职，却经二张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突然被更换成了刘士斗。从此周之夔自然深恨士斗与二张，最终趁着担任临时知府代理的机会，对士斗进行了弹劾。
二张对此自是激愤无比，极欲追究周之夔之过。而周也因此受到了前辈文震孟等人的责难，不得不深自反省，向上司提出关于自己此前“不正当弹劾”的检讨书。不过对二张来说，这种程度的悔过，显然不足以消弭其对周的下一步处置。很快，代理知府周之夔在当年崇祯七年（1634年）的科试中所行不公的传闻四散，当地生员骚动不已，“甚至抬城隍神像坐府署诅之；则诸生即非复社中人，亦恨之深也”。之夔一旦步出府学，即受到诸生的围堵，“之夔惭忿，申文两台，惟自劾，不敢及诸生，以为首皆权要之子弟故也。因杜门谢职”。上司亦不敢轻举妄为，遂改任周为吴江县知县，欲与复社取得和解。然而，等到周之夔前往吴江赴任之后，生员再次将之围堵。
而周之夔的辞职和请假申请又因各种原因均被上司驳回，他只得回到苏州府推官任上，“莅任匝月，郡中绅士无一投刺见者”。至此，又唯有屡次三番地上疏乞致仕，最终在半年之后成功去职的他，带着对复社的恨意，草成《复社或问》一编，向世人控诉复社的专横。其中一节说道：“下至娼优隶卒、无赖杂流，尽收为羽翊。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进身；有司不入社，必不得安位。”(9)
而作为复社最终手段的动员大众、行使权力，在张溥死后犹有余风，当北京被攻陷之后，出现了一场针对阮大铖的反抗运动。对此，杜登春《社事始末》中有如下的记载：
甲申三月，闻（北京陷落之）变哭临，孽（阮大铖）欲随班行礼，同社草檄攻之。孽愤，募青手数十自卫，似有侮辱诸生意。徐武静与张退谷各率东阳、义乌之力士戴宿高等，亦执白棒，行昼日中，见青手即击逐。孽由是不敢临，士气稍振。
可见这种大众动员力，正是复社运动的最佳武器。
第二个需要注意之点，便是复社的情报传达能力。这其中情报收集自然无须多言。而复社结成伊始，便在各县设置社长一人，其职务即是“司往来传置”，所谓的“传置”，便是传达的意思了。
《复社纪略》卷二曾记：“当天如（张溥）之选《国表》也，湖州孙孟朴淳实司邮置，往来传送，寒暑无间。凡天如、介生游踪所及，淳每为前导，一时有‘孙铺司’之目。”所谓“铺司”，即执掌官文传达的官员。孙淳之名不见于复社成立之初的名簿，想来是也是凭借其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得以入社的。而其所为，既已等同于政府所设立的驿站负责人，那么“孙铺司”其实也就是“邮局局长”的意思了。
而当时的民间，其实早就有了如今日邮局一般负责文书传递的专门机构，即所谓“报房”者。先前，东林名士杨链被逮捕送往北京之际，曾试图营救他的义士朱祖文曾留下过名为《北行日谱》的记载，其中便记录了通过北京的报房如何将书信发往苏州的过程。这种民间的邮政行业既然如此发达，想来本应是一桩面向大众的营利事业才对，不过复社的所谓传置，或者说邮置，却是社长们专用的文书传达体制。《崇祯实录》卷一崇祯元年七月乙亥条即有“严禁私驿”这样的记载，前后虽无相关记事以供参照，不过这里的所严禁的“驿”，恐怕即是上文所说的“递”“报房”、文社之“传置”和“邮置”的同义词。当然，民间如此发达的这些机构本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绝无可能仅凭一纸文书将之禁绝的。另一方面，当时的朝廷发布此等禁令的原因，却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中国自唐宋以来，随着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愈发流通和货币经济的盛行，对商品经济来说，最为重要之事便是情报的入手。因为在生产品变为商品的过程中，不得不对全国范围内的供求关系作一统计，进而决定商品之价格。在这一点上，我个人的想法，自然与那些强调宋元明封建时代的落后性，以为当时中国尚处在区域经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学者完全相反。根据我的想法，对当时的商业资本家来讲，经营所必不可少的便是情报收集，而作为民间情报机构的报房、邮置等政府所谓“私驿”的情报网也就变得无比发达了。当然，这种情况与政府的利害相冲突，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明代初年，政府对于必要物资的调配，尽可能采取自然经济式实物收入的原则。即由农民直接缴纳米谷以为田赋，边地的军粮物资问题则结合盐法，由特许盐商代为缴纳谷物，又委托民间代为养育马匹。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政府的政策亦有所改变，即将一切财政收入货币化，直接令民众缴纳现银，再以现银购入物资，可以说是渐为接近了近代的市场经济。在田赋上直接使用金花银，在盐法上罢免了开中法，而民间牧马事业亦直接使用太仆寺银。众所周知，关于这些制度上变迁的研究，近时多有发表。
而政府经济的现银化，也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已限制不了其曾经致力于限制的商业行为了。在政府和商人的交涉中，政府虽然表面上是掌握权力的一方，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官僚那一方，因其须以完成物资调配为首要任务，即便价格高出事先政府的规定，花的也不是他个人的钱，本身便不痛不痒。而在商人那一方，其握有关于商品之情报这一点，便已经成为交涉中的最大优势了。当然政府本身亦设有可供利用的情报系统，不过在无能的官僚和怠慢的胥吏之支配下，仍是抵不过狡狯的商人的。
那么，有趣的问题来了，上述的政府御用商人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乡绅。乡绅当然不会直接介入商人和政府的交涉。不过，当商人发现自己在这种交涉中不能占有优势之时，便需要以代理、执事之名，托付当地的乡绅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与政府进一步交涉。这实在并非不可思议之事。
在明后期财政极端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在国防和水利等事业上投入莫大资金而产生的利益，必将吸引大批商人，最后也必将填饱各种乡绅的肚子。于是，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明政府，为了抑制商人的情报收集活动，便发布了上引“严禁私驿”的命令。
在国家衰败之际，乡绅阶级却在享受美好的生活，这便是我以为的明末世相。甚至如张溥这般有为之人，亦没有徜徉官场之心。身为乡绅本身便意味着财富、权势和名声，进入如伏魔殿一般的朝廷也毫无必要。
在明朝渐入末路的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武生李琎曾经上奏，请搜括巨室，以助边饷。根据当时资本家的资产目录，如此半强制性地“借饷”或许能满足当时日益高涨的军需。可是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崇祯治乱”条之下，却记载了大学士钱士升对这一上奏的反对意见：
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载在史册，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之无忌惮，一至于此。其曰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其万计者，不胜枚举。臣江南人也，以江南论之，数亩以对，大数以百计者十之六七，以千计者十之三四，以万计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郡可知。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寡妇）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这可谓是为资本家辩护的堂堂之论。不过，当时的首席大学士温体仁却以为钱士升的意见有沽名钓誉之嫌，逼迫其引咎辞职。而事实上，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也的确到了万无可为的境地。之后，温体仁之同党薛国观取代温成为大学士，再次开始鼓吹富豪献金论，最终却令自己遭致了被赐死的惨祸。此事可参前引《明史纪事本末》之下文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条：
上常忧用匮，国观对以“外则乡绅，臣等任之，内则戚畹，非出自（天子之）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密旨借四十万金。李氏尽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倡为九莲菩萨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尽。上大惧。国观又忤太监王化民，遂败。
当国观再次拿出之前李琎的提议之时，遭到了民间的富豪——即乡绅和外戚的联合反击。虽说国观所言是“借金”而不是“献金”，可他的真正想法，无非是从坐拥诸多不正当收入的乡绅，以及凭借贿赂广置地产的外戚处征收其储蓄罢了。据他所言，从乡绅那里征收钱款一事，可由自己以及属下诸大臣负责，而之后再从外戚处征收，则需要天子负起相应的责任来。然而，富豪乡绅却偷换了其中的顺序，表示天子需自为表率，先从外戚开始征收。如此一来便成功煽动了外戚对薛国观的仇恨，并由外戚借宦官之手动摇了国观的地位，而国观也就无暇对乡绅们下手，最后更是如后者所愿被赐死了事。可见，从团结一致的强豪乡绅处征收钱财，根本就是不可能之事。而以上的事件，亦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朝廷的财政，已经到了何种穷迫的程度。
与经济活动类似，情报的收集和传递对文化和政治活动亦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复社这样的文社来说，若是没有定期联络与交换情报，那么便根本谈不上文社内部的团结与一旦有难时的紧急应对。所以各县的社长亦必须负起责任，频繁地传递情报。这些文书情报，一般来说是在各县社长手中不断接力，传递而来的，不过紧急状况之下，亦会利用上文所述的“私驿”——即民间报房来传递。
无须多言，文社的情报网可以直接运用在政治活动之中。远在周介生的应社时代，抚州艾千子曾批判过介生与张溥的文章，又和代周、张二人进行回应的张采产生过论战。随着双方关系的决裂——“于是，三吴社长传单各邑共绝之，”《复社纪略》如是记载道。而受到“村八分制裁”(10)的艾千子，很快便在苏州附近待不下去，只得趁夜离开了此地。而周介生和二张的这种应对方式，亦早已超出了文学论战的范围。
而在涉及当时官场的政治活动中，惯常的做法正是党派之间互相揭发敌党的弱点，使之失足。《复社纪略》卷三曰：
冏卿（太仆卿）史前任御史时，参劾异己，恣意倾排门户，欲处之。先巡按淮扬，婪贿甚多。天如（张溥）嘱扬郡春元（詹事？）郑元勋廉之，备得其赃迹，乃以款单达之台省……自此被察，传旨逮问，下狱追赃。
当时的官僚，在中央政府或许权倾一时，然其过去在地方上之时，大多有些手脚不干净，而若是能有效利用这些污点，便能达到对其的有效打击。如此一来，像复社这样掌握了广泛而强大的情报网的团体，也就自然可以对中央的人事进行干涉了。(11)上引《复社纪略》的下文更是有：“乙亥（崇祯八年）京察，张溥虽庶常，得与闻察事。”
我们可以看到，复社是如何凭借强力的情报网，在四敌环绕之际，对大小官僚施加重大影响的。当张采的同乡、身为监生的陆文声因对张采的仇恨而上疏弹劾复社之后，政府派出调查组前来调查。张溥随即遣人前往陆文声之子茂贞处调停。而在《复社纪略》卷四中，则有如下的记载：“茂贞因疾赴京，为文声述天如（张溥）语，文声默然不答。茂贞曰：‘复社党羽半天下，独不为子孙计乎？’文声乃许之。”很明显，陆茂贞的意思无非是：一旦与复社作对，就很难保证文声子孙后嗣在官场人事上的顺遂了。
而当时的朝中大臣，无论在明在暗，大多都有复社后援的身份。在复社中人的话语里，这些人被称为“同志”和“先达”。《复社纪略》卷三曰：
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南直则文震孟、姚希孟、顾锡畴、钱谦益、郑三俊、瞿式耜、侯峒曾、金举、陈仁锡、吴甡等。两浙则刘宗周、钱士升、徐石麟、倪元璐、祁彪佳等（以下略去原文河南、江西、湖广、山东、陕西、福建和广东部分）……诸公职任在外，则代之谋方面；在内，则为之谋爰立。皆阴为之地而不使之知。事后彼人自悟，乃心感之。不假结纳，而四海盟心。门墙之所以日广，呼应之所以日灵，皆由乎此……又复引掖后进，内而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而推知(12)，有名望应考选者，俱力行荐拔。其六部迁转及台省举劾，皆得与闻。天如虽以庶常在籍，骏骏负公辅之望云。
可见张溥俨然已是无位之宰相了。而经过我们的这一番考察，便可知道，张溥其人能够影响朝中大臣的任命，本来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之事。
五 绝望的时代
若是单单考察复社和其他种种文社的活动，很可能会有一种他们身处升平年代的错觉。诚然，复社的根据地江南地区在当时或许算得上歌舞升平，不过一旦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的首都北京及其周边一带，便不难发现，战祸蔓延于各省，而朝廷业已陷入重大危机。所谓升平，不过是绝望的一种表象罢了。
在崇祯朝之前的天启一朝，暗愚的天子熹宗所信任的宦官魏忠贤掌握了朝政，对东林党诸名士施以了严酷的弹压，可谓是一个阴惨的时代，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人看来，那并不是一个绝望的时代。而等到颇具明君素质的崇祯帝即位，将魏忠贤一党剪除流放，令人有中兴之感的随后不久，异样的感觉却渐渐浮现了出来。具体来说，自崇祯二年（1629年）己巳之岁以后，绝望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这一年，清太宗翻越万里长城，深入内地，直接包围了北京，虽然最后无功而返，然而这一事件却是之后所有绝望的开端。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前线督师袁崇焕和崇祯帝的关系说起。
袁崇焕（1584—1630年）本来并非武将，而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及第的进士。曾于天启末年（1627年）固守山海关前线的宁远城，击退了入侵的清兵，从而立下大功。不过，当崇祯帝即位后，袁崇焕屡次在朝政人事上的失宜举动，却最终产生了关乎明王朝存亡的影响。他所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便是擅杀当时据守位于渤海湾口皮岛的毛文龙。当时，毛文龙的势力固然极速扩张，令上级无法控制。然而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便是数年之后，移守山东半岛的毛文龙旧部孔有德的叛乱，而他在扫荡了登州一带之后，马上归降了清朝，同时又将手中的无数大炮、火药交给了后者。
而听闻毛文龙被杀之后，清太宗迅速发动了对明朝山海关前线的总攻，又亲率一军绕远道长驱直入，包围了北京。崇祯帝大惊之下，下诏天下，召集勤王部队，而袁崇焕亦亲率部队前往京城，并以此获得了崇祯帝的嘉奖。可是当袁崇焕前来勤王之际，缺少统帅的山海关前线立即土崩瓦解，遵化、三屯等要塞陷落，将领多有战死。北京城内亦多将袁的行为视为放弃前线固守之任务，前往京城邀功，其人望亦急速下滑。彼都之人，甚至发出了清兵之所以兵临城下，是因为袁崇焕暗中配合的非难。
事实上，袁崇焕也的确曾领天子之密旨，开始和清朝商议媾和。是以朝士之间，多有袁故意引清兵入京以胁迫朝廷，或者不可与夷狄和谈的风评。而当时的另一件事更加加深了这种疑虑，那便是入京勤王的另一位大将满桂在城外与清军激战之际，城头守军放炮射箭，竟多将满桂的部队误伤，满桂全身带着多处箭伤回城，检验之下，发现其身上的箭头中有属于袁崇焕部队者。就此，崇祯帝终于开始怀疑袁崇焕的本心，将之免职投狱。而据传闻，亦有清太宗利用作为使者前往清营的明朝宦官实行反间计，诬陷袁崇焕为清军内应的说法。总之，虽说清军屡次兵临城下，人心惶惶，崇祯帝却还是在崇祯三年，以图谋叛逆之罪，在市集之中将袁崇焕处以磔刑。其妻子亦连坐，流放三千里之外——不过袁似乎没有男性后嗣。籍没其财产之际，发现其家中除一石米之外无余物，于是，据《明史》所载，“天下冤之”。
受到此事的冲击，袁崇焕旧部祖大寿率军逃归锦州，随即投降清朝。其时，城内大小火炮三千五百多门，尽为清军所有。
可以看到，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实不仅仅止于清太宗攻击北京城之举，而是包括了其攻击所引起的明朝内部的一系列分裂活动，令人着实痛心。究其原因，恐怕袁崇焕和崇祯帝各自都要担负一半的责任。
《崇祯实录》卷四崇祯四年五月癸未条载吴执御上疏，中有“前年遵（化）、永（州）之变，袁崇焕、王元雅等，皆以数百万金钱，狼狈失守”之语，可见莫大的军需损失是需要由袁崇焕来负责的。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所招致的损失，在上文也已述及。当时之人对于袁崇焕的评价，无论是在朝士或是都民之间，都绝对算不上白璧无瑕。只不过他那悲剧性的结局和清廉的品性，令他在后世获得了压倒性的同情。可以说，袁崇焕是清官，然而他却并非是名臣。古来所谓清官较浊官为害更甚的谚语，似乎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应验。
当然，袁崇焕擅杀皮岛毛文龙之举，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引发毛之旧部孔有德后来的叛乱及投降清朝。毛文龙死后，孔有德等人一开始被安置于山东登州，与其他官兵混编无事，一直到了祖大寿等人降清之后，才据登州而谋叛，发起暴动，又因为攻占莱州的失败，这才带着数百艘载有大炮和其他掠夺物的大船，于旅顺口投降了清军。可以说，没有袁崇焕的被处死，便没有祖大寿的逃归，而孔有德等人，想来也会就此安然无事地留在明军之中吧。
所以，十九岁即位的崇祯帝尽管有着黜退魏忠贤、诛杀阉党的决断，但将这种决断同样运用在袁崇焕身上，非但有欠老成持重，更兼暴露了这位天子的“歇斯底里”之性格。
《崇祯实录》卷十五崇祯十五年四月戊子条载给事中倪仁祯上奏中引谢升之语曰：“皇上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天下俱坏”，正是切中肯絮的评价。而天子的这种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因为辅政大臣温体仁的失败。同书下文六月戊辰条载吴履中之奏曰：“临御之初，天下犹未大坏也。特用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媢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
事实上，相似的内容，在刘宗周从地方上上奏之时便已说过了。同书卷九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壬申条载刘奏：
自己巳以来，无日不绸缪未雨。而天下祸乱，一至于此。往者，袁崇焕误国，其他不过为法受过耳。小人竞起而修门户之怨，举朝士之异已者概坐焕党，次第置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朝政日隳，边政日坏。今日之祸，实己巳酿成之也。
而这位刘宗周在之后的崇祯十五年被召至中央，担任吏部左侍郎，《明儒学案》卷六十二他的略传中，记载了天子向他亲口提出的问题：国家败坏已极，如何整顿？
以上这几则材料，令我们可以想见己巳以来，朝廷上下所弥漫着的对国事之绝望和无力。
而以这种绝望为背景的政治和社会，又有哪些具体表现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果然还是财政上的困难。崇祯帝自即位之初，便已深陷入不敷出、濒临破产的危机之中。《崇祯实录》卷一崇祯元年六月丁未条载户部右给事中黄承昊之言曰：
祖宗朝，边饷止四十九万。神祖时，至二百八十五万（两）。先帝（天启）时，至三百五十三万。（其他京支杂项，万历间，岁放不过三十四万。）迩来又加六十八万。今出数共五百馀万，岁入不过三百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况外有节欠，实计岁入，仅二百万耳。(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