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本名朱若极，作为皇室的一支疏族，生于崇祯年间，明亡之后，他曾于清初的康熙年间作为一介画僧而颇为活跃。“石涛”本是其字，又有别号清湘道人、大涤子、苦瓜和尚、瞎尊者等，其法号则有道济、弘济等。今存其画迹数百幅、题跋数百首。关于其生卒之具体年份，至今尚无定论。可能够确定的是，其生前书画之声名并不甚高，其交游颇为有限，与名士的应酬亦极少。关于他的传记，则大多写于其身故后很久的年代，不免缺乏史料价值。
而近年以来，人们对石涛的评价忽然急速上升，其画迹题签亦多有人作伪。其中甚至混有研究石涛多年的专家自行伪造而横陈于世者，如此咄咄怪事，无疑使我们的考察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迷惘中。此外，对我们来说还有另外一个不利因素，那便是和石涛差不多同一时期，尚有另一位石涛和尚，后者其时与文人交游甚广。面对这么多或善意或恶意的错综复杂的条件，勾勒石涛其人的轮廓绝非易事。
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曾令全中国的人民深陷战火与饥饿的深渊之中。而在这种特为不利的境遇中，背负着某种重荷生活，又被身为画家的信念感召，忍受着这种不利而在艺术上开创新的道路，其过程必然伴随着肉体上的辛苦与预期之外的精神上的苦闷。盖古往今来的所有先驱者，大抵都是免不了走上这条烦恼之路的吧。对于石涛，前辈学者已尝试过多种研究方法。而我在此，则试图将之作为一位先驱者，去分析他内在的苦闷及其艺术历程。
为我的研究指明方向的，首先是石涛作为明宗室一员较一般人背负着更多苦难这一点；其次则是石涛与当时的传统画坛相对抗，坚持自己的信念以进行艺术活动时，所不可避免地与外界发生的摩擦；第三则是在树立“艺术家”这种新的生活模式的过程中，面对外部的批判，在其内心所进行的反省和苦恼。我的论述也都将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
二 无用的皇室身世
石涛身为明朝宗室，明代的灭亡，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丧失了原来的特权，沦为一介庶民，更需要注意的是新统治者满洲人的异民族身份。是以石涛之于清朝，不但有着亡国之恨，更有对异民族尊王攘夷式的同仇敌忾之心。而且石涛个人的状况，比起上面所论述的要更为复杂，不能简单地一笔带过。
有明之亡，借由清朝一边的口吻来说，并不是清军所致，而是流贼李自成的罪孽。清军所做的，不过是为明朝最后一位天子崇祯帝报仇，进而讨伐李自成罢了。因此，清朝的天下并非夺自明朝，而是夺自流贼之手。
而石涛的情况之所以更为复杂，则是因为他并非明太祖的后嗣，而是出自旁系。明太祖有同母兄弟兴隆，兴隆有子文正，而文正之子守谦则被赐予广西省桂林的土地，封为靖江王，世袭罔替。守谦之嗣子赞仪以降，遵从明太祖对宗室的命名方法，即同一世代之子嗣名字的第一个字之排列，乃是取自明太祖所作的一首具有教戒意味的五言诗(5)：
赞佐相规约，
经邦任履亨。
若依纯一行，
远得袭芳名。
如靖江王一族中，与第二代赞仪同辈者均名“赞某”，而石涛本名朱若极的“若”字，则属于这首诗的第十一个字，即朱赞仪的十世孙。事实上现存的石涛钤印中，正有一方印文为“赞之十世孙阿长”的，其中的“阿长”是石涛的小名。
最后一任靖江王朱亨嘉，正是石涛的亲父。亨嘉的非自然死亡，却不是清军所为，而是出于明朝宗室间的一场内讧。
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城为李自成占领，天子自杀，清朝随即发兵入关，很快取得了中国北部。同时在南京，万历帝之孙福王(6)亦被拥立为天子。然而，南京小朝廷又因为超越前代的党争而缺乏一致对外的态度，根本敌不过百战百胜的八旗兵，福王也在成为天子整整一年之后，随着南京的陷落被清军俘虏。福王本身既为帝室近亲，其践帝位，地方官民自然绝无异议。不过当福王政权倒台，各地纷纷拥立宗室为帝时，所拥立的便大多只是朱氏的疏族了。
所立诸王中，最具人望的当属明太祖之子定王之后的唐王朱聿键，其与明王室的本家也已有十余代之隔。唐王自南京逃入福建，先自称监国——所谓“监国”，即摄政而等待真正的天子即位之意，当然也并不排除自己将来登极的可能。同时，明太祖的另一位子孙鲁王(7)亦在浙江省自立为监国，随后在郑成功的庇护下逃往台湾。至于石涛之父亨嘉，亦是南京失守后自立为监国的其中一人。然而，唐王和鲁王即使是疏族，仍堪称太祖之后裔，这位靖江王亨嘉则只不过是太祖之兄的子孙，无疑是疏族中的疏族。
有鉴于各地的明宗室纷纷自立之局势，唐王很快便在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之前曾被南京福王政权派往广西担任巡抚的瞿式耜在赴任途中，收到已在福建登极的唐王之命，令他前往福建参加其所立政权，然而瞿式耜随即出于个人理由表示拒绝。其理由是：以宗室族谱而论，唐王是崇祯帝和福王祖父一辈的亲戚。而在中国古代的继承法中，规定只有辈分低者方能继承辈分高者，实在不得已，才允许同辈之间的继承情况，是以由辈分高者继承辈分低者，无疑是一种禁忌。
然而，当瞿式耜再次拒绝来自靖江王亨嘉的邀请之后，亨嘉却将之逮捕幽禁。不得已之下，瞿式耜只得暗中向唐王特使宣誓效忠，并寻求唐王之救助。亨嘉这种旁系中的旁系，在皇位继承中本来毫无地位，因此权衡之下，瞿式耜宁可选择忽视辈分问题，拥立太祖的子孙唐王。唐王大喜之下，立即命令总督丁魁楚前往攻击亨嘉，处于穷途的亨嘉也只能释放瞿式耜，谋求和解。然而瞿式耜却马上命令手下诸将逮捕亨嘉并杀之(8)。这位靖江王亨嘉身为旁支而自立，想来也是一种谋叛的行为吧。亨嘉既已被定罪为谋叛，那么大兵对其一族族人自然也不会手下留情。石涛乃是经由宦官之手被隐匿在民间，最终得以脱难的传闻，大抵也是可靠的。不过迫害了靖江王一家的唐王，最后也在清军的追剿下于广东省就擒，瞿式耜亦战死。(9)
此事还涉及到石涛的生年问题。也就是，他失去那位悲剧性的父亲之时，究竟多大的问题。事实上，石涛的生年向来有好几种说法，其中最先为崇祯三年（1630年），最迟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即便是以其书画题跋中提到的年月干支推算，也不能得到决定性的证据，无法平息异说。到头来，不过是学者们各自强调其所持的证据并以之作为一种推论罢了。
将其生年系于较早的崇祯三年的学者，其重要证据之一便是石涛与钱谦益的关系。钱谦益身为明末以来政界、学界的大人物，又是东林残党，在明亡后出仕清廷。而他在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曾持友人的介绍信于庐山拜访“石涛上人”，分别时又赠以十四首诗，并托石涛将之传送给友人阅览。(10)当时的钱谦益年已六十九，属于在故乡苏州府治下常熟隐居的身份。若石涛生于崇祯十四年，则当时年仅十一岁。钱谦益这样的大家，自然是不会尊称如此小僧为“上人”，并赠诗而自称“弟钱谦益谨上”的。而若石涛生于崇祯三年，则其时已二十二岁，钱谦益的措辞也就显得较为合理了。
然而，即便是二十二岁的石涛，与六十九岁的钱谦益诗中措辞相比，仍然并不相合。是以之前的通行观点都认为这位“石涛上人”与画家石涛并非一人，尽管这种推测本身并没有什么证据，但还是为中国的学界所通用。不过最近，此另一石涛的身份终于得到学者确认。其间自是免不了涉猎浩瀚的书籍和史料，我在此不得不感叹，中国学果然还是中国学者的专长。(11)
钱谦益所遇到的石涛上人，其实是庐山开先寺的住持，所谓“石涛弘铠”者，是雪峤圆信的弟子，而后又传承了其同门曹源弘金之法席，与画僧石涛之师承全然相异。(12)而在学界这一新发现中最令我震惊的，便是其中所引《庐山续志》和《同治南康府志》二书。这两种古籍并不罕见，且向来是研究庐山的必读书。然而此前的学者，大多先入为主地以为画僧石涛在年轻时停留于庐山，不过是一种造访而非久住，于是便忽略了庐山本地的史料。由于自身的懈怠，只是依靠前人搜集的史料翻来覆去地诠释向来都是学界的通病，而这个发现，也适足成为一个应当为我们所铭记的教训。
既然否定了石涛生于崇祯初年之说，那崇祯末年——或者说崇祯十四年作为其生年应当是合适的吧。一般来讲，在艺术家的生年问题上，十年的差距并不甚巨。然而对于石涛来讲，这十年却所关极大。如果石涛生于崇祯三年，那么其父悲剧性地被杀之时，他已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作为明宗室的一员，也已享受过好几年的优雅生活。而若是生于崇祯十四年的话，其父亡时尚年方五岁的石涛在此前后数年之间，不过是一个不明物心的孩童，在不知不觉间便已经此世变，不得不在这个清朝新霸权的逐渐建立过程中，作为一介孤儿开始自己的人生。这两种生年所造就的人生观之间着实有着很大的区别，就好像现在日本战前派和战后派之间那般。而就石涛之后的生活态度来看，他无疑是属于战后派，其对自己作为明王朝宗室一员的尊贵生活，完全没有任何记忆。
世人每每概念化地将石涛当作前明皇室的一员看待，又概念化地以为石涛对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也必抱持着强烈的攘夷思想。而这其实是不符合当时实情的。日本的大正、中国的民国以来，多将石涛当作民族主义者，以为其一生志业便在于反清复明云云。这诚然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只是与石涛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罢了。
事实上，石涛对前明皇室以及清朝天子的态度并不能概念化地一切为二看待。他的父亲曾因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自立为帝而被视为本家的背叛者，惨遭屠戮。虽说有着内讧的大背景，可其下场也实在太过凄惨。而最终剿平这场内讧的，反而是清军。亦即是说，无论明朝对他来讲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都不值得赌上自己的一生去复兴它。无论取代明朝的清朝是好还是恶，亦同样不值得赌上自己的一生去颠覆它。强行规定石涛为明朝后裔的不过是世人，他自己却是丝毫没有对明代的记忆的。谁也不能按照别人的规定生活，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对个人尊严的自觉方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
与石涛同时代的画家中，八大山人也是明宗室出身。其人本名朱耷，又名朱由桵，出自明太祖所封诸子中的宁王一系，离本家较石涛为近。而明亡之时，八大山人已经是二十岁的青年，对往昔上流社会的贵族生活应该颇有感触。因此，其人生观也就和石涛大为不同了。
八大山人的确是正宗的对清朝抱有抵抗情绪的画家。其“八大山人”的署名，也是为了用“八大”二字拼成一个“哭”字，寄托亡国之恨。他平素以癫狂避世韬晦，时常以“驴”自称，更有装作哑巴以避免与俗人应酬之时。他以画换酒，酒醉而哭，哭足而笑。而世人，也颇能从八大山人之举止动作中解读出其对此世的抵抗。
然而石涛却不能回应世人的这种期待。他对清朝并没有憎恨的理由。如果心底里的抵抗意识没有强到沸腾的程度的话，想来没有必要为了赢得世人的赞同而特为采取一种抵抗的姿态——反过来说，倒是采取了这种姿态才更为奇怪。
不过世人仍然能够为自己那观念化的期待来自圆其说。石涛在落款时曾使用过一枚印章，印曰：“于今为庶为清门。”出自杜甫关于当时的画家曹霸的诗句，而曹霸又是三国时魏武帝曹操的后裔，杜甫这句七言诗的意思不外乎是：虽说到了唐代，曹家沦为庶民，却仍然是保持着风雅传统的名门。
而石涛的心事也正可以用此句来概括。自己的祖先虽是明王室的分支，自己却不曾有身为宗室的个人记忆。因为没有记忆，十年前的王室便也和百年前的毫无区别。他自己也仅仅是被统治的大多数国民中的一介庶民。所幸因为教育程度的不同，其仍能够维持祖先那吟诗作画的名门传统。这便是“于今为庶为清门”了。
正是出于这种心态，石涛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二十八年（1689年）两次谒见了南巡中的康熙帝，特别是在第二次谒见时，还献上了自己所画的《海晏河清图》，讴歌太平、赞颂帝德，对于他来讲似乎并不痛苦。这虽然可以说是他最为自然的举动，可在他人看来，却又会理解为对其自由的一种束缚。
三 走上“画贩子”生涯
我在上一段中突然插叙了石涛壮年时代的行事，接下来请容我继续观察他少时所为。毕竟，若能理解他少年时代的心境，之后的一切问题大多都能迎刃而解。只是我所作的，或许只是一种缺乏证据的推断。
免于连坐其父之灾的石涛，此后被带到了广西省桂林的民间，由族人养育，应该接受了足够的教育。他“清湘老人”的号所指的湘水便是经过桂林流往湖南省的大河，过去当地也有名为清湘的县城。这恐怕便是石涛所最为难忘的风物了吧。他自称十四岁时开始学习画兰，此后随着画艺渐高，其作为一个在广西这样的穷乡僻壤非常难得的画家，声名也就越来越高了。
我们并不清楚石涛于何时出家。这恐怕与其离开广西、放浪于江湖中的生活有关。以常识而论，出家本身不关乎对清廷的抵抗，而应该只是为了放浪生活的方便。成为一名行脚僧便意味着能够居住在其到过的每一处寺庙里，而当厌倦了简易的生活时，又能随时赚取糊口之资。虽说身为比丘，不得不遵守戒律，可其中酒戒一条，石涛却亦可偶尔不遵守。
以我个人的见解，中国社会到了明末，关于其经济文化的情报数量有了一个急遽的增长。民间也成立有各种负责情报收集、传递的机构，印刷物的传播极为迅捷，而人本身的往来更是非常方便。也正因此，徐霞客才得以完成对国内名山大川的巡礼——这位大旅行家差不多正好在石涛出生时去世。
康熙元年（1662年），石涛去往南京，师从旅月禅师，这位禅师曾使康熙帝之父顺治帝皈依佛教。而后，石涛辗转移居宣城，在此度过了十年光阴，饱览其左近的黄山风光，深深为之吸引。在此后的岁月里，石涛屡屡造访黄山，留下了许多写生。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石涛移居扬州。此后，除了曾滞留北京数年之外，他绝大部分的生涯都在扬州度过。他选择扬州的理由无非是从此时起，他已成为一名职业画家，需以画养家，而扬州对于画家来说，无疑是最为宜居之地。此地是中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以当时最顶尖的资本家——盐商为首，聚集了各种工商业、运送业的劳动者，各种新兴风气在此产生，很快凌驾于附近的名都苏州之上。而在此地的新兴“布尔乔亚”中，新兴画家的作品同样也很受欢迎。石涛所加入的，便是这样的一个圈子。
而当时君临中国画坛的，却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正统派或者叫吴派。其中心便是上文所说的“四王吴恽”，他们个个出身高贵，具有优秀的教养和才能，几乎无可挑剔。其中最年长的王时敏是明代宰相王锡爵之孙，而王时敏之孙则又是“四王”中的王原祁。王鉴则是明代大儒王世贞的曾孙，另一位王翚则是王鉴的门人。吴历是王时敏的门人，而恽寿平又是王翚的亲友。可以说，以上的“四王吴恽”都是来自同一个艺术“沙龙”的，而这个沙龙的创始者，是明末的董其昌。
董其昌是南画理论的集大成者，也开创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简而言之，便是主张绘画需达到古人之笔意。特别是元四家的笔意，作为一种究极的理想，若是能烂熟其笔意，使之成为自家药笼中物般，那么才可以继续上溯唐宋古人的画法，继而拥有能够自行创作之力。吴派的背后，存在着数百年来中国画坛所积蓄的精髓，而固守这种精髓的董其昌，又运用了新理论来武装这种理念。所以吴派的绘画便成为一种了无破绽的坚固建筑。不过，尽管每一幅画都是存在着万物的小宇宙，可将这些画并列放置之时，却只会因其内容上的重复而感到陈腐。他们的教养，至多也不过是茶道的教养。他们的美感，亦至多只是盆栽的美感。在他们的画中，是绝没有运动场上的轻快和野外花草怒放的朴素之美的。通过古人的镜头来观察自然，大抵不过如此。
与之相反的便是石涛那以自己的眼睛观察自然的态度。直接用画笔描绘自己的所感，这便是他的画道。而他所标举的旗帜，大致便是：“夫画者，从于心者也。”(13)
董其昌则说：
画平远，师赵大年（令穰）。重山叠嶂，师江贯道（参）。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潇湘图》点子皴。树用北苑（董源）、子昂（赵孟頫）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将军（李思训）《秋江待渡图》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画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绿，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机轴。再四五年，文（徵明）、沈（周）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14)
若需如董其昌所说的这般学习古人笔意，恐怕必须有能够直接接触真迹的机会才行。而这对于贵族沙龙以外的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吴派就是这样一群身处封闭社会顶端的特权画家。
这些大家的画作亦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其画作在形式上均属于非卖品。不过事实上，他们的画作又多以润笔的形式事先暗中支付过。这些买家亦多为公卿贵族，费用亦绝不低廉。然而，这种买卖方法，似乎也只适用于拥有高宅广厦，豢养着专门负责会计的仆人的名门大族吧。
对石涛来说，恐怕大多数时候他只能自画自销，这对身为庶民的顾客并不是坏事，却也会因此被冠以“画贩子”的恶名。想来石涛当时的情况，和今日巴黎蒙玛特小丘广场（Place du Tertre Montmartre）(15)上的画家有所类似，在为顾客画完画之后即刻能够领到酬劳。虽说身兼画家和画贩二职有些不体面，可说到底，恐怕并不存在不卖画的画家，石涛和吴派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只不过是卖画方法上的。
艺术家也是凡人。凡人都有获取生活之资粮的必要。这里的资粮——说得直接一点即金钱——不单单是为了供养肉体，更是为了获得再生产、再创造所需要的教养和行历。而为了获得这种必不可少的金钱，以其作品来交换无疑是当然之事。在传统的贵族主义者眼中，这或许是一种缺乏“感情”的堕落，从画家沦落为画匠和画工，与身兼诗人和知识分子的行止相冲突。而事实上，也一直存在着对石涛的这种批评。据石涛传记所言：“虽谤言盈耳，勿顾也。”(16)即便号称“不顾谤言”，也只是指大多数情况下吧。完成自己以为必要之事，却遭致物议的骚然，大抵是所有先驱者难以避免的命运。
在石涛之后，代表了新时代之风气的是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1693—1765年）。他既对石涛非常尊敬，其卖画的方式也和石涛类似。且他又更进一步，将其润格予以公开：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明言其比起礼物来，更喜欢现银。(17)
卖画绝非可耻之事。即便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18)为了五法郎的咖啡而卖出自己的素描，也不会影响其作品真正的价值——向使这幅素描流传至今，一定也会卖出数万法郎的高价吧。也正因为可以通过贩卖自己的作品而生活，艺术家才拥有了独立的人格。当然，在早期奉行此道的艺术家，是需要具备一定觉悟的。
而有了靠卖画为生的觉悟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幅画究竟有没有被卖的价值。诚然，顾客依照一定的价格买画这一点并没有任何法律问题，不过就作为艺术家的作者突然转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性的职业匠人这一立场上来讲，却是不得不对自身作品的商业价值——及其真正价值有一定自信的。当然，凡是艺术家，都会对自己的作品拥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以为他们所画是毫无缺陷且堪称绝妙的商品，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恐怕绝大多数的画家都可以避免最后穷困潦倒、行将饿死的结局了吧。将卖画换成卖文，情况亦是如此。
现今所确定的石涛画作大约有六百幅，这个数字无疑有些庞大，而其中亦充斥着不少粗制滥造之庸作。这一事实却是可以用我上文所言加以解释的。艺术家不可能一直创作杰作，且就其一生来说，创作的庸作大抵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正所谓只有以大量的庸作为基石，才能出现位于其作品顶端的杰作。是以庸作并不能影响艺术家本身的价值，而只关乎当时的艺术家是如何将这幅庸作卖与他人。当然，石涛作品中的这一问题，今日的我们已无从得知。
职业艺术家尚须考虑另一个实际问题。今天的艺术作品中，用于展览、永久保存、乡间巡回等用途的作品泾渭分明。换而言之，即艺术家的创作态度随着其作品的预期用途而改变。对独具慧眼的鉴赏家自当报以良心之作，对只追求名家落款的则不免敷衍了事。后一种作品虽在后世或许会经名家递藏，然而对当时的艺术家来说却已是无关痛痒。只是这样的交易对双方而言都算不上是最好罢了。
同样，下一个问题便是：艺术家既然有创作优秀作品的使命，那么对其私德究竟应不应该有所要求。艺术创作需要资金、闲暇甚至眼福。为此则必须寻找金主（patron）予以赞助。而这种行为，大抵又会导致作者之品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堕落。后人既然预设艺术家必须廉洁清贫，那么这种情况也就会引起人们对艺术家的苛评。对此我想说的是，艺术家的人格只存在于其作品中，如果需要描绘其作品以外的人格，就请去询问孔子大人吧。然而，世上的一般人却往往从创作者的行为上——而非作品中——去想象其人格优劣，再根据想象出的人格，对其作品进行评骘。就好比因为“人品”的关系，乃木将军(19)的书法胜于贯名海屋(20)一样。
我们已无从考察石涛在扬州时期出入盐商沙龙的行迹。不过他曾接近满洲达官博尔都，又很可能因其推荐而得以谒见康熙帝，恐怕这一点便是他招致后人非议的最大理由。然而如果这件事在石涛认为对其生活、艺术非常必要的话，我以为那些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是无须容喙的。恐怕正是为了应对旁人的非难，石涛才选择了“瞎尊者”这个别号。当有人问及“瞎尊者”的含义时，他如是回答：“吾目自异，遇阿堵则盲然，不若世人了了，非瞎而何？”(21)这可谓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自嘲，从中亦能够体会到他为世人所不理解之处。而此语或亦是一种对当时世上流传的自己之“庸作”所作出的辩解吧。据我上文所作的解释，对曾经留下过辉煌杰作的画家来讲，其庸作亦绝非毫无价值，或许是一把用以理解其杰作的钥匙，亦未可知。
石涛的生年到底还有个确切范围，可其卒年却根本无从推定，大体上应该位于十八世纪初。
通观他的创作态度和艺术理念之外的生活信念，可以说都远远地走在了他所处的时代之前。因此，虽其生时并不受欢迎，但在三百年后的今天，其真正的价值总算得到了认定。
他曾在所画的《睡牛图》上题道：“牛睡我不睡，我睡牛不睡。”起初，看似将世人比作了睡牛，或是出于他对自己为世人所忽视的一种愤怒，而之后却又将“我”和“牛”的立场对调了过来，或许这头睡不着的牛指的是将其画出来的作者本人。而石涛，抑或便是这头在世人沉睡之时沉默前进着的老牛吧。
* * *
(1) 原题为“石涛小传”，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2) 即王时敏（字烟客，1592—1680年）、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王翚（字石谷，1632—1717年）、王原祁（字麓台，1642—1715年）、吴历（字渔山，1632—1718年）、恽寿平（字南田，1633—1690年）。
(3) 即以扬州为中心活动的画家。包括金农、黄慎、李鱓、汪士慎、高翔、郑燮、李方膺、罗聘八人。又有一些说法将华喦、高凤翰等列入以取代上述八人中的某二人。而扬州八怪的活动时间则为十八世纪。
(4) 青木正儿《石涛之画及其画论等》，载《支那学》第一卷第八号，大正十年，后又收录于其《中国文艺论薮》一书。桥本关雪《石涛》，大正十五年。
(5) 靖江王一系的传承见《明史》卷一〇二《诸王世表三》、卷一一八《诸王传三》。以下的命名诗则见于卷一〇〇《诸王世表一》序中注文。
(6) 此福王指的是“老”福王朱常洵（1586—1641年）之子朱由崧（1607—1646年）。（编者注）
(7) 指朱以海（1609或1618—1662年）。（编者注）
(8) 关于此事，《明史》卷二八〇《瞿式耜传》只是记载了他与唐王军队“共执亨嘉”。不过《诸王传三》中却记载了亨嘉“为瞿式耜所诛”，而《诸王世表三》中更有瞿式耜在亨嘉被杀之后向唐王奏捷的字样。于是，我在正文中采用了后面两种说法，至于前一种以为亨嘉乃为瞿式耜执送福州之后被唐王所杀的说法，怎么看都不是很自然，应当是正史对忠臣瞿式耜的一种回护。
(9) 作者此说不确。据《明史·瞿式耜传》，瞿式耜在唐王政权失败后又拥立了另一明宗室桂王，最终在清军追剿桂王政权时被擒处死。（译者注）
(10)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石涛上人自庐山致萧伯玉书于其归也漫书十四绝句送之》，其诗末有附记曰：“辛卯三月，蒙叟弟钱谦益谨上。”
(11) 叶叶、萧士玮《闵麟嗣赠石涛上人诗考》，载《大陆杂志》第五十卷第二期，1975年2月。
(12) 石涛的法系传承是：木陈道忞—旅庵本月—（石涛）道济。
(13) 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
(14)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诀”。
(15) 巴黎著名景点，聚集了许多街头画家。（译者注）
(16) 陈鼎《留溪外传》卷十八《瞎尊者传》。
(17)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郑板桥笔榜》。
(18) 亚美迪欧·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年），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与雕塑家。（译者注）
(19) 指乃木希典（1849—1912年），日本明治时期陆军大将。曾参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因在日俄战争中罔顾士兵生命也要取得胜利的行为曾在当时颇遭人诟病。不过他在明治天皇病逝后，与其妻双双“殉国”的行为，又使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被奉为“道德典范”。（译者注）
(20) 指贯名菘翁（1778—1863年），日本江户末期著名书画家，以其号“海屋”行世。为“幕末三笔”之一，又被称为“近世第一能书家”。（译者注）
(21) 前引《瞎尊者传》。
原始出处
第一编 大帝与名君
秦始皇
《世界传记大事典 日本·朝鲜·中国编》3，ほるぷ出版，1978年7月
汉武帝
《世界传记大事典 日本·朝鲜·中国编》4，ほるぷ出版，1978年7月
隋炀帝
《世界传记大事典 日本·朝鲜·中国编》5，ほるぷ出版，1978年7月
清康熙帝
《月刊百科》第一三二号，1973年9月，“一枚肖像·其中的虚实”一栏
清雍正帝
《世界传记大事典 日本·朝鲜·中国编》5，ほるぷ出版，1978年7月
第二编 乱世的宰相
李斯
《世界传记大事典 日本·朝鲜·中国编》5，ほるぷ出版，1978年7月
冯道与汪兆铭
《东洋时论》第二卷第二号，1960年2月
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
《东洋史研究》第六卷第三号，1941年5月
第三编 资本家与地方官
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以晋阳李氏为例
《人文科学》第二卷第四号，1948年7月，附注执笔于1962年7月
宋江是两个人吗？
《东方学》第三十四辑，1967年6月
蓝鼎元（《鹿洲公案》发端）
《鹿洲学案》，东洋文库92，1967年6月
第四编 儒家与文人
孔子
《世界传记大事典 日本·朝鲜·中国编》2，ほるぷ出版，1978年7月
朱子及其书迹
《书道全集》第十六卷，中国·宋II，平凡社，1955年8月
张溥及其时代——明末一介乡绅的生涯
《东洋史研究》第三十三卷第三号，1974年12月
石涛小传
《文人画粹编》第八卷《石涛》，1976年10月
解说
文／砺波护
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年）在满九十岁时，于岩波书店刊行了其《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又附录一卷，合计二十五册）。根据全集的通例，并不收录为辞典所撰写的条目。不过我却以为，这些条目对于考察宫崎先生之学风着实难以割舍，而且先生为ほるぷ出版社于1978年刊行的《世界传记大事典 日本·朝鲜·中国编》所撰写的“孔子”“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雍正帝”“李斯”等长篇条目，是可以与先生的《隋炀帝》《雍正帝》等专著，以及《东洋史上孔子的位置》《读〈史记·李斯列传〉》等学术论文互相参照的，所以便借此机会，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部《世界传记大事典》，自编辑委员长桑原武夫以下八位编辑委员，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老校友和现役教员，作为其中一员，我也撰写了其中“武则天”“冯道”和“柳宗元”三个条目。从本书出版后的内容简介来看，本书是“鲜活地叙述了历史人物的人生，对其时代背景和人际关系进行探究的传记事典”“收入的人物均配以平均四千字左右的解说”。本书的首印包括其中“日本·朝鲜·中国编”（含索引）的五卷，而包括“世界编”和总索引的增订本亦已在出版计划之中。而现在，因为时机成熟，我便在曾经出版过《隋炀帝》和《雍正帝》二书的中公文库，编集了有先生为上述《事典》所撰写的六篇条目在内的评传集《中国史上的名君与宰相》(1)一书，自己亦感到非常荣幸。
研究某一国家的某一段历史之际，对其国当时整个社会层面的关心和对其时代中人具体生涯的关心，无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不过，宫崎市定在前者的范畴中，既有对古代都市国家论、科举、九品官人法、官吏采用制度以及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补强宋代近世说的优秀研究；其在京都大学的毕业论文《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以下，又有作为他代表作之一的《雍正帝》，而在先生七十五岁之后，更热衷于撰写明末清初的文人张溥和石涛的评传。在前述的后一种研究方向中，先生同样倾注了极大的关心。
集录有长短十四篇文章的《中国史上的名君与宰相》，由“大帝与名君”“乱世宰相”“资本家与地方官”“儒家与文人”四部分构成，每一部分中的各篇文章按照其所论述人物的年代排列。而关于书名，其中“宰相”一词大抵不用多说，在此谨就“名君”一词做一番解释。
所谓名君，指的是优秀的君主。而我在论述宫崎先生的名君论之际，更不免想到当年的某次学会。1966年11月3日于京都大学法经教室举办的东洋史谈话会上，来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石田米子曾经做过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性地位的报告，并以此报告为基础，于翌年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四十三册上刊载了题为《关于太平天国历史性地位的诸问题》的论文。其文以为，关于日本的太平天国研究现状，以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和叙述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方式。第一种研究方式的研究对象并非中国本身而是生活于其间的国民，且对后者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又以实证主义为方法，是传统东洋史学界最具信用和权威的方式，其代表学者为和田清以及市古宙三。第二种研究方式则属于对中国的旧体制存有某种爱好的流派，其代表研究者便是于1965年发表过《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的宫崎先生。第三种方式则是对旧体制不甚关心，而对民众自我解放之努力抱以心灵上之共感的研究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野原四郎、增井经夫，又为小岛晋治所发扬光大。
而石田的报告中，对宫崎先生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和叙述风格甚感兴趣，并列举了先生在1950年刊行于岩波新书的《雍正帝》（此书于先生去世之翌年于中公文库刊行了同名的增补版）一书为例：
将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雍正帝之“悲剧”，以一种非常优美的方式描绘出来，可见所谓雍正帝的理想，其实便是宫崎氏的理想的投影吧。宫崎氏对中国王朝的统治方式存有一种理想，并在此书中将之优美地描绘而出。又将为了这一“理想”而苦斗的统治者如雍正帝之流作为一位“名君”的美德予以抉发，对于心境拥有深刻的共感。也正因为如此，宫崎氏的行文既能吸引读者的兴趣，比起那些站在异世界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说明的论文来说，无疑又更具说服力……在这一点上，他和前一类的研究者有着极大的差别。
而当石田的报告结束之后，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宫崎先生站起身来，通报了自己的名号之后又叙述了一番对此报告的感想。关于先生的感想，石田后来的论文是这样说的：
宫崎市定氏自身的观点与我不同，他以为，我报告中将他视为旧体制的热爱者的观点是一种误解，而他对太平天国也好、旧体制也好，都是持有非常冷静而学术化的视角的，如果按照我报告中的划分，他应该身居第一类研究者才是。而只有在理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方能理解他的“名君”论和近世史论以及太平天国研究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对本书所收的其他诸文做一番书志学上的介绍。“资本家与地方官”一编中所收的《蓝鼎元（〈鹿洲公案〉发端）》一文，乃是将平凡社东洋文库第92种所收蓝鼎元著、宫崎市定译的《鹿洲公案》一书卷首前言中“鹿洲公案发端——若事实真是如此便好了”一节节选而出的，该前言中的剩余部分“鹿洲公案——事实的部分”则基本上都是对原书的翻译，未作选录。又，本书末“儒家与文人”中《石涛小传》一文，原题《瞎尊者小传》，收录于中央公论社《文人画粹编》第八卷《石涛》的卷首。其中的“瞎尊者”，是石涛的别名。
宫崎先生自八十五岁以后，开始了将司马迁人物论的集大成之作《史记》中七十卷列传进行全译的工作。然而，随着之后先生全集的出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全集各卷卷末自跋之上，以至于其遗稿之中，只留下了列传第十八《春申君列传》之前的译文。而这一新译，加上先生对《史记》的相关论文，经我编辑之后，已以《史记列传抄》为题在今年春天于国书刊行会出版了。该书的装订和本书《中国史上的名君与宰相》的封面和装订一样，均由间村俊一氏担当。前者的封面，使用的是山东武氏祠所存三层画像石的拓本中第二层，描绘的是荆轲刺秦王的场面。而本书则使用了1852年官板书籍发行所翻刻的官版《帝鉴图说》卷五所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坑儒焚书”的场面。所谓“坑儒焚书”，即一般所说的“焚书坑儒”。所谓“官版”，即江户时代汤岛的昌平坂学问所托书店版刻的书籍。而《帝鉴图说》，则是十六世纪末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吕调阳所著图说中国史一类的书籍。
2011年9月28日
（解说作者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 * *
(1) 本书日版原书名为《中国史上的名君与宰相》。（编者注）
“我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
——《宫崎市定人物论》译后记
宫崎市定先生于1967年谈及自己早年访问中国之经历时曾感慨：
在各色人等一应俱全的中国，国民们普遍拥有相当高的鉴赏人物之眼力。他们绝少仅根据表面就做出评价，而是通过对象的内部进行一种立体的观察。在这点上，日本人与之相比，仅仅只是旧制高校生的水准罢了。
我自己同时具有旧制高校生和高校教授的经历。从教授的立场上，其所见无疑和从学生立场上所见之人物观完全不同。在学生看来如仙人和偶像一般值得尊敬的教授，反过来很可能只是个物欲颇深的悭吝之人，能淡然地将办公室里公用的茶叶带回家去，而这些却是学生所永远不知道的。如此这般一无所知的学生一旦进入社会，若不进一步地学习，则其人物观恐怕也永远不会进步吧。（《中国的人物与日本的人物》，载《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二卷）
而本书中所收诸篇先生以人物为对象的文章，亦如先生上文所言，是进行了一种“立体”式的观察的。如其中对贾似道的专论和为石涛所作之小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此前世人对其人之扁平化的理解。
事实上，宫崎先生对人物的关心由来已久。据李庆先生《日本汉学史》所言，宫崎先生早年对中国和欧亚其他国家都进行过实地考察，从本书《张溥及其时代》一文中亦可窥见先生对“记者”这一职业的兴趣，而记者与历史学家的重合之处便是对人物的观察。另一方面，先生自少及老，在《史记》这本以人物为核心的纪传体通史上曾抛掷过绝大的心力。据本书编者砺波护先生的解说，宫崎先生一生最后的工作，便是《史记》列传的日译。诚如《解说》中间接引用宫崎先生自述之语，先生一生虽在东洋史的宏观建构、世界史的时代划分和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上有伟大的贡献，然而先生所深为同情的，却并非旧制度，而是旧制度中呈现出复杂性格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市定先生首先是作为一个善于并喜欢观察复杂人性的学者，然后才选择了可以大量接触《史记》等以人物为中心的史料之东洋史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先生研究科举制度和九品官人法，亦非徒为了制度本身，而是为了给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而史学中较少反映“人物观”者，如天文史地等，却是先生所不多措意的。当然，先生所作的研究，如先生自述，是非常冷静而客观的。先生虽对《史记》非常推崇，可是对其中所载史事的来源和可信度，却又是作过非常严格的批判的。从本书所收李斯与孔子二文可以看出这点。陈寅恪先生序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尝谓：“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教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可见宫崎先生的个人旨趣，本身与以实事求是之态度深究世间人物的东洋之史学考据是有所冥合的。经过砺波护先生精心选编的本书，亦是了解宫崎东洋史学的绝好窗口，与先前引进的《宫崎市定中国史》一书对读，颇能想见先生构建其东洋史宏观体系的过程。
不过，在以文献及其所反映之事实为基础、对复杂人物的探究这两大原则支配下的宫崎史学，是不得不以传统东洋之王侯将相为考察中心的。《史记》以下的诸多纪传体正史自不用说，宫崎先生所倡导的对复杂人性之观察，同样是建立在多种文献的排比考证之上，而能拥有众多来源、褒贬不同的传记的传主，亦自然是在传统史学观念上的“大人物”。先生著作中多有关注“名君”如隋炀帝、雍正帝，恐怕正因如此。先生在本书所收诸文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他对新近唯物史观的不满，以为后者不以文献为根底，其观点偏颇，只能照见隅隙。其实唯物史观所关注的古代一般人乃至古代社会本身，既与宫崎先生的旨趣不甚相合，而其研究对象多为传统史料所不载，学者在考察时，是不得不加以阐释的，而这两点正适足为宫崎先生所深文。反过来说，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传末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