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存续和发展”第二章 襁褓之中的“伊斯兰国”第三章 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
附录 “伊斯兰国”高层领导
注释
中译本序
中信出版社及时翻译出版的这本小书，非常值得认真阅读。
这不是一篇讨伐“伊斯兰国”的檄文，书中既没有对该组织的种种恶行进行情绪化的激烈抨击，也没有尖刻指责导致其坐大的外部责任，而是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和必要资料罗列客观介绍了“伊斯兰国”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长远目标、理论依据、行为特点、资金来源与社会治理方式，以大量有据可查的事实，冷静客观地揭示了该组织的邪恶本质，指出了打击“伊斯兰国”应注意的事项，体现了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物一贯的沉稳、凝练、信息量饱满的学术风格。
作者对“伊斯兰国”的发展环境、演变过程和历次结构转折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既介绍了“伊斯兰国”发展简史，也展示了美国和伊拉克新政府在战后政治重建中的严重失误对“伊斯兰国”发展壮大的促进作用，列举了萨达姆政权残余势力在“伊斯兰国”开疆拓土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足以引发读者更多思考。而作者将扎卡维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对伊拉克什叶派发动的上百次重大恐怖袭击和“伊斯兰国”对主流什叶派、雅兹迪派、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的集体屠杀联系在一起论述，两次提到“伊斯兰国”典型的反人类暴虐事件，即2014年8月对伊拉克代尔祖尔地区拒不宣誓效忠的逊尼派沙伊塔特部落的整体灭绝，则揭示了这一有别于基地组织的逊尼派最极端势力的反人类本质。
艾哈迈德·拉希德为本书所作的前言，也多有点睛之笔。这位研究塔利班问题的世界顶级专家和本书作者都婉言指出了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国”问题上统一认识和协同作战的必要、逊尼派和什叶派修补裂痕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必要，以及阿拉伯领袖在现代条件下引导“温和解释伊斯兰教义”的必要，这同埃及总统塞西最近一再发出的“掌握话语权”号召是吻合的。毫无疑问，这是避免更多的年轻人被极端意识形态操控和减少“伊斯兰国”后继势力的关键途径。
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军事行动需要理论明确。滥杀无辜的行为被我们界定为恐怖活动，但在极端分子眼里，是有教法依据的圣战行为。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反恐就是反极端宗教理论以及受其指导的针对“异教徒”的极端暴力行为。没有极端宗教理论，就没有恐怖主义活动；不否定极端宗教理论而仅仅限于行为上的反恐，是不能满足反恐需要的，甚至会助长恐怖分子和潜在的恐怖分子的圣战意识。
“伊斯兰国”是一丛连根毒株，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毒株的种子，社会不公和外来力量的不恰当干涉只是土壤、阳光和水分等生长条件。对毒株要毫不留情地割除，但最重要的是扼杀种子。不扼杀种子，毒株总是会顽强滋长的。当然，不提供生长条件，再顽强的种子也难以萌发。外部力量的不恰当干涉，为“伊斯兰国”提供了生长条件。伊拉克战后不恰当的政治重建策略和奥巴马政府仓促撤军导致的恶果，是需要汲取的政治教训。同样，阿拉伯世界的内斗，特别是海湾国家利用“阿拉伯之春”竭力颠覆利比亚和叙利亚政府的行为，也为“伊斯兰国”的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
本书中译本问世，距原书成稿已近一年。在这一年里，“伊斯兰国”犯下了更多震撼世界的反人类罪行，也承受了更多的军事打击，扩张势头已被遏制。与此同时，叙利亚战乱恶果还在持续向周边蔓延，上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对欧洲的社会稳定和欧盟体系的延续构成严重威胁。2015年9月底，俄罗斯强势出兵叙利亚，进一步重创了“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武装。俄罗斯的果断出手，启动了相关各方的军事和政治协调，饱受摧残的雅兹迪人和其他库尔德武装在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军支援下发起了反攻，一场围歼“伊斯兰国”的国际战争已经打响，“伊斯兰国”控制区事实上已被腰斩。但是，反“伊斯兰国”阵营也遭受了野蛮报复，俄罗斯客机高空解体，巴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连环恐怖袭击，混杂在难民中的大量“伊斯兰国”成员和欧洲本土滋生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还会发动更多的恐怖袭击，欧洲的好日子已难以为继。
所有这些，并非与我们无关。毕竟，至少有几百名来自中国的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伊斯兰国”而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国际反“伊斯兰国”的联合行动，既是尽国际义务，也是为我国人民的安全铲除后患。
国际社会同“伊斯兰国”及其同类的较量，还处在初始阶段，还需要付出艰难的长期的综合努力，才能消除其威胁。至于本书提到的不尽合理的中东版图，特别是《赛克斯—皮克协定》带来的不稳定边界，以及库尔德人的窘境，则需要当地人民、当事国家和国际社会通过稳健的政治协商实现最终解决。
查尔斯·利斯特的这本小书是系统介绍和论述“伊斯兰国”的首批学术著作之一，另一篇很有影响的论述是美国《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号发表的格雷米·伍德（Graeme Wood）所著《ISIS到底要什么》（What ISIS Really Wants?）。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境内外力量联合打击“伊斯兰国”进程的深入，“伊斯兰国”控制区的局势还会发生更多变化，还会有更多关于“伊斯兰国”现象的论著问世，包括查尔斯·利斯特即将完成的新作《叙利亚圣战：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一场叛乱的演变》（The Syrian Jihad: Al-Qaeda,the Islamic State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Insurgency）。
但不管今后有多少关于“伊斯兰国”的著作问世，利斯特这本开山之作的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
希望看到更多的好书，希望听到更多来自中东的好消息。
殷罡
前言
当今时代，中东地区乃至广大穆斯林世界之稳定局面，可能遭遇的最大威胁便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即后来宣布成立的“伊斯兰国”）的无情征战，及其对边境的破坏。“伊斯兰国”作为一种鼓动人心的力量，在动员全球穆斯林青年方面也取得了同样“骄人的成就”。公元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阿拉伯穆斯林军队一路拓土开疆，征服世界；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没有再见到如此强大的力量，既能内修政治，外治武备，却也暴虐无道，残酷压迫受其奴役者。
不同于以前的穆斯林军队，ISIS的东征西讨往往伴随着耸人听闻的行径：大屠杀，处决行刑，数万平民被迫改变信仰或惨遭杀戮；有些少数族裔和妇女尽管未被立刻杀死，也难逃受人奴役的命运。而正是ISIS和“伊斯兰国”这种鼓动人心的力量，在本文写作之际，已促使来自90个国家的18000多名穆斯林加入其行列。
跟西方国家的分析恰恰相反，ISIS发动了伊斯兰教内部的一场战争：号召消灭所有什叶派教徒，从而加剧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嫌隙[1]；宣布所有不遵守ISIS特有的伊斯兰教教义（脱胎于瓦哈比主义[2]）的逊尼派教徒皆为叛教者（takfir），不可容忍而且理应处死；摧毁中东地区多元穆斯林社会的概念，自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以来，中东大部分地区都容纳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雅兹迪教徒、德鲁兹教徒和库尔德人等各种宗派和少数民族。
至少从目前来看，ISIS尚未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战争[3]，这一点使其在本质上区别于“基地”组织——后者旨在推翻西方资本主义，以使阿拉伯世界更容易落入自己股掌。“基地”组织试图打败远敌，为的是最终推翻阿拉伯统治者这一近敌；ISIS采取的做法截然不同，认为必须首先夺取中东地区的政治权力和领土。ISIS也不同于民族主义的圣战运动，比如阿富汗的“塔利班”和索马里的“青年党”——后者将其目标和方法限定为消除旧制度、建立单一民族的沙里亚[4]新国家。
尽管ISIS的追随者在西方国家实施了个人恐怖行为（比如2014年法国和加拿大遭受ISIS背景的袭击事件），但这场运动本身并不倡导对抗西方的战略战争，也不是西方主要城市“9·11”式恐怖袭击的已知策划者。ISIS斩首西方记者和救援人员，纵然残酷如是，也并不意味着宣战，而是为了报复其战士死于美国及盟军的轰炸，并企图恐吓并使西方人和当地人投降。ISIS暂时不愿意与西方针锋相对，表现之一就是拒绝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或针对该国发起宣教运动。2014年巴以冲突期间，ISIS也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公开站在巴勒斯坦一方。
ISIS决心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哈里发国，消除中东地区的所有国界，甚至把国界线推得更远，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中亚。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成员期盼以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殉教方式进入天堂，ISIS的成员希望建立一座人间天堂。在建国的理论和实践上，ISIS遥遥领先于其他组织。虽然ISIS清除了受过良好教育、不遵循信条的穆斯林，但是也一直在努力招募具备技能、学识和管理能力的极端分子同道，参与在其控制的领土上进行的建国实验。因此，比起把国家建设的需求当作远虑的“基地”组织，ISIS要超前得多。ISIS也没有照搬塔利班的模式，后者在1996年至2001年统治阿富汗期间拒不信任一切穆斯林技术官僚，结果，塔利班在2001年美国入侵之前已是一派风雨飘摇。
比消除国界（比如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国界）更为有害的是ISIS针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的战争，其做法越来越赶尽杀绝。如果任其发展，该组织可能彻底摧毁中东地区上下四千年历史——中东地区孕育了世界三大宗教和无数先知。诸多文化、信仰、种族在此交织，形成灿烂丰富的景观。居住在伊拉克的基督教徒人数从2003年的100万，减少到现在的不到四分之一；讲阿拉米语（耶稣基督时代的语言）的50万亚述人已经逃离伊拉克，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也同样遭到迫害。叙利亚的少数族裔更是苦难深重：过去四年里，超过20万人惨遭杀害。欲使整个中东只剩下恪守ISIS信条的穆斯林，无异于针对世界的宗教和历史发动一场战争。
ISIS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ISIS精通三种形式的战斗，没有任何一支阿拉伯军队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可与之匹敌。夺取伊拉克政府军的美国重炮、导弹和坦克，让ISIS充分领会常规战争的艺术，包括围困城市、（大规模）无差别攻击、集中兵力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无论它们在叙利亚还是伊拉克；在皮卡车和摩托车上架设机枪，从而增强武装力量的机动性，能够打一场持久的游击战争，在广袤的沙漠地带多次骚扰敌军；通过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大规模处决，将恐怖主义行为提升到新的水平。
尽管上述某些战术已为塔利班、“基地”和其他组织所用，但没有哪个极端势力能像执行总体战略规划那样，采取如此广泛的军事战术。正如查尔斯·利斯特所述，这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在于，ISIS从十年前美国遣散的伊拉克军队中征募到1000多名正规军官。很多ISIS的高级指挥官都是前伊拉克军官，如今被剥夺公民身份，远离原籍国。
在使用社交媒体向世界传播信息，以及限制全球媒体和情报机构了解其控制区域内情况方面，ISIS同样毫不逊色。ISIS只允许媒体报道该组织自己发布的消息。通过处死美国记者，ISIS确保了独立记者没有机会进入它所试图建立的这个国家。
此外，通过攻占油井、绑架勒索、洗劫银行，以及向控制区内的企业和商铺收税，ISIS已迅速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恐怖势力。ISIS拥有数百万美元收入，用于为战士发薪，支持社会服务和国家建设。在削弱ISIS运用社交媒体或筹款的能力方面，西方和阿拉伯盟国几乎无所作为。
最终，ISIS的发展并非取决于技能或残忍的行径：在叙利亚，它依赖的是四年毁灭性内战带来的罕见的政治和军事真空；在伊拉克，它依赖的是前总理努里·马利基（Nuri al-Maliki）政府对逊尼派的打压。这些表面情况实则意味着，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西方武装力量在该国切实开展国家建设的企图已告失败。
美军撤离之前，美国未能给伊拉克留下可持续的民主制度、训练有素的军队、运转正常的行政机构以及相对融洽的种族和宗派局面。不幸的是，美国干涉伊拉克所留下的遗产也已在阿富汗得到体现，利比亚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向利比亚提供军事力量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后，没有继续帮助建立新政府。
由于采取了某些行动——或者未采取某些行动，阿拉伯街头不免激起对美国的强烈仇恨，ISIS正是从中坐收渔翁之利。然而，阿拉伯世界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随着美国不断轰炸ISIS目标，反美主义情绪或将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许多阿拉伯人仍然相信，只有美国军队才能将他们从ISIS的魔掌中救出。反美主义也无疑在更广泛的穆斯林移民之间掀起一股急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青年纷纷希望加入ISIS武装。
查尔斯·利斯特所著的《“伊斯兰国”简论》一书，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ISIS以及阿拉伯世界近期发生的种种事件。利斯特的研究表明，ISIS并不是阿拉伯世界一次短期的脱轨失常，而是在伊拉克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可回溯到美国入侵前的时期，回溯到塔利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发展阶段。利斯特也帮助我们认识ISIS的所欲所求，这是了解怎样摧毁ISIS的第一步。
我相信，要接受有关ISIS的这些事实，即该组织势力一心想要确立霸权并不惜任何代价，我们需要一种与美国现行策略不同的策略。首先，当前联盟的领导者应该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华盛顿。美国挑起领导者的大梁，只会让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想起美国过去在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的滑铁卢，进一步激起反美情绪。要建立打击ISIS的国家同盟，尤其是协调军事行动，美国的作用当然至关重要，但其真正的角色应该是协助阿拉伯人承担联盟的领导工作。这需要美国做出巨大的外交投资，这在目前并不显见。
阿拉伯世界自身存在严重分歧。在打击ISIS取得任何进展之前，迫切需要刺激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更广泛的政治团结，消除分歧，更好地携手合作，共同发挥更重要的军事作用，从而最终战胜ISIS。此外，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之间的裂痕亟待修补。伊朗可以在打败ISIS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唯有同阿拉伯世界并肩作战，而非为仇作对，伊朗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双方关系的改善也将有利于弥合目前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嫌隙。
关键在于教育。阿拉伯国家必须形成一种反对极端主义的共同叙事，并通过更现代的教育课程来满足温和解释伊斯兰教的需要。阿拉伯政权唯有采取激进的举措，才能阻止年轻人不断被ISIS影响的趋势。不过，目前看来没有任何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具备此种认知。
如今，ISIS已经敲开黎巴嫩、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大门，其他海湾国家也指日可待。要打败ISIS，铲除极端主义，鼓励更宽容的伊斯兰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各个阿拉伯政权必须就行动路线达成一致。美国和北约组织应当为此创造条件，开展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而不应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动辄付诸武力。必须从军事、政治、外交多方面击败ISIS，别无他法。而要了解ISIS现象及应对之法，《“伊斯兰国”简论》堪称上选。
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
2015年1月于拉合尔
[1]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教派。在伊斯兰社会的领导权问题上，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和以后的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哈里发的合法性；什叶派则认为只有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伊斯兰社会应该由阿里及其后裔领导，他们被尊称为伊马目。在教义方面，什叶派将信伊马目作为基本信条之一，而逊尼派对此却不予承认。什叶派规定信徒必须追随一位宗教学者，这使得高级宗教学者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目前，逊尼派约占世界穆斯林总数的90%，什叶派约占10%。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巴林和阿塞拜疆，在黎巴嫩、也门、土耳其、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叙利亚、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也有一定数量。
[2] 兴起于18世纪中期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因首创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德·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alWahhab）而得名，宣扬极端保守的排他性教义。——译者注
[3] 2015年7月，“伊斯兰国”向印度、中国、索马里、高加索、菲律宾、阿瓦士、伊朗、埃及、伊拉克、印尼、阿富汗、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宣战。
[4] 又译“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为阿拉伯语“道路”（sharia）的音译，指一套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准则的法律。——译者注
致谢
笔者从黎凡特地区[1]之行中获得的见解和细节，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特殊价值。与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学者以及圣战问题研究者的接触和对话也让我受惠甚多。谨向不吝赐教的诸位名士致谢，高情隆谊，难以尽述：阿龙·泽林（Aaron Zelin）、威尔·麦坎茨（Will McCants）、沙迪·哈米德（Shadi Hamid）、埃米尔·霍卡耶姆（Emile Hokayem）、阿龙·斯坦（Aaron Stein）、哈桑·哈桑（Hassan Hassan）、诺亚·邦西（Noah Bonsey）、安德鲁·泰布勒（Andrew Tabler）、拉法埃洛·潘图奇（Raffaello Pantucci）、阿伦·伦德（Aron Lund）、乌萨马·哈桑（Usama Hassan）、伯杰（J. M. Berger）、米切尔·普罗瑟罗（Mitchell Prothero）和比拉勒·阿卜杜勒·卡里姆（Bilal Abdul Kareem）。当然，更不要说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和挪威政府内部不可胜数的友人同侪，他们在政策层面应对这项极具挑战的议题。
我还要感谢布鲁金斯多哈研究中心（下称“多哈中心”）全体同人对此书的直接援助和一贯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多哈中心主任萨勒曼·谢赫（Salman Shaikh）一如既往的慷慨支持，与他一起完成的有关叙利亚叛乱组织的大量研究工作，极大地帮助了我拓展对此次冲突的评估。我也非常感谢多哈中心研究主任苏丹·巴拉卡特（Sultan Barakat），他在书稿起草阶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反馈和指导。维多利亚·费代里奇（Vittoria Federici）和比尔·赫斯（Bill Hess）为书稿修改润色所做的工作，高效而让人钦佩。笔者还需要感谢多哈中心的通信联络部，他们为本书的翻译、编排、出版和宣传做出了宝贵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杰西卡，感谢她无尽的关爱和耐心，感谢她在我似乎无休止的研究和旅行期间始终理解和支持我。
[1] 一般是指东地中海区（Eastern Mediterranean），即中东托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者注
导语/不只是恐怖组织
过去的至少二十年间，逊尼派圣战者形成的威胁一直在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恶名昭彰的跨国“基地”组织开始露头；2005年-2010年，“基地”组织拆散为区域性分支，集中精力建立地方行动基地，夺取和巩固领土控制权，进而对“近敌”（即地方政府）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打击。尽管恐怖分子针对西方的图谋从未间断，但中东局势日趋不稳才是西方利益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圣战组织也将利用这一点。
这种不稳定遍及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还包括土耳其南部和约旦北部的边境地区。叙利亚革命从2011年中开始军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该地区的动荡。但长期稳定的最大风险则来自圣战分子所崇奉的愿景，该圣战组织在2013年以后被称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ISIL），亦称“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ISIS）。2014年6月29日，伊斯兰斋月的第一天，ISIS发言人塔哈·苏卜希·法拉哈[Taha Subhi Falaha，又名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uhammad al-Adnani）]宣布，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Ibrahim Awwad Ibrahim Ali al-Badri alSamarra'iyy，又名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领导的哈里发帝国“建国”。阿德纳尼称，ISIS自此更名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巴格达迪也获封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就在这一大胆举动的几个星期前，ISIS于6月10日占领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进而极大煽动了逊尼派武装反抗努里·马利基政府。同时，ISIS也大肆进攻叙利亚东部，并巩固其对“伊斯兰国首都”——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Raqqa）周边地带的控制。因此，“易卜拉欣哈里发”于7月4日首次公开露面时，“伊斯兰国”已将从叙利亚阿勒颇省巴卜（al-Bab）到伊拉克萨拉赫丁省苏莱曼贝克（Suleiman Bek）绵延400多英里的疆域收入囊中。[1]
在6月占领摩苏尔之前，ISIS的资产可能至少接近8.75亿美元。[2] 该组织收缴了大量受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的武器装备，他们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走私石油每日可收入200万美元，另外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照这样估算，至同年9月，ISIS的资产已逼近20亿美元。因此，ISIS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恐怖组织，也变成了难以对付的武装组织。[3]
一个管理谨严、对官僚架构几近痴迷的“伊斯兰国”组织，如今严重威胁着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自然也挑战着“基地”组织作为吸引世界各国成员的公认跨国圣战领袖身份。这种威胁的肆虐程度，从2014年8月的空袭行动中可见一斑：美国及其联盟伙伴发动空袭，为的是牵制、削弱并且最终消灭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尽管此次国际压力至少某种程度上迫使“伊斯兰国”转移至地下，但该组织依然设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继续开展攻击行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伊斯兰国”斩首外国人质事件似乎产生了某种杠杆力量，使国际社会无力消除其影响力。
以下几章将深入剖析“伊斯兰国”和它的诸多前身——当代的开放资料中尚缺乏相关内容。本书将研究“伊斯兰国”的历史、演变、现状、组织结构、军事战略、内部政策和治理模式，还将探讨“伊斯兰国”的未来目标，并从近期和长期角度分析如何采取恰当的方针来应对这个正在增长的新威胁。一切对抗策略必须考虑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社会政治条件，“伊斯兰国”正是借助这些条件来推进自身发展的。
多年以来，我们时常听到“伊斯兰国”及其各种前身组织宣称要“存续和发展”（baqiya wa tatamadad），这句口号简要概括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基本追求。“伊斯兰国”组织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99年——当时大名鼎鼎的领袖人物艾哈迈德·法德勒·纳扎勒·卡莱拉[Ahmad Fadl al-Nazal alKhalayleh，又名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刚从约旦监狱中释放出来。此后，尽管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带来种种军事挑战，“伊斯兰国”及其前身派系仍大体上实现了这一简单目标。
1999年—2003年：从约旦到阿富汗
扎卡维因持有武器和加入“巴亚特伊马姆”（Bayat al-Imam）被判处15年徒刑，服刑5年后从约旦塞瓦卡（al-Sawwaqa）监狱获释。“巴亚特伊马姆”是约旦恶名昭彰的圣战理论家伊萨姆·穆罕默德·塔希尔·巴尔卡维[Issam Muhammad Tahir al-Barqawi，又名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于1992年创立的武装组织。出狱后不久，扎卡维移居阿富汗，带着据称活跃于伦敦的“基地”组织间谍阿布·卡塔达·菲利斯蒂尼（Abu Qatada alFilistini）的塔兹基亚（tazkiyya，推荐或介绍信）来到坎大哈省。[1] 与“基地”组织领导层接触后，扎卡维获准成立训练营，并得到20万美元借款。[2] 他将该训练营当作基地，用来组建自己新成立的圣战团体——“沙姆战士”（Jund al-Sham）。[3] 数月后，该团体更名为“统一和圣战组织”（Jama'at al-Tawhid wa'al-Jihad，缩写为JTWJ）。
“统一和圣战组织”主要由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组成，凭着1999年12月策划袭击安曼拉迪松饭店（Radisson Hotel）以及至少其他两处热门旅游景点，迅速引起国际关注。[4] 约旦情报总局挫败了这起“千年计划”（Millennium Plot）的图谋，迫使“统一和圣战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直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的盟军进入阿富汗，才恢复活跃。此后，扎卡维的“统一和圣战组织”开始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力量联手作战，最终在2001年12月逃往伊朗。[5] 在那里，与阿富汗武装组织“古勒卜丁派伊斯兰党”（Hizb-e-Islami Gulbuddin）有联系的武装分子为扎卡维及其追随者提供了住房和其他援助。此后不久，扎卡维的核心骨干在当地“伊斯兰支持者”（Ansar al-Islam）组织的帮助下转移到伊拉克北部。[6]
2003年—2004年：伊拉克叛乱揭幕
截至2003年3月美国进军伊拉克之时，扎卡维已经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苏莱曼尼亚省建成一座小型的“统一和圣战组织”基地，它也是同年3月美国领导的首轮空袭行动针对的目标。[7] 这被证明是扎卡维揭开冲突的序幕，这场冲突也成为扎卡维及其羽翼未丰的激进组织的标志。
2003年8月的三起重大袭击事件显露了“统一和圣战组织”的战略意图。第一起发生于8月7日，该组织引爆了约旦驻巴格达大使馆门前的汽车炸弹，造成17人死亡。第二起发生于8月19日，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门外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包括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在内的22人死亡。最后一起发生于8月29日，“统一和圣战组织”对什叶派圣地纳杰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Shi'ite Imam Ali Mosque）发动汽车炸弹爆炸，造成包括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缩写为SCIRI）精神领袖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吉尔·哈基姆（Ayatollah Muhammad Baqir al-Hakim）在内的95人死亡。
“统一和圣战组织”的主要攻击目标自然是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但其他袭击事件则主要针对扎卡维的宿敌——约旦和什叶派，扎卡维将此二者视为伊拉克及周边地区逊尼派力量的主要威胁。这种三管齐下的战略，体现了通往扎卡维最终目标的路径：破坏占领军武装，同时在伊拉克引发教派冲突。扎卡维认为，他领导的组织可以在由此产生的混乱局面中得利，成为逊尼派群体的守卫者，并且谋求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国家。
虽然提出这个目标，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伊拉克特有强权政治的影响，其中的宗派元素对扎卡维个人而言尤为重要，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的书面文字当中。扎卡维在字里行间始终充斥着反什叶派的论调，内容往往取自历史上伊斯兰理论家的种种言论。比如，扎卡维经常引用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著名警告：“他们是敌人。提防他们。攻打他们。天哪，他们撒谎。”[8] 事实上，在2006年6月7日丧生前，扎卡维在最后一场公开演讲上大声疾呼：“穆斯林绝不可能胜过或超过好斗的异教徒——比如犹太教徒、基督教徒，除非我们把低于他们的穆斯林全部消灭掉——比如拉菲达领头的叛教党徒。”拉菲达是扎卡维对什叶派穆斯林的蔑称。[9] 扎卡维委派第二任妻子的父亲——“统一和圣战组织”在阿富汗时期的老兵——制造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炸弹袭击，此举早已显示了他个人在打击什叶派和引发宗派冲突上的承诺。[10]
2004年—2006年：失之“基地”，收之伊拉克
从2004年到2006年，“统一和圣战组织”加足马力活动，包括实施多人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大规模伤亡。自2004年5月美国商人尼古拉斯·伯格（Nicholas Berg）遇害以来，扎卡维本人也担心外国人质遭绑架和斩首的事件多到可怕的地步。因其声名在外，加之国际征募网络四通八达，“统一和圣战组织”日益发展成伊拉克圣战分子保护伞的中心，同时也在不断吸纳其他气味相投的团体。2004年9月，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谈判，扎卡维宣誓效忠“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11] 。从那时起，“统一和圣战组织”更名为“美索不达米亚圣战‘基地’组织”（Tan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TQJBR），通常简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AQI）。
然而，扎卡维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始终剑拔弩张，特别是因为伊“基地”组织残暴无度，把矛头对准大量什叶派平民——这一点可谓是扎卡维与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上级之间的根本区别。“基地”组织一直全力对抗“叛教”的政权，并且尽可能避免玷污圣战事业的形象；相反，扎卡维认为整个传统的伊斯兰世界已被破坏，必须通过恐怖暴力加以清洗。这种差异可从“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和贾迈勒·易卜拉欣·阿什提维·马斯拉提[Jamal Ibrahim Ashtiwi al-Misrati，又名阿提亚·阿布德·拉赫曼·利比（Atiya Abd al-Rahman alLibi）]2005年写给扎卡维的信件中略知一二。[12] 不同于伊“基地”组织大张旗鼓、残暴无情地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基地”组织提倡更有耐心的策略，至少在美国入侵之后便是如此。与此同时，扎瓦希里在2005年写的信中的确曾鼓励伊“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筹备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13]
伊“基地”组织的长久声望持续吸引着伊拉克当地叛乱团体的援助，既有思想上的支持，也有实际上的支持。2006年1月15日，伊“基地”组织宣布与其他五个团体[“胜利教派军”（Jaysh al-Ta'ifa alMansura）、“一神教支持者旅”（Saraya 'Ansar alTawhid）、“伊斯兰圣战旅”（Saraya al-Jihad alIslami）、“外来人旅”（Saraya al-Ghuraba）和“精神境界旅”（Kataib al-Ahwal）]合并形成“圣战舒拉会议”（Majlis Shura al-Mujahideen,MSM），目的是团结起来，更好地协调伊拉克圣战军的反叛行动。2006年6月7日，扎卡维[连同他的精神顾问谢赫阿布德·拉赫曼（Sheikh Abd al-Rahman）一起]命赴黄泉，这对新成立的“圣战军舒拉会议”来说看似是致命打击，实际上却促进了组织的强化。五天内，伊“基地”组织任命阿布·哈姆扎·穆哈吉尔[Abu Hamza al-Muhajir，又名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新的领导人；四个月后，“圣战军舒拉会议”宣布“伊拉克伊斯兰国”（al-Dawla alIslamiya fi Iraq,Islamic State in Iraq，简称ISI）成立，其内阁架构已相当完善。同年11月10日，马斯里向“伊拉克伊斯兰国”头目哈米德·达乌德·穆罕默德·哈利勒·扎维[（Hamid Dawud Muhammad Khalil al-Zawi），又名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拜阿（bay'a，效忠）宣誓。
虽说直到多年以后这些事件的意义才变得清晰，但马斯里向“伊拉克伊斯兰国”表达效忠承诺，而“伊拉克伊斯兰国”没有向“基地”组织表达效忠承诺，两大组织因此愈行愈远。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基地”组织仍认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是其下级组织，还会命令后者去攻击特定目标；但到了2010年-2011年间，两者的关系已是破镜难圆了。[14]
2007年—2009年：统治不善和萨赫瓦崛起
“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建立意在表现一种质变：叛乱组织转变成为负责统治一片领土的军事政治参与者。截至2006年末，该组织已经实现财务自足，凭着赎金、勒索、石油走私等行径，总资产一年内从7000万美元增至2亿美元。[15] 可是，“伊拉克伊斯兰国”跟伊拉克“基地”组织一样，坚持专制意识形态，寸步不让，而在其企图执政的地方，这意味着当地社区的态度往往是反对其统治的。简单地说，“伊拉克伊斯兰国”过高估计了自己获取逊尼派人士支持的能力，也过度分散了武装力量，因而难以抵御接下来发生的事。
2007年初，当地部落萨赫瓦（Sahwa，觉醒）委员会开始积极反抗“伊拉克伊斯兰国”对伊拉克逊尼派地区（尤其是安巴尔省）的领土控制。在美国和当地安全部队的支持下，凭着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萨赫瓦民兵的反叛乱行动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这种局势变化极大地搅动了现状，促使“伊拉克伊斯兰国”着手猛烈打击敌对的逊尼派团体以及企图摆脱逊尼派影响的少数派群体。2007年8月14日发生的事件在极大程度上证明了后者所遭受的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一处雅兹迪教徒聚居的村落制造了四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近800人死亡。[16]
同年9月13日，“伊拉克伊斯兰国”暗杀了萨赫瓦委员会领导人谢赫阿布德·萨塔尔·里沙维（Sheikh Abd al-Sattar al-Rishawi），不过，几个月内，该组织在伊拉克就遇到极大压力，主要是因为敌人层出不穷，大量增长。因此，组织里的许多外国籍战斗人员开始离开伊拉克，宗派暴力活动也明显减少。[17] 事实上，“伊拉克伊斯兰国”造成的威胁已是日渐式微，美国为获取情报俘获或击毙马斯里的悬赏金额也是一降再降，从2007年的500万美元降到100万美元，后来又减少为2008年5月的10万美元。[18]
作为21世纪头几年间叛乱力量的典型代表，伊拉克“基地”组织、“圣战军舒拉会议”和“伊拉克伊斯兰国”刚开始都运作得相当成功，领土不断扩张，本地化的统治机制也得到建立。然而，由于这些组织基本上都遭到周围民众的排斥，因此最先遇到的就是传统的反叛乱战略。各项打击行动以情报为主导，针对“伊拉克伊斯兰国”各级领袖，并以自下而上的广泛斗争为补充，由萨赫瓦委员会领导，受美国领导的盟军支持。结果就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在2007年-2009年期间备受磨难。
2009年—201 1年：重组和恢复
2009年6月至2010年8月，美国军队陆续从伊拉克撤离，萨赫瓦的影响也一落千丈，但“伊拉克伊斯兰国”受到的压力一直延续到2011年。美国撤军使得安全保卫职责转移到伊拉克军队身上，这极大削弱了萨赫瓦委员会的能力，也提振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信心及其在地方的募兵工作。尽管如此，“伊拉克伊斯兰国”所受的压力迫使它学习组织运作的速成之法。在更往南的地区，“伊拉克伊斯兰国”在承受萨赫瓦压力的同时，从2008年初就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广泛的结构性改革，方法是逐渐“退化”为典型的“恐怖主义”组织。
有一项决定尤其重要：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总部转移到北部城市摩苏尔，这里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可为他们所用。起初，“伊拉克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日常管理由巴格达迪的副手阿布·卡斯瓦拉·马格里比（Abu Qaswarah alMaghribi）主持。马格里比于2008年10月丧生以后，很可能是由“胜利阵线”（Jabhat al-Nusra，现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和现任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贾拉尼（Abu Muhammad al-Jowlani）继任。[19] 迁至摩苏尔这一举措促进了“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力的再度集中，巴格达迪和两名副手包揽了大权。就这样，国家级领导层制定省级战略，并且将具体运作规划和关注创收的职责授权给各省长官。这种官僚架构需要严格的纪律，“伊拉克伊斯兰国”当时甚至在面向公众的宣传稿中大力鼓吹纪律。在这整段相当充实的学习时期里，“伊拉克伊斯兰国”也在继续利用现有的政治社会分化局面。随着美军不断撤离，什叶派领导的努里·马利基中央政府支持不足、缺钱少粮，萨赫瓦民兵因而不再全心全意为之效力。到了2010年中期，“伊拉克伊斯兰国”开出的薪水高过政府的300美元月薪，因此征募到越来越多的前萨赫瓦成员前来入伍。[20] 2010年初，“伊拉克伊斯兰国”还企图重新组建高层领导，因为该组织的42名最高官员中，有34人在21世纪头十年被杀或被俘，而只有部分职位填补了适当的人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伊拉克伊斯兰国”开始对关押其领导人的监狱发起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攻击。
“伊拉克伊斯兰国”也转变战略，发动宣传运动，重申“伊斯兰国”的合法性。该组织特别强调，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是古莱什族的一员——按照伊斯兰传统，下一任哈里发将在这个部落中产生。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伊拉克“基地”组织头目阿布·阿尤布·马斯里双双身亡，继任“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人的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据称也是古莱什族。此外，“伊拉克伊斯兰国”还不时将其政治和领土影响力跟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时期的影响力相提并论，由此申明自己的宗教合法性。[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