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存续和发展”第二章 襁褓之中的“伊斯兰国”第三章 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2
更实际地说，在内部变化的同时，“伊拉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许多地区，尤其是巴格达发动的袭击事件也不断升级。2009年8月至12月，“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巴格达市中心制造了自2003年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三起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82人死亡。2010年，伊拉克这种大规模攻击事件的数量有所减少，但爆炸事件的频率则开始增加，预示着“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运作结构开始自下而上地“重现生机”。或许最重要的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变得越来越“伊拉克”了。这不仅增强了组织的社会基础，也促使它开始在充分考虑本地群体情况的前提下谋划在省级和地方的运作。同时，“伊拉克伊斯兰国”也更加善于从伊拉克的安全机构中更好地获取情报来源（后来得到广泛利用）。尽管如此，2010年“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员损失惨重，意味着其架构和运作仍然仅限于“恐怖主义”组织的水准，虽然该组织在逊尼派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广，越来越大。
2011年—2014年：叙利亚、伊拉克、“基地”组织和哈里发
叙利亚内战爆发和“伊拉克伊斯兰国”活动在该国的扩张，无疑给组织的基础注入了能量，其恢复和扩张在2011年以前显然进行得很顺利。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进行得如火如荼，“伊拉克伊斯兰国”继续推进从2009年底就开始的扩张和专业化。它大大升级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仅在地理上——延伸到南部什叶派地区和北部库尔德人地区，而且在规模上——常常于一个小时内在多个省份制造二三十起连环袭击事件。例如，2011年8月15日，疑为“伊拉克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12个地方，实施了共计22起爆炸，看来是协同行动。[22] 这些强烈而广泛的攻击事件不仅给政府造成物资损失，还削弱了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士气。
2012年7月，“伊拉克伊斯兰国”发动“破墙”运动，主要目标是解救被监禁的组织成员和高级指挥官。接下来的一年里，“伊拉克伊斯兰国”对伊拉克监狱发动了8起较大的攻击。[23] 运动初期，2012年9月发动的提克里特市塔斯菲拉特（Tasfirat）监狱袭击事件，帮助被关押在死囚牢房的47名“伊拉克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越狱；[24] 到运动接近尾声时，2013年7月21日发动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袭击事件，造成大约500名囚犯逃脱。
“伊拉克伊斯兰国”也越发重视大量收集和利用情报，事实证明此举在与当地政府交涉时极有价值。该组织也因此扩大了在伊拉克逊尼派教徒中的影响力，到了发起第二场为期12个月的运动——“士兵收获行动”（Operation Soldier's Harvest,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时，ISIS更是深入人心。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针对性攻击和恐吓，削弱安全部队的能力和信心。实际上，安全人员遭受的“近距离刺杀”和针对个别指挥官、士兵和警察的威胁活动增加了150%——这些针对性攻击包括到目标人物的住所投放炸弹、驱车经过检查站或私人座驾时开枪射击，以及其他类似行动。[25]
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来说，2011年至2013年是至关重要的三年，它在这三年完成了巨大的演变和成长，成为一个有能力征服领土和统治领土的组织。最明显的就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已扩张到叙利亚，并且利用了该国的革命和内战之机。
从2003年起，“伊拉克伊斯兰国”及其前身组织组建募兵网络，汇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协助下，经由叙利亚前往伊拉克，自此便一直同叙利亚保持着密切联系。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数字，截至2007年，伊拉克的外国籍战斗人员中，“85%-90%”都是取道叙利亚而来的。[26] 因此，2011年初，叙利亚爆发人民革命，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对此非常关心，他亲自派伊拉克尼尼微省作战长官阿布·穆罕默德·贾拉尼前去叙利亚，组建“伊拉克伊斯兰国”前线部队。[27]
2011年8月，贾拉尼抵达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开始联络全国各地的地方圣战组织，进而组建成后来的“胜利阵线”。[28] 这些基层组织的成员中，很多都是因为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颁布的一系列大赦令（特别是2011年5月31日颁布的第61号法令）而获释的。[29] 2012年1月23日，“胜利阵线”公开宣告成立，并声称为2011年12月23日发生的大马士革袭击事件负责，这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40人死亡。[30]
接下来六个月时间里，“胜利阵线”以类似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方式在叙利亚运作，但也坚称它与后者和“基地”组织没有联系。尽管“胜利阵线”的主要目标是政府相关的对象，但最先遭殃的往往是平民，因此“胜利阵线”在叙利亚反对派那里并不受欢迎。然而在2012年底，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巨大改变。此时的“胜利阵线”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可观的武装组织，成员数量可能有2 000人，在南部的大马士革、德拉和北部的伊德利卜、阿勒颇都有极为有效的部署。[31] 此种扩张使“胜利阵线”从典型的恐怖组织转变成为反叛力量，特别是在叙利亚北部。截至2013年1月中旬，“胜利阵线”已经领导夺取了叙利亚北部两大军事设施——阿勒颇的哈纳努（Hanano）兵营（2012年9月中旬）和伊德利卜的塔夫塔纳兹（Taftanaz）空军基地（2013年1月11日），并且作为反政府斗争的重要成员而声名远扬。事实上，在美国国务院2012年12月11日把“胜利阵线”列为恐怖组织的那个星期，叙利亚各地的星期五抗议活动的主题就成了“我们都是‘胜利阵线’”。[32]
如此令人瞩目的崛起促使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试图统领这个越来越独立的叙利亚下属。2013年4月9日，巴格达迪在录音声明中证实，“胜利阵线”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分支，此后也将归入扩张后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贾拉尼立即否定这项公告。经过几个月的口角，“胜利阵线”仍然保持独立，ISIS则逐渐成为叙利亚冲突中的一支自主活动的力量。为了给自己正名，这支新的叙利亚ISIS武装——最初主要是由原“胜利阵线”外国籍战斗人员组成——开始向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大举扩张。此举很快就招致反对；“胜利阵线”一直愿意共享权力，共同统治，但ISIS要求的是对社会的完全控制。
2013年7月，ISIS杀死一名“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高级指挥官兼“最高军事委员会”（位于拉塔基亚，得到西方国家支持）成员——这恐怕是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的最初迹象。半年后的2014年1月，许多类似事件发生之后，一些温和的团体组成联盟，发起行动，共同打击叙利亚北部的ISIS，最终迫使ISIS在2014年3月向东撤回到拉卡。此时的ISIS，既拒绝向独立的反对派武装献媚，又不愿接受“基地”组织指派的调解人，扎卡维只得在2014年2月宣布：“ISIS不是‘基地’组织的分支。我们跟它没有组织关系，本组织对它的行动概不负责。”[33] 虽然有所损失，不过自从2013年起，ISIS全面展开了无可匹敌的信息作战，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巧妙平衡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作战强度，为守土开疆、建立伊斯兰国的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尽管叙利亚北部出现反ISIS战线，使该组织在2014年初失去了大片领土，但挫折只是暂时的。ISIS“定都”拉卡后，其在伊拉克的部队利用逊尼派心脏地带安巴尔省的种种条件，于2014年1月进军费卢杰（Fallujah）以及拉马迪（Ramadi）的部分地区。这标志着ISIS重新夺回伊拉克的领土控制权，也为其在安巴尔省，特别是叙利亚边境地带的逐步扩张打下基础。随后，2014年4月开始，ISIS上下通力协作反击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反对派武装，行动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河和哈布尔河流域。此时，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运作越来越紧密相关，资金、人员和武器跨越国境也越来越频繁。正是趁着这股势头，ISIS于6月10日迅速夺取摩苏尔，进而激起伊拉克各地更多的逊尼派武装发动起义。
为了鼓吹自己的成就和目标，同时吸引更广泛的追随者，ISIS在斋月开始时公布了一系列整理好的媒体资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6月29日公开的一段录音用五种语言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同一天，该组织发布了题为《打破国界》和《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终结》的视频，画面显示了叙利亚-伊拉克边境上的几幕场景，一处界标几近灭失，一名武装分子在靠近叙利亚的一座被占领的伊拉克边防哨所巡视。7月1日发布的音频中，巴格达迪庆祝哈里发国诞生；紧接着，在7月5日发布的视频中，巴格达迪首次以“哈里发”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一系列精心编排、夺人眼球的宣传攻势，看起来吸引了全世界新一代的潜在圣战分子，也获得他们相当大的支持。不过，自封“哈里发”是非常大胆的举动，特别是考虑到它缺乏伊斯兰教合法性。英国智库奎利亚姆基金会（Quilliam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伊斯兰教专家、兼职伊玛目乌萨马·哈桑（Usama Hasan）如是说：
伊斯兰教所说的“哈里发国”，按照定义，涵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法学里的“哈里发”，假设此种角色重现，意味着很大程度上的穆斯林团结，而且这些团结起来的穆斯林群众自愿效忠“哈里发”。这是[“伊斯兰国”的]根本性错误，他们在神学依据上的致命缺陷。他们可能有资格宣称是“伊斯兰酋长国”（一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所为），甚至是“伊斯兰国家”，正如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毛里塔尼亚都是“伊斯兰共和国”。但是，他们充其量只统治了全世界12亿到15亿穆斯林人口中的几百万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便宣称是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国，这将会摧毁穆斯林象征或穆斯林团结的一切概念。[34]
自1999年以来，“伊斯兰国”及其前身一直在努力营造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必要条件。虽然该组织最早扎根在约旦和阿富汗，但其大多数时间的活动都与伊拉克有关，现在则越来越偏重于叙利亚。
“伊斯兰国”在21世纪头十年中首次尝试在伊拉克建国，2013年又在叙利亚北部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虽然饱受国际社会打击，但它最终在2014年距离最终目标又近了一步。其运作规模和活动范围的扩张，其领土控制和影响的程度，其治理政策的改良，其巨大财富和收益能力，其信息作战的专业，其持久的全球募兵，这一切将使得“伊斯兰国”成为未来数年内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
要想制定和实施对抗“伊斯兰国”的有效战略，势必要详尽了解这个组织本身。第一步就是，不要把“伊斯兰国”看成一个简单的恐怖组织，而要将之视为“基地”组织模式发生质变的产物。不光是军事战略设计和执行得愈加专业，还诞生了实用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动荡环境中出人意料地成功。
然而，这个“国家”的长期前景，依赖于“伊斯兰国”维持和利用局势的不稳定，同时保持重要收入来源的稳定，也要求当地敌对势力仍然处于相对较弱也较分散的状态。“伊斯兰国”的财务独立和架构独立，使这个组织受益良多，但这也是一项可被利用的既有弱点。
军事战略
截至2014年10月，“伊斯兰国”拥有的战斗人员可能多达3.1万名，但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国”借助大量武器系统和运输工具，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领土控制权。[1] 它的武器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运兵车、野战炮、自行榴弹炮、多管火箭发射器、反坦克导弹、高射炮以及少量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虽然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领导的空中打击行动先后成功牵制了“伊斯兰国”，减缓了其发展势头。尽管“伊斯兰国”的军火库被盯上，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派上了大用场，还有些则一直深藏不露。
如果“伊斯兰国”能挺过这些军事打击，那么它的武器和人力仍然能够维持长远的进攻行动。然而，这也需要“伊斯兰国”培养出训练有素、思想积极、残酷无情的战士，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民兵。在这方面，“伊斯兰国”早已推行了成员专业化的战略。训练营的数量从2013年开始便有所增加，“伊斯兰国”的社交媒体动态显示，该组织把这样的训练营开到了受其控制的许多庞大市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
根据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期间对“伊斯兰国”战士所做的一系列采访，所有新兵在进入叙利亚或伊拉克之前，都必须从一名“伊斯兰国”现任成员那里获取塔兹基亚。到达营地后，新兵会被带到预先安排好的宿舍，跟其他新成员住在一起。一位化名“阿布·杜贾纳”（Abu Dujana）的英国籍“伊斯兰国”战士在2014年1月接受采访时解释道：“我在叙利亚有一位联系人，我在（土耳其）过境处被拒绝以后，他帮助我非法越境。过境时，我开车两个小时穿过（ISIS）领土。一切都安静而美丽，似乎生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到达时，）跟我一起的主要是叙利亚人，但也有沙特人，突尼斯人，少数英国人和法国人。”[2]
经过一系列面试——在这期间会登记个人信息、复印护照、接受捐款——之后，新兵还要经受几个星期的宗教和军事训练，训练重点通常是使用手枪、突击步枪、火箭筒，有时还有迫击炮，有时候还会接受额外训练，学习更先进的武器。训练结业后，新兵通常会被派去站岗，几个星期后才能上前线执行军事任务。
“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的城市袭击，通常针对什叶派、阿拉维派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派群体，目标通常位于平民区。这类袭击在伊拉克较为常见，具有恐怖组织活动的典型特点——管理诸多隐蔽的、主要位于城市地区的小型基层分支，同时依附于一个有能力提供资金和设备的大型军事结构。无论环境是否有利，这些军事行动都可以继续下去，也是保持进攻势头打击对手的关键所在。
“伊斯兰国”军事战略的这一重要方面，目的是激发或维持宗派冲突——“煽动（什叶派）使之思想激进，加入伊朗策动的民兵组织，实施针对逊尼派教徒的类似暴行”。[3] “伊斯兰国”意识到，很多普通逊尼派教徒认为伊拉克的什叶派政府和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政府实行高压统治，因此它的计划是将自己塑造成真正的和纯粹的逊尼派理想的保护者。
这种宗派意图在伊拉克已经清晰可见，但叙利亚的事态则要复杂一些。“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战术也专门针对由敌视它的群体所控制的逊尼派市政当局，报复、恐吓兼施。
“伊斯兰国”的另一种军事战略，可以称为消耗敌方战斗力和士气的一致行动。在伊拉克，这些行动主要集中在逊尼派地区（尤其是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的逊尼派城市中心和交通要道。而在叙利亚，则主要集中在该国东北部和东部的资源丰富地区，以及与土耳其、伊拉克接壤地带。不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派团体，直到2014年中期才开始重视打击叙利亚政府。这些活动需要更加有利的条件——比如潜在的拥护人群、缺乏能力的对手、易于获得的持续资源供给，在这样的环境中成形的行动，可以为获取和巩固领土创造必要条件。
例如，在占据摩苏尔之前，“伊斯兰国”花费数年时间实施以情报为主导的大量行动，特别是反复袭击检查站和巡逻队，以此削弱伊拉克安全部队控制城市外围的能力。同时，“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实施针对军方和政府官员的秘密恐吓行动，还暗杀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关键在于，这损害了政府有效控制城市的能力，从而使“伊斯兰国”得以建立影子政权，有能力在明处产生隐蔽的影响，有时还在暗处发挥几近公然的控制。[4] 这从内部逐渐削弱了当地人对政府指定之保护者的信任。因此，到2014年6月初，“伊斯兰国”向摩苏尔发起最后进攻之时，政府军的战斗力和信心已不堪一击，不到24小时，这座城市就陷落了。
这项战略是“伊斯兰国”在2013年-2014年获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该组织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轻步兵部队攻击的形式实施这一战略。打造出此等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格达迪的前副手哈吉·贝克尔（Haji Bakr,2014年2月在叙利亚被杀）——此人清洗了组织中大部分非伊拉克的高层领导，代之以经验丰富的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安全官员。[5]
“伊斯兰国”通常的做法是发动多次多维的攻击，借此压制对手的防守能力，特别是在袭击易守难攻的大型目标时。例如，2014年8月11日，该组织在攻占伊拉克城镇杰卢拉（Jalula）时，使用了两枚大型自杀式汽车炸弹，接着派12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分头步行前往杰卢拉镇各处检查站发动袭击，为地面联合攻击开辟道路。[6]
2014年4月至7月，“伊斯兰国”成功向叙利亚代尔祖尔省发起进攻时，采用的则是另一种策略。同年2月至3月被反对派强行驱逐后，“伊斯兰国”开始绑架和暗杀当地叛军领导人，还给叛军指挥中心制造了几起大型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大约两个月后，随着“伊斯兰国”攻势席卷伊拉克，同时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代尔祖尔各地反叛势力和部落军队纷纷弃械投降。在仍由反对派团体据有的区域，每一次投降都增强了“伊斯兰国”的势力；“伊斯兰国”提出以和平投降换取悔罪和裁军，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对手的实力。到了8月中旬，除了沙伊塔特（Shai'tat）部落拒不投降（最终以700人死亡和1800人失踪为代价被残酷镇压下去）,“伊斯兰国”已经有效地巩固了代尔祖尔省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7]
“伊斯兰国”业已证明：无论当地具体情势如何，该组织都有能力制定和执行多级战略，诱发混乱无序的权力真空，从而乘虚而入。“伊斯兰国”将反叛军典型的消耗战略与极端暴行[比如2014年8月下旬，在攻占塔巴盖（Tabaqa）空军基地后屠杀大约200名俘虏]合而为一，从而获得了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所必需的杠杆。此时，“伊斯兰国”部队可以在所有地方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正如驻守霍姆斯的英国籍战士阿布·乌萨马（Abu Usama）于2014年5月所说：“在这里，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都大同小异——守护检查站，巡查这片地区，处理当地人之间和部落之间的纠纷，跟村里的长者和头领开很多会，这样我们就能讨论他们的担忧和怨言。”[8]
不过，“伊斯兰国”的运作环境并不简单。2014年6月进攻伊拉克的后期阶段，“伊斯兰国”与其他逊尼派武装派别结成了联盟，其中很多本来被视为组织的敌人。这些“便宜之交”虽然还远远称不上稳定——小规模的冲突相当频繁，尤其是跟复兴党人武装“纳克什班迪教团军”（Jaysh Rijal al-Tariqa alNaqshbandiyya,JRTN）——但是只要反政府的斗争没有结束，这种关系便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纵使双方关系紧张，“纳克什班迪教团军”头目——曾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时期担任伊拉克副总统的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Izzat Ibrahim alDouri）依然在2014年7月13日公布的录音声明中，对“‘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骑士英雄”发挥的带头作用大加赞美。[9]
为了表现对联盟的诚意，“伊斯兰国”特地为两位前伊拉克陆军复兴党将军安排了政治职位：攻下摩苏尔不久，便任命爱资哈尔·奥贝迪（Azhar alObeidi）为该城总督；任命艾哈迈德·阿布德·拉希德（Ahmed Abd al-Rashid）为提克里特城总督。[10] 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对这种关系的维持足以使其撼动局势，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它这种规模的组织能力所及。
尽管外界广泛指责“伊斯兰国”和叙利亚政府之间有意识地协同作战，但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此类活动。事实是2014年1月，反ISIS主阵地开始形成，此时ISIS确实不再进攻政府军（后者也不再进攻前者）。不过，这种结果其实有着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当时的阿萨德和ISIS都在忙于对付更加紧迫的敌对行动。毫无疑问，阿萨德非常乐意让ISIS发展壮大，并借助其影响力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不过，其政权的直接利益都集中于更靠南的地区——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南部和卡拉蒙（Qalamoun）地区，ISIS的利益则集中在东北部，它在那里的主要对手是反对派团体和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卫军”（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YPG）。
2014年7月，“伊斯兰国”开始调节自身利益的平衡点，这时它已经巩固了在代尔祖尔和拉卡的控制权，于是向阿勒颇[库韦里斯（Kweiris）空军基地]、霍姆斯[沙伊尔（al-Shaer）天然气田]、哈塞克（Hasakah,121团和市区）和拉卡（塔巴盖空军基地17师93旅）的政府军发动多次大规模攻势。简言之，“伊斯兰国”已经调整好状态，足以重新发起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从伊斯兰教神学角度，“伊斯兰国”认为叙利亚政府无异于恶魔。
内部政策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伊斯兰国”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者”，所有的策略做法都是为了“筹划激进的政府和社会变革目标”。[11]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伊斯兰国”的运作方式像管控严格的官僚机构一样。
自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2010年就任领导人以来，“伊斯兰国”的最高领导层日益缩小，愈加排外，不过仍然保留着由多位“部长”组成的“内阁”。巴格达迪可能保留一位私人顾问或助理（原来是哈吉·贝克尔）以及两位直接副手（一人负责叙利亚，一人负责伊拉克）、八人“内阁”和至多13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12]
在最顶层，巴格达迪树立起一个具有伊斯兰教合法性的关键形象，理由是他在巴格达伊斯兰大学拿到所谓伊斯兰教研究的博士学位，以及他过去在萨马拉担任伊玛目和宣教人员。巴格达迪虽然不是毕业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或者穆夫提学院（Dar al-Ifta' alMasriyyah）[1]，但曾任教职的背景使他在宗教层面的地位比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还要高。
不过更重要的是，巴格达迪手下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具备军事和情报经验，这为“伊斯兰国”高效得力的组织运作带来专业水准。例如，巴格达迪的两名直接副手都曾在伊拉克军中任高级军官：负责叙利亚行动的首领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曾为伊拉克陆军少将，负责伊拉克行动的首领法德勒·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哈亚里[Fadl Ahmad Abdullah al-Hiyali，又名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Abu Muslim al-Turkmani）]曾为伊拉克军事情报部门陆军中校和特种部队军官。[13] 此外，根据2014年6月初从原“伊斯兰国军事委员会”头目阿德南·伊斯梅尔·纳吉姆·比拉维[Adnan Ismail Najem Bilawi，又名阿布·阿布德·拉赫曼·比拉维（Abu Abd al-Rahman al-Bilawi）]藏身处查获的资料，该组织拥有大约1000名“中级和顶级战地指挥官，每一位都具备技术、军事和安保经验”。[14]
2006年，“圣战军舒拉会议”决定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并且明确视之为一个杜拉（dawla，国家），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点。“伊斯兰国”将自己看成一个国家，也表现得像一个国家，从而寻求对领土的控制和统治，维持履行诸多“部委”责任——军事、民事、政治和财政职责——的部长内阁。
美国国防部未公开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拉克伊斯兰国”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运作着一个复杂而又注重细节的官僚体系，用报告作者的话来说，该体系目前大体上仍在正常运作：
（2010年，“伊拉克伊斯兰国”）基层组织被要求将取自当地企业的收入——比如绑架赎金和敲诈勒索——的20%送交上一级领导。级别较高的指挥员会核查这些收入，并且重新分配资金，拨给陷入困顿或者需要额外资金发动攻击的省级或地方分支。截至目前，重新分配和薪资成本——支付给成员或者补偿已故成员家属的薪金——是最大开支……一度占全部支出的56%。……随着“变节者和十字军”成功赢得部落支持来反对他们的形势逐渐明朗……“伊斯兰国”指挥官在治理架构中设立一个新机构来挽回这些领导人。新成立的“部落委员会”成员对这些人的拜访都由簿记员记录在案；簿记员一直在密切留意送给所谓“要员”的现金、《古兰经》和其他礼物，之后还会向上级报告该部落对于提议的接受程度。[15]
有时候，“伊斯兰国”军队的管理方式看起来类似民族国家的军队，各支部队轮转于前线的现役执勤、“解放”区的休养生息以及“基地”的其他部署之间。正如2014年6月驻扎在代尔祖尔的英国籍战斗人员阿布·奥斯曼·布里塔尼（Abu Uthman al-Britani）所说：“老实讲，这很像是在西方国家过的日子，除了手上有把枪。……（你的职责）取决于你在哪里，但你的主要职责是里巴特（ribat，前线执勤）。……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去旅游，只要能拿到假期——你只需要拿到书面批准就行了。”[16]
在“伊斯兰国”扩张之际起到关键作用的内部结构和决策机制之一就是创收。至少从2005年开始，“伊斯兰国”基本上实现了财务完全自足；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库，2005年到2010年之间流向伊拉克“基地”组织、“圣战军舒拉会议”和“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外部资金总额不足该组织总“收入”的5%。[17]
2010年就任“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人之后，巴格达迪成立了财务指挥委员会，摩苏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位得到巩固。[18] 2014年，错综复杂的敲诈网络可以创造一个月1200万美元的收入。尽管“伊斯兰国”日益受到公众注目，这可能带来私人资金支持的潜在增长，不过创收能力的同时扩大则表明，该组织已能持续实现财政上自给自足。
敲诈勒索所得的收入虽然已经更具有可持续性，但比起叙利亚和伊拉克石油的地下销售而言仍是相形见绌。对“伊斯兰国”来说，非法售油算不上新鲜事——到2010年，人们已认为该组织一直在“抽取伊拉克石油财富的份额，在北方开加油站，走私石油，向工业承包商勒索钱财”[19] 。不过到2014年8月底，能源分析师估计，该组织每天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将多达7万桶原油（重质原油每桶26~35美元，轻质原油每桶60美元），卖给内部黑市客户和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和库尔德斯坦等地的外部买家。[20] 通过这些倒买倒卖，“伊斯兰国”的每日收入为100万美元至300万美元不等，12月将达到3.65亿美元至11亿美元。[21] 不过，国际上合作打击“伊斯兰”的联盟自2014年9月下旬开始把目标对准叙利亚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石油设施，这将显著破坏实现此种前景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财政虽说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但也在充分利用其他资源，包括农业、棉花、水、电等。众所周知，该组织还有效地运作着绑架人质换赎金的行动，仅2014年8月就证实有四名外国籍人质（两名意大利年轻女性、一名丹麦人和一名日本人）被“伊斯兰国”绑架。[22] 或许寄希望于拿到赎金或者交换俘虏，“伊斯兰国”在2014年底和2015年初把这项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公开处决美国、英国和日本人质。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有力武器。例如，布鲁塞尔一位未具名的北约组织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国”在2014年4月收到来自法国的1800万美元赎金，不过这一说法遭到法国政府否认。[23]
即使在不具备全面控制权的地区，“伊斯兰国”仍然维持着敲诈勒索网络，收取保护费。“伊斯兰国”分支据称也盗窃古董，再到黑市上卖出。一名伊拉克情报官员声称，该组织在2014年初将来自大马士革北部奈卜克（al-Nabk）具有8000年历史的文物出售，赚得3600万美元。[24]
虽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长期以来在其控制或影响的地区实行影子税收（和勒索），不过自从宣布成立哈里发国以来，该组织便开始更多地推行官方税收制度。例如，伊拉克西部主要公路上的货运业务目前实行关税制度，征收对象是经伊拉克边境瓦利德（al-Waleed）和塔尼夫（al-Tanif）交叉通道而来的叙利亚和约旦的食品和电子产品运输卡车。截至2014年9月，税费为食品类每车300美元，电子产品类每车400美元，有时普通卡车统一征税800美元。这一系统本身出奇地专业，正如记者米切尔·普罗瑟罗所观察到的：“‘伊斯兰国’不仅保护商人免遭盗匪侵扰，也向他们提供文书，证明他们已经向‘伊斯兰国’纳税，还有仿冒的政府税收凭据，卡车司机可以拿给伊拉克陆军检查站看，这样他们不用另外交钱就可以通过了。”[25] 这种独立的财政能力除了保护“伊斯兰国”免于传统的经济反恐措施，还为其提供了社会影响力的源泉——无论是通过激励手段来鼓动部落效忠，还是通过提供粮食配给和燃料补贴来激起民众支持。例如，2014年5月-6月进攻代尔祖尔期间，“伊斯兰国”“花了200万美元诱使部落和领导人允许他们在该地的存在”，从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战略投诚和效忠宣誓。[26]
“伊斯兰国”给自己树立富有和成功形象的能力，增强了其从本地乃至境外招募新鲜战斗血液的效果。正如一名驻守阿勒颇的温和派指挥官在2014年6月以匿名身份透露说：“叙利亚人加入ISIS为的是钱，就是因为他们能付得起工资。”[27]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斯兰阵线”（Islamic Front）政治官员说得更是直截了当：“ISIS肯定会扩张下去的——它有的是钱，而现在叙利亚人太穷了。钱能改变一切——人绝望了，难免要去支持极端主义。”[28]
传播战略：玩转社交媒体
“伊斯兰国”内部运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有效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国际媒体关注。通过省级媒体账号和若干中央媒体部门，“伊斯兰国”在Twitter上的表现远远胜过其他所有武装组织；直到2014年8月，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该组织的所有Twitter账号被关闭。[29] 此后，“伊斯兰国”把账号短暂地转移到更加独立也更加注重隐私的平台——Diaspora，后来又到俄罗斯社交网站VKontakte扎根下来。好景不长，该账号在9月中旬也被封禁。[30]
“伊斯兰国”的各个账号协同发布特别重要的内容，事实证明此举果真能夺人眼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伊斯兰国”的“标准媒体”（Al-Furqan Media）于2014年3月17日发布了长达一小时的《剑鸣铿锵（一）》（Salil al-Sawarim I）视频，24小时内YouTube点击率达56998次。发布两个月以后，该视频在Twitter上的转发次数达到40小时内共计32313次——平均每小时转发量为807.825次。[31]
“伊斯兰国”还运作数个安卓（Android）应用程序，其中包括“福音的黎明”（Fajr al-Basha'ir），它能读取用户的个人信息，并且通过他们的账号发布统一内容。2014年6月9日至10日攻占摩苏尔期间，“福音的黎明”尤其活跃，它集中统一发布的一则Twitter信息，排在“Baghdad”（巴格达）一词全球搜索结果的榜首。[32] 2014年6月巴西世界杯期间，“伊斯兰国”相关账号甚至劫持了话题标签，给他们发布的军事媒体资料加上“#Brazil2014”（#巴西2014）或者“#WC2014”（#世界杯2014）之类的标签，这样就会出现在相同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中。[33]
自2014年四五月份以来益发注重英文资料，标志着“伊斯兰国”开始转向更广大的国际宣传，宣扬在新成立的“伊斯兰教国家”生活的构想。《达比格》（Dabiq）杂志——设计无可挑剔，用英语——采用巧妙的手法扩大了“伊斯兰国”的招募基础。例如，《达比格》创刊号探讨了“易卜拉欣的道路”（Millah Ibrahim，易卜拉欣是伊斯兰教先知，也称亚伯拉罕），大概是为了提醒读者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写过一篇知名文章，攻击沙特王室的合法性。“基地”组织最强大的联盟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的初衷就是反对沙特的君主制，因此这种关切很可能意在吸引该组织的支持者加入“伊斯兰国”。[34] 事实上，到8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查明AQAP和驻守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AQIM）都有“成群的战斗人员”叛逃到了“伊斯兰国”。[35]
社交媒体不仅吸引新兵和全世界的目光，更是让潜在的加入者不约而同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并确保持有塔兹基亚。此外，“伊斯兰国”统一行动的各个社交媒体账号所组成的协调网络，使该组织得以使用多种语言发布一致信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激斗也是在网络上开战。
治理“伊斯兰国”
通过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和恢复哈里发国，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掌握了管理和统治组织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结果是，“伊斯兰国”面对着圣战者的“根本困境”:“他们要是不治理，就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但以往记录显示，他们再三尝试都告失败。”[36] 不过，“伊斯兰国”如今已经保持领土（包括多个中心城市）的控制权，其宗教和政治活动不仅维持了治理，更是有所扩大。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居民称当地的行政机构“都快捷高效……各个部门都有联系，协调一致，[他们]共享信息而且大体看来善于合作。”[37]
在伊拉克，逊尼派人士认为什叶派政府压制逊尼派权利，“伊斯兰国”利用此种广泛的不满情绪，从中受益。民众对可行而稳定的逊尼派统治的普遍愿望，为“伊斯兰国”提供了有待填补的真空。“伊斯兰国”将市政管理（警察、伊斯兰教宣教、参与部落事务、征兵和训练、教育、沙里亚法院）和基于援助的服务（人道主义援助和设施管理）结合，以此来参与统治。因此，“伊斯兰国”为平民提供了民族国家体制所提供的大部分东西，而且监督力度更强。
摩苏尔便是范例。6月9日至10日，“伊斯兰国”花了仅仅24至36小时时间夺下了这座城市，6月12日便匆忙发布了瓦西卡特马迪纳（wathiqat al-madina，城市章程），列出16点纲要概述该地的新法律。[38] 强行颁布的摩苏尔条例乃是效法拉卡现有的章程制定的，“伊斯兰国”花了整整5个月才推翻拉卡的敌对势力，并在2013年10月取得单边控制。当时，“伊斯兰国”开始着手实现其治理愿景，其愿景在叙利亚内战的棘手形势下，带来了相对的稳定，获得了公众的默许。
事实证明，刚刚取得全体居民控制权之后的那段时期，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最为关键。攻占领土的最初时期里，大肆展示军事实力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权威感，不断促使大批武装人员前去“伊斯兰国”临时设立的“悔过办事处”倒戈投降。
贯彻实施沙里亚法的严格形式，显然是“伊斯兰国”治理模式的中心。在其种种教条之中，“伊斯兰国”推行哈杜德（hudud，伊斯兰教对于严重犯罪所规定的传统刑罚制度），强制要求每天五次礼拜[2]，杜绝毒品、酒精和烟草，控制个人形象（包括着装），禁止赌博、非伊斯兰音乐，要求男女分隔，下令毁坏宗教圣地。
针对信奉一神教的非穆斯林的齐米（dhimmi，保护）协定，已经在拉卡（始于2014年2月下旬）和摩苏尔（始于2014年7月17日）实施。这使得非穆斯林居民处于“伊斯兰国”的“保护”之下，只要他们定期支付吉兹亚（jizya，人头税）和遵守其他严格规定：最重要的几点是，不允许再建造礼拜场所，必须去除所有可见的信仰标志，不准携带武器，不准出售或消费猪肉和酒精。[39] 然而在实践中，这种“保护”意味着非穆斯林居民被贬为二等公民。在摩苏尔，假如非穆斯林公民没有点头同意，没有皈依伊斯兰教，没有在48小时内离开该城，那么齐米协定就伴随着“除了剑一无所有”的威胁生效。[40] 后来，沙巴克人和土库曼人社区内基督教徒和什叶派教徒所有的房子被涂上了阿拉伯语单词“努”（noon）——意指奈斯拉尼（nasrani，基督教徒），以及“拉”（ra）——表示拉菲达。三天之内，摩苏尔市的绝大多数基督教徒和什叶派教徒都弃城而去。[41]
至于信仰非一神教的居民，“伊斯兰国”的做法是绝对不妥协。经过数月大部分未经证实的指控，“伊斯兰国”在2014年10月承认其将雅兹迪族人称为穆什里克（mushrik，多神教徒），故而他们也是撒旦教徒——可以被合法奴役，他们的妇女可以做“伊斯兰国”的妾。[42]
最终，“伊斯兰国”的政治规划是建立逊尼派伊斯兰教国家。因此，若要说非逊尼派人士还能享有什么权利的话，也只有最低限度的权利。
由于周边环境欠稳定，“伊斯兰国”攻占领土之后就立即着手建立法律与秩序。警察部队——男性和女性——迅速得到组织和部署，上街巡逻，执行传统民法和沙里亚法，沙里亚法院也很快成立起来。这种调动速度往往是由优厚的薪水所促成的。尽管对法律与秩序的重视很明确，但各个地区的执法水平则不尽相同。例如，截至2014年10月中旬，“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行为准则的严格程度便比不上在拉卡强制推行的水平。很显然，“伊斯兰国”在不同地点面对不同的情势，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动。然而，该组织在某个方面又是一致的：控制市政当局的时间越久，其统治就越强硬也越自信。不过，这还是没能达到2008年那样的极端水准：当时“伊拉克伊斯兰国”明令禁止妇女购买黄瓜（因为黄瓜带有性暗示意味），禁止销售冰激凌（因为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不存在冰激凌这种东西）。[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