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存续和发展”第二章 襁褓之中的“伊斯兰国”第三章 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3
然而，“伊斯兰国”并不仅仅关心纪律和惩戒。该组织也花费大量财政资源来提供社会服务。占领市镇之后的首要举措，就是控制工业和市政服务设施，以确保它所认为的更加有效和平等的服务。一直以来，这意味着掌控电、水、气供应，当地工厂，甚至面包店——这一切让“伊斯兰国”掌握平民大众的核心需求。
同样，“伊斯兰国”经常补贴主要商品——特别是面包——的价格，也一直在限制房租价格，这一点人所共知。比如说，2014年7月夺取代尔祖尔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伊斯兰国”拨款出资，将面包价格从200叙利亚镑降低到45叙利亚镑，同时强制要求面包店为穷人提供扎卡特（zakat，伊斯兰教的一种慈善义务）。[44] 在摩苏尔，“伊斯兰国”在攻占该城的前一天便建起一座免费医院，后来又将房屋月租价格限定在更加负担得起的85美元。[45]
“伊斯兰国”经常开设民用公共汽车，并且往往免费提供服务。该组织还修复电力线路、道路、人行道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设立邮政服务，为儿童提供医疗保健和预防接种，为穷人施粥送饭，为建设项目提供贷款，为男孩女孩开办以学习伊斯兰教为主的学校。在拉卡，“伊斯兰国”甚至成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办公室，让出售劣质商品的店家关门歇业。[46] 简言之，“伊斯兰国”力图提供一个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的同等服务，不过用该组织的话来说，是以一种更加合乎道德的方式。
“伊斯兰国”宗教和政治统治的另一项关键要素就是宗教教育和宣教。除了推出新的学术课程，该组织还经常举办公开达瓦（da'wa，宣教）活动，“教育”民众生活在“伊斯兰国”统治之下有种种益处。[47] 孩子们时常在这些场合收到免费的餐点和礼物，偶尔也会被当地部落首领或其他政要当成庆祝拜阿宣誓的道具。根据阿布·杜贾纳所言：“当ISIS开进霍姆斯省时，人们都非常怕我们，不过四五个月以后，大多数村长都宣誓效忠我们，几百位村民都自愿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教育了人民，教会了他们读书识字，给孩子们开了接种疫苗的诊所，阻止了盗贼和强盗，还让交易活动恢复了正常。”[48]
“伊斯兰国”制订了近乎完备的治理模式，结合该组织庞大的财政资源，这一模式大体上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在冲突和不稳定的大背景下出台这些治理措施，使逊尼派平民更容易被迫接受其苛刻的规范准则。这项要素是“伊斯兰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死刑（有时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被投石处死）和截肢（谋杀、通奸、抢劫等罪行的刑罚）无疑表明了“伊斯兰国”的残暴程度令人震惊。此种“大棒”，再加上社会服务所提供的“胡萝卜”，有时会让“伊斯兰国”——至少在近期内——成为可行的替代选择：一方面替代压制、注重宗派、深受境外影响的政府，另一方面替代无能、“温和”的反对派。
[1] 爱资哈尔大学是埃及伊斯兰乃至全世界逊尼派穆斯林的最高宗教学府，专门培养伊斯兰高级宗教人才；穆夫提学院是穆斯林教育机构，也是伊斯兰教教法的解释和研究中心。——译者注
[2] 即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和宵礼。——译者注
用美国国务院当时负责伊拉克和伊朗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雷特·麦格克的话来说，“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糟糕”，它“不再是一个恐怖组织……而是全面成熟的军队”。[1] 事实上，正如本书通篇提及的，“伊斯兰国”现在已经拥有大量武器装备，运作方式如同严格的军事组织，到处都是富有献身精神的新兵，事实也证明该组织有能力进行重型武器支持的轻步兵部队作战。“伊斯兰国”通过煽动宗派冲突、利用政治弱点、发挥有效而残暴的军事实力等深思熟虑、有条不紊的战略，近年来已实现相当程度的扩张。
尽管其基本结构始终是恐怖组织，但“伊斯兰国”无论在规模和目标上都大大胜过恐怖组织，它足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效地建立和维持一个原始的国家。从军事角度来看，“伊斯兰国”就像是融入民众的游击队组织。因此，“伊斯兰国”应该被视为性质上比恐怖组织更重要的东西，但是挫败它的适当策略中，都包含重要的反恐成分。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扩张，大大得益于强烈的区域不稳定和民族国家边境的弱化。通过利用和加剧此种形势，“伊斯兰国”获得了军事实力、倍增的国际成员和空前的财政资源。
“伊斯兰国”的前身组织经受了兵多将广的美国军队打击和资源雄厚的部落起义而存活下来，如今面临的社会政治条件则要有利得多。该组织的“五步走”发展路线——希吉拉（hijra，迁移）、贾迈阿（jama'a，集合）、推翻塔古特（taghut，异见统治者）、塔姆金（tamkin，联合）、海拉法（khilafa，建立哈里发国）——现已完成。[2] 留给“伊斯兰国”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成功巩固和统治现在的“国家”，避免其沦为自身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这项挑战的难度在现有国际军事干预（包括空中打击和巡航导弹打击等形式）之下已经翻了一番。从运作上看，这些干预所代表的，与其说是要全力摧毁“伊斯兰国”兵力和领土控制权，毋宁说是一种遏制战略。不过，“伊斯兰国”也失去了伊拉克北部部分地区和巴格达南部的部分控制权，而外部干预总体上抑制了“伊斯兰国”的进攻行动，迫使该组织的活动在受其控制或影响的地区转入地下。
因此，“伊斯兰国”未来成功和征募新兵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在面对遏制战略时仍然保持军事势头。不管是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本土武装力量很大程度上无法借着国际军事打击之机发起强力反攻。这种情况或许对该组织有利，如果继续下去，“伊斯兰国”极有可能会尝试转向合并战略。
目标：伊拉克和叙利亚
在伊拉克，“伊斯兰国”很可能会继续努力，破坏社会的稳定形势，强迫逊尼派群体认识到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的新政府无法代表人民的权利。特别是在伊拉克，“伊斯兰国”严重依赖于激发冲突动荡，以维持与其他逊尼派派系的权宜之交，否则该组织很难保持足够的合法性。
在军事上，“伊斯兰国”将寻求巩固其在摩苏尔的权威，但没有对抗其他有政治理念的派别，比如“纳克什班迪教团军”。巩固和扩大领土控制权的活动，也可能发生在整个安巴尔省，特别是希特（Hit）、哈迪塞（Haditha）和拉马迪，还可能出现在尼尼微和萨拉赫丁的部分地区。此外，基尔库克和迪亚拉有可能继续出现反叛式动乱袭击和偶发大规模轰炸，这类联合行动针对的仍是安全部队。
同时，“伊斯兰国”很可能会发动宣教运动，称国际打击反对逊尼派教徒的意愿，并将其比作对伊拉克的间接入侵。若巴格达没有真正的政治进程，这种观念管理便会非常可行。“伊斯兰国”也有可能逐步扩大其在首都各地的爆炸和其他攻击活动，试图引发同什叶派民兵针锋相对的宗派冲突局面，以此抵消中央政府缓和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紧张关系的一切企图。
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希望巩固对“首都”拉卡以及其他地区的控制。同时，该组织在叙利亚西北部（主要是哈塞克省库尔德人地区）的进攻作战，将继续推动其在伊拉克西北部握有控制权的地区与叙利亚东北部联合。这会加剧“伊斯兰国”与“人民保卫军”的冲突，后者可能开始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寻求援助，而美国只能转而支持在严格意义上应该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Partiya Kerkerên Kurdistan,PKK）——正如2014年8月辛贾尔山（Mount Sinjar）附近，美国方面也曾出手帮助。[3]
尽管国际打击不断，“伊斯兰国”仍有可能保持其在西部阿勒颇的进攻势头，尤其是在库尔德边境城镇科班[Kobane，又名艾因阿拉伯（Ayn al-Arab）]、与土耳其接壤并由反对派控制的巴卜萨拉梅（Bab al-Salameh）周边市镇，以及类似区域。而在伊拉克，“伊斯兰国”也试图将国际干预描述成针对平民的侵略行动，并且利用大批反对派阵营的伊斯兰教徒的愤怒来达成募兵的目的。
为了扩大行动范围，尤其是向南部地区进军，“伊斯兰国”可以利用叙利亚反对派内部日益滋生的沮丧感，尤其是与约旦和土耳其等地受到西方支持的组织保持联系的那些人。如今广受欢迎的“胜利阵线”和叙利亚北部的其他国际圣战分子派系都成为打击目标，在此背景下，反对派人士会马上报告向“伊斯兰国”投诚的行为。[4]
地区规划和国际目标
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阿布·奥马尔（Abu Omar）于2014年6月接受采访时的言论来看，“伊斯兰国”的宗旨可谓昭然若揭：“我们在沙姆和伊拉克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强，但一切不会就此结束——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打败所有塔古特政权，把伊斯兰教带到这个地区，包括古德斯[al-Quds，耶路撒冷]。”[5]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国”的惯用手法是加强其伊斯兰教权威。然而，该组织目前的做法看来并没有急于扩大行动。在黎巴嫩，“伊斯兰国”先是以最小的活动规模站稳脚跟，宣称制造了6月25日贝鲁特一家旅馆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11人受伤；同时联手当地的“胜利阵线”成员，于8月2日至7日暂时占据了位于贝卡谷地（Bekaa Valley）东部的市镇阿尔萨勒（Arsal），造成20名保安人员死亡，俘虏了19名政府军人。[6] 2015年初，该组织完全扎根黎巴嫩，并在阿尔萨勒等边境区域以外的地方活跃起来。
在约旦，“伊斯兰国”在南部城市马安（Maan）以及扎尔卡（Zarqa）、伊尔比德和索尔特（Salt）等地，保留着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支援基地。根据最近的估计，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战斗的大约2000名约旦人中，一半都是“伊斯兰国”成员。[7] 然而，约旦的萨拉菲派群体相对而言更青睐“基地”组织，因而也更青睐“胜利阵线”，这给组织内部的安全带来更加显著的威胁，至少在短期内如此。2014年9月下旬，多名身经百战的圣战理论家——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阿布·卡塔达·菲利斯蒂尼、伊亚德·库纳伊比（Iyad al-Qunaybi）、艾曼·比拉维（Ayman al-Bilawi）——现身约旦，表明这个亲“基地”组织群体仍然握有绝对的发言权。[8]
仅在叙利亚，就有超过1000名沙特阿拉伯人在参加战斗（大多数是为“伊斯兰国”服役）；几乎可以肯定，沙特本土也有相当可观的“伊斯兰国”支持基础。支持“伊斯兰国”的涂鸦和传单反复出现，遭逮捕的恐怖分子日益增多，一切都表明，对于这个显然存在的支持基础所引发的危险，沙特的担忧愈来愈深。[9] 然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或许仍保留着在沙特境内发起袭击的可能性，尽管该组织高层领导人马蒙·哈特姆（Mamoun Hatem）曾宣布支持“伊斯兰国”，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应忽略。[10]
土耳其因为纵容境外战斗人员越境进入叙利亚而广受指责；同样广为人知的事实是，“伊斯兰国”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南部边境地区布下了募兵和支援网络。[11] 虽然2014年3月发生在土耳其尼代省的3人丧生事件常被归罪于该组织，不过此种对于“伊斯兰国”而言较为宽松的环境，其价值就在于该组织可能不必在短期内向土耳其发起扩张行动。[12] 然而，土耳其人日渐担心的问题是，该组织可能利用南部地区的大量难民来组建武装队伍。正如北约恐怖主义防御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Defence against Terrorism）的培训主管奥马尔·法鲁克·坎特纳（Omer Faruk Cantenar）所说：“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是土耳其的一大安全隐患。……土耳其的难民人数将近100万，其中有一半都不在难民营。这就使得……很难百分之百掌握这些个体的确切活动。”[13] 此外，如果土耳其对“伊斯兰国”在本国的支援和募兵网络痛下决心予以取缔，那么“伊斯兰国”的报复也绝对不容小觑。
在非洲北部，利比亚市镇德尔纳（Derna）的亲“伊斯兰国”势力显然很小，也有传言坚称突尼斯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和利比亚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已经宣布效忠“伊斯兰国”。[14] 在阿尔及利亚和加沙，亲“伊斯兰国”派系已经出现，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Jama'at Ansar Bayt al-Maqdis）的行动也暗示，他们至少已经在学习“伊斯兰国”的运作模式。[15]
在更远的地方，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据称曾于2014年8月下旬宣布，博尔诺州果扎地方政府区已经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国的一部分”。[16] 同时，巴基斯坦的分支派系“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ehrik-e-Taliban Pakistan，也称为“支持者组织”（Jamaat-e-Ansar）]宣布支持“伊斯兰国”，但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效忠“基地”组织。[17] 在菲律宾，反政府武装“摩洛伊斯兰自由斗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Fighters）和东南亚极端反政府武装“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 Group）的分支派系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18] 在印度尼西亚，被囚禁的前“伊斯兰祈祷团”（Jamaah Islamiyya）头目阿布·巴卡尔·巴希尔（Abu Bakar Bashir）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据称此前他已协助该组织转移资金。[19]
无论在黎凡特地区以内还是以外，在建立实际行动部门之前，“伊斯兰国”都希望先发展出能够诱发本国动荡的支持基础。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因此未来数个月时间里，“伊斯兰国”除了在邻国煽动地区动乱，不太可能再做出别的事情了。不过，假如“伊斯兰国”能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成功巩固这个“国家”，那么它也很可能在2015年选择直接扩张。
外国战斗人员回流
根据近期的统计研究来看，目前叙利亚和伊拉克至少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00多名外籍战斗人员。[20] 外国战斗人员的规模如此空前，不由让人极其关心他们的“回流”问题——即公民返回原籍国从事恐怖袭击活动。[21]
根据在社交媒体上对外籍战士的访谈所形成的报告，对于回流问题的潜在威胁往往都是轻描淡写，不过在网上使用公开账号的外籍战士毕竟只占“伊斯兰国”全员很小的一部分。[22] 此外，那些大胆宣称要报复国际空中打击行动的人，都表示没有回家的打算，而是更愿意在战斗中“殉教”。正如英国籍“伊斯兰国”战士阿布·杜贾纳所言：
在我离开前，我只是一个想帮助受压迫者的普通人。我不是罪犯，我也没有跟其他人或者跟警察有什么矛盾。但是对我来说[下决心去叙利亚]并不难。……这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要是我们想把公交车炸飞，我们可以到互联网上学，然后再去做。我们的目标是阿萨德，不是卡梅伦。……我们都不打算回国，因为我们知道去叙利亚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的公民身份被撤销了。……帮助受压迫者，好过一本红色护照。[23]
不过实际上，外籍战斗人员选择回原籍国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很难预测，应该当成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对待。根据1990年至2010年的数据来判断，大约11%的外国战士在回原籍国后成为活跃的安全威胁——这个比例并不低。[24] 西欧国家约有3000名战士在叙利亚，这就意味着潜在的恐怖分子达到330人。[25]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近期最突出的恐怖袭击中，有三起涉及曾前往境外冲突地带（叙利亚、达吉斯坦、肯尼亚和索马里）的本国公民。[26] 也有案例表明，曾经游历过叙利亚的战士或个人，受“伊斯兰国”指挥官影响，返回原籍国策划或成功实施袭击。法国籍圣战分子迈赫迪·内穆什（Mehdi Nemmouche）和易卜拉欣·布迪纳（Ibrahim Boudina）的例子表明，对此类事件的担忧已经成为现实。[27]
日渐加剧的关切促使欧洲各国开始强化国内安全措施。例如，2014年，英国当局逮捕的与叙利亚有关的涉恐人员至少是2013年的五倍；8月29日，英国政府宣布将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提高到“严重”。[28]
外籍战士回流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与“伊斯兰国”有关的个人。这种日趋严峻的威胁也源于其他圣战组织，尤其是在叙利亚——这里已经孕育了相当数量的由外籍战士创立、指挥和组成的组织：
——“移民和支持者军”（Jaysh al-Muhajireen wa al-'Ansar），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现为“高加索酋长国”（Imarat Kavkaz）一翼];
——“基地”组织；
——“伊斯兰沙姆运动”（Harakat Sham al-Islam），主要来自摩洛哥；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来自中国；
——“神力猎鹰旅”（Katibat Suqur al-'Izz），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
——“绿色旅”（Katibat al-Khadra'），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
——“沙姆战士”，主要来自黎巴嫩；
——“沙姆勇士”（Junud al-Sham），主要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
——“利比亚利剑旅”（Katibat al-Battar al-Libiya），主要来自利比亚；
——“哈里发战士”（Usud al-Khilafa），主要来自埃及；
——“布哈里伊玛目旅”（Katibat Imam al-Bukhari），主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外来人军团”（Firqat al-Ghurabaa），主要来自法国；
——“基地和沙姆激战”（The De Basis and Sham alMalahim）网络，主要来自比利时和荷兰。[29] 以上组织当中，许多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示，有意愿在本国范围内继续行动。作为回应，美国在2014年9月24日将“移民和支持者军”和“伊斯兰沙姆运动”列为恐怖组织。
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之外的个人，同样可能在其原籍国发动恐怖袭击，借此显示自己对“伊斯兰国”的忠诚。2014年9月22日，“伊斯兰国”首席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呼吁，对于参与空中打击该组织的国家，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支持者应袭击他们的公民。此后，发生这类袭击事件的可能性增加。[30] 此前，8月中旬，19名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马来西亚圣战者因蓄谋在吉隆坡附近发动炸弹袭击在该城郊外被捕。[31] 澳大利亚发生这类行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显著：9月，昂马尔詹·阿扎里（Onmarjan Azari）因策划恐怖行动被逮捕，阿卜杜勒·努曼·海德尔（Abdul Numan Haider）因袭击反恐调查员而被击毙。[32]
“伊斯兰国”以一种取代“基地”组织的优秀组织的面貌出现，特别是因为它成功实现了领土控制、人口统治，并给近敌和远敌都构成了威胁。不过，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尚未在直接攻击“远敌”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打击“伊斯兰国”
根据叙利亚武装组织“哈比卜·穆斯塔法旅”（Alwiya al-Habib al-Mustafa）一名官员的观察：“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履行其价值标准和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承诺，那么ISIS就会成为唯一的恩主。很遗憾，这已经发生了，而且最终，叙利亚会比阿富汗更糟糕。”[33] 当“伊斯兰国”继续转变成包罗军事、宗教、政治、经济、社会职能的多层级组织之际，此种可能性也就与日俱增。“伊斯兰国”放弃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大部分无关紧要的地区，成功动摇了伊拉克的局面，加深了叙利亚反对派内部的分裂和猜疑。
要想牵制“伊斯兰国”的发展并且最终战胜它，要让各项措施发挥作用，就绝不能只将它作为恐怖组织来对待。因此，行之有效的战略不仅须包含反恐实践，还少不了经济、政治、外交、社会和宗教政策等各个方面。正是因为千头万绪极为复杂，打击“伊斯兰国”才需要从长计议，更重要的是，需要地方参与者在前面牵头，西方国家在后面支持，而不是反过来。
其中一个重要步骤是，加速推进和扩大现有政策，支撑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为其提供培训、武器装备和情报。应该将反对派组织塑造成更有代表性的“国民军队”，或者是叙利亚境内的“总参谋部”（Hay'at al-Arkan），唯有这样组织才有可能切实打败“伊斯兰国”。
到目前为止，西方对叙政策——尤其是缺乏保护平民免受国际打击的切实措施——使很多反对派武装反戈相向。叙利亚遭遇首次打击的三天时间内，西方支持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以及得到西方援助的“哈兹姆运动”（Harakat Hazm）、“圣战军”（Jaysh al-Mujahideen）、“13军团”（Forqat 13），还有其他至少15个主要反对派组织，都对干预行动表示同声谴责。
只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团体没有收到他们认为足够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伊斯兰国”就会受益。这种援助将有助于缓和伊斯兰教徒与波斯湾国家所支持的萨拉菲派群体——尤其是“伊斯兰阵线”成员的关系，应当在局势出现反弹前加以充分利用。根据来自大马士革的一位伊斯兰战斗人员所说：“要是ISIS来到我们这片地方，那么我们就有两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打败他们，要么加入他们。”[34] 后者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为了配合这些重要举措，还要做出更多努力：说服俄罗斯和伊朗停止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使其认识到保障大马士革的和平过渡更能带来叙利亚的长期稳定。伊朗在前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下台一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就是一个榜样，尽管不那么充分，但也可以在叙利亚如法炮制，进而促成建立在阿萨德下台基础上的政治折中方案，这将有助于稳定当前的动荡局面，从而让“伊斯兰国”陷入困境。
在伊拉克，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现有合同应该予以兑现，但进一步的援助应该附加严格的条件。在大部分伊拉克陆军全线溃败（特别是2014年6月）之后，“伊斯兰国”和其他逊尼派组织缴获了大量伊拉克军事装备，其中大多数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这种溃败意味着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要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继续向这样的部队提供武器的行为理应受到质疑。为此，伊拉克应该为现有项目建立一个拓展计划，以监督伊拉克武装部队的重建，评估其长期对抗“伊斯兰国”的能力。支持什叶派民兵的力度也应大幅削减。重建占领伊拉克期间与逊尼派部落形成的关系，并且将其用作对抗“伊斯兰国”的影响力来源。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组建第二支萨赫瓦或者以部落为基础的“国民警卫队”应该是一项重大目标，不过任何这样的努力都应该避免太过信任分散和冲动的部落武装力量。
伊拉克北部的政府权威垮台之际，库尔德武装“自由斗士”（Peshmerga）已经证明是对抗“伊斯兰国”更可靠的力量，为达成军事和情报目的，应该对它加以利用。就这一点来说，大规模扩张中情局在埃尔比勒的驻地也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35]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皆有必要制定和实施这样一项广泛的战略，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削弱“伊斯兰国”最显著的优势——特别是收入来源、武装部队的机动性、有效的领导和指挥机构、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对于区域持续不稳定局势的利用。
堵截“伊斯兰国”收入来源的现行做法开始于2014年9月下旬，目前需要修改。虽然该组织的许多收入是通过非法生产、精炼和销售石油赚得的，不过要是把目标放在这些资源本身，因而导致供应短缺，则会对平民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冬季。较为明智的策略应该是，打击将石油输送给客户的交通基础设施。这种做法还能收到额外效果，就是切断“伊斯兰国”通信、指挥和控制的关键节点。另外，也针对购买或转让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石油和其他财政资源者，应采取措施扩大和加强现有的国际制裁。以上步骤合起来，构成了高度依赖情报工作的行动，需要当地人士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锁定目标和加重“伊斯兰国”损失方面上。
破坏“伊斯兰国”人力和资源机动性的一项有效手段是，打击其皮卡车队和缴获的装甲车。“伊斯兰国”仍然算是相对较小的军事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大约2.5万至3万名战斗人员。“伊斯兰国”一直以来的扩张行动，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军事胜利，更广义地说，取决于其机动能力。关键在于，这项战略需要由当地人来实施，辅以大量空中侦察、空中力量支持，以及额外军事训练支持和装备供应，特别是无后坐力穿甲炮和反坦克导弹。
打击“伊斯兰国”领导层，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由地方人士发起、在地方层面展开、以情报为主导的一致行动。这些措施的主要目标是收集关于“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身份和军事指挥机构活动范围的情报。然后，将这些情报投入现有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包括国际空中打击和当地人发动的地面打击。如果“伊斯兰国”经验丰富的领导层结构受到持续侵蚀，该组织就会更容易受到叙利亚敌对团体和伊拉克敌对团体（如有组建）地面军事活动的攻击。
为了打击“伊斯兰国”的社交媒体势力，2014年8月中旬便已开始积极行动，未来应该继续采取更加强有力的做法。尽管永久删除社交媒体上“伊斯兰国”的所有账号，会失去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来源（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封杀），但是这种持续施压会让“伊斯兰国”处于被动防守的位置，也迫使它投入资源来维持其网络曝光率。同时，可以在网上质疑该组织的宗教和政治学说，使用“间谍”账号（账号管理者受政府雇用，具备伊斯兰教信条和教法方面的丰富知识）到圣战者在线社区抹黑该组织的动机。如果同样的信息在更广泛的圣战者在线社区里引发内讧，这项措施则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由于“伊斯兰国”获益于不稳定的局势和欺骗、镇压和屈辱等观念，因此有必要消除这些条件。如果伊拉克和叙利亚未来能稳定下来，那么“伊斯兰国”很快就变成离水之鱼。就叙利亚而言，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总统阿萨德并不代表国民统一支持的领导人。叙利亚是一个多宗教和多种族的复杂国家，至今仍有未卷入冲突的重要“中间地带”。打破反对派和政府二元对立的形象，通过国内对话和交涉来维护叙利亚领土完整和社会团结，这样国际社会才有可能促成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这将是伊朗和俄罗斯可接受的做法，但关键在于，这必须包括阿萨德最终辞职或被人取代。
在伊拉克，应该寄希望于巴格达已经开始的政治进程，而且地方逊尼派人士，包括参与武装活动的行动者，应该逐渐加入、回归到国家同路人的队伍中来。政府及下属各类机构必须加强执政能力，维持国家统一，保证宪法赋予所有群体的平等权利。在这个方面，伊拉克远比叙利亚领先，但两个国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长期专门的国际支持将是维持这一进程的宝贵动力。
这项战略的许多层面都离不开大规模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这些工作涉及人力、地理空间、信号、开源和社交媒体方面的种种努力。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彻底变革了发布叛乱和军事活动资料的开源平台的用法，从而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的行动情报。这一渠道应该更好地加以利用。
或许这项战略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它会大大增强地方人士的参与水平。地方行动者掌握着持续击败极端主义和奠定稳定和平基础的关键。在伊拉克，这意味着帮助重整军队，与库尔德人协调配合，重新联合逊尼派部落。目前这三件事都已经在进行，但在规模和范围上仍需进一步扩大。
在叙利亚，美国及其盟友仍然与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各类行动人士保持着遥远的距离，后者几乎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援助（资金、培训、装备——无论是致命的还是非致命的）以对当地冲突形势产生实质影响。同时，部落力量基本上仍被忽视，尽管他们极有可能对当地社会施加影响。2014年8月初，拒不投降的沙伊塔特部落在代尔祖尔奋起抗击“伊斯兰国”，在两个多星期的战斗中花费大约600万美元贷款，最终遭到残酷镇压。[36] 尽管沙伊塔特的决心战斗，显然和国际社会一样，是为了相同的事业，不过该部落并没有从国际社会方面得到任何援助。
在多边层面，应当增强与区域各国的安全合作，特别是强化国内反恐、边境管制和监视能力。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引发整个中东地区各个宗派乃至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很有可能在今后多年内还将延续。区域各国应当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应对内部稳定和安全方面的威胁，防止国内冲突进一步蔓延。
同样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外国战斗人员回流问题造成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外籍战士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其规模之大，足以成为西方情报机构需要优先考虑的议题。与其将情报工作的重心放在阻止个人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上，不妨采用更有效也更高效的办法，也就是重点关注返回西方国家的（少数）个体。
自从1999年在约旦和阿富汗首次出现以来，“伊斯兰国”及其前身派别已经历了相当大的演进，既从经验中学习，也能适应新的运作环境。尽管其内核一直是恐怖组织，但“伊斯兰国”已经发展成为真正强大的武装组织，成为远近民族国家的对手。军事上，“伊斯兰国”形成了专业而又组织严密的高层和现场指挥结构，不仅有能力规划、协调、实施复杂的进攻和防御行动，还能巩固其战斗成果。社会和政治上，“伊斯兰国”建立了一套治理模式，尽管手段极端，但生活于动乱绝境中的平民有时也能接受。
然而，“伊斯兰国”的主要弱点和最终导致其灭亡的潜在根源在于，其最终目标并非仅限某个地区而是放眼全球，而此种决心恐怕任谁都难以驾驭。随着美军撤离伊拉克，叙利亚内部冲突爆发，整个地区宗派冲突扩散，“伊斯兰国”实现复兴、取得战略成功的条件近乎完美。整个2013年以及2014年在叙利亚不断增长，2014年1月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开疆拓土，6月攻占摩苏尔，一切都在昭告“伊斯兰国”实现其目标的前景非常现实。
然而，2014年8月开始，该组织在叙利亚绑架和公开处决多名美国和英国人质，标志着一种战略转移。虽然杀戮的本意是为了反击或报复美国空袭伊拉克的行径，但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却是可能换来更加密集的军事干预。另外，2014年9月下旬，“伊斯兰国”发布官方公报，呼吁世界各地的追随者攻击西方国家的公民，“不论他们在何处”；当时“伊斯兰国”已经被认为是真正的国际威胁，此公报更是加重了这种危机感。
这就是现在真正的现实。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部干预顺利进行，化解“伊斯兰国”所构成危险的唯一希望在于，改善这些国家现有的政治失败，支持同“伊斯兰国”地面武装作战、有代表性也受到欢迎的地方部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社会理应扮演好促进者、保证者和实施者的重要角色，但决定“伊斯兰国”长期命运的应当是所在国家的地方人士。
本附录根据公开资料信息和笔者个人研究成果汇编而成，完稿于2014年10月20日。“伊斯兰国”对于成员（包括高级指挥官）死亡信息的披露非常透明，因此我们假设这些载有名字的人物尚在人世。不过，由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迎来国际军事打击，因此无法完全排除这些人物已经丧生的可能。此外，当然也有可能这些职位已被他人顶替。
人名说明：圣战者很少使用出生时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往往是库尼亚名（kunya，冠上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来代替本名，例如“阿布·阿卜杜拉”就是指“阿卜杜拉之父”），这也是人们通常认识此人的名字。因此，笔者通篇都保留了圣战者的名字，而不是出生时的本名。
易卜拉欣哈里发：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
本名：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伊拉克人，出身于阿布巴德里（Al-Bu Badri）部落，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在巴格达伊斯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创立武装组织“联合圣训军”（Jamaat Jaish Ahl al-Sunnah wal Jamaa）对抗美军。2006年加入“圣战军舒拉会议”,2007年接管“伊拉克伊斯兰国”沙里亚委员会。
来源：“伊斯兰国”官方媒体内容。
伊拉克地区副手：
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
本名：法德勒·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哈亚里
伊拉克陆军前中校，伊拉克特种部队前军官。来自尼尼微省特拉法尔（Tel Afar）。据称在2014年底一场联合空袭行动中丧生。
来源：Hisham al-Hashimi and Telegraph interactive team, “Revealed: The Islamic State ‘Cabinet,' From Finance Minister to Suicide Bomb Deployer,”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Julian E. Barnes, “Several Islamic State Leaders Have Been Killed in Iraq, U.S. Says,”Wall St.Journal, December 18, 2014。
叙利亚地区副手：
阿布·阿里·安巴里
本名：不详
伊拉克军队前少将，来自安巴尔省。
来源：Ruth Sherlock, “Inside the Leadership of the Islamic State: How the New ‘Caliphate' Is Run,” 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国防部长：
阿布·苏莱曼（Abu Suleiman）
本名：纳塞尔丁·阿拉·阿布·苏莱曼（Nasser al-Din Allah Abu Suleiman）
来源：哈奈因圣战论坛（Hanein Jihadist Forum）,2014年7月2日。
叙利亚军事作战主管：
奥马尔·希沙尼（Umar al-Shishani）
本名：塔尔汉·塔尤穆拉佐维奇·巴季拉什维利（Tarkhan Tayumurazovich Batirashvili）
格鲁吉亚籍车臣人。格鲁吉亚军事情报部队前军士。曾在叙利亚率领“移民和支持者军”，后加入“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
来源：“伊斯兰国”官方媒体内容。
高级军事指挥官：
阿布·瓦希卜（Abu Wahib）
本名：沙克尔·瓦希卜·法赫达维（Shaker Wahib al-Fahdawi）
2006年被美军逮捕并判处死刑。2012年9月从提克里特的监狱中逃脱。
来源：“伊斯兰国”官方媒体内容。
首席发言人：
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
本名：塔哈·苏卜希·法拉哈
叙利亚人，来自伊德利卜省，2002年至2003年宣誓效忠阿布·穆萨卜·扎卡维，后任哈塞迪军事教官和埃米尔至今，2005年曾被美国军队囚禁。
来源：“伊斯兰国”官方媒体内容。
综合管理部长：
阿布·阿布德·卡迪尔（Abu Abd al-Kadir）
本名：肖卡特·哈兹姆·费尔哈特（Shawkat Hazm al-Farhat）
来源：“Revealed: The Islamic State ‘Cabinet,'”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囚犯管理部长：
阿布·穆罕默德（Abu Mohammed）
本名：巴沙尔·伊斯梅尔·哈姆达尼（Bashar Ismail alHamdani）
来源：“Revealed: The Islamic State ‘Cabinet,'”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综合安全部长：
阿布·卢艾（Abu Louay）/阿布·阿里（Abu Ali）
本名：阿布德·瓦希德·卡迪尔·艾哈迈德（Abd al-Wahid Khadir Ahmad）
来源：“Revealed: The Islamic State ‘Cabinet,'” 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财政部长：
阿布·萨拉赫（Abu Salah）
本名：穆阿法克·穆斯塔法·穆罕默德·卡尔马什（Muafaq Mustafa Mohammed al-Karmoush）
来源：“Revealed: The Islamic State ‘Cabinet,'”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综合协调部长：
阿布·哈贾尔·阿萨菲（Abu Hajjar al-Assafi）
本名：穆罕默德·哈米德·杜莱米（Mohammed Hamid alDulaimi）
负责协调“伊斯兰国”内部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