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尼上将登场
在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爵士上将受命进攻圣尤斯特歇斯岛的时候，他是西印度群岛英国舰队背风岛基地的指挥官。对于圣尤斯特歇斯岛沦为英国敌人的经常性补给地，他早已耿耿于怀。他个性倔强，雷厉风行，早就期待有机会教训荷兰人。当他在向风群岛东端、离巴巴多斯不远处驻防时，在1781年1月27日，他接到了命令，告知他英国现在已经与荷兰联省处于交战状态，鉴于“联省议会及其臣民的诸多侮辱性举动，为了获得赔偿，洗刷耻辱，国王陛下的陆海军队指挥官对西印度群岛荷兰属地的进攻和征服必须成功”，海军部建议立即采取行动。他们建议“第一批目标为圣尤斯特歇斯岛和圣马丁岛，因为预计它们不可能做出像样的抵抗”。罗德尼还得到授权就相关“行动”与沃恩（Vaughan）将军商量——沃恩系陆军指挥，因预期的战斗已经在几周前出发。在18世纪，获得物质财富几乎是所有战争的正当性理由，在这里自然也不能被忽视：海军部指出，由于“那里储藏着大量物资”，“如果我们迅速行动，它们就归我们所有”，因此建议“立即进攻夺取这些岛屿”。罗德尼在12月25日写给海军大臣桑德威奇的信中说，由于马提尼克拥有背风群岛最好的港口，因此“是最适合攻击的岛屿”。假如英国拥有这座岛屿，那么可能对战争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英国当时最迫切的目标是切断从圣尤斯特歇斯岛流向其敌人——美洲殖民地反叛者及法国——的违禁品。桑德威奇在刚刚过去的9月曾经告诉内阁，从英国出发经过护航运送的供给和海军仓储物有2/3都会最终驶向圣尤斯特歇斯岛，然后从那里转运给位于马提尼克岛的法国海军。罗德尼对这个邪恶的运输途径了如指掌，因为经常拦截到这类船只。还有一次他需要修理缆绳，不料该岛竟以没有缆绳为借口拒绝提供，因此他早已对这圣尤斯特歇斯岛怀恨在心，不需要什么新的借口了。他向海军部报告说，他会“毫不迟疑地立即”执行命令。部队已经登船，船只已经准备好了水和食物等补给，火炮和缆绳也都检查完毕，“所有这一切都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以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以重击。1月30日深夜，他率领由15只舰船组成的船队扬帆出发，在2月3日抵达圣尤斯特歇斯岛。
由于技术故障，岛屿岸上的炮火大多口径和射程不合适，无法摧毁正在靠近的敌方舰船。人们不禁感到纳闷：既然可以把发射10磅炮弹的火炮装上正在航行的船只摇荡的甲板上，为什么不能将它们也装在陆地上？事实上，由于缺乏远见，人们往往在防御上舍不得投入，因此海岸上的火炮数目通常很少，不足以对付主力舰上重炮的火力。当这种大船与海岸上的火炮对射时，被摧毁的经常是岸上的火炮，而不是舰船上的。与在其他岛屿上的情况一样，奥伦治要塞的庭院中依然配置了火炮，居高临下直指港口。但是如果这些炮不能抵抗登陆的敌军，要它们有什么用？对此技术层面上并无答案。
罗德尼的部队下了船，接着传唤了该岛总督，命令他在一小时内“代表圣尤斯特歇斯岛及其附属岛屿立即投降，将所有存放或属于该岛的物资都交由英国国王陛下使用。如有任何抵抗，则你必须承担所有后果”。港口里只停靠着一艘荷兰战船，对罗德尼的重炮及其3000人的登陆部队无法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因此赫拉夫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他为顾及代表荷兰海军停靠在港口的比兰特上将的名誉，特从要塞发射了两发炮弹，以示抵抗，然后就交出了圣尤斯特歇斯岛。停在公共锚地的50艘美国武装商船根本来不及做战斗准备，因此被悉数缴获。罗德尼在信中写道，从这些船上缴获的文件进一步证明，圣尤斯特歇斯岛在支援叛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所有的缆绳、风帆、火炮弹药、军火以及其他各种物资均由该岛提供：没有该岛的支持，美国根本不可能继续在海上航行。”他这是再次表明圣尤斯特歇斯岛在支持殖民地叛乱方面的关键作用。岛上的2000名美国海员和商人想放手一搏，无奈英军已经切断了他们的食物供给，他们只能一起投降，束手就擒。1781年2月3日，英军完成了攻克并占领该岛的任务。
罗德尼在向海军部汇报其战功时写道：“我真诚地向各位大臣表示祝贺，祝贺因攻克该岛而使荷属西印度公司及阿姆斯特丹那些邪恶的官吏们所遭受的重大打击。”他希望该岛“永远不会再归还荷兰，因为该岛的破坏作用比英国所有的敌手都更大，正是该岛的鼎力支持，才使得美洲战争得以持续”。
他进而写道：“总督及居民之极度震惊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之前两天，比兰特伯爵从阿姆斯特丹的海军部赶到这里，已经“缓解了他们对出现敌对行动的担忧”。可能会有人认为，与英国交战的乌云已经密布在荷兰上空，此时比兰特伯爵到来，理应敏锐地做出预警才是。很可能他认为采取积极的防御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没有积极防御所需的任何基础。不管怎么说，对英国要求投降感到“极度震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据说罗德尼驶入港口时悬挂的是法国旗帜，不过该传闻缺乏有信服力的目击者证据。如果这番伪装确有其事，那么这对于皇家海军的上将来说是非常不光彩和难以想象的行为，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他们不屑于利用自己老对手的旗帜来进行伪装。那些世世代代以来一直张口闭口名誉、光荣的勇士们，其实总在遵循“战争中一切都是正当”的原则，不管采取多么具有欺诈性的手段。其实，冒用别人的旗帜并不违背当时既有的国际法原则，也不会招致愤怒。罗德尼的欺诈还不仅仅在此事上：在英军占领后有好几周的时间，他仍然让荷兰的旗帜飘扬在该岛上，作为诱捕那些尚未觉察的船只的诱饵。
罗德尼占领斯塔蒂亚之后大肆毁灭、罚没，以致在英国国内引起反对派的斥责，发难者不是别人，正是卓越的演说家、义愤填膺的埃德蒙·伯克。一开始，罗德尼罚没了130艘靠近岸边的各种商船，货物价值约50万英镑，就战利品而言，这已经足够了。但接着发生了对私产的掠夺，包括商店、住宅、仓库的海军仓储物以及其他物资，弹药库中的武器弹药，以及海滩上一箱箱的食糖、烟草和大米。这些东西价值约300万英镑，还不算缴获船只的价值。罗德尼要了一份商人名单及货物清单，专门把已经在岛上形成了稳定小群体的犹太人挑了出来，要求搜缴他们的现金、宝石或者任何他们可能藏在衣服里的东西。尽管时人对犹太人普遍反感，但罗德尼的热情未免过了头，他命令犹太人在得到命令后一天内离境，且不准告知家人或者回家。他对法国人的做法稍微通情达理一些，命令把法国国民作为敌对国公民驱逐至邻近的法国岛屿上。罗德尼还以同等热情对待赫拉夫总督，其作为“以对一艘海盗叛逆船只的礼炮回应侮辱了英国国旗的始作俑者，在其任内极为敌视大英帝国，支持美洲叛乱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惩处。一艘有26门火炮的美国船被命名为“赫拉夫”号，一艘18门火炮的船被命名为“赫拉夫夫人”号，这两艘美国船“证明了美国人对他有多么感恩戴德……他积累了大量财富，据说大多通过压榨获得。他的种植园被英王陛下收缴”，赫拉夫本人也作为战犯，连同他的其他财物一道被遣送到大不列颠。出于对一个富人的尊重，罗德尼还解释说，总督“获准可以携带自己的家庭用品、家具、碗碟、珠宝、衣被以及所有佣人，由一艘适合接待他和他的家人的、上好的船只遣送至大不列颠”。
就在清点战利品的同时，罗德尼还命令两艘战舰和一艘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追击一支由30条船组成的荷兰船队。这些船“装载丰厚”，在他抵达圣尤斯特歇斯岛之前36小时刚刚驶离该岛。这支船队的荷兰指挥官克鲁尔（Krull）上将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了国旗的荣誉英勇抵抗，在战斗中阵亡，船队被缴获。罗德尼得意地汇报说：“一个都没漏掉。”稍后，从阿姆斯特丹开来的三条荷兰大船和来自瓜德罗普岛的一支船队也被擒获，还在“随时等待着一支由五艘帆船主力舰组成的海军中队”。这个中队和“马尔斯”号（Mars）战舰同期到达。尽管该舰有38门火炮和300名船员，但它根本不是罗德尼舰队的对手。“马尔斯”号“现在已经被编入现役并完成了船员配置，几天后即将作为英国军舰游弋”。他还可以报告缴获了五艘武装有14门到26门火炮的美国快速帆船。总体来说，在荷兰战争最初的一个月里，200艘荷兰商船——这一目标对英国而言的重要性不亚于圣尤斯特歇斯岛——被英国缴获，荷兰的运输几近瘫痪，这加速了荷兰共和国的衰落。罗德尼忙于搜罗、分配岛上的财富，设法将其安全护送到英国，同时还要追逐那些与敌人交易的邪恶的英国商人，因此没能带领舰队在周边海域巡逻，截击可能干预美洲的法国部队。对这个致命的疏忽，与其由他承担责任，倒不如归咎于他的政府和负责战争决策的大臣们的轻率——他们未能预见或认识到法国干预的严重后果。他们从来未向罗德尼下达指令说，其指挥舰队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拦截法国增援舰队，使之无法援助美洲叛军。如果他或者他的政府能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们就会预见到法军出现在约克镇给英国带来的致命后果，那么这位上将得到的命令就该毅然决然得像斯巴达人的命令一样：“要么拿着盾牌归来，要么战死躺在盾牌上回来。”罗德尼从未接到过这样迫切的指示，因为英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美国会赢得这场战争，或者法国人的帮助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臣们从未着手阻止在约克镇对康沃利斯将军（General Cornwallis）部队的围困，因为他们从未料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最让罗德尼恼怒的是那些在斯塔蒂亚和圣基茨岛的英国商人，尤其是圣基茨岛的，他们向敌人出售军火，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他在账房里急切地收缴各种账目记录，移交英国负责美洲战争事务的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由于英军的突然袭击，这些文件都没有来得及被销毁。两个为美国负责采购事务的大陆会议代理商，艾萨克·古弗尼尔（Isaac Gouverneur）和塞缪尔·柯曾或者是塞缪尔·库森（Samuel Curzonor Courson），也随同这些文件一道被递解，将作为叛徒受到审判。尽管罗德尼对英国官僚的文牍习气并不生疏，但还是对政府过于信任了。当后来他受到指控，要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需要的证据——那些证明英国商人通敌行径与利益的文件，曾交由自己所掌管的殖民地部次大臣威廉·诺克斯保管，一旦公布将损害政府的声誉——竟都不翼而飞。此事证明了有恰当“关系”的重要性。结果罗德尼在法庭上只出示了一种有关通敌贸易的证据。那些货物由英国商人负责穿越英吉利海峡运至荷兰，由荷兰转运至圣尤斯特歇斯岛，然后再出售给美国代理商，最后在前线用来对付英国士兵。这两个美国代理商后来的确以叛国罪受到审判，但都是秘密审判，后被囚禁。他们在美国战争结束后被释放，其中一人不久就去世了。为了审判，他们的通信和生意上的文件曾作为证据被提交给议会上院，但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这些证据就算无法给某些大人物定罪，也足够使他们难堪了。但那时英国在美洲投降已经够难堪了，谁都没有心思为丢了某些叛国商人的证据这类丑事而操心了。
在搜集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财宝的时候，罗德尼很清楚，这与海上获得的战利品不同——在对船只和货物公开拍卖、确定价值后，海上的战利品通常只在船队队长、船长和船主间分配，但以国家名义获得的领土或者财宝只属于国王。然而他财迷心窍，贪婪或者说愚蠢地通过海事军事法庭处理战利品，并把从岛上居民手中夺得的物品公开拍卖。这种拍卖方式允许物资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卖出，于是货主们就向罗德尼索要亏欠的部分，引起了大量诉讼。这自然让他后来再回味胜利时别有一番滋味，他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很大连累。
但是在当时，他真是荣耀之王。他的妻子在写给他的信中高兴地说：“我亲爱的乔治，希望你得到的幸福，与你辉煌的成功带给你家里的朋友或者整个国家的幸福一样多……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每个人的话语中都饱含着对你的赞扬……”传达胜利消息的信使在13日到达，“自那一刻开始，我的家就像集市一般……每个朋友，每个认识的人都过来了”。星期四，就在客厅里，“我从陛下处得到的关心足以让我的脑子发昏。晚上我去了坎伯兰府（Cumberland House），发现那里一样热情洋溢，到处都充斥着溢美之词……这个喜讯对反对党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几乎没有反对党成员在下议院露脸。有传闻说你会被封为贵族。”
与此相反，在荷兰，人们对圣尤斯特歇斯岛的失陷感到的震惊同样强烈。约翰·亚当斯写道：“你根本无法想象此事造成了多大的悲哀和恐惧。”而且正如罗德尼所乐于报告的，此事也让法属西印度群岛感到“极度”不安，“他们严重缺少各种给养和仓储物”，他希望“实施封锁，使他们无法得到任何补给”。
罗德尼提醒大臣们，夺取圣尤斯特歇斯岛对“荷兰、法国和美国所造成的损失是无以复加的……此次夺取非同小可，意义之重大是我所不敢揣度的。获得的一切都由国王陛下自由支配”。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法国已经参与美国战争，作为美洲殖民地的盟友提供了大部分需要的军火，因此圣尤斯特歇斯岛的作用已经不是至关重要了。罗德尼夺取该岛为时已晚，除了掠夺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意义了。
他并没有被封为贵族，仅仅被授予第二等巴斯爵士（Knight Commander ofthe Bath）。考虑到英王乔治三世老是抱怨自己的指挥官太过被动，一直想寻找勇猛善战之士，这个嘉奖未免太小。对罗德尼手段的种种质疑可能是一个原因。他表示：“如果国王恩准在海陆军中分配这些东西的话，希望陛下能对分配方式有所垂示，庶几可以免除纷争。”
罗德尼对那些与敌人有贸易往来的英国人的财产进行罚没，这在政府的批评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反对党的埃德蒙·伯克发出了最有力的声音，在议会中要求展开调查。伯克在谴责此事时慷慨陈词，热情激昂，极具蛊惑性，简直能让人相信自己的母亲便是魔鬼。他发言的主旨是，罗德尼对待圣尤斯特歇斯岛居民的“残忍和压迫”，可能招致其所属国家的报复，而“此时我们正参与着一场最具灾难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有很多敌人，却没有朋友”。伯克声称，对敌人采用温和的手法比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展开战争”更有利于“化解怨恨”，使敌人“倾向和平”，而中立国“也会赞许我国人民有尊严地表达情绪之方式，而在冲突中帮助我们。我们采用相反的行事方式，只会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团结一致地守护人性，以免人性堕落到抢劫、偷窃的境地”。很难想象，像伯克这种政治头脑敏锐且见多识广、深谙各国在战时会如何行动的观察家，会相信自己这番空谈；这些话也很难让哪个对本党尚不坚定的议员改变阵营。伯克在议会演讲时铿锵有力，极具煽动性，听众如痴如醉，目不转睛。他接着说，对荷兰宣战时所用的语言，“没有警告会有非人的残酷，甚至没有使用严厉的字眼”，而“更像老盟友之间的短暂不合，它们悠久的友情和情谊自会弥合分歧，而不至于反而催化出战争中各种惨绝人寰的毁灭来。它满是饱含善意和备受煎熬的字眼”，而发出的威胁“也似乎因不愿卷入无谓的纷争，受到流血的心的规劝而消散”。然而就在最近那场飓风——那场“无比凄惨、范围极广”并让“所有的岛屿都一道饱受痛苦和不幸”的天灾——刚刚过去，向圣尤斯特歇斯岛开拔的命令就做出了。伯克在这里表达了一个观点。“人们都希望，在世界的那个地方，战争这条致命的毒蛇会暂时安静下来……不再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痛楚……显然，当人类的傲气被粉碎，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万能的上帝之下渺小如爬虫的时候，我们自应像爬虫一样爬出自己的洞穴，相互感怀着兄弟之情，减轻一点儿我们的积怨，而不是在飓风之上再平添战争的蹂躏。可是大不列颠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接下去说出的一段更是催人泪下，谈到了那些岛屿“毫无防备，大门洞开以及防御全无”的状况，仿佛这都是英国的过错，让它更罪恶深重。之后他开始洋洋洒洒地谈及罚没物资的事：“无论是敌是友”，不管中立国还是英国的臣民，“不管是富人的财富、商人的物资、手工业者的器具，还是穷人的生活必需品，都无一例外地被罚没，在那一刻宣布所有民众都将沦落到赤贫之境地。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径在欧洲已经多年未曾听说了……这是对国际法最无可饶恕的、最粗暴的、最悍然的践踏……其他各种残酷暴行更是在野蛮时代亦未曾与闻……仓库被上锁封住，便是业主亦不得靠近”，剥夺了他们“诚实劳动所得的利润……在那一刻之前，谁还曾耳闻比这更加专横的举动吗？……这在人类征服的史册上史无前例，但是下面还有更变本加厉的”。下一步是“收缴他们所有的信函及私人文件”，使得他们无法在海外办理贷款，“商人和居民悉遭掠夺，他们失去了世间所有的财物，也失去了任何重新收回这些财物的希望”。对于这些穿金戴银、仆妇成群、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商人遭受剥夺，伯克饱含同情，却似乎对他们与敌人做买卖的事无动于衷。他对此不置一词，也未提及收缴账目原是为了这个原因。因为他只是要利用此事指责政府，并不需要客观公正。
当他在长篇演讲中谈及罗德尼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时候，显示了一个头脑开阔的人的胸襟。他提及犹太人接到命令后一天之内必须离境，且不许携带财产、不带妻儿的命令，他讲到了这些人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多么容易受到侵害，这比犹太人自己总结出自己问题的本质还要早80年。伯克接着说道：
“如果英国人受到伤害，他们可以向军队和法律寻求保护和公正。但是没有势力、没有朋友的犹太人却无法依靠这些。人类应该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和同盟。”伯克察觉到犹太人没有国家的问题，尽管他没有提出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到下个世纪。不过伯克忧心的并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罗德尼所代表的英国政府的悖逆行径。他的提议引起了有关是否存在公认国际法的激烈争论。
作为罗德尼主要辩护者的乔治·杰曼勋爵声称：伯克表现得如同战争行为的“门外汉”，因为从来没有哪片被占领的岛屿或领土没有经受这种“被占领后不可避免的普遍后果”，尽管“人性可能对此畏惧”，却无从阻止；况且荷兰人已经使该岛成为英国敌人的仓库，“如果没有该岛定期提供的补给，法国是无法支撑这场战争的”，美洲殖民地更是如此；罗德尼在经历了10月的风暴后，“急需缆绳和物资”，因而申请在圣尤斯特歇斯岛购买缆绳，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们自己存货甚少，而实际上他们还有数千吨的存货——足以满足所有航运船只此后数年的全部需要；至于罚没问题，只不过是对私产做了封存和记录所有者的处理，以便等待法院做出裁决；总而言之，他“在指挥官的所作所为中并未发现任何需要受到怪罪的地方”。
随着起诉和辩护的不断升温，激烈的辩论公开化了。以言语恶毒著称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首先开始。他首先向乔治·罗德尼爵士和沃恩将军深深鞠躬，以示对其本人及品格的敬佩，并说他能肯定，提出要展开调查的那位可敬的绅士（伯克先生）无疑对他们“也怀有深深的敬意，就像地球上任何人一样”。他指出此事并不涉及他们个人的责任，“而是事关国家的大事”——英国的声誉，“欧洲各国是否会静静地等待海事法庭慢慢做出裁决，然后才就此事发表看法，着手报复……？他们不可能花工夫调查清楚……这究竟是出于侵略者的贪欲、贪得无厌的军队的暴行，抑或是一意孤行的政府的野蛮制度，便会立刻公正地认为大不列颠违反了所有战争法，因为我们再次犯下这种曾经让英国化为灰烬的野蛮暴行，而毫不迟疑地惩罚我们，或者枕戈以待，等待我们被别的敌人——正是我们的疯狂和失策所造就的敌人——消灭掉”。因此，国会应该立即形成决议，“对这种行径表示震惊和痛恨，并用最尖锐、严厉的语言谴责他们……”他很高兴地听到这位大臣（杰曼）表示此事无可指责，因为“现在全欧洲都会明白并宣布，那些掠夺圣尤斯特歇斯岛并违背战争权利的并非我们的指挥官，而是那些大臣们”。陆军及海军因此可“免受不名誉的诋毁，而乔治·罗德尼爵士”——他这位在威斯敏斯特的同僚的“名声也可以不受玷污，否则无论多么崇高伟大的人恐怕也禁不住想诅咒他的”。
福克斯语含嘲讽，宣称他“非常高兴这位尊贵的大人如此宽宏大量，就这样让海军和陆军免去责难。国家军队，尤其是海军，应对他感恩戴德，而他们崇高的声誉将永远铭刻在每个英国人的心中。正是由于这群德高望重的雅士，大英帝国才如此受到尊重、如此强大，英国必将继续坚如磐石并声名远扬。如果他们的某些残暴或贪婪之举玷污了他们清明的品格或从前的英名，那么英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将来无论如何忏悔或者殷勤示好都无法摆脱沉沦。这种声名狼藉的状态比灾难更加可怕，因为奋发拼搏或可扭转一时的不利条件，但名声既毁，清名难再”。福克斯继续侃侃而谈各国的报复和轻蔑，佳句迭出，不过情绪未免过于张扬夸张，不免让人觉得这番渲染非但不会赢得听众，还会招人反感。在福克斯之后，苏格兰检察总长（the Lord Advocate of Scotland）开始发言。会议记录员认为他的发言严肃地“捍卫了圣尤斯特歇斯岛事件程序之合法性”。在检察总长看来，“从必要性、策略及国际法的角度看均正当合理”，“指挥官下令摧毁库存纯属上善之举，也是其职责所在，因为敌人从这里得到对付我们的军火补给……至于说战争法则，无论格劳秀斯、普芬多夫（Puffendorf）还是瓦特尔（Vattel）都一致认为，不但要摧毁武器，还要摧毁战争物资”。
接着又有六位议员相继发言，辩论一直持续到很晚，最后由伯克慷慨激昂的一番宏论结束了发言。就投票结果来说，伯克的那番宏论其实毫无必要。政府方以160票对86票的多数稳稳否决了伯克要求展开调查的动议。当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时候，辩论无疑是对牛弹琴。
罗德尼对英国商人的贪婪和叛国行径之憎恶是真挚而强烈的，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士兵面对着由自己的同胞提供的子弹，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夺取圣尤斯特歇斯岛三周后，2月27日，他在写给巴巴多斯总督的信中说，他打算继续留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直至那些邪恶的、“为了牟利而卑鄙地为敌人提供支持的英国商人，罪有应得地因为叛国而招致毁灭……直至所有的物资都被装船，直至那毒蛇聚集的下城被彻底摧毁，所有木材都被运到你那不幸的岛屿和圣卢西亚以供使用为止”。在这个“邪恶的岛屿不再是秘密贸易的集市”之前，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很多人认为，罗德尼是由于迷恋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财富，因此在岛上稽留多时，积聚财富，但是出于愤慨、想惩处叛徒的愿望亦是他强烈的动机之一。他提到，“圣基茨岛的首席法官乔治先生（Mr.Georges）正在赶回来，要揭露那些居住在这个窃贼麇集的岛屿的英国商人的恶劣行径。”罗德尼在给乔治·杰曼勋爵的信中言辞激烈地写道：“他们理应受到鞭笞，他们必须受到鞭笞。”这个愿望一直是他的目标。来自圣基茨的法官“拿去了他们所有的账本和文件”，这些都是遵罗德尼之令收缴的，“能够揭露他们的种种卑鄙伎俩。圣基茨岛和安提瓜的57名英国商人亦同样有罪”。他在给一个政府专员的信中写道，通过截获该岛以及邻近岛屿数百封英国商人的信函，他们的“邪恶伎俩和叛国行径”成了他的“日常经验”。他“完全相信，如果不是由于他们的援助，美洲殖民地的战争早就结束了……”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曾为英国人的荷兰自由民——“上帝对他们做出了公正的惩罚”。这位海军上将在激动之下，禁不住把自己与上帝等同为一了。
从这个岛上掠夺的东西装满了34艘商船，在3月底押送回国。海军部被告知，一支“装载极丰的船队”正驶向英国，由4艘战舰护航：装有74门火炮的“复仇”号（the Vengeance），62门炮的荷兰“马尔斯”号[已重新改名为“爱德华王子”号（Prince Edward）]，还有两艘船分别装有38门和32门炮。负责指挥的是霍瑟姆（Hotham）海军准将，后升为上将，“已受我之命必须极力保障船队安全”。与此同时，“仍旧停靠在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的敌舰——4艘风帆战列舰和4艘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在我军的严密监视下。他们使出了各种伎俩想诱使沃恩将军和我离开该岛，以便通过突袭重新占领该岛，夺回物资……”这些叛国的商人“极尽其卑劣的心机所能，肆无忌惮地编造并传播各种谣言……”
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这个船队还是未能逃脱厄运。法国人得到了有关该船队离港以及所装载货物的确切情报，于是派遣卓越的海军将领拉莫特·皮盖（La Motte Piquet）率领舰队准备迎击。该舰队有六艘大型主力舰，其中一艘有110门火炮，两艘配有74门炮，此外还有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5月2日，他们在锡利群岛（Schilly Isles）附近发现船队，开始快速追击。霍瑟姆上将指示船队分散、各自逃命，但是速度更快的法国战舰追上了商船，俘获了其中的22艘——船队的大部分商船。霍瑟姆寡不敌众，舰船性能亦劣于法国舰只，因此并没有拼死保护自己的船队，除了几艘船逃往爱尔兰之外，价值高达500万英镑的战利品悉数归法国人所有。在4月17日那场打得很糟的战斗中，霍瑟姆曾是罗德尼指挥下的一个舰长，他们原本就关系不好，后来霍瑟姆想调到别的舰队，但未能成功，因而霍瑟姆对这个上司并无忠诚可言。罗德尼肯定对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心知肚明，他之所以把护送船队的任务交给霍瑟姆，是因为他的军舰“复仇”号，无论火力还是吨位，在罗德尼的舰队中都是最大的。
这时海军部获悉，拉莫特·皮盖已经离开位于布雷斯特（Brest）的海军基地，到了海上，于是调遣军舰进行拦截，如未能拦截，就派遣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去迎候霍瑟姆，指示他经由北苏格兰及爱尔兰回去，这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曾经的逃生路线。然而，负责搜寻的舰队四处巡视了两个星期，未发现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船队，无法令它脱离险境。这支船队抵达英国港口时，并未带回人们期待的财宝，这让那些大臣们很是失望。他们本来指望能拿这些战利品来炫耀政府的功绩呢。桑德威奇勋爵在写给国王的信中不得不承认海军遭受失利，用他的原话就是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
罗德尼自然大失所望。他在和沃恩将军分赃后，本来可以指望分得其中的1/16，约15万英镑。同时失去的还有那更为重要的战利品——圣尤斯特歇斯岛。英国在约克镇之役失去美洲殖民地的一个月后，1781年11月，法国重新夺取了这座岛。罗德尼和沃恩将军曾下决心加强该岛的防御，“以守卫大英帝国征服的这座重要岛屿，大英帝国可以从该岛的财富中获益，也可以补偿自己所受的伤害”。他刻毒地写道，在自己和沃恩的手里，这座岛“将不再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贸易中心，而会沦为一片沙漠，成为一个传说，不过这座岩石小岛……对英国造成的伤害之大，超过了其最强大敌人的武器，仅凭它自身就支持了臭名昭著的美洲叛乱……”关于他自己的期望，他写道：“如果我这支满载战利品的船队安全抵达英国，我会很开心，因为除了偿还所有的债务，我还可以为亲爱的孩子们留些东西。”在他的信中屡屡表达出对两个女儿和儿子们的关爱，显示了他个性中富于人情味儿的一面。在那命运多舛的船队离开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不管是你还是我亲爱的女儿，都不会再陷入贫困，或者再向别人告贷。”这贫困虽然大多是因为他自己造成的，但是在这封信中还是显得惨兮兮的。
罗德尼坚信，这座由登陆军守卫并改造了防御工事的小岛已经坚若磐石，成了西印度群岛的直布罗陀，于是罗德尼启程前往安提瓜，之后又去了巴巴多斯。当法国人在六个月后再次夺取这座岛屿时，他们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早就没有什么人了。尽管该岛在法国占领期经过重新建设，增加了人口，但它再也未能重现往日辉煌。
罗德尼经历坎坷，这最终使他来到圣尤斯特歇斯岛。决定了他在岛上的所作所为的生涯，始于他在12岁上加入皇家海军。他出生在一个旧乡绅的家庭，该家族自13世纪便定居于萨默塞特郡，拥有斯托克·罗德尼（Stoke Rodney）的产业。在这位海军上将之前的20多代里，祖辈们曾经担任过多种军事及外交职务，尽管成绩平平，但是也都尽到了英格兰乡绅应尽的责任，尽管没有建立什么伟业，但历史悠久的家世是尽人皆知的。在此过程中，他们与詹姆斯·布里奇斯（James Brydges）公爵建立了关系。此人系第一位钱多斯（Chandos）公爵，因为早年娶了罗德尼家的一位女儿兼继承人而拥有了斯托克·罗德尼这份产业。钱多斯系乔治一世朝中的常客，与国王一道充当罗德尼儿子的教父，因此这个儿子的名字中兼有乔治和布里奇斯这两个名字。钱多斯的孙子在罗德尼壮年时通过继承成为第三位公爵，一直忠于汉诺威王朝并支持乔治三世及其美洲政策。直到大约1780年，这一政策显然已经徒劳无功的时候，公爵才转而反对。显然他并不是拒绝改变的人，能够接受现实。尽管罗德尼算不上那种势力强大、占据主导地位的“辉格”党大户人家，但是他仍然算得上是一位“结交广泛、左右逢源”的年轻绅士。在18世纪的社会中，关系对“位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好关系意味着在官场上能得到肥缺，而“位子”自然关系重大，特别是对家里不是长子的孩子。罗德尼在他哥哥去世前一直是次子，他哥哥去世时他大约20岁。
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他的个性有利有弊。他身材不高大，但是很优雅，且相当好看。如果乔舒亚·雷诺兹在他42岁时——罗德尼的妻子已经死了，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他画的肖像画没有恭维他的话，他应该是很英俊的。他的嘴巴不小，很性感，浓眉大眼，黑眼睛炯炯有神，风华正茂，风度翩翩，情场上自然得心应手。经常忙着写日记的威廉·拉克索尔爵士对此还偶有提及。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受到两种颇为伤神的激情的左右，这就是女人和牌局（赌博）。”根据善于传播小道消息的霍勒斯·沃波尔的说法，罗德尼得到乔治三世的女儿阿梅莉亚公主（Princess Amelia）的青睐，这段风流韵事还留下了“孽债”。这个孽债后来出落成了一个身材矮小的漂亮女子，在她的圈子里被称为“阿什小姐”（little Miss Ashe）。那些专门编纂18世纪的信函和日记的研究人员，根据他们各自的年龄得出结论，认为罗德尼当时年纪还很小，不应为这段皇室风流负责。拉克索尔说，虽然罗德尼很健谈，“老爱把自己变成谈话的主题”，喜欢“海阔天空，夸夸其谈，不管谁在场都毫不顾忌”，但是他从未谈及阿梅莉亚公主或者“孽债”之事，至少没有这类记载。然而，他赌博是毋庸置疑的。他经常光顾怀特赌场（White's）这个瘾君子聚集的地方。的确，他欠下的赌债没有像当时正走红的政治新星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那么多，不过那只是因为罗德尼没有一位有钱的爸爸为他付账罢了。这些债务积累了下来，有些债主是握有实权或有政治影响力的人，这就成了他升迁的绊脚石。自然，又由于他挥霍成性，因此一辈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拉克索尔接着说：“他举止优雅，这与他的军旅生涯并不相配。他的身材甚至有些纤弱和女性气质，但在战斗中很少人能像他那样勇敢沉着。”他在谈吐上也同样“无所畏惧，无论褒扬还是贬斥都毫无顾忌……自然因此树敌甚多，尤其是在他的职业上”。
雷诺兹的画作于1761年，和后来的拜伦一样，当时雷诺兹一夜成名。无论名流还是赶时髦的人，只要手里能有25基尼，都会到他家门口排队。伦敦所有社交界的、政界的或者其他领域重要的大人物，都出现在了雷诺兹的画布上。这其中有安森上将（Admiral Anson），此人曾经做过环球航行，曾夺下装满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后来出任海军大臣；有老是昏昏欲睡的诺斯勋爵，此人不久即身不由己地做了首相而不得不受到“长期监禁”；有优雅的公爵夫人们，她们轻薄透明的轻纱让雷诺兹雇用的那些专画衣着的画工们的画笔忙个不停；还有身材臃肿但口若悬河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雷诺兹为海战和政治斗争的英雄凯佩尔上将（Admiral Keppel）所作的全身像最受人瞩目。在这幅出类拔萃的画中，上将像雕塑一般屹立，背景是浓云密布的天空和汹涌的波涛。但在男性肖像画中，没有哪幅面部特写能比乔治·罗德尼的那幅更令人惊叹了。
尽管罗德尼风度翩翩，但一位历史学家说他“极为进取又暴戾乖张，精明强干又夸夸其谈，不容人，亦不容于人，是个介于德里克（Drake）和纳尔逊之间的海军军官”。这样的介绍自然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但这不过是史家惯用的虚夸修辞罢了。不错，他的确暴戾乖张，但当时哪一位海军指挥官不是这样呢？之所以会有这种脾气，无疑是因为那无穷无尽的磨炼：要操作笨重的船只作为战斗工具，它的动力是飘忽不定、非人力所能控制的风；要发挥好风这个动力，必须有赖于一群粗暴强悍的海员，要让他们迅速对指令做出训练有素的回应，通过无数根几乎难以相互区别的缆绳对风帆进行精微细致的调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指挥官还要在战斗中保证为家乡带回捷报，他性情暴戾乖张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或许指挥一艘船，不管是帆船还是蒸汽机船，自然会让人脾气变坏——或许是因为船上某种神秘的真菌的缘故吧。有人这样形容另一个时代的一位了不起的战时海军将领，“此人恶毒、暴戾乖张、傲慢、遭人嫉恨，又令人生畏”。他不是18世纪的人，他是欧内斯特·J·金（Ernest J.King），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的海军总司令。脾气暴躁是种职业病。“不容人，亦不容于人”亦属同一范畴，在航船上的生活条件之恶劣，无疑加重了这种暴躁。到处飘着臭味，这些味道来自腐肉和霉变的奶酪、潮湿的衣服、船底污水，以及开放的尿桶——海员们必须在这里解手，因为据说尿液在火灾时可以用来做阻燃剂。此外，还有五六百人发出的臭味——他们无法洗澡，睡觉时挤在甲板以下的吊床上，或由于喝了朗姆酒而酩酊大醉，或与带上船的妻子或妓女性交。
船快要接近港口时，如果风正好刮向岸上，那么岸上的人甚至可以仅凭一股恶臭就预知这艘船的到来。关于这些船长和海军将领们脾气怎样坏、如何爱吵架的描述不计其数，不过纳尔逊是个例外。约翰·保罗·琼斯除了曾经杀死一名也许该死的哗变海员，还曾经和他船队中一名船长有过深仇大恨，此人便是“联盟”号（Alliance）的朗代（Landais），琼斯控告他在战斗中叛变。琼斯的传记作者，海军上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Admiral Samuel Eliot Morison）说他“喜欢找茬，爱唠叨，吹毛求疵，加之反复无常，因此很多同行的船员都不喜欢他”。曾数度与罗德尼共事的海军上将海德·帕克（Admiral Hyde Parker）是巴巴多斯的指挥官，“性格尖酸刻薄”，因为他的言语举止被人称为“酸醋罐儿”（Old Vinegar）。理查德·莱斯托克（RichardLestock）与他的长官、海军上将马修斯（Admiral Mathews）积不相能，在土伦海战（The Battle of Toulon）那个历史性的结局出现之后，莱斯托克对后者的指控也广为公众所知，尽管他们从一开始就“关系很不好”。马修斯曾在撒丁王国的朝廷中任职，由于他脾气很坏，意大利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疯子”（Il Furibondo）。法国人也是一样，在美洲海域积极对抗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积极对抗罗德尼的德埃斯坦伯爵（Count d'Estaing），被人认为“粗鲁而专制”，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不喜欢他。海军上将格拉斯（de Grasse），这个对美国历史来说举足轻重的人物，曾把下属召唤到甲板上“严加训斥”，对他们在马提尼克附近遭遇敌人后未能追击、牵制对方十分不满。他说，除非他们更好地服从调遣并恪守职责，否则他就辞去指挥官职务。这之后便是让罗德尼声名狼藉的事，格拉斯对自己的下属在1780年马提尼克之战所犯下的错误大发雷霆，并在给海军部的公开声明中说：“英国国旗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假如这是暴戾乖张的话，那么这并非个人性情的问题。曾经对自己做海军部大臣的经历深感痛苦的桑德威奇也曾哀叹：“再没有人能像海军军官对这种问题处理得那么糟糕了。”他说：“不管什么战斗之后，他们必然会在全世界面前表达他们相互之间的怨恨。”暴戾乖张这种习性在海军里是司空见惯的，一位法国军官在日记中谈及海军内部人员互相拆台的事时，漫不经心地称其为“迷人的航海人的坏脾气”。
就舰船的有效管理而言，比坏脾气更具破坏性的是激烈的政治党派之争，这让军官们互相对立，无法形成取得胜利的共同意志。托里党的帕利泽上将（Admiral Palliser）宣称，是辉格党的凯佩尔上将导致了战斗失败，这招致两人之间的激烈争吵，最后引起了一场加剧纷争的军事法庭庭审。支持凯佩尔的民众怒气冲冲地对海军部发起进攻，海军内部从此对立情绪严重，以至于军官们认为彼此都可能（也许真的要）故意在战斗中犯错或失败，来损害对立一方的将领。这种对立情绪在美国战争期间一直存在：当时政府深信可以通过武力镇压美洲叛乱，但反对党对此极为蔑视。
罗德尼12岁加入海军，当时他正在哈罗公学上学，那也是他唯一受过正规教育的地方。可是他谈吐优雅，成了上流社会光彩夺目的人物。他的翩翩风度或者是天生的，或者源于与风雅之士的交往。建立未来英国海上霸权的军官们如此年轻就结束了学业，自然对近代或远古以来的历史和思想无从了解，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在这个兴兵挞伐的世界里，没有能力就军事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极少思考战略问题，没有对战争或既定目标的研究或分析。对他们而言，战争这门“辉煌的艺术”也许足够辉煌，但是好像用不上什么头脑。与别的国家相比，皇家海军军官们的天资无疑毫不逊色，但要在这个要求严苛的职业中达成既定目标，光靠天资是不够的。海战理论之父和权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经写道，尽管英国有强大的海军，却无法取得人们期待的结果，教训就是必须用“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战争情况的学习来武装”军官们的心智。但是一个年轻的军官在12岁便中止学业，能指望他学到什么东西呢？
早在马汉之前，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声名卓著的航海家哈克卢特（Hakluyt）就曾谈及让海员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人的主要航海、旅行、运输及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cs，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致英国海军大臣的献辞中，他指出，过世的英国国王查理五世“富于远见地建立了航海科（Pilot Major），对船只负责人职位的应聘者进行检核”，还“在塞维利亚（Seville）开设了有关航海艺术的著名讲座……一直延续至今”。哈克卢特考虑的是航海术，而非战争战略，更与学习历史和政治无关。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对航海者施行教育的想法并不适用于海军军官，只有法国不这么想，法国有专门训练军官的军校。没有人能断言，这是否可能对英军在美国革命时低效的指挥有所改观。众所周知，美国非常幸运地在这个历史时刻出现了一大批极有能力同时又有政治眼光的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英国此时正好相反的厄运。乔治三世、桑德威奇、杰曼，还有后来的数任作战总司令，如威廉·豪爵士、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这两人都缺乏生气——这些人都不是能在危急时奋发赢得胜利的上好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