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尼通过关系，作为“国王亲笔信男孩”（King's Letter Boy）——意为他有国王的介绍信——进入海军。他最初的职位不过是舰长的仆从，比舰船见习生（midshipman）的身份还不如，但是人们都对这个职位趋之若骛，因为一旦在军阶上升到一定职位后，准能做上军官。1730年罗德尼进入海军时，英国正处于和平时期。当时英国和法国均无力承受战争费用，在各自的要臣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弗勒里大主教（Cardinal Fleury）的悉心指导下，双方都竭力和平相处。无仗可打的和平状态意味着，雄心勃勃的年轻海军见习生们不可能通过战争而快速升迁。然而，和平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长久维持下去。1739年，英国与西班牙为争夺西班牙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控制权而发起战争。原来，一个叫詹金斯（Jenkins）的商船船长在和一个西班牙税务官的冲突中被割掉一只耳朵，此事引起公众一片哗然。在由詹金斯的耳朵所引发的这场战争中，根据波旁家族盟约，法国成了西班牙的盟友，这标志着英法在殖民地和大陆上争斗的时期开始了。这断断续续贯穿了罗德尼的一生，为他的升迁制造了战斗机会。
这番争斗由来已久。在哥伦布以西班牙名义宣布发现新大陆后，1493年又经由一位西班牙主教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划分，新大陆归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分归西班牙所有。这为欧洲的海外争斗埋下了伏笔。毋庸置疑，西班牙在1580年征服葡萄牙之后将所有领土收入囊中，从而独自控制了贸易以及从巴西到古巴的大帝国。英国人在此地从事走私，试图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中分得一杯羹，却招致詹金斯被割耳的奇耻大辱。
对于海军来说，在军官和船员之间瓜分的战利品，与风向起着同样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海战中战利品也是比战略意图更直接的目标，在当时的大多数战争中都是如此，詹金斯之耳引发的战争自然也不例外。战争没有为控制殖民地而掌握海上航道或陆上基地的明确战略意图，更多地是为了船长们和国家能得到财富——船长可以从战利品中分得一份，国家亦可从对手的贸易中分得一大块。1747年5月，英国人在安森上将的指挥下在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对法国船队发起攻击，摧毁了法国护航舰队，夺取6艘法国舰船，俘获40艘商船船队中的5艘武装东印度商船以及六七艘其他商船。其余的船逃往加拿大。这样，英国人夺取了价值30万英镑的财宝和货物，还不算夺取的船只。法国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其中一艘只有40门火炮的“光荣”号（Gloire）小船和3艘英国主力舰一直战斗到日暮时分，待它降旗投降时，舰长已经被一发炮弹削掉脑袋，75名船员横尸甲板，主桅和风帆一片狼藉，弹药几乎全部耗尽，船舱也已进水。他们如此顽强不屈，可能和“光荣”号上的一位少尉有关，这就是25岁的弗朗索瓦·德·格拉斯。他是一位外省贵族，从做军校学员开始就以活力和魄力著称。在“光荣”号被俘后，他成了囚犯，在英国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被关押了三个月。缴获的钱财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装了满满20辆车，车队先在街上游行，接受民众的欢呼，最后变卖的钱款存入了英格兰银行。第二次遭遇战发生在6月，就在离布雷斯特不远的地方[这里经常被误以为菲尼斯特雷角，因为该地属法国菲尼斯特雷省（French Finistère）]，对手是一支满载西印度群岛贸易所得财富的法国船队。英国海军中队，包括“老鹰”号（the Eagle）的罗德尼在内，在此战中俘获了48艘满载各类财宝的船只。尽管逃脱的法国船只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罗德尼和其他指挥官还是在战利品上收获颇丰。通过那个时代的主要冲突——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成了海上霸主，仅仅在还未正式宣战的1755年这一年，他们就俘获了300艘商船，估计价值600万英镑。
海军将领和舰长都靠分得的战利品发了财，分配依据的是极为复杂的战利品分割法规，这在这个体系中极为重要。取得胜利的中队舰长可以获得缴获货物及船只总价的3/8，不过根据该中队是否接受某位海军上将的指挥，还有1/8预留给上将所在旗舰的舰长。上尉、上校、准尉、牧师以及其他下级军官可以分得1/8。另外还有1/8分给见习生和制修风帆的工人（sailmakers），最后剩余的2/8，即25%，会分给水手、厨师以及服务人员。此外，根据船只大小和火力大小，该法规还详细规定了调节分配的方式，让大船和小船所得份额相对公平，因为大船在攻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船员更多。调节的比率需要使用一个系数，该系数由船员数目乘以该船的火炮口径得出。显然，对战利品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坏血病或信号系统的重视。
罗德尼作为参加布雷斯特之战的“老鹰”号舰长，分得8165英镑。他用这笔钱在乡间购置了一座房子，为他的财富积累打下了基础，但后来被他赌博输掉了。
1761年夺取哈瓦那后，分配的战利品高达75万英镑，担任副总指挥的凯佩尔上将分得2.5万英镑，他的上司波科克（Pocock）上将分得12.2万英镑。据说当时著名的海军将领安森上将通过各种战斗共赚得50万英镑。因此，尽管在海军服役充满危险又很不舒适，年轻人还是在重赏之下踊跃加入。
在1713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通过兼并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取得了在地中海的支配地位。在美洲的殖民地之争加剧了——或者说取代了——在欧洲的悠久冲突。为了争夺殖民地，法国从加拿大和新斯科舍通过陆地穿过美洲北部森林抵达俄亥俄，建立殖民地，以阻止那里的英国殖民地向西扩张。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也同英国殖民地发生了冲突。然而法国已经被路易十四的陆上战争耗尽，海军由于长期被忽视已经窘迫不堪，根本无法为争夺海上霸权——贸易和帝国都有赖于此——进行激烈的战斗。
从詹金斯之耳引发的战争到法国革命之间的50年，也就是从1739年到1789年，18世纪的战争经历了不同阶段，变换了不同的名称延续下来，直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重新发动的战争对事态产生了冲击和调整。就法国和英国之争而言，它们基本上是为了美洲和印度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而展开海战。美国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不过从政治上说，战争目的改变了。
一种颇为奇特的情况是，当时的三大海上强国——荷兰、英国和法国，赖以夺取海上霸权地位的工具，均由于缺乏资金、不受重视，以及官僚和造船厂的经理们中饱私囊的腐败而陷入衰落。此外，英国皇家海军的战斗力还因为其双重功能——进攻与防御——而降低了一半。它被英国人尊称为“英国海上长城”，也是运送英国军队去攻打敌人的唯一工具，不管这个敌人是殖民地叛军还是法国。作为岛国，英国要对任何敌国使用陆军都受制于其海军实力。然而海军并未得以经常修整、补给并处于最佳状态，以备不时之需。1762年海军的拨款还超过700万英镑，在“七年战争”结束后的1766年却减至280万英镑，不到一半，到1769年又减少了一半，至150万英镑。桑德威奇成了众矢之的，尽管当时他还不是海军大臣，但早已因背弃广受欢迎的英雄约翰·威尔克斯而受到公众的唾弃。
桑德威奇此时所任职务是所谓的北方事务大臣，这其实是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尽管他由于此前的服役经历而与海军部素有联系，据说他也非常关注海军，然而和当时法国的海军大臣舒瓦瑟尔（Choiseul）一样，他也没有全力以赴地重建海军，铸造出一支声名远扬、勇敢善战的战斗舰队。
除了政治和党派造成的分裂，另一个因素是，此时的海军不像陆军那样由职业人员管理，而是由一位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来负责，此人是从当时被称为“国王的朋友们”（the King's Friends）的那一群人中选拔出来的。在1771年至1782年的11年间，海军大臣为桑德威奇伯爵四世，他被有些人认为是英国最不受欢迎的人，从政时贪赃枉法，人品亦有污点，懒惰、放荡。他11岁即从爷爷那里继承了伯爵的爵位，成了一名贵族，遵循贵族通常的路径，经过伊顿公学、剑桥、大陆游学（Grand Tour），然后就任一系列政府职位，而这些职位的任命并不要求什么特定的优点，只要有“关系”，对国王忠心耿耿，并支持在美洲殖民地采取强硬政策。他26岁便在海军部谋得一个职位，30岁便爬到海军大臣的位子，在1748年至1751年短暂任职，又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再次任职，这一次任期较长。他之所以名气那么大，是由于自作自受地陷入一桩丑闻。1768年，他在上院朗读了一首题为“论女人”的淫诗，该诗是他的朋友约翰·威尔克斯写的。此人声名狼藉，已经因为在自己主办的期刊《北不列颠人》（North Briton）上发表了一篇诽谤国王的评论，犯了不敬罪而被捕——尽管其支持者认为这次被捕是非法的。由于这项有碍风化的指控，他被剥夺了议员资格，同时被褫夺了公民权利。而他的好友桑德威奇自此之后便被称为杰米·推切尔（Jemmy Twitcher）——《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中一位出卖朋友的卑鄙小人。在他任海军大臣期间，海军职务的任命全靠关系，也即由桑德威奇及其同伙控制的下院中17人的投票决定，他能当权靠的也是这17人。作为海军大臣，他掌管着海军本部委员会委员（Lords Commissioners of the Admiralty），这些委员中有在下院中占有席位的政客，也有职业海员。
距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被摧毁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但是西班牙仍然暮气沉沉，已然对海战没有兴趣。法国海军此时也萎靡不振，正处于最低点。路易十五的海军大臣、18世纪法国最能干的公职人员、坚韧不拔的舒瓦瑟尔正在大力振兴海军。他创建了海军军校，致力于设计、建造战舰和培训军官，同时颁布“海军征募法”（inscription maritime），定期招募海员以补充船员，不必像英国那样在街上强征醉汉、流浪汉和穷苦无靠的人入伍了；一支由1万名炮手组成的兵团经过了严格的射击训练；造船厂停满了各种新船，规模和设计均在英国之上。在对海员驾驶术的训练中，法国人还注重训练操纵船只时的美感。经过严格训练后，一个中队的船只可以同时或者渐次转弯，精确度之高仿佛在跳芭蕾，风帆在迎风飘起或者收拢时都能呈现艺术造型。为了造船，舒瓦瑟尔在一个又一个城镇发起筹集资金的运动，每一艘船在造好并交付使用时，他都会用捐款数额最大的城镇名称命名该船。舰队拥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旗舰被命名为“巴黎”号（Ville de Paris），它将在罗德尼最后也是最为辉煌的战斗中被迫投降。这里弥漫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与昏昏沉沉的西班牙迥然不同，也与主导法国战术思想的防御海战格格不入。在加入某场战斗时，法国海军舰长所遵循的首要法则是采取下风位这种防御姿势，迫使敌舰发起进攻，然后在保障己方舰船安然无恙的情况下，摧毁敌人的舰队。用法国海军上将格里韦尔的话来说，该理论是，两敌相遇时，“舰船数量少的一方在没有把握时要尽量避免冲突……或者如果出现最糟情况，不得不对抗的话，要尽量保证处于有利条件下”。简而言之，法国在“七年战争”失败后在海上一直处于劣势，而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法国坚定不移地坚持“慎重、果断和防御战”的原则。如果多年来一直坚持这种原则，那么被灌输这种思想的军官的锐气势必受到影响，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许平常之辈的确受到了影响，但是法国卓越的海军将领格拉斯上将在做出那个拯救了美国的决定时，毫无困难地就压制了心中那要他谨慎的声音，在勇敢冒险的冲动中果断下定了决心。
罗德尼第一次服现役是在纽芬兰，之后升为上尉并转移到地中海，接受马修斯上将的命令担任“普利茅斯”号（Plymouth）舰长。该舰有64门火炮，为主力舰——所谓“主力舰”是指最大型的舰船，至少有64门火炮，结构和武器装备能够以一行纵列队形对敌展开战斗，在敌人经过时发射舷炮——在18世纪时，这是帆船在作战时采用的常规队形，也是唯一的战术队形。主力舰中最大型舰船有上百门火炮，排成3层，船长达200英尺，用橡木建造，造价达10万英镑。其中最大的是纳尔逊的皇家海军“胜利”号（Victory），建于1776年到1777年，船员达875人，而较小主力舰上的船员亦达490到720人。建造船身长达220英尺的“胜利”号共用去2500棵大树，相当于60英亩森林。主桅用杉木做成，在水线以上的高度有205英尺，基部直径达3英尺。主力舰主桅共有3个，分别装在3个不同位置，能够悬挂36片风帆，这相当于面积4英亩的帆布，能推动船以10节的速度行驶。主桅遭遇强风时会弯曲，施加的扭力会使船的地板漏水，因此必须不断地将水抽干。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主要用于袭击商船，长130英尺到150英尺，船员通常是为了获取战利品自愿加入的。
火炮大小是根据炮弹的重量衡量的。炮弹重12磅到42磅的火炮（快速帆船的炮弹为4磅到6磅），如果用400磅火药发射，最大射程可达1英里。这些炮不但可以发射炮弹，还可发射各种类型及形状的投射物，比如成桶的烧得通红的铁钉或削尖的废铁，足以使船帆燃烧。火炮安放在有轮子的炮座上，通过绳子固定，可以把炮从炮眼中移入移出，还可以缓冲后坐力。每发射一次均须向操纵火炮的人员连续发布九到十个命令：“解开绳炮索”——绳子被解开卷起；“把炮放平”——炮被放到跟甲板平行的位置；“去掉炮口塞”——把塞子从炮口中去掉；“装药”——装在布袋中的黑火药被倒人炮口压实：“添加炮弹”——将炮弹或者其他投射物塞入炮口；“伸出炮筒”——调整火炮，使炮口从炮眼中伸出；“注药”——火药从牛角制火药筒中倒入火口中；“瞄准炮”——缓燃引信放在炮尾，而炮手小心地向它吹气使它继续燃烧，在炮基上调节火炮；“开火！”——当在摇摇晃晃的船上可以很好地看见目标时，将燃烧的引信放在火口上；开火之后的命令是“用炮刷擦炮”——把绑在一段很硬的长绳上的炮刷蘸在一桶水中，再伸入炮口，用来熄灭可能还在燃烧的火药袋碎片。然后火炮复位，再一次重复装药过程。在纳尔逊那个时代，一个训练有素的火炮操纵组可以每两分钟完成一次这样的过程。
操作船帆来抢风调向——亦即为了利用风，为了压制敌人，为了在战斗中占上风，追击或者撤退，改变船或者船帆的方向来适应风向——需要另一整套命令，涉及调节横帆（square sails）边缘的转帆索（braces）、帆脚索（sheets）、一整套升降索（halyards set）、帆角索（bowlines），拉紧它们来绷紧风帆。此外，还有主帆（mainsails）、顶主帆（top mainsails）、上桅主帆（topgallant mainsails）、支索帆（staysails）、船首三角帆脚索（jib sheets）、后牵索（backstays）以及无数其他附件的名称。这些术语对不懂航海的人来说无疑是对牛弹琴。每个船桅旁都有军官或者水手长站着，准备拉紧或者放松船帆，而舰长除了发布命令，还要与舵手保持联系。在船调整方向的那一刻——也就是改变或者倒转方向的时候——是一种精度要求极高的、令人兴奋的操作，主帆伴随巨响轰然落下，正好用上对面的风。正如莫里森上将所描述的——他举了船由东南风转向西南风的例子——这包括针对不同船帆及帆桁端（yardarms，用来固定船帆悬挂在主帆上的木柱子）而下达的不同命令。
首先，水手们在尽量靠近船身轴线的地方调整船桁，拉紧从船头到船尾的驱动帆或后桅（mizzenmast）上的后樯纵帆（spanker），把船尾转过来。甲板上的军官喊道：“准备，后转！”然后水手长通过笛声传达命令。操纵方向舵的人尽力向右舷转向，这会把与舵杆头（rudderhead）相连的舵转为顺风位，完成这个操作后，他会拖着唱腔喊道：“先生，舵已经是顺风位了！”然后放开用来调整前桅帆（headsails）的船首三角帆及支索帆的绞索。舵杆直接朝向东南风，帆桁颤动不已，绳索因为解除了张力而四处飞舞。一旦船头穿越风眼并开始由东南往南转向，则左舷船首三角帆（port jib）和支索帆脚索即被拉直；这种作用力，加上现在已经处于背风——即从背后吹向桅杆——的前帆、前顶帆和前上桅主帆的作用，它们共同像杠杆一样，使船首摆脱风的作用，驶向拟定的航向。一旦风吹到横主帆的右舷后帆边（leach）或者主顶帆，甲板上的军官就会叫道：“主帆迎风！”这是个了不起的时刻……只要还闲着的人手都会抓住主帆桁及后帆桁上的顺风转帆索，将其拉成约70度的斜角，直到船帆被左舷的风吹到。如果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的话，那么风可以帮助转向。到这时候，除非船非常灵敏、轻巧，而且海面非常平静，否则船就已经没有了前进速度……
其次，重要的命令便是：“放开并拖拉！”这意味着放开转帆索和帆脚索，并拖拉前帆桁，这时帆的逆帆一直是绷紧的，直到后表面再迎风。放开向风船首三角帆及支索帆帆脚索，绷直顺风船首三角帆，所有其他船帆亦经过调整，开始加速，向新航向前进……在一个船员数量众多的战舰上，这个过程可能至少需要10分钟，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尽管每次改变方向——这被称为迎风转向（tacking）——的烦琐过程紧张而令人激动，却很难说是种有效的机动过程。要改变一艘船帆翻滚的大船的风向，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训练有素的船员可能需要10分钟，但不熟练的船员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天气如果不好甚至要花上半天时间。如果遭遇大风，可能根本无法转向。若要到达任何不处于顺风向的地点，则整个航程都要不断调整方向，走“之”字形，舰船和船员都精疲力竭，对此不必感到奇怪，舰船和船员通常很快就虚弱不堪，无法继续服役了。
到了18世纪中叶，各国为了海上霸权又重新开始展开拼杀。在1744年的土伦战役中，各国海军的公开冲突发生了。不像约翰·保罗·琼斯对抗“塞拉皮斯”号的那场战斗一样充满英雄气概，这是一次混乱不堪、充满各种麻烦和缺陷的战役。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时期的海战，以至于法国大臣莫尔帕（M.Maurepas）对海战很不以为然，认为海战往往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却无法取得决定性结果。他说，“不过是这边那边噼里啪啦，但结果海水还是像从前一样咸”。在土伦海战中，英国对法国和西班牙作战；法国和西班牙为波旁家族盟约国，属同盟国，但都因家族努力维持的联合而深受其苦。除了在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对抗之外——这种对抗是冲突的真正源头——与通常的情况一样，第二层的争斗源自大陆上的复杂争端。此时这种争端便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争端的焦点是遥远又无关紧要的西里西亚。要追寻导致这场战争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未免太耗费精力了，不妨简单概述如下：1740年，腓特烈大帝登上了普鲁士王位，而此时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了，将纵横交错的领地及受到多方觊觎的王位传给了大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欧洲大国已经认可了她的继承权。腓特烈二世出于自己的打算想罢黜她，当他入侵西里西亚时——他的诸多不友好举动之一——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了，其他几个国家也分别站在普鲁士或奥地利一方。
在这场混战中，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三个海上大国在土伦展开了一场较量；土伦是法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基地，位于尼斯和马赛的中间。当时作为奥地利敌人的西班牙准备夺取由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地区。西班牙进入了土伦，因为受到英国的封锁，滞留达四个月。西班牙请求法国给予护航，好使舰船回去。法国答应了请求，但是因为不信任西班牙的战斗力，法国海军上将请求西班牙舰船分散部署在自己的舰队中。自然，西班牙海军上将纳瓦罗（Admiral Navarro）拒绝了这个建议。作为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西班牙战舰在编入战舰战列线时——包括前卫、主队和后卫几个部分——仍维持自己的舰船组合。联合舰队总共有27艘战舰：9艘法国舰位于前卫，主队是6艘法国舰和3艘西班牙舰，后卫是西班牙的9艘舰船。这些舰船驶离土伦港，去对抗英国由29只舰船组成的舰队。指挥英国舰队的是地中海中队的马修斯上将。他的副手是他所鄙视的莱斯托克上将，莱斯托克对其上司也毫无好感。他们的不和纯属个人原因，源于琐事，与政治无关，起因是马修斯从英国赶来担任指挥任务的时候，莱斯托克没有派出快速帆船去迎接他。据说马修斯是个文盲，缺少教养且盛气凌人，为了发泄怒气，他“用脏话辱骂”下属，使得作为历史学家的马汉将军不大自信地表示，或许这两人之间的“心存芥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伦海战的“惨败”。
马修斯在黄昏时发现有船帆离开土伦港，处于上风位的他立刻发出“全体追击”的信号。然而当次日早晨前卫接近敌人时，由莱斯托克指挥的后卫却落后了很多——约5英里之遥——无法前来支援，也无法发挥英军数量上的优势。前一天晚上莱斯托克就未能抵达预定位置。马修斯发出信号要求舰队“顶风停住”（lie-to）——意思是当晚停在那里——还发了“保持密集队形”（close order）的命令。如果对方不是心怀不满的下属，任何一位欣然受命的下属都会理解，这个命令意味着要在夜间赶上并占领战列线位置。结果到了早晨，莱斯托克还落后几个小时的航程。他选择接受了停住而不是追赶的信号。
马修斯对磨磨蹭蹭的莱斯托克失去了耐心，担心敌人逃脱，使得歼灭敌人的计划落空，因此他单枪匹马地独自离开战列线向敌人发起攻击。他相信，或者说希望能赶在法国前卫折回来救援之前就击溃西班牙舰队的后卫和法国舰队的主队。不知是出了错还是因为自己的大胆行动过于激动，他发出了进行交战的信号，但是同时还悬挂着保持战列线的信号。这把他的下属搞糊涂了，因为无论是根据信号本还是在当时通行的《作战条例》（Fighting Instructions），都无法解读他的意图。他们只明白“保持纵队”的命令是压倒一切的。因而也不管信号到底是什么意思，马修斯舰队中的一些船只跟着他走了，有些则畏葸不前，结果统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火力也在有效射程之外。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敌人逃跑了。只有一位舰长果断出击，俘获了一只敌舰，这名舰长就是日后名气很响的未来的霍克上将（Admiral Hawke）。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马修斯只好撤退，重新编队。尽管他贸然追击，勇气可嘉，但一无所获，唯一的满足便是将莱斯托克逮捕并押送回国。
这个可悲的事件在议会下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在对海军部大加挞伐，并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依照军人那无可指摘的逻辑，主动出击的马修斯遭受了处罚，而没有加入战斗的莱斯托克则被宣告无罪。
在这里，我们要见识一下这能终结一切的恶龙：《作战条例》。这是个专断的文件，要求每个战列线上的舰船都要紧密地相互保持一链（200码）的距离，并与敌人战列线相应编号的舰船保持对应，无论前卫、主队还是后卫都要相互对应，绝不允许擅自离开战列线自行其是。这个称为“纵队”的规则是为了避免被称为“混战”（mêleé）的混乱局面——可能使舰船遭受自己战友的火力；也是为了队列中的某一部分有机会攻击敌方队列的相应部位，当然这要有紧跟的后方舰船的支持才行。《作战条例》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执政时在第一次对荷兰战争时颁布的，因而自然反映了克伦威尔的专政思维模式。也有人说，《作战条例》是詹姆斯一世那个可怜虫制定的，但詹姆斯一世个性软弱，这个文件却透着不妥协的意味，恐非詹姆斯一世所为。由于当时的舰长作战时常常采用自己的战术，结果造成严重混乱，因此海军部颁布了这个条例，要求各舰船依据指挥官通过旗语发布的命令协同行动，禁止自行其是，以提高舰队的战斗力。总的来说，战斗力的确提高了，不过在个别情况下——比如在约克镇之战前夕的切萨皮克湾之战时格雷夫斯上将（Admiral Graves）的表现——也可能导致灾难，因为一个过于听话的舰长可能会墨守成规，而紧急情况可能更需要随机应变。对于违反该规定的人，那些怒气冲冲的军官会向上告发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因此该条例自然降低了——如果不是彻底摧毁的话——作战主动性，除非舰长有强烈自信，能利用意料之外的有利条件。在战场上，这样的机会并不罕见，不过很少有人会像英国人那样墨守成规。不要说风和海洋捉摸不定，人又何尝不如是。该条例却不允许利用这种捉摸不定的条件相机行事，它是军事思想僵化的产物，注定会让那些业余人士感到吃惊。
在土伦海战时，位于战列线后卫的莱斯托克裹足不前，这到底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指挥官怀有恶意，还是像他后来在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时所宣称的，他已经全速前进，无奈无法追上，法庭并未对此做出裁决。对于他能够进攻却没有进攻的指控，他利用《作战条例》的规定为自己辩护说，发出进行交战的信号的同时还悬挂着“保持纵队”的信号，他如果离队作战，则不可能不违抗“保持纵队”的命令。
“纵队”作为海战的核心，是由当时的舰船结构所决定的，舰船的主要武器是舷炮。唯有这种队列方可在舰船转向敌人、以横梁对敌时，避免任何一艘自己的船处于火炮和目标之间。纵队原则使得海上正规战斗的调遣仿佛巨船伴随着炮火的乐声跳小步舞。战舰先是前进、鞠躬，然后退却，鼓手则敲着鼓点，命令炮手们各就各位，然后炸药从炮口中喷出。战线正好与对面敌人的战线相对应，每艘船在到位时都开火射击。英国人对船体射击，法国人则对着桅杆和缆绳射击，同时为了扯碎船帆，会在炮里加入铁链、葡萄弹和废铁。火焰四射，木头碎片四处乱飞，造成各种难以处置的伤害。甲板上布满尸体，因为鲜血四处都是而变得很滑、很危险，受伤的人无助地躺着，担心自己会与别的尸体一道被推人大海。船的周围到处都是鲨鱼，它们的血盆大口将成为海员们的葬身之地，只是这个墓地没有墓碑的标志罢了。在空荡的大海上上演的这场厮杀大戏震天价响，很是过瘾，却并不总是有战略价值。如有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客人看到这场表演，目睹片片船帆仿佛跳着西班牙萨拉班德舞，不免会感到曼妙无比，但又疑惑：这样做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飘忽不定的大海上展开战斗，其胜负往往是由参战方相对的伤亡数量来决定的，甚至历史学家也是这样判定的。这种“噼里啪啦”的战斗之死亡数目动辄可达七八百人，不可谓不大了。历史记载中唯一对此表示过关注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这未免令人诧异，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对民众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在对议会的一场发言中说：“但是谁能让那些为我英勇捐躯的勇士们起死回生？”他对此事的关注程度显然要高于任何接到过伤亡报告的官员，也高于那些目睹过自己甲板上堆积如山的尸体的海军将领们。
无论何种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和物质上的好处。当时的人们认为，这要依赖于殖民地和贸易。这又有赖于通过控制海洋、建立对运输线保证供给的基地，从而保证交通线的自由，因此海战的目的便是战胜敌人的海军，利用一切机会摧毁敌人的舰队。然而，正如马汉所告诫的，基地的数量不能太多，因为控制这些基地又要依靠海军的保护。根据这种论点和逻辑推论，最好的结果便是避免参战了。法国人，作为有逻辑的民族，得出这个结论后便积极按照这种办法行事了。
18世纪帆船的战斗方式会让理性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显然，“纵队”战略的基础便是敌方也作为目标或对手排成相应队列。但是假设对方不这样做，他们拒绝按战列线编队，为了占领上风位而调遣，一旦成功，就能逃往友邦的基地或者自己的港口。法国人经常这样干，或者干脆拒不迎敌，让张牙舞爪的英国人只能干着急。
理性和启蒙备受推崇的18世纪的一大悖论，就是常显示出它的缺乏理性，比如上面说到的岛上岸边火炮发挥不了作用一事，又如这顽固不化的“纵队”战术。参与海战的人对“纵队”就像对自己的名字一样熟悉，对这种战术早已习以为常，尽管在战术上出人意料才是制胜的法宝。
中世纪作战时，人们要穿戴60磅重的盔甲，战斗时饱受蒸烤，摔倒后还无法站起。自那以后发明的战争装置，就不舒适、不实用和违背自然法则而言，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帆船作战时代的浮动堡垒——战列舰了。战列舰之动力依靠多变的老天，确定方位要靠遥远的星辰，其结构之主体构件——桅杆要靠很难获得的、经过干燥处理的木材，动力控制则依靠缆绳，复杂程度足以让巴黎大学的哲学家也莫名其妙，更不用说那些大多从大街上搜罗来的目不识丁、穷困潦倒的无家可归者充任的船员了。指挥官与其舰队的联络主要依靠旗语，但这种联络方式很容易受到距离、火炮的烟幕或者舰船的颠簸之影响，因此这种笨重工具的操作难度，就仿佛牛仔们骑着幸存下来的恐龙去放牛一般。人们为了满足战斗的冲动，便心甘情愿地迁就了这种种困难，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帆船战舰上。当时有不少人对海战中的这些稀罕东西感到茫然，其中莫尔帕更是因此认定，那不过是“噼里啪啦”罢了。
土伦海战所引起的军事法庭的判决，并不是为了鼓舞海军士气，反而更加强了《作战条例》的控制。这让公众感到疑惑，并加深了对政府的不信任。29名舰长中的11名都受到指控和审判。11名被控舰长中，一名死了，一名被流放，从此音讯全无，7名被褫夺军职，只有两名被无罪释放。自然，此事对海军造成重创，大大影响了士气。
在1777年，英国海军部的报告认为，大舰队（Grand Fleet）中的35艘主力舰是有水分的，因为调查人员发现它们大多数都无法航海，只有6艘适合服役，而且新任总司令凯佩尔上将在视察了这些适合服役的舰只后，认为这些军舰也“难入海员的法眼”。1749年调查时发现军官散漫、不学无术，船员无所事事、业务生疏，仓储物摆放得杂乱无章，各种设备破破烂烂，舰船肮脏不堪，缺乏合格的船员，因而无法适应海上航行。当局并未着手从源头上革除这种种弊端，即管理层的腐败问题，却转而颁布了比《作战条例》更加严格的《补充作战条例》，以及更正式的1749年《海军军纪法令》（Naval Discipline Act）。根据该法令，作战时如果非常消极，完全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则应以“失职”做出处罚。这项立法导致了那个世纪海军史上争议极大的一个事件，这就是1757年对海军上将宾（Admiral Byng）的审判，因为他在救援米诺卡的战斗中“未尽全力”而被判处死刑。在导致宾悲剧的这场战役中，当他受命救援米诺卡时，海军部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派遣给宾的舰队规模太小，装备也不够好。当他到达直布罗陀海峡时，敌人已经登陆并占领该岛。直布罗陀总督本应派兵支援宾，但是他拒绝发兵，理由是这些部队对防守要塞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宾已经抱怨过自己的兵力不够，但他并没有违抗命令，继续向法军进发。法军的舰船比宾的大，火炮威力更大，但是往往拘于防守。当两支舰队相遇时，法国人在下风处，宾在上风处。他发出排成纵队的信号，但没有在处于有利地位时立即命令对敌发起攻击，因为他的舰队还没有形成战列线。他隐隐感到了马修斯军事审判的影响，马修斯正是由于未能完全形成战列线便贸然作战而受到惩处。宾在审理马修斯-莱斯托克一案时曾担任法官，他引述此案判决对其旗舰舰长说：“你看，加德纳舰长，纵队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他还指出有两支舰船还没有到位。“马修斯上将很不幸，由于未能带领全队一道作战而不被理解，因此我应该竭力避免重蹈覆辙。”当宾发出信号进攻时，他的船只还没有到位，正以一定的角度加入战列线，因此前卫遭受了法军猛烈的袭击，而主队和后卫距离敌人尚远，无法进行火力支援。结果，前卫被击溃。在黄昏时，舰队已经分散开了。宾并没有尝试重新集结，只是召开了一次战事会议，并立即接受了在他本人的指挥下形成的建议：已经无能为力，米诺卡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他没有再展开进一步战斗便带着舰队回到直布罗陀海峡，在这里他被撤职、逮捕并押解回英国。根据《海战条例》（Articles of War）第十二条规定，他被指控未尽全力解救米诺卡要塞，未尽责任夺取并摧毁敌人舰队。第十二条规定是指“胆怯、疏忽或者不满”而导致的失职行为，既然已明确宾并无胆怯或心怀不满之罪，那么就只能指控他失职了。对他的判决让《作战条例》显得愈加怪异，因为这意味着，马修斯因擅自离开纵队攻击敌人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宾则因拒绝这样做而同样受审。海军将领们现在是进退维谷了。指挥一旦被剥夺了独立判断的权力，必然无法赢得战斗，包括将要影响美国命运的那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这个死刑判决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大臣们很乐意看到由宾承担罪责，这样可以推卸自己未能调遣足够兵力进行防御的责任。乔治二世从不心慈手软，因此没有特赦宾。罗德尼是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遇事懂得怎样把荒谬性和实用性区别看待。他与极力主张为宾辩护的海军上校奥古斯塔斯·赫维（Captain Augustus Hervey）一道，积极为宾求情，希望宾能获得宽恕，但未能成功。判决使得舆论一片哗然，海军内部的分裂对立情绪也更加严重。最终宾被由军官同事组成的行刑队射杀，这么做的唯一目的，正如一位心地狭隘的法国人所说的，仅仅是为了“激励别人”。伏尔泰的评论让这件事永垂史册，成为启蒙时代的又一件乖戾之事。这种处决不可能有什么作用，因为即使是当时的人们，也不认为通过法规就能让人变得勇敢，或者通过惩罚就能使人纠正自己的弱点。
如果毫无意义，为什么还要执行死刑？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就是这样规定的，所针对的正是宾犯下的这种所谓的罪行。因为规定就是如此，又没有替代处罚，结果是无法避免的。法庭的自由裁量权被取消了，并要求没有替代处罚。然而，进行选择是拥有思考能力、身而为人的责任之一。不进行选择可能更容易些，但是长期不选择会使人变得滞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英国在美洲殖民地战争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宾是在为自己的时代承受痛苦。这个时候，英国正担心成日靠杜松子酒浇愁的穷苦人会揭竿而起，害怕所谓的罪犯阶层——他们认为这一阶层是真实存在的——会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镇压他们，他们制定了各种严刑峻法。一个11岁的小男孩会因为偷了一只袜子而被判终身流放，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故土，无论从理性上，从同情心的角度或者从常识的层面来说有何种反对意见，国家都置之不理，因为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未经思考的严刑峻法正是政治自由的结果，而英国人正是这方面的先驱，为了建立法制以取代人治，为了建立宪法制度以取代专制而不惜发动革命。
英国的孩子们，亦即北美殖民地，此时正为此奋斗，但英国一直置之不理，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叛乱不过是由于受到误导而陷入狂热罢了，结果葬送了重新赢得效忠或和解的机会。
宾的法官判他死刑，原指望国王或者大臣们会赦免他。民众因为失去领土而叫嚷着要血债血还——米诺卡是1708年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的，在英国人手中不过48年——对此心存顾虑的政府没有进行特赦，宾作为替罪羊被枪决了。行刑队奉命开枪了，这位海军部的大人物躺在“君主”号（Monarch）的后甲板上，蜷成一团，成为法律之暴行的无声见证，而法律本应是人类行为的看护者。
考虑到开火的角度问题，也许纵队是唯一的选择，不过富于创造性的人还是会在战术上有所变化、出其不意，正如罗德尼所做的一样。但是海军并非接纳创新之士的场所，而是收容家里那些不求上进或者愚笨不堪的孩子的地方，他们那些更有出息的兄弟们往往会加入陆军，或者成为神职人员。突破战列线可以说是对当时战术思想最为激进和重要的贡献，此后的情况大为改观，不过提出这种思想的并非职业海员，而是爱丁堡的一个男学生。这个孩子很小就喜欢在池塘中摆弄玩具帆船，最后在一篇论文中阐释了他的想法，而罗德尼在机会到来时竟然有胆识采用这个想法。这个男孩便是约翰·克拉克（John Clerk），由于听说鲁滨孙·克鲁索的船只遇难的故事而对航行船只的运行状况发生了兴趣。他开始借同学的模型船，研究在刮过爱丁堡利斯（Leith）港的海风作用下船的移动规律。不久他开始自己制造模型船，观察这些船在父亲的池塘里航行的情况。此时公众都在关注凯佩尔和帕利泽的军事法庭庭审，男孩在跟踪了各方证词之后，了解了什么是“纵队”，还有其他在海战中产生的问题。克拉克有苏格兰人特有的机敏——这种秉性常让边境那边的英格兰人感到不安——他注意到纵队的一个重大缺陷：如果敌人舰只未能抵达相应的位置，那么依据《作战条例》规定，那一天将无法开战。在观察自己的小船在风的作用下的移动时，他想出了摆脱这种致命束缚的解决办法：不采用己方舰船与敌方相应舰船战斗，而是集中全部火力攻击敌人一点，这样便可以打开一个缺口穿透并切断敌人的防线，而敌人此时正忙于调遣舰船，借助风力试图增援自己的同伴呢。约翰·克拉克在一本题为“论海军战术”（An Essay on Naval Tactics）的小册子中图文并茂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此书本来在他的友人和海军爱好者之间传阅，后来被出版商出版了，不久便引起职业海军人员的注意，其中就有罗德尼上将。调查人员后来发现他曾拥有此书的抄本，做过批注，并在圣文森特角（Cape St.Vincent）和1780年马提尼克岛附近那场受挫的战斗都使用了这一战术，尤其在1782年“圣徒之战”（the Battle of Saints）取得最终胜利时，最为明确地应用了它，赢得了对法国的关键性胜利，使得英国在约克镇失利后重新获得自信。该战斗的名称是用位于瓜德罗普岛和多米尼加之间海峡的两个岛屿命名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在船上经常有一半的船员处于生病状态，不仅因为海员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甲板以下，天气炎热，空气龌龊，食物腐败，饮水变咸，而且也由于种种因循懒惰的恶习。如果当局稍懂得道理或稍有决心，原是可以有所改观的。从1622年到1825年这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皇家海军的正式食物便是啤酒、咸猪肉及咸牛肉、燕麦、干豆子、黄油及奶酪（通常是变质的），还有像在斯摩莱特（Smollett）小说中的罗德里克·朗德姆（RoderickRandom）所说的，会自己走来走去的饼干——这是由于有虫子已经在那里安了家。由于食物无法提供身体所需的维生素C，结果船员们普遍得了坏血病，起初的症状是出现标志性的皮肤损伤，然后扩展为全身性衰弱，再发展为衰竭，最后是死亡。海军部花了40年才开始采用现在广为人知的治疗方法：吃柑橘。这是皇家海军一位叫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的外科医生发现的：给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发放橘子、柠檬和酸橙有特效。他在1754年发表了《论坏血病》（A Treatise on the Scurvy），提出所有人都须食用一定量的酸橙汁。当时认为这过于昂贵，因此直到1795年才强制实行。虽然这是启蒙时代，但当时并未意识到，装载那些身体虚弱到无法工作的海员，为他们提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照顾，要比装一桶酸橙汁的代价更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公元前600年的一位传奇“哲学家”认为，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活着的人、死人和航海的人。有没有可能海军将领们是因为受到了海上生活的某种影响而拒绝改变？直到20世纪，信号甲板上还是墨守成规，惰性严重。根据权威海军史学家理查德·霍夫（Richard Hough）的观点，1914年，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一战’时皇家海军的各级职业军人都固守传统，毫无冒险精神，缺乏主动性和聪明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