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美国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南方。英国想重新控制这些亲英派集中的地区，希望重新获得他们的支持。最受期待、积极进取的英国陆军将领康沃利斯勋爵，在给另一位在弗吉尼亚的同为军官的战友的信中闷闷不乐地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没有计划我们不可能成功。”他告诉朋友，克林顿毫无计划，“而且我老实告诉你，我对这种四处行进寻求冒险的做法感到厌倦。”本来打算通过弗吉尼亚向北部前进，但此番战役被能干的纳撒尼尔·格林（Nathanael Green）所阻滞。他是华盛顿最可信赖的将军之一，尽管屡遭败绩，却顽强抵抗，为了拖垮针对他部署的英军而坚持在战场上。格林的战略是让敌人取得代价极高的皮洛士式胜利（Pyrrhic strategy），但是敌军中的默里将军（General Murray）已经看穿了他的意图。这位沃尔夫的副将和魁北克总督曾经预言，如果人数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敌人（美国人）的计划应当借鉴中国人的模式，“每周输给你一场，直至让你消损殆尽”。
就在美洲的陆上战斗胜负难分、时断时续地进行着的时候，罗德尼觉得自己需要参与其中，为战斗注入一些意图和活力。关于美洲的使命，他完全是自行其是。他作为背风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总司令，这个委任实际上使得他在整个西半球都可以见机行事。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借助高涨的民族热情展翅翱翔，必欲挫败法国人的狼子野心，让叛逆、受到蒙蔽的美国人断绝后想。”如果蒙蔽确实存在，那么它存在于英国人的想象里，罗德尼显然也是这么想的。他们都认为，美国人是由于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蒙蔽而反叛的。他们未能认识到独立运动的本质，因而始终无法严肃地对待美国革命。
在1780年9月抵达美国后，罗德尼横扫卡罗莱纳海岸，之后向纽约进发。
他指望重新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但未能达成愿望。克林顿有很大的惰性，而驻美海军指挥官阿巴思诺特上将（Admiral Arbuthnot）本来就脾气不好，又自恃年长，对罗德尼凌驾于他人之上早已心生怨恨。阿巴思诺特已经年届七旬，可以算得上是从桶底捞起来的另一个老古董，有人评价他“对基本的海军战略都一无所知”。他本来就跟克林顿不和，现在又反对任何来自罗德尼的命令。罗德尼发现整个南部海岸都没有设防，“从（卡罗莱纳）海岸到桑迪胡克，看不见一艘快速帆船”，但海岸附近却充满了美国私掠船。罗德尼下令把舰船派遣到各个省附近，“通过这种方法已经缴获了13艘敌方私掠船，有效保卫了国王陛下的贸易”。这两位海军上将各自不断发出命令和与对方相反的命令。他们又怒气冲冲地向海军大臣告状，或许还算措辞文雅，但这对于增进期望达成的团结一致没有丝毫帮助。
1780年，叛军失去了查尔斯顿，遭遇了阿诺德的叛变，战场上的军队资金也十分匮乏，英国自然有充分的理由指望美国人放弃抵抗，这样一来，这场令人感到沉重的战争便可以宣告终结了。克林顿认为，罗德尼来到美国对叛军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他说叛军在发现华盛顿“多次高调宣扬的第二支法国舰队和增援部队纯属子虚乌有”后，都“陷入恐慌之中”。华盛顿很难再招募到新兵，之前他之所以能够招募大量兵力，“纯粹是由于这些虚构的援军的作用”。华盛顿想让法国再增派一支舰船分队，以便对纽约发起攻击。克林顿在写给罗德尼的信中说：多亏你来到这个海岸，这完全挫败了敌人的计划……叛乱分子在华盛顿扩军这方面有所懈怠，还因为开小差的不断增加而削弱了军力。因此，爵士阁下，就防御而言，你来到这个海岸可能会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克林顿表示很遗憾，他不主张进攻敌人在罗得岛的阵地，因为该阵地现在已经非常坚固。他认为更好的选择是向切萨皮克湾进发，“此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我们双方都认可的”。这是个可能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有趣提议。
这种可能性本来很小。克林顿脾气不算太坏，习惯把无所作为归咎于衰老无能的阿巴思诺特上将。他在写给英国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有位称职的将帅，“那么可以对这个战役期望很高，但对这位老绅士什么也不能指望：他每时每刻都会忘记事情，老是自言自语，对我的信也不做回复”，他也许心肠不坏，“但是脑子不行了”。在亟须海军的时候，英国海军却堕落到了这种境地，由于政治纷争，海军军官都由那些过时的耆老之辈充任。
战利品经常是纷争之源，此时亦未能例外。由于罗德尼成了英国在美洲的最高海军指挥官，这意味着阿巴思诺特在分配战利品时将失去主要一份。对此，罗德尼还一本正经地向海军部报告说：“在我看来，阿巴思诺特先生怨恨的真正原因实在让我难以启齿，不过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是因为战利品。”他还转来了相关文件作为证据。呈交国王之后，国王对这海军将领间的不和所做的裁断是支持罗德尼。他说罗德尼的行为“一如既往值得嘉奖……（而且）暗示战利品”乃是原因“似乎言之有据”。尽管克林顿和罗德尼都威胁除非撤回阿巴思诺特，否则他们都要辞职，但海军部没有任何行动，显然不愿意再得罪一个人。最后是阿巴思诺特因为自己的年纪——也许还因为同事的敌意——主动提出辞职后，才解除了他的职位，在1781年由诺斯勋爵的一个表亲接任指挥在美洲的海军。海军部直到此时仍然执迷不悟，没有意识到已经到了危急关头，那些老朽的老水手已经难当此任。他们继续在狭小的老水手圈子里挑选，结果选上了托马斯·格雷夫斯爵士。他67岁了，在那个时代算是高龄了，早已华年不在，也过了参加海战的最好年龄。格雷夫斯最大的特点便是高度谨慎，他过去的职业生涯差一点儿就毁于军事法庭对他的“失职”指控——宾上将受到处决的同一个罪名，但最终被判为“判断失误”。这项指控本来也可能是致命的。如果说消极的个性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格雷夫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罗德尼的看法，在美国的最糟糕错误便是从罗得岛撤退这一“致命举措开始的”。克林顿于1779年10月放弃该岛，以便集中兵力用于南部战役——或者像他后来声称的，这是他在阿巴思诺特上将的“强制性”建议下实施的，因阿巴思诺特说，罗得岛“对海军来说毫无用处，况且他甚至腾不出一艘舰船用于该岛的防御”。英国人离开后纽波特落入法国人之手，导致了纳拉甘西特（Narragansett）陷落这个严重后果。罗德尼把纳拉甘西特称为“美国最好、最宏伟的港口，足以容纳整个英国海军”，他还卓有远见地说，海军从这个港口可以在48小时内“封锁美国的三个州府——波士顿、纽约和费城”。
最让罗德尼感到受挫的是，尽管他“竭尽全力”，但仍然未能说服同为将官的克林顿和阿巴思诺特发动攻势重新夺回罗得岛。阿巴思诺特不愿将海军置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他和克林顿之间的敌意也注定他们不可能同意采取一致行动。一位海军军官声称：“舰队再也看不到罗得岛了，因为将军痛恨上将。”克林顿说现在为时已晚，法军在重新占领后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如果说之前需要6000人能攻下该岛的话，那么现在就需要1.5万人，而他无法调派这么多部队，因为预计华盛顿的部队会对纽约发动进攻。他的这个消息是从亲英派人士那里获得的，他们在截获有关信函后转交给他。也有被截获的信件是关于发动最后联合战役的计划。多年来有传言说，这些信件是华盛顿为了迷惑克林顿而设下的圈套，但是之后的研究推翻了华盛顿使用欺诈手段的说法。
罗德尼有了个把法国人从罗得岛上驱赶出去的主意。这个主意新颖、离奇，体现了罗德尼喜欢不考虑成命、自行其是的性格特点。在他和克林顿的一次讨论中——克林顿对该讨论做了记录——他建议让一些英国舰船冒用法国旗帜出现在布洛克岛附近，因为当时大家都相信有一支法国舰队正赶来加入在纽波特统帅的法国海军的特耐。冒充的舰队应该在风向有利于特耐出港的时候出现，假装与阿巴思诺特的舰船展开战斗。自然，特耐会出来帮助他所他误以为是同胞的舰队，一旦他上当出来，罗德尼和纽约的舰队就可以联手彻底歼灭之。显然，如果让这个人冒用法国旗帜去攻打圣尤斯特歇斯岛，那么他也不会心存什么顾虑的。无疑，这个计划对于惯于求稳的克林顿和阿巴思诺特来说太异想天开了，因为后来再无下文了，罗德尼大视野中的“宏伟的海湾”也依然置于法国控制之下。
离开北美时，罗德尼在写给桑德威奇的报告中说，这场战争中“每一个部门都懈怠得让人难以想象”，并特别指出了克林顿的惰性。截获的华盛顿的信件——不管这是真的还是欺诈手段——像高效安眠药一样，让克林顿在此后最为关键的几个月中都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如果他立即增援，本可以避免后来约克镇的致命结局。但是当时英国人毫不担心，因为美国人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似乎很快就要崩溃了。
1779年到1780年这个阶段非常艰苦，是美国革命的最低潮。美国人指望德埃斯坦率海军干预的希望落空了，又丢了查尔斯顿，在福吉谷（Valley Forge）和莫里斯敦（Morristown）经历了冬季的严重匮乏——由于国会提供的援助太少，也没有民众的热情支持，匮乏更形严重。
就在沮丧快要变成绝望的时候，1779年12月，华盛顿写道：“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的前景比此前战争的任何阶段都要糟，除非有纾解困境的妙法并能立即实施，否则由于匮乏而难以为继的部队之解体将无可避免。部队有一部分已有数日没有面包了。”在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的战斗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后来局势逆转，带来了南方可能与北方殖民地分割开来的致命危险。1780年5月，局势更为严峻了——查尔斯顿陷落，5000名美国士兵和4艘船被俘，是这场战争中最惨重的失败。
1780年9月，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背叛，让华盛顿个人承受了更大的打击。阿诺德计划叛逃到扼守哈德孙谷（HudsonValley）的驻西点（West Point）的英军那里。由于他与英军联络的中间人、克林顿的助手安德烈少校（Major André）的偶然被捕，挫败了他的叛逃计划，而这时距离将要塞的钥匙和图纸转交给敌方仅相隔几个小时。
从1779年到1880年，新泽西莫里斯敦营地的情况比此前一年的福吉谷还要糟糕。那些本已饥肠辘辘、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士兵的配给再次被削减，仅相当于正常量的1/8。为平息暴动，康涅狄格团带头抗议要求得到全部供给和欠薪的两个士兵被绞死。1781年1月，宾夕法尼亚团哗变，与新泽西的部队一道开小差，等到脱逃被控制的时候，兵力已经减员了一半。在边远地带，在亲英分子带领下，印第安人从森林中走出来焚烧农场、家园，屠杀平民。就连让士兵驻守阵地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民兵中的士兵需要请假回家收割庄稼，如果得不到准假，他们干脆就开小差。部队的普鲁士籍训练官冯·施托伊本将军（General von Steuben）说，在这种情况下打仗，哪怕是“恺撒和汉尼拔也会颜面尽失的”。
华盛顿桌上的信函堆积如山，都是阵地将领写来的，诉说他们多么缺乏各类军需品：食物、军火、战场设备、常规运输所需的马和车——所有这些都需要军队从当地民众那里征得，这必然会引起地方爱国势力的反感。华盛顿在他1781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没有作战所需的任何东西，相反，我们一无所有。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场辉煌的进攻战，而是一场混乱、暗淡的防御战——除非我们能从慷慨的盟友那里得到强有力的舰船、登陆部队和钱财的支持，但眼下这种支持太靠不住了。”
在如此沮丧的形势下要想不垮掉，并能够支撑危局，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高贵的气质，这是华盛顿所拥有的，但在历史上那些将军身上难以见到。这接近“沉默者威廉”的某些气质，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势必成为总司令一职的当然人选。美国的另一个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热情的拉法耶特将这种气质传达到国外后，路易十六——旧制度枯干上的最后一片枯叶——被说服了，他将皇族的信念和命运寄寓于在森林中对抗权威和王室的叛军身上，这些王室还曾支持他保有王位。拉法耶特魅力十足，这种魅力让华盛顿待他像对自己父亲一般敬爱有加，让国会把他任命为上将，让美国兵心甘情愿地在他的指挥下冲锋陷阵——他们通常是不乐意受外国人指使的。在拉法耶特之后，年轻的法国贵族纷纷自愿参加美国革命。他们原来生活在宫廷的真空中，因无聊而躁动不安，唯一能让他们激动的事情便是争得戴着涂粉假发、酒足饭饱的国王的颔首，或者邀请他们出席国王早上在更衣室的例行仪式的微微摆手。他们渴望在军事操练中体验真正的男人的感觉，传统上这也是通向奖赏的道路，同时又有机会将他们的勇敢献给具有魔力的自由女神——她在令人厌倦、充满纷争的旧世界里也打开了人们的心扉。美国《独立宣言》中所承诺的“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仿佛具有魔法，让多少代以来置于君主和贵族专制统治下的臣属们的思想和心灵都为之振奋。这种承诺似乎就体现在美国这个为了建国而战斗的年轻民族身上。他们感觉到，一旦这个国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它必预示着旧欧洲将迎来自由、平等和理性的新秩序。对于热爱自由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把武器和财富致力于促成这样一个事件更加崇高的事业吗？
还有一个不那么崇高的愿望：为失去加拿大报仇。自11世纪诺曼人威廉找到了一个争执的理由后，法国人的骨子里一直有想与英国人干仗的冲动。国王及精明又不屈不挠的外长韦尔热纳，一直想让北美殖民地的战争继续下去，这在法国与英国的争霸战中是可以利用的。通过增强叛军的资源，他们可以挫败英国的锐气，并为自己在北美争得好处。此外通过骚扰英国的海上力量，夺取一两个产糖的小岛，他们甚至可能击溃防御英国的舰队，入侵英国本土。
韦尔热纳为法国所构想的意图不是帮助北美殖民地获得胜利，或者使他们强大到英国想要与之媾和的程度，因为这会使英国重新腾出手来，缝合其帝国这件织物上出现的裂缝，再次全力对付法国。确切地说，法国的目标是通过增援北美殖民地而使他们能够继续战斗，牵制住英国人。
所以，正是出于想要取代英国成为霸主的渴望，波旁法国和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它利用自己的财力、物力和军火增援叛军，而这些叛军所捍卫的理念和原则将会开启民主革命的时代——它和被它耗尽的法国财力，共同使得旧时代轰然垮掉，这永远地成了旧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