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成功的战斗可以让我们赢得美洲”
如果说法国人并未认识到自己支持叛军的意义，那么总的来说，英国人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与美洲殖民地的争斗在历史上留下了或者将要留下怎样的印记。他们仅仅把它看成是殖民地忘恩负义的人们的一场起义，必须借助武力镇压。对于那些具有更宏观的世界视野的人来说，这是针对法国的霸权之争。
从意识形态上说，永无休止的或左或右的斗争，使得这场叛乱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颠覆，美国人则被视为“平等主义者”。一旦他们成功了，将会引发爱尔兰或者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英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则与辉格党和激进分子正相反，自认为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特权，为生存而战，理应得到欧洲的支持而非敌视。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都是敌手，荷兰即将成为另一个敌手，“中立联盟”很可能将成为海上主权的争夺者，欧洲不支持英国，反而积极支持美国人，这被认为是自取灭亡：如果美国人赢了，欧洲将在自己的大地上听到激进分子的脚步声，听到“自由！”的呐喊声。
所有人当中，倒恰恰是老打瞌睡、老是因自己无力应付局面恳求国王让他辞职的英国首相诺斯勋爵，察觉到了自己国家与殖民地所陷入的争斗的历史关联，以及美国如果取得胜利的历史影响。他预见到：“如果美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帝国，那么它将给全世界的政治制度带来一场革命，如果欧洲现在不支持英国，那么终有一天它会发现自己被充满民主狂想的美国统治了。”
华盛顿先生的部队（英国人不愿意放下身段管他叫“将军”）正面临哗变，极度缺乏供给，这显出一丝希望，表明美国革命正在显出颓态，他们不仅缺少物资和钱财，而且缺乏新兵。克林顿对此感到振奋，安慰自己说：“我有的是希望，而华盛顿只有恐惧。”从逻辑上说他是对的，但若他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恐怕也没有多少可感到振奋的东西，因为“希望”无非是为克林顿的不作为又多找了一个理由，而对华盛顿来说，“恐惧”也不过是有待克服的一个因素罢了。
英国那些操控战争的人对自己军事上的优势非常肯定，故而他们确信叛军必将屈服求和。正如国王的主要谋臣杰曼勋爵所表述的，“叛军在所有方面都不值一提……而我方的优势又如此之大，无论他们怎样抵抗，都无碍于我们迅速平息叛乱。”如此泰然自满，自然容不得别的想法。对叛军尽早崩溃的期待，还因为现实上的迫切需要而变得强烈——因为尽管英国人洋洋得意，但是其资源早已捉襟见肘：招募新兵很难，食物很糟，钱饷很少。英国人死死抱住这样一种想法：只要把战争继续下去，美国人最后只能投降。大陆会议的权威将不复存在，公众舆论也会倾向母国。他们最深信不疑的是，美国人很快就将面临财政崩溃。默里将军从米诺卡写道：“我认为，和我们一样，敌人也对这场战争的代价无法承受。”一个对此有所怀疑的平民——与沃波尔通信的贺拉斯·曼，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除非对在美洲或欧洲的法军予以致命打击，否则叛逆的殖民地的坚韧不拔和法国的荣誉感会将战争延续下去，把我们拖垮。”乔治三世本人并不认为会有这样的结局，他坚信胜利已经近在眼前，真正忠诚的人民即将挺身而出，再予以一两次重击，叛军就会土崩瓦解。
导致双方预期都出现偏差的是法国的干预。1780年，美国革命陷入最低潮，促使法美共同谋划，以期革命能够继续并坚持战斗。华盛顿向法国要钱、要兵，尤其要海军的支持——尽管德埃斯坦战役的结果很是令人沮丧。他坚信，如果不能掌控海岸和海上的自由通行，那么美国人就无法取胜，唯有如此才能够击败英国。英国在美国张开的弓形阵势的支点是纽约和弗吉尼亚，而切萨皮克湾有很长的海岸线向大西洋开放，因为美国人控制了两地间的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所以纽约和弗吉尼亚之间的通讯，只能通过水路。英国人也不可能通过陆上获取生活物资，因为当地居民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在美国的供应和部队调遣要依靠水路运输，有赖于其对港口和港湾的控制。如果能够阻截他们，或者把这些港口和港湾从他们手中夺过来，那么英国人就要挨饿了。实际上，后来在谈及自己担心在海上优势会输给德埃斯坦的这个阶段时，克林顿说道：“陆军曾有三次面临挨饿的危险。”如果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担忧过甚的话，这大约是他在战后为自己辩解时哀叹事事都不如人意罢了。
反之，只有当美国人能够自由利用水上运输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运输反攻所必需的部队。这就是华盛顿坚持有海军优势的原因。他向大陆会议前主席之子、正准备出使法国的劳伦斯上校（Colonel Laurens）解释，“如果我们掌握了制海权，得以阻截来自欧洲的常规物资”，那么英国就无法维持“在这个国家的庞大军队”了。“如果在这些海岸持续地占据优势，那么敌人会立即陷入防守的境地。”占据海军优势，“再加上资金方面的资助，这足以让我们把战争转为积极进取的进攻战”。华盛顿想进攻纽约，这是英国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他相信，重新从英国人手中夺取长岛和曼哈顿将会是致命一击。然而，纽约入口处的桑迪胡克吃水浅，这个障碍之前已经阻挡了德埃斯坦的道路，加之切萨皮克湾更方便进入，且地域开阔，方便作战，因此他的法国盟友罗尚博和他意见相左，认为在切萨皮克湾发动战役更切合实际，效果亦更好。此外，这里康沃利斯统率下的英军是此战最具活力和威胁性的敌人。
华盛顿和部队中的其他将领，都非常希望由美国人民为自己的事业战斗，然而令他们极为沮丧的是，就可以感受到的民众支持而言，这个国家表达爱国主义的形式未免太过于怯懦。在福吉谷，华盛顿曾经痛苦地承认，由于缺乏供给，他部队中的有些士兵“连一点儿毯子也没有”，只凭借他们“脚下的血迹，就可以把他们从怀特马什（White Marsh）一直追踪到福吉谷”。1780年夏，为发动新战役募集新兵时，招募的最后期限已过去了6个星期后，才有不到30个应征者零零散散地晃进指挥部。那些志愿参加战斗的民众们，一旦看到这里的匮乏比自己家里还要严重，往往选择逃之夭夭，而不是同甘共苦。他们并无太大热情加入穿着破旧、骨瘦如柴的大陆军。同样的，农民们也不情愿提供运输物资供给所需的车子和人手。
自德埃斯坦的行动失败之后，部队情况开始恶化。士兵抱怨大陆会议不给他们发饷，相互间为了军阶高低而争吵不休，有时甚至威胁要辞去军职。就连最坚韧不拔的格林将军——当时已是陆军军需兵司令兼军需局局长（Quartermaster General）——也愤愤不平地抱怨大陆会议给他的饷“还不够给他塞牙缝的”。在为重新夺回萨瓦纳制订进攻计划时，他对大陆会议的失职怒不可遏，连他也想辞职。
在福吉谷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冬天后，1781年元旦，宾夕法尼亚部队又在莫里斯敦经历了第二个严冬。饥寒交迫的部队饱受困乏之苦，缺乏粮饷，看到那些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民众却不为所动，不禁怒火中烧。他们缺少衣物，缺少制鞋用的皮革，缺少运输用的马匹和车辆，所有部队都缺少肉、面粉和弹药，兵力缺乏，士气低落，又得不到自己国家的支持，这种种困难让部队几乎无法支撑，难以为继。将领们报告各种匮乏的信件堆积在华盛顿的办公桌上。即使供给有了着落，也常常因为缺少运输工具，无法被运到饥肠辘辘的连队那里。部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哗变。同样饱受困乏之苦的康涅狄格和新泽西的部队也与宾夕法尼亚的部队一道行动，但最终没有爆发，因为为了杀一儆百，两个来自康涅狄格的士兵被处决了。在哗变之前不久的1780年，华盛顿曾经坦承：“我几乎已经不再抱有希望。整体而言，这个国家连对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都这样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我几乎不对局势的改观抱有奢望了。”
法国却积极筹备以让局势有所改观。法国外长韦尔热纳虽不乐意接受美国人的开导，但还是被约翰·亚当斯坚决的主张影响了——唯有海军力量方能最终决定美国战争的结局，而法国花费兵力夺取西印度群岛的产糖岛屿，围困直布罗陀，或者集结攻击力量入侵大不列颠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只有在美国才能击败英国。出于同样的意图发自大陆会议的请求也在产生效果。乔治·华盛顿亲自给法国驻美公使拉卢塞恩（La Luzerne）致函，强调海军占据优势之必要性，请求法国派遣舰队前往美国。1780年7月，在德埃斯坦的继任者特耐的统率下，作为先遣队的7艘法国主力舰抵达纽波特港，带来了一个人和一支小规模的登陆部队，他们将成为最后战役的关键盟友。这个人便是让·巴蒂斯特·罗尚博将军（General Jean Baptiste Rochambeau），时年55岁。他带来了三个团，其统帅为克劳德-安·德·圣西门侯爵（Marquis Claude-Anne de Saint-Simon），他的表弟亨利·德·圣西门伯爵（Count Henri de Saint-Simon）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的缔造者。这两人均与著名的路易十四的宫廷史官圣西门公爵（Due de Saint-Simon）有亲属关系。这位年轻的侯爵志愿率领自己的部队来美国助战，服从罗尚博的调遣。他的部队当时驻扎在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租借给西班牙。这支部队可谓雪中送炭，但因为英国对纽波特海域实施封锁，部队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岛上待了近一年。由于没有陆上运输工具，华盛顿无法利用这支部队。没有运输工具，华盛顿也无法发动攻势，而他很明白，仅仅靠防御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罗尚博的部队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就待在纽波特吃吃喝喝，跟女人调情，但在军事上完全是个空白——不过这种局面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罗尚博个子不高，身体粗壮，性格随和，军事经验丰富，后来证明是个理想的盟友、坚强的支持者和忠实的伙伴，愿意服从总司令的指派，但又不唯唯诺诺，不愿做一个仅仅满足于俯首听命的副手。他有自己的想法，随时准备着也有能力将这想法付诸现实。尽管他与长官偶有激烈的争执，但他受到自己士兵的尊重，且能维持严明的军纪。尽管面临匮乏，在即将展开的联合战役中还不得不与语言、习惯不同的美国人密切接触，但是他们的合作没有出现严重的摩擦。在关键时刻，法国士兵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地在美国土地上行进，其状态之佳，无论英国兵还是美国兵都难以望其项背。
在罗尚博的部队中有洛赞公爵（Duc de Lauzun），此人系罗德尼在巴黎的那位恩人的侄子，出手阔绰，他不久后在约克镇战役中证明了自己是位冲劲很足的斗士。在纽波特，他“和美国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他极富魅力的风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是指他大手大脚的习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法军离开布雷斯特时，承诺的运输工具中只有一半到位，“这迫使我们留下了一个旅的步兵，1/3的大炮，还有我自己那个团的1/3的人员”。显然，自前一年那次进攻搞砸了以后，法国海军的管理并无进步。洛赞的这本回忆录写了他在新世界的冒险活动，这涉及缔造一个新国家的革命，但最有意思的是，这本回忆录没有对他所参与的这场历史性事件、这个国家、人民或战争政治的任何想法、观察或评论。由于洛赞被视为为法国朝廷增光的年轻人的典型，因此他可能反映了他所属的阶级、类型以及导致他们灭绝的那些特征。也许我们有点儿小题大做——他不过是对自己生活中的轻重主次有牢固把握的一个人罢了。回忆录的上半部充满了对他私情的描述，那是他在革命前最后的贵族生活。在140页的篇幅中，我们看到他如数家珍地提到他的那些情人，她们怎样与他初次见面或者比较熟悉后便“对我产生了明显的好感”，他写下每一个名字，丝毫不顾及这些人的身份、家庭或丈夫。在复辟时期——正是流亡国外的贵族们希望展示自己的道德和生活多么正派的时候，此书一经发表，立即造成巨大轰动，其真伪问题引起了两个重要评论家——塔列郎（Talleyrand）和圣伯夫（Sainte-Beuve）的愤怒争论。在当时，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大约只有那些认识书中提到的女士的人，或者那些女士曾经宠幸的人，而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这本书早已是明日黄花，只是一个空壳，留下当时壮丽海面的一丝涟漪而已。
8月25日，华盛顿从罗尚博那里得到了由法国快速帆船带来的一个消息：原来指望法国第二舰队可以支援南方的拉法耶特和格林，但是该舰队在布雷斯特遭到阻拦，最快也要在10月份才可能抵达，到那时，部队早就消耗完那个地区所能提供的物资了。听到这个消息，就连有铁一般的意志、饱经忧患的华盛顿，也在给他兄弟塞缪尔的信中流露出失意。“非亲临现场，谁都无法体会我的窘境，也无法想象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部队竟然还能够支撑下去。”此后不过几天，便传来了南卡罗来纳卡姆登（Camden）大败的消息。这场失败使得弗吉尼亚可能面临来自南面的进攻。华盛顿只能勉为其难地挽救危局。他从马里兰派遣了一个团赶赴格林那里，同时鼓起勇气，在哈特福德（Hartford）与法国盟友会谈，商量制订相关战役计划。
抵达纽波特之后，特耐和罗尚博由罗得岛（相距100英里）出发，通过康涅狄格于9月20日到22日到达哈特福德的会面地点。华盛顿这次带上了年老但很可靠的亨利·诺克斯将军（General Henry Knox）。诺克斯曾经是波士顿的书商，后来成了一名炮兵军官，曾经把在提康德罗加战役中夺取的大炮拽过沟沟壑壑，翻山越岭，最后在1776年用这些炮把英国人从波士顿赶了出去。
谁都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拉法耶特刚刚从南方的战场过来。1780年8月，就在查尔斯顿陷落后仅仅三个月，美国人在卡姆登遭受惨败。在这里，好斗的康沃利斯勋爵将军发动战役，准备收复整个州。康沃利斯在卡姆登狠狠地收拾了盖茨将军（General Gates）。盖茨乃萨拉托加之战的英雄，后来参与了康韦阴谋（Conway Cabal），散布了种种败坏华盛顿名誉的流言，企图迫使华盛顿辞职并取而代之。华盛顿自知无可替代，拒绝辞职，却未能阻止大陆会议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成功任命盖茨为南部指挥官。在卡姆登之战中，由于盖茨指挥失当，美军有800人阵亡，1000人被俘。更为尴尬的是，他们的指挥官仓促离开，撤退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战斗当晚就逃了70英里，到达夏洛特（Charlotte），而且并未止步，继续逃到山区的希尔斯伯勒（Hillsboro）。根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份陈述，胆怯的盖茨在逃跑过程中，在三天半的时间里跑了180英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距离简直是不可思议，即便是换乘新马接力也不大可能，撤退时也不可能准备换乘的马。不管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番可耻的撤退让盖茨颜面尽失，无法再待在军中了。官方曾经下令对他展开正式调查，但是后来不了了之。
胜利者把英国人的伽锁牢牢地套在南卡罗来纳后，便开始向北通过北卡罗来纳朝弗吉尼亚前进。弗吉尼亚别称“老自治领”（the Old Dominion），系南方最富裕的州。该州的中部有切萨皮克湾切入，按照康沃利斯的想法，可以在此阻止南部的富饶资源流向北部，通过这致命一击终结战争。他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一场成功的战斗可以让我们赢得美洲。”战争双方的所有指挥官都受到这种蛊惑：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结束这场无休止的痛苦战争。
结束一场战争是件困难而微妙的事。哪怕是聪明的统治者——假如有这样的统治者的话——也常常发觉自己无法终结一场战争，即便他们很想如此。双方必须同时并同样程度地确信战争目标无法实现，或者不值得让国家付出如此代价。确信程度必须相当，因为如果任何一方感到自己占了一点儿便宜或吃了一点儿亏，这一方就无法提出对方能接受的条件。在14世纪法国和英国所卷入的百年战争中，双方均想停战，但却不能，因为担心失去权力和地位。战争加深了他们彼此间的仇恨和不信任，使他们不愿意商谈。在1914-1918年那场伤亡惨重而又徒劳的战争中，除非某一方获得胜利，否则不可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代价如此之高，任何一方都觉得必须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才能有交代——这个好处可以是领土、海港，或者工业资源。两手空空地回去可能导致国内对统治者的反抗——或者至少会使统治阶层失去职位和社会地位，比如1918年被推翻的德皇和霍亨索伦家族。普通的士兵并非统治者，他们无须为丢掉王位或职位而担心，那么当他们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战斗？答案很复杂，有很多因素：因为他们认同战争目标；因为开小差或哗变会被处以极刑：因为战友的情谊；因为假如他们离开部队将无处可去，也无法回家。统治者放弃实现自己所宣扬的战争目标，就相当于承认自己和支持者的无能——这无疑就像要骆驼从针眼中穿过一样难。除非遭遇彻底的失败，否则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会放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吗？或者英国国王和大臣们会放弃对自己帝国的控制吗？答案很可能是：“万能的上帝啊，还是不要这样吧！”于是，美洲战争双方都在胜利和“致命一击”那微弱曙光的激励下继续战斗。
在夺取查尔斯顿后，克林顿带着不太常见的乐观情绪，在写给政府的信中说：“再发动几场加强的攻势，那么从这里到哈德孙河之间的地区就都属于我们了。”在伦敦，杰曼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后也说道：“再有一场战役，南方各省即可悉数收入囊中。”不管战事有怎样的起伏，他一直相信镇压叛乱轻而易举，英国战略家们这类想当然的假设，纯粹是由于他们对美国人完全缺乏了解。他们不相信那些未经训练的农夫和樵夫——特伦顿的一位雇佣军军官所说的“这些乡巴佬小丑们”，能够与训练有素的英国和杰曼职业军人相抗衡。他们忘了那些为信仰而战的人还有别的武器。训练水平通常可以用来衡量作战效果，但这次是例外。
美国人的作战风格是导致英国人一直低估叛军的主要原因。这些美国人穿着暗色的手工纺织粗布或者缀有边饰的印第安人紧身短上衣，躲在墙体或树后面射击。这与欧洲士兵形成了鲜明对照。欧洲士兵身着颜色鲜艳的制服，非常注重外观整洁，以严整的队列行进、射击或被击中。自打出第一枪的莱克星顿开始，直到通往波士顿的道路上，到处都是被射杀的英国兵。射出的子弹来自藏在石墙后面的民兵，而不是训练有素的法国国王的（或者约克公爵的）士兵——像那首童谣唱的，4万名士兵整整齐齐上了山，又整整齐齐下了山。那时起，就改变了农民——虽不能说野蛮人——无法应对欧洲步兵的印象。在莱克星顿之战后不久，英国人整整齐齐地登上了邦克山（或布里德山），然后遭受重创的英国兵又整整齐齐地下来了，显然他们还没有改变对美国兵的看法。
尽管美国的打法有种种优势，但在哈特福德会谈时，前景却非常暗淡，罗尚博很悲观，拉法耶特就更不用说了。自查尔斯顿陷落后，美国的声誉大减，加之有关卡姆登及大陆会议财物状况恶化等“极为不利”的消息，拉法耶特对“此次战役”的预期极低。他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士兵比以往更加缺乏衣服、帐篷和车辆。”“假如能够找到运输工具的话”，亟须给他们运送给养，“如果无法做到，就尽可能通过可以航行的河道往北面运送物资”。他的报告自然无法让人感到振奋，但是前方的目标使他们没有陷入沮丧。哈特福德会谈的主要参与者是华盛顿和罗尚博这两位指挥官。他们互相试探，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或不可以建立伙伴关系，并探讨在何处可以协同作战。罗尚博是个经验丰富的战士，而华盛顿仅凭他的人格就能受到别人的崇拜，这样的两个人自然很容易相互敬重，但制订协同作战计划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进攻华盛顿最期盼的目标纽约，必须要法国人协助控制附近的水域才行，但仅靠特耐的分队无法完成控制。此外，罗尚博无法提出确切的作战计划，因为他接到指令说，法国舰队和陆军必须协同作战，因此在增援的法国海军到达之前，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继续支持特耐驻纽波特的部队。直到一年后，接替去世的特耐的巴拉斯（de Barras）率领第二支法国陆战部队到达，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一支法国舰队，这给美国人提供了他们所亟须的海军力量，最后赢得这场战争的大胆的海陆包抄计划才得以形成。
但是，这位美国将军的头脑里还是执着于纽约。罗尚博提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在切萨皮克湾地区发动战役，切断来自南部的英军的威胁。但是华盛顿不喜欢这个方案，他认为法国士兵会因为忍受不了弗吉尼亚炎热的夏季而生病，他自己那些来自新英格兰的士兵也对南方抱有偏见，因为那里有蛇、高温和蚊子，还怀疑南方的气候不利于健康，甚至是有毒的，极易引起发热。当时的人们对导致发热的病菌和感染尚不了解，因此发热成了一种统称，可能包括疟疾、肺炎、黄热病、伤寒、斑疹伤寒和痢疾。这些在弗吉尼亚流行的疾病与其说与气候有关——人们总喜欢将疾病归咎于气候——倒不如说与沼泽、蚊子和军营里士兵们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关系更大。在18世纪，每10个死者中就有8个被归咎于“发热”。
将部队运送至弗吉尼亚需要经过大约500英里的旅程，这都要靠步行完成，因为唯一可资利用的海上运输工具，是路易·德·巴拉斯伯爵上将——现在那里的法国海军司令——所统帅的一支由8艘舰船组成的舰队，但纽约附近英军的舰队力量太强大，巴拉斯拒绝沿着海岸往弗吉尼亚运输装满士兵的运兵船。华盛顿认为陆上行进太危险，代价太高，部队很可能由于疾病和开小差而减员1/3。他还认为，只要英军仍保持对弗吉尼亚海岸附近水域的控制，那么发动这场战役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他相信，如果对纽约发动进攻，就能牵制英军，迫使克林顿从南部调遣部队过来，这样就可以缓解拉法耶特的压力，比直接支援他更有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情感上，华盛顿对纽约割舍不下，因为他正是在纽约遭受了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败，那是在长岛之战早期，这次大败使他一直渴望能夺回这个城市。根据盟约，华盛顿为总司令，罗尚博应服从他的命令，因此最后的决定权在华盛顿身上。不过罗尚博虽为人随和，却也很有谋略，他很清楚必须支持自己的侧翼。不久，在他的劝导下，法国驻美公使拉卢塞恩、巴拉斯和其他人都接受了罗尚博的意见，在他们写回法国的信函中极力主张在切萨皮克湾发动战役的种种好处。
切萨皮克湾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受到如此关注？大切萨皮克湾包括弗吉尼亚的海岸线，沿大西洋往马里兰和新泽西方向延伸200英里。这里有很多通向欧洲的门户，并有很多面向陆地的港口和入海口，可以直通内陆，它是通往这个国家南部地区的最为开阔的入口。该湾上游水系距离靠近费城的特拉华河还不到20英里，因此它是南方与中部大西洋各州连接的天然水道，形成了一个康沃利斯认为必须切断的战略性瓶颈。
自夺取查尔斯顿后，英军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南方，使南方地区成了重要的战争中心地带。人们相信，这个地区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人的忠诚度如何，将决定英国是否能重新获得整个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忠诚。如果南方人民的人心向背有指示意义的话，那么这意味着遥遥无期的等待。受命统治被占领的查尔斯顿的鲍尔福上校（Colonel Balfour）在报告中说，南卡罗来纳的“背叛”
“如此普遍，以至于除了减少其人口这种办法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鲍尔福的极端解决办法反映了亲英分子的态度，他们在与爱国者的冲突中体会到了内战的残酷，而且在相互的争斗中孕育出日益深切的对反叛的敌视。
从战略上说，南方作战的意图是夺取该地区叛军的资源以及可以和欧洲通商的大西洋港口。最激烈、时间最长的战斗就发生在那里，亲英分子参与了对农村人民及资源的毁灭性袭击。英国人对美国反叛者针锋相对，无论是对美国将领纳撒尼尔·格林、人称“沼泽之狐”（the Swamp Fox）的弗朗西斯·马里恩（Francis Marion），或者绰号“老车夫”（the Old Wagoner）的“不可战胜”的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老车夫”的绰号来自25年前，他19岁时，曾经在布拉多可针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发动的那场失利的战役中负责驾驭一辆提供给养的车子。南部的交战从不占领领土，因为战争目的主要是为了摧毁叛军的武装力量和战斗力，而非为了夺取领土。所有进攻性战役之目的无非两个：摧毁人力和夺取领土。有史以来——或者说自有战争以来，这两种说法反正是一个意思——达成第一个意图的方法除了杀害对方士兵，还包括摧毁支撑对手的资源：食物、房舍、交通、劳力以及购买这一切所需的财物。由于掠夺、焚烧和整体摧毁，使占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正如鲍尔福上校隐隐感觉到的，这些行径无助于英国达成重获美洲殖民地人民效忠的大目标。尽管如此，英国仍然在南方看到了他们取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因为他们非常肯定，那里大致忠诚的民众必将在未来某个时刻为了王冠而挺身而出。
南线战场
负责统帅南线战事的是位咄咄逼人的将军、第二代康沃利斯伯爵查尔斯，他位居驻纽约的亨利·克林顿之下。克林顿与他性格迥异，谨慎且游移不定。两人互无好感，这削弱了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在美国革命的整个进程中，每个人都对某个别人心存怨恨，而在这个事例中，怨恨不但导致相互间的厌恶，而且使得双方在政策和目标上出现了分歧。
克林顿是个固执的保守分子，对得到的东西一定要紧紧守住不放，这里指的是他在纽约和查尔斯顿的基地，尤其是纽约，他的全部精力似乎用在了防守纽约上。康沃利斯则是个积极进取的人，他认为查尔斯顿是守不住的，除非稳稳掌握其腹地南卡罗来纳，而要征服整个南方，就非夺取弗吉尼亚不可——亲英派报纸把它形容为“富饶繁荣的弗吉尼亚”。作为一名贵族，康沃利斯的社会地位较高，克林顿则没有这种优势。康沃利斯很顽固，野心勃勃地想得到晋升，他受到自己部队的敬爱，因为他是个勇敢的斗士，像法国骑士巴亚尔（Bayard）一样“无所畏惧、不怕非议”（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士兵们还认为他是个像慈父般的指挥官，对他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克林顿认为这个下属桀骜不驯，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也无法约束他，并疑心他正在四处活动，试图取代自己。因为克林顿老是说自己要辞职并将职位让给康沃利斯，康沃利斯也已经得到了成为克林顿继任者的休眠任命（dormant commission,这可以避免一旦总司令有什么意外，可能由某位杰曼将军接任的局面），谁会继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这对克林顿还是有妨碍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无须为继任者制订计划。
从他们交往伊始，克林顿就疑心康沃利斯会自行下达指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样的人不可能热络起来。”他觉得康沃利斯受到杰曼的青睐，相形之下，自己受到了冷落。他向杰曼抱怨说：“我被忽视了，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所有人的意见都可以采纳，除了我的以外。谁的计划都可以采纳，除了我的以外……我不得不按别人的计划来行动。”康沃利斯则因为克林顿做出的决定模棱两可、经常推诿并推迟计划而恼火。他请求国王准许他辞职回国，乔治三世的想放弃职位的又一位裨将。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同一战区的将领们互不信任，这对于指挥来说绝非吉兆。
在历史发展的轨道中，个人有时会对历史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经济或天气等更大的客观因素一样。康沃利斯勋爵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在议会的席位代表萨福克郡（Suffolk）的艾易区（the Borough of Eye），他的家族自14世纪以来就开始时断时续地在议会代表该区。他和乔治三世一样，都出生在1738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他由于显示出军事方面的才能，得到委任成了掷弹兵近卫团（the Grenadier Guards）的一名少尉。他18岁与自己的导师——一位普鲁士军官——在欧洲游学时进入当时欧洲最好的都灵军事学院（the Military Academy of Turin）学习。在意大利的宽松氛围中，军校开设的课程往往很有意思，与切身专业主题无关。早上7点到8点上舞蹈课，据说是为了让学生从睡眠中清醒过来。之后根据劳逸结合的原则，从8点到9点是德语课，9点到11点是早饭时间。军事教育从11点到12点，占一个小时，此外下午还有两个小时的数学，以及从3点到5点的筑城学。到了5点又是舞蹈，去歌剧院看演出，直到晚餐。每周有两天时间，学生必须在萨丁国王的朝廷里执勤。都灵原属西班牙，之后又属于法国，是萨丁尼亚国王居住的地方，后来他的王室称号传给了萨伏伊（Savoy）公爵，在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的1860年又由公爵传给意大利王室。
虽然这种军事学习未能在科学或战争艺术方面对学员有深入指导，但是对培养军事人才的绅士风度却大有裨益。在掷弹兵近卫团服役期间，康沃利斯曾作为不伦瑞克亲王斐迪南（Prince Ferdinand of Brunswick）的盟友参与“七年战争”在欧洲大陆的局部战役，对战争产生了浓厚兴趣。1762年，他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爵位。在那年回到英国接替在上院的席位时，他的立场让人惊诧，因为他与“辉格党”站在一起，而“辉格党”为反对党，极力反对国王及政府对蠢蠢欲动的美洲殖民地人民采取威慑政策。是优雅的都灵军事学院课程影响了他的选择，还是他天性如此，抑或是受到好友辉格党领袖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ourne）的影响，已经不得而知了。虽然从表面上看，他属于正统的近卫队军官，但实际上他的个性有颇多矛盾之处。尽管他支持辉格党，但各方面的行事还是很得体，成了自己团队的上校，又成为国王的随行参谋。并没有记录表明他参与了上院的辩论。
比他可能曾说过的言论更引人注目的是，1766年3月，他曾与四位富于勇气的贵族一道，支持卡姆登反对《公告法案》（Declaratory Bill）的提案。该法案是政府为了重申议会拥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而提出的，旨在抵消由于废除《印花税法》所产生的对殖民地民众有所姑息之印象。根据报道来看，康沃利斯在提案辩论期间并未开口，但是他投票支持的卡姆登勋爵在上院的发言是非常明确的。卡姆登说，《公告法案》是“完全非法的，违背本宪法的基本法则”，而宪法本身是“根植于永恒的、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的，因为“征税和代表权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该立场是基于这样的自然法则，即属于某个个人的东西绝对属于其个人，未经其同意，任何人均无权剥夺。无论谁试图这样做，便是侵犯；无论谁这样做了便是实施了抢劫：他忽视并消除了自由和奴役之间的界限”。这些话很像是出于汤姆·佩恩或帕特里克·亨利之口，不过也许还不会出于约翰·亚当斯之口，因为亚当斯绝不会如此浪漫地看待“自然法则”。可以推测，康沃利斯勋爵是支持这些看法的，因为他投票支持了发言人。但是他并没有拒绝在这场战争中担任指挥官，而杰弗里·阿默斯特勋爵、拉尔夫·阿伯克龙比上校（Colonel Ralph Abercromby）不伦瑞克战争的英雄，是军中一位卓越的战士——以及其他反对威慑美洲殖民地的人都这样做了。相反，北美殖民地武装反叛、英国陆军在美洲需要增援的时候，康沃利斯主动请缨，要求得到任命。他受到强烈的责任感的驱使，认为作为一名接受了国王委任的战士，他有义务帮助平息叛乱。不过，或者因为他的责任感萌生得很慢，或者由于他心里已经有些矛盾，直到美洲殖民地在莱克星顿发出第一枪7个月后，他才决定接受委任，负责镇压叛乱的指挥任务。这种滞后，一部分也是因为他深深爱恋的妻子的恳求。然而，他于1776年2月率7个团开赴美洲，到达哈利法克斯。那里的豪将军在放弃波士顿后已经退役。康沃利斯经历了长岛和白原（White Plains）之战，夺取了哈德孙河泽西岸边的李堡，之后一直追赶华盛顿，穿越新泽西到达特伦顿。他在这里的布兰迪万河战役中阻遏了华盛顿的进军步伐，进而占领了费城。
使康沃利斯来到美国的那种责任感也许并不那么强烈，毕竟对殖民地那些衣衫褴褛的民兵作战无助于提升一个近卫队军官的名誉。在1777年，他请了假，经过长途航行回家了。1778年，他被升为中将后返回美洲就职，途中与卡莱尔委员会的成员同船。他担心自己的随行人员会挤占掉委员会成员需要的空间，但他很喜欢与两位伯爵开开心心地打惠斯特牌，也就把担心置之脑后了。到了美洲后，他发现自己被任命为仅次于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指挥官。克林顿已经取代声名狼藉的威廉·豪成为总司令，但他不久就表现得比前任更加缺乏冲劲。康沃利斯担任南方战场的总指挥后，对克林顿的不作为感到绝望，并与罗德尼一样认为战事一塌糊涂，因此也想辞职，但未获准许。
法国同盟现在已经开始参与战事，康沃利斯认为，必须关闭法国人可能进入的门户，尤其是切萨皮克湾，因为法国可以经由这些门户给叛军带来援军、金钱与军火。美国人经常利用切萨皮克湾的港口运输烟草和棉花，向欧洲贸易商出口货物，用收入购买武器弹药。康沃利斯想在南方发动一次大的攻势，彻底平息那里的叛乱，但是克林顿显然对此不感兴趣。克林顿想让康沃利斯舒舒服服地长期待在一个基地，并将他的部队用于帮助宾夕法尼亚的战事或者防守纽约。康沃利斯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并在写给同事菲利普斯（GeneralPhillips）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见解：“如果我们要在美洲发动一场进攻性战役，我们就必须放弃纽约。”我们应当“将全部兵力集中于弗吉尼亚”，因为“在那里的开战至关重要”，在那里可以实现他老是挂在嘴上的“一场成功的战斗可以让我们赢得美洲”。
要证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却进展缓慢。此时帮助英国人作战的主要是两位让人们既恨又怕的人物：骑兵队的巴纳斯特·塔尔顿上校（Colonel Banastre Tarleton），此人很被康沃利斯看重，被视为部队的先锋；还有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此人认为既然自己已为1万英镑及其他利益卖身给了英国人，就必须要通过暴行来证明自己对得起这笔钱。（他曾索价1万英镑，但只得到6000英镑，这是根据西点卫戍军每人两基尼测算出来的。）塔尔顿的重骑兵践踏种满玉米和黑麦的田地，阿诺德的士兵则抢掠已经收获的烟草和收入粮仓的粮食，四处散播毁灭。曾经有人指控，塔尔顿将牛、猪以及家禽赶进仓库，然后放火烧死它们。他被人称为“毫不宽恕的塔尔顿”（no quarter Tarleton），因为在沃克斯华大屠杀（Waxhaw Massacre）中，他违反了有关投降的规定。在沃克斯华，他俘获了一群美国士兵，这些士兵恪守敌人距离50码再开火的准则，结果开火太迟，已经无法阻止冲过来的骑兵了，在投降以后，这些士兵被砍杀。塔尔顿的那些士兵受到纵容，手持锋利的马刀杀害113人，砍伤150人，伤者中有一半最后因伤而死。沃克斯华大屠杀的消息传遍卡罗莱纳的时候，点燃了仇恨之火。随着敌对情绪加深，亲英分子和爱国者之间的对抗亦变得激烈。
因为妻子重病，康沃利斯再次赶回家，到英国后不久即经受了丧妻之痛。他极度悲伤，给自己的兄弟写信说，妻子的去世“完全摧毁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幸福的任何希望”。除了部队，他再也没有别的能支撑他生命的东西。丧妻之痛让他倍感孤独和空虚，他在1779年7月重返战场。
1780年8月，康沃利斯在卡姆登之战中击败了盖茨。尽管英国人把卡姆登之战视为一次卓著的胜利，但是反叛势力并未因此被削弱，美国民兵和大陆军也并未就此解散，将领土拱手让给胜利者。正如格林在写给卢塞恩的信中所说的，“我们战斗，挨打，爬起来再战。”他所言极是，英国人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让这场战争接近胜利。格林所采取的简单办法让南方的核心队伍和革命的火种得以存续，而卡姆登之战所遭遇的失败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因为盖茨被撤换，华盛顿任命格林和施托伊本去改革和统领南方部队。他们现在仅仅留有大陆军民兵的一些残余，这些民兵聚集在一起，打上几天或几个星期仗就要回家照料庄稼和田地。幸亏还有一些强悍的游击队和游击队领袖，比如“沼泽之狐”安德鲁·皮肯斯（Andrew Pickens）和托马斯·萨姆特（Thomas Sumter），他们使得战斗依然激烈、抗英活动仍能继续。塔尔顿的士兵因为有骑兵，增加了灵活性，其劫掠行为日益严重，而沃克斯华大屠杀引起的愤慨激发了复仇的欲望，加剧了亲英分子和爱国者之间的仇视。他们之间的纷争也让卡罗莱纳的反叛之火越来越炽热。在南卡罗来纳，康沃利斯不得不承认，沼泽之狐“或借助种种恐怖手段和惩罚，或凭借对战利品的许诺，结果‘当地’几乎没有一个居民不是拿着武器跟我们对着干的”。塔尔顿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抢掠居民的家宅，焚烧面粉磨坊，把民众当作俘虏拖到致命的专门关押俘虏的船上，康沃利斯在对敌对情绪的分析中竟无视这些事实。这反映了这些入侵者有意识地自欺欺人，试图安慰自己：当地人之所以不友好，完全是受他人的挑唆所致。康沃利斯确信，美国人在卡姆登遭受那样的惨败之后，除非有来自北方的帮助，否则不可能在南方继续开展革命事业。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一件事情——必须彻底清剿北卡罗来纳的反叛势力并控制该省。事实证明，他没有能力获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摧毁敌人的军队。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地区的叛乱被认为已经平定了，那里就准会发生游击战，康沃利斯在该省的指挥官帕特里克·弗格森少校（Major Patrick Ferguson）对此深恶痛绝，开始采取恐怖手段进行威慑。他在1780年9月颁布通告，警告爱国者军官，如果他们继续抵抗英国军队，那么他将翻过山去，把他们的首领绞死，用火与剑将乡村夷为废墟。弗格森并非暴戾之人，反倒很有人情味、十分温和。他14岁开始服兵役，家人花了钱让他在皇家苏格兰骑兵团（Royal Scots Greys）当旗手。在学习了比跳舞和歌剧更有技术含量的军事学之后，他发明了快速发射的后膛装填步枪，每分钟可发射4发子弹，能在200码远的地方射中目标。因为它比英国陆军所拥有的任何枪的效率都要高，这种武器自然没有被采用，仅生产了200支。弗格森属于为数不多的能平等对待美国亲英分子的英国军官，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和他们坐在一起谈论国事或者叛乱的毁灭性影响。在偏远地区，他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因此特地选择由他率领作战，清除爱国者力量。不过他极不明智地发出上述警告，一如既往，这个警告只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游击队领袖们利用它来号召“山民”摆脱压迫者铁蹄的践踏，奋起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土地。这个号召吸引了1000多名配备狙击枪、骑着马的志愿者，他们身着鹿皮马裤，聚集在田纳西的梧桐浅滩（Sycamore Shoals）。弗格森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于是他向康沃利斯请求增援，当时康沃利斯正和他的部队在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宿营，距离这里仅仅35英里。弗格森的信中写了“必须采取行动”，表示情况紧急，不过援军并没有到来。弗格森绕过国王山（King's Mountain）的山峰去夏洛特，和别人一样，他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必然会被击败，准备在山峰上与追击他的人对战，尽管本来再等几小时他就可以和康沃利斯会合了。他在山峰上一块椭圆形的空地上停了下来，这个山坡上下布满了挺拔的松树，因此他认为这是个坚不可摧的据点。那些拓荒者已经从密探那里打听到了他的位置。他们冒着雨连夜行军，手中的步枪为了防潮都严严实实地包好，他们的耳朵随时警觉是否有遭遇埋伏的异响。天放晴了，他们在下午3点到达国王山。他们下了马，把山峰团团围住。因为他们没有指挥官，便选举威廉·坎贝尔上校（Colonel William Campbell）担任指挥，然后他们一面叫喊着一面放着枪向山峰冲去，在爬山时小心蜷缩在树干的后面。原以为山顶高地是个令人生畏的阻碍，结果却发现这对他们反而有利，因为英国人从山上发出的枪弹“都从我们头上飞过，除了骑马的人外，其他人都毫发无损”。弗格森所率领的那些亲英分子都亮起了刺刀，从山上冲下来，拓荒者发出的枪弹使他们纷纷应声倒下。英国兵的队伍动摇了，开始往后撤退。试图重新鼓舞士气的弗格森一马当先，骑着一匹白马，挥刀将自己的士兵在恐慌中举起的投降旗帜劈成两半。他成了50支步枪的靶子，被多发子弹穿透，从马鞍上摔了下来，成了地上的一具尸体。山峰被占领，国王山之战半个小时便结束了。弗格森骑的那匹白马浸透了血迹，从主人倒毙的地方向弹痕累累的山坡冲了下去。国王山战败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那些亲英分子的追随者如惊弓之鸟，四散而去。用康沃利斯的原话来说，这些人“胆小如鼠”，他们在国王山之战后拒绝支持英国人，而叛匪们“愈加肆无忌惮”。与弗格森一道参战的700名亲英分子成了俘虏。反叛者对其中的24人进行了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其中9人有罪，处以绞刑。这加深了亲英分子和爱国者之间的对立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