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个人的悲哀困扰了华盛顿一生，那就是他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可以继承他的事业。他没有意识到，独立自主的美国本身便是他的孩子。但是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自豪和自信，就像任何一个生了有出息的儿子的父亲一样。在1783年6月《致十三州总督公开信》（Last Circular to States）中，华盛顿对美国的未来欢欣鼓舞——尽管今天回过头来看不免让人黯然神伤，他说，美国“似乎是上苍专门为了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而造设的。上苍给了美国极佳的缔造善政的机会，这超越了任何其他祝福，足见上苍对美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眷顾，因此它必将成长为一个对整个人类有良好影响的国家”。
在他的引召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进步的信徒，将其国家的历史描写为稳步向自由迈进的历史。先是赢得独立战争，这被视为民众自发军事行动历史上的卓越成功，而由此缔造的国家则被视为遵照上帝的旨意，建立一个政治上体现正义、平等和自治的模范国家。到了20世纪末，我们看见那个可以让人引以为豪的政治设计已经变得让人悲哀：背弃公平原则把美洲本土印第安人从他们的故土上赶走，践踏平等原则歧视那些肤色、信仰不同的人民，统治权则并没有交给那些良善之人，而是给了一小撮龌龊的窃贼，他们无能而贪腐，虽然偶尔亦有实干家和期盼改良的梦想家点缀其中。
自“安德鲁·多利亚”号上的大陆旗受到鸣放礼炮的礼遇后的两个世纪中，美国历史上值得庆贺者约有数端：为其他国土上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开启避难所的大门，为改善劳动条件立法，为保护和支持穷人采取措施。然而，华盛顿认为“必然由美国主权”而导致的“人类福祉”并未出现。2000年来人类的侵略、贪婪和权力的疯狂——这一切已抹杀了费城那个欢乐夜晚的喜庆，提醒着我们，“改良”的步伐何其缓慢，而华盛顿、格林、摩根和那些在严冬几乎衣不蔽体、“连一片破毯子也没有”的士兵们为之浴血奋战的东西，经过我们之手，变得何其庸劣不堪。
如果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活在今天，再次提出他那个著名的问题：“美国人，这个崭新的美国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会有怎样的发现？他曾经向往的那个存在于新世界的自由平等的新人仅仅偶尔可见，尽管相对于在其他被颠覆的社会而言，产生这种新人的条件出现在美国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在法国，这种新人并未被赋予自由、平等和博爱；当俄国人推翻沙皇后，这种新人并未摆脱压迫。革命所造就的是别的人，并非新人。“在真理与无尽的谬误”之间，物种所受到的束缚方是永恒的。这便是地球的负担。
致谢
我要向帮助过我的个人与机构表示感谢。他们帮助我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寻找材料，并提供了其他方面的帮助，使得本书得以完成。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丈夫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在我视力衰退时，他可靠的陪伴和大力的帮助坚如磐石，使得这座大厦最终得以建成。
我要感谢荷兰驻美国大使H.E.理查德·H·法因（H.E.Richard H.Fein）,他邀请我在1985年荷兰解放40周年活动上致辞，正是这次活动给我了创作本书最初的动力。
我要感谢荷兰外交部的弗雷德·德布鲁因博士（Dr.Fred de Bruin）。
我要特别向我女儿阿尔玛·塔奇曼（Alma Tuchman）致谢。她耐心地帮助我澄清了很多容易混淆的地方，发现并改正了一些谬误之处；我还要特别向孙女珍妮弗·艾森伯格（Jennifer Eisenberg）致谢，感谢她帮助我完成了注释的说明部分。
我要感谢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Greenwich,Connecticut）的A·B·C·惠普尔（A.B.C.Whipple）。他是《风帆战舰》（Fighting Sail）的作者，曾帮助我解释海军用语及相关概念。
我要感谢我的秘书及负责打字的道尼塔·布赖森（Dawnita Bryson），她兢兢业业，帮助我度过了一段困难而迷茫的时期。
我要感谢海牙的安·乔丹（Han Jordaan）帮助我从西印度公司档案馆中找出有关约翰·德·格拉夫的记载。
我要感谢荷兰国家档案馆第一馆馆长G·W·范德梅登（G.W.Van derMeiden）。
我要感谢特雷弗·迪普伊上校（Colonel Trevor Dupuy）在美国革命军事史方面给我的指导。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西蒙·沙玛教授为我解答有关荷兰历史方面的问题。
我要感谢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的弗里曼·戴森教授（Professor Freeman Dyson）提供哈克卢特（Hakluyt）有关海员教育方面的引语（第112页）。
我要感谢密歇根大学威廉·L·克莱门茨图书馆（the William L.Clements Library）手稿馆馆长盖伦·威尔逊（Galen Wilson）提供有关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文件。
我要感谢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Yale University）馆员玛丽·迪瓦恩博士（Dr.Marie Devine）、琼·苏斯勒（Joan Sussler）、凯瑟琳·贾斯廷（Catherine Justin）及安娜·马利茨卡（Anna Malicka），她们对馆藏内容的熟悉程度及即时检索能力令人惊叹。
我要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主任马克·皮尔（Mark Piel）及其同事，感谢他们给我多方面的协助。
我要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罗德尼·菲利普斯（Rodney Phillips）、伊丽莎白·迪芬多夫（Elizabeth Diefendorf）和乔伊斯·齐耳德耶维奇（Joyce Djurdjevich）在书目方面给予我的帮助，以及在参考书方面给予的指导。此外还要感谢公司秘书布赖迪·雷斯（Bridie Race）极具魅力和效率的居中协调和周旋。
我要感谢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Greenbelt,Maryland）的托德·埃利森（Todd Ellison）帮助在马里兰档案馆中找到有关范比伯（Van Bibber）的信件，并感谢他对克拉克的《海军文档》（Naval Documents）进行了详尽分析。
我要感谢伦敦的多萝西·休斯（Dorothy Hughes）为我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的研究提供协助。
我要感谢《美国遗产》（American Heritage）的琼·克尔（Joan Kerr）、理查德·斯诺（Richard Snow）及阿瑟·尼尔森（Arthur Nielsen）从事图片方面的研究。
我要感谢国会图书馆音乐部的杰拉尔丁·奥斯特洛夫（Geraldine Ostrove）及查尔斯·森斯（Charles Sens）提供有关“世界颠倒了”（“The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相关资料。
我要感谢圣尤斯特歇斯历史博物馆（the Historical Museum of St.
Eustatius）的员工们。我要感谢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图书馆（the Greenwich Library,in Connecticut）的职员们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并极为高效地帮助进行馆际借阅。
我要感谢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提供有关玛格丽特·曼尼（Margaret Manny）制作大陆会议旗帜的相关记录。
我要感谢康涅狄格州新伦敦（New London,Connecticut）历史学会及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提供海军方面的记载。
我要感谢麦道尔艺术村（The MacDowell Colony）的善解人意，让我可以远离家里的种种干扰，在一个条件无与伦比的地方连续地专心创作。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校内招待所达纳·帕尔默楼（The Dana PalmerHouse）让我住在毗邻一个上好图书馆的地方从事写作。
我要感谢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的玛丽·马圭尔（Mary Maguire）与南希·克莱门茨（Nancy Clements）及巴巴拉，德沃尔夫（Barbara DeWolfe）为出版事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