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和英国人：另外一场战争
当17世纪结束，迎来了18世纪时，被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多国之战终告结束。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阻止法国将西班牙王室和法国王室合二为一，从而主导欧洲。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条约》后，路易十四的“Il n'y a plus de Pyrénéés”（比利牛斯山已经不复存在）成为一句空话，战争逐渐接近尾声。
1780年时，尽管荷兰从世俗观念来看仍兴旺发达，实际上却已江河日下。这要归因于其不能发挥作用的政治制度、相互冲突的国内利益集团、充满分歧的政策，以及明显衰落的军事实力。荷兰在初创时期非常强健，在16世纪时勇敢果断，在17世纪时雄心勃勃、战无不胜，甚至可以说是光芒四射。然而18世纪的荷兰却由于其组成部分的分裂，无法形成有效的政策。本就很难指望分裂的政治制度会带来什么更好的结局。亚当斯在写给远在祖国的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说，其宪法“是如此复杂，如此反复无常”，政府结构如此繁杂，各个党派之间相互对立的原因如此多样，以致他成了“欧洲处境最艰难的大使”。
荷兰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执政，而这个职位通常通过选举授予奥伦治亲王，由他在其主要职位外兼任。沉默者威廉在担任执政的同时还兼任荷兰省、泽兰省以及乌得勒支省执政。此外每个省还有自己的议长（Pensionary），这是与美国州长相当的行政职位。总的说来，由其同僚选出的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实际上相当于首相。荷兰省的大议长是彼得·范布莱斯维基克（Pieter Van Bleiswijk），虽被亚当斯描述为“了不起的学者、语言学家、自然哲学家、数学家甚至是物理学家……并在公共事务方面经验丰富”，但他并无卓越的人格力量来充实这些才能，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地位。
无论是钱还是帝国的吸引力都不足以平息荷兰国内的分裂主义，引导荷兰走向统一。当然，商业利益成功地使商人冒险家们联合起来，组建大型的贸易公司，但是承担检查、维护战舰职责的海军事务管理工作，却分散给了多达五个地区性的海军部门：荷兰南部默兹河上的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泽兰、弗里斯兰和“北部”地区（North Quarter）。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他们的利益互相冲突，无法制定出维持一支能够胜任的、强健的舰队所必需的全国性海军政策。这五个海军部门忙于保护沿海地区，使其不受私掠船和其他掠夺者的侵扰；忙于监督分配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监督充斥各个港口城市的无赖水手们——据报道其数量多达8万人。船上生活充满鞭笞、污秽、营养不良或失衡，再加上风暴、敌人炮火的轰击和炮弹飞溅的碎片，能够忍受这一切可怕状况的人只能是性格粗野之辈，而如果他们因为战利品的分配或别的什么原因感到不满，或者仅仅为了释放压抑在狭小的船舱中的情绪，一旦上岸，就随时准备着掀起暴动或骚乱。尽管荷兰人一向规规矩矩，正派、诚实的名声远近闻名，但是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中间也不免有些难缠的家伙。
相比之下，被称为“摄政”（Regents）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均是贵族出身。摄政为荷兰总督府的骨干力量。他们担当城镇议员以及省和全国议会代表。他们的任职名义上是通过选举，可是除非出身名门世族，家境殷实，拥有基于财富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地位，否则他根本不可能被考虑做这些职位的候选人。这些摄政们互相通婚，彼此提携，相互任命对方担任市镇政府要职，如市长、司法长、军队统帅、市议员、金融公司董事——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中最有实权的那17人，再通过这些市镇职务而充任省或全国议会代表的职务。他们把圈外人拒之门外。这种制度与中世纪地方政府的任职制度并无二致，实际上也正是从后者演变而来的。此种制度已经根深蒂固，1581年吁求誓绝后，荷兰共和国就由一个上流社会组成的寡头所统治，他们代表着大约1万人——当时在职水手人数的1/8。然而不论是水手还是摄政，每个人都自称哈莱姆人、莱登入或阿姆斯特丹人——以城市而非国家作为标识——这对国家而言自然是一种损失。
这些摄政自满且保守，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所有特权阶层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一样，视他们为“小人物”——意大利人所说的popolo minuto，并且在表达这种态度时毫不难为情。一位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市的摄政——他的家族世代都是该市的摄政——曾说：“虽然自由民地位低微，但是他们本来就应该低微。”这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平和陈述，人们坚信这种秩序是由上帝建立的。
这些摄政坚信自己有统治的资格，而“劣等下贱之辈”，即扬·德·威特（Jan de Witt）所谓的“完美的荷兰人”，则不应该参与政府管理，因为“这必须仅仅保留给能胜任统治的人”。这与参与政府实际事务的英国统治阶层的想法一致，但是与法国的精英阶层（gratin）不同——他们对国事不闻不问，却按谁的封号更古老而在礼节和排位这样的事上纠缠不休。作为荷兰省的大议长或总督，还是荷兰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政治家，扬·德·威特认为自己胜任统治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他似乎缺少了些政治圆滑。威特对平民的蔑视太过外露，这让他触犯了众怒，结果在1672年，他和他的兄弟科内利斯（Comelis）一道被一群暴民用私刑撕成碎片。这些饱受入侵法军暴虐的平民认为，威特对未能阻止法国入侵负有责任。荷兰民众的生活表面上秩序井然，但此次极端的谋杀事件无疑显示了矛盾性的另一面。
荷兰摄政一向关心穷人——这可不是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惯有的品性，他们建立了让外国访客印象深刻的公共慈善体系。在阿姆斯特丹，每座房子外面都用链条挂着一个盒子，上面写着：“想想穷人。”商人们把每次交易后的零钱放在这里。盒子上了锁，教会执事定期来把钱取走。每周两次，他们挨家挨户地按门铃询问居民是否有东西捐赠到盒子里。阿姆斯特丹为老人和穷人所建造的救济所是一幢带有漂亮花园的气派建筑，至今仍然被导游手册列为旅游景点。这个救济体系还包括孤儿院、伤残士兵医院、年老海员的庇护所，以及精神病院。当时的英国游客威廉·卡尔（William Carr）认为，该体系的慈善之举“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城市”。
只有统治阶层才能够在政治上发出声音。没有财产资格的平民没有选举权，因而也就不存在普选。政策通过联省议会的投票决定，而投票结果取决于各省议会对投票的授权。省议会由市议会的市政官（Burgomasters）主持，其中包括两名议员、两名市政官、两名法官（schepens）以及省议长。尽管议长身份很重要，但他要先得到市政官的委任。
这种政治制度极具名义上的民主制度特征。联省议会的政治决策必须经由省议会进行投票同意或者否决，再经市镇议会投票，最后再回到联省议会，因此最终形成的决议可能要经过代表50个城市的2000人的讨论。正像有人在谈到波兰议会时所说的，“他们制造混乱，并称之为宪法”。对独裁的恐惧，造成了拖延和权力的分散，牺牲了效率——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会酿成尤为严重的后果。一个很小的事例体现了这一点。有一次，大议长因为一件急事会见法国大使，大使要求尽快答复，以便向国王汇报。大议长非常绝望，几乎流下泪来说：“你知道，我不可能在三周内得到答复。”
尽管荷兰政府是个紧密而狭隘的集团，仅代表人口中某个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一小部分，却受到决策过程的极大限制，就像被小人国的人们用绳索捆绑在地上的格列佛一样，完全无法作为。正像后来不得不与该制度打交道并对其失去幻想的亚当斯所说的，这是部“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宪法”。首先，主权何在？无论是对外国人还是对本国人，这一点都同样难以确认。名义上说主权归于执政，但决定权属于他，还是属于那些代表七省联盟的联省议会的大人们？联省议会主席由代表们轮流担当，每周轮换一次，这显然不是有效的政府管理方式。但荷兰人太害怕某个统治者取得独裁控制权了，以至于他们为防范这种高效率的风险，采取了近乎荒谬的预防措施。美国人也一样，在设计宪法时对任何有君主制意味的东西都感到畏惧，不过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君主制彻底排除，而不是把审议机构的首脑置于几乎无法动弹的废弃境地。总的说来，在与荷兰一样面临有关建国问题的决定时，美国人的解决方式更为合理，这无疑是因为他们幸运地受益于那些明智又富于经验的政治思想家，美国宪法归功于这些人。
国家元首是执政，原先是斐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孙子——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皇帝的代表或者总督。斐迪南从勃艮第公爵、法王之子“大胆的腓力”（Philip the Bold）那里，通过继承拥有了低地国家亦即荷兰，这又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不同王朝的联姻，从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那里继承而来的，不过这些我们现在都按下不表。当1555年查理五世逊位的时候，这些领地传给了其子腓力二世。
1579年，乌得勒支联盟成立之年，由沉默的威廉担任的执政一职改为世袭职位，尽管并非属于皇室。荷兰独立时，这个职位由他的孙子威廉二世担任。这个年轻人继承了奥伦治家族特有的好斗性格，在签订《明斯特和约》时反对有关独立的条款，因为他相信，与西班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拼死一战。更重要的是，他娶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大女儿，开始了奥伦治家族与英国国王的公主们的一系列联姻。这巩固了与英国王室的关系，尽管两国过去战争不断，将来也会争执不休。在所有这些联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儿子——奥伦治威廉三世和英格兰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的婚姻。当玛丽的父亲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中被罢黜的时候，国王的荷兰女婿受邀继承王位。他接受了邀请，按英国的王位序号成为威廉三世，与其配偶联合执政，此即威廉和玛丽。身为英国国王和荷兰执政，两国成为同盟，威廉成为欧洲联盟的主导力量，阻止了路易十四试图控制欧洲的企图。路易十四把他视为欧洲的首要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以期重新得到靠近边界的法国低地地区。路易十四对扩张法国领土的贪欲无休无止，在其成年后的统治时期（约1660年到1715年），他是欧洲一系列战争的始作俑者。他成为霸主的渴望，以及其他国家对他的坚决遏制，是所有边境地区都冲突不断的起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04年著名的布伦海姆战役（the Battle of Blenheim）及其主要指挥官马尔伯勒公爵（Dukeof Marlborough）。在英国诗人骚塞（Southey）的一首诗中，爷爷回答孩子的问题说：“可是他们到底为什么打仗，这个我可真不明白。”今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也许可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所争斗的是虽然看不见却非同小可的东西，那便是力量平衡——本质上说，法国不应该通过吞并哈布斯堡王朝或西班牙帝国的领土而取得支配欧洲的地位。
路易十四自5岁就登上王位，习惯于专制统治，而这更刺激了他的胃口，需要不断扩大领土来满足。人类对权力的嗜欲古已有之，难以抑制，而且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如果这种权力被用来抢夺领土或者压制自由，那么就不能说这种权力增进了它所统治的人民的福祉、幸福或者生活质量，也不可能使统治者得到满足。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这种物种对该活动乐此不疲，但它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从成吉思汗到希特勒的这段时期，路易十四算是代表时代精神、推崇这种做法的主要人物了。关于权力这个话题有很多话要说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宣称，路易十四的年代“赤裸裸地崇拜权力，无论人或神的法则都要屈从于权威的陶醉和意志的驾驭”。当战火突破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时候，麦考利（Macaulay）找到了另外的谴责对象：弗雷德里克大帝，以及他为了获得西里西亚（Silesia）而与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的无休止的争斗。很少人知道西里西亚在哪里，但是它就像一块魔石，无论谁摩擦它都会引发战争。富有语言天赋而教授历史的麦考利曾写道，弗雷德里克的贪婪和欺诈，连“那些从未听说过普鲁士之名的土地上都可以感受到”，在这些地方，“为了他（弗雷德里克）能够抢劫邻居……黑人们在（印度）科罗曼德（Coromandel）海岸厮杀，而那些红皮肤的人则在北美的大湖旁互割头皮”。
1702年，威廉三世骑马时被一个小土丘绊倒死去，没有留下子嗣——死于这样一种小障碍好像应该别有什么哲理，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阐发出什么深意。在英国，威廉的妻妹继位成为安妮女王；在荷兰则由拿骚家族的一个旁系表弟继位，此即威廉四世。威廉四世生性不爱冒险，规规矩矩地沿着与英国联姻的既定道路，娶了乔治二世的女儿安妮。作为真正的汉诺威（Hanover）王室成员——这可不是一个随和的家庭——安妮或者安娜后来成了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儿子，这就是威廉五世，在本书所涉及的岁月中，他担任荷兰执政一职。安妮在威廉五世未成年时担任荷兰摄政，被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称为“安娜女总督”（Governess Anna）。“Governess”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这里仅仅是“女总督”的意思。
安娜总督说一不二，以严厉的统治著称，作为遗产，还为自己的儿子指派了一位个性强硬的人充任顾问一职，此人在我们所叙述的历史阶段支配着亲王，成为事实上的总督。这就是不伦瑞克公爵，为了与家族很多其他的不伦瑞克相区别，全名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路易·恩斯特·威廉（Louis Emest Wilhelm of Brunswick-Wolfenbütel）。他是更有名的卡尔·威廉的兄弟。卡尔·威廉是毗邻普鲁士的日耳曼公国的大公（reigning Duke），一位令人尊敬的勇士，“开明专制君主”的楷模。不过在他被载入史册的那个历史时期，他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那时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不伦瑞克宣言》（Brunswick Maniesto），仅此宣言便生动揭示了旧政权统治阶层的本质——及其崩溃。后来在1792年，卡尔·威廉公爵率领普鲁士奥地利联军去镇压法国革命。向巴黎进军时，他在自己的军队快要到达法国边界的时候宣布，他的联军准备帮助路易十六复位，而任何胆敢对抗其军队的法国人都将根据最严厉的军法“受到惩处”，“他们的房屋也将被焚毁。如果国王与王后受到了任何伤害，联军将屠城并彻底摧毁巴黎，让复仇永志难忘”。这咄咄逼人的宣言自然让法国公众们相信，这个宣言所试图惠及的国王是法国的叛徒，是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结盟的。《不伦瑞克宣言》非但未能拯救路易十六，反而为把他送上断头台铺平了道路。如果卡尔·威廉深谋远虑，他本应该预计到这种后果，然而棋手们能够深谋远虑，独裁君主却不会。
我们不应当因为他兄弟的缘故，就武断认为不伦瑞克的路易斯·恩斯特也是个妄自尊大的人，因为他似乎通情达理。他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侄子，很受宠爱，被腓特烈称作“肥胖的路易”。这尽管不太礼貌，却言之有理，因为公爵的确是个胖子。那些国王们都很有礼貌吗？至少在普鲁士的朝廷里并非如此。
不伦瑞克的路易原为奥地利陆军元帅，被奥伦治的威廉四世带到荷兰。威廉四世在一场欧洲的战争中认识了他，并对这位肥胖的公爵印象深刻。威廉四世从血统上说并不属于奥伦治家族，也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是有限的军事才能已经足以让他意识到，荷兰陆军的情况糟糕。他邀请公爵前来荷兰帮助管理并改造陆军，许诺给他6万盾的薪水，同时他还可以保留陆军元帅的头衔和他原先的领地。公爵推辞了三次后接受了邀请，被任命为总司令。安娜摄政对他也评价很高，请他辅佐6岁的王储——未来的威廉五世。威廉成功说服他签订了《秘密辅佐令》（Secret Act of Advisership），将管理职责授予一个私人内阁，这包括路易公爵、大议长、资深书记官（greffier）法赫尔（Fagel）以及年老的内阁秘书拉雷（De Larrey）。
曾经拜访过公爵的英国日记作者威廉·拉克索尔爵士写道：“我很少见到比他的体格还要大的人……看到他这一身赘肉，难免设想他会因此变得虚弱、脑力不济，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变得无精打采或者缺乏活力。”自然，既然不伦瑞克亲近自己的恩主亲英党，他得到一位英国访客的好评也就不足为奇了。拉克索尔爵士接着写道：“他个性鲜明、才华出众，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奥伦治亲王的不足，也让他所在的这个巨大的国家机器迸发出活力……”他还写道：“在检阅军队或指挥军队时，不伦瑞克显得既有活力又专业……只要他在场，便让人睡意全消；即使在餐桌上，他也从无损害声誉的失态之举。”这委婉地影射了亲王-执政（Prince-Stadholder），因为他在吃饭和内阁会议时都会打吨。据拉克索尔爵士分析，这是由于他的“体质性嗜睡……以及过于经常地有丰盛的食物——尤其是葡萄酒——相伴”。
有身为汉诺威王室成员的母亲的调教，再加上普鲁士导师的辅佐，本可能旁系遗传到威廉血脉里的奥伦治家族的些许活力并未在他身上显现，特别是在他结婚之后，另一位有着强烈个性的人物进入了他的家庭。这就是他的妻子弗雷德里卡·索菲娅·威廉明娜（Frederika Sophia Wilhelmina），腓特烈大帝的侄女。据说她“受过良好教育，聪明、富有活力而且充满热情”，自然有充分条件与王子的母亲和导师一道替他出谋划策，她的丈夫也太明白她的影响了。
马姆斯伯里写道：“他非常妒忌她——不是妒忌她的优良品性，而是她的理智和力量，以至于他都不愿意借助她的影响而进入天堂。而她对他的能力评价如此之低，和一切处于强势的女性一样对不如己的男性常抱有轻蔑，所以我不看好他们还可能融洽相处。”
从体型上看，眼睛凸出、嘴唇厚实、身体肥硕的威廉五世与汉诺威一支的表亲、英王乔治三世颇为相像，但他缺少乔治决断的个性。据拉克索尔描写说：“他的理解力是经过教化的，谈吐……风趣甚至富于教益，往往引经据典，显示出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
与当时很多凭借爵位而非自己的能力或经验获得职位的英国人一样，威廉也坚信自己不适合承担这种责任，为自己的不能胜任而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使得他无法有力、自信地行使职权。他想通过勤于职守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每天6点起床，经常工作到子夜，整日埋首案牍，或者忙于检阅部队，其间还要祈祷、吃饭。但是这样的忙忙碌碌并未打消他的忧虑，或者改变他的想法——他认为他的军事素养最多让他适合做一名士兵。有一次，他处境艰难，不禁感叹道，要是他父亲不是执政就好了，还亲口说：“我要是死了就好了。”荷兰元首就是这么个闷闷不乐的人。
在此情况下，上层的管理便表现得软弱而缺乏决断。亲王的顾问们也未能提供可靠的、有力的、统一的管理方式。不伦瑞克的路易公爵是个厉害的人物，但是不受欢迎，因为他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结果人家都不信任他，此外他与亲王的关系也遭人忌恨。威廉明娜公主本来可以和他联合起来，为软弱的元首提供支持，但是公主对于他给自己丈夫所施加的影响感到不满。她受到叔叔腓特烈二世亲法态度的影响，在亲英和亲法派这种大对立中，采取了与不伦瑞克对立的立场。因此，威廉这两位最亲近的助手只能给他提供相互对立的建议，而非坚实的指导。阿姆斯特丹作为主要的商业中心和最大的纳税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该市议长恩格尔贝特·弗朗索瓦·范贝克尔（Engelbert François Van Berckel）必然也倾向于商业利益而反对英国利益，他给出的建议只能是片面的，制定的政策也只是对自己的城市有利。荷兰不同地区和各大城市之间因为互相妒忌而摩擦不断，这已经成了荷兰之痛。在过去与西班牙国王及阿尔瓦公爵斗争的过程中，各个县、公爵领地及主教管区都为各自的利益争执不休，这埋下了纷争的种子，以后这个分歧越来越深，积重难返，严重地分裂了这个国家。
最难以调和、对国家危害最大的分歧，是应该对陆军还是海军加强军备的议题。陆军和海军的情况都很糟，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谁应该优先得到国家拨款的问题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一方是亲英派，主张加强陆军以对付法国；另一方则是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利益集团，主张增强海军以防英国阻挠贸易。执政本人有一半英国血统，自然持亲英立场，但又犹豫不决，在哪一个军队部门应该优先得到拨款一事上无法起到主导作用，或做出明确的决定。各省和联省议会互相掣肘，无法达成决议，结果海军和陆军都没有得到拨款，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增强。
此时的陆军尚不足3万人，而且多为日耳曼雇佣军，情况堪忧。正如约瑟夫·约克爵士所指出的——他自然会不遗余力地指出军队的不足——部队无法征到新兵是因为军饷太低，而且如果不给一半的部队放假，根本就无法维持下去。一个好战的社会在给士兵发饷这件事上如此漫不经心，这真是令人费解。没有军饷会招致士兵暴乱，在1527年这样的暴乱中，罗马曾遭洗劫，之后我们又看到西班牙军队的哗变洗劫了安特卫普。类似地，美国国会在革命之初也没有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那些离开家乡、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参军的农民和公民们发饷。如果为了达成目标不惜一战，为什么如此不重视军队的实力？既然士兵是每个州贯彻政策的工具，那么为什么如此吝啬地对待他们，以至于他们沮丧到了要哗变的地步？与其故弄玄虚地做什么推论，倒不如简单地说这是由于无法给有组织的军队提供固定经费。在封建时代，服军役是对国家的义务，国家不必为此提供任何补偿。随着历史的缓慢推移，在1900年之前，统治者们在管理国家时慢慢地了解了现实，当然还有些像波旁家族那样的统治者始终没有长进。统治者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必须要为士兵发饷，要对士兵所属阶层的需求多加关心。自那之后，我们就生活在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所说的变化时代加速度法则之下，使得我们很难理解，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变化的事实和对发生之事的社会、政治的认知之间是有时间差的。
曾经在特龙普和勒伊特的时代那样勇敢、强悍的海军舰船，现在被遗忘在港口，风帆破碎，木料腐朽。诸多港口和船坞都已淤塞；就连泰瑟尔（Texel）——位于须德海的深水公共锚地、通向阿姆斯特丹的门户，也由于吃水不够，无法停靠远洋船只。海军水手的薪水很低，若采用自愿征募，根本无法与从事违禁品贸易的商船竞争，因此尽管很多人适合航海，海军船只却无法征到足够的船员。港口的防御设施年久失修，任何小海盗或英国私掠船都可以长驱直人。更让执政面子上不好看的是，那些港口或海运城市的公众们要求采取措施，保护运输业不受英国人的无礼干扰。当有人提出计划派遣一支由20艘船组成的船队，去加勒比海保护西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地，为其提供补给时，海军甚至凑不齐20艘船，也招不到足够的船员，更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实际上，在1767年，威廉五世曾敦促联省议会，贯彻之前通过的组建并装备一支25艘舰船的舰队的决议，但是各省拒绝承担费用。10年后，荷兰省宣告，除非有所作为，否则海军已濒临覆灭，并提议花费400万荷兰盾建造24艘主力舰，这是最大的舰船。经过了7年无休止的争论，终于在1778年采纳了这项提议：荷兰省威胁说要解散陆军，好让海军支付舰船的开销。然而，这为时已晚。
到访荷兰的外国人都发现，与联省令人惊异地成长为强国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荷兰已经衰相毕露。我们不指望约瑟夫·约克爵士会很客观，但是持相同看法的人并非只有他一人。他说荷兰曾经富于活力，但现在这种活力仅限于“人民赚钱的热情。现在，他们几乎都是商人或者捞钱的人”。与英国其他绅士一样，约瑟夫爵士把商业和贪婪等同起来，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英国的政治亦不过如此，对官职及其谋利潜力的贪婪，与在荷兰的商业领域一样可观。那些从欧洲大陆甚至美国来的人，也和英国人一样蔑视荷兰商业上的成功，视其为堕落的标志——势利的人们往往和那些瞧不起他们的人在价值观上保持一致。一个叫约翰·赫德（Johann Herder）的德国来客在1769年认为，荷兰“被自己的重量压垮了……共和国在欧洲的制衡中已经无足轻重……终有一天，荷兰会变成一个废弃的仓库，货物都搬完了，再也无法装入新货”。约翰·亚当斯未能说服荷兰冒险投资，为他的国家提供贷款，为此他耿耿于怀，对这个国家的最初热情已经幻灭，他写道：“这个国家的处境的确十分可悲；它沉迷于安乐，热衷于追求利润，受到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宪法的束缚，在利益和情感上严重的分歧分裂了他们，他们好像对所有的东西都感到害怕。”正像亚当斯所看到的，他们的经济在衰退，国家又缺乏统一，此外贫富差距悬殊，但他们仍“洋洋得意”，对自己“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共和国情怀”有着残存的自豪感——那曾经是他们国民性格的重要元素。
以一个世纪以后的视角，19世纪的荷兰历史学家赫尔曼·克伦布兰德（Herman Colenbrander）承认赚钱的冲动已经裹挟了全民，但他认为，在威廉五世的时代，“荷兰人已经不像早期那样，不得不跑遍全世界去赚钱了。他们无须去国外淘金，在家里就可以继承遗产而致富，而且他们只想通过利滚利的方式增加财富”。
除了荷兰人的自满，其他国家在外贸上的日益竞争和进取也导致了荷兰的衰落。英国特许建立了一家有竞争力的公司参与北海的鲱鱼捕捞，吸引了荷兰渔民入职。无数捕捞鲱鱼的荷兰船只曾经雇用数以千计的渔民，现在这样的船已经为数很少了。英国人也在争夺东印度群岛的贸易，有时甚至是东印度群岛的领土。1782年，英国在当地王公的帮助下开通和锡兰（Ceylon）的贸易时，霍勒斯·沃波尔对来自该岛的物产表示感慨，他说锡兰“被称为人间天堂。我们将会有不计其数的红宝石、大象、樟树和胡椒。这里出产……长胡椒、优质棉花、象牙、丝绸、烟草、乌木、麝香、水晶、硝石、硫黄、铅、铁、钢、铜，还有肉桂，金、银和除了钻石之外所有种类的贵重宝石……主要商品为肉桂，其品质在整个亚洲是最好的”，接着又用了个最高级，“锡兰的大象要优于其他种类，特别是有斑的大象。”
不管是普鲁士、瑞典还是其他国家，只要能有一帆半船，无不想在东印度的贸易中分得一杯羹。瑞典先把持了与中国的茶叶贸易；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逐渐被法国、英国、瑞典和汉萨同盟（Hanseatic）的商人夺去。各国的“企业家”开始瓜分原来被荷兰人垄断的市场和制造业。那些无法再像从前一样获得布匹及其他原材料的行业失去了市场，只能倒闭。失业率持续上升，从一个城镇向另一个城镇，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蔓延。街上到处是乞丐和无家可归者。从前干干净净的街道现在布满垃圾，原先一尘不染、明亮洁净的窗户现在布满尘土，再也无法映照出运河旁大树的绿色。
那些信奉自由主义、心怀不满的人无法忍受保守的现状（status quo），积极地支持美国革命。他们的代言人是约翰·德尔克·范·德·卡佩伦·托特·登·波尔男爵（Baron Johan Derck van der Capellen tot den Pol），他是上艾瑟尔（Overyssel）省首府兹沃勒（Zwolle）的联省议会代表。范·德·卡佩伦出身贵族，全心认同18世纪的自由理想，曾经撰写过一本历史小册子，内容涵盖了从古时底比斯到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自由斗争的历程。诋毁他的人说他是“拉法耶特式的人物（a Lafayette），只是更加没有头脑”。
1775年12月，范·德·卡佩伦在议会的发言引起了很大轰动。他谴责把苏格兰军（Scots Brigade）借给英国——这是亲英党派的主要提议，提出为美洲殖民地提供贷款以缓解其闲乏，因为殖民地资金之匮乏并不亚于弹药之短缺。苏格兰军在荷兰独立后来到这里，帮助对抗西班牙的天主教势力，此后留在荷兰作为对付法国人的屏障。根据1678年荷兰与英国签订的盟约（the Dutch Treaty of Alliance with England），两国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进攻时均可以提出请求借用该军队，以示互助。该军本来应该有6000人，但由于费用短缺，已经减至1800人。为区区这样一支军队大动干戈，实在有些小题大做。
如果荷兰同意出借苏格兰军，英国打算出借一支汉诺威军团（Hanoverianregiment）作为交换，或者出资装备一支荷兰军队填补苏格兰军借出后的空缺。这个提议又引起了分歧。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在此事上反对亲王的意见，认为让这支队伍离开会进一步削弱陆军力量，军力损失很可能无法弥补。那些主张出借该军队的政治对手则推测，时任英国首相的诺斯勋爵预计到做出这个提议后会遭到拒绝，然后他就可以以被拒绝作为借口，要求国会投票通过为美洲战争而征用更多日耳曼雇佣军的决议。因为在美洲使用雇佣军在殖民地遭到仇视，因此当时反对派辉格党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英国人料定有关苏格兰军的讨论在联省议会中会引起长时间的纷争，为了为难荷兰，他们要求在一个月内给予答复。
范·德·卡佩伦粗暴地违背了心平气和议事的当地传统，痛斥出借苏格兰军违反中立的立场，对为正义事业而战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公正之举。当时对此事的分歧愈演愈烈，中立的立场已经难以维持，因为“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可以提供很大的赚钱机会。然而谁都不愿意公开对美国独立事业的态度。范·德·卡佩伦是第一个公开表示支持的人，而且他毫不畏缩。他说，无论美国战争的结局如何，他都会为曾经支持了这项事业——它理应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而感到荣耀。他蔑视中立立场，认为这不过是为了维护荷兰商业和工业利益所采取的立场。美国人民为了捍卫上帝——而非英国人——所赋予的权利而战斗，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尊重。曾经同样身为反叛者的荷兰人，若是对这样一个英勇的民族横加干涉，将是一种耻辱。他呼吁说，派遣一支荷兰军队去和他们作战会让荷兰蒙羞。
当范·德·卡佩伦印刷、散发自己的演讲稿时，纷争更为剧烈，这让执政大为光火，尽管他优柔寡断，但脾气还是有的。
或者因为亲王的影响，或者因为议会代表本来就不愿意支持美国事业，最终范·德·卡佩伦在联省议会的席位被剥夺了。和英国的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事件一样，这在国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荷兰，国内的政治自由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未深入骨髓。
范·德·卡佩伦如此决然地支持美洲革命，连他自己所在的省也感到震惊，剥夺了他的代表身份，甚至废除了他摄政的职务。他们借此表达了自己不愿鼓励美国人的态度，因为尽管垂涎于难得的商业机会，但是摄政们对从美国革命中所感受到的社会“平等”（social“leveling”）的反感更加强烈。此外，他们还担心美国独立可能为荷兰自己殖民地的独立起到示范作用。
是否同意出借苏格兰军，这对于本来就积不相能的英荷关系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个问题在联省议会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以影响力巨大的荷兰省为首的亲美派坚决反对借兵。荷兰省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要替代出借兵力的耗资巨大。讽刺的是，这并非为了回应范·德·卡佩伦热忱的呼吁，而是因为阿姆斯特丹坚决地拒绝支付这笔开销。经历了漫长的辩论之后，联省议会最终在1776年4月投票拒绝出借苏格兰军，不管这会招致英国怎样的愤怒。此举自然并不友好，加之英国曾经答应为此支付费用，因此这个投票结果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对可以预见的敌对后果缺乏相应准备。
英国并没有立即重申自己的要求，但是它越来越感觉到，就“友善法则”（law of sociability）而言，荷兰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像一个盟国。这个富于魅力的法则，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18世纪对人们在各种交往中都能顾及礼节的期望，这自然并非正式颁布的法律，却是处理国际关系时的理想状态。根据该法则，每个国家在对待盟友或友邦时都应持互助或者友善之心，比如，不应拒绝对方国民过境，为遭遇风暴的船只提供庇护，救援战争中的伤员，更进一步说，对敌对双方应一视同仁。这是个每个国家都想置对手于死地的时代，正如英国国歌中所唱的，“破阴谋，灭奸党，把乱萌一扫光”（confound theirpolitics，frustrate their knavish tricks），而国际关系上的“友善法则”提醒我们，这是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所生活的时代。
自从赫拉夫对叛军的旗帜行礼之后，英国的敌对情绪就在不断升温。英国人对这件事的义愤填膺，赋予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西福德”舰的指挥官科尔包伊斯在给上司扬上将的信中写道：“我发现，他们（美国人）军舰的礼炮不但在斯塔蒂亚得到回应，在圣克罗伊（St.Croix）岛亦是如此。”这一新添的侮辱是科尔包伊斯想象出来的，因为圣克罗伊岛并没有鸣放礼炮。然而约瑟夫·约克爵士无须借助想象力，就能知道荷兰并未终止违禁品的运输。他在欧洲建有最为发达的情报体系，源源不断地提供关于所有违反荷兰禁运令的运输活动、数量及航线的各种证据。运输商经由葡萄牙运送货物，在葡萄牙将货物出售并转让给美国代理商。一艘名为“斯迈克”号（Smack）的方帆双桅船不敢贸然出港，因为担心会被在阿姆斯特丹港口外守候的英国船截获，于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美国代理商将它出售，使它以新的船主身份、新名称、新漆的外观和中立国的资质顺利出港。另一艘归波士顿人所有的“贝齐”号（Betsy）也从事走私，报告称它装运了200桶火药，每桶112磅重，还有1000支滑膛枪和1000支手枪，外加其他货物。
英国为自己无法镇压叛乱而感到屈辱，但它把这归咎于荷兰不断向自己的殖民地输送武器，引得约克就此发表了一番最具英国本色的评论。他在1778年5月写给诺斯勋爵政府的一位部长萨福克勋爵（Lord Suffolk）的信中说，必须取得一些军事上的成功，“以恢复英国人理所当然应当维持的体面”，确保邻国会再次使用“尊敬和友好的语言”。尽管这对帝国来说是必要的，但约克表达了更为深沉的内容，英国不仅仅渴望尊敬，还渴望自己作为主宰大国的地位得到承认。对于人们为什么要参与战争，哲学家们自然各有各的宏论；的确存在很多原因，但约瑟夫·约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答案。他关于渴望尊敬的说法非常准确地描述了1914年德国皇帝的心态。德国人确信自己是当代民族中最勤奋、最文明的，受上苍眷顾，理应在历史上占据显要地位，所以德国人迫切地渴望得到其他劣等民族的承认。让德国皇帝郁闷的是，人们在寻求终极文明时总是去巴黎，而非自己的首都。正如约瑟夫·约克的话语所暗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固然可以由于某种严重的事态造成，亦可以因自尊心受损而致。
荷兰政治纷争中有关先装备陆军还是先装备海军的争议，决定了对待美国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执政及相关党派自然反对美国叛乱者，这不但因为他从血缘上自应属于英国阵营，还因为他那些同情美国革命的国内政敌表达了革命性的共和观点，而这危及了他继承的君主地位。这些人用法语称自己为爱国者（patriotes），随着公众对亲王的尊重的下降，他们的势力相应地越来越强大。不伦瑞克公爵是亲英的，而且公众认为是因为他的误导才造成了亲王对时局的误判，因此他成了爱国者们最厌恶的人物。
对美国独立一事影响最大的是商业利益，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领导者相信，一旦美国这个未知的大陆从英国重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就会成为源源不断的贸易来源：哈莱姆的布匹和斯希丹（Schiedam）的杜松子酒的出口，大米、蓝靛、食糖、棉花、咖啡和朗姆酒的进口。此外还可以通过对美国商人的大量贷款，动摇英国在大西洋的霸权地位。正如海牙一名法国使节所描述的，这些机会将会“极大地增加”，因此在改善与这样一个“机会极大”的国家的关系上，荷兰可不想落在别的国家的后面。
然而，亚当斯发现，即使在阿姆斯特丹，也几乎没有哪个有影响力的人严肃地对待殖民地的斗争，都认为那不过是“少数缺少法纪、原则或约束的人，徒具热情，逞一时之怒”罢了。几乎没有人对美洲及其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贸易有直观的了解。即使像荷兰这样对美洲抱有发财梦的国度，又对美洲了解多少？美洲领土广大，不免令人生畏，一些伪科学家和自认为无所不知的学者更是助长了人们对美洲的古怪看法，比如无所不知的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的著作《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及政治历史》（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Two Indies）。作为一个新近造出的地方，美洲被认为还不完善，不适合人类居住，更不要说适应文明发展了。在谈及其自然地理条件时，著名的博物学家布丰（Buffon）曾经像其他欧洲人一样异想天开，认为那里“天时不顺，土地贫瘠”，使得动植物不能健康生长，甚至人类都发育不健康，生育力低下。自然，布丰自己从未跨越大西洋到美洲亲眼看过。根据同样不称职的其他科学家的描述，在其他气候条件下发育的成年人，一旦在那里定居便“失去了能力”。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布丰还得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发现——印第安原住民“生殖器短小”，且“性能力低下”。根据1775年被译成荷兰语的一篇畅销的法语论文的说法，新世界的气候让人无精打采和懒散，他们也许会感到快乐，但是绝不会强健。这个学者确信，美洲“是为了快乐，而非帝国建造的”。如果这些话原是出于安抚目的的话，那么这还透露出欧洲人内心对新世界心存恐惧，担心那里的某种巨大的原始力量会崛起并战胜他们。
对美洲的遐想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最终达成一致的看法便是对美洲抱有的发财梦要谨慎一点。有一种理论认为，美洲太大、太分散，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交通范围太广也无法统一为一个国家。即使它获得独立，也将在内战中分崩离析，况且其海岸线漫长，除非拥有制海权，否则无从抵御外敌入侵。另一种理论则认为，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注定会成为一个大国，不可避免地会与荷兰发生冲突，危及荷兰的贸易，尤其是在殖民地。悲观的人们警告说，指望从贸易中获取厚利的人必须要顾及这种种限制。这两种论调或认为美国太弱，或认为美国太强，却都被英国的宣传利用，用来打消阿姆斯特丹那些主张与美洲殖民地建立更紧密联系的人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