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9年，中立权这个棘手问题所导致的海上冲突，使得局势更加紧张。中立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在当时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各交战方都需要不断补给，而这只能依靠中立国的运输方能完成。据称建立在“自由船只，自由货物”基础上的中立法，是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于1625年确立的。其主要规范包括，除了军火之外，任何中立国船只都有为交战方运输其他货物的“自由”。与此同时，任何交战国船只一经认定（ipso facto）即可成为战利品。至于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比如哪些货物属于“自由”的，哪些属于违禁品，何为交战方搜查和罚没的权利，何为船主利用护航阻止搜查和罚没的权利，这些复杂的细节都通过各种条约和议定书详加规范，其烦琐无以复加，如迷宫一般，便是忒修斯（Theseus）亦只能徒呼奈何，找不到出口。格劳秀斯的原则本来非常纯粹，但是后来的各种修订导致了很多混乱，比如海军“仓储物”——指用于造船的材料，主要是木材——不在违禁物之列。英国人非常讨厌这限制了他们行动自由的海军仓储物豁免条款和“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但是为了结束与荷兰耗资巨大、无休无止的战争，英国在1674年和荷兰签订的《威斯敏斯特条约》中承认了这个原则。
这项有关海军仓储物的条款让法国人跃跃欲试。虽然很多法国人受到美洲殖民地反抗斗争的自由理想的感染，但是法国的官方政策与自由无关，法国之所以给叛军提供援助，是因为它为了失去的加拿大和“七年战争”中遭遇的其他失败，要向英国报仇。为此法国需要重整衰败的海军，建设所需的波罗的海木材，要借助中立国荷兰的船只来运输。因此，建立合格的荷兰护航舰队是符合法国当前利益的，尽管目前荷兰船只匮乏。英国人却希望减少并严格限制护航舰队。
荷兰各省为建造更多船只的必要性和代价争执不休，相互间的对立情绪比以往更为严重。荷兰省和弗里斯兰省对外贸和造船业的依赖最深，因此与想要加强陆军的乌得勒支、上艾瑟尔和赫尔德兰省（Gelderland）相互对立。争执的焦点便是引起激烈辩论的“无限护航”问题——这是指为从荷兰驶出的所有商船提供护航，只要所装载货物全部或者部分明确为非违禁品。这就产生了海军仓储物的问题，可能对向法国运送木材的船只提供护航，所以英国决不同意，而法国坚持这样做。对英国人来说，这还不仅仅是给法国运送造船材料的问题。护航意味着拒绝搜查，这便违抗了英国对英国海岸到欧洲大陆之间海域拥有主权的主张。这一主张是由知识渊博的英国法史专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在《海洋闭锁论》（Mare Clausem）中确立的。该著作是为回应格劳秀斯的观点而作，自然非常合英国人的胃口。塞尔登断言英国对周围岛屿海域具有排他权，这也确认了约克声称的英国“应享有的权利”。无限护航成了另一个自尊心的测试，即可能的宣战借口（casus belli）。由于相信英国人不会放弃搜查权，而是会为此发起攻击，因而有很多荷兰人不同意进行这样的测试。
这场争论不只限于不同省份之间，还将不同党派和集团卷入了纷争之中。执政指望借助英国的支持来对抗爱国者党人的革命思潮，自然对护航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中产阶级的手工业者和无产者认为，无限制护航可以增加贸易，复兴手工业，他们对护航的支持同样坚决。如果荷兰是统一的，那么他们可能会坚决采取其中的某一种立场，然而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有足够的力量或者权威强制做出决定。
法国大使沃居庸公爵（Duc de la Vauguyon）是个深谙法国宫廷之优雅风度的外交家，态度温和，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他父亲曾是路易十六的教师。他建议荷兰尽可能采取和缓政策，不要耗费巨资进行武装，因为就法国这边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尊严，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气急败坏的约克则因为无法阻止荷兰从事违禁物贸易，而变得愈加蛮横无理，严厉警告说，英国可能会中止《威斯敏斯特条约》，从而使所有荷兰贸易都面临被罚禁的风险。
联省议会并没有把这看成是英国准备积极报复的信号，或许部分是因为怒吼的（the Thunderer）约瑟夫爵士太喜欢发出威胁，更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现在既同美国作战，又与法国和西班牙对抗，如果再开辟一个战场，也未免太冒险了。事实却正相反。1779年6月，西班牙刚刚加入殖民地一方同英国作战。作为最顽固的君主制国家，如果美国叛乱成功，西班牙自然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西班牙只同法国结盟，续签了业已存在的《波旁家族盟约》（Bourbon Family Compact）。该盟约的续签让同盟国可以翘首期盼入侵英国的这一天——这是众多帝国的梦想。西班牙参战，是计划在1779年实现这个梦想，这是“菲利普”号的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191年。另一个稍小的目标，是收回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于1704年被英国夺去的直布罗陀和米诺卡（Minorca）。英国同时受到两个欧洲大陆劲敌的夹击，西班牙自然相信它的机会已经到来了。
为法国运送物资的荷兰船只每个星期都会在海上遭到英国的阻拦，这让荷兰海军军官担心，一旦真的开战，他们将处于劣势。那些倡议加强海军的人要求增加护航船只数量，以保护海上贸易，然而内陆省份不愿支付开销，投了反对票，这之后的漫长纷争并没能增加护航舰队的数量。与此同时，护航舰队的一个指挥官比兰特上将（Admiral Bylandt）报告说，西印度群岛缺少足够的防御，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圣尤斯特歇斯岛，提醒必须为该岛增加武器和设施，以抵御进攻，维护繁荣的贸易。他的要求并未得到恰当的回应。当海军扩建计划终于有了结果的时候，交给比兰特上将指挥的护航舰船是8艘，而不是24艘。
在这个新时代，荷兰人想得到安逸与和平是不大可能了。为了对荷兰增加护航施加压力，法国曾威胁取消授予个别城市和省份的进口特权，这会影响荷兰的收入。但后来转念一想，客客气气的礼遇往往比威胁更加有效，因而法国宣布免去阿姆斯特丹和哈莱姆的进口税，此举很快就得到了回报：1779年3月，荷兰省通过投票，同意实行无限制护航。然而纷争并未因此结束，联省议会担心英国会有所反应，否决了荷兰省的投票结果。
一直在等待批准为运送波罗的海海军物资的商船护航的舰队，选择无视不异于禁止贸易的否决结果，扬帆起航了。舰队共有4艘军舰，指挥官是比兰特上将。1779年12月31日，这一年以及多灾多难的70年代的最后一天，比兰特率领的舰队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附近遭遇了一支由6条船组成的英国舰队，指挥官是菲尔丁准将（Commodore Fielding）。他受命对所有船只进行检查，无论是否有护航舰队。当他示意要进行检查的时候，比兰特不同意检查，并发誓说他护航下的荷兰商船没有一艘装载了违禁品或者木材。菲尔丁准将坚持说铁和大麻亦可被视为违禁品，并派遣了一艘单桅小帆船来进行搜查。比兰特开了两枪以示警告，结果立即受到菲尔丁舰队舷炮的猛烈齐射。不知是因为担心寡不敌众，还是怕挑起战争，比兰特指示自己的军官投降，因为不愿意留下下级而自己离开，和他们一起被敌人带到了英国的一个港口。消息传到荷兰，人们先是觉得难以置信，接着是对英国人满腔怒火，认为英国是海上的暴君和灾星，并说必须维护中立权，哪怕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荷兰仍然想维持中立带来的利益，不想开战，但英国已经妨害了荷兰的贸易和航海权，出于对英国毁掉自己作为贸易国的生计的担忧，荷兰开始变得不顾一切。这种不顾一切和菲尔丁事件引起的义愤填膺结合起来，使得联省议会在1780年4月冒着大不韪，投票同意进行无限制护航。
在英国看来，这次投票是个敌对行动，对英国人的伤害程度不亚于菲尔丁开火对荷兰人的伤害。双方现在都有了开战的理由。英国后来遭受的打击更是严重损害了它的名誉和自尊，进一步助长了它日益增长的战争热忱。这一打击并非来自联省，而是来自反叛的殖民地，由美国军队中一个最大无畏的战士一手造成。
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从13岁就开始做水手学徒，曾在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上担任见习船员和大副。在一次航行中，船长和大副都在船上死去，他便接手担任指挥。他被征入大陆海军担任上尉一职。当时大陆海军很难征到人，大陆会议的一个议员曾形容说，入征的人无非是“修锅匠、鞋匠和赛马骑师”的乌合之众。他最初的任命是担任“阿尔弗雷德”号指挥，在对巴哈马岛的新普罗维登斯发动袭击之后，在回程中参与了与“格拉斯哥”号的战斗。尽管人们认为他好争论，有着当指挥官的野心，而且“从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他性格怪僻，尽管还有人指控他在船只距离多巴哥不远的地方杀死过一名哗变者，他还是在1776年晋升为海军上校。海军委员会感到此人雄心勃勃，便把他看成了海上的宠儿，未免对他将要完成的任务有了一番憧憬：截获开往魁北克的军需船，摧毁英国在纽芬兰的渔场，在法国圣劳伦斯岛上竖起美国的旗帜，解救被迫在布赖顿角煤矿劳役的美国人，拦截为纽约豪将军部队提供补给的运煤船队。在几次受到诸多限制的战役中，他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勇气，截获了8艘船，并击毁了几艘大型英国纵帆船和方帆双桅船。
1777年，琼斯很高兴能亲自传达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率领着有18门炮的“漫游者”号（Ranger）驶往法国。他原本指望会在那里担任威力强大的“印度”号（L'Indien）军舰的指挥官，当时该船正在阿姆斯特丹建造。英国指责说这样做违背了中立，并通过在荷兰的亲英分子施压，阻止该船交付。结果，琼斯得到了一艘老旧的法国商船。他把这艘船改造成战船，并将它重新命名为“好人理查德”号（Bonhomme Richard），以向本杰明·富兰克林致敬。还没有等到该船的改造工程和外交手续完成，他便受命自行游弋，去“骚扰美国的敌人”这一非常对他胃口的使命。他指挥“漫游者”号驶离法国后便直接来到敌人海域，围绕英格兰航行，袭击沿岸城镇，炮击港口的船只，俘获商船，最后以缴获装有20门大炮的护卫舰“德里克”号（Drake）圆满结束了此次冒险。当他带着战利品等返回法国的时候，被当作英雄受到欢迎，在欧洲开始广为人知。
指挥“好人理查德”号的琼斯渴望得到更多的荣耀。他得知一支英国护航舰队护送着大批商船回来，便在海上侦察，想看看这些船只。1779年9月23日，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在英国约克郡沿岸弗兰伯勒角（Flamborough Head）发现了船队。他看到了一支由41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担任护航任务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双甲板船“塞拉皮斯”号（Serapis）。此船装备有50门炮，其中包括20门发射18磅炮弹的炮，这要比琼斯40门炮（其中有6门18磅炮弹炮）的船优越。两艘舰船互相接近时，同时开火。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太阳下山到月亮出来，随着天色黑沉下来，旁观者见证了海军历史上难忘的一场战役。当两船接近到可以用手枪射击的时候，“塞拉皮斯”号射出的一发子弹引燃了“好人理查德”号火炮甲板上的火药，炸死了很多炮手，使得琼斯船上最大的火炮失去作用。但琼斯还有有利的风向、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精湛的船技。他卷起了主帆以减缓“好人理查德”号的航速，让它对着“塞拉皮斯”号船尾，以便发挥舷炮和扫射的威力。他精确地计算，抓住了唯一的机会靠近敌船以便登船，并最终经过巧妙的运作让自己的船与敌船靠在了一起。他叫嚷着准备抓钩，将“好人理查德”号和“塞拉皮斯”号绑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他的神枪手们见了英国人就开枪，帆桁上的人纷纷倒下，甲板上躺满了尸体。投向“塞拉皮斯”号甲板的手榴弹引爆了一大堆火药仓，结果一半的炮都成了哑炮。借着浓浓夜色，两艘船都近距离开火。看到这一幕的人凭借火焰就可以看到两条船的轮廓，它们死死纠缠在一起，仿佛拼死搏斗的两只麇鹿。“好人理查德”号的甲板起火了，船体开始进水。面对船只下沉的危险，“好人理查德”号的主炮手对“塞拉皮斯”号大喊：“投降！投降！看在上帝的份上！”琼斯立即用手枪给了他一枪，把他放倒。然而“塞拉皮斯”号的指挥官皮尔逊（Pearson）已经听到了叫喊声，叫道：“你说要投降吗？”接着伴随着战斗的喧嚣声、炮击的声音以及噼啪的火焰声，他隐隐听到了那个著名的答复：“我还没有开始打呢！”琼斯可不是在吹嘘。他跳到一个9磅炮弹的火炮旁，这里的炮手不是战死就是受伤了，他自己装上炮弹，对准“塞拉皮斯”号的主桅开火，反复装弹、发射。主桅倒了下来，皮尔逊的周围都是尸体，缆绳起了火，于是他只能扔下自己的军舰旗，示意投降。他被带到“好人理查德”号的后甲板，向琼斯交出了自己的佩剑，也正在此时，“塞拉皮斯”号的主桅轰然倒下，压在船舷上，船帆再也无法扬起，掉入大海，被巨浪吞没。“好人理查德”号——遭受重创的胜利者，也于次日沉入海底。琼斯乘着作为战利品的“塞拉皮斯”号向东朝荷兰的方向行驶，并在船帆残缺的情况下经过10天的航行，最终在10月3日摇摇晃晃地抵达泰瑟尔港。他在这个中立港口为自己俘获的敌船寻求庇护，寻找补给，照料伤员，看护俘虏，这些无疑会引起荷兰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果然，这加剧了英国已有的不满情绪。
琼斯没有去他本可以去的法国，反而去荷兰，据说这是有意为之，是根据大陆会议秘密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的指令行事。这个委员会负责外交事务，指令由该委员会好管闲事的半正式委员查尔斯·杜马（Charles Dumas）转达给琼斯。杜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合作者，当时富兰克林正在巴黎试图建立美法关系，据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有人说利用琼斯是法国的主意，旨在把荷兰拖人对英作战，而英国也通过约瑟夫·约克爵士的情报网了解了这个情况。他截获了杜马跟法国外长韦尔热纳（Vergennes）的通信，由专人负责为他誊抄副本，此人经过一段时间后破译了密码。在18世纪，要渗透进大使馆还无法借助电子设备或者利用易被引诱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偷看并誊抄外交大臣的信函是惯用的手段。琼斯很乐意采纳法国人的主意。爱德华·班克罗夫特（Edward Bancroft）是美国委员会会员（a correspondent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实际上是为英国谍报机关服务的秘密间谍，被称为“他那个世纪最了不起的间谍”。琼斯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他最大的满足“在于利用自己在这里的职务让荷兰和英国的关系变得紧张，直到无法修复。现在唯一使荷兰保持中立的便是那些船主的影响，他们以极高的运输费用几乎垄断了欧洲贸易”。琼斯报告说，荷兰人民是支持我们的，亚当斯在一封信中将此转达给了大陆会议。“每天都有无数善良的女子来到船上，有母亲、女儿，甚至小女孩，为我们的伤员带来无数来自荷兰家庭的问候。这些敬意是发自人们内心的，因此远远盖过了那些反对我们的政治和外交伎俩。”
人们还谱写了赞美琼斯的歌曲，以庆祝他来到阿姆斯特丹为主题的歌谣则在街上出售。琼斯的出现，尤其是那艘被夺去的“塞拉皮斯”号的出现——甲板上空无一物，每日孤零零地停在港口，俯首帖耳，仿佛一条丧家之犬——让英国大使每天都很不自在，立刻就像往常一样提出惩罚的要求，并坚持要把琼斯驱逐出境。他通知联省议会说，作为一名英国臣民，琼斯只能被视为叛徒和“海盗”，应当连同船只和船员一道递交英王陛下政府。他告诉亲王，琼斯入境到泰瑟尔的“用意是想让荷兰卷入与英国的纠纷”，他自己乐于见到这个结果，因为与其有一个伪装的中立国，还不如有一个干干脆脆的敌人，虽然民众对琼斯所表现的热情让他很不舒服。
约克在1779年10月8日写给海军部的信中说，“我昨天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在他离船准备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以逮捕他……”至于一名大使逮捕一个中立国的来客是否妥当，约瑟夫爵士可不是会为这种问题烦心的人。他一本正经地继续写道：“我专门派了一个朋友来尝试此事。”不料警长阻止了他们，因为“没有任何抢劫或索要钱财的证据或证人”，他无权逮捕，而此事可能立即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结果大使说：“我不得不遗憾地放弃跟踪。”这真是个为英国外交界增光不少的宝贝，有时他的手法直来直去，让人难以索解。
既然无法直接逮捕，他便退而求其次，寻求通过法院下达判决将琼斯驱逐，然而由于阿姆斯特丹及其他商人对此反应强烈，这个要求亦被拒绝。琼斯想为伤员——包括英国的俘虏——寻求救助的请求变得异常复杂，因为在中立国荷兰国土上由美国士兵看守英国俘虏，这个问题难以解决。最终琼斯得到许可，可以将一些伤员俘虏送到泰瑟尔岛上，“在岛上的要塞由我们美国士兵看管，可以自行考虑决定是否拉起吊桥”。没有食物和水，船还未进行修理，船只就无法起航，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又花了些时间，最终在让·德·纽夫维尔（Jean de Neufville）的帮助下解决了。此人为阿姆斯特丹一个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正参与另一件与美国有关的重大事件。
正当琼斯等着风向变化，好让他能够离开海峡，摆脱在外边等着追捕他的英国舰船的时候，纽夫维尔参与了一项谈判，这将对打破阻碍荷兰事务的困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前此一年，法国曾与美国签订友好贸易条约，一旦美洲殖民地独立，条约立即生效。当时美国驻巴黎专员本杰明·富兰克林、赛拉斯·迪安（Silas Dean）和阿瑟·李（Arthur Lee）曾将条约的备份递交荷兰大议长范布莱斯维基克，暗示荷兰亦照此行事。此事亦提交给更加积极的阿姆斯特丹市议长恩格尔贝特·弗朗索瓦·范贝克尔，这是个生性好斗的律师。作为阿姆斯特丹市的领导者，作为该市与美国结为贸易伙伴之梦想的带头人，他热切地想赶在美洲殖民地屈从于英国的和平主张、回到英国管辖下之前与美国缔结贸易协定。
此时英国卡莱尔和平委员会（Carlisle Peace Commission）正在美洲殖民地向大陆会议调解，就连那些并不期盼美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人，也开始担心美国可能会屈服，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贸易伙伴了。因为曾有过节，范贝克尔憎恶英国人，从个人角度很希望看到纽夫维尔的条约能够压一压他们的傲气。尽管纽夫维尔准备与英国的敌人结盟一事本应保密，联省议会大议长范布莱斯维基克还是按规矩征求了执政威廉五世的意见。威廉五世勃然大怒，宣称这个条约无异于承认美国为独立国家。他告诉不伦瑞克公爵，他宁愿放弃执政的职务，携全家离开这个国家，也不愿接受这种条约。不过公爵还是设法让他平静下来，并说服他同意就这个提议进行秘密讨论。与此同时，范贝克尔建议阿姆斯特丹议会不要就此条约正式告知联省议会，但作为预备措施，可以通知其他城镇议会。结果不久就有几百人知道了这个秘密，还没有到年底，整个共和国已经充斥着各种传言，英国报纸也开始刊载各种秘闻了。范贝克尔还授权纽夫维尔与美国人商议条约草案，准备秘而不宣，直至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对于约克来说，在经历了从格拉夫鸣放礼炮到奉承约翰·保罗·琼斯这一系列冒犯之后，这些谣言已经无以复加了，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那让人不得安宁的——英国无法镇压美洲叛乱。现在竟又有传闻，说一个大国正在与叛徒们平起平坐地议定条约。
他认为，对此除了战争别无选择。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相反却被认为是可行的，甚至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以充足的兵力和武器作战，那么策划战争的英国人有可能收复丢掉的殖民地，或得到新的领地，而且对于目前在美洲的败局引起的公众舆论也可以有个交代。然而好计划常常会有种种禁忌，诸多不利因素亦给人心理上投下阴影：英国在美洲的兵力本已捉襟见肘，海军亦不能满足作战需要，而美国甚至还新增了20艘主力舰。并不担心这些问题的约克在与奥伦治亲王会面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责备威廉在讨论这个拟定条约前，没有先与英国这个盟友通气。奥伦治亲王——他在荷兰共和国并不拥有王室地位，这个缺陷让他那些英国王室的亲属们颇觉恼火——出于尊严回答，这是属于自己国家的内政，所以没有义务与任何人商议。对此，约克毫不迟疑地予以驳斥，指出那“三个可怜虫”——指美国驻巴黎专员——背叛了他们的国王，他们所炮制的任何计划均不属国家机密。因为没有掌握更多消息，亦无法采取什么行动，约克也就没有像往常一样，蛮横地要求对肇事者做出“相应惩处”，此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这个秘密条约就像一根被点燃的导火索，看似平静，却在持续发酵。但是此时政局被另外一团火焰所裹挟。这便是旨在共同对抗英国海上进攻的国际武装中立联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由新近登场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酝酿并倡导。这个当权的冒险家便是伏尔泰所说的“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女王”（The Semiramis of the North），后世所熟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她对领土的野心和路易十四一样大，想把自己的领土扩张到奥地利和波兰。此时她已经从波兰夺取了一块土地，在此后对波兰的另外两次瓜分中又分割了其两片领土。她的另一个目标便是颠覆奥斯曼帝国，恢复拜占庭帝国，并将其置于俄国的羽翼之下。她还非常想在地中海拥有一个暖水港基地。马姆斯伯里在到海牙来之前曾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他曾经成功说服其政府，如果俄国能够签订进攻、防御联盟条约，并通过斡旋让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达成体面的和平的话，那么就把英国珍贵的米诺卡送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早就对米诺卡垂涎不已，但是她还是拒绝了这个诱惑，因为她担心这里有鬼，自己要付的代价或许太高。正像她说的——此话后来在外交上经常被引用——“La mariéé est trop belle. On veut me tromper.”（新娘子太漂亮了。他们想算计我。）
并非只有荷兰才怨恨英国阻碍其贸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写给秘密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说：“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想看到英国受到羞辱，因为它们都曾吃过傲慢无礼的英国的苦头。”叶卡捷琳娜二世想通过一个联盟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并不只是由于联合比单枪匹马更加有力，而且因为她不想独自出头露面，显得就她跟英国过不去。现在这场殖民地战争已经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而她想在其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这个调停者的角色会提升她的声望——像所有沙皇一样，她对此不那么有把握。此外她也像别人一样，想在美洲贸易上先走一步，她认为，一旦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其贸易量将急剧增加。她还想利用交战方对俄国物资需求增加的机会增加出口，这些物资主要是海军仓储物，由荷兰运往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导火索——武装中立以及秘密的贸易协定——正在慢慢燃烧并将交织在一起，一旦它们交汇，就将点燃熊熊战火。
两艘俄国船在靠近直布罗陀海峡附近遭到西班牙扣押，因为它侵入了一个已经宣布却名不副实的西班牙封锁区。此事发生后，俄国女皇决心要结束海洋上的无政府状态。她在1780年2月29日通过颁布五项中立原则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凡是签署国际武装中立联盟的国家都必须捍卫这些原则。其中三项原则规定：海军仓储物将一如既往地不被视为违禁品；某国若要对特定港口宣布封锁，则必须派驻相当武力，实际地实现封锁，封锁方被承认；中立方船只可以在交战方海岸港口之间自由游弋。剩下两条原则涉及交战方与违禁品相关的财物问题。瑞典和丹麦也追随俄国加入该联盟，同时宣称，它们将依据公布的原则，利用海军保护自己的船只。荷兰收到了加入的邀请，但此事立即引起了纷争，阿姆斯特丹和奥伦治的追随者以及其他党派之间开始互相争吵，无法在8个月内达成任何协议。众所周知，假如荷兰准备利用武力保卫其中立的话，那么准备不足的荷兰海军将无法抵抗英国的报复，这不能不使荷兰感到疑虑。阿姆斯特丹决心要保护自己的贸易，最终使得荷兰省议会投票同意加入盟约，但是当联省议会亦表示接受时，遭到了泽兰、赫尔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的抗议。由于它们施加的压力，加之约瑟夫·约克爵士谴责该投票违反了1678年缔结的盟约，并一如既往地要求“对此侮辱给予解释”，联省议会最终宣布投票无效，重回到争论不休的状态。约瑟夫爵士和他的政府对此并不满意。显然，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所作所为上，荷兰的敌意都加重了。英国认为，阿姆斯特丹拒绝要求约翰·保罗·琼斯返还其战利品，荷兰拒绝依据旧盟约提供援助和资助，以及1780年4月这次刚刚通过的含有敌意的支持无限制护航的投票——所有这些都使得荷兰没有资格依据旧条约享有各种优待了。已经做出决定的英国准备放手一搏。这个决定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出的。在那次会议上议论此事时，诺斯勋爵睡着了，而希尔斯伯勒（Hillsborough）和桑德威奇（Sandwich）勋爵也打起了瞌睡——据说这都是在饭后决定大政方针的后果。马姆斯伯里在写给同僚的一封信中说，这意味着英国要独自对抗四个国家——法国、西班牙、荷兰和美洲反叛者，“其中有三国是仅次于自己的海上大国”。同时对付四个敌人似乎不是慎重之举，但是英国似乎颇喜对荷兰用武，认为可以一展国威，尽管——或者说正因为——英国在美洲表现很糟。此外，他们对荷兰很恼火，这种情绪向来不利于清晰思考。阻止荷兰为法国舰队提供补给，在当时被认为比阻止荷兰为美国人提供补给更为重要。对荷兰的这种情绪从马姆斯伯里的评论中可见一斑，此公在接替约瑟夫·约克爵士的职位之前，似乎也从他那里继承了满腔刻薄。还在圣彼得堡时，他在给一个同为大使的同僚的信中刻薄地写道：荷兰人是些“忘恩负义、寡情少义的肮脏的猪猡”，而且“既然他们必定会被毁灭，他们就应顺从命运”。
除了怒气，英国人头脑中还有更为实际的动机。即使像英国那样鄙视贸易的国家，也开始像其他众多贪婪的贸易国一样，开始盘算“与美洲获利丰厚的新贸易”的前景了。马姆斯伯里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决定与荷兰开战的“影响因素”之一，荷兰将成为美洲贸易最重要的竞争者。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无法预料荷兰独特的政治体制会在中立联盟一事上做出何种决定。不过即使他们加入该盟约，也不能利用该事作为开战理由，因为那样的话，荷兰有其他盟约成员作为盟友，就处于有利的地位。英国人明白，如果他们要宣战，那么应该是在荷兰加入盟约之前，而非之后——假如荷兰的确想加入盟约的话。
为了找到一个更加切实的借口，他们抱怨荷兰未能依据1678年的盟约，为英国提供援助和资助（其中包括出借苏格兰军一事）。但是他们又不敢公然采取行动，以免刺激荷兰贸然加入中立盟约。此时发生的一件蹊跷事帮他们摆脱了困境。由纽夫维尔起草的这份与美国建立良好贸易关系的文件被发现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些关于其由来的信件，尽管这些文件都已被海水浸湿，但效用不减。与纽夫维尔谈判并起草该文件的美国人为威廉·李（William Lee），是弗吉尼亚这个李姓大家族中一个好管闲事的成员。大陆会议派遣他出任驻普鲁士和奥地利特使，但是维也纳及柏林均未接受其委任，因为它们均不愿由于承认一个美国使节而引起与英国的麻烦。李继续转道荷兰，想阻止对赛拉斯·迪安（准备取代亚当斯）的任命，并设法为自己取得了这个职位。由于李受到极力想推动阿姆斯特丹贸易的阿姆斯特丹议长范贝克尔的庇护，他不久就与纽夫维尔接触，与他一起起草友好贸易条约的条款。这些条款所根据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威廉的兄弟阿瑟·李在1776年为可能的盟国缔约起草的蓝本。威廉完成条约的起草后得意扬扬，立即将文本寄给在大陆会议的朋友们，把这作为获得外交任命的资本。他本来是无权以自己国家的名义擅自签订条约的，正如范贝克尔或者纽夫维尔也无权代表自己国家一样，但是当时谁都没有为此担心。在费城，这个文件转到了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手中，此人是南卡罗来纳的富裕农场主，后来担任大陆会议主席一职。实际上，他是接替亚当斯在海牙职位的人。在1780年8月乘船起程就任新职的时候，他拿出条约草案并细细查看了各个条款。他当时乘坐的是一艘定期班轮（客轮或者邮轮），没有护航舰船，结果他乘的“墨丘利”号（Mercury）在纽芬兰岛附近被英国巡洋舰“皇家维斯塔尔”号（H.M.S Vestal）追逐。劳伦斯立即把自己行李箱中的外交文件清出，塞进一个袋子里，加入铅块加重，然后扔进海里。很不幸，他没有把袋中的气放出来，结果袋子浮到海面上，被“皇家维斯塔尔”号上一个机敏的海员发现，用钩子捞上船来。强行登上敌船的英国人发现，劳伦斯的身份是“应自称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的要求赴荷兰办理贷款事宜的绅士”，于是在9月3日将其逮捕，带回英国关押在伦敦塔监狱。他在狱中一直被关到战争结束。
在劳伦斯的文件中发现的条约及其他相关信件，让英国很兴奋，作为荷兰人敌对举动的证明，这一发现可谓恰逢其时。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大臣斯托蒙特伯爵（Lord Stormont）在写给约克的信中说，这是阿姆斯特丹与美国人直接接触的证据。他还添油加醋地说这“实际上与直接侵略并无二致”。考虑到此条约为非正式条约，且起草者均无权代表荷兰或者美国，英国就此事的反应之强烈无疑是过分的——他们显然是有意为之。他们想制造声势，使荷兰不敢加入中立盟约，因此就此事大事张扬，就好像劳伦斯企图谋杀英国国王一样。斯托蒙特在写给约克的信中说，如果发现联省议会参与了此事，那么这可以作为宣战的理由。如果荷兰受到亲法派影响而加入中立盟约的话，劳伦斯的文件足以“向全世界证明（英国）有权采取任何措施”，并“对于战争给予最恰如其分的引导，使其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荷兰之间的纷争，与任何其他中立国无涉”。约克马上完成了把英国受到的威胁转告亲王这一很合他胃口的使命。他报告说，公布此事不可能“不在该国引起震惊……并对其参与北方盟约的热情大泼冷水”。但约克处理此事时显然有些太咄咄逼人了。他要求执政必须宣布废除条约，并以“扰乱公共和平和违反国家法律”的罪名对范贝克尔及其同党做出惩罚，以儆效尤，否则国王陛下只能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此时尚未离任的亚当斯重申道：“傲慢的英国人对待阿姆斯特丹的态度与对波士顿的态度毫无二致。”由于他们生性不会吸取教训，因此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反抗压迫者的团结一致，这曾在美洲使得本来纷争不已的殖民地联合起来，结成联邦。亚当斯报告说当地普遍地期望着战争。他在圣诞节写道：荷兰共和国正被“猛烈的斗争”所裹挟。大街上到处可以听到反英歌曲，这些歌曲是专门为了投海员所好而谱写的。“前天……一位唱了这歌的妇女在一个地方一个小时便卖掉了600份。这都是战争的迹象。”就在对中立盟约的争论还在继续的时候，英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荷兰违反了1678年盟约的规定。荷兰对此的回应是，由于英国提出援助是为了对付殖民地叛乱，而非由于第三方攻击，因此该条约并不适用。他们拒绝接受最后通牒，并在1780年11月20日同意加入中立盟约。12月10日，各交战方得到了有关这个决定的通告。
秘密条约让英国人更加没有脸面，因为这表明自己的盟国正在与叛逆做生意；此外，让英国没有颜面的还有，自己无法阻止肆无忌惮的违禁品交易，除非采取断然措施：夺取圣尤斯特歇斯岛并从源头上斩断之。据说这个办法是约瑟夫·约克爵士向其政府建议的。罗德尼上将受命完成这个使命。
既然最后通牒遭到拒绝，那么发布最后通牒的一方只能有所行动了。于是正如预料的，英国在12月20日对联省宣战。他们设法将指令下达给海上的指挥官们，尤其是乔治·罗德尼上将——他受命在荷兰尚未能通知圣尤斯特歇斯岛备战前驶向该岛。在向国会宣战的讲话中，诺斯大臣历数了荷兰对英国所做的种种悖逆之事。他们“公然违背条约”，拒绝向英国提供其应得的援助：他们为法国提供战争物资；他们借助阿姆斯特丹之手通过“与叛乱殖民地缔约”而支持“对英国施加的侮辱”；他们允许约翰·保罗·琼斯这个“苏格兰人和海盗（这两者显然均为罪过）将英国船只开进他们的港口并在那里进行修理”；他们允许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对一艘“叛逆私掠船”鸣放礼炮，而该船刚在“其要塞火炮射程内”抢掠两艘英国船只。尽管诺斯勋爵在历数“安德鲁·多利亚”号的罪过时颇有夸张，因为我们知道它并没有劫掠任何——更不要说两艘——英国船只，不过他把向大陆旗鸣放礼炮列为开战理由之一，这足以表明赫拉夫的所作所为让英国人感到多么不满，不仅仅因为这是对“反叛者”的承认，而且因为他平等地对待了被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视为贱类的美国人。
有趣的是，诺斯勋爵最为恼火的乃是荷兰未能做好充分准备，结果导致他在采取攻击时似乎感到有些愧疚。他在英国国会发言时说，尽管他们极尽挑衅之事，“却极不慎重，未对可能遭受的进攻做好战争准备；而且尽管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悍然违背各类现行国际法，商人们不断为英国的敌人运送战争物资和给养，还把圣尤斯特歇斯岛作为仓库，却从不认为有必要对侦查有所防备，或针对英国海军或者海上指挥官发起的突然袭击有所防范，他们不可能对英国海军的机警和主动性一无所知”。显然，如果英国是对一个做好战争准备的敌人宣战，他无疑会感觉好受一些。
这之后的战争便是荷兰人所说的第四次英国战争，这场几乎被人忽视的边缘战争，就世界范围而言影响很小，微不足道。就局部影响而言，在赫拉夫鸣放礼炮所展开的这幅历史画卷中，圣尤斯特歇斯岛屈服了，而一个新的大人物登场了，这便是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爵士上将，英国海上霸权的核心人物，他的一次失职对美国战争的结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对荷兰来说，战争导致了英国对其殖民地、贸易和船只的掠夺，并最终毁掉了亲王的声誉——他因为忽视了海军，太晚加入中立盟约，以及几乎其他所有灾难性的事件而受到谴责。结果亲法的爱国者党支配了政治，执政政权被推翻，随着法国势力的扩张，联省于1795年被拿破仑并人法国，这意味着荷兰共和国在艰难地获得独立之后不到150年，就宣告灭亡了。
荷兰的英语名Netherlands意为“低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