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中说》是王通平素为了“垂则立训”而言的“建义明道”之书。北宋阮逸阐述《中说》的意蕴说：“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甚至认为“文中子非荀、扬之比”，而赞同司空曙、柳开诸人将王通比拟孟子，称为“圣人”(131)。今观《中说》其书，其论道之不偏不依，在在深度和广度上，所达到的境界，确非诸子可比。说明王通是在固守周孔之道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易学变易之道与中庸思想，吸收融化吸收老庄的道论及其辨证方法，对儒家之道进行了更进步一步的深化与阐扬。王通所反对的是一切过与不及的思想行为，因之与法家的霸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说》之《外传》今已不存。历代承认文中子实有其人其书的学者，也都认为其子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甚而不惜造伪。元代吴师道说：“思福郊、福畤与其门人既傅会成书，当时耳目犹近，故藏于家而不敢出，意数世之后，殆不复有辨之者，故刘禹锡、李翱始举其名。”(132)说是“虚相夸饰”，是因为《中说》所言，别无佐证。以意度之或当如此。而如吴师道所言，则自福畤贞观二十三年编定《中说》起，至李翱生活的会昌年间近二百年，王氏必于六、七代间，父子兄弟世世以“此是伪书，幸勿外传”为诫，世间断无此等事理，实属厚诬古人。窃以为中唐以前，世之所重惟有经学，而王通之学乃儒学中之子学，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子学的实质，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以迄后世，只要能“入道见志”的言论载籍，即可以子学目之。
王通于儒门之内，六经之外，另辟蹊径，另立新说，“身与時舛，志共道申”，而与混杂虚诞诡辩之术的秦汉诸子不同，属于“恰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採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133)。实为“入道见志”之子学，非徒传经说传之经师，故门人谥为子而不称先生（一般经师方称先生）。还是欧阳修分析得近理：文中子“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134)其所谓“诸儒”当是指孔颖达、颜师古诸人。是正统的经学家。以经学为主流的盛唐时代，其书不显，是必然的。迨至中晚唐时代，疑经之风起。韩、李、刘、柳以至皮日休、陆龟蒙辈，皆以道统自任，学风为之一变，其学实即儒家之子学。于是，《中说》也自然受到重视，并没什么可讶怪的。明儒焦竑就对王通的“拟圣”给予全面肯定。《焦氏笔乘》卷二云：“文中子动以孔子为师，其见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拟太过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悦，则其举止言动不觉尽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诗祖李、杜，文祖迁、固，未有非之者，独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135)朱熹曾评其书曰：“《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後人假讬，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假使悬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则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识，非凡人矣。”今按，《中说》所记王通议论行迹，并非模拟圣人言动的伪作，除个别传抄讹误外，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今本《中说》尚有附录六篇：《叙篇》（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杜淹撰）、《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后四篇为王福畤撰述先人闻见及整理王通著述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中说》北宋末时有阮逸注和龚鼎臣注两种刻本。今传世本皆系据阮本转抄、翻印。鼎本至南宋时犹存，后佚。此外尚有陈亮于南宋初年的类编本，正是参校阮、鼎两本而来，可惜此本亦佚。据陈亮云：“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136)指出，阮龚互异之文，往往并无模仿《论语》之言。模拟之言，“此皆撰集《中说》者抄入之，将以张大其师，而不知反以为累”。(137)并认为房、魏、杜诸人“之于文中子，盖尝有师友之义矣”，问对之言为撰集者抄录之，而“皆曰门人弟子”。“夫文中子之道，岂待诸公而后重哉！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138)《直斋书录解题》记有：“《中说注》十卷，正议大夫淄川龚鼎臣辅之撰，自甲之癸为十卷，而所谓前后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颇有删取。李格非跋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139)这二百余处异文，今已不可全知，仅据现存的资料看，鼎本明显地优于阮本。则后人只据阮本之文，便遽下论断，也就难免乎郢书燕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