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代儒学的史学理论第一节 唐初修史的指导思想（史官功能的变迁）
修史是儒家的传统，设馆修史是唐代的创举。唐初高祖采纳儒臣的建议，准备修撰前代各朝历史，以总结历史兴亡经验，以为为政借鉴，终未竟工。于是太宗委派重臣房玄龄、魏征等，成立史馆，倾数年之功，修成五代史志，方始完成这一重任。史馆职司自此遂按儒家记事记言的原则定为制度，嗣后历朝的《实录》以及《贞观政要》等史书，都是由专职史臣完成。这也是为了适应政治大一统以及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的实际需要，必须而且必然产生的结果。为确保政治统一乃至政治清明的局面，必须要有历史作为镜鉴和警戒，以期收到约束君主言行，使之能够少犯或改正错误，随时拨正方向的效果。这对历朝君主，尤为重要。唐初设馆修史，即是以儒家的历史观为指导，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
一、儒家修史宗旨：孔子修史思想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和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修史行为及其思想对古代史家文化的影响尤大，孔子修史思想对后代史家的修史作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在后世史家的修史之笔法、修辞和立意上都有明确体现。主要包括实录直书、不褒美不隐恶，微言大义与皮里阳秋，(1)王侯将相成为史家审美的聚焦点，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等儒家修史原则。
孔子编定并讲授“六经”，既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继承和抉择总结，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传播社会功能的追求或运用。(2)这在中国古代，属于社会评价系统，称之为“名教”，具有褒贬善恶、评鉴是非的客观权威性。“六经”中，《乐》经已失传，《礼》经也已非原貌，《书》经经过六国纷争及秦火的焚坑，已非孔子原编百篇旧貌。但是，探寻孔子的历史观和修史思想，还须从现存的五经，特别是《易传》、《诗论》和《春秋》中去探究。孔子编著《春秋》，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不遵周礼和“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以挽救“礼崩乐坏”，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维护当时应有的社会秩序。《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显然，孔子作《春秋》是将忠臣义士的忠肝义胆、乱臣贼子的丑恶暴行一一加以记述，蕴涵了不虚美，不隐恶的思想和动机。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4)。总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5)。《春秋》是以道义明辨是非，制定法则，形诸文治以推行其教诫。其力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这一是非分明的思想意识与褒贬善恶的思想力量，与古代史家不畏权势奋笔直书的传统相结合，遂形成足以使违背天心民意的统治者胆寒，而使忠良义士名标青史的古代史家实录真相的修史风格，与不虚美、不隐恶以真为美的审美价值观。
孔子通过修订《春秋》，将自己的遵循周制、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反对“邪说暴行”、志在拨乱反正等思想倾向或鲜明政治意图表达出来，便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6)看来，阐明和表彰儒家的王道政治，以为天下仪表，是史书的首要任务。
《史记·孔子世家》曾揭示《春秋》“微言大义”的笔法说：
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後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7)
“践土”为春秋郑地名。鲁僖公二十八年五月，诸侯结盟于践土。据《左传》：这次会盟，晋文公竟然召请周襄王参加。孔子认为，以臣子的身份竟然召请天子，实在不足以垂为典则，故而经文上写为：“天王狩于河阳。”《春秋》本是一部编年史，孔子在编纂中隐喻褒贬，在客观叙述的形式下，表明自己的政见和理想（后世称为“微言大义”或“皮里阳秋”），以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充分体现了孔子对社会评价系统（即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的追求。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孔子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的“史笔”法。作者的看法并不直接表述强加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隐含微言大义。一切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表面上似乎并没有直接褒贬，但每一表述都饱含着褒贬的巨大力量，传达着明确的正义观，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正如孔子自己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
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史，其实质是国家的历史，而能影响国家历史方向的力量，惟有掌控国家与社会权力的王侯将相，因之历代的王侯将相便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社会精英，并左右着历史的前进方向。至于平民乃至奴隶中的精英人物，也只能在有机会成为将相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其治国理民的聪明才略，展现其历史的作用，从而进入历史的记载当中。庶民百姓的力量与意志，也只能通过体恤民情的帝王将相得到体现。因此古代史家审视历史的眼光聚焦于王侯将相，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一修史做法虽非源于孔子，但其评价标准，却是直接取则于孔子。
此种审美取向大概肇始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因为其时发言起事者皆为君王将相，《尚书》中专记尧舜契稷乃至商周诸王及其辅弼言论的篇章即可为证。到周代，朝廷有了专业的史官。《史记》所言“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9)即指这一情况。但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和做法仍然来自孔子。孔子的《春秋》以鲁国国君的递嬗为史纲，沿隐、桓、庄、愍、僖等诸公顺序排列，将其时国之大事和天下大事系于鲁君之下，记录开篇均以“王正月”为则。史家将审美目光集中于王侯将相的情况更为普遍：《左传》、《国语》、《战国策》诸书，虽记录范围有所扩展，但其叙事记人的归结点和关系点仍在王侯将相。这一传统更被《史记》发扬，从而成为固定程式。
不语怪、力、乱、神，是为修史的一条重要原则。《论语·述而》章称“子不语怪、力、乱、神”(10)。意即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这句叙述孔子思想与言谈作风的话语，因为表现了孔子的世界观，而被后人奉为言谈写作的圭臬，更被史家遵为修史原则。因此，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正统史家都在撰述中自觉地抛弃怪、力、乱、神成分，而将“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及谶纬迷信的史书，称之为“无足称者”，弃之如敝屣，如隋朝王劭所著《隋书》。
在编修史事的过程中，对于没有见过的超自然现象和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事物，孔子从不提及。如《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11)据《公羊传》讲，鲁春秋原文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12)。即陨星下落如雨，离地一尺而又返回。由于事涉怪诞，故孔子编辑时不予记载，而将“雨星，不及地尺而复”，改为“星陨如雨”。
孔子在编修《春秋》的实践中，体现了多闻阙疑、无征不信、排斥虚妄的编辑原则，表现出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所谓多闻阙疑，是指在编辑古籍过程中，对阙文切忌独断妄改。如《春秋》是鲁国史书，记事时不书月、不书日的地方很多。由于无确凿材料订正，因而孔子整理时，凡阙误之处都一仍其旧，决不轻改，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所谓无征不信，是指注重考据，切忌随意下笔。《论语·八佾》就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也，足，则吾能征之也。”(13)杞国是夏之后，宋国是殷之后。孔子认为：夏、殷两代的礼，虽然还能说一点，但因文献不足，所以难于验证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注重考证的精神。能言还必需足征，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再自信也不能随意下笔。
二、唐初修史的概况
唐初史学之发达，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盛况空前的高潮，从而确立了其于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共修撰纪传体“正史”八部，其中《晋书》130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北齐书》50卷、《北周书》50卷、《隋书》85卷、《南史》80卷、《北史》100卷。“正史”之外，还有纪传体国史和编年体实录问世。国史如贞观时，姚思廉撰纪传体《唐史》30卷，高宗显庆年间，由令狐德棻续成80卷，易名为《武德贞观二朝史》，至龙朔年间，又由许敬宗等续成100卷。实录则有房玄龄、敬播等撰《高祖实录》20卷，房玄龄监修《太宗实录》20卷，长孙无忌监修《贞观实录》20卷等。初唐之修史，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抑或修史的远见卓识与魄力，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唐代史馆的渊源与创设
史馆是唐代官方设置的最重要的修史机构。史馆的源头，多认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兰台、东观，原因是当时政府的一些修史活动就在此举行，名著《东观汉记》即修成于其中。但实际上二者与后来的史馆并不一样，兰台系“掌图籍秘书”之所，东观则是藏书之地，都非专供修史所设。当时于此修史，是因为藏书丰富，有取用之便。(14)史馆一词，最早见于北齐，时人邢劭作有《酬魏收〈冬夜直史馆〉》一诗。《北齐书》、《北史》也屡次提及北齐的史馆或史阁，大概是记录皇帝起居、撰修国史的所在，然不见于正式记录，不知是泛称还是实有其建置。上述情况，至隋及唐初没有大的变化。
史馆正式设立于贞观三年（629年），主要负责编修实录和国史。长期以来，国史修撰都是由秘书省著作局负责的，前人一般都将著作局称作“史馆”或“史阁”，可见以前著作局的主要职责就是撰修国史。太宗即位后，为加强对修史工作的管理，单独组建史馆，从而使史馆从秘书省下分离出来，提高了建制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文馆。“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15)这实际上指的是史馆建立以后，著作局本身不再以修史为主要任务，修史工作由原来的著作郎负责转移到由史馆派遣史官担任，同时还以宰相监修，此后宰相领衔修史延续成为定制。
唐代史馆的撰述活动
唐代史馆的活动，史书没有明确具体的记载，但从有关史料来看，主要有以下两项：一是修撰国史，一是修撰实录。修撰国史，即修撰纪传体本朝史；修撰实录，即修撰有关现任或前任皇帝的编年体史书。唐代国史的修撰始于贞观初年，唐代修撰实录则始于太宗执政时期，《贞观政要·文史》记载：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16)
《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就是唐朝最早的两部实录。太宗之后，修撰实录遂成为唐代史馆以及历朝史制的一个重要传统，几乎每朝各代皇帝在位时都要委派官员修撰，即使遭逢颓运季世亦无例外。
唐代史馆的基本制度
自唐太宗时期出现迄乎唐朝灭亡，史馆在唐朝共存在了约二百八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唐代史馆以修史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度。
第一，以宰相为监修国史，领导史书的修撰工作，从政治上保证史书的质量。唐初设立史馆，以其作为国家的修史机构，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17)。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贞观已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也”(18)。太宗时期的宰相房玄龄、高宗时期的宰相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柳奭、来济等，都曾担任过监修国史。也正是因此，随着皇帝的更换，唐代史馆所修史书常常不断被增删修改，太宗实录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第二，以政府官员为史官，分工负责史书的修撰工作，保证史书的修撰速度。唐代史馆史官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史馆修撰，“史馆：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贞观年修《五代史》，移史馆于禁中。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一是直史馆，“天宝已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也”，“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唐初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掌固等职，分工明确，“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六人，装满直一人，熟纸匠六人”。此外还规定了详细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19)，各地官府为史馆修史提供资料。这样，一个从收集史料到编撰、监修、抄写、装璜，具有完备组织和制度的史馆就正式确立了。
唐代修史的指导思想是儒家史观，以历史兴衰为理政治者鉴戒，将伦理道德主要是仁政思想作为历史评价的主要基准，这是中国儒家修史宗旨与历史价值判断的特色。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表明了尚古的历史观。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0)他认为周礼是以夏、商二代为借鉴的，所以丰富多彩，应予遵从。强调社会政治伦理的儒家思想千百年来都是史学的指导思想，也是史书通过历史经验反复阐明的史义。唐初修史也是以儒家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包括：崇尚儒宗，以儒术为纲纪；彰善瘅恶，以历史为鉴诫；遵循儒家修史原则；“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於轩年”。(21)以传承文明等为指导思想。
崇尚儒宗，以儒术为纲纪
唐王朝尊孔崇儒，如唐高祖的《赐学官胄子诏》中指出：“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22)“祟尚儒宗”，才能“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达到人识礼教，治致太平的目的。唐太宗则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23)由于君王崇儒，于是整理儒家经籍、儒家人物传记等任务也就落在了史馆的身上。
如唐朝初年，“方是时，大乱后，经籍亡散，秘书湮没”。“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沂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时令狐德棻为秘书丞，见经籍亡佚，备感痛心，向高祖建议“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贞观二年（628），魏征继任秘书监，“掌经籍图书之事，领著作局”。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不仅尽最大可能地保存了历史文献，也为其成功地撰写《隋书经籍志》和主编五代史志奠定了丰厚地文献基础。
历代儒生不仅那些被唐太宗亲自提名的名儒事迹被史馆收入各代史传，就连一些信奉儒术的隐士也在各朝的正史中获得一席之地。如贞观十四年诏曰：
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
此举意在褒奖先贤并抚恤其后代，以激劝当世后生。二十一年复下诏书曰：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於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24)
可见其尊儒重道用情之殷，对先儒的褒崇表彰，亦即是对儒家之道的阐扬肯定，表明以儒术为纪纲的基本国策，激励当世士子以先贤为楷模，继承儒道，尽忠信于国家民族，从而达到改移风俗好尚的目的。
彰善瘅恶，以史为鉴
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高祖颁布《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曰：“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25)诏书清楚地表明了高祖对史书的认识，即“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同时也是其修史的目的，这种看法虽非首创，但作为皇帝的诏书，以往并不多见。
高祖重视修撰前朝历史，目的在于“握图驭宇，长世字民”，尤其对隋朝历史的修撰，则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一个“甲兵强盛，四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封建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率土分崩”、“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26)。这样触目惊心的现实，不能不引起唐初统治者的警惕和深思。唐初的修史活动，正是带着“以史为鉴”，总结前代兴亡教训的目的，肇创了唐代官修前朝正史的先河。
唐太宗在褒奖房玄龄、魏征等所上五代史诏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27)，“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28)。并明确要求侍臣“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29)。因此，以儒家的历史观为指导，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教训便成为唐初修史的指导思想。
此外，在总结晋统治者施政的教训时，唐太宗说：“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30)。从言谈中，可看出他是带头发挥史书的鉴戒作用，其目的是借助史学来论述治国之道。这一精神，实际成了唐朝史书的编写准则。
唐太宗还对史书选录内容和笔法发表意见：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
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31)
唐太宗对《后汉书》中记载杨雄《甘泉》，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都表示了异议，认为“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这也都反映了唐太宗要求修史需突出“以史为鉴”的宗旨。
遵循儒家修史原则
实录直书、不褒美不隐恶，微言大义与皮里阳秋，王侯将相成为史家审美的聚焦点，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等儒家修史原则也是唐初修史的重要指导思想。
如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编成的《隋书》，能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炀帝纪下》曾对炀帝作如下评价：
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32)
隋炀帝矫情饰貌，弑父诬兄，淫乱后宫，“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隋书》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这说明唐初修史能坚持儒家实录直书、不褒美不隐恶的修史原则，据事直书，对隋炀帝大兴土木、荒淫无耻等历史事实，都有翔实的叙写，不加任何掩饰。
重视修史，不论是历史记录还是历史撰述，对于文明传承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孔子说过这样的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3)礼是制度，是制度文明的体现；世代变更，礼法必有损益，但根基不会改变，孔子的话表明，制度史对于文明传承的重要性。
唐初开创史馆，设专职史官以修历代史书的壮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古代重视记述历史的传统，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天宝年间，李华著《著作郎厅壁记》，悬之衙壁。曾论及这次由天子亲自参与的修史活动，文虽短，而甚为洽切：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为国史。史官之任有述作，盖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极教也。
前志所载，有左史记事，或箴王之阙，或司过於朝，所典不同，其纳君於善一也。
贞观初，诏梁国文昭公、郑国文贞公统英儒盛才，修五代史。天子亲垂笔削，与《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34)
太宗“兼帝王之极功，总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轩皞，绍美唐虞，润色乎大猷，发明乎皇道”(35)。文教是唐代国家大政方针（大猷）中，王道（大体同于皇道，亦称皇王之道或帝道）政治的具体体现，修史又是文教政策的终极体现。唐太宗在褒奖房、魏征等所上五代史诏书中，曾十分感慨地写道：“朕拯溺师旅，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36)。这篇诏书十分精辟地反映出“史籍”对文化导向及文明传承的重要性。所谓“龟文”、“鸟册”，指的是关于文明源头的记载；所谓“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指的是思想的驰骋和视野的拓展。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太宗看来，正是“史籍”可以帮助人们同古人“对话”、“回归”历史，从而也就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文明的进程与方向。唐太宗与孔子对修史与传承文明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太宗对史书的这些思想认识，都直接地左右了唐代史书的修撰与史学观念的形成，在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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