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乱用礼数那是要受到非常的处置。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礼制集要》成。先是，上谓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来，累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僣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而苏州府民顾常亦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僣乱如此，杀身亡家。尔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编类成书，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僣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书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服制，颁布中外。’”（《明太祖高实录》卷243）
朱元璋讲因为宰相胡惟庸家里帐幔用了金龙凤纹，大将军蓝玉不仅床帐、护膝用了金龙图饰，而且他家在建造马坊、廊房时还用了九五间数，如等违制，只能招来杀身亡家了。由此说来，“九五礼数”只能是皇帝享用，其他任何人要是乱用了都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置。
而华严寺袈裟的主题图饰恰恰就具有“九五”礼数，在它们的中间间隔性地排列着许多饰有九蟒的长条云锦。而最为重要的是，与饰有九蟒的长条云锦相间的还有那9条五爪龙和5条五爪龙有规律地分别居正上与正中位置，谁敢享用这等“九五之尊”龙饰主题的袈裟？只有皇帝了！至于其他皇室成员根本就没资格享用，更别提文臣武将了。由此，笔者认为，该袈裟必定与大明皇帝有关或为皇帝享用。
万历朝官方史书和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所作的“碑记”等告诉我们：支提寺五爪龙袈裟不是万历朝明廷所赐的！
看了上述考证，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会不会这件袈裟是哪个高僧或道士的？
根据《明史》所载“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僧官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绿文及环皆饰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道士，青道服，木简。”（《明史·舆服三》卷67，志第43）
我们否定了华严寺袈裟为高僧服或道士服，可能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会不会是大明皇家赐给哪个高僧的？
2010年2月1日《扬子晚报》一整版发表了《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一文，全文较长，从标题来看真可谓大吸眼球，但仔细阅读后却令人十分失望，该文中居然没有一条确实与可靠的依据，纯凭直觉感官得出了结论，其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意思是，现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是明万历皇帝御赐给大迁国师的。文中说：“华严寺史称支提寺，在《支提寺志》中明确记载着，这件紫衣袈裟为明万历皇帝御赐给当时的主持大迁国师的袈裟，一共四件，如今只保留下独此一件。”“从龙的纹样看，与明初早期的龙纹有所区别。应该是明中期的龙纹图案。而五爪龙出现在袈裟上，不一定证明就是皇帝穿的，三爪龙、两爪龙，反而皇帝龙袍上会有的。”“从这些纹样看，与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龙袍纹十分相似，证明确实是万历年间的东西。”（载《扬子晚报》2010年2月1日A4版）
那么依据呢？文中提到的唯一可查询的依据叫《支提寺志》，但据目前公开出版的该书压根儿就不叫这名，而叫《宁德支提寺图志》，因为该书除了文字外还有一张大图，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次出版，它为清康熙年间贡生崔嵸等人编写；文中第二大常识性错误是说大迁为“主持”，而就实应该是“住持”，连“主持”与“住持”这类基本知识都没有搞清楚，让人看了不能不晕；第三处常识性错误是说大迁为国师。明朝对藏传佛教领袖有封国师的称号，但笔者孤陋寡闻，却从未听说过明朝对内地佛教领袖有这样的隆遇。要不然福建一下也变成了藏传佛教特区的不成？
对于国师及其以上的封号之讲究，是明初几代皇帝手里定型的，主要受封的是藏区宗教领袖，在此，笔者将明初60～70年间封赏国师以上的僧官尊号列表如下：
明初60～70年大明朝廷封赏的藏区国师以上高级僧官简表
封赏者
封赏时间
封赏之尊号
受封喇嘛
受封影响重心
史料出处
朱元璋 洪武五年四月 灌顶国师 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 乌思藏怕木竹巴 《明太祖实录》卷73）
朱元璋 洪武五年十二月 炽盛佛宝国师 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 乌思藏 《明太祖实录》卷79
朱元璋 洪武七年正月 国师 故元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 和林（全称哈拉和林，今蒙古国内前杭爱省） 《明太祖实录》卷89
朱元璋 洪武七年七月 灌顶国师 答力麻八剌 朵甘乌思藏 《明太祖实录》卷91
朱元璋 洪武七年七月 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 故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坚藏巴藏卜 萨迦(今西藏拉萨西南) 《明太祖实录》卷91
朱元璋 洪武七年七月 灌顶国师 帕竹第悉释迦坚赞 帕木竹巴 《明太祖实录》卷188
朱 棣 永乐四年三月 灵藏灌顶国师 灵藏着思巴儿监藏 灵藏 《明太宗实录》卷52
朱 棣 永乐四年三月 馆觉灌顶国师 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 馆觉 《明太宗实录》卷52
朱 棣 永乐五年十二月 净修三藏国师 耳亦赤 凉州 《明太宗皇帝》实录卷74
朱 棣 永乐五年十二月 净戒三藏国师 八儿思 凉州 《明太宗皇帝》实录卷74
朱 棣 永乐六年五月 灌顶慈慧圆智昔应国师 僧清来 土鲁番城 《明太宗实录》卷79
朱 棣 永乐八年九月 灌顶弘慈玅济国师 绰思吉领禅巴藏卜 四川长河西（甘孜藏区康定县） 《明太宗实录》卷108
朱 棣 永乐八年九月 净慈妙智国师 掌巴监藏 四川长河西 《明太宗实录》卷108
朱 棣 永乐八年九月 普济慧应国师 掌巴哈罗思巴 四川长河西 《明太宗实录》卷108
朱 棣 永乐八年十月 净觉弘济国师 班丹藏卜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09
朱 棣 永乐八年十月 广慧普应国师 高日干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09
朱 棣 永乐八年十月 慈善弘智国师 失剌查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09
朱 棣 永乐十年正月 慧慈弘应国师 把奔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24
朱 棣 永乐十年正月 净慈佑善国师 湛查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24
朱 棣 永乐十年正月 净觉弘慈国师 包剌麻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24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二月 灌顶圆通妙济国师 哈立麻寺绰思吉监藏 乌斯藏 《明太宗实录》卷137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二月 灌顶净慈通慧国师 簇尔卜掌寺端竹斡薛儿巴里藏卜 乌斯藏 《明太宗实录》卷137
朱 棣 永乐十三年二月 灌顶慧应弘济国师 领占端竹 乌斯藏 《明太宗实录》卷161
朱 棣 永乐十六年正月 弘智净觉国师 端岳藏卜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96
朱 棣 永乐十六年正月 广济妙净国师 马儿藏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96
朱 棣 永乐十六年正月 普济净慈国师 思我失星吉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96
朱 棣 永乐十六年正月 弘慈广智国师 仑奔宛卜查失儿监藏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96
朱 棣 永乐四年十二月 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 哈思巴罗葛罗思 乌思藏 《明太宗孝实录》卷62
朱 棣 永乐五年三月 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 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 乌思藏 《明太宗实录》卷65
朱 棣 永乐五年三月 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 高日瓦领禅伯 乌思藏 《明太宗实录》卷65
朱 棣 永乐五年三月 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 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 乌思藏 《明太宗实录》卷65
朱 棣 永乐十年正月 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 班丹藏卜 青海西宁 《明太宗实录》卷124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五月 灌顶圆通慈济大国师 哲尊巴 萨迦(今西藏拉萨西南) 《明太宗实录》卷140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五月 灌顶慧慈净戒大国师 必力工瓦（止贡巴）端竹监藏 必力工瓦（今拉萨东北） 《明太宗实录》卷140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五月 西天佛子灌顶净慈弘智广慧大国师 日托巴罗葛罗监粲 乌思藏 《明太宗实录》卷140
朱 棣 永乐十二年正月 灌顶圆通慈济大国师 哲尊巴之父妥巴阿摩葛 萨迦(今西藏拉萨西南)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朱 棣 永乐十三年二月 灌顶慈慧妙智大国师 缘旦监昝 乌思藏？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
朱 棣 永乐十三年四月 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 释迦也失 拉萨及其周边地区 《明太宗实录》卷163
朱 棣 永乐四年三月 灌顶国师阐化王 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扎巴坚赞） 帕木竹巴（今拉萨南） 《明太宗文实录》卷52
朱 棣 永乐五年三月 灌顶国师护教王 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 馆觉（即今昌都贡觉） 《明太宗实录》卷65
朱 棣 永乐五年三月 灌顶国师赞善王 著思巴儿监藏 灵藏（即今昌都贡觉北） 《明太宗实录》卷65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五月 辅 教 王
萨迦派首领南渴烈思巴 思达藏（今西藏日喀则境内） 《明太宗实录》卷140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五月 阐 教 王
噶举派领真巴儿吉监藏 必力工瓦（今拉萨东北） 《明太宗实录》卷140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五月 西天佛子灌顶净慈弘智广慧大国师 巴罗葛罗监粲 日托（近中巴边境的西藏阿里境内） 《明太宗实录》卷140
朱 棣 永乐十三年夏四月 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 释迦也失 拉萨等地 《明太宗实录》卷163
朱 棣 永乐五年三月 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
白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即《明实录》中的“哈立麻” 萨迦、乃东、拉萨、止贡、达龙、康区噶玛等地 《明太宗实录》卷65
朱 棣 永乐十一年五月 41个 万竹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宣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
花教：元初被封为国师、帝师的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之后贡噶扎西即《明实录》中的昆泽思巴 萨迦（今西藏拉萨西南方）
《明太宗实录》卷140
朱瞻基 宣德九年六月 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
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弟子释迦耶希（又名绛钦曲杰）即《明实录》中的释迦也失 拉萨及其周边地区 《明宣宗实录》卷111
朱高炽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圓覺妙應慈慧普濟輔國光範弘教灌頂大善大國師 西天剌麻板的達 洮州卫（今甘南藏区东部） 《明仁宗實錄》卷2下
朱高炽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圓融妙慧凈覺弘濟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 僧錄司右善世智光 洪永时三使尼泊尔、西藏等大西域 《明仁宗實錄》卷2下
朱瞻基 洪熙元年六月 圆妙广智大国师 右善世端竹领占 陕西临洮（甘肃兰州南大门） 《明宣宗实录》卷2
朱瞻基 洪熙元年十二月 净觉慈济大国师 僧录司右阐教班丹札失 岷州（甘肃定西市岷县）、北京 《明宣宗实录》卷12
朱瞻基 宣德元年二月 净慈普应大国师 宛卜格剌思巴监藏号 曲先（柴达木盆地西北）、安定等西北） 《明宣宗实录》卷14
朱瞻基 宣德元年二月 弘慈广智大国师 仑奔宛卜查失儿监藏 曲先、安定（甘州西南）等西北地区 《明宣宗实录》卷14
朱瞻基 宣德元年二月 普觉净修大国师 吒思巴领占 曲先、安定等西北地区 《明宣宗实录》卷14
朱瞻基 宣德元年二月 慈善真修大国师 失迦思端宛卜 曲先、安定等西北地区 《明宣宗实录》卷14
朱瞻基 宣德元年二月 妙慈通慧大国师 达巴儿监参 曲先、安定等西北地区 《明宣宗实录》卷14
朱瞻基 宣德二年三月 阿吉簇弘妙广济大国师 吒思巴儿监藏 曲先、安定等西北地区 《明宣宗实录》卷26
朱瞻基 洪熙元年正月 必里衛慈善弘智國師 失剌查 河州、洮州地区 《明仁宗实录》卷6下
朱瞻基 宣德元年三月 灌顶净修弘智国师 阿木葛 乌思藏 《明宣宗实录》卷15
朱瞻基 宣德元年三月 灌顶国师 锁南星吉 乌思藏 《明宣宗实录》卷15
朱瞻基 宣德元年三月 国师 领占端竹 乌思藏 《明宣宗实录》卷15
朱瞻基 宣德元年三月 国师 桑结巴高竹斡 乌思藏 《明宣宗实录》卷15
朱瞻基 宣德元年三月 国师 领占班竹儿 乌思藏 《明宣宗实录》卷15
朱瞻基 宣德元年三月 国师 端竹监藏 乌思藏 《明宣宗实录》卷15
朱瞻基 宣德元年十一月 国师 端的监藏领占藏卜 西北临洮府 《明宣宗实录》卷22
朱瞻基 宣德元年十一月 戒净慈应国师 赏触领占 西北安定卫 《明宣宗实录》卷22
朱瞻基 宣德八年三月 国师 剌麻孔思巴舍剌 河州西宁 《明宣宗实录》卷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初60～70年间大明朝廷从未封过一个内地高僧为国师或国师以上的高级僧官，那么明中后期呐？尤其是万历朝有没有封赏过什么叫大迁的高僧为国师？翻阅596卷的《明神宗实录》，其内出现“国师”字样的共计34处。不过遗憾的是，里边并没有《扬子晚报》那位记者先生和他所采访的“专家”所想象的什么大迁国师，讲的全是藏区高僧那些事。（可查《明神宗实录》卷1～卷596）
撇开种种硬伤，我们再来说说“现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为明万历皇帝所赐”论者的主要依据，即清朝康熙时期崔嵸编写的《支提山图志》中的有关章节，笔者不妨将它录下公布给广大的读者朋友：
该书第二卷“寺”部分记述了这样的信息：“至万历元年，北京吉祥寺大迁和尚感明肃皇太后兆梦事，以礼敕命中兴，赐额‘万寿禅寺’。其规制自髻发脉，三折而下为祖堂、为大雄宝殿，左为伽蓝堂，右为祖师堂，东西两廊连于钟鼓二楼，前为天王殿。殿下甬道距山门长可百武，一时殿阁寮舍备极雄丽。十八年春，迁师诣京复命，太后迎居慈寿寺。八阅月，请乞还山，敕赐全藏六百七十八函，金冠一顶、五爪金龙紫衣一袭、黄盖一把、御杖、金瓜锤、龙凤旗各一付。十九年，抚院赵公参鲁以支提居万山中，艰于祝诵，提请于朝，遵旨奉龙藏及御器并师于本省开元寺供养。师惮应接，诸宰官捐修升山寺为师宴息之所，委藏务于护藏日新法师。二十五年，皇太后遣内官张文赉赐渗金大毗卢一尊，绕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二十七年，神宗显皇帝体圣母意，钦差御马监太监赵永复赉赐全藏镇山。”（【清】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二，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15）
有关中兴大迁和尚，崔嵸这样介绍说：“中兴大迁和尚 师讳圆慧，大迁其字也。北京左护卫指挥杨公邦卿少子。年十九依本京吉祥寺翠峰禅师披剃受具……万历元年，兹（应为慈，笔者校）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一夕梦僧人导至东南支提山，礼天冠菩萨，及醒，命中使图迹僧仪，唯师酷肖梦中，召见称懿旨，事以师礼，因敕入闽中兴梵刹。时支提遭钟奎之诬，寺毁僧散，守山僧一阳，志存兴复，力不从心。先是，阳公梦赤虬绕树之祥，适师奉命来山，喜符夙愿，力任兴造之役。师遂命工度材，凡七载告竣。殿宇廊庑焕然一新。其时，三山王参知应钟、林方伯懋和诣师征诘奥义，赞赏不已。及当道刘中丞尧悔、商直指为正、郑观察善及诸藩臬大臣、乡搢（应为缙，笔者校）绅先生，莫不延之上席，以及海内缁素望风皈向参请，殆无虚日，座下恒绕数千指。至十八年，诣京复命，皇太后迎居慈寿寺，遣近侍张近朝左右供奉。未几，请乞还山，太后传旨云：‘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复留八阅月，赐金冠、黄伞、紫衣、御杖，遣替僧万安赉赐龙藏并随藏器物种种，悉备镇山，甚隆宠也。越三年，诣阕谢恩，太后传旨慰劳。居五阅月奏归，乃赐紫衣四袭，敕中使王文送至江南。……”（【清】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三，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30-31）
上述两段文字记载中主要有这样几个信息：第一，明万历时有个叫大迁的和尚受皇家之命到宁德来重新建造支提寺，时间是在万历十八年以前；第二，大明皇家两次赐给大迁和尚紫衣袈裟，共计五袭；第三，万历十八年左右，明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曾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第四，万历二十五年后慈圣皇太后“遣内官张文赉赐渗金大毗卢一尊，绕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
那么清代人崔嵸这样的记载是否可靠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明代中后期学问家、福建八大藏书家、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在《支提山华藏寺重建佛殿碑记》中是如何说的：“今皇帝御极之元年，大比丘大迁公既以无上法宝引导当途，诸宰官为天冠菩萨重建华藏寺于宁德县之支提山。其后十八年，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以迁和尚道臻觉路，化被海邦，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二十五年，复赐渗金大毗卢铜佛一尊。二十七年，皇帝陛下复赐藏经如皇太后。是时和尚已圆寂矣。而高足弟子明启住持当山，实膺二圣敕命。先是，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处徒众，修习梵业，以故梁栋仅侈于鸟巢，而殿宇远逊于龙藏。及是，则亩苔龛，不足副九重之睿藻；数椽花窟，宁堪奉半满之灵文？于是明启遂与诸僧而燺豁之，而邑侯区君日振与余友今蜀参知曹君学佺离辞题疏，为明启怂恿。明启乃肃恭斋法，为众生植根，遂命佣度材，撤鄙陋而架峥嵘；庚□□而就轮稛。赤犀开杜噜之花；缥瓦响频伽之鸟。慧灯与紫泥而并朗，法云扶绀殿以高张。是盖匪但珍藏御赐之三乘，亦所以恭祝蕃厘于二圣者也。是役也，工始于癸卯夏五月，竣于己酉秋八月。兹者，余以服除，将赴阕下，因为支提之游，明启辈谓余有泉石夙根，乞一言以纪始末。余闻昔日了悟禅师之初入山也，一夕之间，丛林宝堑，忽有忽无；香界僧伽，倏聚倏散，愚者疑为幻化，智者赞为神灵。以余观之，成住□空，不分彼此，旦夕尘劫，何较短长？当宋开宝之初，此寺建于侯王，鸳瓦虬檐，亏蔽云日，何其盛也。及我正德之末，奇祸中于阐提，千门万户列遘郁攸，又何衰也。迁公兴复于前，弟子夸丽于后。此与了悟所见虽殊迟速，然入佛法眼则百千万亿劫又何异于一瞬者乎？但始者起灰烬为化城，既而由化成为宝所。今诸闍黎欲余记其始末，是以宝所为有是所，有是所者则白坏空，是非余所谓宝所也已。”（【明】谢肇淛：《支提山华藏寺重建佛殿碑记》，载《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四，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45-46）
从这篇《支提山华藏寺重建佛殿碑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谢肇淛是明万历年间支提寺佛殿重建的见证者，文中提到了大明皇家赠送的藏经六百七十八函和渗金大毗卢一尊，但没有说大迁和尚将支提寺修得“殿宇廊庑焕然一新”以及大迁本人“海内缁素望风皈向参请，殆无虚日，座下恒绕数千指”，而是说“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处徒众，修习梵业，以故梁栋仅侈于鸟巢，而殿宇远逊于龙藏……”，到了万历十八年以后“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以迁和尚道臻觉路，化被海邦，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更为重要的信息是谢肇淛只字未提到什么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什么的。
那么是不是谢肇淛不识货？绝对不是。
谢肇淛，明中后期福建长乐人，长乐与宁德相距行车2小时左右的路程。有朋友向笔者介绍说，宁德与长乐曾在历史上被划入一个行政区，因此说谢肇淛是宁德当地人或言宁德周围地区人也不为过，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更有，谢肇淛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官宦之家，他的原配岳丈郑逑是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议，他的继母为明中后期福建文化名人徐勃的姐姐，而谢肇淛本人又是万历二十年进士，他先后在浙江、南京、云南和广西等地为官，天启元年升任广西按察使，第二年又晋升为广西右布政使和左布政使。由此说来谢肇淛是个官位高、见识广的福建名人，他“喜博览，自六经子史，以至象胥、稗虞、方志、地志、农圃、医卜之书无不蓄。”（【明】谢肇淛：《谢肇淛集》，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P2-5）更有他满腹经论，一生著作等身，完全可以堪称明中后期的大学问家，如此之人怎么会连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所包含的价值与荣耀都不懂？相比之下，崔嵸是相距谢肇淛半个多世纪后的清代贡生，无论是治学学问、人生阅历还是社会地位都比不上谢肇淛；再说记述明万历时代的事情难道清代人记述得要比明万历时代的见证人还要可靠吗？打个最为通俗的比方，发生在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难道民国时代见证人所了解的还不如当今人们清楚？这是常理，连这样的常理与常识都不知道还谈什么考证宁德支提寺袈裟是哪个朝代？
再说，要是大明皇家真的赐予什么样的重大宝物宝器的话，明代的官史《明实录》应该是有所记载的。万历朝的事比较集中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中，翻阅没有标点的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笔者终于找到了福建宁德支提寺与大迁和尚的相关史料，其仅有两处，今引兹如下：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丁卯”条载：“福建所属建安、瓯宁、政和、浦城诸铁炉旧已禁开，其宝豊、遂应二银坑邻近有支提寺，奸宄易藏，僧大迁等称奉赐藏经将铜物、旗仗等件贮住，又海上有番僧，欲效香山故事，乞内地建寺，抚臣曹参鲁请将支提寺僧移入省城寺中，并申矿禁，其海上勾番者，分别首从，照私通日本禁例重治。贩广□船许至高州部覆。从之。（《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四）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己丑”条载：“礼部题异端之害，惟佛为甚缘，此辈有白莲、明宗、白云诸教，易以惑世生乱，故禁宜严。近福建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觊银坑之利。又有番僧亦乞内地造寺，为通番之计，汉上栈道亦复有游僧，妄称差遣，即京师中近有五台僧，自号密藏禅师，潜住惑众，合严行禁逐。上命严逐重治之。”（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四）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明朝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官方正史记载，两段史料中透露出有关福建宁德支提寺与大迁和尚的信息如下：
第一，“大迁”和尚没有像有人所吹的那么高的地位，更不是当今一些所谓“考证者”与“行家”所热捧的“国师”，《明神宗实录》明明白白地呼他为僧，明朝有国师封号，不过不是大迁这类“僧”所能得到的，只要翻翻《明实录》便可知之。
第二，那个叫“大迁”的和尚奉命欲往宁德，但因为宁德周围有银矿，支提寺和尚都被要求从宁德迁往省城去；
第三，万历十九年“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觊银坑之利”，万历帝“命严逐重治之。”
第四，大明皇家没给支提寺赠送袈裟，赠送之物为藏经、铜物、旗仗等。
有人看到上述引用的史料“僧大迁等称奉赐藏经将铜物、旗仗等件”中的“等……件”里会不会包含了五爪龙的袈裟或紫衣袈裟什么的？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五爪龙的袈裟何等珍贵，一般来说，它不是人臣所能享用得到的！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大明朝号称为两大“宰辅”之一的张居正从万历皇帝或皇太后那里得到了什么御赐之物？
隆庆六年八月己巳，“（万历帝）遣中官赍赐大学士张居正奖谕，敕书一道、银一百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彩叚四表里，敕略曰：‘天植忠贞，性成渊懿，抱匡世之才略，行以诚心富华国之文章，本于正学，苟利社稷，则无爱发肤，能定国家而不动声色，为朝廷爱惜人材，为祖宗谨守成宪纪纲，繇之振肃，庙社赖以奠安，毕公勤劳四世，盖多弼亮之功，潞公历事三朝，犹执谦恭之节。’居正疏谢，上报闻。”（《明神宗实录》卷4）
万历元年四月丙子，“大学士张居正等□辞广捷升荫不允，温旨嘉之，赐居正银百两、纻丝六表里、调阳六十两四表里，仍各蟒衣一袭。”（《明神宗实录》卷12）
万历元年八月甲寅，“以建元圣寿，赐辅臣张居正银六十两、钞罗、斗牛、蟒衣各一袭，吕调阳银四十两、钞罗、仙鹤衣各一袭，讲官陶大临、丁士羙各银二十两、二品胸背罗衣一袭，陈经邦等四员各银十五两、五品罗衣一袭，正字官二员各银十两、本品罗衣一袭，居正等疏谢，上报闻。”（《明神宗实录》卷16）
万历元年十一月壬辰，“以辅臣张居正六年考绩，赐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钞五千贯、茶饭五卓、羊三只、酒三十瓶，又持谕先生启沃朕心，平治天下功在社稷，兹当六年考满，特于例外加赐银一百两、蟒衣、斗牛各一袭，少示优眷，不必辞。居正疏谢，上复报闻。”（《明神宗实录》卷19）
万历二年五月辛巳，“上（指万历帝）御文华殿讲读时，辅臣张居正偶患腹痛，上知之，手调辣面一器，以赐并辅臣吕调阳，各赐金镶牙著一双同食。”（《明神宗实录》卷25）
万历二年十一月丙子，“上（指万历帝）以圣母慈圣皇太后圣节，赐辅臣张居正等银纻蟒衣有差，讲官丁士美等六员及正字官徐继申等二员各赏次之。”（《明神宗实录》卷31）
万历二年十一月壬午，“以平建州王杲，遣英国公张溶告太庙。辅臣张居正言：‘辽东功次，近年所无总兵为最，巡抚次之，总督又次之，升赏之典宜以此为准，兵部居中调度，亦宜升赉。疏中推叙，臣等实为滥及，决不敢当。’次日，上御皇极殿鸿胪寺宣捷，百官致辞称贺。上手札嘉奖辅臣，欲加升荫，居正等恳辞，准免。各赐银两、表里、大红纻丝蟒衣。”（《明神宗实录》卷31）
万历三年十月辛巳，“上御文华殿讲读。是日，命中官持《论语讲章》，指其中所引《南容三复白圭》一语，出问辅臣：‘白圭何诗也？’辅臣张居正具以诗旨对，中官领以复。上之究心文学如此，赐辅臣张居正貂皮六张，吕调阳、张四维各四张，讲官申时行等各三张。”（《明神宗实录》卷43）
万历三年十一月己亥，“赐圜丘分献陪祀执事管官彩币，又特赐辅臣张居正大红彩织坐蟒胸背纻丝一表里、大红彩织蟒衣膝襕纻丝一表里，吕调阳、张四维各大红彩织仙鹤胸背纻丝一表里、大彩织蟒衣膝襕纻丝一表里，申时行大红金织孔雀胸背纻丝一表里，陈经邦、何雒文、许国、王家屏各大红金织白鹇胸背纻丝一表里，沈一贯大红金织鹭鸶胸背一表里，正字官马继文大红金织白鹇胸背一表里，何初大红金织鹭鸶纻丝一表里。”（《明神宗实录》卷44）
万历三年十一月癸卯，“先是，上出郊视，牲毕，微感风寒，次日当传制誓戒，百官以进药，免朝，旋愈，至日出，诣郊坛，以扈驾赐辅臣张居正金嵌宝石瓢一个、蟒衣带二条、斗牛箧袋一个、刀筯叉三事，……”（《明神宗实录》卷44）
万历五年五月己酉，“初，兵部以罗旁叙功及辅臣张居正等，居正拟票乃差第诸有功者，各赏赉而不及阁臣。是日中官传谕改票来行，于是居正等疏言：‘前已奉旨，以后边功不许叙及辅臣，臣等又岂敢身自犯之？请赐停寝，以安微分。’上乃从之，仍赐居正银百两、蟒衣、彩叚，调阳四维各银币。”（《明神宗实录》卷62）
万历六年正月戊辰，“赐元辅张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等斗牛、蟒衣各一，讲官申时行等本衣各一。”（《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癸酉，“初，上践阼即修建慈宁宫，以居圣母。张居正奏言：‘圣龄方幼，慈驾且居乾清，朝夕与处，俟大婚之后，移居未晚。至是，期迫乃还御慈宁，因谕居正曰：‘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看管，先生其敬承之。’仍赐蟒衣、彩叚等物以示意居正。”（《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丁卯，“上元节赐辅臣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酒膳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辛未，“赐辅臣张居正脯醢酒果等物。”（《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甲戌，“以皇太后还御慈宁宫，赐大学士张居正等银币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己卯）“是日，特赐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金万喜字及银抹金喜字等物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正月辛巳，“仁圣皇太后万寿节，上御皇极门受群臣朝贺，诣慈庆宫行礼，赐大学士张居正等酒馔。”（《明神宗实录》卷71）
万历六年二月戊申，“以恭视写昭妃宜妃金册，赐张居正等各银二十两、纻丝表里。”（《明神宗实录》卷72）
万历六年三月乙卯，“以册妃礼成，上御皇极门，百官致辞称贺，赐辅臣张居正等各银三十两，纻罗四表里。”（《明神宗实录》卷73）
○万历六年三月戊午，“以恭上两宫徽号礼成，赐辅臣张居正等银币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3）
○万历六年三月己未，“以写诏书成，赐辅臣张居正等、中书徐继中等各银币有差。”（《明神宗实录》卷73）
……
张居正是万历帝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可以说贵近人主，万历帝对他是恩宠有加，即使皇太后也对张先生格外礼尊，但是翻遍了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的每个角落，记载着万历皇帝与皇太后赐给张居正的只是银两、彩币、纻丝表里、美味佳肴、好酒、金嵌宝石瓢、斗牛箧袋、刀筯叉三事、貂皮、金镶牙箸、脯醢酒果、手调辣面，等等，要说最为贵重还有“蟒袍”或言“蟒衣”，而不是“龙袍”或“龙衣”。换句话来说，万历年间即使是贵近人主的宰辅张居正得到皇帝或皇太后的赏赐之物也只是蟒袍或蟒衣，没有龙衣。
而有人说：福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赐给大迁和尚的，大迁是僧，难道张居正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僧吗？要不然，万历帝或其母亲犯浑了？
当然，要说龙衣或言龙饰衣服赐给人一例没有，这也太过于绝对。不过只就要看看被赐予对象是谁了？万历朝还真有这么一个特例：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丁未，“内阁以皇孙诞育拟上各王府书稿礼物等第书稿 皇帝致书叔祖岷王：‘朕仰承昊穹锡佑祖德，垂庥于今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子第一子生，专书奉报，薄遣仪物，用表亲亲之意，至可收纳。惟叔祖亮之礼物大红织金闪色团龙常服纻丝一袭、纱一袭、罗一袭。叔祖唐王文与礼物俱同，叔沈王、楚王、肃王、蜀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惟叔亮之弟潞王、崇王、鲁王、荣王、淮王、襄王、代王、吉王、韩王、庆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又改惟弟亮之侄，周王、赵王、晋王、秦王、德王、衡王、侄孙荆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又改惟王亮之郑世子益、世子靖江王大红织金团龙常服纻丝一袭，文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惟亮之。”（《明神宗实录》卷416）
整个《明神宗实录》只有这么一段史料记载，由此看来能享受“织金团龙常服纻丝”的只有大明皇室成员。换句话来说，万历年间大明皇家成员由皇帝特赐那是可以享用龙饰图案，除此之外，那是严厉禁止的。有史为证：
万历二年十二月乙巳，“礼部覆礼科右给事中梁式题禁左道三条：一曰：‘清祠宇盖寺观庙宇俱载令甲间，有创建必俟奏闻，所以重祠典而端好尚也。今各处大小庵观寺院不可数计矣，而鼎建日繁，募徒相望，规制僣拟于王度，淫祠煽惑，于民风甚非，所以尊主威伐奸萌也，如蒙敕礼部下所司，毁其太甚，罪其擅作，非但民风晓然，各归本业，而奸党渊巢亦彻过半矣；二曰：禁僣踰夫印文，非官长不用，所以示法守；龙凤之制非皇家不用，所以明等威，今寺观焚修疏文，皆用自刻木印，小民进香旗旛等物多绘龙凤，是公符可以摸拟，而禁物可以私造，小民无知窃弄，往往陷于刑辟，臣愚以为禁之，便又徒众广集，崇奉者如市，则私度之禁与夫约省之条，又不可不申明也；三曰：禁香醮，盖小民进香势之所不得禁也，然揭龙旗而鸣金道路，顶香马而混迹妇男不亦甚乎？民间祈禳势之所不得禁也，然悬榜而高筑坛场张盖，而公行衢巷不亦甚乎？异端粉餙，声客以诳惑愚俗，未有如近日之盛也。乞敕下礼部申饬严禁。’俱从之。”（《明神宗实录》卷32）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癸亥，“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题接凤阳抚臣李三才揭报，税监陈增搜获参随程守训、王惟忠等奇珍异宝、僣逆龙文及家人所供银四十万，惊心骇魄，恨此辈积恶之久而败露之迟，又喜税监能自觉悟而责发之也。但此一事，属人心观望，纪纲存亡，关系不小，前此言者虽多，而增为揜护犹可谓，上未及知，今增自发于地方抚按，会报于阙下，业已形诸邸报，传诸四方矣。夫皇上既已闻且见之，而处置稍不尽法，纪纲全无，反不如未发之为愈也。上命李三才奏内有名人犯，即逮来京追问，不许连累无辜，以安地方。”（《明神宗实录》卷400）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乙巳，“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言：‘窃惟徼福免祸者人情也，而巧言祸福以中人心者，左道也。此在白莲、无为等教已两经臣部具题严禁驱逐。近又有红封、大成等教，则避白莲之名，而传其钵，逃无为之号，而广其派，四方各有教首，谬称佛祖，罗致门徒，甚至皇都重地，辄敢团坐，谈经十百，成群环观聚听，且以进香为名，踵接于路，无论舆仗擅龙凤为王法所不容，而旌旗蔽日，金鼓喧天，万一草泽、奸盗或景附以潜藏奴穴细人，或窜入以内应，是玩视之，以为缁衣黄冠之流者，正酝酿之，以成绿林、黄巾之变者也。方今天不悔祸，人皆幸灾，凡枵腹亡命之辈，方苦栖身无处，而左道适为之窟，归附愈多，势焰愈炽，未必无刘福通其人者生心窥伺，而四海兵饷又为辽左征调殆尽，诚恐变出不虞，未易扑也。矧值母后梓宫指日发引都门，内外倍宜周防，窃计乌合匪类必有窝藏寺庙庵观，更为匿奸之薮而城坊厂卫皆有诘奸之司，除臣行文在京、在外地方，但有白莲诸教潜住即加严缉究遣，金鼓旗帜等物追发营伍备用，其游食僧道并窝家严逐连坐，更乞天语申饬中外臣工一体遵行庶法纪肃，而人心正乱萌消而世界清矣。’上是之。”（《明神宗实录》卷594）
人臣、小民甚至宗教界都不得擅自享用龙凤图饰看来还是众所周知的，就是人臣私下里、小民们在敬佛时偷偷地画上了龙凤图案就没事？也不行！“龙凤之制非皇家不用。”（《明神宗实录》卷32）
由此看来，明代自朱元璋起对龙凤的禁忌之执行一直十分严格，即使纲纪松弛的万历时代还是重视龙凤图饰的禁用，连画画也不行！
从上面详实缜密的史实考证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明朝最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正史记载，还是明代中后期学问家、福建八大藏书家、明万历年间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所作的“碑记”都既没说福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所赐予的，也没说大迁和尚是什么国师，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以后的清代，这一切顿时就“变脸”了，紫衣袈裟顿时“长出”五件了，大迁也变成了慈圣皇太后的师傅了（“事以师礼”语见上引文，【清】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三，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P30）到了三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某些“考证研究者”和记者先生那里“僧”大迁又变成了“国师”，如此考证古物古史，实在令人大开眼界。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就是宁德支提山华严寺保存完好的《宗谱》。
近来笔者有幸查看到了可能是《宁德支提寺图志》的资料来源——宁德华严寺内藏的编撰于清代的《华严寺宗谱》，该《宗谱》中明确记载道：“（万历十八年）圣上敕赐御宝一，赐大藏经六百三十函，敕谕亭一座，内有敕书一封，敕谕碑一座，御藏碑一座，四大部经各一十二部，金带黄凉伞一把，龙凤旗二副，幢旛一十二首，金冠一十二顶，龍棍一副，龙函一副，凤锦条紫衣十二领，凤锦悼帏一十二副，经签一十二双，经袱一十二副，褊衫一十二领，路费银三百两，护藏银五百两，宝号钱二十贯，慈圣母宝象四轴随藏法器全备，钦差太监张护送于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到省城蒙都察院老爷赵可怀启本留藏镇省……”（《华严寺宗谱》今藏宁德霍童支提山华严寺，见图14 《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宗谱源流考证》照片）
图14 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宗谱源流考证
“凤锦条紫衣”五字明确指出是凤锦紫衣而不是龙饰主题图案的袈裟。由此看来，后人在编撰《宁德支提寺图志》时至少说是叙述不够精确或不甚严谨，以至于最后以讹传讹了，越说越离谱。最近笔者同潘群先生说起了《宁德支提寺图志》讹误问题，潘老觉得甚为好奇，于是他就仔细查对，居然发现其错误多多，如，P43《由霍林上支提记》目下对谢肇淛的介绍，该书说谢为广东大方伯，大方伯为先秦以后对地方封疆大吏的代称，谢肇淛是明清之际的福建名人，他当过广西右布政，称得上大方伯，但《宁德支提寺图志》将广西右布政说成了广东大方伯，连广东、广西都没有搞清楚，该书的史料价值实在令人质疑。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福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所赐予的，恐言而无据，似讹！
从南京云锦的织法与用料等方面来看：宁德支提寺袈裟不是万历朝的！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从史料上我们已经否定了建宁德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是明万历朝廷所赐予的，那会不会如某人从云锦织法与用料等角度所作的判断：“从龙的纹样看，（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与明代早期的龙纹有所区别。应该是明代中期的龙纹图案。”“从这些纹样看，与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龙袍纹样十分相似，证明确实是万历间的东西。”（蔡震《华严寺金龙袈裟不是建文帝的》，载《扬子晚报》2010年2月1日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