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 策 略
陕北瓦窑堡。
这是陕北少见的一座漂亮镇子。镇上，孔孔窑洞错落有致，有里外三道城墙，约2000户人家。1935年10月，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先期到达瓦窑堡后，这里便成为红色政权的临时“首都”。
12月13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来到瓦窑堡。他住在临中山街的一个后院里。这是陕北边区银行的院子，院内有四孔砖窑洞，本来安排毛泽东住在银行经理的房子里，但经理下乡未归，毛泽东就让警卫员打扫了一下西南角坐西朝东的两孔窑洞，一孔作办公室，一孔作宿舍。
毛泽东到达瓦窑堡以后，征尘未洗，就立即投入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工作中去。
其实，还在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已在考虑政治路线问题了。在1935年6月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听取了博古关于从无线电中得知的日军向北平开炮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同时加紧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白军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但当时因战事紧急，未能再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这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于七八月间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考虑到自1934年夏起就与中共中央失去通讯联系这一情况，为了尽快地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精神，会议还未结束，就派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 （林育英）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详细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条件、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在11月3日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但因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二天就上前线去，中央机关也正向瓦窑堡转移，这次会议就延搁下来了。
11月初，张浩化装成小商人，经蒙古秘密潜入陕甘边区，辗转来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张浩多次同，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交谈，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据此，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11月29日和12月6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讨论了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形势下的统一战线问题和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
直罗镇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已被粉碎，边区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但这时红军的主要对手仍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这支军队内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如何对待他们的这种要求，建立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并扩大陕甘苏区所必须认真考虑和正确解决的十分现实的问题。因此，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就成为十分紧迫和必要的了。
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立刻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进一步听取了张浩的汇报，并对中央作出的各项决定表示赞同。12月17日，会议开始举行。
此时的陕北，已是隆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着黄土，格外给人以寒冷的感觉。然而，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各抒己见，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毛泽东也异常激动，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的1935年以来的国内形势的情况，一幕幕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张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强化对东北侵略的同时，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变华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然而，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却采取步步退让的政策，华北主权在沦丧！华北大地在呻吟！华北人民在哭泣！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莘莘学子首先觉醒。他们感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北平大中小学的学生冲破了重重阻拦，12月9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际，走出了校门，走上了街头。他们从心底里发出愤怒的呐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华北人民在反抗！全国人民在支持！全国各阶级备阶层的政治态度在发生变化！
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会上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说，战略方针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对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而博古却不同意，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并引经据典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对博古进行了反驳，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并说，你们老是从马克思那里找根据，难道我对老祖宗就不忠、不孝么。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
11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从国内看，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二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的阵线是扩大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 27日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这天，坐落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基督教堂内座无虚席，中央机关干部、省委市委各部部长、党校学员、各县县委书记共400余人聚集在这里，聆听毛泽东的报告。
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作了精辟的分析，并以此论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一变化犹如巨石入水，引起串串涟俯，即引起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不定。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着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或即将发生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 （左翼）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必须花大力气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底下。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认为，他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地主买办阶级也分成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利益集团。当日本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时候，帝国主义之间及它们各自支持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会激比，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明争暗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毛泽东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认为这是党内最主要的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一时泛滥。他们相信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从所谓的阶级路线出发，顽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全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是最危险的敌人，农村的富农亦然，对他们一步也退让不得。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并提出同红军联合。教条主义者尽管也同他们进行了谈判，但他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阴谋，在同蔡廷锴握手的瞬间还要骂他一句反革命。毛泽东以诙谐的语言，刻画出来的教条主义形象，让人望而生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深刻地批判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泽东还论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突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樊篱，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毛泽东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运筹帷幄。他单独或与别人联合给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首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写信，阐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1936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六路军上，力争以“西北大联合”促进全国大联合。瓦窑堡会议后，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还成立了以张浩为书记的白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做苏区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1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余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已致张学良、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万福磷井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井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这就打开了同东北军谈判的大门，也迈出了同东北军联合的第一步。
为了加快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的步伐，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亲自选派一些原来就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有一定关系的人到西安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10月22日，红军在榆林桥战役中生俘了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原是张学良的前卫队营营长，是张的亲信之一。他被俘后，准备一死了之。红军对他进行反复的思想工作，使其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一天，他主动要求回西安去宣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将这个情况迅速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同意了高福源的请求。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秘密返回西安，不久便见到张学良。张学良为试探高的底细，导演了一场挥泪斩爱将的活剧。高福源慷慨陈词，把在红军中所见所闻告诉了张学良，使其深受感动。张学良当即表示要同中共高级领导人直接接触。1月16日，高福源返回陕北，把在西安的情况和张学良的要求，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表扬高福源干得不错。经过研究，毛泽东决定派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会见张学良。2月25日，李克农到洛川，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等五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在同李克农会谈中，张学良坦率他说：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最后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面谈。会谈结束后，李克农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行动。当天得到中央复电，同意谈判结果，并要他到山西石楼前线当面报告。
这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都随军东征在山西前线。李克农在3月16日赶到石楼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同张学良谈判。
恰好在这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王世英在西安同杨虎城密谈后，也经瓦窑堡来到石楼，向中央报告。杨虎城是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员有着友好关系。共产党员南汉宸在1931年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长。1935年11月，正在天津的南汉宸委托申伯纯去见杨虎城，告诉他《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双方合作。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当他了解到汪锋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对十七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后，便点名要汪锋去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汪锋与刘志丹等被释放后，毛泽东多次召见汪锋，同他一起分析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历史与现状。毛泽东在同汪锋谈话中说，十七路军是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击，有可能把杨虎城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接着，毛泽东又诙谐他说，我们要像姜子牙钓鱼一样，愿上钩者上钩，不愿上钩者就让它逍遥地去游，耐心等待。毛泽东说，杨虎城将军虽然好，但他周围有坏人，有国民党特务。
成功时凯旋而归，失败了成仁而回。毛泽东还具体嘱咐汪锋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应注意的问题，一是不要决裂，要谈和；二是对杨虎城部队要作分析，多鼓励其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毛泽东还写了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等人的亲笔信，让汪锋带交杨虎城等。12月5日，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同杨虎城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同月下旬，王世英又经南汉宸介绍，从天津到西安会见杨虎城，井同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的四项协定。
这样，中共中央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联络渠道都正式打通了。
正当中共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的时刻，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于1936年3月到达山西前线。周恩来、博古也从瓦窑堡来到山西前线。中共中央随即于3月20日至27日在山西孝义，石楼一带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二，目前战略方针；三、同张杨的谈判问题。
在3月27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作了分析，他将国民党分为民族改良派和民族革命派，认为民族改良派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人，坚持反革命立场，但这些人也想同傅仪、殷汝耕等汉奸划清界线。他们内部是不统一的。民族革命派又分为左右两派，右派是由于日本的压迫与民众的压迫从民族反革命中分裂出来的，右派中的右翼如孙科、于右任等等。右派中的左翼如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错等与蒋介石有较大的区别，主张抗日，但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不同意联俄联共。民族革命的左派是以宋庆龄为代表，包括军人的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左派坚决主张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之勇气。因而我们的方针不仅要把民族革命派和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也要把民族改良派的左右两派区别开来。毛泽东还指出，2月份中央军委关于李克农同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仍然适用，这就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针对国民党“取消苏维埃”、“取消暴动”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对此要以“取消国民政府”、“取消国民党的压迫”对抗之。他还强调，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与之谈判，而且谈判不能破裂。最后，毛泽东提出，有关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军委，有关政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中央常委。统战工作的全部工作均由中央常委指挥。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由中央常委和李克农、王世英以及上海特科派来汇报国共两党恢复联系情况的张子华单独谈话，交待有关谈判事宜。
会后，按照会议的方针和部署，毛泽东继续留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博古回瓦窑堡，继续与东北军的谈判工作。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向延安进发。4月9日晚至10日凌晨，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中举行会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坦率地提出：根据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听完他的意见后，马上表示：毛主席也有这个想法，我可以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毛主席。
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留在瓦窑堡的中央负责人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4月14日，毛泽东、彭德怀从山西前线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从此，就由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经过延安谈判，中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河西后，因东北军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了东北军。毛泽东移住保安后，一面部署红军西征，一面继续开展统战工作。
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党争取东北军抗日，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
7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它“可为很好的模范”。毛泽东指出，由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
为了推进西北联合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写信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阐述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8月，毛泽东在给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写道，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重大之裨益。并告诉王以哲，近日外间谣传蒋介石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学良。毛泽东表示，只要蒋介石敢于倒行逆施，红军将全力以赴支持东北军，并唤起全国民众的支持。希望东北军内部加强团结，防止敌人的分化。毛泽东的信情真意切，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将士的心，促进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初步联合。
8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著名爱国人士、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利用自己在西北的影响力，加速推动西北各部实力派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工作，努力共同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杜斌丞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积极活动，促进杨虎城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首领同中共合作。在给杜斌丞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还给杨虎城写信，阐述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的道理。希望杨虎城将军同意联合战线的“冷静态度”，转为积极行动，并表示愿意帮助杨部处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派张文彬到杨部商谈融洽双方关系的具体办法。张文彬到达西安后，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红军与十七路军的联系得到加强。
大约在1936年夏秋之间，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初步实现。尽管有时枪声不断，但实际上出现了“西线无战事”的奇特景观，特别是夜晚，三方士兵常在一起联欢，共度美好时光。
毛泽东身处西北，首先考虑的是红军及陕甘根据地的安全，因而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陕甘根据地四周，争取尽快实现西北大联合，以免红军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全国的大联合，西北大联合必然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而且更重要是没有全国的大联合，就没有实现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的基本条件，对此，毛泽东头脑异常清醒。所以毛泽东没有囿于西北，而是把统一战线的视野扩大到全国，扩大到国民党。
还在红军东征山西时，毛泽东除指挥红军作战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形式开展争取阎锡山和晋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4月中旬，红十五军团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晋军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后来，毛泽东决定让他回太原去做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郭登赢回山西前，毛泽东设宴为他送行。席间，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阎锡山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在绥远让出十几个县作为红军抗日的根据地；二、如果第一条办不到，可在雁北让出一条路，允许红军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侵略者；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还修书一封信让他带交阎锡山，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郭登瀛回到太原后，向阎锡山递交了毛泽东的信，陈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这些在山西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迫使阎锡山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派驻红军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向国民党军政要员写信致电，阐明“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的道理，主张国共两党摒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同时，他写信给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陈述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吁请他们敦促国民党放弃错误政策，共救中国于危亡之时。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邵力子，批评他“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希望他能接受中共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9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请她为“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作具体活动。宋在国民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毛泽东在信中提出请她把中国共产党派到南京、上海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潘汉年介绍给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国民党元老或知名人士，以有利于潘开展工作。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上海一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组织救国会，发表抗战言论。毛泽东知道后特别感到欣慰，他委托在上海的潘汉年转达他对救国会的朋友的无限敬意。9月22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蔡元培，赞誉他们的爱国言行，请他于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起而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国防政府和真正民主共和国。在这前后，毛泽东还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写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请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出力。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写给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对于促成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为毛泽东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因此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之中。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中共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渠道也逐渐打通。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总体上还是继续坚持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既定政策。因此，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虽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还是将“抗日”与“反蒋”并提的。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上升，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态度，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陈立夫偕张冲于1936年春到达德国，准备由此进入苏联。但这时蒋介石顾虑重重，认为直接去苏联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又令陈立夫、张冲回国，改由孔祥熙在南京问苏联大使谈判。3月初，从苏联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密令回到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王明表示，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井指定潘汉年于5月初回国作为联系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国内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月22日，蒋介石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交谈，表示他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共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陈立夫受命寻找同中共的关系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交通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经湛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上海特科系统的张子华。但这两人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最早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传递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 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行动方便，宋庆龄通过孔祥熙委任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以此作掩护。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西安后，张学良从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2月19日，张学良同陕北中共中央通过电台联系后，派飞机将董、张送到延安，再由骑兵护送到瓦窑堡。2月27日，董、张二人到达瓦窑堡。这时，毛泽东、张闻天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井立即将他们带来的信息电告了毛泽东、彭德怀等。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并周恩来，提出“向彼方提出如下三个条件，作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步骤的先决条件： （一）停止进攻红军，并容许主力红军向河北集中，首先抵御日帝迈进； （二）政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同一天，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博古转董幢吾，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报还提出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五项原则：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5日，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经西安回宋庆龄处复命，从此，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和安排下接通了。
董健吾南返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
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召开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研究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认为他有抗日要求。毛泽东在报告中将他划人民族改良派之列。会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步骤，促进与国民党当局的接触和谈判。
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中所说的各党各派已经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 ‘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这时，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也日趋激烈。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槽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为了全力对付两广事变，蒋介石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因此，由陈立夫主持，通过曾养甫、湛小岑等人经由张子华等人，就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等同中共进行接触。
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13日的讲话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他走向抗日的态度更明确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种变化，在1936年8月间正式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8日，潘汉年经香港。南京辗转到达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会谈的情况，并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带回一个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去见陈果夫。这就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就此问题作出决策。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形势发生的变化后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在作结论时，他同意周恩来在发言中所说的现在提“抗日必须反蒋”不合适的观点，并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周恩来也分别写信给曾养甫和陈立夫、陈果夫，希望尽快实现直接谈判。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正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从“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指出这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他还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17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潘汉年于9月24日带着周恩来22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和《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保安赴上海，继续商谈国共两党谈判事宜。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可以赴广州谈判，以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在这时，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企图以武力解决西北问题。在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情况下，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直到西安事变前，由于蒋介石坚持收编红军的政策，谈判未取得成果。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表现出娴熟的斗争艺术。一方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又充分表现出灵活性，即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可以作出重大让步，可以变斗争的对象为可以争取的同盟者。然而，蒋介石却把中国共产党要求建立统一战线以及为此而作出的让步看作是软弱可欺，趁机调集 30个师的兵力“围剿”陕甘根据地，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让牙”的对策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于11月21日进行山城堡战斗，歼敌1个旅又两个团，达到教训蒋介石的目的。
打是为了逼。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逼蒋抗日的方针，而是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10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张学良，宣布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井请张学良转告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26日，毛泽东等46名红军将领又直接致信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话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张学良向蒋说了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怎样处理红军的问题，焦点是在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12月1日，毛泽东等再次写信给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告诫蒋介石“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但是，蒋介石还是执迷不悟，并于12月4日再度飞抵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终于诱发了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正在西安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高级将领，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的发动，包括捉蒋的一切部署，中共丝毫未曾参与。12日2时30分，中共中央从中共在西安的代表刘鼎发来的电报中得到了事变发生的消息。与此同时，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既感到突然，又对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事变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他指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虽然事变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其事，但是，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毛泽东分析了事变的三种前途，（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一个实质的政府，以威逼蒋系直接统治的东南七省就范；（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日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之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毛泽东还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毛泽东同时也认为蒋最近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毛泽东主张对事变的公开反映应谨慎，指出：我们暂不发表宣言，但实际行动上，应是积极的。在毛泽东发言之后，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了“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的主张。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最后，毛泽东总结说：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他再次强调：为了争取群众，我们不轻易地发宣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明确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在西安建立不要政府的名义但实际上是政府性质的机构。他同意朱德。张闻天的意见：在军事上采取防御。
毛泽东在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对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和如何处置蒋介石，还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但他对蒋介石是“中间立场”的估计和“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的意见，反映出他仍未改变在事变前对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到抗日方面来的估计，包含了争取蒋介石转到抗日立场的可能性。
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在周恩来出发前，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等联名于14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并建议立即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应急变。15日，毛泽东等15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实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并呼吁“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同时，中共中央电令潘汉年，要他在南京、上海“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也是在同一天，周恩来身负重任，启程赴西安。
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并了解国内外对事变的反映。当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他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要“保蒋安全”。这个处置办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的两个方面，即当前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他说：“现在是黑暗与光明的两个方面都在发展的，不过光明的被黑暗的所掩盖着。”“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他又说：“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要消洱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他强调：“西安事变的前途，有胜利的前途，有失败的前途。如果在这次战争中，抗日军方面打了几个胜仗，将使光明势力更要起来。”在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之后，毛泽东在结论中突出地谈了战和这个中心问题。他说：“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这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又说：“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