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7月7日，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夜幕已经降临，天空上挂着稀疏的星星。在恐惧中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或坐在自己的炕头上休息，或同家人闲聊。只有国民党第二十九路军的哨兵们正警惕地注视着城外的动静。突然，一阵喧哗声由远而近。一队日本兵称参加白天演习的一个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内进行搜查。日本侵略者在制造事端。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卢沟桥是北平的南大门，占领卢沟桥，切断京汉铁路，就意味着实现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中国驻军指挥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正当双方在交涉时，日军首先向宛平县城开枪，随后炮轰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一场全国性的抗战从此打响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延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立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诚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接着，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紧急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和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全国抗战的爆发，促进国共合作步伐的加快，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战爆发前和统一战线建立前，国共两党斗争焦点是要不要抗战和要不要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抗战爆发后和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已转变为如何抗战和如何巩固统一战线的问题。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尽管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时曾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甫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从一开始，国民党就推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认为抗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与国民党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把发动人民群众作为抗战的最首要最基本的条件。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针，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八项办法：（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实行国防教育；（七）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的坚固的长城。正式制定全面抗战路线是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8月下旬的延安，正值雨季，连日大雨，山水卷着流失的黄土，似条条黄龙注入延河，河水暴涨。大雨中，毛泽东把萧劲光找来，委托他去洛川附近确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地址。不久，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分别从延安、西安陆续到达洛川。毛泽东到达后，被安排住在洛川附近冯家村村中的一处寺庙里。萧劲光为毛泽东借了一张门板搭起床，还借来了一张破旧的桌子。这就是毛泽东的临时办公处和住所。
8月22日，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毛泽东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 （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作战原则应该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毛泽东关于军事方针的论述，为抗日战争向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问题。他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他提醒全党，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党注意。在讨论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政治的总口号是：动员一切力量的十大纲领。目前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同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区别。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表明毛泽东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他想到了常人能想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还想到了别人尚未想到的问题，从而使党的方针政策具有科学的预见性，洛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好卖国贼亲日派；（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根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5日，毛泽东签署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开赴抗日前线。在改编八路军的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曾想派人到八路军担任有关职务，都被毛泽东顶回去。毛泽东始终坚持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八路军，绝对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武装的领导权。毛泽东还抽调一批干部和抗大学员充实到各部队，以加强领导和指挥力量。他认真研究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区域，并致函电或派人同有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协商，以征得他们的配合。他还派郑位三、方方等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等地，向坚持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指导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在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呢？这在当时是171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但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为实现全面抗战创造条件：一方面，精心部署八路军进行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工作中都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毛泽东当即向全党提出如何巩固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在7月29日发表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为了总结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特点，防止在国共合作成立后可能出现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右倾投降情绪，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需要统一战线，历史的车轮将经过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促进了国内各党各派各军各界进入空前未有的团结，促进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强调，国共合作的成立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国共合作成立后有更紧迫的任务。这些任务就是：把国共合作发展成更加广泛范围的合作，制定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为此，就必须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实行改革，对国民党军队的制度实行改革。总之，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是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第二次国共合作始终没有确立统一的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但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以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938年3月，毛泽东为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大会写了一副挽联：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中山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这副挽联明白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崇敬和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同盟关系，也表明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寄予的厚望 。 这与蒋介石形成鲜明的对比 。
蒋介石将国共合作看成是对共产党的“溶化”。1938年6月，在丰同中共中央商量的情况下，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的恢复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重大问题，坚决不能接受。当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重庆代表团与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个决定。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承认错误和宣布决定无效。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很快溃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半壁江山沦入敌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军。这样，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成为抗战胜利的希望。延安也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这时，延安城破旧不堪，不但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而且连一栋整洁的好房子也难得找到，日军的飞机还飞临延安上空进行骚扰。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人们从全国四面八方不远千里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的名流学者也络绎不绝。毛泽东利用这些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动员各界人士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凡是来延安访问的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毛泽东总是设法挤时间同来访者见见面，或叙旧，或交换观点，有时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客人还舍不得告辞，毛泽东也畅谈不倦。毛泽东在细微之处体现真诚。一次，一位著名教授来访，毛泽东拿烟待客，恰恰烟盒里只有一支烟。把这支烟给客人，自己不吸不好，自己吸不给客人也不好。毛泽东把烟折成两半，一半给教授，一半留给自己。那位教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毛泽东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而激动不已，心悦诚服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
1938年1月，乡村建设派的首倡者和主要领导人梁漱溟到延安访问。五四时期梁漱俱是北京大学教师，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同事，关系甚好。毛泽东在杨怀中的引荐下认识了梁漱溟。这次梁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也算是老朋友再次见面。毛译东对这位老友也另眼相见。在梁访问延安期间，他八次同梁交换意见，有时通宵达旦。毛泽东在同梁谈话时显得特别随和、自然，时而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谈；时而斜倚床边；时而低声细语；时而高谈阔论。梁漱俱到延安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就同他进行长谈，中心话题是抗日前途问题。梁根据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见所闻，表示出失望和悲观的情绪。毛泽东表示不能苟同梁的观点。他广征博引，十分肯定他说，对中国抗战前途大可不必悲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而不是其它结局。第二天，他们谈论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两人分歧很大。毛泽东对梁送的《乡村建设理论》作了许多批语。《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的主要著作，集中反映了梁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观点。毛泽东读后，感到书中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因此在谈话过程中，他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认为，总的主张是改良主义的路线，不是革命的路线。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革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两个人的分歧更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坚持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是如此，毛泽东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中国社会同样有着西方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他说，梁看重了特殊性一面而忽视了共同性的一面。最后彼此互不相让，以坚持自己的见解而结束。尽管如此，毛泽东给梁留下的印象是好的。后来，梁漱溟回忆起这段与毛泽东的交往，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3月间，文学青年萧军到达延安。他曾在鲁迅身边工作过，是著名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毛泽东早有所闻。萧到延安后，毛泽东就派秘书到他的住所问候。当时萧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又年轻孤做，不想惊动领袖人物。毛泽东还是主动看望了他。一天，身材魁梧的毛泽东，穿着半旧整洁的军装，面含微笑，亲自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看望文艺界人士。他同萧军亲切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接着又非常随和地同大家一起用便餐，边吃边聊。这次会见，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改变了他只在延安住一、二个星期的初衷，继续留在延安用笔战斗。
4月17日，卫立煌率第二战区前方总部人员来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交谈。毛泽东夸奖卫立煌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他的谈锋极健，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说，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渲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卫立煌等人听了极其钦佩，接着，毛泽东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存在许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立煌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卫立煌到西安后，即下令：“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25万枚”，还发给了180箱牛肉罐头。
毛泽东会见的人之多不胜枚举，但毛泽东最关注的是广大青年。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投奔到延安来。青年们的到来，为延安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对此，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抱有很高的期望。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具有良好军政素质的干部，使之成为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英勇抗击日军的骨干，毛泽东对抗大的学员要求特别严。
1937年10月10日凌晨。延安城在沉睡之中。毛泽东窑洞里的灯光从前一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直亮着。他还在处理各种公文，起草各类指示。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封信。一封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来信，另一封是黄克功的来信。两封信都是关系到黄克功的。黄克功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他是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快就被提升为旅长，他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练。到达陕北后，他参加抗大学习和工作，不久便同来延安的女青年刘酋建立恋爱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刘酋觉得黄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丈夫，提出中断关系。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力争挽救关系，遭到刘的拒绝。一气之下，黄开枪打死了刘茜。这就是震惊边区的“黄克功案件”。对于如何处置黄克功，党内外都有不同看法和主张。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怎么办。黄克功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
毛泽东把两封信反复看了几遍。当看完黄克功的信时，一位年轻的红军干部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似乎看到黄带着战士向敌人猛扑过去，似乎看到黄紧锁眉头，正在思考问题。似乎看到抗日前线正在向他招手，告诉他，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指挥员，抗日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毛泽东想到这里又觉得处以极刑太可惜。当他再看雷经天的信时，又似乎认为，如果赦兔了黄克功，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我们的敌人会利用这件事攻击我们，要求来延安的知识青年的抗日积极性会受到挫伤，党和群众的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想到这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在一张白纸上写了起来：“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毛泽东主张以罪定刑，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在信中，毛泽东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要处死黄克功的原因以及严格按法律办事的意义。最后，毛泽东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10月11日，黄克功经法院判决，当即执行枪决。
黄克功事件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抗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每当从西安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够上一二百人时，毛泽东就要去亲自接见，给大家讲抗大的历史和未来。他讲话时习惯于这样开场：延安的抗大和北平的大学不一样，那里有礼堂，有教室、试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北平的大学有教授、讲师，我们没有。
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这对来自大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于太艰苦，难免有人说些怪话，如有人把抗大的爬山训练说成是“爬山主义”，把抗大参加劳动称为“劳动大学”。这些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说明训练爬山的必要性。他说，我军在华179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他对学员说，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动作慢了就要吃亏。练习爬山，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爬山行军作战也是红军的拿手好戏，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军，胜利到达陕北。可不能把老传统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地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
对于劳动大学，毛泽东从一般的道理讲起，讲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的物质和精神。当然，毛泽东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的现实情况。他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艰苦奋斗”。不得已而为之呀！他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了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了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办？
情况摆出来了，毛泽东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思想上的疙瘩很快解开了。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又亲笔题词，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还题写了 8个字，作为抗大的校风，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陕北公学是继抗大之后，在延安建立的又一所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毛泽东对陕北公学也非常关心，每逢陕北公学有重大活动，毛泽东总是亲自出席指导。陕北公学成立后不久，即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演，号召青年学习“鲁迅精神”，也就是学习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在讲演中指出，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学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毛泽东号召祖国的优秀儿女，把这种精神力量，带到全国各地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陕北公学不断得到毛泽东的关怀，仅举1938年3月至6月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倾注的满腔热情：3月3日，毛泽东参加陕北公学六到十队的毕业典礼，会上作了“临别赠言”，称赞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的缩影，有了陕北公学，中国就不会亡。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4月1日，他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的开学典礼，首次提出“三八作风”问题。4月4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国共合作问题。4月7日，他在陕北公学讲张国焘叛逃的问题，勉励学员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6月27日，他又向学员讲授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党的基本战略问题，将 《论持久战》中的基本观点向大家作了介绍。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经常给陕北公学的师生讲哲学课，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关心培育了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又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使之成为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投身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据陕北公学第二期学员季诚龙回忆：
那是1938年4月1日，陕北公学第二期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1600多名师生集合在清凉山下的山谷里。毛泽东在陈云、李富春及陕北公学的领导陪同下来到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风趣而幽默的讲演。
他说，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原因在于有人所不及的地方。具体讲，一是有一个政治的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人“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讲到这里时，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深情他说，我们爬过了最难爬的山，过河，过草地，而且不怕杀头，几十万党员牺牲了，却依然前进。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使全国人民喜欢的地方。第二就是艰苦奋斗的习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不怕困难，向一切不好的倾向，向民族的敌人作斗争。
最后。毛泽东说，今天陕北公学举行典礼，我没有多少东西送给你们，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学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礼物。
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毛泽东更加重视做青年的工作。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了《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随后即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肯定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赞扬青年在革命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指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即团结的、统一的、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发动人民群众的程度。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正是毛泽东在抗战前后致力于发动民众的工作，才造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特别是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形成人民战争形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火阵之中。
毛泽东在唤起全民抗战的过程中，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只要是愿意抗日的，不管过去是否同共产党人打过仗，是否欠下人民的血债，都愿同他们联合，共同抗击民族敌人；同时，毛泽东的娴熟的斗争艺术得到完美的体现，善于把涓涓细流汇集成波澜壮阔的大海，把一盘散沙拧成一股强有力的绳索。毛泽东矢志不移地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并使之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政党各团体的抗日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抗战胜利的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
二 游击战略
抗日战争怎么打？这是军事统帅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早有考虑。还在1936年7月16日，他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了精彩的论述。当然，由于当时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过程中，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所以，这种战略构想还暂时是纸上谈兵。但这个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抗日战争初期制定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举国上下的全面抗战局面初步形成。这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成为最紧迫的任务。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电叶剑英设法转告蒋介石，表示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红军的特长和不足，提出适应我军的军事战略原则。他指出，“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为了发挥红军的优势，红军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此时，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速度明显加快。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往返延安、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商定红军改编事宜。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正在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的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红军抗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4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电告他们就红军参战185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要求：（1）整个抗战是正窥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应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平绥路西进及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这四条补充了8月1日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其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自卫战”的思想对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形成后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
8月4日，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林伯渠等人两次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红军应当既打运动战，又打游击战，应“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根据这一意见和当时的形势，张闻天、毛泽东于5日复电朱德、周恩来等，同意红军应结合以运动战，宜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且“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
8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依据上述方针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这时，由于战事紧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国防师及特区警卫部队，并颁布了3个师的番号，命令红军至迟于8月20日出发，25日到大同集中。8月7日，毛泽东命令红军各部准备开动。至此，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初步形成。
8月22日，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在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时，毛泽东首先说明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战略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争取对敌战争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也有同志提出，在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机会虽然比国内战争时期减少了，但是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紧密配合，在胜利把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此不能忽视运动战的作用，主张提“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这种分歧是正常的，反映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在思考我军的战略方针。
由于洛川会议时间较短，红军将领要统率改编后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对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实施战略展开。但抗战形势向中共中央，向毛泽东提出了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怎样具体开展活动，是以分散游击、发动群众为主，还是在发动群众的同时，适当集中兵力进行一些正规战等问题。就毛泽东而言，在洛川会议后，他从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长远利益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更多地强调八路军应分兵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集中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方面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9月17日，针对前方将领对日军迅速攻取太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主张支持阎锡山保持太原等情况，毛泽东致电给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 （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他提出，为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力扩大本身起见，建议一一五师“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当时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3个师分散配置，一二○师出晋西北，一一五师出晋东北。
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正在酝酿进行一次战役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详述了对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看法。他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负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泽东批评党内有人对形势估计错误，坚持八路军卷入决战，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对于如何贯彻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在电文中，毛泽东表示，八路军相机集中给敌人以打击，当然可以，但不能因此而耽误时间，必须尽快转向山区，“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毛泽东对阎锡山战略意图的分析和对华北地区战局的展望都是正确的，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异常敏锐的战略眼光，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9月25日，平型关战斗已经打响。毛泽东接连数电，继续阐述他的意见。在致朱德、彭德怀、任粥时等的电文中，提出了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意见。他说：“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在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布置华北党的工作时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把我军与游击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现在就要“设想在敌整个地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平型关战斗之前，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游击战。平型关大捷后，全国对八路军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反响强烈。毛泽东也为之振奋，使他对作战方针的认识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后，他的电文在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对于集中兵力作战这个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9月27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提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0月份，忻口战役正在紧张进行，八路军主力配合友军给敌人以重创。八路军的英勇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甚至蒋介石也来电表示嘉慰。八路军的军事实践促使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方针给以更深的思考，并表现出对集中兵力在必要时打大仗的决心，他在与抗日将士的往返电报中逐渐孕育出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之意。10月5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除一部做地方工作外，迅速集中相机歼敌。10月6日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山西现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的攻击计划”。因此，他指示一一五师、一二○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一一五师不仅要适时出击大营、沙河、繁峙线，还要准备北越长城至浑源、应县，袭击雁门、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并提醒一一五师准备付出相当代价。这些都表现出毛泽东前所未有的在必要时打大仗的决心。10月23日、25日在给前线的电报中表现出同样的思想。
毛泽东同意必要的运动战，并不意味着他对整个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当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重提“运动游击战”时，张闻天、毛泽东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认为“有原则错误”，应“停止传达”。毛泽东考虑得更远些。他注重的是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以准备在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不能支撑时，八路军能够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随着八路军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明显，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高级将领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积极反映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经过思考后，也逐渐修正自己的看法。他在10月25日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修改了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他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以后在给前线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战略方针。到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很多同志不同意“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主张提“运动游击战”的方针。毛泽东坚持认为，在全国抗战中固应以运动战为主，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当然应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1938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说：“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问题是除运动战外，还应组成若干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才能遏制敌人的进攻和最终打败敌人。在2月至4月间，毛泽东根据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践，多次致电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提出：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仅山地可以创造抗日根据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从此以后，毛泽东在表述战略方针时，不再提“山地”二字，表明他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又有了修正。
这个战略方针的确立来之不易，它是八路军将士用热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军事统帅，既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但他又没有固步自封，当实践证明抗日前线八路军将士提出的某些观点也客观地反映抗日战争的规律时，他又勇敢地修正自己的观点，集中全党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我军的战略方针。然而在提出这个方针后，毛泽东并没有止步。他还需要从理论上论证，以求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这一方针，并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为此，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初，毛泽东开始研究军事理论问题。1月12日，他写信告诉艾思奇：“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为了研究军事理论，毛泽东广泛收集有关军事方面的理论著作。然而，延安这类书极少。当时，萧劲光有《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萧把它当作“宝贝疙瘩”。一天贺子珍到萧劲光家里串门偶尔发现了，回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萧劲光家，向他借这两本书。萧劲光多少有些舍不得，而且知道毛泽东借这两本书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又知道，毛泽东是轻易不开口的，还知道，毛泽东借书将会派上更重要的用场，只好借给了毛泽东。事情让萧劲光猜中了，毛泽东借这书的确是派上了大用场，他正在为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作准备。而毛泽东借书也的确没有再还给萧劲光。萧劲光在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说毛泽东只借不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