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集思广益，1938年初春，毛泽东邀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里座谈。被邀请的人落座后，毛泽东就笑容可掬地给大家出了座谈的主题。他说，今天，请大家来谈谈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且对萧劲光等说，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愿意听听大家的高见。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说，不过，今天一反常理，学生给先生出题目。被邀请的人既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又是老熟人，谈起来既非常热烈，又很有深度，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当大家说到精彩的地方，他禁不住点点头，表示赞同。有时他也插上一两句话或者提问，把谈话引向深入。毛泽东特地要萧劲光谈谈游击战争的指导要领问题。萧劲光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表示赞同，并画龙点睛似地把萧劲光的谈话意见归纳为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些观点后来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得到充分发挥。谈话还在继续进行。毛泽东不断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新问题，大家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天黑了，还是谈意未尽。毛泽东嘱咐大家将自己思考的问题写成一篇文章交给他。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从理论上阐述战略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到1938年5月，全国性的抗战已经持续了10个月，日本帝国主义气势汹汹，幻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采取“闪电式”的进攻方式，从华北、华南、华东全面进攻。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军队抗战也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国内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即“速胜论”；另一种是亡国的悲观论调，即“亡国论”。这两种倾向存在，危害抗战的进行，前者使人们产生轻敌思想，后者使人们产生妥协情绪。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抗日战争究竟如何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具不具备战略地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轻视游击战争，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特别是王明回国后，在军事战略上竭力反对游击战争，否认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而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应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大仗，打正规战。
上述问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面前。如果说1937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给抗日前线八路军将领的电报中，在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从实践的角度解决了军事战略转变的问题，那么，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则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并不是从抗日战争中才有的，也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在古代，在外国，都发生过游击战争。但一般意义的游击战争只是一个战术问题，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加以考察，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提出的，这“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毛泽东从时间、空间、条件等方面来考察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从空间上讲，毛泽东比较了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他指出，中日双方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由此决定抗日游击战争具备独立作战、大规模开展和担负着许多战略任务的特点，这使游击战争远远超出一般的狭小的天地，从通常的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范围敲门。
从时间上讲，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生，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这乃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焦点所在。
从条件上讲，毛泽东分析了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游击战降到次要的作战形式，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击战争又重新上升到战略地位，成为主要作战形式的过程，认为这是因为敌、我、友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遇到的一个新的凶恶的敌人；我们的朋友是过去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我们自己的队伍则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30万人下降到三四万人，作战的地方由南方的山区转到地域广阔的华北。这些不能不使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力战略问题。
毛泽东充分肯定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后，又进一步回答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换言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必须遵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进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原则，充分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及指挥笨拙等弱点发挥游击战争的巨大作用，不仅在战役上，战斗上配合作战，而且在战略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在敌人的后方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给予全国正规军及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在兵力的运用上，要像渔夫打鱼一样，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中日双方的特点决定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此，必须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汉等建立多种形式的根据地，随着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扩大，将敌人陷于我包围之中。毛泽东还提出，游击战争必须正确解决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关系，当敌人进攻时，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采取积极防御；当敌人处于防御时，我军要主动出击，扰乱敌人，发展自己，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主张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实行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毛泽东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战略原则的论述，是对全党领导游击战，特别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解决了如何评价抗日游击战争和怎样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不仅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甚至国民党军队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也非常感兴趣。
抗日战争的实践活动的深入，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抗日战争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延安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毛泽东等经常到研究会发表讲演。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讲演，这就是《论持久战》。为了准备这个讲演，毛泽东花了大量的心血。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坐在窑洞的书桌前，微弱的灯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只吃了很少的饭，一条湿毛巾放在桌子旁边，疲倦时用它擦擦。桌上还放着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花了好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论持久战》这篇著作。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抗日战争的进程究竟怎么样？能不能胜利？是速胜还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最后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等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首先明确地回答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持这两种观点的人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其认识根源是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多月，各种矛盾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暴露，中日双方的特点更加明显地暴露在人们眼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毛泽东不仅深谙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因此他对中日双方的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比较。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个特点决定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可避免性，也是决定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这就决定日本侵略战争必然要失败，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就意味着日本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则能够进行持久抗战；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必然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通过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中国既不能灭亡，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军则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许多根据地。在相持阶段，日本因战线拉得太长而停止新的进攻。我军游击战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成长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经过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画的整个战争的轮廓，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的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的预测是科学的。
怎样进行持久战？这是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就考虑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党内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领导同志对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偏重于打大仗。毛泽东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对以前八路军战略方针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论持久战》中，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的概括获得了全党的普遍拥护。
与怎样抗战问题密切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待人民的问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欺负我们，就是看准了过去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只要我们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结论，号召到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全军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
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在短时间内，能够在敌后迅速地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则对此感到特别欣慰。
三 与王明的争论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分裂时容易产生“左”倾关门主义；合作时容易出现右倾投降主义。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也必须警惕出现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5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他进一步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这些富有预见的认识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密切注意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就表现出来。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毛泽东将这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请全党特别注意。在党内和军队内，个别人在改编后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不久，八路军某高级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的字样。毛泽东见后心里很不高兴，就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毛泽东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毛泽东有着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大革命后期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给毛泽东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就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些活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讲的。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右倾投降主义还没有成为现时的危险。到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出现了许多困难。这时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应邀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讲。会议非常庄严。因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大片领土，使与会者的心情格外沉重，而党内和社会上的右倾倾向又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站在台前，两眼扫视着参加会议的党的活动分子，心情沉重地分析太原上海失陷后的严峻形势，提出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鉴于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讲话，犹如一副清醒剂，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有所认识。然而，11月7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使问题变得戏剧化和复杂化。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就离开国内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在王明头上增加一些神秘的光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领袖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对王明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王明知道这种变化后，一方面他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提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从内心中王明是不服输的，而在暗中散布毛泽东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应该承认，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在1935年8月1日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过程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八一宣言”是我们党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源”，没有这个源，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长流”。但从这个时候起，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就开始流露出来。
1937年11月7日，王明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带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这倒不是毛泽东对王明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毛泽东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直接受害者，但却无缘相见。延安机场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王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伸出手，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长的欢迎词。王明听后，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显然，在毛泽东与王明握手的瞬间，他们之间的新一轮斗争已经开始。
如果说，王明回国之前，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现象，一种情绪的话，那么，王明回国后，就将这种倾向、现象、情绪发展成新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使命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任务。王明在会上作了带鼓动性的乐观的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的统一的国家军队。他指出，只要蒋介石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就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甚至同意完全保有现在领导成分。季米特洛夫认可了王明的报告。季米特洛夫认为：这时的关键，还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问题，由于中共的财力、物力和人员百分之凡十五以上都集中在苏区，干部也是在同南京政府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工人成分在党和红军中比例很小。他担心，要靠这支队伍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正地同自己过去的敌人携起手来，是否可能。因此，他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
王明回国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该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在8月27日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准，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和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他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与会者中多数同志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还根据王明所提出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毛泽东对王明的讲话以及产生的影响感到震惊，甚至感到出乎意料。他明白，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按照王明所提出的主张去指导抗日战争，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无疑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重演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同这种观点斗争那是不可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被王明的讲话所迷惑，尽管这些人同王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是认识上的问题，但提高全党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做大量工作。如果现在贸然同王明斗争，后果还很难预料。毛泽东经过冷静思考后决定采取暂时不正面交锋，但必须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的策略。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辩白和进一步的解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左中右的问题是存在的，而国民党与共产党准吸引谁这个问题也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胜利。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这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还指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说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说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毛泽东虽然强调了自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看法，但他这时对从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国民党，进而建立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可能性也抱有期望。因此，毛泽东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并表示赞同王明关于在现有基础上帮助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看法。于是，政治局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并在基本方面肯定了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和主张。
但是，会议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并没有形成决议。理由既简单又充分，既然全党对问题的认识还未统一，就不要急于作出决议。如果草率地作出决议，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等全党认识提高和统一后，作出决议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中央人事安排，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张闻天仍主持党务等日常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正是由于这些措施，抑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的发展。
会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 12月24日的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中明确表示：为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发展的口号下，共产党应注意与国民党磋商工作，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
王明到达武汉后，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与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见，并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王明在长江局的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但是鉴于全党的认识水平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毛泽东没有公开批评王明，甚至让王明的言论公开刊登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继续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观点，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这些主张，这些口号是束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绳索，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还是没有给予正面的批判。但又非常有针对性地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指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多的援助等情况。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毛泽东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建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散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建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建大兵团，聂荣臻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
毛泽东虽然同王明并未发生正面冲突，但激烈的斗争已经开始。当然此时的毛泽东更注意在实践中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他在会议上所提到的聂荣臻军区一例，就是毛泽东反对王明错误的杰作。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冀东。对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冀东，我军当然势在必夺。然而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反对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怎么办呢？他没有力王明的主张所束缚，于1938年2月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去电报，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聂荣臻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派邓华带领邓华支队到冀东开辟根据地。邓华支队到冀东后，不仅在那里站住了脚根，而且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此，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聂荣臻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经验介绍给全党。
毛泽东是在部分保留意见的前提下，去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指示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对王明也采取不去正面冲突的态度。但是，王明对国民党的种种让步，却让到了毛泽东所能许可的限度。于是在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积极发挥中央的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限制和纠正工明的错误主张。
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就战略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207针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主张指出，要坚决反对“不顾蒋令，不顾友军”的行为，应事先力求取得蒋之同意，并与友军协同。但是，“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因此，具体处置应依当时情况而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也指出，应当警惕国民党“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3月25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还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不顾王明的反对，再次提出了民主、民生的要求。这引起了王明的不满，他扣压了中央书记处的电文。在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王明又擅自删去了毛泽东致大会贺电中“开宪政之先河，启民意于初步”等用语，生怕刺激国民党。5月，毛泽东再度公开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强调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并发表《论持久战》，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这又引起了王明的担心与不满。当毛泽东将《论持久战》一文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竟不同意在《新华日报》刊登，只同意印成小册子。不仅如此，他还秘密托在武汉的苏联人员将他对毛泽东此文的意见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企图破坏毛泽东在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求得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干预。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王明回国以来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目无中央的态度日益不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和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又作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从任粥时的汇报中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趋势和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情况，国共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和任务，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任务，群众运动的发展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肯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久，任弼时接替王稼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准备回国。
王稼祥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很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请王稼祥转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而且还请王稼祥转告王明，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王稼祥回国后，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实地传达了季米待洛夫的讲话，他说：“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①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托，相反，共产国际对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肯定和对毛泽东的支持，又有利于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袖地位，特别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只能帮别人的忙，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这些认识来之不易，其中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
在清算工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不服从中共中央决定，心怀鬼胎地要求中央把六中全会的会址移到武汉。毛泽东和中央坚决拒绝了王明的要求。六中全会于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会议地点设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旧教堂，这里曾经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第一次会谈的地方，因此而引人注目。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47人云集这里，王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回到了延安。教堂外平静无异，然而会场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会议开始后，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季米特洛大的临别赠言，这对全会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神圣职责。他指出，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悲观论者是毫无根据的。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胜利。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时期统一战线的统一性与独立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他说，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为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时，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下奏”、“不斩不奏”等对策。
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作了阐明。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人城市的怀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又有了今天这样的新的政党、军队和人民，完全可以在乡村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之以世界的变动，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为此，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战略方针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际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针对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的间题，告诫全党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还针对王明下车伊始，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划脚，目无中央的做法，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据此，全会也通过了有关党规党法。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调王明回延安工作。
会上，有40多人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各项主张。会议后期，很多人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种种错误。王明因离会较早，没有听到这些批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公开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的作用”，表示要“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这说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军事主张，已经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没有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发动对王明的公开批评，而是以表明他同王明形成分歧的观点的方式赢得了与会同志的认同。这就在实际上基本解决了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举行了会餐。会餐后，天空已升起一轮皓月。毛泽东神情兴奋，像是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他不断同大家谈笑风生。他有所指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又风趣他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停了一下，他又说，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一边哈哈大笑，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讲的所谓牛皮公司实际上是指王明。
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是值得高兴的事情。高兴之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是关门主义者，他们反对同一切中间势力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到抗日战争时期，却又从“左”跳到右，其中原由在哪里呢？对此，毛泽东作了精彩的评论。他说，王明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就是听别人的话，按别人的意志办事，为别人的利益效劳。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而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与王明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既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作为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把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为了民族利益，他摒弃前嫌，同与自己作战多年的蒋介石合作；作为国际主义者，他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善于把中国革命放到国际这个广阔背景中去思考。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对此，许多人，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都觉得不能理解斯大林。9月1日，毛泽东就条约问题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他指出，苏德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和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毛泽东的讲话稿被周恩来带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传开后，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无不称赞毛泽东非凡的观察力。罗马尼亚驻共产国际代表。安东尼斯库赞誉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这样透彻。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是无可怀疑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非常尊重的。1939年12月20日，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毛泽东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正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没有他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12月21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称赞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应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