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联合又斗争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由于特殊的原因和条件，国民党成为抗日阵营的组成部分，并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对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曾经作过精辟的评价。他说：“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①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几次大的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打击。在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给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数量不多但又重要的军饷或弹药。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井没有放弃利用抗日的机会削弱共产党的企图。他们把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看成是眼中钉，经常派人到陕甘宁进行破坏活动，扰乱陕甘宁边区的秩序。为了制止敌人的破坏，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了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揭露他们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毛泽东号召，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破坏，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予以打击。219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迫下，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制造事端。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1939年年初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接二连三挑起磨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国民党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充当了急先锋。年初，他因事路经延安，毛泽东获悉后，把他找来。等何绍甫到达毛泽东住的窑洞时，毛泽东铁青着脸，往日的笑容被怒气冲冲所替代。他开门见山地对何说：何绍南，今天我请你来，可没有什么好话说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专家！何绍南还想狡辩，毛泽东声色俱厉地一一历数了何绍南的罪状，驳得他哑口无言。何绍南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低着头，嘴里含糊不清地分辩着什么，却不敢抬头看毛泽东一眼。毛泽东也不容他狡辩，一声“送客”，把何打发走了。何绍南回去后，仍然不思改悔。几天后，他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他的运输队，冒充八路军私贩大烟土，破坏八路军的声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到有关方面的报告后，愤怒至极，迅速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闻知后，拍案而起，决心用硬的东西来敲开这个顽固派的花岗岩脑壳。他请萧劲光坐下，自己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萧劲光知道，毛泽东正在筹划如何打击何绍南及其他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一阵思考后，毛泽东果断地对萧劲光说，要抓住有利时机把何绍南这个顽固派赶走。他指示萧劲光，立即跟前线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商量一下，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防绥德，以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防止何绍南狗急跳墙。同时要萧劲光与林伯渠联名致电蒋介石等，通过合法渠道，惩办何绍南，并要求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萧劲光起草好电文后再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了看电文，觉得措辞不硬，味道不足。于是，他从笔筒里抽出毛笔，想了一想后，挥笔写下“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以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经这一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跃然纸上。毛泽东嘱萧劲光在适当时候把电报发出去。王震旅接到调令后，星夜回师陕甘宁边区。何绍南已陷入我包围之中。正在这时，蒋介石接到萧劲光的电报，他也反复掂量着电报的份量，此时，他还不想同共产党公开分裂，只好采取舍卒保车的策略，把何绍南调走了。这样，恶贯满盈的何绍南终于被挤走，陕甘宁边区少了一个大隐患。
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的同时，还在其他地方挑起事端。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平江惨案，枪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名官兵。惨案发生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无比义愤。8月1日，延安军民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演。他愤怒谴责了平江渗案的指使者蒋介石及其党徒残杀抗日分子，压迫进步，勾结日寇汉好，准备投降的倒行逆施和反动罪行。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顽固派手里夺过来，变为革命的日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因此，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毛泽东抨击了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的行为。并指出，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正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的时刻，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到延安采访。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通过他们宣传出去，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三位记者在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9月1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招待处再次接见他们，并接受他们的采访。窑洞里面，一张长桌，十几个凳子，桌子上摆着几杯清茶，还放着一点南瓜子。等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以诙谐的口吻对三位记者说，国民党封锁我们边区，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你们，我们延安不像你们重庆。毛泽东接着说，延安人还是非常好客的，延安的瓜子也蛮不错，我们就一面吃瓜子，一面座谈，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尽管提吧。三位记者同毛泽东已经接触过几次，算得上是熟人了，因此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座谈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诙谐幽默的回答不时引起在坐的人发出阵阵笑声，三位记者也为毛泽东敏捷的思维和妙语连珠所折服。但是，当谈到国民党制造磨擦，闹分裂，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时，毛泽东一下子就变得严肃起来。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声音也提高了许多。他说，国民党搞的那个所谓“限制异党活动”，是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的根源。他指出，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做“异军”，那未，共同抗日的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共同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不仅要限制，而且要打倒。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分清敌我，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事后，延安的《新中华报》和在重庆出版的 《新华日报》，先后刊登了毛泽东同三位记者的谈话纪录，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进步人士为毛泽东的严正立场拍手称好。
尽管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忍让态度，力图通过各种渠道避免更大规模的磨擦的发生。然而，国民党把共产党的忍让看成是软弱可欺，1939年底至194。年初，他们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敌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令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埔等部，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总部。
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先礼后兵”的对策。所谓礼，就是毛泽东与八路军将领联合致电蒋介石或国民党高级将领，呼吁他们不要执迷不悟，或者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讨汪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井发表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他指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方针，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他深刻地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
在劝阻和警告不能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办法，集中部队狠狠地教训敢于来犯的敌人。山西决死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进行了反击。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组织力量打击了来犯的朱怀冰部，最后粉粹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组织自卫和反击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各部队适可而止。在太行山，八路军狠狠教训了敢于来犯之敌后，1940年3月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提出，我们觉得此时应对卫立煌有所让步。认为在此反磨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山西临汾、屯留、平顺及漳河、河北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朱德和彭德怀接电后，即令该线以南部队北撤。
在山西，同样贯彻了适可而止的自卫原则。山西决死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打退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磨擦。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陕西宜川秋林镇，向阎锡山说明中共关于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的主张。萧劲光和王若飞出发前，毛泽东召见了他们，面授机宜。当时王若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党内公认的谈判专家。萧劲光是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蒋介石委任的“朝廷命官”。毛泽东很注意合法斗争的形式，认为由萧劲光出面同阎锡山斗争，更符合有理有利的原则，没有超越国民党规定的范围，不会给顽固派留下一点把柄。毛泽东笑着对萧劲光说，你是“朝廷命官”，你就当首席代表吧，若飞就当你的助手。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请萧劲光带交给阎锡山，并要萧劲光转告阎锡山，我们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与国民党合作的，你们为什么要制造磨擦，同室操戈。抗战初期，阎锡山和我们合作得不错嘛，为什么现在又变了呢？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对萧劲光说，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我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请他三思而后行。
萧劲光、王若飞奉命持毛泽东的信到达秋林镇后，同阎锡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老好巨猾的阎锡山曾在1936年上半年直接同红军打过交道，深知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厉害，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他接到毛泽东的信后，还想顽抗。他提出，毛泽东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太刺眼，希望毛泽东改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毛泽东接到萧劲光的电报后，当即回电说，一个字都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此，阎锡山没有一点办法。4月初，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和蒋介石要乘隙而入的情况下，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又一次在山西取得胜利。
取得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胜利的前后，从总体上来讲，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的，但也有一些误解，认为是共产党忍让不够，希望共产党多忍辱负重。著名的华侨代表陈嘉庚在未到延安之前也有类似想法。1940年5月下旬，陈嘉庚访问延安，在同毛泽东交谈中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耐心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讲述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他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转达蒋介石。毛泽东还表示将不员海外侨众的愿望，希望陈嘉庚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陈设的俭朴，同座谈话的平等融洽关系，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嘉庚离开延安去重庆后，兴奋地对他身边人员说，我来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内因激愤于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而滋生了“左”的情绪。有些同志认为，既然国民党顽固派进犯我们，我们就跟他拼到底，一直斗到统一战线破裂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及时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保证当前斗争的健康进行，将会产生严重后果。1940年3月11日，延安举行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制定和论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作为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提醒全党不要忘记过去的血的教训。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主张只联合不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主张只斗争不联合。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认为，正确的策略是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在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必须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别人，也决不可在被人攻击时不予还击，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利，即胜利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胜利把握的斗争。有节，即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斗争应该适可而止。在双方休战时，我们应主动地同国民党讲团结，决不可无休止地每时每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毛泽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充分发展民众运动，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国民党要利用抗日的机会消灭或削弱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既定政策。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成抗日的主力，把中国共产党发展成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有全国影响的大党。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 16块抗日据地，共拥有近 1亿人口。这些都是全党认真贯彻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指示的结果。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为了争取他们，毛泽东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取得胜利。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工作。1940年5月4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工作时，应该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10月4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叶剑英等发出指示，指出苏北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毛泽东请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同志加强对黄炎培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联络，争取他们在苏北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便经过他们争取更多的民族资本家，并帮助中国共产党巩固苏北根据地。周恩来等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国统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自己也亲自做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对到延安的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方代表，毛泽东总是从百忙中抽时间去会见他们，跟他们交朋友。这些工作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是国民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在抗日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里面，又要反对他们的反动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不仅为全党制订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而且他本人又是运用这一策略原则的典范。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卫立煌和庞炳勋分别率领两部人马进攻八路军。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经到过延安，毛泽东还出面接见过他。卫立煌也曾给八路军以物质上支持。对于这两个人，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政策。对卫立煌，作出较大的让步。1940年4月，卫立煌派出其高级参议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要求河北的武安县、涉县由卫立煌任命县长，庞炳勋军进武、涉两县。朱德、彭德怀于4月10日致电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置。1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武、涉两县由卫立煌派县长，向卫再让一步，但对庞军进驻坚决拒绝。并说，目前力争八路军、中央军两军团结，希望朱德能够与卫立煌当面会谈一次。朱德接到毛泽东的回电后，于4月中旬在晋城与卫立煌会面，商定重新划定驻军防区。
毛泽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的各项政策，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顺利发展，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
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他并没有改变要消灰共产党的初衷，而把反共重心由华北移向江南，并紧锣密鼓地策划反共新高潮。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变化，在1940年5月4日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提醒东南局的领导人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是毛泽东对东南局提出的最早警告。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事件，毛泽东对其目的有科学的分析，同时又表现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190年10月25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任何黑暗局面问题给周恩来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目的，一方面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另一方面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以求换取日本对他的让步。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要准备对付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的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又一次给周恩来发去类似指示，并通报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和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冷静分析，都觉得蒋介石在近期所制造的反共事件与第一次反共高潮不同，必须慎重处理，认为如果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毛泽东主张争取缓和，准备抵抗。这个时候，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信心。他在指示中分析，这一次如果蒋介石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50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是能打开局面的。
信心来自于正确的分析，来自于过硬的措施，当然还要有强有力的后盾。怎样才能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新的反共高潮呢？毛泽东在思考，在筹划。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给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将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形式通知共产党，要求大江南北坚持的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表明了国民党的反共决心和咄咄逼人之势。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明断，制定正确的对策，任何优柔寡断，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告以中央决定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并指示，对国民党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皖南方面决定让步北移。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李克农、项英，指出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舆论，制止投降与内战；加紧统战工作，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告诉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该完全地有秩序地退却下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径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将士虽奋力拼杀，终因寡不敌众，除部分部队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留，项英也不幸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它的发生，标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最高峰。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既为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愤怒，又为新四军将士身陷重围而担忧。在新四军突围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前方的事态发展，命令有关方面加强同皖南方面联系，一有新情况就立即报告，他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会议，研究事态的发展变化，制定出相应的对策。1月15日，毛泽东又一次致电周恩来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的决定。在皖南事变发生前，毛泽东还主张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作出比较大的退让。15日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提出了只有猛烈的坚决的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
皖南事变在全国引起强烈的震动。毛泽东觉得必须利用这次机会把国民党顽固派，把蒋介石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全部阴谋，并提出了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要求国民党：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及12条要求，针锋相对，刚柔并举，使蒋介石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进，则遭到人民的更强烈的反对；退，则自己承认错误，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失面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蒋介石的困境，使中国共产党处在有理有利的地位。同时，毛泽东表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不借与国民党的合作破裂。1月20日，他致电周恩来等，指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1月25日，他又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指出：“人家已经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1月27日，他指示周恩来，要抓住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命令不放，除非蒋介石取消1月17日命令，并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否则，就不同蒋介石谈判。
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的强硬态度，不能不使蒋介石主思。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讲话，极力缩小皖南事变的范围，宣称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蒋介石的这次讲话，表明国民党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毛泽东及时觉察到这个变化，也及时调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认为，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以民族利益为重，当然不能促使这种全面分裂的到来。因此，毛泽东提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但必须坚持“十二条”，不再谈其他问题。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趋势，估计蒋介石会调整政策，谋求与共产党妥协。所以，他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问题，统筹安排全国的反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2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刘伯承、刘少奇等，提出了在蒋介石的态度发生某种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方针。他指出：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借全力；统战方面，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注意山西中条山国民党各军，彭雪枫注意河南各军，李先念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以德报怨，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
在处理皖南事变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国统区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收集有关方面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作为决策的依据。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多次同周恩来通电通信，共商大计。2月，周恩来多次报告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可能发生某种变化作了科学估计。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肯定周恩来的估计与他的估计是一致的。毛泽东分析，事情到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于蒋不利，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之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介石的攻势。我们在军事上守势，政治上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不会破裂国共关系，只会拉拢国共合作，不会妨蒋抗日，只会逼蒋抗日。我们提出“十二条”的目的，不在于蒋承认“十二条”或其中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此攻势打退他的攻势，用我们的政治进攻之手来缝好由于蒋介石进攻撕破的裂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因此他急于退却。这时正值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即将召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国民参政员不出席会议，以此压迫蒋介石承认发动皖南事变的错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在重庆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过程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十二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的被捕人员以及其他政治犯。这 12条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情况下对国民党的反击。正如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的：“我们攻势（即两个12条和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笔者注）结果迫得蒋介石做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公开了 （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中共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 （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中共参政员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一方面再次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又不得不在会上保证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并约周恩来谈话，表示皖南事变的许多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参政会仍选董必武为该会常驻参政员。蒋介石的这些举措用意十分明显。毛泽东在12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认为蒋介石在3月6日的表演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事情也确实如此，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再次退却。14日，他约周恩来谈话，表示现在情形缓和了，可以谈谈，而且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二条中的一些条款作了某些许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毛泽东表现出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对党在斗争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作了科学总结。他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的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次斗争中采用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毛泽东提醒全党，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对我党和进步势力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绝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他提出要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认为国共合作尺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5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中日民族问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而他们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但是，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毛泽东的这一总结，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化了党对统一战线中阶级关系的认识，丰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二 三个法宝
抗日战争跨进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半壁江山。日本的飞机也不时地“光临”延安上空，丢下几颗炸弹。就是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住处也不能幸免。为了安全，他搬到了杨家岭。延安的条件变得更加艰难，环境更加恶化。这一切没有影响毛泽东，他照样思考问题，照样以步代车，出现在人民群众中间。毛泽东喜欢在延河边散步，一则可以放松自己，二则可以领略延河沿岸的风光，三则增加同群众接触的机会，散步时，遇上八路军战士或老百姓，毛泽东总是要停下来主动打个招呼，或者聊上几句。有时他还要主动拉上遇到的人到延河边坐一坐，问这问那，这是他的特殊的调查研究方式。有时坐得太久，跟随在后边的警卫员可急坏了，这里毕竟是汉奸、特务能够出没的地方，万一出了差错，警卫员怎么担当得起。但警卫员又不好硬把毛泽东拉走，或把谈话对象赶走，只好打手势或者扮鬼脸给毛泽东看，但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察，一直到把话说完才离开，事后还要批评警卫员。当然，他也知道警卫员是好意。
延安的交通工具很落后，大多数时间只能是骑马或走路。国统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集资送了两辆汽车给延安。毛泽东亲自分配，把一辆分给朱德总司令，认为朱德在抗日前线，更需要有一辆车，另一辆车分给在延安的“五老”②，他自己还是走路或骑马。“五老”心里过不去，硬要把车让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五老”说，你们年岁大了，骑马不方便，我还年轻，身体又好，骑马走路都行，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硬是把车让给了“五老”。与此同时，他号召在延安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八路军战士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做表率。1939年初秋，马列学院请毛泽东作报告，院领导觉得毛泽东的注地杨家岭离学院有10来里路，毛泽东又没有车，于是就派了4个干部去接到毛泽东。4个干部走到半路，就碰上了匆匆而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抢先问他们来干什么？4人一齐回答是来接毛主席的。毛泽东就开始批评这样做要不得，而且风趣他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是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接着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来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他说，今天的共产党和过去的皇帝有着本质不同，共产党人要革命，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算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泽东就是这种延安作风的楷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当局加紧对国民党实施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战略，国民党内出现了“降将如潮，降官如毛”的局面。1938年12月12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河内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这说明全国抗战的政治形势在继续恶化。这种形势变化，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39年6月1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提纲》的报告，提醒全党，由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因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卫，准备群众，随时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要求全党要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亲密联合，并和他们一道去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投降的斗争。不论出现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国际国内形势的恶化，使毛泽东更多地思考靠什么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去克服一切困难。正在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三大法宝”。1939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师生们赠给毛泽东一面锦旗，并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他谈笑风生，一边讲，一边走动，一边做手势。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毛泽东首先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茶壶说，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那有不听之理，这也是使同盟者进步的好方法。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40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游击战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你们有两件武器，一件是口，一件是手。没有武装的话，一切事都搞不好。你们出去；什么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决不放松。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他指出，革命的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要告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告诉老百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18年来很好的经验。毛泽东说，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指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于任何困难都不怕。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是毛泽东对三大法宝的最初表述，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成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在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其他革命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规定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而在各个时期能否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后退一步。
毛泽东是统一战线法宝的长期运用者。他回头审视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时，深有体会地指出，18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他说，在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阶段中，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携手北伐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由于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不能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结果使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力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所独得。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又实行了错误的“关门主义”政策，他们总是要求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同盟者赶到敌人那边去，导致了同右倾投降主义相同的恶果。到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前两个阶段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能够比较科学地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