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历史中，深刻地认识了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时应该遵循的规律。
首先，毛泽东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重性特点要有正确的认识，明确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但是，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变得动摇变节。对此，无产阶级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次，毛泽东提醒全党必须认清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无产阶级有必要和可能同其中某些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既联合义斗争的政策，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就必须联合其革命性的一面，反对其妥协性的一面。过去，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要反对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同党的政治路线关系密切。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锻炼出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什么是“左”倾关门主义。他指出，所谓关门主义，就是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从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合。
毛泽东也分析了什么是右倾投降主义。也许正处在与资产阶级，甚至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某些集团联合时，或许是党内刚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其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毛泽东花了较多的笔墨来描绘右倾投降主义。他指出，右倾投降主义忽视资产阶级 （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
无论是“左”倾关门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都可能断送统一战线，都可能断送革命，必须正确开展反倾向的斗争。
武装斗争是另一个法宝。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基本地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他非常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的论断，认为这个论断是非常之对的。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他把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以致在北伐过程中，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前两个阶段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武装斗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认识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长期的武装斗争。这种武装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从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其次，进一步认识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回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程度，这条革命道路的理论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又重新思考这个问题。1938年11月6日，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资本主义各国，其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进入起义和战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就使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更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
党的建设是又一个主要法宝。毛泽东指出，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巩固、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正确处理与否密切地联系着的。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就必须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统一的理解，就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处理好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初步胜利。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各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也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在革命的最紧急关头，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结果使革命遭受失败。
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毛泽东认为，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有了对中国基本情况 （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的认识，由于有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的认识，由于有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并能较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胜利地进行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紧紧依靠农民，不但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而且还独立自主地领导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革命实践中还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和治国安民的艺术。然而在这个阶段，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事业遭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巨大危害。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第三阶段，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凭借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刻和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扩大了。毛泽东在看到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客观地分析了在这方面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任务。首先，毛泽东针对许多党员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巩固党的组织。其次，针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的特点，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随时作好两手准备，即一方面要克服统一战线内部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从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另一方面，又要随时作好准备去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中国党和中国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遭受意外的损失。最后，还针对大资产阶级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阴谋，指出应特别注意巩固党的武装力量。三个法宝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牛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洪荒的远古时代，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件法宝，是虚幻中的神话，反映着人民希冀借助神的力量来战胜人间的邪恶妖魔。三件法宝的真伪和法力无从考证。毛泽东送给共产党人的三件法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威力是元始天尊的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所无法比拟的，正是依靠这三大法宝，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提出三大法室后，在实践中不断地运用它。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反两种倾向的斗争，在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以后，又针对党内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左”的倾向，及时提反对“左”倾错误的任务。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上就明确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批评了认为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需要，不在乎统一战线破裂的观点。
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毛泽东以其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指挥着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的抗日战争。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了有105个团参加的大规模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战役打响前，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请示有关事宜，毛泽东迅速批准。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前线嘉奖参战将士，指出“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当然，后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过早地暴露我军的力量将会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又多次强调，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根据不同形势，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策略口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时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据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协同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总结，同时，他号召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重视各门科学。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提出要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他特别强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肯定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涌向延安，对此，毛泽东感到格外的欣慰。为了保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根据地各组织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了各部门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学会和中握三大法宝非一日之功，运用三大法宝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实践着，又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介绍和传授给全党。随着三大法宝的广泛运用，中国革命便不断深入，不断发展。
三 中国的大思路
毛泽东是革命家、战略家。他要了解中国的过去，把握中国的现在，开创中国的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像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环套，在毛泽东的心中旋转。毛泽东是思想家、理论家。他思考问题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犹如电火行空，他有一股献身的精神，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看他似乎是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像上了发条一样，有条有理地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节奏。
1939年下半年，毛泽东正在构筑未来中国的大思路。他没日没夜地思考、写作。困了就狠狠地吸上几口烟。实在太累了，就在布躺椅上靠一会，或在窑洞里走几步，或者要警卫员打一盆冷水，用湿毛巾擦擦脸，使头脑清醒，接着又坐到办公桌前。他专心致志地写作，有时连天亮了都没察觉，早饭也忘记吃。这可急坏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强行把油灯端走，硬逼着他上床睡觉。可是，等警卫员一转身，毛泽东又爬起来，重新开始他的工作。警卫员无可奈何地承认，拿毛泽东没有办法。
毛泽东拼命地思考，拼命地写作，不是没有原因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制造军事摩擦的同时，又在思想战线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卵翼下的文人政客发表文章，攻击共产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高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滥调，企图从根本上取消共产主义，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显然，这是企图把中国引向符合国民党一群一党私利的方向。这种反动宣传一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定的反响，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混乱，全国人民都在为抗战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担忧。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面对这样紧迫的问题，毛泽东心里能不着急吗？
此时，毛泽东又感到欣慰的是，构筑中国大思路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就挑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毛泽东构筑中国大思路的必要条件，都是中国革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石，在1962年 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他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这些著作的写作是水到渠成，他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能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也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③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是不容易的，而实现了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当然是值得高兴的。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思考，一幅美好的蓝图呈现在面前。毛泽东审视着这幅蓝图会心地笑了。然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声：“走，跳舞去！”这样，“红都”延安周末的舞会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他那士兵操练式的舞步给大家带来欢乐，也给自己带来了难得的轻松。
毛泽东把中国的大思路放到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历史是现实的渊源，现实是历史的继续，未来又是历史与现实的归宿。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有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统治地位，封建地主统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广大农民用自己的汗水不仅养活地主，而且养活一大群国家官吏和军队。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历代的农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由此，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发动无数次起义或暴动。毛泽东认为，这些农民战争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但是无不失败。1840年以后，中国又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引起中国社会的变化。毛泽东具体分析说：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一方面破环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253和可能，由此导致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出现。
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下列特点：（1）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封建剥削的根基还依然存在；（2）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3）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仅被推翻了，但军阀统治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依然存在；（4）帝国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太上皇”；（5）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6）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其受苦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
毛泽东考察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及其历史特点，对中国国情有了科学认识。这不仅使其中国大思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中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它为中国共产党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历史依据。
毛泽东在构筑中国大思路时，还把中国革命放到世界革命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世界革命有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之分，两种世界革命的分界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它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支持，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
毛泽东从世界革命的广阔背景中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使其中国大思路在国际格局的横向坐标找到自己的原点。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那末，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既要考虑中国革命内在规律的作用，又要注意国际环境对中国革命的制约以及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包括革命性质、对象、动力、道路、前途的思考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大思路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似乎十分简单，然而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还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党内其他同志就开始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本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同教条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等重要思想。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使这些问题更加系统化而最后形成完整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由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他进一步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 193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1939年9月，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再次指出，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这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做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联结上论述两者的关系，指出，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毛泽东还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二次革命论”者和“一次革命论”者，前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后者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还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民主义革命包含共产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革命论”的实质，就是不要人民革命。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及其相关的问题，这是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对于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毛泽东早在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就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抗日战争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和发生的新变化，对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问题作了更精彩的分析。他指出，就一般意义上讲，既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末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由此而引起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因此，此时此刻，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的汉好卖国贼。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象的分析没有停留在回答是谁这个水平上，而是继续深化。他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结成反动同盟，中国革命的敌人就异常强大，这就决定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任何急躁情绪，任何把中国革命看成是“笔直”而“平坦”的大道的观点都是有害的。
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作了精辟分析。时间推移到1939年，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变化更加明显，各阶级的政治代表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舞台上的表演更加充分。这为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据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作了深刻的分析，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但又是必要的同盟军；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
革命前途问题，是关于中国社会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其封建法西斯专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希望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革命前途究竟是什么？要求毛泽东作出科学回答。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回答施方白提问时说，中国目前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的前途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及至帝国主义被推倒了，那时世界都是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中国单独向资本帝国主义发展。所以中国的前途也一定是社会主义。1938年7月，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使我们国家有独立的政府，有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经济向前发展，农工商业由国家与人民合作经营，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有土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科学与文化都能提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他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存在，而且不断壮大，最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
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都因不能科学回答和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而栽跟头，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答案。他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如果仅仅说到这一层次，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毛泽东指出，尽管历史已经选择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革命的领导者，但并不等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会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共产党，恰恰相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一再顽强地表现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争夺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领导权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实现了领导权。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就必须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纲领和策略；在组织上必须形成一个有全国影响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有一大批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共产党员，有一大批积极肯干、勇于负责的干部，有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胜利完成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革命胜利后不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了科学回答。那么，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这是毛泽东在构建中国大思路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1938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世界学联代表时所作的分析，实际上已勾勒出未来社会的基本蓝图。他再三强调，在未来的国家，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政府，“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具体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进一步构思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同时，允许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采取某些必要的办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换言之，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既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它是以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为基本前提和基本出发点的。后来的社会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设想是科学的，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毛泽东为中国社会构筑的大思路，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的贡献。中国大思路从酝酿到形成，中间经历了无数坎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它的形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义革命乃至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总体设计，规定了正确的道路。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实践来证明。中国大思路是否科学同样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并没有满足，而是要把他的未来中国大思路首先放在抗日根据地里去验证。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总后方。毛泽东下决心把这块根据地办成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办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示范。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辞，希望边区党组织和边区人民为加强边区的民主建设而努力。不久，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好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这就是著名的“三三制”。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共中央提名，经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民主选举，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他们在边区的民主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还为边区政权规定了施政方针，即“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边区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特殊政权，它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政权具有质的区别。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形，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试验地。毛泽东作为中国大思路的总体设计师，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以及经济建设倾注了满腔热情。在战争年代，军事斗争是第一位的工作，但还有其他工作，其中经济工作在整个根据地建设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毛泽东心目中，边区有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相持阶段到来后，在不发生大的突变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自然，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不研究经济财政问题。因此，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在写给谢觉哉的信中告诉谢觉哉，近日他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毛泽东认真研究边区财政工作的规律，提出了边区财政工作的政策和方针。
要搞边区的建设，没有全党的努力是不行的。而不发挥边区人民的作用，不调动边区的民主人士的积极性也是不行的。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应邀发表演说时，就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开动脑筋，争献抗日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当时陕北米脂县参议会会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李鼎铭，为毛泽东的讲演深深打动。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重的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质胜量，提高办事效率。此案提出来后，在会议内外引起议论，有的人认为好，有的人认为是李鼎铭别有用心。
这个提案送到了毛泽东手里。延安冬天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在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反复翻看着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第二天，“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又非常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又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这是不对的。“精兵简政”议案终于在参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此后，不仅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而且中共中央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这次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大会上，再次提出“精兵简政”的问题，他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中国的大思路，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谁也不会怀疑，毛泽东作为大思路的总体设计师，其贡献是最突出的。而中国大思路的实施，特别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有待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才能实现。然而，毛泽东的大思路在各根据地这个局部试验的结果就已经证明：毛泽东关于未来中国的大思路充满了活力，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四 独立自主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共产国际密不可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避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错误，是不能不认真对待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延安时期，通常把共产国际称为“远方”。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远方”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一度中断了同“远方”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偶然又包含必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和中国革命问题。遵义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内部问题的尝试。
但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同“远方”的联系，希望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与帮助。中共中央刚在陕北站住脚根，毛泽东就指示有关方面，设法尽快恢复同“远方”的联系。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调试成功，开始根据张浩由莫斯科带回的电报密码给共产国际发电。7月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回电，自此，双方恢复了直接的电讯联系。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走向成熟，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毛泽东既不像陈独秀那样独断，又不像王明那样盲从。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自己来解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领导全党根据既定的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迅速打开抗战的局面。这些令共产国际领导刮目相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1937年11月派王明回国，带有双重使命，一是贯彻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种种意图，二是作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然而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令共产国际失望。而王稼祥和任粥时使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和遵义会议后一直在中共中央起着实际领导核心的作用，因而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看法。1938年7月6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发出了同意肯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信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以后，1939年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4期上刊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一文，在第6期上专文介绍毛泽东，称他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以及“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等等。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是尊重的。自从同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特别是1940年通讯联系完全正常后，他便开始同“远方”保持经常的通讯联系。毛泽东使用最多的联络系统代号是“农村工作部”或“农委”。农村工作部设在延安的小砭沟，靠近中央警卫团的驻地。除此之外，还有苏方情报组的联络系统。毛泽东使用“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多半发出的是情报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联络；而使用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是发出重大的、涉及战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的电报，直接报斯大林。
往来的电报，不但都由毛泽东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一般情况下的电报是不传达的，只有涉及到重大问题时，由毛泽东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一下。毛泽东发的电报百分之八九十是关于中国党、军队和解放区的发展情况，以及工农青妇等各方面的工作及统战工作；有时介绍国内各民主党派及其活动、政治倾向与表现；国民党内部情况、政治动态，主要是蒋介石及其政治倾向，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的派别斗争与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同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国民党同日寇暗中勾结的情况。毛泽东在电报中先讲情况然后分析，最后提出对策和措施。关于国际情报则由苏联情报组往苏联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