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讲到审干问题时，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以严以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对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给人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注意慎重；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们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了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好工作就会好得多。在会上，毛泽东把手举到帽檐下，对被戴错帽子的同志赔礼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向你们行个礼，赔个不是。接着他又说，你们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不久，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大上，对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再次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当他讲到这句话时，举起右手，沉重地说，我向你们道歉！毛泽东这种胸怀，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全场代表。
整风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它丝毫不影响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不影响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的实现。
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扫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整风文件，统一全党对王明“左”右倾错误的认识。1941年5月以后，毛泽东一面主持编辑中共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一面号召和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并有针对性地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上因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而带来的严重危害及其历史教训。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初步结论，认为：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从“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三、王明到苏联后，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四、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负责长江局工作期间，也犯有严重错误。与此同时，毛泽东几次同王明谈话，进一步明确指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都有错误，即在政治上犯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具体地说，就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为乐观； （2）国共关系问题——王明在统战下缺乏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战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的思想；（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和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是极不对的。”⑤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希望通过揭露和批评王有的历史错误，来教育全党，达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清除王明等人的影响的目的。
在整风运动中，王明一方面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以毛泽东为模范”，“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伟大事业而奋斗”，⑥并且公开申明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它的“唯一正确政治方针”。⑦另一方面，又企图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许多同志在会上发言，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强调：检查王明的错误，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全党要团结，我们的标准是，把党斗好，不是斗翻，这次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时王明因病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去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也去探望，有时和他交谈达5个小时之久。经过细致的工作，王明的思想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王明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决议，承认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错误，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既为全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认识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提供了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同时又如春风细雨给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以真诚的安慰，许多过去犯错误并排挤过毛泽东的同志为毛泽东的坦诚而感动，因而深刻地作了自我批评。这些又使毛泽东由衷地感到高兴。
整风运动中延安是主战场。各根据地的领导先后回到延安，毛泽东总是怀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迎接来自前线或国民党统治区的战友。1943年 8月，周恩来偕邓颖超由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率在延安的中央委员、高级干部2000余人参加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陈毅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了。自1934年红军长征后，两位老战友一别多年。延安整风期间，陈毅回到延安。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相见，毛泽东格外高兴，对陈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询问陈毅分别后的情况，陈毅一一作答。通过整风学习，陈毅对自己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的误会有了新的认识，他找毛泽东谈自己的认识，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说，认识了，就好了，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凯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左”倾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上是顶毛泽东最厉害的一个，甚至到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还声称要“走着瞧！”在整风过程中，他认识了王明的“左”倾错误，也认识了自己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查。毛泽东既往不咎，非常信任他，让他作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几次作整风的报告，都是凯丰主持的。在经过几年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在全党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清算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各方面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危害，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和统一。《决议》的制定和通过都倾注了毛泽东的满腔心血。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基本结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它像一部播种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播送到每个革命者的心田上，培育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像一座熔炉，锤炼出成千上万的干部，使全党空前团结一致；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航程，为抗日战争以至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切都是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占有重要的位置。毛泽东也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个方面军。毛泽东曾风趣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⑧对于鲁总司令领导下的“文化军队”，毛泽东一直关注、爱护他们，寄愿望于他们。延安成为“红都”后，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奔向这里。在延安，他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空气，焕发出巨大的创作冲动。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见见毛泽东，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仍挤出时间来满足大家的要求，还在1936年10月，红军刚在陕北站住脚。1935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关押在南京，1936年才被释放的著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也前来表示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随后，她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填写《临江仙》一首送给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技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把靠一枝笔战斗的女作家比喻成三千毛瑟精兵，足以看出毛泽东何等重视文艺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更多，不少作家、诗人回忆当年被毛泽东接见和交谈的情景，无不引为自豪。
著名诗人何其芳于1938年8月底，同作家沙汀、卞之琳等到达延安。何其芳回忆起9月初受毛泽东接见的情形时说：9月初的一天，我和同来的几位到达毛泽东的住地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穿着蓝布制眼，坐在一张制造粗糙，没有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的白木桌前，他有些疲劳，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的语言爽朗而幽默。毛泽东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他说，从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在武汉时，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后来上井冈山了，没有车子坐，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毛泽东再次鼓励大家到前线去。我们根据他的要求，到了前方，写出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歌和文章。
诗人臧云远大约是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的。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那时正值毛泽东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时候。臧云远进入毛泽东的窑洞时，毛泽东正在伏案写作。见有客人进来，他放下毛笔，同客人握手。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谈话是从《论持久战》说起的。毛泽东问臧云远在汉口文化界对这篇讲演有什么反映。臧云远告诉毛泽东，汉口文化界交口称赞这篇讲演。毛泽东又问臧云远是哪里人，臧云远说他是山东蓬莱人。毛泽东接着问，那里地势怎么样，有山吗？臧云远告诉毛泽东，胶东像个牛头，蓬莱是牛角，突出在渤海，海里一串岛屿，是渤海南端的门户，陆上丘陵起伏，东南在青岛北面有崂山，面对太平洋，西面有泰山，算是顶高的。当中无数小山，一片片松林。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点头。后来根据这些情况，加上其他方面的了解，毛泽东决定派许世友率部在胶东建立了敌后根据地。谈话还在继续。毛泽东又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臧云远一一作答；并告诉毛泽东，在武汉有人提出，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毛泽东深有感触他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臧云远问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界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有什么看法。毛泽东又很有兴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封建落后，反对愚昧，就要来个启蒙。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留下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还没来得及有系统的整理考证，理出头绪，还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资料很多，杂乱散落，要下一番功夫，弄清楚事实，这是整理和考证的工作。然后，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掌握资料来分析批判，看哪些是好的，有用的，哪些是坏的，没用的，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要为新时代所用，这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要一道来作。他们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由文化而文艺，由诗歌到小说，由现代到古代，由实践到理论，一直谈到深夜。
1939年初春，身居异国的萧三来到了延安。当天下午，李宫春告诉毛泽东他当年的老同学来了。毛泽东快步迎上来同萧三握手，深情他说：呵，十多年不见了！晚上，他设便宴招待萧三与其他归来的同志。席间，两位老同学亲切交谈。当萧三说了几个国外的消息之后，毛泽东笑道：“这是洋新闻。”毛泽东回忆起20年前与萧三到天津大沽口看海之行时说，那时期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饭后大家散去，毛泽东约萧三进他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小坐。毛泽东让警卫员把萧三直送到山上“鲁艺”的窑洞后，才返回去。不久，毛泽东又到“鲁艺”看望萧三。两人谈起文学问题。萧三说，当时在国外搞文学的仅他一人，他自称写了几首诗，被别人称为“诗人”，感到惭愧。毛泽东肯定他说：“是诗人。”萧三说他在苏联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你不反对的话，请你翻翻古。⑨毛泽东说，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等我休息时候同你谈。不久，毛泽东再次约见萧三，告诉他，中央开会决定要他去“鲁艺”工作。毛泽东勉励萧三做出些成绩来，争一口气。后来毛泽东多次同这位老同学交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也谈自己的文艺观。有一次，他同萧三谈起《聊斋志异》时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里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1937年，在抗战的硝烟战火之中，柯仲平来到了延安，在文协供职。当时他只有30几岁，毛泽东快50岁了。一段时间的交往，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晚会，特意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前来观看。当时演出的是传统历史剧，看戏的人很多。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情景，他看了一阵，就侧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边区工会主席齐华说：“看来这种戏很受群众欢迎，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能改成新内容就好了。”齐华点了点头，然后对毛泽东说：“文协老柯在这里，他是专门艺术家。”这时毛泽东又转过身来，问坐在后面的柯仲平说：“是不是应该改？”柯仲平点点头。从此，柯仲平下决心组织一个受群众欢迎的剧团。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4日边区民众剧团成立，柯仲平任团长。民众剧团虽然演了不少好剧，在边区群众中也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也遇到很多困难。毛泽东知道了柯仲平的困难，他就把自己写《论持久战》的稿费300元钢洋捐献给民众剧团，使何仲平和剧团大受鼓舞。
这一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边区印刷厂的工人开晚会。毛泽东也从凤凰山麓赶来参加。在晚会上，柯仲平当场朗诵了自己的新作《边区自卫军》。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柯仲平用洪亮的云南口音，读得热情奔放，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听得人了神。当柯仲平读完时，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高兴他说，你把工农大众作了诗的主人，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收、融化，为诗歌的大众化作出了辛勤的努力。毛泽东还特意把这首诗的诗稿拿了回去。过了一两天，他就派警卫员把诗稿还给了柯仲平，上面还批了几句赞扬的话，说是“此稿甚好，赶快发表”。
毛泽东同文艺界交往的另一条渠道就是同文艺界人士建立广泛的通讯联系。在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信中，既有体现个人情谊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意见。老同学萧三写信问可否提供一匹马以作交通工具。毛泽东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问一下”，同时答应，如果萧三“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毛泽东读《大众习作》第二期后，立即写信给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称赞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他看了成荫等人创作的反映当时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等剧后，又写信给成荫及有关方面的领导，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称赞他们的剧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一些这类的戏。稍后一点，即1944年1月9日，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逼上梁山》在延安公演。毛泽东看完戏后，写信给编导，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他向编导致谢，并请编导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在信中，毛泽东高度评价杨绍直、齐燕铭等在旧剧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说：“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生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1944年6月30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当天，毛泽东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天快亮了，毛泽东提笔给丁玲、欧阳山写信，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并希望了玲、欧阳山在当天下午或傍晚到他的住所交换意见。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告诉郭沫若已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运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的文章。他诚恳地告诉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的书信往来，沟通了思想，交流了观点，建立了友谊，成为了解文艺界情况，指导文艺界斗争的重要形式。
文艺在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单靠外地来的文艺工作者是难以完成它应承担的责任的，必须培养和造就更大的队伍。这是毛泽东通过革命斗争实践得出的重要认识，1938年1月，为了纪念“一·二八”五周年，一些过去在上海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一出抗日的戏剧。毛泽东看了这次演出。看完后他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名的发起人。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参加了这个典礼，招待来宾的同志请他坐首长席。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他一定不肯坐首长席，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在开学典礼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请毛泽东讲话，他又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很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观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得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他说，你们的校歌唱道：“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这很好。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像杀猪，杀不好，猪就会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像陕北人。他说，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毛泽东还问“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哪一种好。他自己回答，“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都会唱。毛泽东的讲话给鲁艺指明了教学方针和办学方向。1939年，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亲笔题辞：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纪念仪式上，洗星海指挥演唱他的著名作品《黄河大合唱》，演唱像黄河本身那样雄伟，那样惊心动魄，那样表现出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毛泽东为这热烈的气氛和气势所感动。当演唱结束时，他动情他说了几声“好”。1940年秋天，毛泽东亲笔为鲁艺写了八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鲁艺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师生们的努力也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而鲁艺的成长又渗透了毛泽东的心血。
1942年，整风运动逐渐在延安各单位开展。根据中共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化战线的整风运动。而这时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暴露黑暗”等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文艺界的整风，澄清一些是非。为此，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交谈。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回答说：“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又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几天，艾青将毛泽东委托他收集的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泽东，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接着，毛泽东又三次约请刘白羽谈话。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刘白羽把议论结果告诉他。第二次是听刘白羽汇报。第三次向刘白羽谈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
毛泽东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藻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性问题，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共约请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心。通过交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提出了完整的构想。
1942年5月2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一到会场，周扬就陪同他和大家握手见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宣布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作了“引言”部分的讲话。他指出：我们有两支军队，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又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后，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抒发自己的看法，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柯仲平代表民众剧团发了言，他针对有些人看不起《小放牛》的情绪，说，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每次演出之后，群众都拿出许多鸡蛋来慰劳我们，我们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向新的演出地点走去，鸡蛋皮就扔了一路。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只要顺着鸡蛋皮就找到了。听到这儿，参加讨论的毛泽东不禁笑了起来，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时插话，使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5月16日继续讨论。5月23日开第三次会议。参加的人扩大了一些。会场里挤得满满的。傍晚时分，毛泽东同代表们合影留念。晚饭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会场上，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的木架上悬着一盏汽灯，耀眼的白色灯光燃烧着，更增加了会场的热烈气氛。代表们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声音：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作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泽东针对大会讨论的问题，针对文艺座谈会以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和情况，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问题，从理论高度系统地解决和回答了革命文艺运动、革命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的命题。这个问题在文艺界长期未能解决，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虽然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讨论得很不充分。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强调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个原则问题，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他指出，文艺工作者不站在工农兵的立场去描写工农兵，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去描写工农兵，那只能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
毛泽东论述了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毛泽东分析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座谈会上，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另一种观点认为文艺和政治“殊途同归”。毛泽东批评了这些观点。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反转来给予政治以重大的影响。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强调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但是，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完全绝对化，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是好的文艺，否则便是不好的甚至是坏的作品。二是艺术标准，艺术标准主要是看其社会效果。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还提出文艺创作的“古今中外法”。他形象他说，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这就是他后来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形象的语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像灯塔，照亮了文艺工作者的心，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其中也有不精到之处，如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但讲话的历史地位、历史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出来，不断为实践所证明。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不久，即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应邀到鲁艺讲话。毛泽东用一个生动具体的事例讲了社会生活比文学艺术更丰富，但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又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带有普遍性这个问题。他说：从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中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见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来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讲到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他用毛儿盖的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他说：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着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儿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用一些动作来描述和讽刺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最主要的还是讲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他对鲁艺各系的同学们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者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他用柳宗元的 《黔之驴》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头驴驹子。
毛泽东借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没有自知之明，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高踞在群众之上，吓唬群众。开头群众也许还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有些尊敬；等到他们看透了你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只不过有一副臭架子，就不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群众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奔向抗战前线，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通过实际斗争的磨练迅速成长，创作了像《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斗争实际的作品，发挥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应有的作用。
毛泽东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胜利开展，使中国共产党在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两个方面，立于不败之地。由于开展了这两项工作，加上其他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措施，使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难关，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上升了，这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毛泽东思想”的由来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确立下来，毛泽东思想也逐渐为全党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和革命理论。还在整风运动期间，1943年3月16日，一次重要而意义深远的会议在延安举行。这是一次决定中央领导机关的设置和工作职责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着领导全党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属重大的政治、思想、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并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根据决定，中央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下的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这次会议从组织上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地位。早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职务的变迁，如同晴雨表，反映出毛泽东地位的升降。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然而在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少走弯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虽然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原则，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然而，他本人被指责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他的创造性理论并没有力全党所接受和理解。
要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及如何把两者结合，这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看作行动的指南。”他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思想原则。遵循着这一原则，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有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准备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41年 3月，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毛泽东杰出的领导才干和理论建树，赢得了全党广泛的赞誉。1942年7月，张闻天深有体会他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可以转危为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即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胜利走向困难。
朱德是毛泽东的者战友。早在井冈山时期，他们一起战斗，一起探索，他们的名字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朱德更体会到毛泽东的作用。1942年7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又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