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是王稼祥。1943年7月5日，他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诞辰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一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⑩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概念首次提出。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8月2日，中央办公厅组织隆重的欢迎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发表演讲，提出了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这一断语。他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但是，毛泽东本人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岁生日。
延安的一些同志想为他祝寿，并同时提出宣传他的思想。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把这个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复凯丰的信中明确表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在信中，毛泽东诚恳他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3年12月虽未给毛泽东庆祝50大寿，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却普遍得到公认。毛泽东本人虽然对这些提法默认了，但对于把他的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还是执意不允。
1944年春天，延安的文艺研究工作者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内容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其中收入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为该书写了一篇编者序言，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于1944年4月2日写信给周扬，认为周扬的序言“写得很好”，而且称赞周扬“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了一课。”但是对把他的讲话同马列并列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但从一开始就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也逐渐被全党所接受。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5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部选集卷首的“编者的话”指出：“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我们才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同时又指出，《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同志和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经过整风运动以后，全党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旗帜具有无可比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而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趋于一致，全党已不再把它作为单纯每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的科学体系。1945年3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3月31日，刘少奇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刘少奇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规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此，毛泽东非常清醒。他写信给郭沫若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要郭沫若“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1944年年底，毛泽东在同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G·斯但因谈话时说：“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便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给他们。”1942年2月，张如心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的提法，1944年7月1日，萧三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整个体系。对此，毛泽东在当时虽未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内心是没有接受的。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想改成毛泽东主义”。电报最后说道：“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接到吴玉章的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毛泽东并不反对别人学习他的著作。他把自己的著作始终看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范畴。在给吴玉章的信中，他解释说：“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毛泽东坚持不提毛泽东主义，坚持不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并列，说明他这时是谦虚、谨慎的，在一片颂扬声中，他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科学的唯实精神。更可贵的是，人民拥护他，热爱他，他也热爱人民，同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工作之余，他在延河边散步，碰到老乡，他总是主动打招呼。他关注着人民的翻身解放，也关注着人民的衣食住行，还关注人民的生养死葬。延安附近的侯家沟有两个小村庄的妇女很少生孩子，毛泽东知道后，把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找去。张汉武还以为毛泽东要同他谈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急事，疾步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见面就问毛泽东有什么任务。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然后问他知不知道侯家沟有两个小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水有问题？请中央医院去把水化验一下好不好？张汉武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毛泽东严肃他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决不是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谈话后不久，中央医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派人到那两个小村庄化验水，发现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医院指导群众对饮用水进行了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后来，那两个村庄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小事见真情。延安人民从心里感激毛泽东，于是，他们给毛泽东送来金匾。金匾上写着：“民族救星”。
三 光明之路
在处理皖南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娴熟的统一战线艺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使得他的对手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军事上也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他消灭新四军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授中国共产党以口实，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新四军新的领导机构成员。新四军开赴江北，建立了以盐城为中心的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变化。在延安，毛泽东似乎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在皖南事变过程中，毛泽东茶不思，饭不香，睡不宁席。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受到较大的损失，但毕竟其主力没有大的损失，而且“吃一堑，长一智”，对全党上了很好的一课，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国民党蒋介石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讲，皖南事变又是一件好事。
表面上的松弛，并不等于实际上的风平浪静。毛泽东对此非常清楚。正如1942年4月13日他在中央学习组上发表对时局问题的讲话时所指出的：蒋介石“暗中布置，想把我们在国民党区域的力量搞干净”，“想占我们的地方”，尤其是在“英美面对困难”，“苏联尚未脱离困难”，日本“决不会以主力专攻中国”，“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机下”，他“正好放手反动”。为此，中共中央命令各地党组织及八路军、新四军，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的新的反共磨擦。
但是，在对蒋介石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毛泽东仍然倾其全力以维持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因为他相信蒋介石在此时此刻还“不会投降”，而国民党的中间势力都“不愿内战”。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尽可能减少国共之间磨擦因素，这些措施包括加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恢复同国民党的谈判，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和击退国民党制造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方面，毛泽东提出团结对敌，周密考虑有计划的配合。1941年5月，国民党军队正组织中条山战役。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提出要八路军给中条山战役以配合，并说如配合行动，可发给军饷和弹药，根本问题，也可谈好，还可下令放人。八路军一二九师为配合中条山区友军作战，对同蒲铁路平遥以南，白晋铁路长治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以南诸段进行破击。5月14日，毛泽东就关于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同一天，他就同一个问题给周恩来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在这次被日本侵略者打击以后，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武汉失守后的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付共产党，放松对付国民党，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产党，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向周恩来通报了他同彭德怀商定的关于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原则，以利于周恩来在谈判桌前同国民党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卫立煌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曾去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交往。1941年6月9日，毛泽东等就晋南配合作战问题给卫立煌去电，详细分析了敌、我、友三方态势，表示八路军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提出直接配合和间接配合两种形式供卫立煌选择。所谓直接配合，就是八路军派出主力部队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的破袭任务，以及担任黄河北岸的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造成友军在黄河南岸、西岸堵击的有利局面。所谓间接配合，即我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大、白晋北段及同浦的破袭任务，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在电报中，毛泽东称：“今之建议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后来在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贯彻反共方针，结果吃了大亏。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因此，1941年6月28日，他致电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因此，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根据地内，除汉好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的手段。
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长沙，湘北处在危机之中。9月9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战。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为了争取时局好转，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广播讲演，呼吁加强团结。
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头之一。但国际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即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营最后形成。1942年将是两大营垒空前激战的一年。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趋势判断，蒋介石暂时可能不会发动反共高潮，“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破裂，是拖的局面。”因此，毛泽东决心做更大的努力，争取“国共好转和民主共和国的前途。”(11)根据这个判断，为了争取国共关系的真正改善，中国共产党准备作出重大的让步，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就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给刘少奇发出指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让步的具体设想。他指出：“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联合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这就是说，毛泽东提出对国民党让步条件已经基本明朗。7月底，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动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把黄河以南部队撤回黄河以北，这是需要极高胆量才能提出的战略设想，它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毛泽东的建议对蒋介石来讲，似乎是不可思议。蒋介石又惊又喜。惊的是毛泽东好像放弃了中共在皖南事变前后所坚持的强硬立场，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喜的是蒋介石不花一枪一弹就基本上实现了他在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的划界要求。毛泽东抛出的政治绣球，蒋介石很快接受。蒋介石两次主动约周恩来谈话，随后又表示愿与毛泽东在西安面商一切。
1942年8月19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同意在西安面谈。
对此，周恩来提出异议。9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坚持要亲自与蒋介石会谈。他说：“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对此，周恩来仍然提出不同看法。最后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林彪作为自己的代表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仍旧明确指示周恩来：“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毛泽东认为，只要两三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本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因此，“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随后，毛泽东连电李先念、朱瑞、陈毅、邓小平、陈少敏等各地领导人，要求全党一致“极力争取国共好转”，“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并“不应刺激国民党”。9月14日，林彪代毛泽东由延安飞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分析国共两党关系与国际国内形势之间的联系，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促成国共谈判是我们目前的任务。他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国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争起，英美苏关系好转，至于今天，国共两党间即没有大的冲突。我们目前任务，是促成两党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毛泽东获知蒋介石已由西安返回重庆，他又指示林彪由西安赴重庆，以期打开谈判之门。但是，蒋介石在接过毛泽东抛出的政治绣球后，视毛泽东的谈判诚意为软弱可欺。在同周恩来、林彪的会谈中，他采取顽固立场，一是要何应钦、白崇禧代替已经指定的张治中、刘为章为谈判主持人，二是提出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为谈判基础，企图通过谈判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劝说共产党放弃根据地和军队。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逃不脱毛泽东敏锐的眼光。1943年1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就对蒋介石的阴谋洞烛其奸，明确指出：“彼方提出以前提示案为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为目的？”随后又准确判断：“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尽管蒋介石如此顽固，毛泽东还是坚持仁至义尽，他相信“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因此毛泽东指示各地负责同志：“我们应下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尽管随后出现的种种情况，特别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预示着“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可能”，(12)毛泽东仍主张共产党方面“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13)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使蒋介石认为反共的时机到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制造反共宣传攻势，企图取消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治。同时，蒋介石增兵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毛泽东从有关方面获悉上述情况，心里又平静又愤慨。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他早有思想准备；同时，又感到愤慨的是蒋介石发动反共宣传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尔反尔。于是，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揭露蒋介石正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他希望董必武在国统区发动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同时，毛泽东指示董必武找张治中、刘为章及英美等国驻重庆使节，交涉制止。毛泽东还致电董必武具体筹划“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
毛泽东的态度和苏美等国舆论界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不满，使蒋介石深深的陷于被动之中，他只好采取低调办法，降低反共宣传。这样，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毛泽东随即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虽被击退，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在全国广泛散布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地不声不响的进攻我军。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毛泽东提出，我党政策是尽一切办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打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和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1943年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假作委屈求全。尽管毛泽东知道，这又是蒋介石的欺世之举，但毛泽东于 10月5日致电董必武，表示“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指示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10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所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社论分析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揭露了国民党准备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和解放区的诬蔑，对于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总结。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可能走向三个方向：一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是照老路拖下去；三是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严厉警告国民党：走第一个方向是死路，走第二个方向也不是活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才是生路。
在这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趋于缓和。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力避刺激国民党”，“力避由我启衅”，“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同时，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时，再次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毛泽东开始考虑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奢望在抗日胜利后，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另起炉灶的政府，但也不允许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继续下去。为了解决建国问题，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渝见蒋介石，并举行谈判。谈判的主题就是建国问题。5月14日，中共中央派出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重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较大的让步，但双方的距离相差太远。毛泽东密切注意着在西安、在重庆的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6月12日，他呼吁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政府”。14日，他又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明确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自大骄傲，不可一世”，“没有团结与民主的方针”。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中外记者很难进入陕甘宁边区。1944年6月9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该团一行21人冲破各种阻拦到达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和扩大影响的机会。12日，他在延安接见这些记者，介绍了国内外形势，然后强调：“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毛泽东又着重谈了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和工作，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是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党务上以及国际关系上的。统一是需要的，但这个统一，应该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产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穿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7月22日，在团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美国军事观察组一行18人分两批乘飞机到达延安。他们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毛泽东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进行了多次谈话，有时长达8小时。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为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不管外国人对此是赞成还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都要坚持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并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避免内战，同时，也希望美国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扩大政府的基础，如果不能立即成立联合政府，也愿意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来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详细步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友好支持和抗臼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我们是否能够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枪一弹，中国共产党都将继续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同美国合作，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协助美国空军人员，在美军于华东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等等。战后，中国共产党也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理解，因为美国对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能够发挥作用。中国必须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革命需要国际的援助，但我们决不躺在苏联身上，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它自己的困难。
毛泽东同谢伟思的谈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美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根本立场，这种立场是光明磊落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反法西斯人民的利益。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报告，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其领导厂的解放区，增加了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中共、对毛泽东的了解。9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提出“废除一党统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具体阐明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响应。但蒋介石却把这一主张视为“异物”，10月10日他在重庆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公开反对“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的评论，指出蒋的演说“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同时指出，这篇演说说明了蒋介石坚决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着他准备反共内战。评论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本侵略者，投降伪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要求全国人民提高警惕，认识中国的内战危险不但存在着，而且在发展着。
“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提出后，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反映。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10月，史迪威被撤换，由蒋介石所同意的魏德迈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1月中旬，赫尔利开始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时，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它的对华政策，认为必须加紧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扶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但这时美国仍表示赞同国共合作，并让赫尔利居中调处国共关系。美国政府寄希望于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只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战后就可以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因此，赫尔利来华后，参加了国共两党的谈判。10月中下旬，赫尔利还同中共方面的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进行了接触。
11月7日，赫尔利离重庆飞赴延安。从8日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赫尔利举行会谈。赫尔利一开始便声明，他来延安是受罗斯福总统委托，也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他的任务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军队“统一起来与美军合作”和“支持民主”。他认为国共两党都是爱国的政党，蒋介石则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并且“真正希望中国统一自由与人民幸福”。他表示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和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军事委员会。随后，赫尔利拿出了经蒋介石修改过的国民党的提案，表示这只是作为淡判的基础，不是一个同意或拒绝的文件。
毛泽东首先对赫尔利访问延安表示欢迎。接着，他向赫尔利分析了中国抗战形势，阐述了中共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他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也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不能团结，中共愿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原则是不能破坏解放区的抗日力量和不妨碍实行民主政治。对于赫尔利带来的国民党提案中的“五点建议”，毛泽东说明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他强调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不是促进“民主程序”，而是国民党彻底改变其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军队问题，毛泽东指出：应改编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改组哪个军队。毛泽东还表示：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中共确实不能服从。如果要讲服从，一切抗日军队都应服从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对于同等待遇问题，毛泽东嘲笑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每月的薪金只够“支”讨一包美国雪前”。中共军队不会要求与国民党军队享受同等待遇，因为那样做的话，中共军队的战士会像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样，“虚弱得不能行走”。赫尔利在谈判中激动地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辩护，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其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溃败归因于在缅甸战役中消耗了巨大的资源，他甚至指责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是“不公平的”。毛泽东驳斥说，他不过是重复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话。赫尔利迫干事实，不得不有所收敛。当他意识到毛泽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中共不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后，他提出毛泽东与蒋介石举行一次“伟大的会见”。
经过两天的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草案）》，达成了“五点协议”：（1）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为打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2）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 （3）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4）承认中国所有抗日武装力量，公平分配所有获自友邦的军事装备；（5）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11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也签字作证。同日，毛泽东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声明这个协定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抗日统一战线中所力争的，中共中央一致接受此协定的全部条款，并努力使其付诸实施。赫尔利在签字前也向毛泽东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当天，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回重庆。
但是，蒋介石认为此协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拒绝了这一协定，并提出三点反建议。赫尔利的态度也发生了180°的大转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2月19日接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时严正指出：中共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
1945年4月，赫尔利回国后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并扬言要帮助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在7月召开的没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一次会议上，拒绝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唱一和，双簧演得颇为热闹。
针对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反共言论，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以及《再评赫尔利政策》等文章。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于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赫尔利与蒋介石演的双簧戏彻底破产。
尽管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拒绝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这一主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时，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用人民的力量，用种种办法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政治报告，表现出他对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和执著。
中国共产党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政，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摆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感到，制定争取一个光明的中国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在历史的车轮进入1945年的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
毛泽东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高兴。1945年元旦和春节期间，他以少有的轻松同延安人民共度佳节。他参加元旦干部晚会，出席延安枣园春节联欢午餐。大年初一，他又给枣园人民拜年。然而，毛泽东又没有被眼前即将到来的胜利所陶醉。他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当人们为眼前的斗争而思索、而战斗的时候，他已经在探索、规划着未来了。胜利的曙光不等于胜利的实现。
如何将可能的胜利变为现实的胜利，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着的问题。在这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召开耽搁多年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迎接和组织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便决定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做准备工作。当然，那时的毛泽东正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七大”的筹备工作与他无缘。而形势的恶化使“七大”的召开根本没有可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举行会议，又提出了近期召开党的“七大”的任务，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包括王明、朱德、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和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等5人组成的秘书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随后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七大”筹备工作，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选举“七大”代表。
整风运动开始后，全党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逐渐取得一致看法。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统二了全党的认识，为党的“七大”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这时，各地党组织选举出的“七大”代表陆续到达延安。而代表的资格审查成为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任弼时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告诉毛泽东，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听了汇报后，毛泽东经认真思考后，当机立断他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于是这个难题解决了。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他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具有领导性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特别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指出这是中国翻天覆地的25年，革命经过失败、曲折，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做急躁，要戒骄戒躁。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讲了“治病救人”的问题，他说，要为了救人而去治病，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个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团结起来，像决议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的，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以好的态度对待他，对于有缺点的人要团结一致。
毛泽东的报告，规定了“七大”的方针和方向。会议通过了“七大”的议程。1945年4月23日下午5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的。“七大”开幕时，会场布置得庄严而又简朴，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一次挂在党的正式会场上。任弼时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大会开幕。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即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中国有两种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懂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毛泽东指出，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泽东列举了已经具备的条件，指出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在开幕词的最后，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开幕式在《国际歌》声中结束。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论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他说，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