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路线，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实行积极抗战的路线即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由于存在着两条路线，便形成了两种战争：人民战争和反人民的片面战争；形成了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两条路线，一条是胜利的，另一条是失败的。
毛泽东对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作了全面、精辟的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式军队比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这个军队之肝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方法，并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生产。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在解放区，民主政府也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认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的和具体的两部分，而一般性的纲领又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最低纲领，以及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两部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最低纲领，是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完全是空想。
毛泽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这就是：第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第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人民的自由；第四，人民的统一；第五，人民的军队；第六，土地问题；第七，工业问题；第八，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第九，少数民族问题；第十，外交问题。毛泽东还具体指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解放区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在解放区，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首先，理论和实践密切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谁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会走向失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通过整风，克服这些问题，党的事业才有薪的活力和生机。其次，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显著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共产党人必须相信群众，依靠人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力量。最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为了人民的利益，克服我们的错误，纠正我们的缺点。
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迎接胜利日子的到来。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发给大家。在大会上他又以生动、形象而又诙谐的语言强调了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和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和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路线、纲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里面有一个队伍，有一个敌人，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所谓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和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没有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一切革命。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就是领导农民。过去的右倾和急性病，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当然，作为党来说，当作领导思想来说，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就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忘记了这一条，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权问题上，和我们争的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我们的方针是既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口头报告以巨大的理论逻辑力量震撼着代表们的心灵。在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气氛非常活跃。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七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也是“七大”通过的党章最大的历史特点。
从5月24日开始，“七大”转向选举议程。选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也是毛泽东长久考虑的问题。在筹备“七大”的过程中，党内一些同志有不同的推测。现在“七大”已经进入了这项议程，毛泽东必须代表中央政治局，代表主席团阐述这个问题。24日“七大”举行第16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说，主席团认为应该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按照这样的标准，毛泽东着重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犯过路线错误的要不要选？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因为一个人在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不选他们，并不能保证不出差子，不翻筋斗。七次大会应接受过去的经验，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他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方针。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合作、团结。
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通过整风运动，全党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了比较一致和比较深刻的认识，到“七大”召开的时候，代表们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不愿选王明以及其他犯错误的同志进中央委员会。这与毛泽东长期强调的“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干部路线相悖。因此在选举方针的报告中，他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第二，要不要照顾各方面？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有许多根据地，各地有许多军队，这个事情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消灭山头，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新的中央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这样，我们的缺点就会少一点。
第三，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才选？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委员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不一定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即从集体求完全，而不是从个人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
毛泽东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毛泽东又解释了这样的中央岂不是太庞杂了，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这样选是否不公平等问题。
毛泽东借鉴古代政治家的用人之道，提出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任人唯贤的政策。他善于根据斗争任务的需要，果断地组织干部队伍和建立领导核心；他长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广大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干部；他善于运用辩证的观点识别人才，并能用其人所长；他具有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护人才，以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磨练人才的独特风格。
6月9日，“七大”举行第19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投完自己的一票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代表们投完票，开始唱票时，或三五人一起谈论着，或者在礼堂周围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而毛泽东还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都不动，认真听着监票人的唱票声。他心里很不平静。他最担心的是王明不能当选。尽管他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也反复强调要善于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但他不知道代表们是否接受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耐心地等待着，每当王明的名字增加一票时，毛泽东又稍微轻松一下，直至王明的票数过了半数，他才离开自己座位，加入同志们的谈论中。大会执行主席任弼时宣布中央委员名单，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一些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人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鼓掌。
10日，“七大”举行第20次会议，除了其他工作外，还要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在选举前，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他指出，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他特地提出王稼祥的问题。毛泽东说，在6月9日的选举中，王稼祥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讲几句话，王稼祥是犯过错误的，但他是有功劳的，第一，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作为到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成员，是赞成和信任我们的；第二，对开好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以后在中央主持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还提出，东北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其他新加上的候选人，也希望同志们选举时注意。
毛泽东讲完后，大会开始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七大”举行21次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大会闭幕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接着，毛泽东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最后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相互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最后，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执行主席彭德怀宣布大会胜利闭幕。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等13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这是一个经过反复比较、反复选择的领导集体。毛泽东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希望所在。他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成熟的标志。毛泽东思想被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正是这个党兴旺发达的反映。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争取中国走上光明之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继续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愿望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1945年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如何结束党治和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而蒋介石拒绝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要组织一个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季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4月2日，赫尔利也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国共两党在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不同态度的鲜明对比，毛泽东在“七大”上对联合政府的具体阐明，使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他们纷纷发表意见，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对毛泽东是很大的鼓舞。在国民党公开拒绝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后，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钓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不仅设宴热情款待，把他们奉为上宾，而且先后同他们促膝交谈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和发展的种种问题。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黄炎培坦诚相告，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厥，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到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话引人深思，它既是黄炎培本人观察社会，观察历史，观察人生的真知的见，又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听后，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用民主来打破历代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跳出这种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这种充满自信的见解给黄炎培，给其他人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带来了希望。
通过会谈，中共同黄炎培等达成共识，即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7月5日，黄炎培等离延安返重庆，毛泽东等到机场送行。
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从酝酿到提出，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他执著地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呼吁，而奔走，而努力。尽管联合政府因国民党蒋介石的作梗而未能成为现实，但它毕竟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
四 民族曙光
战争是残酷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14)在人们心目中，战场上的战争，是残酷的，是悲壮的，是可歌可泣的。
殊不知，幕后的战争同样惊心动魄，这里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仍然充满着军事统帅的胆识、智慧、谋略的角逐。而军事统帅的细微不慎都将给战争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指挥战争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精雕细琢的艺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虽然没有到前线去放一枪一弹，也没有直接指挥一次战斗，然而，他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那炉火纯青的战争指挥艺术让人叹为观之，让人感慨万千，而让敌人，让对手胆战心惊。
还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毛泽东就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及战争的发展规律，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战争必然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科学的。
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到来后，特别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到来后，毛泽东面对这些变化，面对新情况，不能不思考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和怎样渡过难关，坚持抗战。他认为，为了坚持抗战，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1941年11月7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在新形势下我军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毛泽东强调，由于敌人进行残酷的“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更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和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同敌人周旋。他要求每个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组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部分。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主力军和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山岳地区一般是二比一；平原地区一般是一比一；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群众武装是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他们占人民群众中青壮年的大多数。
根据地的军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艰苦抗战，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抗战典型。位居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山西省沁源县军民在围困指挥部的指挥下，以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和伏击战，对沁源县城及其周围据点的日伪军展开了群众性的长期围困战，大量消耗和疲惫日伪军，迫使其两易部队，三次收缩阵地，最后被困于城西的山头上。1945年4月，被困日伪军不得不在沁源1000余日伪军接应下撤退。毛泽东利用这个典型来动员各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4年1月17日，他致电祝贺沁源县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胜利，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大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毛泽东注视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科学地预测战争的进程和发展趋势。1942年8月，德国法西斯集中精锐部队100万，企图攻陷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指挥苏军进行艰苦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当这次战役激战犹酣之际，毛泽东即已敏锐地预见到这次战役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意义。10月12日.他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明确指出：“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预计，“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影响到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估计。
1943年1月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战争进程作公开的时间估量。他指示陈毅、饶漱石需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6月1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又指出：抗战还需准备三年，我党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需讲究最善方案。12月1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就目前国际形势下敌后的任务问题致电邓小平，指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的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毛泽东具体分析到，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6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日军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并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其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对蒋诱降政策，堵塞了蒋寻求妥协之门，给予归还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之势。德黑兰会议肯定美英开辟欧陆第二战扬，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对日反攻相违背。时局对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毛泽东善于把握时机，迅速把战略相持转化为我军的战略反攻。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到1943年，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困难，开始了恢复和再发展的局面。从1944年春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在战略反攻时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毛泽东要求部队进行严格的整训。1944年8月22日，他与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常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要加强旅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五大项的学习。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毛泽东想得更深更远。由于我军长期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两地区抗战，抗战胜利后江南大片河山将轻易地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派部队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阳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尔后与广东东江纵队打通联系，并依托五岭山脉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设想。
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从三五九旅抽调部队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 （即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等率领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南下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在这期间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学习一个半月，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习敌后工作经验。10月25日，毛泽东到中央党校大礼堂给南下支队干部讲话。
毛泽东说，同志们，你们当中很多同志不久就要到前方去工作了。大家在学习中出了一个题目要我讲，叫做我们的总方针，从哪里讲起呢？我想先讲一点时局。毛泽东从分析时局的变化开始，深刻阐述了抗战的形势，我们的任务和策略。他说，在中国，现在有两个东西：一个没有希望，这就是国民党。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腐败，经济衰竭，正在一夭天垮下去；另一个大有希望，这就是共产党。中国要胜利，日本要赶走，中国人民要解放，只有靠我们。我们一天比一天壮大，不仅数量多了，质量也提高了，全国人民现在望着我们。同志们要到敌后去开辟工作，和你们闹麻烦的很多：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国民党。对于国民党，你们不能气一上来就要打倒它，要照顾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大敌当前，日本人站在面前。毛泽东强调，由于形势发展，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需要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就分别派人出去，头一批叫做湘、鄂、豫，就是粤汉、平汉这两条铁路。第二批是长江下游，第三批是山东，现在可以发展的根据地，还有很多地方，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胜利。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一直到湖南，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陕北的初冬，延河结着薄冰，被初升的太阳映得晶莹闪亮；宝塔山在淡淡晓色中，显得更加雄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部队。毛泽东向即将出征的将士讲了话。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衷心地祝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南下支队肩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于11月9日告别延安，开始南征。南下支队像一把利剑直插南方。后来因为战局发生急剧变化而使原定南征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随后南下支队北返。至1946年9月27日重返延安。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欢迎大家的归来。这是后话。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抗战的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战略反攻的条件逐渐成熟。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他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战场的形势，明确指出：1945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在论述解放区在对敌斗争方面的任务时他特别强调，解放区军民的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373323陷区。”“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毛泽东的号召化作巨大的力量，八路军各部队于1945年发动春季攻势作战，共歼敌5.7万余人，收复县城24座，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400万。新四军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3.8万余人，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40余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捷报传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预感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被打败。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从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对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经过夏季攻势，对敌占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逐步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沿1200里战线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的战略后备队关东军大举进攻。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
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问题，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对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了加强对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指出，必须注意解放区的巩固工作，并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内战的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在这胜利来临的时候，毛泽东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领导和将领。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乒乓球台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
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愿意放下武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全城沸腾，锣鼓喧天，爆竹齐鸣。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抗战的八年，是战斗的八年，是胜利的八年！
这八年，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是实践更加丰富的八年，是理论完全成熟的八年，是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八年。他在窑洞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思考；他构筑中国的大思路；他指挥千军万马，同日本侵略者，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殊死的斗争；他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既是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又是最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他领导全党清算教条主义，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有全国影响的，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历史重任的党。窑洞纪录他的业绩，延河留下他的足迹，宝塔山矗立着他的丰碑……
胜利了，他登上宝塔山，欢庆的洪流尽收眼底。面对胜利，他在想，他在思考，他想到了过去，思考着明天。明天，仍然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日子，明天还有更艰巨的斗争在等待着他。
“今日长缨在手”，“缚住苍龙”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 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