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后大传块肉,她婆婆认为是被她儈吃了,盛怒之下就把她逐出家门。这位少妇早晨离去时,经过左邻右舍,便把这事告诉了那些老太婆,并向她们辞谢。有位老太婆说:‘你慢些走,我现在就让你家里人去追你回来。’于是就拿着一束乱麻到少妇家去借火,说:‘昨天夜晚,两条狗叼着一块肉,互相争斗,都相互咬死了,请借火把它们烧熟吃肉。’少妇的家里人一听,立刻去迫呼少妇回家。所以说,那位老太婆并不是谈说之士,拿一束乱麻去借火也不是还妇之道,但物有相感,我这就去向曹相国借火。”蒯通于是求见曹参说:“妇人有死了丈夫三天就改嫁的,有幽居守寡不出门的,足下要是打算找妇人,找哪一位呢?”曹参说:“找那位不改嫁的。蒯通接着说:“其实,选拔人才也和找妇人一个道理,东郭先生、梁石君都是齐国的俊士,隐居不仕,从来没有卑躬屈节去求官做。希望足下派人礼贤二位。”曹参说:“一定照办。”于是把东郭先生和梁石君敬为上宾当曹参听到萧何病逝的消息后,马上吩咐属下赶快准备行装,属下都很惊讶,面带疑惑,曹参说:“我就要到中央担任丞相了。”属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可见他严肃认真的样子,只好照办。不久,朝廷使节果然前来征召。曹参接任汉中央丞相后,对所有的事,一无变更,完全遵循萧何在任时制定的法令规章。他对下属官吏不究细过而且对一些犯有小过失的人,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汉初丞相权力很大,一切军政要务都要经过丞相批准,据《汉48
• 第八章书·百官公卿表》,丞相“掌佐天子,助理万机”。就是说,他承受天子的命令,辅助天子管理整个国家的事情。在选官上,丞相可以推荐别人直接做二千石以上的高官。曹参在选拔官吏时,往往从郡县或王国官中,遵选一些不善言词、性情厚重、像长辈一样的人,而对那些言语锋利,文字刻苛追求名声的官员,一律罢退。他平时在相府中,日夜欢宴饮酒,不过问政事,一些官员见曹参萎靡不振,游手好闲,都十分忧虑,于是纷纷前来规劝,曹参就拉他们一起喝酒,把他们灌醉。有些人乘饮酒的间隙,抓住机会,刚想张口说话,曹参就摆摆手加以制止,让他们继续喝酒,一直把他们灌得东倒西歪,踉跄告辞,竟无法说一句和酒无关的话。因此,整个相府遂染成日饮歌呼的习气,像一潭死水,百无一曹参的行为渐渐传到惠帝的耳朵里,惠帝感到非常诧异,认为这是对年轻君主的一种轻藐,于是就让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亩回家,问问曹参是不是这个意思,并叮嘱他,不要说出是自己叫他去问的曹回到家里,找了个机会,按着惠帝的意思对曹参说:“高皇帝刚刚去世,惠帝很年轻,你作为丞相,整天喝酒,不向皇上请示报告,如何考虑国家大事呢?是不是没把年轻的皇上放在眼里呢?”没想到曹参竟大发雷霆,把儿子揍了二百藤条,说:“你懂得什么?敢来饶舌!快进宫当差,天下的事还容不得你说话。”曹亩无缘无故挨了一顿打,心里非常窝囊,就一瘸一拐地进宫把父亲的话告诉了惠帝。惠帝听后,更加疑惑,就决49
• 吕后大传心亲自问个明白。第二天早朝时,惠帝责备曹参说:“你为什么惩治曹窗?那件事是我教他去规劝你的。”曹参一听,马上脱下官帽,道歉说:“请陛下自己考虑下,要论英明圣武,陛下比得过先帝吗?”惠帝说:“我怎么敢跟先帝相比呀!”曹参又问:“在陛下看来,臣的才能贤德,能比得上萧丞相吗?”惠帝答:“你似乎不如萧何。曹参接口说:“陛下所说甚是,先帝跟萧何共同平定天下,法令规章,十分完善,而今陛下袖手高坐,臣等尽忠守职,谨慎遵循,不是很好吗?”惠帝已经领悟,就对曹参说:“你说得有理,请出去休息吧!”从此不再过问曹参。曹参拜谢而出,照常行事当时,老百姓刚刚经过大乱,人心思安,朝廷没什么兴革,官府没什么征徭,就算天下太平、安居乐业了。所以,尽管“曹参为相,三年不行一术”,但仍然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留下了“萧规曹随”的典故。老百姓歌颂说萧何为法,/萧何制定法令规章。顺若画一。/有条不紊。……曹参代之。/曹参接任,守而勿失。/谨慎遵循。载其清静,/无为而治,民以宁一。/安定小民。总之,在吕后,特别是曹参等人的倡导下,黄老思想遂同汉初政治相契合,并成为汉初七十余年间施政的指导思
• 想,对汉初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风民俗方面,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都很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风气。从汉高祖刘邦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惠帝以后,在“黄老政治”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都没有过分铺张豪华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而尤以汉文帝最为突出。史称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曾经计划造一座“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高,对臣下说:“百金,是中等民户十家的财产。”于是作罢。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按:贵族妇女以衣曳地为荣)”,帷帐不施文绣。文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上述史书记载基本可信,据不久前考古工作者调查,坐落在陕西关中的西汉诸陵中,唯有文帝的霸陵“无封土可觅”,历年来出土之文物,仅有瓦器面无金银属E由于汉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持俭勤政,“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从而使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有利地保障了“与民休息”政策的推行。当然,“黄老政治”的推行也必然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在政风上,曹参“日夜饮醇酒”,不理公务,整个相府因此染成“日饮歌呼”的恶习,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渎职行为,即使在汉初特定的环境中,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也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把它作为一种典范而大肆宣扬,就会形成一种为政的传统,形成人们价值观上的心理定势就必然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人们争相效法的行为定势,以至251
• 吕后大传后任丞相多“为相非治事”①、“为官如故②,抱残守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束手无策,不能对时弊有所匡正。这说明,汉初政治上的“无为”也掩盖了各级官吏渎职怠工、纵人为奸的另一种倾向。我们决不能善意地把“无为与实现社会治理等同起来,也不能把“有为”与社会安定对立起来,总体战略上的“无为”是促成社会趋向秩序发展的前提;具体工作中的“有为”是实现社会有序化的保证,者在方向上并不矛盾。相反,任何在实际操作中将两者割裂开来,执其一端的作法都会把社会引入歧途。(二)西汉初年的法律,基本沿袭秦朝。刘邦称帝后,认为入关时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令萧何取秦法之宜于时者加以增益,在秦律的《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之外,又增加《户》、《兴》、《厩》三篇,形成《九章律》。现根据《睡虎地云梦秦简》可知,秦律中已有《厩苑律》,而《傅律》相当于户律,《除吏律》、(除弟子律》、《徭律》相当于兴律,可知萧何所增也非新作,仍是采秦律旧文编订而成。由此可知,汉初的法律并不比秦代减轻多少,而且一些秦代的苛酷律文仍然保留。比如,秦代大多数罪人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汉初依然存留;秦代有黥(脸上刺字)、劓(割鼻)、刖(断足)、宫①《史记·陈丞相世家》②《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 第八章(男子去势、女子幽闭)四种肉刑,汉初也在施行;秦代“焚书”时颁行的《挟书律》和《奴言令》,汉初仍然有效等等吕后秉政期间,于惠帝四年(前191年)三月,宣布废除《挟书律》。高后元年(前187年),又宜布废除《妖言令》。这对发展西汉的思想文化事业非常有利。如前所述秦始皇“焚书”的烈火吞噬了千年古籍,“坑儒”的浩劫则度终止了战国百家争鸣的鼎沸局面。但随着汉初社会的稳定,特别是《挟书律》、《奴言令》的废除,思想学术争鸣又重新活跃起来。汉初的思想学术界虽然赶不上战国时代百家争鸣那么轰轰烈烈,但也可谓众星璀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轨迹。自《挟书律》废除伊始,诸子学者就不断从秦代焚书的灰堆中,拣出一些未被烧尽的断简残篇,从民间搜集一些私藏幸免的百家残著,将先秦古典文献整理出来,一时诸子再起,百家俱兴,百家争鸣的战鼓重又擂响。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诸子传说,百家之言,各种典籍不断涌现出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汉人之手。如道家有《捷子》、《郎中婴齐)、《道家言》等;阴阳家有《公孙浑邪》、《五曹官制》、《天下忠君》等;法家有《傍律》、《越宫律》、《朝律》等;纵横家有馓蒯子》、《主父偃》、《徐乐》等;儒家有《周礼》、《礼记》、《韩诗外传》、《管子轻重三篇》、《新语》等;杂家有ⅷ淮南子》、《博士臣贤对》、《臣说》等。至于诗赋之作更是多不胜举,洋洋大观。此外,按秦律规定,一人犯罪,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吕后元年宣布废除。
• 吕后大传吕后时期废秦苛法的精神和具体步骤,不只限于当时和上述几项措施,重要的是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刘邦时期推行所谓“慎刑”政策,只是要求执法官吏要“量刑从宽”,并没有从法律本身对秦代苛法进行清算,吕后废秦苛法的意义正在于开了一个好头,引导后代皇帝进一步剔除秦法中的繁苛律文。文帝时期,对秦代以来的刑法就做过重大调整和改革他首先规定,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一律免为庶人(平民)。文帝还宣布废除了商周以来的肉刑,此举对中国封建法典的成熟具有深远意义,关于文帝废除肉刑的经过还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史载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罪,按律当处死刑。汉政府下令逮捕,押解首都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向汉文帝上书求情,说:“我父亲担任官吏以来,齐国上下,都称赞他廉洁公正。而今犯法,要判死刑。让人哀伤的是,死的人不能复活,砍下的人头,不能再安上去。虽然想改过自新,已经没有机会了。我自愿被收入官府当婢女,赎我父亲的罪刑,使他能够继续报效国家。”汉文帝看了缇素的上书,深受感动,于是下诏说:“《诗经》有句诗说:‘慈祥的长官啊,你是人民的父母!’如今,人民犯了过失,还没有教育他,而刑法已加到他身上。即使想改变过失,一心向善,已经没有道路。我至为怜悯。刑罚中有砍掉肢体(如刖刑)、割伤肌肤(如黥刑)的,使人终生不能复原,如此惨酷,实不人道。岂是做人民父母的本意?自即日起,废除所有肉刑,改用徒刑。依照犯人所犯罪
• 状的轻重,只要他不逃亡,坐牢期满,即行释放。本诏书,就是法律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报刑法草案说:“凡应剃光头的(髡),男子改罚劳役(城旦),女子改罚捣米(春)。应脸上刺字的(黥刑),改罚剃光头,颈带铁链,男子劳役女子捣米。应割鼻子的(劓刑)改罚鞭打三百。应砍断左脚的,改罚鞭打五百。应砍断右脚、杀人自首、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已经定罪,而再犯鞭打罪的,一律街头斩首。已经判决劳役、捣米的罪人,都改成徒刑,折合日数,期满释汉文帝阅后,批准执行汉初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刘邦在世时,已相继采取了一些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吕后时,为了鼓励生殖人口,发展农业和家庭纺织业,于惠帝四年诏令郡国,“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复其身就是免除其本人的徭役,借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六年,又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即算赋,按规定,成年男子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百二十钱的人头税,称为“算赋”。根据这道法令,女子年十五至三十岁如果不结婚,就要交纳五算(60钱),这个数字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强迫女子早婚早育,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在徭役和兵役方面,汉初二十余年间,承袭秦制,兵役不计时限。高后五年(前183年),下诏“令戍卒岁更”,即年一轮换,从此成为西汉定制。按规定每个成年男子自傅籍之年(时为十七岁)至五十六岁期间,要服兵役二年。一年在本郡服兵役,称为正卒,为材官(步兵)、楼船255
• 吕后大传(水军)或骑士,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负责军事训练,每年秋季,郡太守举行一次正式的检阅(都试)。一年在京师屯戌(卫士)或在边郡屯戌一年(戍卒),称为戍卒。屯戌京师的军队分为南北两军此外,还要到各级官府服役,称为更卒。更卒的应役方式,既可以亲自服役,也可以出钱雇人代役。亲身服役者称践更”,出钱雇人代役的称“过更”。到文帝、景帝时期,沿着吕后减免徭赋、鼓励发展生产的思路,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比如文帝十三年(前16年),诏免田租达十二年之久,后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文帝时,丁男的徭役减为三年征发次,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景帝时把汉初十七岁傅籍(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给官府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正是在高后、文景诸帝上述政策的指引下,极大地促进了自耕农阶层的发展,使社会总人口成倍增长。汉初大侯封国人口不过万家,小的只有五六百家;到文、景时期,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封国也户口倍增。在农业经济方面的表现,是粮价的大大降低,每石粟仅十余钱至数十钱,国库储粮丰足,都鄙粮仓皆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①总之,吕后当政期间,刘邦时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轻徭、薄赋、节俭、省刑的政策不仅得到贯彻执行,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并引导后来的文帝、景帝做进一①《史记·平准书》。256
• 第八章步改革,终于开创出“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对此,司马迁评价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汉高祖刘邦在世时,曾严厉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并具体规定:不许商人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商人从政,并加倍征收商人的算赋。这些法令被称为《商贾之律》。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历代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工商的政策呢?第一,是为了阻止农民弃本逐末。“本”指农业和家庭副业;“末”指工商业。农民弃本逐末,是战国以后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因为在夏、商、周宗法分封制度之下,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随意迁徙。农民耕种的“井田”实行“田里不鬻”的制度,不许自由买卖,这使农民的生产条件因此有了相对的保障。自战国以后,土地买卖的现象日益普遍,这就为农民弃农从工商提供了外在条件。与此同时,农民一方面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失去它。在赋役、高利贷的层层剥削下,许多农民往往陷于贫困破产的窘境。这就使农民不但存在变业的可能,而且往往产生变业的实际需要,即所谓“贫者思变业”。从当时的历史来看,农民变业的自然流向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形成了经务工与营农之间明显的比较利益差距,司马迁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农工商之间这种比较利益差距使社会劳动力必然从农业向工商业单向流动,而不可能自发回流。而社会劳动力在各个经济
• 吕后大传部门中的分配是要有一定比例的,这种比例最终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还不可能形成起制衡作用的平均利润,价值规律也就不可能承担起调节社会劳动分配的任务,所以,这一任务不能不落到封建政府身上。而封建政府履行这一经济职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第二,是为了抑制商人资本的兼并活动。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经济结构一直是以家庭为基本劳动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这些个体农户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但他们为了完纳封建赋税、购买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不得不与市场发生紧密的联系。结果,一方面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较宽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也为商人资本兼并小农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个体农户季节间会交替出现物资紧缺和相对过剩的情况中国的自然条件相对严峻,灾害频仍,又导致个体农户年度间和地区间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的交替出现。在封建国家赋役的繁苛催逼下,农民往往不得不忍痛出售农副业产品以应眉急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商业投机和债利盘剥的机会,商人资本的兼并加速了小农的分化,促使大批农民纷纷破产,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或奴婢。秦汉时期,封建中央政府是建立在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在籍民户为它提供财源、兵源及役源,商人资本的兼并则加剧了自耕农的分化和破产,从而同封建政府发生尖锐矛盾。基于以上分析,重农抑商首先是为了稳定必要的农业劳258
• 第八章动力,有其历史合理性。但要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又必须鼓励和支持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整个经济领域的繁荣。因此说,在一定时期,放松对工商业的限制,推行农虞(盐铁等)工商并重的政策,也是合理的。吕后时期,因民之欲,“复弛商贾之律”,不再限制商贾“衣丝乘马”,即废除了刘邦时颁布的《贱商令》。《贱商令》的废除,使作为商业资本人格化的商人阶层十分活跃,他们“推理去就”,“争时制胜”,富至数千万至巨万。商人虽有欺诈、掠夺的劣性,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通过商人的活动,不仅为许多生产者赢得了必要的生产时间,而且使许多只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获得了交换价值,也丰富了汉代人的饮食结构吕后的这一政策转变为文、景所继承并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帝时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诏令:废除《盗铸钱令》,鼓励人民自己铸钱;弛山泽之禁允许百姓釆矿、煮盐、从事林牧;开关梁,取消过关用传(政府颁发的凭证)的制度,鼓励商品交流。在这种条件下,商品经济在战国时期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与活力,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新阶段。比如:商品流通领域的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文帝时废除《盗铸钱令》,将巴蜀严道铜山赐给幸臣邓通开采,吴王刘濞则在豫章铜山鼓铸,一时“吴、邓钱布天下”,说明中央所铸货币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武帝以后,国家统
• 吕后大传铸造“五铢钱”,至平帝时已“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货币的发行量取决于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全社会商品性生产程度不断提高。随着文帝“弛山泽之禁”等政策的出笼,社会上很快崛起“不可胜数”的从事煮盐、冶铁、畜牧、园林、鱼池、运输等行业的商品生产者。他们资金雄厚,生产规模庞大,如盐铁业“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他们虽然也置购地产,但生产的专业性极强。他们的生产行为和官营、王国营的盐铁等事业在性质上都属于商品生产。汉代的经济结构虽然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商品经济已深入到广大农村,渗透到每家每户。汉制算赋口赋、更赋以钱支付,这不仅使农民必需参与商品循环,也使农民的生产活动具有很强的商品生产性质。据笔者估算,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为完纳各种正常赋税、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日常婚丧祭祀往来,每年需要把农副业产品的1左右投入市场,生产这部分产品的生产无疑属于商品性生产武帝以后,全国统一市场和经济贸易区相继形成,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所有这一切,都使社会生产所受商品价值规律调节的比重明显提高,司马迁曾比较各类商品的利润,结论是“率亦岁万息二千”,即获纯利20%。在这种条件下,不仅投资金额较大的盐铁、林牧、行商各业容易获得巨额利润,就是一些店铺业、饮食业和其他薄技小业同样可以贏利致富。如张氏以卖酱而喻侈,质氏以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①《盐铁论·复古》
• 第八章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扩大再生产的欲望不断提高,很多人在经营中本着“务完物,无息币”的原则,让财富在运转中不断增值。随着关梁、山泽的开放,大批商品生产者积极投资于盐铁、园林、运输、畜牧各业,为汉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以冶铁业为例,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为“铁器化”的时代(即以铁制工具完全取代非铁器工具)是西汉,特别是西汉前期。即在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前,铁的平均年产量已达到4万吨,每平均占有3公斤,铁器的覆盖面积达到250至30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铁器化”的过程中,除官冶、王国冶之外,当然有“不可胜数”的私人冶铁家的一份功劳。其他诸如煮盐业的发展,武帝实行官营前已达到“盐与五谷同贾(价)”的水平。林业除釆伐天然林木外,人工植树造林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各种“桃园”、“梨园”、“枯园”、“漆园”等不绝于书;松、柏、桐、杨、柳、槐、竹等人工林也广见于记载些从事经济林木的专业林场主的生产规模往往要以“千章”、“千树”来计量。园圃业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为主的菜农、果农大批涌现,一些大的园圃主的生产规模竟以“千亩”、“千畦”计。私营运输业蓬勃发展,僦载成为陆路运输的主要形式,政府征发民间运车常常数以万计;南方水运则“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船之载,相当北方数十辆车。如上综合性国民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到西汉景、武①汉书·货殖传》261
• 吕后大传之际一度出现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描绘的繁荣景象:汉王朝建立,承袭下来秦王朝的种种暴政,百废待兴,财力缺乏。以皇帝之尊,御用的车辆都不能找到毛色一样的四匹马。宰相跟高级将领,有时候不得不乘坐牛车。人民家徒四壁,没有隔宿之粮。无论家国,都十分贫困。等到天下平定,刘邦下令,不准商人穿绸缎,不准乘车,并加重他们的负担和羞辱。到了刘盈、吕后之时,刚刚步入太平,对商人的限制,逐渐松弛,然而仍不准工商业者的子孙当官。计算官吏的薪俸和政府的开支,需用多少就向人民征收多少赋税,不多收取。山川、园地、工商税款,上自皇帝,下到封君,各人有各人的汤沐邑,都有自己的收入,不靠政府经费。文帝、景帝时期,清静节俭,使全国人民获得充分的休养。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大的灾难。如果不遇到水灾旱灾,人民可以家家自足。无论城市或乡村,仓库全满。而政府公库,堆积着用不完的财货。首都长安国库的钱,多达万万,用来穿钱的绳子,都已烂断,以致无法计数。粮仓里的谷米,一层一层地往上面堆,堆得太高,满盈之余流到外面,腐烂得不能再吃。大街小巷,连平民都有马匹,田野中更是成群结队,偶尔有骑雌马成幼马的,人们都瞧他不起,不愿跟他来往。连街头看守里巷的,都每餐吃肉,当低级“小吏”的,因为生活富裕,直看到孙儿长大,也不图谋升迁。有的在官位的时间太久,甚至把官名当作他的姓(如姓“仓”的,姓库”的),所以人人自爱,而把犯法看成一桩严重的事262
• 情,互相勉励善行,不愿受到羞辱。这种国富民殷的情景,尽管免不了有溢美之词,但也高度概括了汉初七十余年的发展情况。它既是“休养生息”政策的一大杰作,也是农虞工商并重路线的丰硕果实(三)吕后在国内民族关系上,也大体上继承了刘邦时期的政策。惠帝三年(前192年)春天,吕后又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匈奴的冒顿单于,目的是继续以“和亲”换取汉王朝最需要的和平。但是,由于当时匈奴正处在极盛时期,冒顿单于有恃无恐,骄横无礼,在刘邦病逝不久,他就派遣使者致书吕后,对她大加污辱。信中说:“我是一个寂寞的君王,又生在北方荒凉的草泽地带,长于牛马成群的草原之上,屡次到达边境,希望深入中原腹地一游。而你的丈夫刚死,想必空闺难耐。我们两人,既然都不快乐,又无法取悦自己。你不知嫁给我,各人用自己所有的,交换自己所没有的,不如你芳心如何?”这是一封措词傲慢淫亵的书信。如果按照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惯,汉与匈奴曾约为兄弟,冒顿单于这一要求似乎顺理成章,但是,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强加给一向以“礼仪之邦”自称的汉王朝,则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蛮横无理地挑衅。吕后读罢此信,羞怒交加,立即召集陈平、樊哙、季布等将相商量对策,准备斩杀匈奴的使节,出兵攻击。出于一
• 吕后大传时义愤的樊哙慷慨激昂地说:“臣愿率领十万将士,扫荡匈奴,杀他个片甲不留。”中郎将季布说:“只这几句话,樊哙就应该处斩。从前,匈奴把先帝困在平城,汉兵三十二万,樊哙身为上将军,都无法脱围。天下百姓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如今歌吟之声未绝,负伤的将土刚能离开床铺,樊哙却想动摇天下,大言不惭地说十万人就能横行匈奴,这是瞪着眼睛当面撒谎。蛮夷戎狄,跟禽兽一样,歌颂的话不值得高兴,恶言恶语也不值得恼怒。季布的一番议论显然是正确的,因为汉朝当时还不具备反击匈奴的力量。季布能够客观地分析汉、匈的形势,恐怕和他的经历不无关系。季布是楚人,为人侠气仗义,楚汉之争时,项羽任命季布率兵攻汉,多次使刘邦陷入困窘之中。项羽兵败后,刘邦悬赏一千金收捕季布,并宜称:敢私自窝藏季布者,诛灭三族。当时,季布藏在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周氏对季布说:“朝廷通缉将军追查的很急,看动向很快就要收查到我家了,将军若能听我的,我才敢献上求生的计谋,否则,我只好率先自刭。”季布点头表示默许。周氏于是给季布剔光了头,穿上毛布衣服,带上刑具,然后放到一个送葬用的车上,和他的家奴数十人混在一起,拉到鲁地卖给一个叫朱家的人。朱家心里知道这个被剔光了头的人是季布,于是让他住进舒适的房子里,做自己田庄的工头。朱家本人则赶往洛阳,求见汝阴侯夏侯婴,对他说:季布有什么罪?所谓臣各为其主用,这已是一般性的常识了。何况,能把项羽的部下全部诛杀吗?现在,皇上刚刚取得天下,而以私怨募求一人,显得心胸何等狭窄!况且,季
• 第八章布是一个难得的贤才,朝廷缉拿得如此急促,不等于把他赶着向北逃人匈奴、向南投奔南越吗?由于忌恨壮士而使他帮助敌国,这正是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缘由。你为什么不从容地去规劝皇上?”夏侯要知道朱家是当今天下的大侠,猜测出季布一定藏在他家里,于是表示同意。不久,夏侯婴找机会向刘邦讲了朱家的一番话,刘邦觉得有理,就下诏特赦季布。季布被刘邦召见后,任为郎中,惠帝时,迁为中郎将。当时,人们都佩服季布能屈能伸,刚柔相济,朱家也因此而名声大噪季布的意见终于使吕后的头脑冷静下来,她也清楚地知道,以当时汉朝的军事力量,如果跟匈奴刀兵相见,胜负实难预料。只有以好言抚慰,不给匈奴以开战的口实,继续维持两个政权之间的相对和平局面,才是上策。吕后于是命令大谒者张泽起草一封回信,其中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于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敝。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駟,以奉常驾。①话说得虽然有点令人气短,但毕竟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冒顿单于得书以后,大概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分于是很快又派使者来汉朝表示道歉,说:“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礼义,所以冒犯之处,请陛下原谅。”同时献来骏马,接受“和亲”。有些论者认为吕后在汉匈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得过于①《汉书·匈奴传》
• 吕后大传奴颜婢膝”,实在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应该说,在汉匈关系上,吕后能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接受臣下的正确意见,宁愿自己受辱也不想轻启边衅,这种处理办法正反映了她不同凡俗的政治眼光和气度。吕后把汉王朝的江山社稷看得比自己的面子更为重要,正表明她是以大局为重的。当然,吕后虽然在对匈奴的关系上坚持衅不我开的立场,但并不意味她在一切问题上都要对匈奴妥协退让。相反,她一直注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边防,以期对匈奴的侵扰相机抵抗。高后五年(前183年)九月,吕后就命令“河东、上党骑屯北地”,悄悄地在军事上加强了对匈奴的防卫力量文帝时期,由于匈奴屡犯边塞,更进一步作了加强边备、准备反击匈奴准备。其一,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改变戌卒轮换制度,实行募兵备边”政策,并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边塞,屯田筑城,以加强边防力量。其二,采取人粟拜爵,即号召商贾豪民把粮食运往边郡,授给相应爵位的办法,充实边塞储粮。其三,鼓励养马,规定“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并在西北及北部边境设立30个牧马场,用官奴婢3万人从事牧养,景帝时继续这一政策,训练众多而精悍的军马以扩大骑兵目后、文帝时期的以上措施,是在“和亲”政策的掩护下,进行的积极而主动的准备工作,为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反击匈奴和入塞作战,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吕后在正确处理汉与匈奴关系的同时,在对南越的政策上却出现了严重失误。
• 第八章南越是中国境内越人的一支。秦汉时期,越人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地区,分为闽越、南越、西瓯等部分。闽越在今浙江、福建一带;南越在今广东和广西东部;西瓯在今广东西南、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越人“断发文身,错臂左衽”,依山傍海,从事渔猎和农业。战国时,越人大部臣属于楚。秦灭楚后,秦将王翦率军继续南进,夺取越地的一部分,设置了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派尉屠雎发兵50万,分兵五路进攻岭南,先后征服闽越、南越和西瓯,在闽越设立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及其相邻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和桂林郡(在今广西境内)。秦末,闽越首领无诸起兵助汉灭楚,汉五年,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以闽中郡为其封地。惠帝三年,吕后又立闽越的另一个首领播为东海王,以东瓯(今浙江温州)为封地。由此进一步稳定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统治。南越在秦末战乱中,原秦朝南海郡郡尉赵佗占据岭南地区,阻绝道路,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王。他依靠汉族地主分子的支持,采用秦朝政治制度进行统治,使秦时由中原谪迁岭南的居民在战乱中免受损害,也使越人各部族之间彼此攻击的习俗大为改观,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保境安民的积极作用。秦朝灭亡后,赵佗出兵占领桂林郡、象郡,自称“南越武王”。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为羁縻南越,派陆贾出使南越。
• 吕后大传陆贾抵达番禺(今广州市)时,赵佗态度傲慢,头发束成一撮,竖在头上,伸开两条腿,像簸箕一样坐在那里。陆贾对他进言说:“你本是中国人(指中原地区),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国,不念祖宗,放弃中国传统装束,想要靠区区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对抗,成为敌国,大祸恐怕就要来临。自从秦王朝失去控制,诸侯豪杰纷纷起事,只有汉王刘邦率先入关,占领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成为他的臣属,可以说甚为强大。然而汉王刘邦从巴蜀出兵,用皮鞭笞打天下,遂诛灭项羽。仅仅五年时间天下平安。这不是人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天子(指刘邦)已知道大王在南越称王,却不出兵协助诛灭暴秦和西楚,朝廷文武官员都主张派出大军,向大王(指赵佗)请罪,但天子怜悯百姓在战乱频仍中已经十分痛苦,才打消原意,并且派我前来授给大王王印,和互相通好的符节。大王应该恭恭敬敬地到郊外迎接,北面称臣。想不到你竟想凭借基础未稳的南越,倔强到底。汉朝廷如果得到报告,恐怕要挖掘焚烧你祖先的坟墓,屠杀你的宗族,然后派一位偏将军,率领十万人马南下进攻,到那时,你的部下杀你投降,易如反掌。”赵佗茅塞顿开,赶紧跳起来,规规矩矩地坐下,道歉说:“我在蛮夷中生活得太久,忘了中国礼仪。”然后向陆贾请教说:“我比萧何、曹参、韩信如何?”陆贾说:“大王的贤明和能力,跟他们相仿。”赵佗又问:“我跟皇帝相比谁贤明?陆贾说:“皇帝起自丰、沛,讨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王的伟大勋业,统治天下268
• 第八章中国人口以‘亿’为单位计算,土地方圆万里,物产富饶号令统一,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而大王之众不过数万,而且遍地蛮夷,不是山峦崎岖,就是海滨水涯,一片荒凉,不过是汉的一个郡而已,大王怎么能跟汉相比赵佗朗声大笑说:“可惜我不在中国(指中原),所以在这里当王。假使我在中国,安知不如刘邦?赵佗很欣赏陆贾,挽留他住了几个月,对陆贾说:“南越这个地方,连个谈话的对手都没有,自先生来此,让我听到很多闻所未闻的事。”于是赠送给陆贾价值千金的贵重礼陆贾这次出使,终于使赵佗接受了汉朝“南越王”的封号,向汉朝称臣,遵守汉朝法律约束。从此,汉中央政府与南越政权建立了较为融洽的关系,经济文化的联系大为加强汉中央虽然臣服了南越,但西汉君臣对南越国仍然抱有戒备心理高后四年(前184年)夏五月,朝廷有人提出:禁止中原铁器及雌性马、牛、羊运往南越国。吕后批准执行,下令断绝与南越的贸易往来。由于当时南越的绝大部分铁器依靠中原输入,因此,吕后此举引起了赵佗的极大反感。他先是派人向朝廷请求“市易如故”,希望撤销禁令,想不到吕后不但不准,反而将南越国的使臣扣押起来。赵佗气愤地说:“高皇帝任命我当南越王,准许两国自由贸易,而今吕后采纳奸臣的建议,把我们视为蛮夷,不准卖给我们东西,这一定是长沙王吴回(吴芮之孙,吴臣之子)的主意,他打算利用中国的力量消灭我们,而由他兼任
• 吕后大传南越王。不久,赵佗又风闻留在中原的亲族已被族诛,在真定的祖先坟墓也被掘烧,一气之下,就决心拒汉称帝。高后五年(前183年)春,赵佗自尊为南越武帝,并出兵攻击长沙国,连破数县而去。高后七年(前181年),吕后遣将军隆虑侯周灶率兵迎击南越的进攻。但由于天气酷热,士卒多染上疾病,汉军的攻势始终没有越过南岭,两军在前线形成对峙局面。第年,吕后病死,汉军后撤。赵佗乘汉军无暇南顾的机会,迫使闽越、西瓯向他臣服,建立起东西万余里的独立王国,对汉王朝的南部边陲构成了很大威胁。由此可见,造成汉与南越关系紧张、甚至刀兵相见的局面,完全是由吕后政策失误所致。她稳住了北边,却失和东南,是她缺少对东南形势进行充分认识的缘故。南越的反叛不仅使汉朝东南边陲战火重燃,而且留给后世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汉文帝即位后,决定放弃武力,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赵佗祖籍真定,文帝下令整修赵佗父母的坟墓,特别设立官员,负责洒扫祭祀。又征召赵佗的亲属兄弟,任命他们当官,并予以重重赏賜,给他们荣耀。估计这些消息已由赵家传递给赵佗之后,文帝才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国,带着文帝写给赵佗的亲笔信。信上说我是高皇帝姬妾的儿子,被放逐到首都之外,在北方的代郡建立封国。由于道路遥远,而我又愚鲁朴实,见闻有限,所以没有向你修书问候。自高皇帝逝世,孝惠皇帝即位,皇太后吕雉主持朝政,不幸身体患
• 病,吕氏家族乘隙企图颠覆政府,幸赖宗庙显灵,功臣们出力,才把他们诛灭。我因为王侯及元勋大臣们的坚持,不准推辞,不得不继承帝位,现在已经即位。不久前,接到报告说,你派人送信给隆虑侯周灶,要求遣送你的亲人兄弟前往南越,并要求撤退驻扎在长沙国的两支汉军。我已依照你信上的意见,调回博阳侯陈濞所率领的驻防长沙国的军队。你在故乡的亲人兄弟,已派人照料,并整修了你祖先们的坟墓。前几天,又接到报告说,你再度发兵出击,在边界造威灾难,长沙国受害很重,而南郡更苦。问题是你的国家,难道因此受到好处了吗?战争一旦发动,必然造成士兵将领的死伤,使人的妻子成为寡妇,使人的儿女成为孤儿,使人的父母无依无靠,得到一分而丧失十分,我不忍心做这种事情。我准备重新划定两国边界,调整犬牙交错不规则的分界线,并为此询问主管官员,主管官員说:‘这是高皇帝厘定的界线。’我不敢擅自变动。事实上,中国得到责国土地,并大不了多少,夺取责国的财货,也不会使中国更为富有。但愿五岭山脉以南地区,贵国自行治理,中国决不干预。不过,你称皇帝’,就有了两个皇帝,而又缺少一介使节来往,这才发生争执。只知道争执而不知道让步,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的行为。我建议我们共同拋弃以前的怨恨,从今天起,直到永远,互相派遣使节。”陆贾到了南越,赵佗恐惧,深表歉意,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书,作为藩属,按期进贡。并下令国中说:“我听说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存。汉皇帝(刘恒)是一位贤明
• 吕后大传的天子,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称皇帝,撤销黄绫车盖、左侧大旗。”于是给汉文帝写回信,在信的开头自称“蛮夷酋长、老夫、臣赵佗,昧死再拜”,在信中说:我是故秦南海郡的一个官员,蒙高皇帝赐给印信,封我为南越王。后来孝惠皇帝即位,在道义上不忍舍弃,赏赐给我的礼物,至为厚重。可是等到吕雉当权,听信佞臣谗言,跟邻国蛮夷划清界线,下令说:不可以把下列东西卖给他们:金、铁、耕田用具,马、牛、羊。即令卖给他们,只准卖给他们雄的,不准卖给他们雌的。’我的国家十分荒僻,马牛羊都要老了,我以为是自己祭祀不周,神明降罚,是我的罪过,所以先后派遣内史藩(姓不详)、中尉高(姓不详)、御史平(姓不详),三次前往长安,上书请求宽恕,想不到全被扣留,不准他们回国。接着又听说我父母的坟墓被破坏削平,亲人兄弟全被屠杀。我属下官員议论说:‘既然汉政府这么待我们,我们就不必依靠它。”这才自称皇帝,只不过对内使用,并不敢伤害天下。可是吕雉却大发脾气,撤除南越王称号,断绝使节,阻塞交通。我疑心是长沙王昊回从中挑拨,所以才出兵骚扰他的边境。我在南越四十九年,于今已有了孙儿。然而凌晨即起,深夜才睡,卧不能安枕,食不知滋味,眼不看女人的美色,耳不听欢娱的音乐,只为了不能侍奉汉室。而今陛下哀怜我,恢复南越王的封号,又准许交通来往,我已如愿以偿,即令死亡,名声不灭,我已除去帝号,不敢与汉室匹敌陆贾返回长安,向文帝详细汇报了出使经过,文帝非常272
• 高兴,庆贺这次安抚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纵观汉初南越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它同汉政府的关系既与匈奴不同,也与其他诸侯国有异,而是西汉政权下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成分的藩国。这种藩属关系,在汉政权尚不够强大之时能维持一方的稳定局面对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积极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后失和南越,是她执政期间外交工作的严重失误,而文帝挽回与南越的对立局面,则是一项英明之举。当然随着汉王朝中央集权加强的需要这种具有较大独立性的藩属国,就要被加强皇权的历史趋势所扫荡了。73
• 封诸吕刘章发难第九章立新君平勃建勋吕后一生中犯下的最大失误,是她在临朝期间培植起个吕氏外戚集团,从而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在她死后,马上就酿成了一场刘氏皇族集团同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流血斗争。吕后在惠帝亲政期间,虽然对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加以残酷杀戮,但培植吕氏外戚集团的意图还不十分明显,她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为了巩固惠帝的地位。在处理国家政务方面,还能放手让元勋大臣们参政议政。但惠帝死后,情况急转直下,吕后开始效法刘邦的做法,希望通过封诸吕为王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高后元年(前187年)冬,吕后准备封吕氏兄弟为王,但又不敢独自做主,于是询问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反对说:“高皇帝曾杀白马跟群臣歃血为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天要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不符合盟约。吕后老大不高兴,想当面反驳,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