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前，我跟随一支扶贫队伍到了青海西宁，那里条件很艰苦，千里干涸，连孩子都喝不上水。我也发了微博：“那些孩子看着我的眼睛，分明在说，没有水了，救救我。我真切地感同身受……”
回到上海以后，我开始发烧，嘴里长溃疡，后背长出红色的疹子。
刚开始我没太在意，然后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话。我昏沉沉地赶回温州，看到母亲的一刻，也听说她并发了急性脑炎，一种剧痛也像箭矢般刺穿我的脑海。
红斑狼疮是一种遗传易感性的病。
母亲生前“你也会得的，因为你是我女儿”的话在我脑海里轰轰作响。
我恐惧得无以复加，跑到医院做了血液、皮肤病理、抗体、免疫荧光带等一系列检查。我记得有十一项指标。观察数值变化和等待全部结果出来，花了一周。
那一周，其实我能感觉身体有所好转，烧也退了，但恐惧并无消减。我精神高度紧张，也疲惫不堪。就在那一周，母亲剧烈呕吐和痉挛，精神狂乱，最后停止呼吸。
三年前，警察也拿到了我的体检报告。也许你也知道。
几组抗体的筛查结果都是阴性，可以排除红斑狼疮。
其实那一阵，我只是太累了。疲劳和紧张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仅此而已……
无论如何，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感到幻灭，所以无论如何想见姐姐一面。我想告诉她母亲的死讯，告诉她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过去的事情理应谈谈，然后放下。毕竟自四岁分开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
尤其在当时，我以为自己和母亲一样，也患上了可怕的致命的恶疾。
所以在一种应激般的情绪里，我给姐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你是不是从警察那里知道了很多事？你能猜到，对吧？
我用了那个名为Iris的邮箱。
那封邮件我后来删除了。我想，其实警察也没太关注那个邮箱里的邮件。
那封邮件很短，只写了一句话：“我一直都知道，姐姐，我们约个地方见面吧。”
刚按下发送键，我就后悔了。
无论是那句“我一直都知道”的轻飘飘的话，还是做这件事本身，都让我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hotmail邮箱没有撤回的功能。
尽管我惴惴不安，为自己头脑发昏的冲动行为感到后悔，也无非是一滑而过。因为没过多久，我的心情不禁变得明朗，检查结果出来了，我没有患上重疾。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又忙于母亲的后事，偶然拿出手机看一眼收件箱，心里虽然紧张，却没有勇气再发去邮件解释和询问。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自觉被巨大的压抑笼罩太久，所以干脆手机一关，背上行囊，钻进郁郁葱葱的山林。一钻就是大半个月。
后来我和警察说，那大半个月我连新闻都没有看，这是真的。但我打着散心的旗号游山玩水，实际上却是在庆祝自己没病没痛，应当好好享受人生。
在某些热烈的篝火之夜，我也会猛然后背冰凉，生出残酷的预感。我也会在梦中惊醒，陷入慌乱中。我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她……不会真的得病了吧？我想着红斑狼疮在遗传基因里的“隐蔽抗原”，想着看见母亲形枯色槁时自己的恐慌，想着这个病在双生子之间的极高关联概率……
但随即又觉得自己想多了，庸人自扰……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患的是别的病。
很多年以来，我说着“我都知道，我都理解”。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时常发着文章，做着演讲，大声疾呼，应该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知道他们。但看见就代表知道吗？
我不知道姐姐患了什么病，不知道她的痛苦和恨意有多深，我甚至不知道她恨我的真正原因，所以我连自己成为刽子手都不自知。
后来我看着姐姐困在那个房间里的视频——她把自己困在那间她小时候居住过的房屋里。她对着镜头说“我的名字叫涂姝”，也对着镜头呼喊救命，用迸裂带血的指甲抓遍四面灰墙……但无人拯救。我跪在高楼天台的栏杆旁边，只觉得痛不欲生。
那不是她的表演，而是她最后的呐喊。她一辈子就呐喊了这一次。
这也是对我最后的惩罚。
在她声嘶力竭以后，她蜷缩在地板上，对着镜头最后说了一句话：“没有水了，救救我……”其实那句话，她是对我说的。
其实那后面还有半句话，她用干裂的嘴唇无声地张合，只有我看得懂。
她说：“你根本不知道。”
所有的错，都源自我的自私、虚荣，以及自大。
我躲进山林自我庆祝了半个月，终于在不祥的梦魇里惊醒，我冷汗涔涔，看见手机亮起来，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们在温州聚聚。”后面附了彩虹路的地址。
有一瞬，我生出欣喜，因为我立刻明白这是来自姐姐的邀约。但不祥猛然开始扩张，我很快想起那个地址，正是高二那年，我去县城寻找姐姐时经过的地方！
我匆匆赶回城市，突然在一种更大的不祥预感里打开网络，没有由头地翻着……
那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在不祥里毫无由头，因为在那一个多月里，我把曾经联系了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的事情抛至脑后。我曾牵着她们的手，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姐妹”。原来在我心里，根本没有她们。
当我开始惊骇地拨打她们的电话时，对面已经无人接听……
那时，我站在城市的边缘，在我面前耸立着一栋灰色的高楼。盖了顶，封了门，但我认得它。即便没有顶，没有门，只有赤裸的框架，它也是一只无法出逃的牢笼。
我拾级而上，走上十七层，再走上天台。我惶然赴约，紧张得如小时候在学校礼堂的登台，我想，我是不是又要开始表演了，那里起码会有一个观众……我要如何面对她……
但一个观众都没有。我始终没有见到她。
我在荒楼十七层之上的天台，颤抖地推开那扇门，走进去，门就随即关上了。
我在那个房间里困了九天，但有面包和水，夜里也有微光。
我没有表演，只当了观众。
在那个房间里，我把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的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着她们在没有水的牢笼里挣扎，也看着她们细细地说着自己的人生。
我曾经对她们夸下海口：我知道你们需要钱，我知道你们有多困难……到那时，我才知道自己对她们一无所知。
我曾经慷慨地打开挎包，递给她们每人二百元。
九天后门开了，我跪在天台的边缘，又在网络里看到了姐姐。她给我留下最后一句话：没有水了，救救我……你根本不知道。
从未亲身体会，我能知道什么？
在那个房间里，姐姐还给我留了一份她的录像。隔着荧光屏，多年以后，我们两姐妹终于面对面相见。
那份录像和莎丽她们的录像，姐姐拷在一台手提电脑里。型号挺老，笨重而厚，上盖下翻后有一条缝，屏幕的光会保留半秒钟，然后才熄灭。这些年，我无论搬家到何处，都一直带在身边。
毕竟，那是她的。
那些录像，就一直待在那个灰色的方块盒子里。
那是她留给我的罪罚，也是我和她共同的罪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