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有一年春季，桃红柳绿，风光无限，苏轼携书童前来泰山游玩，两人走走停停，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佑庙前。佑庙里有不少碑刻，大都是历代帝王将相所立，名家名人所书，苏轼与书童随人流进了铺庙，观赏碑林。
这时，打东边过来一位气宇轩昂，风度不俗之人，苏轼仔细一看，不觉大喜过望，那人竟是他的好友王安石。苏轼连忙招呼：“王大人，怎么这么巧，你也来游泰山？”
王安石见是苏轼，一边观赏碑文，一边回答：“只许你这位大诗人观赏泰山风光，铺庙碑刻，就不许我也来凑凑热闹？”苏轼急忙辩解：“哪里话，能与王大人同游佑庙碑林，实乃人生一大幸事！”说完用手一指身后：“这是书童福德。”王安石用嘴一撇右前方那位年轻人，说：“我的书童学智！”
王安石话音刚落，福德便跑过去与学智打招呼，谁知学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只是“哼”了一声，算是打招呼。
四人不紧不慢边看碑文，边朝前走去。来到一块微微向东倾斜的石碑面前时，四人止步，评头品足。福德因刚才看了学智的脸色，心中不快，就上前一步，抢先说道：“安石不正影子歪！”学智何等聪明，一听人家福德在讽刺自己的主人抛岂肯罢休，脱口接道：“轼前倾根基斜！”
听见两位书童斗嘴，王安石插话说：“学智说得一点没错，此碑确实因为根基斜了，才轼前倾啊！”苏轼“嘱”了一声，说：“王大人言之有理，不过，咱福德说得更有道理，身子不正影子才歪么！”说完，王安石与苏轼相视着“哈哈”大笑起来。
见主人大笑，福德与学智也跟着吃吃地笑了。
北宋庆历七年，杭州一带阴雨绵绵，到了□□月份收割庄稼的季节，田地里颗粒无收。米价一天一个价，到了十月，米价已从原来的每石400文猛涨到每石1500文了。为了阻止米价节节上涨，大宋朝廷连连下发官文，要求每石米的价格控制在500文左右，违者就地斩首示众。
杭州时任知府吕向高为了落实朝廷政策，限制杭州府下属各县市面上的米粮涨价，特派几名心腹到各县巡查。心腹们先后回来禀报说：“大人，惨不忍睹啊，街头到处都是饿死的灾民，请您快想办法啊，快向朝廷求援吧……”
自从规定大米不准涨价后，杭州府的米商都不愿意把米拿出来卖，导致市面上无米可供，饥民纷纷外迁，杭州街头到处是饿殍（piǎo，饿死的人）。吕向高已向朝廷求援3次，可朝廷来信说陕甘一带连年大旱，朝廷国库空虚，无力顾及江南一带的灾情，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吕向高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时他派往鄞县的心腹也回来了。这个心腹一回来就跪倒在地，大呼道：“大人，鄞（yín，属浙江省）县出大事了。”
在吕向高的催促下，这名心腹从腰间掏出一张盖着鄞县印鉴的告示，说鄞县县令王安石违抗圣旨，不但置朝廷每石米500文之规定于不顾，而且还公开发布告示允许大米涨价，鄞县的大米每石已涨到3000文了。
作为县令，王安石不仅不抑制米价上涨，而且还推波助澜，致使米价涨了6倍，这是杀头之罪啊。吕向高看完告示后，惊讶不已。他心想，这王安石仗着祖上世代为官，肚子里有些墨水，在江南有些名望，竟敢无视朝廷圣命，得找他算账去。
第二天一大早，吕向高就带着师爷和一帮心腹，兴师动众地来到鄞县。王安石早已领着手下在城门口等候他了。
这时，只见王安石的师爷来到他身边，在其耳边悄悄耳语，一旁的吕向高见状，朝那师爷大喊道：“你家大人已经快成朝廷的死囚了，有什么事不敢大声说出来让我听？”
那师爷吓得跪倒在地，王安石说道：“你就照实说吧。”
师爷点了点头，对吕向高说：“吕大人，是这么回事，自从我家大人发出布告允许大米涨价后，各地米商纷纷涌进鄞县，他们为了感谢我家老爷，不断给我家老爷送银两。前几天，一个外地米商没有给我家老爷送银两，老爷就派我跟那米商索要，这不，那米商拿着银两来了。”
师爷的一番话，更让吕向高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心想这王安石的胆子也太大了，大灾之年不仅不为朝廷着想，还擅自抬高米价，收贿索贿，发国难财，这样的人砍头100次都不够。
吕向高咆哮道：“将那米商带来。”不一会儿，一个肥胖的米商被推到吕向高面前跪下，他吓得哆嗦着身体道：“大人，草民有罪，但这不全是草民的错。鄞县发布公告说这里允许大米涨价，我作为商人当然想卖高价，就跑来了。至于给那位大人送礼，本不是我的意愿，是那位大人派人来索要，我才不得不……”
“滚！滚！”吕向高不等那米商把话说完，就把他骂走了。随即，吕向高问鄞县师爷：“你们一共收了米商多少贿赂，可有账目？”
师爷答道：“回老爷，全部有账。”
吕向高下令将王安石和他的师爷押回鄞县县衙，准备审理后上报朝廷处决。
城门离县衙有一段路程，当吕向高带领一队人马路过一个集市时，那里人头攒动，闹市不远处还传来唱戏的声音和阵阵掌声。大灾之年，杭州其他县城都饿殍满街，一遍凄凉，可鄞县不仅集市繁华，还有唱戏的。吕向高满腹疑惑地来到那唱戏处，戏台前看戏的老百姓见有官府人马到来，正要散去，吕向高大喊道：“各位父老乡亲，我乃杭州知府吕向高，来本地视察灾情，大家不必惊慌。”
吕向高在讲话时，老百姓已看到他们的县令王安石被捆绑押解，纷纷围拢过来，下跪求情说：“大人，为何捆绑王县令，他可是好官啊。”
吕向高把王安石擅自抬高米价、收受贿赂的事情讲了一遍，突然一位老妇人来到吕向高面前大声说：“你说得不对，敢问大人，这大灾之年，咱杭州府哪个县不是街市萧条？你再看咱鄞县，米粮充足，街市繁华，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是谁的功劳？是王县令的！请问大人，我们王县令何罪之有？”老妇人的话引来一片掌声。
吕向高无言以对，这老妇人说得没错，鄞县确实没有一点受灾的迹象。他沉默片刻后对围观群众说道：“我会好好调查，给大家一个交代。请放心，朝廷不会冤枉一个好官，也决不放过一个贪官。”
来到鄞县县衙，吕向高公开审理王安石。公堂上，吕向高问王安石为何置朝廷圣命于不顾，抬高米价。
王安石神情严肃地说：“大人，如果执行朝廷规定的米价政策，鄞县跟其他县一样会饿死很多人。不放开米价，哪个米商愿意出售大米？”
“这样高的米价，老百姓买得起吗？”
“大人有所不知，江南历来富庶，不仅鱼米丰饶，商业也十分发达，普通人家几十年下来，都小有积蓄。乍遇荒年，人们需要的只是粮食，米价虽高，俭省一点，也能坚持一年半载。那些家庭贫苦，无力买粮的人家，我会发给他们银两救助。”王安石边说边叫师爷将救助名册拿来呈递给吕向高。
救助花名册上，不仅详细记录了受助人的名字、住址、家庭人口，而且还有受助人按的红手印。吕向高翻看完毕后，语气有所缓解，问道：“救助的钱来自哪里？”
“大人有所不知，那些米商发财后，个个欢呼雀跃，纷纷给我王安石送来金银。如果我拒收，他们一定会诚惶诚恐，我就收下他们奉送的银两，登记造册后又发给那些无力买粮的穷人。”王安石叫师爷将那份收受米商银两的花名册拿来。吕向高将两个花名册进行比对，一收一支，分毫不差。
吕向高这才发现王安石的高明处，大灾之年他将鄞县治理得这么好，实在不简单。他不仅没有治王安石的罪，反而将鄞县的做法上报朝廷，请求朝廷嘉奖王安石。他甚至还向王安石请教下一步应对杭州府灾情的办法。
王安石建议杭州府境内都将米价彻底放开，说一开始米价会节节攀升，但不出3个月，米价就会回落到1500文左右一石。吕向高根据王安石的意思，通令江南各地放开粮价，米价一下子冲上每石3500文。全国各地的米商得知消息后，都源源不断地把米贩到江南来。江南市面上大米充足，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不到3个月，米价果然又回落到1500文一石了。
江南民众终于渡过了难关，杭州府却又面临新的问题，陕甘一带因大旱缺少米粮，朝廷下令要求各地支援。
王安石又给吕向高出主意，让他即刻发布公告，以每石1000文的价格收购大米。
大米1000文一石，米商们肯卖吗？吕向高半信半疑，王安石却胸有成竹地说：“大人有所不知，前阵子这里的米价飞涨，全国各地的商人都把米贩到我们江南来了，赚足了腰包，眼下米粮越积越多，再过几个月江南新米就上市了，那些商人不好再把米粮运回去，只能降价销售，否则就会赔本。我算了一下，1000文一石，米商已经保本了。”
吕向高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以1000文一石收购了大量米粮，运往陕甘一带，受到朝廷嘉奖。王安石也因此名声大振，后来成了北宋的一代名相。
苏东坡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由于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两人逐渐疏远，最后到王安石晚年，他们为各自的政见闹得水火不容。王安石改革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相讥讽，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也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
元丰初年，那些记恨苏东坡的人抓住他写诗讥讽朝廷的事奏了他一本。神宗看了，十分震怒，派人把苏东坡抓来投入了大狱。苏东坡很清楚这次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
再说王安石，罢相后早已退隐山林，所以不知苏东坡入狱的消息，等这场轰动朝廷的“乌台诗案”传到江宁时，苏东坡的罪名已定。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皇帝。信中说，哪有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反而为些小文字惹的麻烦去杀那有学问才华的士子？
宋神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曾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推行变法。王安石虽然早已退隐，但神宗对他还是十分敬重。神宗看信后，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东坡放了，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做小官。从此，“王安石一言救东坡”的事，便成为历史上“文人相亲”的一段美谈。
王安石打算身边再要个书童，可连着看了几个都不中意。这一天，家人又找来个书童，请王安石过目。王安石问了他几个问题，小家伙答得不错。王安石看他聪明伶俐，也没说什么，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交给了家人：一月又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一家有六口，两口不团圆。家人看了，沉思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就把小家伙留下了。
苏轼
（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宋仁宗年号，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嘉祐元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四月至元丰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元祐四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
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御赐谥号文忠（公）。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王实甫
（生卒年不详），名德信，今河北保定市定兴县人（古定兴），生平事迹亦不详。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河北定兴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
《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可知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不无坎坷，晚年退隐。曲中又有“且喜的身登中寿”，“百年期六分甘到手”，可以推断他至少活到60岁。这首散曲又见于《雍熙乐府》，未署名。因此，学术界对它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看法。
《西厢记》最早的来源是唐代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不过它是以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它和《董西厢》在情节上相差无几，但在每个方面都进一步加工、发展和提高，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也更为鲜明，特别在心理描写上，细致、精确，引人入胜。《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中原音韵》曾把《西厢记》第1本第3折的曲文作为“定格”的范例标举。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凌波仙〕吊曲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羡，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可见，他的作品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很为人所推重，《西厢记》其时已被称为杂剧之冠。
王实甫所作杂剧，名目可考者共13种。今存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3种。《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都有佚曲。其余仅存名目而见于《录鬼簿》著录者有《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赵光普进梅谏》、《诗酒丽春园》、《陆绩怀橘》、《双蕖怨》、《娇红记》9种。对王实甫曲目，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娇红记》非出王手，或认为《诗酒丽春园》亦非王作，还有人认为今存《破窑记》是关汉卿的作品，但都非定论。明清时代还有王实甫作《月明和尚度柳翠》和《襄阳府调狗掉刀》的著录和传闻，均不可靠。此外，自明代开始，出现《西厢记》是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或关作王续等说法，也都不可信。
王实甫还有少量散曲流传：有小令1首，套曲3种（其中有一残套），散见于《中原音韵》、《雍熙乐府》、
《北宫词纪》和《九宫大成》等书中。其中，小令《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较有特色，词采旖旎，情思委婉，与《西厢记》的曲词风格相近。
《西厢记》在王实甫现存的3种杂剧中，5本21折的《西厢记》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辛弃疾
，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追赠少师，谥忠敏。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现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满江红（家住江南）》、《沁园春》（杯汝来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著有《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公元1207年秋季，辛弃疾逝世，年68岁。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示众，后砍头）。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淳熙八年冬，农历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绍熙五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春，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庆元二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1196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1178年决定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定居。1181年冬，41岁的辛弃疾因受弹劾被免职，归隐上饶。 淳熙十五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见后文“名士相会”）；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
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