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室负责储存世界各地的货币,随时供给秘密行动使用。
安全室负责保卫本局的秘密设施,并负责对局里的雇员和新招募的外国间谍进行测谎检验。
医务室负责提供政审合格的精神科医生和内科医生,为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治疗疾病、对准备招募和已经招募的人员进行精神状态分析。
总务室负责管理中央情报局的武器、仓库,供应各办公室的一般装置和用具,以及驻外站和分站的秘密设施。
训练办公室负责培养、训练该局有关人员的特殊技能。
人事室负责招募中央情报局的职业人员,并保管他们的档案。
通讯室负责维修驻外站的秘密通讯联络设施及国务院和驻外使馆、领事馆之间的通讯设施。
情报司:它是中央情报局的主干机构,主要负责对外情报的搜集尤其是对这些情报的鉴定、评估、分类,以及进一步的、详尽的分析与研究。编写《情报动态报告》,供总统和总统周围的核心人物参阅。
情报司下设的分支机构主要有:政治情报研究处,战略情报研究处,动态情报研究处,图像情报研究处,地理制图研究处等。政治情报研究处,战略情报研究处,动态情报研究处,经济情报研究处主要是在情报分析、整理、分类后,由各个领域的情报专家进行深入的研究,上升为结论性的成果呈交给以总统为首的核心领导层,作为决策时的情报参考。而图像情报研究处,地理制图研究处则主要时分析美国的高空侦察飞机、间谍卫星等传回的照片,负责解释、说明照片上的地形、物体及场景等。例如,1962年,通过对美军拍到的古巴马里埃尔军港的照片进行分析处理,图像情报分析处发现了该港内有苏联的舰船在卸装导弹发射架等物品,于是将这一情报迅速汇报给总统,使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了先机。而地理制图研究处则和间谍卫星传回的高技术照片关系更为密切,通过对这些照片的分析和处理向美国军队提供实时的第一手详实的地形资料。
情报司还设有外国新闻广播室和资料部。外国新闻广播室负责从外国电台的新闻广播和世界范围内的电子监听系统搜集情报,为《情报动态报告》提供资料;资料部是一个完善的图片资料库,有搜集书刊、资料和文件的普通资料库和用电脑储存的外国人物传记、工业情报的特别资料室。
科学技术司:科学技术司室是中央情报局最小的一个司,其主要职责是进行基础研制工作、侦察卫星操纵及对尖端技术领域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负责中央情报局的电子信号情报处理,还负责把一些尖端技术应用于情报工作的研究活动。该司有工作人员1300余人,大多是一些高水平的电子和空间技术领域专家。科学技术司下设六个业务室、一个国家级的图片判读中心和一个完善的图片资料库。近年来,科学技术司的正常工作程序是:利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经费,完成情报搜集系统的研制。一旦该系统臻于完善即转给国防部。对于少数特别机密的系统,中央情报局握有控制权。
中央情报局除上述庞大而复杂的总部之外,还在美国20多座城市设有分局,进行着广泛的情报活动;它还在1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情报站,派有情报人员,大部分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几个系统之间、分局和分局之间,彼此都互不通气,更不得泄露自己的活动秘密。譬如,情报司虽然可通过秘密行动司得到情报,但这情报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得到的,却完全属于秘密;行政管理司按照秘密行动司的要求提供一切秘密行动的设备、物品,但不能过问其内容和目的。中央情报局就是在其内部,也被保密的帷幕遮盖得严严实实的。
中央情报局除了本部之外,还设有几个属于它的独立机构,如:
美国技术转让估价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为稽查泄露工业技术情报的公司和个人而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和通报这方面的情报和存在的问题。
美国全国间谍情报任务分配中心:由美国第13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于1992年设立。通过该中心,建立起全国协调一致的情报任务分配机制,即把情报任务分配给那些获取情报可能性最大、承担风险最小、所用经费最少的间谍区完成。该中心在中央情报局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副局长领导下开展工作,国防部和国务院也派人参与其事。一位前中央情报局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官员说,改进间谍情报工作的“真正挑战在于安插既会说当地语言,又善于了解世界热点地区动向的秘密间谍。”要培养、安插这种人,往往比建立一套电子监听系统所花的时间还要长,但这种做法省钱而富有成果。
特别行动小分队:这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重要部门。他们采用最新技术,运用各种变幻莫测的手法,在各国首都、军事基地等要害部门进行电子侦察工作,用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方法获取重要情报。
情报解密工作处:该处事20世纪90年代初,盖茨上台后,为推动中央情报局“公开化”进程而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历史性情报问题,比如公开U-2飞机秘密档案等等。
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培训新举措(1)
据有关传媒披露,2002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新成立了一所大学,美国的特工们要在这里速成至少一门外语,学习怎样给总统写报告,研究如何应对一场全球性的危机。
栖身商业区的保密学校
学员出入中央情报局大学主教学楼都必须经过安检,教材封皮都标示着“机密”字样,电话分成绿色(保密)和黑色(普通)两种。至于这所大学教学楼的地址,人们只知道它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商业区,周围全是办公楼。具体是哪一栋,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中情局大学主教学楼本身并没有悬挂任何让人联想的招牌。它的停车场甚至是对外开放的,只不过停车场入口处有一位保安负责检查证件。
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紧挨着一片绿草茵茵的山坡。一位路透社记者偶然听到过几位中情局官员半开玩笑地提到那儿可以建造一个体育馆,还给体育馆也起了一个代号——“好斗的鼯鼠”。
中情局大学由11所学院组成,其中有些学院已经成立多年,有些则是在“9.11”事件之后应运而生。大学的宗旨也很简单:更好地协调中情局各机构对特工的培训工作,提高谍报工作效率。中情局大学校长弗兰斯.巴克斯曾经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情报局新聘的雇员数以千计。在今后几年里,他们都将到这里来受训。我们正在为未来整整一代人提供强化训练。”巴克斯还说:“‘9.11’之后,中情局大学的训练内容加强和拓展了安全防范意识,计算机安全、人身安全、信息安全——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如此。”
2002年1月30日,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正式宣布中情局大学即将诞生。他说:“从现在起,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进行工作紧凑性和灵活性地训练,这就是这所大学的职能所在。我国所面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危险和机遇及其变化速度都使这种需要有增无减。”
奇特的团队训练
在中情局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是为期4天的“为总统写报告”课,因为每位总统对中情局呈交的报告都各有一些特殊要求。另外一门课的代号是“CIA201”,为期3周,其宗旨在于培养学员的团队精神。因为中情局大学的学员来自中情局各个部门,有搞技术的、搞财务的、搞分析的,也有专搞秘密工作的,专业背景差异很大。
“CIA201”课程首先让学员进行“鼯鼠”练习:每位学员都要被同学用绳子吊到离地面10~20米的高度,除了信任拉绳的同伴不会撒手让他摔死,别无求生之道。
轮流当完“鼯鼠”之后,是集体走平衡木练习,学员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平衡,也不能让同伴掉下去。同组学员都在平衡木上站住了脚,才能算是成功。据这门课程的教员说,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每一个小组中,不可避免地总是有学员表现出只考虑自己的倾向。
最后是紧急应对危机小组练习。学员们首先观看一部假想某个“无赖国家”入侵美国盟国的录像片。在该片模拟的恐怖袭击行动中,入侵者使用了导弹、坦克和化学武器。接着,教员分发给他们关于该片涉及的两个国家的情报手册(请注意,这份情报手册所载内容是完全真实的,因而记者被禁止公开这两个国家的名字),要求学员提出对冲突后果的构想。其间,学员会受到一连串干扰:电话铃响个不停,教员敲门要求得到最新情报等等。学员们还需准备一份局势报告,并向即将赶赴白宫参加会议的中情局官员作简要汇报。教员告诫学员们说:“局势极不明朗,只能在不完整的情报基础上,尽力作出结论。”
强化语言培训
在美国准备空袭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前夕,因为缺乏懂得阿富汗当地部落语言的人才,中情局受到了尖锐批评。痛定思痛,目前,中情局正在大力强化对雇员的语言训练。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和德语都被列为“核心语言课程”。少数特工还被要求通晓某些小语种语言。
按中情局大学的安全条例规定,语言教员必须来自美国本土,有执教经历,还需经过中情局的背景检查。不过,校长巴克斯说,如果中情局高层不能确定对懂得这些特殊语言的人才有长期需求的话,他们就没法找到合乎中情局安全规定的教员。要知道,“达里语(现代波斯语的一种,主要为中塔吉克人使用)不是一夜功夫就能通晓的,需要很多年的学习”。
中情局大学的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将来要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因而中情局无法利用商贸语言学校,甚至也不能利用国务院的语言培训项目。一名正在中情局大学学习法语的特工说:“外交官是不会和我们需要接触的那些人交谈的。你和一名恐怖分子交谈所需要的词汇也不会被外交官用在他们的场合。”至于商贸语言课程也同样缺乏情报人员所需要的词汇。“有几个生意人会讨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足以致人死地的导弹降落距离呢?”
中情局大学的语言课程普遍采用计算机教学。学员念单词时,特定的软件程序能在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出其声音的波纹图,并判断出学员是否正确地使用了他的舌、齿、唇进行发音。
培训不仅在此
实际上,对中情局地下谍报人员以及被派往海外搜集外国搜集外国情报的特工来说,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还是显得过于引人注目了。因此,他们主要的受训地点也不在那里,而是在弗吉尼亚州另外一处隐秘的角落。那里的代号是“农场”
在“农场”,学员的学习成绩和平时的表现对其日后的谍报生涯有着直接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情局大学“业务董事会”的秘密培训项目中,如果学员暴露出的弱点较多,他(她)不仅没有资格参加下一步培训,甚至有可能遭到淘汰。
中情局大学情报分析方面的教材包括:《思想家的百宝囊》,作者摩根?琼斯;《好人该怎样作出艰难的抉择: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解答》,作者拉什沃斯?基德尔。
给中央情报局亮分(1)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规定,中央情报局主要承担下列任务:
1. 就有关国家安全情报活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2. 协调政府各个部门的有关国家安全情报活动,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
3. 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进行分析和鉴定,并分发情报。
4. 搜集、编写和分发国外情报、反间谍情报和毒品走私及恐怖活动等情报。
5. 在国外从事情报、反间谍活动,并协调其他机构的反间谍活动。
6. 完成总统批准的各种特殊任务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央情报局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搜集经济情报和其他国际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反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和防止毒品走私等问题。克林顿政府明确指示中央情报局在国际新形势下主要有三大使命:
一是努力掌握介入武器扩散和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情况,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国家是朝鲜和伊朗。
二是严密注视那些一旦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不利的变化可能会使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的情况,比如俄罗斯和中国。
三是尽一切努力协助美国政府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国外生意场中进行公平交易。查清那些为了从美国手中夺走经济合同而进行的一切收买或行贿活动,以保障美国企业在生意场上的竞争中赢得胜利。
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恐怖分子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首要任务,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反对恐怖主义仍然会是中央情报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保密是首当其冲的神圣职责。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央情报局总部时,马上就会有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接触情报的人必须服从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保密,即不得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和丈夫在内)。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还必须形成这样一种特定的观念:为了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劣迹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只有局长一个人知道由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零星材料整理而成的综合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活动由公开合法和秘密非法两种途径。公开合法途径是指利用政府、军队和民间驻外机构,以外交官、国防部代表、民间驻外人员等身份为掩护,秘密派遣谍报人员,也有的谍报特工伪装成学生、商人、记者、专家等混入侦察对象国,所有这些谍报人员都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在当地开展秘密谍报活动;秘密非法途径是指采取非法手段进入侦察对象国从事谍报活动,主要的方式有:以移民的方式,申请合法入境,长期居留;利用偷渡、空投等手段秘密潜入;招降被抓获的外国间谍,经过训练后再派遣其回国充当自己的耳目。
中央情报局搜集情报的具体做法有:
运用现代电子仪器窃听;
用重金购买有价值的情报;
运用打入或拉出的手段,通过内线窃取敌对国家的内线窃取敌对国家的内部机密;
以特定的目标进行偷拍、取样;
以记者、商人等身份与某些人交往时故意套取;
侦察对象国内的军队、政府官员或掌握重要机密的机要人员、技术专家进行策反,使其背叛本国,然后从其身上获取高质量的情报和政治宣传上的好处;
使用间谍卫星等尖端技术手段搜集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庞大情报网络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为美国决策当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抢占先机、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行动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为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清除了障碍,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某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央情报局的许多情报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其成就和功绩是巨大的。
当然,在巨大的光环下面,阴影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央情报局在其间谍活动中,大量采用贿赂、讹诈等不光彩手段,为达到目的甚至从不考虑其行动的合法性和道义的合理性;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下严重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如1953年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1960年暗杀非洲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吧、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消息封锁十分严格,虽然有助于保密,但也助长了内部机构之间抢功的不良风气;此外,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官僚作风十分严重,尤其是表现在那些主持情报评估判断的人,他们身上具有典型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四平八稳的作风,但是只要他们的判断刊印出来,整个组织都的将其当作行为准则,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永远也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也许,对中央情报局的总体评价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而且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公认为的:中央情报局是迄今为止最为庞大、最有影响力的间谍组织,它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9.11”一个转折点(1)
在中央情报局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一段尴尬的日子:冷战时期,它被美国当局所看重,白宫不遗余力地帮助其发展壮大,恨不得让它渗透到敌人的每个细胞中。但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它却被搁置在被遗忘的角落。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让美国政府饱尝缺乏情报的痛苦。为适应打击恐怖分子的需要,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对CIA进行了该局自成立以来购买最大、速度最快的机构改革,特工们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前台,并在反恐怖战争的一线建功立业,CIA地位空前提高。其改革的特点主要有:
又一次走向前台
冷战结束后,CIA对于美国国家事件的参与程度一直在下降,政府的情报预算也大幅度削减。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CIA行动处的特工人数锐减25%,巴基斯坦原是CIA最大的海外基地之一,但潜伏在那里的多数情报人员也因为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而回到了本国。“9.11”恐怖袭击发生的第二天,美国当局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布什总统随即签署了一份指令,将反恐怖斗争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要任务,并授权CIA消灭“基地”组织高层领导人。
为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提出了对情报机构进行改革的提案。政府亦随之酝酿对CIA进行快速改革的方案,加强其应付突发事件的职能。2001年9月17日,CIA情报处负责人詹姆斯.帕维特通过总部的闭路电视系统宣布了这一方案,开始了该局自1947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机构改革。
美国国会还一致要求扩大情报机构的权力,取消禁止情报机构在海外从事暗杀的行政命令,并恢复了CIA雇佣外国间谍的做法。充分发挥情报在反恐怖战争中的先导作用。总统布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由陆军将领领衔的“打击恐怖主义办公室”,主管军事和情报。
为加强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力度,美国增加的军事拨款首先用于加强情报力量建设,重点支持发展情报搜集、遥感和向当局报送情报的能力。CIA成立了一个7人“反恐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反恐怖行动。中央情报局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由实战经验丰富的前特工科弗.布莱克担任。CIA从该局其他部门紧急抽调了数百名特工参加这次反恐怖特别行动。至此,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有两支部队作战:一支是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武装部队在明处作战;另一支是以CIA特工为核心的秘密人员在隐蔽战线作战。
超常规吸才用才
CIA为了配合反恐怖作战,策划了一次近10年来最大的海外秘密部署。为取得隐蔽战线的胜利,他们不仅在现有编制内进行人力资源的挖潜,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政策选用人才。CIA秘密服务预备部重新起用已经退休的几十名特工返回岗位指导反恐怖作战,特别行动部还从退伍军官中招募了许多优秀人才,组成了一支准军事行动分队。这些人掌握阿富汗语言,熟悉阿富汗环境,在接受了为期4周的密集训练后,立即被派往境外。早在2001年9月底,第一个经过培训的中情局反恐怖特别行动小组就进入阿富汗,为战场美军提供情报、寻找安全的驻扎营地,同时还负责侦察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位置。
在阿富汗反恐行动中,CIA共派出了几百名特工,花费高达数百万美元,而这些特工也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9.11”事件之后不久,CIA的一个小分队就迅速越过巴基斯坦边境,驱车前往塔利班重地喷赤谢河谷。而带领这个小分队的是个曾经在喀布尔、卡拉奇和德黑兰化名活动了近20年的老情报官,他本来准备退休。反恐怖战争开始后,由于CIA缺乏具有阿富汗情报经验的年轻人员,他匆匆忙忙重返一线。到2001年11月回家的时候,他的体重减轻了20磅。但是,他很快签订了一份新的合同,重返第一线。
CIA的快速招募和秘密派遣,的确为向前线提供正确的情报发挥了巨大作用。几十名老特工在喀布尔活动,小分队分布在阿富汗各地:在距离喀布尔30英里的巴拉格姆空军基地,CIA技术人员监视着无人驾驶飞机搜查逃跑的基地成员的实况录像。两名外号为“秘密麻雀”的特工身着阿富汗裹头,每星期与阿富汗军阀举行会议,讨论塔利班或基地组织问题,包括谁藏在本地、谁有可能在附近越境逃亡阿富汗境外。在这些“007”们的帮助下,美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军事行动的胜利;美国的特工人员还为反塔利班组织提供顾问,打入内部对其进行改造,最终改变了阿富汗的权力结构。然而,在阿富汗战场上阵亡的第一个美国人也是CIA特工。
强化和完善情报共享
情报共享,对外是国家间的情报合作;对内则是各情报部门间的协调。美国在情报共享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有一定的制度规范。但是,在“9.11”之后,美国政府发现,原有的制度规范已经不能满足反恐怖斗争的需要了,必须进一步强化情报共享机制。
尽管情报在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怖战争”中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重视,然而制度和系统的因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情报合作的开展。经过美国当局的努力及CIA的机制改革,后来的情报沟通和合作对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发动的军事行动获得外交支持起了重要作用。现在,国际情报合作已经急剧扩大,并已成为美国牵头的“反恐怖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恐怖战争之初,美国便加强了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交流活动。后来,俄罗斯、巴基斯坦等新伙伴也加入情报联合行动之中。经过美国等国的努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373号决议,首次支持反恐怖情报工作,尽管它采取的措词只是“信息交流”。
美国和盟国情报部门共同创建了代码为“千瓦”的反恐怖主义斗争情报网络。该网络拥有十分先进的用于窃听和搜集情报的卫星,其中一些就是为配合反恐行动最新部署的。由于在技术情报方面领先,美国继续在多国情报支持工作中居于领先地位。但其他国家也能提供独特的人工情报源,例如电话窃听以及本国移民和其他记录等,因此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外国的情报。2002年3月28日,美国和巴基斯坦联合抓捕的阿布?祖贝戴,是本?拉登领导的奥萨马组织中的高级策划官,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溃散后,即担当起逃后的重组任务,并计划向美国及其盟友进行第二次恐怖袭击。美巴特工在其藏匿处搜查到的重要文件、计算机及名单等资料至关重要。美国将这位巴勒斯坦籍恐怖组织头目送往秘密地点进行审讯,同时将相关资料与电话转交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实现情报共享。
美国在情报机构改组工程中,强调人力情报和电子情报相结合、提高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的呼声很高。电子情报快捷、准确,而人力情报具有内幕性、超前性,各有优势,只有优势互补,相互印证,才能为国家指挥当局提供量多质优的情报。为此,美国各情报部门十分重视不同来源的情报进行相互印证,并向不同的情报用户提供不同的情报。例如美军新建成的内部互联网——“美军情报在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内部互联网,分不同层次传递信息,大大提高了情报的传递速度,也提高了各类情报的利用率。
加强“第三梯队”
在CIA等情报侦察部门地位开始下降时,一些很有能力的工作人员的收入不如高科技和金融系统的人员,加之内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使得一些人献身国家精神不如过去,形成了追逐名利的风气,许多优秀人才纷纷外流到高收入行业。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地图几经变化,官方语言越来越多,情报部门更需要大量的小语种人才。比如前苏联是以俄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现在原苏联地区已分裂成为一个由15种官方语言组成的语言拼图。但是,美国情报部门却漠视了这一变化,不仅没有扩大自己的语言人才储备,反而认为堂堂大国只需要一种语言人才。前几年,小语种人才纷纷移民美国,而美国的情报部门却以这些人英语差为借口,拒绝雇佣他们。直到“9.11”恐怖事件发生后,情报界的负责人才意识到精通阿拉伯语、阿富汗语、波斯语以及中亚地区方言人才短缺的后果。在技术侦察领域中,由于外语人才及情报分析人才不足,FBI大量的情报素材沉睡在档案库中,无法从中筛选出有用的情报,从而浪费了大量的情报资源。“9.11”事件发生前,美国军队中没有一名军官或士兵能说塔利班的主要语言普什图语,特种部队要在阿富汗境内与塔利班斗争谈何容易。
面对这一现实,在此次的情报机构改革中,CIA加强了后备人才的储备。鉴于全美各大学在校的阿拉伯语学生为数太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情报部门成立外语培训中心,加快外语人才的培训,对在职的优秀外语人才实行额外奖励。设在蒙特雷半岛的国防外语中心加快了对2700名外语学生的突击培训,其中的409名阿拉伯学生和120名波斯语学生,军方要求他们速成毕业,加入到反恐战争的第一线中去。
与此同时,CIA不断到各著名大学招募具有国际背景的人才,尤其要招募那些对中东、中非地区有研究,并精通当地语言的人。CIA的招聘广告已进入了一些大学的就业数据库。而且对许多美国学生来说,“9.11”事件也唤起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使他们认为为CIA工作更有吸引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位25岁的学生说:“现在一些同胞死于无辜,你应该去为国分忧。如果你能研究一些东西并送到总统手中,帮助他作出关键的决策,那将是非常开心的事。”在CIA局长特尼特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招聘第一天就有50多位学生前往报名。在霍普金斯学院国际事务高级研究所的招聘会上,CIA的招聘吸引了80名学生,是2001年的两倍。
CIA所招聘的不仅有情报分析人员,还有间谍人员。行动处的谍报岗位是诱人的地方,从业者将被单独派往他们自己的国家从事间谍工作,但应聘者必须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包括心理测试和测谎检查,还要查明应聘者的全部个人史,包括在海外的旅行和结交、毒品的使用、犯罪记录、甚至包括性生活史,因为一个人的性生活容易使他或她受到敲诈。新招募人员一律要试用6个月到1年,并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美国情报部门要求受雇者忠诚于国家,但必须具有真知灼见,敢讲真话。从政治上说,CIA并不要求受雇者一定要同意美国的政策,甚至包括宪法。情报分析人员有对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说不的自由。情报分析人员不会因为撰写了对美国政策进行挑剔的文章而影响前程,因为CIA希望你对政策制定者说真话、讲真理。
曾经是“国家的栋梁”:克格勃
苏俄间谍组织概况
在间谍世界的隐蔽战线上,相对于活跃在谍海的超级恐龙美国的间谍组织,也只有苏联的间谍组织在规模、设备装置、人员编制以及活动能力上都可以与其一较短长。
英国情报专家威廉·维·肯尼迪在《现代情报战的内幕》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两个情报机关才拥有全套现代化搜集情报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美国的情报机关,另一个就是苏联的情报机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西方的严峻对峙,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和角逐,都是以各自的间谍组织组织和策划的间谍情报活动拉开序幕、并充当重要角色的。与其他国家的间谍组织有很大不同的是,苏联的间谍组织不仅在国际舞台上风光一时,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被誉为“国家的栋梁”。
苏联有两个主要的间谍情报系统,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缩写为krB),简称“克格勃”;另一个是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缩写rpy),简称“格鲁乌”(也有人写作“格别乌”)。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大部分遗产,当然也包括其庞大的间谍组织,但是,由于苏联间谍组织过去对国内政治生活的过度参与,使其在人民中的形象太差,间谍机关已经丧失了它曾经拥有的政治资源,甚至还不得不承受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带来的打击,以及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国力大大下降,再也不能维持庞大的间谍组织,而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改组,在这个巨大的政治变化中生存的俄罗斯间谍组织就不可能还那么风光了,它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的影响力都已经大大下降,也很难说它还有同美国间谍组织进行同等较量的实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克格勃成立于1954年,是苏联最大的间谍组织。克格勃从它创建的那一天起,就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苦心经营下迅速发展,直至1991年被解散前,无论在机构设置、组织分工、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等方面,还是在活动的手段和规模方面,都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克格勃像一只巨大的蜘蛛,把它吐出的蛛丝编织在世界各地;又像一只多爪的章鱼,把它布满吸盘的触须伸向世界各国的重要部门。它掌握着秘密警察,进行特务活动,管辖边防军,向国外派遣间谍,从事搜集情报、招募间谍特务和进行心战、渗透、暗杀与颠覆活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对克格勃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耳目,也是他在国外的耳目,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个具有多种任务的工具。”总之,它可以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图采取任何行动。它远不止是一个秘密警察机关,也不止是一个间谍和反间谍机关,它还是一个进行颠覆、幕后操纵恐怖活动的工具,秘密干涉外国内政的工具。它也是苏联在冷战中进行扩张的一种侵略工具。
克格勃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与苏联在冷战中的国际地位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更与苏联间谍组织的历史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认识清楚克格勃,就必须从它的为世界所公认的源头——“契卡”开始。
克格勃的萌芽:“契卡”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继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自诞生之日起,新生的革命政权就面临着来自俄国内部和外面的强烈反抗和威胁:全国仍有2/3的地区掌握在反革命和外国干涉军手中,各地的君主主义者纠集形形色色的保皇势力,向革命政权掌握的中心地区蠢蠢欲动;而在红色政权控制的中心地区里,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的旧官吏、旧军官、工厂主、地主,被十月革命解散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不理解革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旧职员等中产阶层,都对苏维埃政权持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秘密串联、阴谋活动,利用所有可能利用的手段,借当时的饥荒、瘟疫等困难,企图破坏、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
异常严峻的形势要求革命政权迅速伸出两支有力的拳头:对外,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军事进攻和绞杀,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全国的统一革命政权;对内,甄别隐藏在革命政权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打击一切针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惩戒消极怠工、投机倒把等危害社会安定的不法行为,肃清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内部的隐患,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就形势的严峻程度而言,这两条战线上的任务都是空前艰巨的。但相对比较之下,第二条战线所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得多。对付外线的铁拳已经收拢,并开始针对既定的目标准确有力地出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红军。虽然,这支军队刚刚经过十月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火洗礼,但其成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官兵,他们的丰富作战经验与工人赤卫队和激进的军校生带来的革命热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苏维埃政府的统一命令和指挥之下,他们很快地投入到前线,有效地挫败了反革命阵营的进攻锋芒,大大减弱了苏维埃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压力。
几乎在建立了红军的同时,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迅速打出另一只拳头的必要。但对付内部无形战线上的反革命,需要的将是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手段,对此,一个近于成熟的想法已经在列宁的脑子里形成。
利剑出鞘:一张影响苏俄历史的便笺(1)
1917年12月1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张便笺,上面明确地写道:
“目前,我们要以非常的措施与反革命和怠工的人们进行斗争。”
就在同一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人民委员们讨论了列宁的指示和捷尔任斯基的报告。随后,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立即成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的决议。
“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由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出任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办公地点设在了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没收的原全俄保险公司大楼(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即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内。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还规定了“契卡”的基本任务:
1、在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和农村范围内侦察、发现和制止、肃清一切反革命及怠工的企图与行动;
2、将所有的怠工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送上法庭进行审判,并制定与之进行有效斗争的策略和措施;
3、为有效地、成功地镇压一切危害革命政权的阴谋活动进行前期的侦察和必要的预审工作。
可以看出,“契卡”的工作权限范围最初并不十分显赫,不仅如此,它在组织系统的权力归属上也不十分明确。它在直属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同时,还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牵制。在“契卡”诞生的最初时间里,除了大量的侦察和监视工作之外,如果没有以上两个人民委员会批准,“契卡”的工作人员和下属机构根本没有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权力,甚至连逮捕嫌疑人犯的权力都没有。然而,从1918年初到1921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契卡”的权力急剧上升。
催化“契卡”的职权范围和组织结构在短时间里急速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被十月革命风暴摧毁的沙皇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残余势力趁苏维埃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国外资产阶级势力的支持下,很快纠集了强大的阵营,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形成了全面的包围之势,企图在短时间内将革命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1918年3月,一直游弋在科拉半岛附近海域上的英国舰队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英美军队组成的武装干涉军踏上了俄国的领土。接着,美国和日本军队也在太平洋上组成了干涉军,4月份在西伯利亚的沿海港口登陆。外国干涉军的介入仿佛为蛰伏在俄罗斯各地的沙俄旧军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扎在俄国的外籍军团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各国驻俄罗斯的使领馆和形形色色的间谍情报机构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煽动、怂恿社会上一切对苏维埃政权深怀仇恨和不满的势力,纷纷开始从事有组织的破坏和颠覆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活动。
1918年5月25日爆发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掀开了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序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沙俄军队俘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组成。在俄罗斯二月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通过外交和其他有关渠道说服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把这一批为数几万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重新组建为几个师的外籍军团,在仍然继续的世界大战中由俄国指挥与德国作战。但是,当这支部队被派遣到前线后不久,临时政府就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为了减轻新生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在列宁的主持下,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停战协定》,并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持中立,不介入当时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并从乌克兰转道欧洲战场,继续参加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作战。随着英美等国干涉部队由沿海各港口向俄罗斯腹地的推进,各国外交使团和情报机构加大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挑拨和蛊惑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当地的俄国白匪相结合,成为俄罗斯国内的一支最大的反革命武装组织。
另一方面,在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内部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政府机关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部门发生的有组织的怠工活动,与白军作战前线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和部队的集体叛变,日益蔓延的白色恐怖活动,也都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1918年7月,俄罗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借1918年1月布列斯特-利沃斯托克和谈失败而组织领导了未遂的叛乱。同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进行演讲时遭到暗杀,身受重伤。在这同一天,彼得格勒的“契卡”主席乌里茨基也遇刺身亡。事后,经过苏维埃政府部门周密侦察得知,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有预谋、有组织、并且有着国际背景的阴谋活动。而前线变节红军将领策划的阵前叛变,造成了对苏维埃革命政权更加惨重的损失。原红军东部前线司令员、前沙俄军队上校穆拉维约夫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组织的叛乱相呼应而在前线部队中组织叛乱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穆拉维约夫的部队驻守在伏尔加河沿岸的重镇喀山,从此沿河向南就是当时苏维埃政权东部的行政中枢辛比尔斯克(后来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这里集中了苏俄政权在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行政机关、粮食和物资储存以及准备抵御东部白军进攻的大批部队和辎重,同时,在各级行政机关和部队中也集中了大量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地区时连接俄罗斯中心地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要冲地带,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战术指挥能力的穆拉维约夫选择这里叛乱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的。开始,穆拉维约夫利用职权,先将其认为异己的部队逐渐调出这一地区,接着,又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分批地向这里集中,并且,下令将一些在十月革命初期产生过极大破坏作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社会渣滓施放出狱,使之成为一支为己所用的武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