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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权力和政治势力似乎更明显地同秘密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局连在一起。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缺乏吸引人的魅力，他们的军官干的是不显眼的工作，而且功劳常常是他人的。所以MI5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然也就不够风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MI5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没有发挥作用，战争结束了。

一战后，军事情报总局的规模从1918年的八百余人逐步下降，但他们还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这正是它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巩固其在秘密情报界中的地位的时候，也正是它四处招收可进行专业训练的新成员的时刻。凯尔巩固了他同伦敦警察厅和其他情报单位的联系，为此他创办了一个内部俱乐部，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加强了同这些重要部门的联系。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英国海外的属地，并同各个殖民地和自治领地建立了更加牢固的联系。驻扎在国外的各个英军司令部总要委派一名参谋军官作为联络官或者国防保安军官向伦敦的凯尔汇报情况。这些殖民地和自治领地又逐渐发展起它自己的保安组织。在建立了这种保安组织的地方，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又派驻一位联络官。最大的自治领地情报局是印度政治情报局，名义上它是一个独立机构，设在印度政府内政部内，实际上它直接受控于MI5。

这期间，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MI5的重要性，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有一些人试图合并军情五局，但由于凯尔的顽强抵制，那些想把MI5挤垮的人没有获得成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情报机构不仅要对付由纳粹主义崛起引起的问题，而且还要对付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

1919年11月21日，由奥蒙德·温特上校领导的英国联合情报局在都柏林地区经营的几座“安全房子”遭到了迈克尔·科林的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刑队袭击。在枪战中，共有14名联合情报局的人和皇家爱尔兰警察厅的2名警察被打死。而爱尔兰共和军在这次袭击中，只有一人被击中。这一天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

“血腥的星期天”对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和军事情报总局六局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原先MI5可以在当地警察的积极帮助下进行活动。但1921年爱尔兰脱离英国后，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1930年代初期，当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本部设在伦敦的克伦威尔路时，其参谋人员总共不到25人，这些数字还包括偶尔进行一些活动的秘书人员。这么一点人被要求搜集所有的情报资料，并伸出灵敏的触角，去侦察敌方情报机构的颠覆活动。他们要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稳定，特别是武装部队中的颠覆性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当时的MI5变得十分不安。

1937年，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参谋人员（总共28人）从克伦威尔路搬到了米尔班克的泰晤士大厦的两层楼办公，接着他们又搬到了霍斯费旦等拐角的居住地区。到这次搬家时凯尔已经断定战争不可避免。他越来越对洪水般涌入英国的难民感到不安。到1937年中，已经有2万多德国人向警方登了记，这些外侨中就混有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为此凯尔极力向上级反映，要求扩大机构增强MI5的作战能力。经过努力，凯尔终于得到了扩充他的机构的许可。但是，事情被拖的太久，以至于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感到很难在扩大规模时做到保密。为了满足扩大MI5的需要，凯尔也废除了他选拔每一名雇员时都亲自谈话的原则。在战争爆发前的18个月中，MI5比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发展都快。

随着战争的临近，MI5开始增加人员。但即使到1939年9月，它还是显得很不充实，还不能应付欧洲战场的负责局面。在战争的头10个月中，MI5的规模扩大了好几倍，但其机构的改组一直进行到1941年。

MI5在这期间的基本组织结构中通常有相当大“内部机动人数”，在战争期间整个英国情报界确实如此。妇女一般先到令人生畏的登记科，作为她们在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工作的开端。她们在那里填写表格和进行归档工作，然后逐步升到秘书的职位，少数几个走红运的妇女，凭自身的能耐成为军事情报官员。男的也是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甚至从这个机构调到那个机构。在MI5的经历被认为是调到秘密情报局（MI6）或特别行动执行部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

随着战争的继续，MI5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起初，它致力于英伦三岛和英国内部的保安工作。后来，则是派人员在海外战场组建的许多特别行动小组一起执行任务。到战争结束时，其重点又转移到了战略欺骗、派遣间谍和肃清残敌，它在内部又做出了进一步改组，各个处科的重要性及其人员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39年MI5迅速扩大，使办公的地方越来越紧张。于是凯尔安排把机构搬到沃尔姆伍德丛林的一座监狱。他还准备建立特别的“牢笼”，这样，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犯人就可以单独关起来，既解决了民政当局不能提供这种住所的困难，又可以与外界隔绝。他任命前特别处的军官斯廷森去找一个合适的拘留中心，既靠近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总部，而又比较僻静，可以避开那些好窥测的眼睛。最后他选中了里士满附近的哈姆康芒的拉齐米尔大楼。

1940年5月10日晚，温斯顿·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相，这预示着与作战有关的部门要发生各种变化，而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无疑不会被排除在新首相的改革计划之外。同一天，德国开始进攻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德国部队像潮水般地越过中立国家的边境，致使英国内阁第二天在阴郁的气氛中召开了会议。

会后，首相解除了凯尔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职务。第二天，在丘吉尔亲见国王前几个小时，三军参谋长得到丘吉尔的同意，成立了本土防务指挥部。不久后，内阁于5月28日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监督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工作，以及给予那些负责处理因大批拘留外侨而带来困难的部门以政治指导。

这个小组最终成立于1939年12月，当时张伯伦委任汉基勋爵着手对军事情报五局和秘密情报局进行研究。原因是由于各军抱怨秘密情报局向他们提供的情报低劣，没有多少使用价值。而且汉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很适合搞研究。汉基曾在海军情报局任过职，并当了26年英国防务委员会秘书，应该说是位既精通情报业务，又精通政务的高手。当退役海军情报局局长奥列特当上英国防务委员会秘书并在1909年创建军事情报总局和军事作战总局的前身时，汉基就一直是他的助手。

1940年5月11日，汉基向丘吉尔报告了他的初步调查结果，主要是涉及到秘密情报局和政府密码学校的情况。他也报告了自1939年9月以来出现的许多其他破坏性的机构，同时他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用更短的时间准备汇报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详细情况。调查的结果，MI5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丘吉尔还是决定对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进行整顿。丘吉尔和凯尔的关系很不好，凯尔对丘吉尔也不信任，这些历史老账还得追溯到20年代。当时，邱吉尔曾企图合并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和秘密情报局，但没有成功。两人由此结下了恩怨。

对于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来讲，这12个月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蒙受了很多批评。丘吉尔把1939年10月4日德军对斯卡帕弗洛的大胆进攻，造成“皇家橡树号”军舰被击沉，843名水兵丧生，英国和英国海军的士气受到打击一事看成是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过错。其实，这是海军当地的预防水下攻击的措施不得力造成的。第二件事是1940年1月发生在沃尔瑟姆艾比邱吉尔选区的皇家弹药库爆炸案。两件与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无关的要案让凯尔丢了职，这使凯尔感到惊愕，也使整个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感到惊愕。

凯尔被免职使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真正权力被安全执行局抓了过去。没过多久，告密人员告诉安全执行局说，事实证明哈克并不是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老行家。接着安全执行局决定任命一名新局长凌驾于哈克之上，并把这事呈报首相批准。1940年11月，新上任的秘密情报局局长游说丘吉尔成功，皮特里被任命为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新局长。而凯尔的继任者哈克则被降职为副局长。皮特里接任局长后，决定对这个部门进行一些改革。

皮特里当时已经61岁了，对情报工作并不生疏。皮特里当年从印度警察局调到印度政治情报局，并领导这个机构达7年之久，之后他被派到巴基斯坦任职。皮特里经过大量的调查工作后决定提高五局的工作效率，调进大批杰出人员，并提高职员的薪水。同时五局也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特别是无线电保安局对其的技术支援，对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各种破获行动尤其是对敌非法通信行动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凯尔的领导下，军事情报总局五局从1909年的一个人和一个职员发展成为拥有许多处、科和分支的综合机构。但是凯尔是一个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他依靠少数几个训练有素的干将来从事大部分工作，他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对外侨的处置十分高明。但是随着年事渐高，他越来越谨慎，特别是不愿意降低标准。30年代末以来，他就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英国财政部卡住了他的经费，否则他会建立起更大的机构。凯尔之后安全执行局对MI5的影响巨大，甚至许多行动意见都是由安全执行局左右的，直到1942年斯温顿勋爵被丘吉尔派到西非任职为止。

斯温顿的调离标志着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历史上一个特殊阶段的结束。在这个充满混乱和改组的特殊时期里，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能够继续开展工作，并使用未考验人员将工作扩大到新的领域，也标志着该机构正处于发展壮大和步入成熟的时期。

MI5在二战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MI5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战中的M15大显神威，不论搞情报还是进行反间谍、反欺骗都声名显赫。M15策划的“肉馅行动”和“铜头行动”成为改变战争进程的绝妙之笔。

“肉馅行动”

“肉馅行动”是1942年6月为了掩盖代号“爱斯基摩人”的进攻西西里岛行动而策划出来的。其宗旨是使希特勒相信盟军下一步要进攻以下两个地方：一是进攻希腊以便向巴尔干推进，一是进攻撒丁岛作为进攻法国南部的跳板。

“肉馅行动”计划是M15的一个名叫查尔斯·乔蒙德莱德军官构想出来的奇异的欺骗行动。他最初建议，给德国人弄去一具死尸，让他带上一些专门用来愚弄德国间谍机构的貌似真实的文件。开始时，这项计划的代号叫“特洛伊木马”行动。后来，随着这项行动的发展，它的代号变成了“肉馅”。

表面看来，这项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德国人容易轻信为前提的。但是，在1942年11月侵入北非的“火炬”行动前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表明这项计划可能成功。一架载有一名自由法兰西信使的飞机在从里本斯飞往丹吉尔途中坠毁了，这位法国人的尸体被冲到塔里法附近的海滩上。很幸运，“火炬”行动没有泄露出去。但很明显，在这具尸体被转交给盟国之前，西班牙警察已把各种文件转给了德国人。这个信使携带的文件不特别重要。但是西班牙人的举动表明，“肉馅”行动很有可能达到它的目的。

这项计划的全部行动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开始四处寻找一具合适的尸体。进攻西西里的“爱斯基摩人”行动预定于1943年7月开始，欺骗计划的目标地区是撒丁。海军情报局的代表尤恩·蒙塔古中校与军事情报总局五局一道弄到了一具尸体。内政部的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就什么类型的尸体合适的问题提供了建议。

他们找到了一具合适的尸体，并放上了冰块。与此同时，查尔斯·蒙乔德莱和尤恩·蒙塔古为他伪造了一个“皇家海军陆战队马丁少校”的身份证，并伪造了一些让他在身上的机密文件。1942年4月17日，约克·霍斯福尔、尤恩·蒙塔古和查尔斯·乔蒙德莱把伪装成马丁少校的尸体进行了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一辆30CWT型福特牌汽车，驶到苏格兰，装到正在等候把尸体运到西班牙海岸的一艘潜艇上。在装着尸体的罐子里塞满了冰块，并装有“光学仪器”，以应付那些好奇的人。里面还装有一个标准的政府颁制的黑色公文包，里面放有几封伪造的信件。其中一封很重要，是蒙巴顿海军上将写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内容是关于艾森豪威尔将要撰写的一本关于联合作战的小册子的前言问题。

4月9号，皇家海军潜艇“六翼天使”号从格里诺克启航，11天后，在西班牙南部的韦尔瓦外浮出水面，把马丁少校的尸体放入水中。结果，有人发现马丁少校躺在沙滩上，他的身边有一艘橡皮舟。所有的迹象都说明，他的确是盟军的一个信使，他乘坐的飞机坠落到海里。官方公文包仍旧拴在他的手腕上。英国驻马德里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及时收到了有关这一发现的通知（显然没有让他了解这项欺骗行动的内幕），他愤慨地要求归还这些重要的信件。后来，海军武官希尔加斯中校从西班牙海洋部取回这个公文包时，已经是在所有的机要文件被拍照并被转到德国间谍机构之后。德军如获至宝，于是德军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被调往希腊。奉希特勒之命，陆军元帅隆美尔把他的大本营也搬到了希腊，并在希腊组建了一个集团军群会同从法国调来的装甲师和步兵师在希腊东部的爱琴海地区设下3道防御线。后来希特勒又从苏德战场抽来两个装甲师进抵希腊，同时把党卫军的一个旅派往撒丁岛，从西西里抽出装甲部队加强西嘉德防卫。而在盟军将要登陆的真正地点——西西里，德军不但没加强防卫，反而削弱了防卫力量。盟军于1943年7月在西西里登陆，“肉馅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铜头行动”

1944年，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在同一个战区进行了一项同样奇怪的行动。这项行动的目的是要使德军的间谍机构相信蒙哥马利元帅正前往地中海战区担任司令。但实际上他将指挥在诺曼底总攻日登陆的盟军先头突击部队。这就是“铜头行动”。

杰姆士中尉的相貌酷似蒙哥马利元帅，伦敦一家报纸曾刊登过他的一张照片，并特意注明说：他不是蒙哥马利元帅，他是杰姆士中尉！”战前，杰姆士曾经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职业演员，能扮演各种角色，有丰富的表演经验。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他扮演蒙哥马利元帅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情报部门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首先，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训练杰姆士熟悉蒙哥马利元帅的一切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甚至连吃饭时麦片粥中要不要放牛奶和糖的细节也不放过。然后就安排杰姆士中尉与蒙哥马利元帅生活在一起，进步模仿和体会，直到人们无法辨别真伪为止。杰姆士中尉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同蒙哥马利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杰姆士失去了右手的中指，而真正的蒙哥马利元帅则以其标准的军礼闻名。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1944年5月10日这一天，由杰姆士中尉扮演的蒙哥马利元帅，在高级将领的簇拥与欢送声中，搭乘首相专机飞往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与此同时，M15又放风说，蒙哥马利元帅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的重要使命是组编英美联军，并可能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德国当局得知消息后，开始也是半信半疑。为了证实真伪，特派两个经过盖世太保严格训练，希特勒极为欣赏的德里间谍前往直布罗陀进行侦察。由于杰姆士的出色表演极为逼真，有时还故意在容易泄露机密的场合言论英美联军作战问题，并且在确信有德国间谍混入的群众面前露面，使德国间谍相信的确是蒙哥马利元帅到了直布罗陀。甚至连直布罗陀总督、蒙哥马利元帅的密友有沙拉尔将军，也以为是蒙哥马利元帅临时改变计划，前来视察的。

M15设计的这一冒名顶替的欺骗行动，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德军统帅部终于认定盟军将要在法国的加来地区登陆，而把防守诺曼底地区的2个坦克师和6个步兵师抽调到加来地区，从而大大减轻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压力，促成了这次战役的顺利进行。

没有拘捕权的反间谍机构(1)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18个月中，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各处的基本结构并未触动。它主要由局长、副局长、秘书处和其他七个处编成，每个处都有自己的字母代号，都有一名处长领导，由几名副处长和处长助理协助处长工作。这七个处分别是：行政处、反间谍处、保安处、军事联络处、外侨处、国外控制处、政党处。

行政处负责整个局的行政工作，处长是查尔斯·巴特勒上校。他是皇家志愿步枪队的正规军官，1926年被挑选到M15。他的处包括：运输科、财务科、法律科以及登记科等。登记科拥有大量的卡片索引分类档案，由佩顿·史密斯小组负责。

巴特勒处长的助理是马尔科姆·卡明，他的职责包括快速机动车辆的调度和保证军事情报总局五其他军官的汽油票供应。在运输科的还有伊恩·史密斯和乔克·霍斯福尔，后者是一位精明但有时显得鲁莽的司机，战后在马恩岛运输系统的赛车中丧生。反间谍处毋庸置疑是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其第一任领导人是贾珀·哈克准将，后来由盖伊·利德尔接替。该处下设许多科组，其中包括塔尔·罗伯逊的一科一组，主要对付德国间谍；一科三组，负责反破坏，以及五科一组和三组，负责反颠覆。同反间谍处有密切联系的是其他有关的情报单位，如休·特莱弗-罗伯所在的无线电保安局，在萨里的哈姆康芒审讯中心和邮政总局的信件截收队。反间谍处许多小组的工作小组的工作人员是在战争期间破例征召录用的，由律师、学者、游手好闲的人、正规军人和记者。

反间谍处在英国的重要工作基础是地区保安联络军官网，总共有12名地区保安联络官。他们与地区专员，当地驻军司令和警察局长密切合作。艾伦·麦基弗上校领导了整个联络网。他的副手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名叫杰拉尔德·格洛弗，后来成为他的继承人。

保安处由赫伯特·培根掌管。该处人员试图很快查清准备担任敏感职务的信招募人员的情况，这无疑是难以做到的。

培根少校在军事联络处的同事是哈里·艾伦准将。它是一位正规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法国和中东服役。他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安全联络。正是他这个处，陆军部的一些机构一般都得与之打交道。在他这个处里工作的是来自皇家空军（约翰·阿切尔上校）和皇家海军（贝内特中校）的联络官。军事联络处管辖的范围还包括总部设在奥尔德肖特附近的迈切特区的野战保安警察局和约翰·也当上校领导的港口安全处，此人曾是印度西北边境省警察总监。

外侨处负责监视已在英国的外侨。每个有侨民居住在英国的主要国家，不管这些侨民是难民还是长期居住者，都有一个科专门管理着。

海外控制科室国外控制处的一部分，由第四骑兵团的一名军官特伦·伊德领导。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在英国海外领地的代表和联络官，即那些被称为国防保安军官的，都得向他报告情况。国防保安军官一般是正规军人，他们被派到海外驻军任职，同当地的警察部门取得联系，并在必要时，向伦敦的海外控制科报告工作。

M15在处理反间谍事务时一直都有一种困手困脚的感觉，那就是英国法律没有授予M15拘捕权，它要拘捕间谍必须通过英国伦敦警察局或是别的警察部门，这样非常容易贻误战机，也确实为M15增添了许多麻烦。但时至今日，还是如此。

1945年5月，当战争在欧洲结束时，M15就在着手减少活动，复原大量人员。这也预示它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开始进入“中老年时代”。战后的M15陷入了一连串的清查英国共产党活动和苏联间谍的渗透活动中，内部出现信任危机。特别是苏联支持民主德国建立柏林墙，几乎切断了它的情报来源，一度使M15再次陷入危机之中。再一方面，战后的M15也极大地受执政党的影响，特别是首相对它的信任程度决定它是“膨胀”还是“萎缩”。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都制约了M15的发展。

现在的M15虽不再那么声名显赫，它随大英帝国的衰败而有些不尽人意。许多情况下还得依靠美国的情报机关，才能进行有效的按间谍活动。但它高效的运作方式、缜密的组织机构、丰富的作战经验仍然是各国间谍不可小视的克星。

M15对英国各阶层的监视活动

在冷战时期，情报部门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其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是英国首相威尔逊宣布他自己也成了军情五局的监视目标。在英的第二次大选之后的1947年10月，他发现有人进入他家，一些个人资料被窃，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破门而入的痕迹。就是从此事发生后，他开始宣称自己成了军事五局的监视目标。他确信军情五局的右翼成员阴谋反对他，想让他下台。该阴谋据说与威尔逊对莫斯科的常规访问和他与苏联政党的联系有关。威尔逊本人被“军情五局的阴谋”所困扰是因为军情五局及其盟友的谣言加工厂一直认为，威尔逊在过去一定有一大秘密，从而使他落入了苏联的陷阱。温斯顿·丘吉尔的孙子曾指出“当时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问号，因为他对苏联不下19次的访问确实给了铁幕那一端很多机会。”14个月后，威尔逊令人吃惊地辞去了首相职务。

那时，不仅是威尔逊，很多威尔逊内阁的高级领导人都成了军情五局和中央情报局的监控目标，包括工党副主席特德·肖特。很多报纸收到了一份肖特在瑞士银行帐户的复印件，上面的帐户余额是一个惊人数字。然而这一切都是伪造的。肖特从未开立过瑞士银行帐户。苏格兰场的调查人员说，伪造者是个专家，而肖特本人却认为这是军情五局的杰作。

除此之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军情五局通过它不断扩大的F部门，监视公众人物、记者、教师、和平主义者、律师和内阁大臣。许多著名人物都成为它的监控目标。当时国家民主自由理事会的秘书长帕特里克·休威特（后来成为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的顾问和布莱尔政府一员）和其法律顾问哈端·特哈曼（后来也成为劳动部长），也被当成共产主义支持者和潜在的颠覆主义者；劳动纠纷和罢工也引起了军情五局的兴趣，很少有工会领导人没有受到它的监视。

对所谓的颠覆运动的跟踪持续了很多年，耗费了军情五局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档案。而与此同时，真正需要关注的地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例如北爱尔兰。那里虽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军情五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包括军情六局—的竞争中，那里却一直处于低效、管理混乱、错误拼出和自相残杀的状态中。当时有一次由军情五局领导的行动，其目的原本是鼓励和揭露宗派主义杀手。但是由于假情报的干扰，最后反而演变成针对工党政府部长们的行动。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军情五局对公众人物的监视不断扩大，而撒切尔夫人也会不时干预行动。1983年，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秘密部门，负责检查新闻媒体以控制核裁军组织单方面的裁军宣传。该部门要求军情五局提供关于核裁军运动成员中颠覆分子的信息。军情五局当即便向DS19提供了一份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都是军情五局通过监视窃听、监视等手段获得的情报。

到8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普遍开始反对情报机构对人民进行的监视活动。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情五局对普通市民的监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对通讯系统的监听也变得更加普遍。

自1909年成立以来，军情五局一共公布了100万份档案，其中涉及100万个人名。这些档案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但是，与世界其它地方积累的文件和数据可相比较，这个数字还不算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8万份二战以前的档案被销毁。在1988年，还有约50万份档案保存在军情五局的调查目标。这中间有4万份属于最高保密级别，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有关官员才可以用口令读取这些资料。另外还有25万份档案也作为保密材料保存，但是军情五局职员在目前工作中可以使用。换句话说，现在仍然可以查询数以千计曾被调查过的人们的资料，而无论这些人接受调查是20年还是30年前的事。

1998年，当时正在被军情五局建立的档案数目大约为两万份，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外国人的，也就是说有1.3万份是关于英国公民的。在1960年代，因为以前的纪录已被销毁，使得一些间谍案件的调查遇到困难，所以英国政府采纳了对文件不作销毁处理的决定。即使如此，冷战结束后，经审查仍有11万份档案被打上记号销毁，其中包括苏联和华约国家情报局试图从英国颠覆组织中招募间谍的行动。显然，在那个时期，英国有数以千计的人仍处于军情五局的监视之下，其中甚至包括当时的核裁军运动主席布鲁斯·肯特。

冷酷无情 精干高效：以色列秘密情报局（摩萨德）

以色列谍报机构简况(1)

在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中，以色列特工以强悍、精干、高效、冷酷而闻名。由于历史的和民族的原因，犹太人将他们的国家、民族的安全与情报、间谍工作紧密相连，似乎须臾不可分离。为此，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谍报工作，不遗余力地强化特工队伍的建设。

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是一个有着悠久情报活动历史的民族。就人口来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而它的情报机关却以出类拔萃的表现著称于世。3200多年，犹太人领袖摩西派出12名精英到上帝赐给他们的迦南之地打探情况的故事，一直作为情报活动的佳话在世界上流传。

犹太人现代情报机关的创建，开始于20世纪初。1920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了对抗阿拉伯人的袭扰，建立了名为“哈加纳”（希伯莱语自卫队）的地下武装组织，同时成立了专门搜集情报的部门：“沙伊”，这就是今天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前身。1936年，“沙伊”的间谍网已经覆盖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可以向“哈加纳”提供阿拉伯人各方面活动的情报。“沙伊”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有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进攻犹太人的各种情报和及时发现邻国恐怖组织的破坏活动。

1937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又成立了名为“摩萨德”的组织，专门负责为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地下武装购买和偷运犹太人移民，最初总部设在法国巴黎。1940年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摩萨德”转入了更隐蔽的地下，也更积极向巴勒斯坦地区偷运武器和组织非法移民。在这一时期，巴勒斯坦地区还出现了像“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特恩帮”之类的犹太人恐怖组织及其所属的情报机关。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建立国家后，它的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就指出：“我们需要出色的情报工作来帮助我们求得生存。我们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必须建立全世界最优秀的情报机关。”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以色列国家领导者就着力于情报工作，积极组建现代情报机关，使其为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服务。

首先是对“沙伊”和其他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组织进行改组，并在“沙伊”的基础上成立了一系列的秘密情报系统。1951年，以色列成立负责情报搜集、特别整治行动和反恐怖行动的统一机构——以色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并沿用了以前偷运武器和组织非法移民的机构名称“摩萨德”。后来，以色列又陆续建立了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总局和外交部政策计划与研究中心等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体系。

因为以色列政府和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情报活动直接关系着这个犹太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在情报工作方面，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全力以赴。由于犹太人长期身处逆境，养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犹太人，一般都有为以色列服务的愿望，因此在以色列情报安全系统中产生了巨大的内聚力。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他们有一股我们无法估量的动力，关键时刻，他们能惊人地集中意志。”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工作效率很高，他们在短时间内能完成各项艰难的任务，在世界上声誉卓著。以色列有一支精干的情报队伍，这支队伍任务和目标明确，上下关系协调，被西方称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六个情报机构之一。而且，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工作得到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在它的300多万人口中，有100万居民是来自世界82个国家的移民，政府可从这些移民中选择和招募各行各业和懂得各种语言的专门人才进行情报活动。另外，散居在世界各地的1200万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情报活动也给与了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一个犹太人社会，这是以色列建立情报网的最有力条件之一。

1977年，为了协调各情报机构的工作，以色列建立了由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和各方面的总理顾问组成的安全事务委员会，在摩萨德局长的主持下，每两周开会一次，直接向总理汇报情况。

冷战结束之后，基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色列当局也对其谍报机构进行了调整，仍保留了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总局和外交部政策计划与研究中心等机构。其中，情报与特殊使命局——摩萨德，是以色列实施对外谍报战争的骨干力量；国内安全总局，分别承担着以色列的反间谍和军事情报专项搜集任务。

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与许多国家建有情报合作关系。摩萨德与美、英、法、德等国的情报部门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巴黎和新加坡是以色列在欧、亚两洲的情报活动中心，它的情报网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秘密情报局（摩萨德）的渊源

秘密情报局又称以色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而人们更习惯称它为“摩萨德”（机关学院的意思，英文缩写MOSSAD的译音）。这是以色列为协调全国的情报机关和它们的情报活动，于1951年9月1日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模式创建的。它是以色列最大、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情报机关，它统辖着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局、外交部调查局、警察情报局等情报机关，归总理直接领导，其地位在以色列内阁中甚至比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还要高。

由于其出色的间谍活动，摩萨德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5局、苏联克格勃一起，被公认为全球谍海的4强。

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运动迅速发展，大量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巴勒斯坦，希望在这里重新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在同奥斯曼帝国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中，犹太人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秘密军事、情报组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第一个间谍网是1907年被发现的，它是为英国谍报机构服务的，因为英国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1917年，在巴勒斯坦又发现了一个犹太人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是由富裕的犹太商人哈龙·艾哈龙逊和他漂亮的女儿莎拉建立的，其使命是为英国搜集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情报。这个间谍网的最大功绩是窃取到了德国军队生产芥子毒气的秘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犹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哈西雷默和哈加纳。而摩萨德最初也正是作为哈加纳的一个分支组织于1937年成立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非法途径向巴勒斯坦地区偷运犹太人并购买武器，以应付肯定会发生的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

摩萨德的第一个总部在巴黎。1940年，法西斯德国占领巴黎后，摩萨德成员大部分转入地下活动。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使犹太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摩萨德在法国的活动也的到了法国谍报机关提供的广泛支持。到1945年，摩萨德已经拥有接近400名志愿人员。

为了维持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建国活动，他们以近似疯狂的态度，大量地向巴勒斯坦地区输送人员和武器。

正是依靠像摩萨德这样的组织的出色工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力量才得以不断壮大，为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赢得了保卫国家的第一场战争。因为，摩萨德的情报使以色列上层集团丢掉了幻想，立足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在战争开始前做好了准备。此前，著名的犹太领导人梅厄曾化装成阿拉伯妇女，潜入约旦首都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试探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建立国家的态度。国王欺骗了梅厄，他告诉她，约旦和阿拉伯国家绝对不会对犹太人宣战，如果犹太人宣布建国的话。梅厄相信了约旦国王的保证，其他的领导人也接受了梅厄的判断。但是，摩萨德的一个间谍从约旦最高军事机关弄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详细战争计划，证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充分而确凿的证据使犹太领导人明白了战争危险的迫近，在着手建国的同时积极备战。

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的政治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成立。果然，第二天晚上，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便联合起来，向以色列发动了进攻。但是，以色列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以色列赢得了这场战争，保住了这个新生的犹太人的国家。

由于摩萨德的突出贡献，在经过了建国初期情报间谍工作的短暂混乱之后，1951年，本—古里安把维护国家安全、整合国家间谍情报工作的任务委任给了它，而以前摩萨德的主要任务是办理秘密移民。本—古里安还任命了他的好友、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专家的罗文·希洛为第一任局长，以表示他对这个机关的信任和重视。

1952年，著名的间谍大事伊赛尔·哈雷尔接替了罗文·希洛，成为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人。这位人称“矮个儿伊赛”的大师果然出手不凡，他把大批经过精心训练的优秀间谍派遣到阿拉伯国家执行侦察任务，大力加强对巴勒斯坦间谍组织和苏联外情报官的防范和反间谍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摩萨德得到了完善和发展，成为了保障以色列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大卫耳目”，因此，一般人都认为哈雷尔是现代摩萨德的奠基人。

摩萨德的内幕(1)

由于摩萨德直接对总理负责，有特殊的法律加以保护，因此它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相当严密，外界披露甚少，就连历任头目的姓名也被列为最高机密。利他们通常要在退休多年后，才能公开其旧身份。摩萨德要求它的每一名成员都要具结保证，日后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其在摩萨德的经历。

虽然摩萨德的大部分活动都不为人知，但就媒体公开的部分，也能对其内幕窥知一二。

因为承担着艰巨而重大的任务，所以摩萨德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的首脑由以色列总理直接任命，无须经过议会批准，而且基本上获得任命的都是总理的心腹，并只对总理一人负责；摩萨德的首脑每周一次例行向总理汇报工作，是以色列内阁中唯一有权不经通报就可以直接晋见总理的“特殊阁员”。

摩萨德的活动经费完全由内阁负责，它根本不需要因为钱的问题而去同财政部门打交道。当然，花费大笔的金钱，政府也要十分像样的回报的。不过，以色列国力有限，不可能维持庞大的情报机构支出。因此，摩萨德组建了相当精干的特工队伍，而精干、高效也正是摩萨德的最大特点。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南端海滨，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陈旧的棕褐色小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总部。摩萨德总部的工作人员约2000人左右，设有九个处。这九个处分别是：协调、计划行动处，该处的任务是负责策划、决定行动方案和有关的协调事务，具体的行动任务也大多由该处来执行；情报搜集处，负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秘密情报；政治行动与联络处，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同外国情报机关进行协调，建立合作关系；人力、财务、安全事务处；训练、组织事务处；调查处；战术行动处；技术事务处；派遣、装备处；摩萨德还有200多名精悍的突击队员专门从事绑架、暗杀、破坏和营救等特别行动。

另外，根据消息灵通的西方情报界人士估计，摩萨德有大约2500—3000名专职或兼职的特工人员活动在以色列以外的世界各地，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外交官、新闻记者、技术专家、巨富商贾、馆店服务员、酒吧跑堂、秘书、司机甚至妓女；他们一般都经过严格的特别训练，在情报搜集、窃听、爆破、袭击、谋杀行动等方面身怀绝技，具有极强的间谍工作能力。

摩萨德利用高技术进行情报搜集，其水平之高，全球难有与其并肩者。早在摩萨德成立之初，就根据犹太物理学家奈蔓的建议，将它从阿拉伯国家搞到的数量庞大的情报输入并储存在电脑中，从而使以色列情报机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子计算机情报机关。凭借这种情报优势，以色列知己知彼，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取得了胜利。

美国白宫堪称壁垒森严，但对以色列电脑高手来说，钻进去也只是小菜一碟。摩萨德的“飞箭”特工队，目标是所有外国的机要部门。他们放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使领馆“飞箭”不曾光顾过，白宫也不在话下。美国白宫、国务院的电话，甚至克林顿总统的电子邮件，摩萨德均能获取。

据说，摩萨德还掌握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长达30个小时情意绵绵的电话录音，并曾想以此要挟克林顿。在1998年斯塔尔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对克林顿性丑闻的调查报告中，人们大多忽视了这样一段话：莱温斯基说，1997年3月29日，他和克林顿在总统办公室拥抱时，克林顿对她说，他怀疑某国使馆一直在窃听他的电话。克林顿还对她说，如果有人问电话调情如何解释，就说他们为防范窃听，将计就计，用调情来迷惑对方。

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段话高度警觉。当即跟踪一位在美国电话公司工作的以色列人，他的妻子是以色列使馆外交官，据说是摩萨德官员。特工搜查他时，发现了一份联邦调查局最敏感的电话号码清单，非常吃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情报部前主任梅杰称，以色列人搞情报就像打仗，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而且不惜任何手段。

白宫和以色列对此都矢口否认，称摩萨德早有规定，不准在美国从事非法谍报行动。但是从摩萨德所一贯奉行的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不能干的最高准则来看，很难说这个规定能起多大作用；而且，谁又能完全说清楚合法、非法的界限呢？更何况早在198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挖出了打入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犹太间谍波拉德；还有摩萨德的特工透露，以色列首次对美国总统下手是1974年，目的是了解美国向沙特出售预警飞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