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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塞·哈雷尔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他自己却摸索出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即分级单线联系。1946年6月29日，英国托管当局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正对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正是凭着这一原则，哈雷尔使哈加纳的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睐，这一天也成了伊塞·哈雷尔命运转折的吉日。

1948年5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以色列建国日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大多数以色列领袖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但哈雷尔却持相反观点。

对于这件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哈雷尔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派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其表兄正在阿曼的阿卜杜拉国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5月12日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以及阿拉伯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几支部队，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国旗，与此同时，本·古里安则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成立。次日夜，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跨国边界，向新生了以色列国大举进攻。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而早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并被破格晋升为以军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属于第二高的军衔了。

1948年，当沙伊被解散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首任局长。

1952年9月。罗文·希洛因健康原因辞去摩萨德局长职务，并向本·古里安提出了接任人选：莱温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而本·古里安最终选择了哈雷尔。

在建国初的4年里，以色列情报机构一直在忙于应付杂乱纷繁的国内外活动，尚未腾出精力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明确的指导方针。以色列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必然包括秘密斗争，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都是刻不容缓的。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毫无章法和缺乏连贯性。

几位情报界最早的领导人仍在寻找一种能够将高效率的安全机构与真正的民主合为一体的框架，他们寄希望于他们的政治领袖。但是，已经为无数难题找到答案的本·古里安，此时却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一特殊挑战了。

伊塞·哈雷尔的坚强和正直打动了这位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哈雷尔正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被任命为摩萨德局长，成为继罗文·希洛之后的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人。

哈雷尔刚接任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连局长秘书在内，也不过12人。此外，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哈雷尔立刻去找本·古里安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摩萨德的经费就增加了10倍。

哈雷尔要求摩萨德特工必备的第一素质，就是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而他自己则正是这一精神的化身，他因每天连续工作18个小时而被手下人成为“工作狂”。哈雷尔的这种忘我精神极大地激励了部下，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奖励，但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哈雷尔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不满足于仅仅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其任内，摩萨德特工海外特工行动也极为活跃，其谍报人员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结构无法与之匹敌的。摩萨德驻海外情报战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职业情报人员。以色列其他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某项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

哈雷尔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1955年，哈雷尔还说服了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的最能干的成员招入了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子伊拉克·耶泽尼茨基，他后来改名为伊拉克·沙米尔，并最终当上了以色列总理。

哈雷尔也懂得爱护部下。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使得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了身后强大组织的有力支持，因此在进行任务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反过来，哈雷尔也要求他手下的特工必须绝对地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飞速地运转起来，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

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摩萨德成功实施了“迷雾计划”。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英、法两国，决定通过武力制止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美国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力争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入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则想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政府自当年4月起，开始武装以色列。法国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的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也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加这次战争的意图。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命令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开始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中央情报局电告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才恍然大悟，杜勒斯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骂到：“他们把我们骗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的行动中。摩萨德先是大海捞针般地搜寻到阿道夫·艾希曼的踪迹，随后，哈雷尔又亲自率领一支12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秘密前往阿根廷首都布伊罗斯艾利斯，将其秘密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公审。此举立刻震惊了全世界。

摩萨德几起震惊世界的情报活动和特工行动，立刻引起了国际情报界的刮目相看。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的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构之一”。

哈雷尔的成功源于他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而他本人也不赞成人们对摩萨德的过分神化。1980年春，哈雷尔曾对采访他的联邦记者埃里希·福拉特说：“应该停止对昔日摩萨德的神化了。我认为，我们只是比其他情报组织工作锝更艰苦些，所以搜集的情报更多一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想我们这样，亟需一个具有极高效率的情报组织，因为以色列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面临敌对国间谍的恐怖活动。摩萨德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963年，哈雷尔最终因“达摩克利斯”行动（一个暗杀帮助埃及发展导弹的德国专家的计划）而与本·古里安闹翻，并于1963年3月26日辞去了摩萨德局长的职务。

伊塞·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位置上长达11年之久，是摩萨德有史以来任职最长的一位局长。哈雷尔以其对摩萨德乃至整个以色列情报界的杰出贡献，最终获得了“以色列情报之父”的美名。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梅厄·阿米特

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是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芦茨基，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太巴列一个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家庭。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犹太地下军哈加纳，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1944年，阿米特已升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他与周围阿拉伯各国间的各种战争就从未停息过。在50年代，阿米特曾在步兵和坦克部队中任职。这位年仅20出头的年轻军官生性好战，且勇敢过人，他不愿呆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而在前线的每次战争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

当时的以色列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之后，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的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了“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很快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作随从参谋。之后，阿米特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1958年，他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后到美国修养。作为一名军官，阿米特并不满足于匹夫之勇，他利用在美国修养的时间，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60年，阿米特杯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曼的军情处长，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曼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努力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与哈雷尔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观点相异，思维方法格格不入。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就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曼负责海外行动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与摩萨德两个比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阿米特认为，原始材料及对它的系统性分析，必须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为此他把军事情报局早已采用的计算机先进技术引进了摩萨德。但同时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他说：谍报工作“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将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在他任内，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几乎变成了以色列的秘密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外交部。当时，与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联络的不是以外交官员，而是摩萨德驻该国的特工。这一现象被人们称之为以色列的“准外交”活动。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当年提出的“外围战略”，在阿米特任期内得到了实现，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加纳都与摩萨德建立起了良好的情报合作关系。摩萨德的特工还以以色列农业、工业和商业专家、顾问的身份打入到非洲十几个国家。之后，摩萨德又抓住各种机会，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起了友好合作关系。

阿米特本想将这一“准外交”活动引向深处，但却未能如愿。

1966年，一位与埃及高层官员相识的外国犹太商人捎给阿米特一个口信：纳赛尔总统的副手哈金·阿玛尔陆军元帅愿意在开罗同他举行秘密谈判。阿米特对此极感兴趣，但他向艾希科尔总理提出时，却遭到了再度出山的伊塞·哈雷尔的否决。哈雷尔向犹豫不决的艾希科尔总理解释说，开罗会谈建议很可能是个圈套。他提醒以色列总理，如果阿米特被捕或受审，他就可能在对方的威逼下供出以色列的重要机密。于是，艾希科尔总理最终放弃了这次和谈的机会。几十年后，阿米特仍然为此感到万分的遗憾，认为如果他当初秘密飞往开罗，1967年6月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许就能避免。当时，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的边境上局势极为紧张，阿米特既然被迫放弃了和谈尝试，便只好将摩萨德的“准外交”活动转向战争。

1967年5月下旬，埃、叙大军压境，阿以战争迫在眉睫。但以色列军队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后，阿拉伯联军却按兵不动。作为小国的以色列久耗不起，欲主动发起进攻以早日结束这种尴尬局面，但又担心苏联的干涉，于是阿米特秘密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和谅解。华盛顿为战争大开绿灯，做出了无言的承诺。于是，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主动开战，仅用了6天时间便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战争开始后，摩萨德还致信约旦侯赛因国王，企图离间约旦与埃及。

当然，“六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有赖于摩萨德成功的“准外交”活动，还有赖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埃及空军的精确情报。摩萨德向军方建议，对埃及进行空袭的最佳时间是早晨7时45分。因此此时飞行员正在进行早餐，空防松懈，值班人员正在进行交接班，地勤人员正把飞机拖向跑道。于是，以色列战斗机带着炸弹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目标清单，于7时45分准时飞达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奠定了整个战争胜利的基础——埃及空军在地面就被炸毁殆尽。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致命打击。

阿米特在局长任期内，还针对这一时期刚刚露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为摩萨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后来当阿米特退休时，大多数西方情报机构的首脑都致信给他，高度赞扬了阿米特的情报局局长生涯，认为他成功地遏制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并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有效防范的典范。

“六日战争”前的“准外交”活动为摩萨德以及阿米特赢得了无比的荣耀，但另一次“准外交”活动的参与，却让阿米特最终丢掉了摩萨德局长的宝座。

1968年3月，摩西·达扬想秘密访问伊朗，与伊朗国王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鉴于摩萨德负责与伊朗方面的关系，于是达扬找阿米特替他作出安排，并要求阿米特对其行踪严格保密。阿米特局长满足了这位国防部长的要求，但却将“密”保到了以色列总理的头上。艾希科尔总理发现此事后怒不可遏。尽管他极为欣赏阿米特的情报才能，并认为阿米特丝毫不逊色于前任伊塞·哈雷尔，但还是没有让他连任摩萨德局长。

力量蕴藏在弱点之中的兹维·扎米尔

1968年夏季，以色利情报界爆出了冷门：战绩斐然的情报专家梅厄·阿米特，未能像其前任的哈雷尔那样连任局长，而毫无情报工作经历的兹维·扎米尔将军，却接替他成为摩萨德第四任局长。

兹维·扎米尔1925年出生在波兰。出生7个月后，他便随同父母迁居巴勒斯坦。1942年，17岁的扎米尔参加了帕尔马赫冲锋队。1946年，他在奉命为沙伊德一次偷运军火行动放风时被英国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继续在犹太军事组织工作。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他指挥一格旅团，承担了打开通往耶路撒冷通道的任务。

1950年，兹维·扎米尔成为高级军官进修班的教员。1953年，他又到英国高级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步兵学校校长。1956年，他在国防部训练司令部担任高级军官，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曾在西奈战场任某旅旅长。1957年、扎米尔离职去希伯莱大学攻读文科学士学位，学业完成后被晋升为准将，并主持训练司令部的工作。1962年，他担任了南方司令部的领导职务，成为以军独挡一面的前线指挥官。在此期间，他曾几度身入加沙地带所谓“恐怖分子老窝”进行侦查。1966年7月，扎米尔又被任命为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扎米尔虽然没有情报工作经历，但在艾希科尔看来，扎米尔的力量却恰恰蕴藏在他的弱点之中。在过去的20年里，摩萨德一直是由自命不凡的间谍大师当家，无论是伊塞·哈雷尔还是梅厄·阿米特，都是说活算数的超级强人。这些行家里手在情报工作方面的高效率固然可去，但当这种高效率影响到政治家们的决策时，他们宁可挑选一个更为听话的人来担任情报总管。摩萨德首脑毕竟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他们不过是为政治家们执行任务的工具，而工具就必须用起来得心应手。

从外表看，扎米尔秃脑门、招风耳，身材修长，几乎有点干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可能患有胃溃疡或胃下垂之类的疾病。他不苟言笑、离群索居，据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在家时总是独自呆在地下室里”。总之，扎米尔谈不上魅力，是以军中缺少风采、毫无情趣的人物之一。

在就任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一职期间，扎米尔负责从英国购买军火的所有事务。同英国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使扎米尔受到了绅士风度的熏陶，以致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透露出一种英国上议院勋爵们所特有的那种潇洒风度。他这种衣冠整洁、服饰讲究的气质，与穿着随便、不休边幅的以色列特工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会显得格外招眼。但扎米尔却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即使率领特工队行进在40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中时，这种风度也不减分毫。

兹维·扎米尔就任摩萨德局长时，恰值法国刚刚宣布了对以色利实行武器禁运令，因此摆在新局长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为“纺织厂”（这是以色列迪莫纳核反应堆的对外名称）搞到铀。这可关系到以色列核武器研制成败的大问题。

因此，在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为武官扎米尔举行的离任告别宴会上，当年轻的肯特公爵问起扎米尔将有何高就时，扎米尔以其特有的幽默回答说：“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扎米尔上任后，立刻从阿米特手中接过了搞铀工作。早在哈雷尔下台前夕，这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为以色列制造原子弹搞铀的工作，在经历了摩萨德前后三任局长之手后，最终在扎米尔手中完成。扎米尔在担任摩萨德首脑时的最大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他冲破了法国人的武器禁运，使“舍尔斯贝格”运铀货轮“改变航向”，200吨氧化铀矿石被偷运到以色列。此外，窃取法国“幻影”歼击轰炸机蓝图的任务，也是在他手中最后完成的。

另外、扎米尔在摩萨德局长任上还有两项引起世界瞩目的功绩：一是成功地实施了将5艘导弹快艇，从法国海港里偷出并运回到以色列的“诺亚方舟”行动；另一项则是遍寻世界，将“黑九月”恐怖分子斩尽杀绝的报复行动。

自豪的将军局长伊扎克·霍菲

1974年，兹维·扎米尔5年摩萨德局长任期届满后，便无声无息地退出了以色列最大的情报机构。刚刚出任总理不久的伊扎克·拉宾挑选了自己的一位老熟人——伊扎克·霍菲少将出任摩萨德局长。

新总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在证明他极力回避“赎罪日战争”的阴影。在一年前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由于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大意而使得以色列在埃及、叙利亚等国的突然进攻面前被打得措手不及，从而丢尽了情报部门的脸面。因此拉宾总理决心挑选一次与这次奇耻大辱毫无关系的人，来出任新的摩萨德局长。

霍菲是以色列高级将领中唯一的在战争爆发起前，极力敦促其上司注意叙利亚部队调动的将军。他当时正担任北部军区的司令，在预感到战争局将爆发后，曾请求增援他的坦克和炮兵部队，但是这一请求却未受到理睬。

战争爆发后，突遭袭击的以军在初期陷入了被动，但霍菲将军及其手下的部队打得异常英勇。他们顽强地阻止住了叙利亚军队的凶猛进攻，并很快就收复了谢赫山和戈兰高地，甚至打到了叙利亚境内。因此，在这次让以色列人丢尽了脸面的战争中，霍菲变成了少数能为其行动感到自豪的人。

霍菲建国前也曾加入过帕尔马冲锋队，并且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作为一名伞兵指挥官，霍菲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当时的空降旅旅长就是后来当上了以色列国放部长的阿米尔·沙龙将军。

1965年，霍菲在西奈半岛当过空联部队副司令。之后，他作为一名制定计划的高级官员，参加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准备工作。1968年，霍菲晋升为准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

1974年7月，脸圆体胖的霍菲离开了部队，只有少数知道他是到摩萨德当局长去了。由于摩萨德局长的任命及行踪从不见诸报端，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从此便销声匿迹了。严格地讲，霍菲并不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对他非常的尊敬，这主要是出于对他在工作中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勤勉和认真态度的敬佩。

伊扎克·霍菲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协助政府成功地开展了秘密外交活动。

阿米特为摩萨德开创的“第二外交部”的传统，一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拉宾就赋予了摩萨德一项新的任务；协调他同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秘密会晤及其他官方接触。这些都是以色列外交政策中最敏感、最机密的一面。

1975年3月，摩萨德安排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在两国边境线上尘土飞扬的阿拉瓦平原进行了会晤。双方会谈的情景都被摩萨德用隐藏的摄像机和窃听器录了下来。有关这次秘密会晤的录像带、录音带及文字材料，到现在还被锁在以色列政府的档案馆内。

随后，摩萨德又受令安排了拉宾总理秘密出访摩洛哥。1976年，以色列总理乔装打扮，头戴假发，取道巴黎飞抵拉巴特。拉宾总理请求哈桑二世国王设法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坐到谈判桌边来。

虽然这次出访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是以色利和摩洛哥之间的秘密合作却得到了发展。摩萨德取得了与中央情报局同等的权利：他们的特工可以在国王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其中包括与可能有用的阿拉伯人来往、建立无线电侦收站以对北非各国的行动进行电子侦察。而摩萨德所给予的要求是，就摩洛哥国内安全事务，向国防部及其高级官员提出建议。

霍菲还继续执行着以色列传统的“外围战略”，但有一点已变的更加清楚：以色列需要与阿拉伯国家本身发展关系。不久，摩萨德与约旦秘密警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交换有关共同敌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绝密情报。此后，摩萨德曾多次向其传递了巴解组织企图刺杀侯赛因及其内阁部长的阴谋计划。

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工党中政客们都把“利库德集团”（当然包括贝京本人）看作是一个“会把阿拉伯人吞掉”的恶魔，一个会挑起以色列与其邻邦之间可怕冲突的战争贩子。但贝京却让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就在他上任几个星期后，一项试图与以色列最大敌人埃及和解的计划便开始实施。贝京一心想实现其前任一年前访问摩洛哥时未能实现的目标。

作为该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摩萨德局长霍菲、副局长戴维·金奇被称为和平使者派往摩洛哥。在伊弗兰宫中，霍菲见到了与世隔绝的哈桑二世，并使国王同意作为东道主，促使一次埃及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罕见的会晤。

就在当天，埃及副总统哈桑·托哈米和情报局局长迈勒·哈桑·阿里将军，应哈桑国王之邀来到了摩洛哥。在伊弗兰王宫，摩萨德首脑与埃及副总统进行了秘密会晤。由于此次行动是极为机密的，就连身为埃及情报局长的阿里将军也被拒之门外。阿里当时差点给气疯了。回到埃及后，阿里向萨达特大肆抱怨托哈米故弄玄虚，没想到埃及总统却大笑起来。据阿里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这样大笑过，而且直到这时候萨达特才对情报局长讲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霍菲的摩洛哥之行，摩萨德的一份秘密报告出现在贝京总理的办公桌上，贝京阅后吓了一条跳。报告指出，1977年4月，卡扎菲同在利比亚首都的苏联克格勃特工达成一项协议：利比亚将向苏联提供舰船停靠安全和飞机着陆权，以便他们能向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苏联方面则负责向利比亚派遣一支克格勃特工部队，并负责训练巴勒斯坦、德国和日本的恐怖分子。而这些恐怖分子的刺杀目标，就是被卡扎菲称为“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的埃及总统萨达特。

以色列方面很快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埃及情报部门。埃及人起初不大相信，于是向利比亚边境地区派出侦察机，他们在一块绿洲中果然发现了摩萨德所说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1977年7月25日，埃及特种部队摧毁了那个克格勃基地。萨达特随后向耶路撒冷表达了谢意。

摩萨德送出的这把火，终于融化掉了以埃两国的最后一块坚冰。

8月27日，埃及外长赛义德·马雷访问了罗马尼亚，而贝京总理在摩萨德的巧妙安排下，“恰好”也在同一天访问了该国。这对中东天敌在布加勒斯特的秘密会晤，将两国的和解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7年9月，摩萨德又为以色列外交部长德西·达扬的最后冲刺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9月中旬，埃及副总理托哈米乘飞机来到了摩洛哥。此时，达扬也正准备前往美国，进行他出任外交部长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9月16日，达扬乘坐的飞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作短暂的停留，与北约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举行了会谈。下午4点30分，一支摩托车队护送他来到机场。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辆贵宾专用轿车已经恭候多时，准备把达扬及其夫人直接送到即将飞往纽约的DC-8型客机下。然而，达扬却拒绝享受这一特殊优待，决定步行登机。

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最后一刻，一辆黑色雪铁龙DS型轿车突然疾驰而来，又嘎然停在了转机旁。此时，达扬正站在舷梯旁尚未登机。已在机场卫生间化妆的达扬，此时带着一副特大的太阳镜和假胡子，帽沿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两名身者便衣的摩萨德特工将他拥进了轿车，随即驾车拐上了另一条跑道，一同登上了摩洛哥空军的一架飞机。当飞抵纽约的飞机上只走下达扬夫人一个人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拼命地寻找达扬的踪迹。而此时他早已在摩洛哥，开始同埃及副总统托哈米会谈了。托哈米转达了萨达特总统的问候，并通告了总统同贝京会面的唯一条件是：以色列政府必须声明，同意把已占领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

翌日，达扬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巴黎，但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数小时后，他飞往特拉维夫，晋见了贝京总理。9月18日，达扬乘坐一架飞往纽约的班机，准备去美国同夫人会合。当班机在苏黎世的机场中途着陆时，达扬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会晤了来自开罗的一名代表，向他转达了贝京的承诺：以色列愿意归还西奈半岛。这一信息的传递，为两个月后萨达特总统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性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了以色列，标志着埃以两国走上了和解的道路。

尽管摩萨德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同埃及和解的全过程，但对于这些内幕却一直秘而不宣。1980年，萨达特第二次访问以色列，副总统托哈米陪同前往。在欢迎宴会开始前，霍菲与托哈米见面时候好像互不认识，只是象征性地握了握手，甚至连头都没点以下。

当时在场的一位以色列电视台记者，他完全了解正是这两个人在摩洛哥的秘密会晤，发起了中东和平进程。他用肘轻轻碰了一下霍菲，悄声说道：“不用装腔作势了，这已经载入史册了。”

霍菲领导摩萨德进行秘密和平外交的同时，也进行着反恐怖主义斗争，而后者则在非洲的纵深地区达到了成功的顶点。

1976年6月27日，两名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和两名西德“都市游击队员”劫持了一架法航客机。恐怖分子最后将飞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飞机上共有二百五十多名乘客，但是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却从中挑选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作为人质，而将其余的乘客释放了。

为了营救人质，摩萨德策划了史无前例的“霹雳行动”。1976年7月3日夜晚，空军的3架“大力神”运输机载着几十名“塞雷特”突击队员，在飞2000公里后悄无声息地降落在该机场。几分钟后，突击队员立即冲进了旅客候机室，干掉了全部恐怖分子，救出了人质。

这是一次令人惊愕的成功。尽管它与1972年特拉维夫卢德机场的营救行动极为相似，但行动却更大胆，奔袭距离更远，并且是在敌国作战。以色列特工突袭乌干达的成功，恰恰发生在美国国庆节（7月4日）的前一天晚上。全世界都在为这次辉煌的成就而轰动，以至于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显得黯然失色。

在这一时期，摩萨德还密切关注着伊拉克人的核工程计划。

1978年，摩萨德利用美人计成功地获取了伊拉克核机密，随后先是派特工去法国炸毁了为伊拉克生产的核反应堆，又为以色列空军提供了准确情报，使之一举将伊拉克建设中的大型核反应堆“塔穆兹1号”夷为平地。这一行动的成功，使以色列继续成为中东唯一的核国家。

霍菲在摩萨德局长任期内所作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与黎巴嫩长枪党民兵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黎巴嫩是以色列北面的邻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了军事基地，用以色列的话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中之国”。巴解组织对以军的炮击和对以色列边境的骚扰令以色列极为恼火，于是，以色列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略。

黎巴嫩是中东阿拉伯各国中唯一不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因为该国只有51%人信仰伊斯兰教，而49%的人则信仰基督教。黎巴嫩的穆斯林及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与基督教派之间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于是，为共同对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阿曼）自1974年起，就与黎巴嫩最大的基督教民兵组织——长枪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1年，贝京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命令霍菲扩大并加强同长枪党的联系，而作为以色列最好战的国防部长沙龙则走得更远，一直策划着与长枪党联手，试图将聚集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一举歼灭。以色列陆军和空军也摩拳擦掌，期待着采取报复行动。

摩萨德最初反对军事冒险行动，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军队直接面对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但沙龙坚持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令人奇怪的是，一直同沙龙唱反调的霍菲局长，最后竟然同意了沙龙的观点。

1982年6月3日，以色利驻伦敦大使在出席一次外交宴会后，遭到巴勒斯坦人的伏击，成了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为沙龙的入侵提供了借口。6月6日，以色列军队越过边境，大规模入侵黎巴嫩。这完全是一次战争行动，但以色列军方却为之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加加利和平行动”。

战争并没有像沙龙事先保证的那样，以闪电战一举解决问题，而是遭到了巴解组织战士和黎巴嫩穆斯林的顽强抵抗，闪电战的梦想化为了长达数月的消耗战。尽管在以色列军队和美国人的扶持下，贝希尔·杰马耶勒登上了黎巴嫩总统的宝座，但三个星期后，新总统就被一枚高爆炸弹炸死了。杰马耶勒之死，宣告了“加加利和平行动”的彻底破产。

霍菲在1974年至1982年连任两届摩萨德局长，成为在这个位置上的时间仅次于哈雷尔的人。他本可以凭借着成功的和平外交及“霹雳行动”等骄人成绩而体面退休，但最后却因赞同“加加利和平行动”而破坏了自己完美的形象。

首位从内部爬上来的局长内厄姆·艾德莫尼

1982年夏季，内厄姆·艾德莫尼成为摩萨德的第六任局长，他也是从摩萨德内部产生出来的第一位首脑。

摩萨德内部人员似乎更了解他，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一位“普通人”，一个“当官的”。尽管艾德莫尼可能属于那种没有活力的官僚，但其优点是办事谨慎，且有恒心，53岁的艾德莫尼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最低层一级一级升上来的。

1929年，内厄姆·艾德莫尼 出生在耶路撒冷。几年前，他的父母刚从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并将“罗特鲍姆”这个姓改成了“艾德莫尼”。他父亲是耶路撒冷公园的设计师，因此艾德莫尼一家得以住在离豪华的戴维国王旅馆不远的雷哈维亚高级住宅区。实际上，以色列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以及一些大学教授和军官，都来自雷哈维亚。

少年时代，内厄姆·艾德莫尼就在哈加纳及其情报机构沙伊中工作。1948年的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艾德莫尼就考入了美国伯克利的加利福利亚大学，专攻国际关系专业，并在一家犹太教堂当过管理人，还在一家为美国军队生产军装的工厂干过活。

在加利福利亚，艾德莫尼遇见并取了他的妻子，他们在西海岸的5年生活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这是艾德莫尼的前半生能够摆脱秘密战争压力的唯一一段时光。

艾德莫尼之所以选择选读国际关系专业，是想当一名外交官。但当他回到以色列后，却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情报专门学校当上教官。不久，当摩萨德从教官队伍招收特工时，艾德莫尼被选中了，成为摩萨德政治行动和联络处的情报官。艾德莫尼在该机构驻世界各地（从华盛顿到埃塞俄比亚）的情报站，一干就是30年，曾参与了与中央情报局进行的多项合作工程，成为以色列从事兼职外交活动的专家。

由于艾德莫尼多年来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使得他在具体的秘密行动方面缺乏实际经验。他不是一个冒险家，也不是一个杀手，他工作踏实，非常勤奋，还是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艾德莫尼尽管性格内向，但并不窝囊，在他任局长期间，摩萨德同样赶出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84年初到1985年初，摩萨德成功地策划和实施了“摩西行动”，将埃塞俄比亚的一万余名犹太人，偷偷空运回以色列。

1986年9月，摩萨德特工将从迪莫纳和研究中心叛逃的技术人员莫迪凯·瓦努努，从英国骗到意大利后绑架回以色列。

1988年2月，摩萨德特工在希腊成功炸毁了巴解组织运送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的“回归”号邮轮，挫败了对方“回归航行”的宣传企图。

1988年4月，在摩萨德的精心策划和积极配合下，以色列“玛特卡勒塞雷特”突击队前往15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成功地暗杀了巴解组织最高军事指挥官阿布·杰哈德。

艾德莫尼领导摩萨德也达七年之久，总的来说，功过参半。1989年9月，内厄姆·艾德莫尼退休。

冷战后的首任局长沙巴特·沙维特

1989年9月，沙巴特·沙维特任期内，正值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而这一变化则使昔日闻名世界的摩萨德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从1994年春天起，摩萨德还一直在酝酿调整领导班子，特别是物色合适的人选，以接替任期届满时即将退休的沙巴特·沙维特。

据行家们分析，最有可能的继任人选是时任阿曼局长的乌瑞·斯古将军通晓以色列主要对手国的情况，一直被视作以色列情报界的“重量级”人物。在1995年初完成的一份关于叙利亚的报告中，斯古将军认为，叙利亚在和平问题上的态度是“严肃的”，但也“不会急急忙忙与以媾和”。斯古将军的观点对以色列政府有重要的影响。另一位可能的人选也是位将军——拉宾总理的军事顾问丹尼·亚托姆将军。

然而，即将离任的沙巴特·沙维特将军却不希望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其理由是，在摩萨德历史上的7位局长中已有3个是将军，在新形势下不应再出现第四位将军来领导摩萨德。因此，早已任期届满的沙维特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在其职位上。他一方面竭力抵抗国内要求削弱摩萨德预算的压力，一方面希望其继任者能够从摩萨德内部选出。

沙维特的这一观点绝非个人想法。有迹象显示，一旦对斯古将军的正式命令下达，许多心怀不满的摩萨德高级官员将可能辞职。有人分析，如果继任者能够按照沙维特的意愿从摩萨德内部选出来，那最可能出任此职的将是以色列犯间谍专家戴维·卡米。

1996年3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摩萨德因事先没有提供任何情报而受到指责。为承担责任，现任摩萨德局长也必须下台，于是，与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十分密切的丹尼·亚托姆取代了沙维特，成为摩萨德第八任局长。

首次被公开报道的局长丹尼·亚托姆

1996年3月24日，以色列内阁通过决议，任命政府总理的助手兼军事顾问丹尼·亚托姆少将为摩萨德局长。紧接着，佩雷斯总理亲自签署了任命状，军事监察机构则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行文，准许媒体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