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再没有任何文字依据了（胡适又用老手法，中断了这年8、9两个月日记）。这个48岁的老处女，面临更年期，性欲加情爱在她体内蜂拥着，排徊在两个房间的走廊上，不知如何才好；最后回到自己的床上，又想着他的身体，多么难捱这时刻！从韦莲司小姐这封自白、自责的信中，可以说是她差一点上了胡适的床！
然而狂狷的韦莲司究竟是有教养的知识女性，尽管她与胡适“曾经共度过一段岁月——我们同游，同乐……在时光的泡影里，想到我们曾经在一起游乐，这是何等甜美”！尽管她期盼“第二个童年，但愿我们能快快乐乐的白头偕老”，尽管她吐出了心声，“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但是她明白地意识到他俩间有“一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只要无视它的存在”——对韦莲司，可以“无视”，但对胡适这位大名人，“无视”则意味着被社会舆论制裁，毁掉了十年功德。韦莲司如此深爱胡适，当然会想到这一严重后果，所以隔了6天，她又写信给他，表示自己的理性：“在我一生之中，有一种苦行僧的倾向，对于我自己非常渴望的东西，我宁可全部放弃，也不愿意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9月22日）
胡适心中感激，感到这座“石墙”依旧，所以9月24日再一次造访绮色佳。不过不过夜了。早上7时28分到达，晚上10时29分坐夜车回纽约，紧接着由陈衡哲陪去她的母校瓦萨学院作演讲。两颗有意回避的心，隔了一夜就相撞了，撞出火花来了。9月25日回到纽约后，胡适立即写去了发自心底回响的信——
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长留我心！昨晚我们在森林居所见的景色是多么带有象征意味啊……月光被乌云所遮，最后为大风暴所吞吃。风暴过去，而新月终将成为满月。
又，此际胡适填词《水调歌头》——
执手真难放，一别又经年！归来三万里外，相见大江边；更与同车北去，行遍两千里路，细细话从前。此乐大难得，高兴遂忘眠。家国事，《罗马史》，不须言。眼中人物，算来值得几文钱。应念赫贞江上，有个同心朋友（原写“伴侣”），相尚依然。夜半罢清话，圆月正中天。
心有灵犀一点通。同一天（9月25日），韦莲司也写信给胡适。第一句话就是火辣辣的——
胡适，我爱你！
我是个很卑微的人，（但是）你应该爱我——有时，你的爱就像阳光中的空气团围绕着我的思想（见不到踪影，但我必须相信它的存在）……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这次新的交会，也非不可能放出光芒来！当我看到你的嘴角，你那半闭的眼神，我是个温柔的女人……
韦莲司在写些什么呀？她从哪个角度获得如此令人难测的感觉？她还学胡适那样写诗——
昨晚（似乎已经很久以前了！）我写道：
“喉管已被切断，
唱你的调子是不自然的，
我寄上僵硬的沉默——
在虚空中，无声的喘息。”
我想，并不是麻木让我此刻觉得平静，
而是你的爱，胡适！
胡适走了。胡适途中意识到，这两次聚首可能给韦莲司激起心底波澜。返国轮船上，他付于一纸安慰道：“我觉得这两次去绮色佳看你，给了你许多麻烦。我真诚的希望你能渐渐回复到平静生活。”
1936年10月，分首3年后，胡适借道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加州约瑟米岱举行），去绮色佳看望韦莲司。她大概已平复，没有什么故事，所以胡适在她家住了4天，写作到深夜凌晨3点，还想首先念给她听呢。
但是这次胡适走后第一年，52岁的韦莲司小姐却又经历了一次感情危机：一位叫R.S的先生、一位叫邓肯的先生（是胡适康奈尔大学同学，而且早胡适3年识韦）向她求婚了。韦莲司为此写信给胡适，征求他意见。胡适回信“赞成”。但心中只有胡适才是男人的她，两位美国男士无论怎样体贴她“到惊人的程度”，甚至曾为她欲自杀，她还是放弃了最后的机会：不婚。
韦莲司对婚姻有一个固定的观念：“问题的关键是我应不应该出卖自己——把自己当一个妻子或帮手卖给一个对我全无吸引的人，去过一种我极度厌恶的生活”（1937年11月11日致胡适信）。无疑，有吸引力的人，舍胡适，别无他人了。
使美
这里所述的“使美”，是广义的，时间上除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的4年之外，还包括前一年赴美欧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以及卸大使任后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的4年（1942年9月至1946年6月）。这近9年时间，胡适与韦莲司聚首共有5次，先后是：1938年3月15日；1938年8月，伦敦8天；1939年6月，胡适参加康大校庆活动时；1942年7月；1946年2月，胡适去康大作学术讲座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接着蒋介石要他和钱端升、张忠绂二教授一起到美国、英国去做非正式的外交使节，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宣传中国抗日，以争取欧美各国政府与民众的支持。9月20日，他乘飞机从香港启程，其间辗转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关岛、中途岛、檀香山。在飞向旧金山的航道上胡适就写信给韦莲司，告诉此次“赴国难”的行程。
在1937年年底之前，胡适在美国演说忙极，他俩没有时间聚首，但年末胡适46岁诞辰（12月17日）那天，受到了韦莲司邮寄的24朵玫瑰花的生日礼物。胡适十分重视，去信说，“跟着玫瑰一起来的还有一朵紫罗兰，我把它别在大衣上。”“想到我至少有一个朋友，用她的全部同情和爱心来了解我的工作，我感到非常舒畅和快慰。”（1937年12月20日函）
这阶段，爱国主义主题贯穿着他俩的感情交流。尽管韦莲司是美国人，她入微地关心着胡适的健康状态，体贴他，鼓励他。她爱中国。
从1938年1月24日开始了胡适的演说之旅，50多天的时间里，胡适奔走美加两国，行程一万多英里，作演讲56次（其中美国38次，加拿大18次），告诉北美人民中国抗日战争现状，“我们在打一场非常艰难的仗，有三十万的人经受着无家可归的痛苦”。演说之旅的中间站，3月15日他到了绮色佳。
到家了。韦莲司到火车站把疲劳之极的胡适迎回家。胡适在“家”休息了3天。韦莲司发现他感冒了，又犯牙痛老毛病。胡适说“老了”。她慰劝他：“你并非‘老了’，而只是‘年久未修’。人就像机器，要是小心使用，只需要短时期小修理，就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如果使用过度，一旦坏了，就需要长时期的大修哩！”韦莲司又建议胡适减肥，“这样可以让你觉得舒服一些，也呼吸的容易些。我相信你这些全懂，其实你懂的远比这些多。但是，我只是要你知道，你的美国家人是很惦记你的！”
这些珍珠般语言落在胡适心田上，所以4月19日的“四百里赫贞江”的诗中出现了“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的心声。
1938年的第二次聚首的地点在英国伦敦。胡适7月初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向中国学生会作演讲后，就启程去欧洲，经法国，到了英国。途中，蒋介石已电报“跟踪”，要他做驻美大使。胡适再三考虑后，认定“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的前提下，接受大使任命。在接受与不接受的十字路口，8月19日，他与韦莲司在伦敦聚首了。这次聚首是穿插在他频繁的演说和社会交往中，至24日胡适离英伦去瑞士，共有6天时间。胡适日记中留有“Clifford”（克利福德，即韦莲司）痕迹的，仅如下寥寥数语：8月19日：“clifford来吃饭。三月在Tthaca（绮色佳）相见后，至今才重见。”8月21日：“到Mrs.Eleanor(JohnW.)Toung(埃莉诺，约翰的夫人）、杨太太家173HollamdParkAV吃茶，Clifford亦在，同去吃饭。”8月22日：“饭后与Clifford同观Museum（博物馆）中的中国部分。”8月24日：“料理行事。下午，Clifford邀吃茶。八点一刻上车，赴瑞士。”
仅据日记，无法了解韦莲司缘何渡大西洋来伦敦，以及其行踪。也无法获知他们见面有限时间里的言谈。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很认真商议胡适是否接任大使的大事。以韦莲司的胸怀，是赞成胡适做大使的，因为她在1月31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你属于世界”，“我不知道当今可有第二人像你这样，对东西方人民和政府的特性有如此深切的了解”。当胡适说“我宁可过我的学术生涯，扮演一个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家，而不愿作一个实际的改革者和政客”而犹豫时（8月25日函，苏黎世），韦莲司用女性特有方式鼓励他：“我确信你会‘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攸关我同胞生死的事’。而你的同胞也会证明，你不但是个大学者，也是个伟人……（历史）将认定，你的服务不只是为了‘你的同胞’，也为了整个大病的世界。就我个人而言，胡适，你知道，我爱你。”（8月31日，伦敦）
江冬秀从她的角度，反对胡适从政。所以胡适才有“你跟我二十年”，“我愧对老妻”那封信：“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徐）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我的真心话。”（11月24日）
1938年，胡适就这样既辛苦，又困惑，终于走出了学术生涯之外的一步。
9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命令。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大使任。10月27日，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一到华府使馆不久，胡适就给韦莲司写信——
鉴于形势的危急，我必须立刻开始工作，所以从10月6日到此以后，我相当忙。
多谢你给我的同情与支持，这是我时时都需要的。（10月14日函）
胡适出任大使后，代表抗战中苦难的祖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政务外交活动多且重（如“桐油贷款”、“滇锡贷款”，阻止美国会“中立法案”通过，反对“赫尔——野村、莱栖的谈判等），还要继续他特具优势的爱国演讲，所以与韦莲司晤面的机会大大减少。但他们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亲密、亲爱程度依旧。
——“你是中国驻美的大使了！我不能恭喜你，因为我深知这份你并不想要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然而，终究找不到另一个和你能力相当的人，你接受了这个工作，中美两国都应该受到恭贺。”（韦莲司，1938年9月20日）
——胡适赴任后，在那两次有名的演讲《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1938年12月4日，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日本对中国的战争》（12月5日，纽约“中国文化协会”）中累倒，引发心脏病，住院14天后，托他秘书游建文书告韦莲司，说（胡适47岁生日）“信与礼物，已在17日交给了他，他要我向您深致谢忱。”
——（韦莲司并不知情胡适是患心脏病）“无论你得了什么病，我很高兴，你能有个长时期的休息。毫无疑问的，你需要休息，而这个休息也是你挣来的。”（1939年1月9日）
——“经过77天的休息和‘保护’以后，我很光荣的出院了。”“这封信只是要告诉你，我健康恢复了，体重增加了，正要出院。同时也谢谢你，在那几个漫长的星期里，你送来了美丽的花，使我高兴。”（胡适，1939年2月20日）
——“我仍东奔西跑，并时常想着你。”（胡适，1939年4月17日，韦莲司生日）
——“我坐在床上，可以看到房间的另一端，高高的放着可爱的花，这些花带来了你年年不断为我生日的祝福。在全世界正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的时候，我却能在此欣赏着黄点的白色菖蒲、精巧白色的兰花、水仙、郁金香、金鱼草......”（韦莲司，1939年4月17日）
——“我现寄上一套《藏晖室劄记》（我留美学生时代的日记）给你。这套书是我的出版商上个月在上海出版的。”“诚如你可以想象，在日记里，我经常记录你的看法和我们的谈话。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第428页上（19194年19月20日）。你的名字出现在中文里是‘韦莲司女士’，或仅作‘韦女士’，或作‘C.W’。昨天晚上，我试着把有你名字的页码确记下来，我找到了许多：
“第二册：428；431……
“第三册：625；626……
“第四册：938；958……”（胡适，1939年5月17日）
“你的信和邮包是十天前收到的……(你的日记）对我还是一件有趣而且令人兴奋的事。那段历史带着新的看法又复活过来，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解释……公开资料中，有关我的部分，如果有些是个人的私事，我会觉得非常尴尬。”（韦莲司，1939年6月4日）
——“读了你4日来信以后，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日记中提到你部分都是‘无关个人的’，也是‘抽象的……那几首诗也是无关个人的——都没有主语。”（胡适，1939年6月10日）
然而胡适在华盛顿大使任期4年内，与韦莲司聚首仅2次，且时间也不长。
一次是1939年6月15日，胡适应邀去康奈尔大学，参加校友返校活动，接受母校授予“本级最杰出校友”荣誉证书。住在E.?E?戴校长家中。18日，应“中国学生会之邀，去恩菲尔瀑布野餐，由韦莲司开车送去。当日晚10时，他离去绮色佳，往纽约。此次校友返校活动，胡适应接不暇，有校友午餐会，有同班同学夜宴、校长夜宴、同班年宴，同年级校友集会，他特去赛格学院看望同班同学E.I.安德森夫人。当年胡适获卜朗吟奖，她获莎士比亚奖，她的丈夫也是胡适的老友。校友晤见热闹交往中，韦莲司送给胡适一个戒指。胡适回去打开盒子，看到戒指上铭有“胡适”和“14——39”字样。胡适顿时大悟，去信说：“14——39提醒了我，我们的友谊已经有25年了！我会永远珍惜这个戒指。胡适与韦莲司于1914年结交，正如胡适所说在191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韦莲司的名字。星期六与韦莲司女士（EdithCliffordWilliams）出游……”
另一次是1942年7月22日至6日，距卸大使任前一个多月，是专程去绮色佳看望韦莲司的，住在韦家。那个时令，正是盛夏来到之前的闷热的霉季（类似中国江南的黄梅）。胡适在韦家感受“清凉下雨的星期天，那是我觉得最轻松的一天！”（胡致韦函）《胡适日记》中没有留下这次聚首的任何痕迹。胡适还说“我想你工作的太辛苦了，即使只这么短短的看你几天，我觉得好极了。”（1942年7月31日函）
韦莲司辛苦，是几件突发性事件造成的：老管家伍尔特病重，住院手术，主仆倒置地看护他；哥哥家里车祸，嫂子、侄子受伤；她（已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工作）还在晚上选读两门课：急救护理、汽车维修。57岁的韦莲司生活得很充实。＃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把与韦家交往传统，交给了第三代。1939年8月18日，胡适长子胡祖望与徐新六儿子徐大椿到达美国旧金山，一起去参观康奈尔大学，然后祖望进康奈尔大学就读；大椿就读赫维福（Haverford）大学。事前，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要求她照应祖望。于是她就盼望这位“椿侄子”的来到：“这个月你儿子就要到了。我希望他安全抵达并带来一些家中并不太坏的消息……他对工程的兴趣，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择到康奈尔来……要是他到绮色佳来，让他在晚上打电话给我。电话是5345。（韦莲司，1939年8月16日）。后来胡祖望去拜望了韦莲司，送了一块中国刺绣以及胡适的茶叶。平时，胡适这个儿子也去韦家茶叙。这样胡适与韦教授、韦老太太交游，与韦家二小姐韦莲司相知相爱有后了。胡祖望继承这一传统，父亲过世后，继续与这位姑姑往来。两个国度的胡韦两家遂成世交，这是世人鲜知的佳事。
胡适与韦家情谊还延伸到另一人：老仆伍尔特。胡适一直待他很好。胡适被韦母赞为“有我们敬爱的耶稣基督的特质”，“一个有神圣品质十全十美的人”。伍尔特知道胡适有收藏火花的爱好，就留心给他收集空火柴盒子，直到病重时还念念不忘。韦莲司告诉他，将把他收集的火柴盒子寄给胡适，他很高兴。1944年，伍尔特在韦莲司亲人般护理下，安然去世了。遵照他的遗愿，“今天早上我寄了一小包裹火柴盒给你，那是我们的管家伍尔特为你收集的……在你想到他是为你而收集的，你应该觉得快慰。我答应他把火柴盒寄给你，他很高兴。”（韦莲司，1944年4月30日）
一年后，胡适在致韦莲司生日祝贺时（他俩逢对方生日都寄花、写信互贺），提到伍尔特和火柴盒，“上个星期六，我回到纽约公寓的时候，才看到那一箱火柴盒……我想到伍尔特过去那么多年来，为我收集了火柴盒，我真是深受感动。为了纪念他，我会珍视这些火柴盒。”（1945年4月16日）胡适这时正在写一篇《不朽》的演讲稿，由伍尔特联想到韦莲司的主仆关系，“你对他极好，而他对你也极为忠心。对所有你的朋友来说，想到你的房子而不想到他是不可能的。”因此认为伍尔特也是“不朽”的例证，“是一个人的影响及于他人而可以不朽的最好例证”。
胡适1942年9月6日驻美大使职卸任后，18日离华盛顿，移居纽约东81街104号公寓做学术研究工作，又呆近4年时间，直至1946年6月才离美返国。但直到现在尚未有资料可究，除1946年2月3日——15日胡适去绮色佳康奈尔大学作“马圣格讲座“（六讲）时，与韦莲司聚首外，这四个春春秋秋，不算太短的时光里，有他俩促膝晤谈的记录。而且那次与韦莲司的接触，仅是他讲到2月15日第六讲《当代中国思想》完毕后，“与Cliffordwilliams（克利福特?韦莲司），JuliaSampsom,MrsE.Abwood,同坐MrandMrsDonaldKerr的汽车到Kerr家中小坐，吃了一点东西才散。”这天的日记仅此一句而已。为什么闲了，反而疏了？也许与胡适被排挤下大使职位，索居纽约，囊中羞涩（大使下任时，银行存款仅1800美元），只能靠讲学、写文章赚钱打发生活，以及钻进故纸堆中，精神不振有所关系吧？
“在离开美国之前，未能再去一趟绮色佳，我觉得非常难过。”1946年6月12日，胡适所乘的“塔夫脱总统号”轮船经过巴拿马运河时，给韦莲司发去一信，如此感叹中结束了近9年的使美——忙中偷闲与韦莲司独处，感情升华的生活。
滞美
一艘叫“塔夫脱总统号”的八千吨货船（共载10名乘客），把卸了任的大使胡适送回祖国（7月5日）。两年又9个月后，一艘大客轮“威尔逊总统号”又把尚在北京大学校长座上的胡适带到了美国。胡适在1949年4月6日的日记中有云：“此是第六次出国。”但确切地说，应是流亡了。
胡适到达旧金山（4月21日）后，径往纽约他原来就租住的东81街104号公寓。这回胡适滞留美国，自然是今非昔比了，“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胡适1950年在台北北大同学会的讲话中语）。但是韦莲司依然热忱地欢迎胡适夫妇到她家中小住，而且事先作了周到的准备。
1950年5月，胡适谋到一份与他原来身份并不相称，但乐于踏实去干的工作：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同年6月，江冬秀自香港启程到美国，住进纽约东81街104号公寓，夫妇终于团聚，共过清苦的流寓生活。同年11月，胡适第一次去台湾，分别在台湾大学、省立台湾师范学院作《治学方法》、《杜威哲学》系列讲座。胡适政治上是反共的，他在台湾和途中东京的公开场合，发表了不少攻击新中国言论后，1953年1月下旬回到美国纽约自己的寓所，再静下心来，做他的《水经注》研究，同时进行向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赠送《清实录》1200卷工作（他的馆长职务早一年已停）。这时，一直把胡适挂在心的韦莲司来信了，盛情邀请胡适和他的夫人江冬秀到绮色佳去度假。为表诚心，4月18日，她特地（第一次）给江冬秀写了信——
亲爱的胡夫人：
你到达纽约似乎已经很久了，无论就什么礼节规矩来说，我都应该在几个月前寄封信表示欢迎才对。要是母亲还活着，你到达的那一刻，她就会写这封信（而且会做的比我巧）。虽然这样的延误是不可原谅的，我还是要请求你的宽恕。
韦莲司很聪明，抬出母亲来，以示两家的关系是世谊：“你丈夫在此做学生的时”（1913年），我母亲待他如自己的儿子。你们结婚以后，你们的照片就放在她的案头。”这样一写，“多年来的风言风语”谅必会在这位胡夫人头脑里冲淡。鉴于这一往事，她同时在给胡适的信中也提了一句“也许多年来的风言风语并没有造成不可理解的误会”。韦莲司确实是充满诚意的，她已做了周到的准备工作，她在给江冬秀的信中继续说——
我这所小房子（按：“小房子”是谦语，她这幢新楼有好几个独立单元，平时租给康大的师生住，7月份暑假他们都离开了）里几个单元，7月里可供你们使用。我希望你和你的丈夫能莅临寒舍，要是你愿意，也请带几个朋友同来。此地有二三个小单元，每个都有双人房、卫生间、客厅和厨房。除了你们自己以外，再来二位到四位朋友，能住得相当舒服。我希望在环境简单愉悦的乡间，这样一个家庭式的小聚会，能带给你们轻松愉快。绮色佳的七月比纽约稍凉。希望你们能来
这年的7月6日，胡适、江冬秀夫妇来到绮色佳高地路322号（322，HighlandRoad）韦寓，“很舒服”地住了27天，可说天天都是家庭式小聚会了，乃至“有点舍不得离开”。
遗憾的没有稍多一点文字资料纪实这27天应该是礼貌的和谐的舒服的两家三人共处的生活，只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先生提供的两份珍贵的资料（包括两张照片），就是胡适致陈之迈夫妇明信片上的一句话——
我们在Ithaca小住已经两星期，此地很凉爽，有点舍不得离开，大约须到8月12日回纽约去。（1953年7月12日）
和胡适致赵元任夫妇函中的一句——
冬秀同我在Ithaca住了二十七天，很舒服。（1953年8月8日）
按韦莲司的计划，在她出卖322号这幢屋子前（然后移居到巴贝多岛去度晚年），还想再请胡适夫妇来绮色佳，团聚一次。这个愿望是1955年发出了，但未能如愿。胡适在这年末梢回信给她说，“我已经感到岁月不饶人了。上个星期是我六十四岁生日，也是我心脏病发（1938年12月4日）第十七周年。去年，我很容易感觉疲倦，在第五大道上，走上五条街，就经常需要停下来休息，那才只有四分之一哩的路啊。唯一让人宽心的是：在我作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时，坐着工作三、四个小时，还不觉得疲倦。”
以胡适寿命计，这是暮年学人的声音。
胡适于1958年4月6日返回中国台湾省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年初，韦莲司出乎意外地收到胡适邮寄给她的一双拖鞋！她写信道：“最受欢迎的礼物茶叶已安全到达，精致的拖鞋也同时收到。茶有一种我很喜欢的特殊的清香和味道——
寄拖鞋来是否表示你有意来绮色佳？我希望如此！一如既往，我对我们长久的友谊，怀着无限的感念。（1958年1月13日）
一双拖鞋也引发了这位老姑娘如此丰富的联想。“拖鞋”可作胡韦之恋在美国的尾声了。
黄昏
1958年4月胡适正式返台后，因料理善后和参加学术活动，又去过美国三次：1958年6月16日到纽约，处理行李、书籍和动员江冬秀同返台（未成）；1959年7月赴夏威夷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后，转赴美国纽约，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年会；1960年7月到美国西雅图，参加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然后返纽约自己寓所，此行为时3个月。
胡适三行美国，韦莲司无时不企盼再聚首，“我怀着多看你几眼的希望”，“我的思绪总是围绕着你”。但胡适行程那么紧，只在最后一次的一百天中，在华盛顿匆匆短聚了一次，另外，只能以书、以物传情了。
1958年7月4日，乘胡适到纽约寓所收拾行李，正式结束美国生活时，韦莲司寄了“典型的美国小礼物两人用餐具”一套，作为惜别留念。韦别出心裁地在这套精致的银餐具上，分别用中文、英文刻了“冬秀”两字。“那个刻工从来没有见过汉字，更没有刻过汉字。第一个汤匙，一眼看去，真是太奇怪了，我几乎要放弃（刻中国字）的打算了。然而，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希望这个可笑的结果能使她（冬秀）一笑。”为了表示对冬秀朴素而不加修饰的敬重，韦莲司没有采用她的“讲究礼貌又受过亚洲式教育的西方朋友”的建议，没有称冬秀为“姐姐”，因为“实际上，她比我小几岁，这在西方，却反而更值得骄傲。”（韦莲司，1958年7月4日）
胡适收到后，大为赞赏：“这真是一套非常漂亮的银器，背后有多少巧思和关怀！”（1958年7月11日）果然，这份被胡适称为“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一生有多方面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友谊，在胡适身后，为江冬秀持续了下去。
在胡适正式返台后的那些日子，他俩一直盼望着再度聚首。“明年夏天我会回来，也许参加我那一级同学四十五周年的同学会”（胡适，1958年10月21日）。“要是我安排得开，我会去看你的”（胡适，1959年6月18日）。“我今年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去绮色佳”（胡适，1959年12月2日）。胡适终于于1960年7月至10月生平最后一次的赴美行程中，9月，在华盛顿他俩聚首了。
韦莲司何以急盼见胡适呢？因为她晚年生活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她已过古稀之龄了，她在抓紧时间整理韦莲司家族档案，交康奈尔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同时，计划出售现在拥有的那幢楼房，以便移居东加勒比海巴贝多岛度暮年。该岛只有430平方公里，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1966年独立，现已是加勒比地区最富裕的岛国。为此，她想把楼房所有单元先出租，自己住在由车房改建成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单元里，“试着同一个时间又做清洁工，又做油漆匠，又做搬屋工人，又做园丁，又做推销员，还得兼做经销商”；“我在外面的工作之一是在一个小儿麻痹症诊所帮忙”——义工。她的晚年生活既充实又辛苦，经济上也不太富裕。她要为自己最后归宿作计划，想在离开美国本土前，再晤一次心中唯一的人——胡适。机会终于来了，1960年9月，华盛顿。
9月，正不是个时候！纠缠胡适晚年的“雷震?《自由中国》”案正发生在这个时候。7月15日，西雅图“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结束，胡适东行到华盛顿，9月4日，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49年度会议。这天，传来了台湾警方拘捕《自由中国》半月刊雷震等4人的消息。接着“副总统”陈诚去电胡适通告。胡适是在“台北发生的事让我非常不愉快”、“我的思绪有些不宁”、“目前我一筹莫展”的心绪中，于9月6日上午，与韦莲司、蒋梦麟等人在华盛顿共进早晨。要是再没有安排其他时间的话，这次聚首何其短暂！
这次晤面，实际上是韦莲司来向胡适辞行，因为她在9月1日已经盘出了她那座绮色佳的楼房；用可的松支撑身体，完成了韦氏家族档案整理移交工作。在储藏室里留下了少量家具后，便打点行李，准备孤身前往她所向往的英属巴贝多岛过冬去了。她已经告别了种下爱情、发展感情的绮色佳镇，这位75岁的老姑娘最后追踪到她心目中唯一男人身边，鼓足勇气，辞行——要是今世再也见不到他，那是诀别了！
她明确告诉胡适，此去是碧波荡漾中的一小丁点，加勒比海里的一个小岛巴贝多。都是风烛残年的人了，生离，无异死别。胡适尽管际此政治境遇尴尬，还决心亲自送行。由于资料缺乏，不知他到何地、何港口、何码头送行。胡适送行，可感动了这位多情的美国女性了——
你来送行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我那怕化费不赀，言语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的……这幅人间关爱的图象将悬挂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我到何处，都将带给我喜悦。
……你来送行的时候，实在太苍白了。我希望牙疾是使你疲惫的部分原因，而牙疾治好后，你会觉得好些。在获悉你的音信之前，我是无法放心的。
面对着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不知道围绕着台湾的海水是否也如此碧绿中带着紫色……不久，你也将回到一个海岛上……（韦莲司，1960年10月10日巴贝多岛首府桥头镇）
这可能是韦莲司小姐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信寄往纽约，正好胡适原计划14日启程那天收到。因为西北航空公司驾驶员罢工，延误航班，胡适赶紧在寓所写了信，16日由纽约发去。信中特别说：“看到你用有力而且稳健的手所写出来的字让我非常高兴，这也是四十多年来我所看惯的。我相信，你我还有好多年的日子可以过呢！”
但是，不到半年，韦莲司收到胡适寄自台北台大医院一张明信片（1961年3月4日），仅歪歪斜斜一行英文——
Iammakingsatisfactoryprogress.Don'tworry.
（病情有进步，别担心。）
胡适在这年2月25日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住了356天，3月1日，输氧管拔掉，病情缓和下来了，之后能看《词选》及报纸，便立刻给远在加勒比海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报平安。
身后
浪涛滚滚为何不歇？大海喘息为何呜咽？太平洋的黑潮终于带来了凶信：1962年2月24日，下午6时30分，胡适对他的院士同仁说着“大家再喝点酒”时突然倒下了……凶信像恶浪一样狠击了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但她苍老的心没有被击碎——
亲爱的胡夫人：
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枝头……而今，这棵大树倒下了……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1962年10月15日，胡适遗体归葬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墓园。77岁的韦莲司小姐不能越海来参加葬礼，她委托胡祖望，在她这位相知五十年故友的墓前，献上“一个小小的不显眼”的花篮，花篮里有十束花，“每五朵分装成一束，也许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类似的花朵”；此外，“我想捐一笔钱，做为你父亲文章英译和出版的费用。这件事不必说出去，就简单的汇入中研院作为这个用途的基金就行了。”（1962年10月1日，致胡祖望函）
捐赠出版基金事，尚在1959年时韦莲司就有了构想。她在当年12月11日祝贺胡适68岁生日的信中曾说“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件在我心中想告诉你的事”，“我有些不自量力，也有些犹豫，想帮你做一件事”，“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比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她认为英译胡适这些著作，需要花钱，当时她预想自己会死在胡适之前，因此她“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做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应用得当，可以用这笔款子做为开始，逐年递加，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第二年，1960年7月9日，韦莲司在给胡适谈动迁巴贝多岛计划的信中，又一次提到“我稍早提到出版（你的著作）的计划，你的看法如何？”
韦莲司虽出生教授之家，但此时父母兄弟均亡故，自己也早已退休，仅靠有限房租维持清淡的晚年生计，这几千美元的“基金”，数目并不太大，但肯定是她一生的积蓄，份量可不轻，所以当年胡适在世时，也许不忍拂她好意，也许想的更远，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没有正面答复，“容我考虑过后，再写信给你”（1959年12月22日）。以后便回避了此事。如今他不言而走了。韦莲司念念不忘，觉得祭奠于他墓前，没有比这笔“基金”更现实更有人情味的了！
韦莲司还有一份更为厚重的“丧仪”，就是整理，无条件奉献了感情无价的胡适生前写给她所有的书信。
胡适早年留学期间（特别1915年、1916年）思想感情变迁的“真我真相”（胡适语）多留迹在他给韦莲司的百余件书信中，这是研究胡适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韦莲司出于对胡适的挚爱，悉心保存、保护了胡适给她的书信。这些信件基本上分两组：1、1914年——1918年，计60函；2、1923年——1945年，计信36函，明信片、电报若干。这些信函中，最早的一封是1914年11月2日写的；第二天即11月3日，胡适与韦莲司在月光下散步，韦讲印度“月中兔影”故事——那是个多么抒情的年华。最后一封是1961年4月23日，这是胡适因心脏病第二次住院，出院后暂住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学人住宅楼（进行病后观察休养）的第二天写的。看来韦莲司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在当时，他对身边人说：“这次病好了，希望能在这捡来的十年中，做一些更实际的工作。”可见胡适对生的要求是强烈的，但天不遂人愿，只有10个月的时间，他匆匆走了。韦莲司清点、整理后，在邮寄原件之前，为保证安全，在巴贝多岛对上述信件全部进行了复印，俟（1964年）圣诞节邮局忙乱一阵过后，1965年1月初寄往台北江冬秀。
“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以外，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韦莲司在寄出这批信件后，应江冬秀要求介绍自己生平时说：“我非常希望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无非只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书信的接受者。”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颇属陈旧的故事了，但想想“一个八十岁的老小姐，整理了伴着她度过了五十个年头的书信，而今她将这批书信寄给万里之外写信人的妻子。这里头有半世纪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欢、聚、散，都伴随着信件的寄出而成为空寂！”（周质平语）
1965年以后，韦莲司孤独地面对加勒比海的“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空寂地又生活了6年，在和胡适归天的同个月里，走了（1971年2月2日）。
她一世善良，心地开阔，对己容忍，对人迁就。她享天年86岁。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月》）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飚落松蕊。
（《风》）
1916年上半年，为“诗国革命”，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笔战正鏖，被他们夹击得像“两个黄蝴蝶”中“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时，一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任叔永寄来的这两首小诗，要他猜猜是谁作的，并且骗道“是我作的”。胡适当然不会上当，回信说：“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陈女士乎？”没有错，果是陈女士衡哲。一位在瓦萨女子学院就读的才貌俱出众的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当时已是任叔永的女友。
陈衡哲，189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一个官宦人家，自幼受从政两广舅父的影响，游历广东，接受新思潮。18岁随舅母到上海，就读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为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到乡下姑母家，得到支持。1914年她应考清华庚款第一批女子留美官费生，被录取，终于冲出封建婚姻牢笼，横渡太平洋后，来到距离绮色佳和纽约均只有数小时火车车程的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c）瓦萨女子学院（VassarCollege），修西洋史。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英文名字Sophia，即中文的“莎菲”。
那时，美东任叔永、胡适等一群中国留学生将原来的《留美学生年报》接编为《季报》（1914年），举任为主编。这时任叔永收到了莎菲寄来的稿子《来因女士传》。接着莎菲参加了任叔永任社长的“中国科学社”（任叔永、胡适、赵元任、杨杏佛、胡达等均为第一批社员），并为该社的杂志《科学》写稿。所以留美男生中，任叔永最早结识了陈衡哲女士，并开始追求她。
就在胡适为倡导白话文，特别坚持白话可以做诗而被“逼上梁山”时，读到了陈衡哲这两首近乎白话，意境隽永的小诗，并且写下了那封扣击心门的信。这封信，任叔永交给她了。美东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胡适这位才子如此看重她，怎么不令她倾心。于是乎自1916年10月起，两人白话书信、诗文来往，谐趣频繁，似乎同现在“网聊”那样，未曾谋面而互相仰慕——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来信时，申明”要何称。
（陈衡哲）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毛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便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胡适）
才子才女就这样“白”来“白”往地以诗传情，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比之任叔永描写凯约嘉湖倾舟（陈衡哲也在其内）诗，酸溜溜地屡“掉书袋”，多么别开生面，新鲜活泼！但他们还未见过面。后来据胡适自己说：“（1917年）四月七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十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胡适日记》1917年4月11日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