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去距“胡万和”不远的南市街，川沙有名的“内史第”府第，租下前进厅屋侧临街的一间厢房，将妻儿安置下来。
“内史第”是清咸丰举人、内阁中书沈树镛所建的府第，当年院落深重，规模宏大，有三进二院两厢，六、七十个房间。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国第一代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诞生是府的内院楼上东厢朝南的第一间房内，并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从事民主运动和社会教育事业间歇，也常去老家歇住。他的老祖母沈氏和外祖母沈氏，恰是沈树镛的一对胞姐妹，“内史第”便成了黄家住屋。孙中山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也诞生在这座大院落里，并和她的姐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宋先生的母亲倪桂珍（1868——1931）是川沙人，1887年与海南文昌人传教士宋耀如结婚，1890年由上海搬迁回川沙城厢居住，就租用了“内史第”的前进厅屋沿街的西南侧的厢房、楼房，住了13年。此外，据传黄炎培的长子黄竟武烈士、著名音乐家黄自、会计学家黄组方也皆先后诞生于这个大院。世事沧桑，一度显赫的川沙“内史第”府院，现在只余第三进院落了（现浦东川沙镇兰芬堂14弄1号），砖雕门楼上挂着的陈云手书的“黄炎培故居”匾额，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被精心保留下来了。殊不知此地曾经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三位名人曾留有深深痕印的故居。
笔者1994年10月实地踏看浦东“内史第”，瞻仰“黄炎培故居”时，看到黄先生亲书的一幅书轴：“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恰是这位先贤高风亮节的一生写照。笔者也从当地文史界人士那里听到，“内史第”大院（20世纪）50年代还保存着，用作于当地公安部队的一家营房。宋庆龄先生曾对保姆李燕娥讲过的“一口住户们洗衣打水的井”也还存在；宋家旧居的沿街房屋，则成了一家糖果杂货店。然而一切景象，竟在1986年这个城厢古镇大拆迁中消失了——“内史第”众多旧厅空屋，包括宋氏故居、胡适故居……在滚滚尘土和劳力呐喊中不复存在了。痛哉，历史是不能再造的！不过胡适和他的母亲在“内史第”只住了一年略多几天，1893年2月26日，胡铁花派人来接母子俩去台湾，护行的有他的四弟介如和孪生二子（均已17岁了）。胡适曾说过，“我幼时在川沙住过一年，没有印象，但以后听母亲说，川沙是个鱼米之乡的好地方”。
笔者好友程法德先生是胡适的侄外孙，20世纪40年代末在北平读辅仁大学时曾与胡适相处甚密。他告诉笔者，胡适成年后专门去过川沙有两次。一次是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留学回国，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做了北京大学教授，暑假返故乡绩溪拜望母亲（也同时去旌德江村探望订婚12年的未婚妻江冬秀）途中，经过上海，专门去了川沙一次，到“老万和”店楼上，取走了先父遗留的手稿，计有年谱、日记、奏稿、诗文等，至于其他的遗物如官服、官帽、朝珠、信函等仍留在房内。另一次是1934年2月8日，胡适自北平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住沧州饭店。乘隙，在程治平的陪同下，乘小火车到川沙，去看了“内史第”婴儿时代的故居，又到“胡万和”茶叶庄休憩，吃了中饭，才返回上海。胡适对此行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致在大陆最后几年里，常对程法德说，“暑假里你回上海了没有？有没有去过川沙？有没有看过‘老万和’（那时该店由胡适侄婿、程法德父程治平经营）？我告诉你，这样的走法最便捷：你在上海可以乘小火车到川沙北门下车，穿过乔家弄，出去就是市中街，一脚踏进我们的‘老万和’啦！”
偌大的“内史第”被拆得只剩下第三进院落“黄炎培故居”，至于“胡万和”呢，还好。自（20世纪）50年代中公私合营后该店历经沿革，以后就成了劳保商品专卖店，是“铁饭碗”，而且换了“公”字的招牌，店面虽经几番改造，但院落与进深依旧，不知不觉地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胡铁花奉调进台后，初任全台营务处总巡，继管台南盐务总局。公务稳定后，才将爱妻稚子接来，住在台南官署里。接着又因为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府，是年年底遂将家庭迁到台东署中。
从1893年2月到1895年1月，这时胡适已从稚齿进入幼童时期，年轻的妈妈冯顺弟容光焕发，在热腾腾、绿油油、红火火的宝岛台湾，欢度她一生最温馨的日子。她天天与丈夫厮守，相夫教子，生活甜蜜异常。胡适在自传《四十自述》曾有描述：“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之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书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但是这样平和的日子只维持了一年略多的时间，悲剧时势随着甲午海战的中国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接踵而来，胡适一家陷入悲剧的深渊。
坚持守台、抵御日本接管的胡铁花预测到全岛险恶前景，于1895年1月，留嗣秬在身边，遣四弟及三子嗣秠、书童朗山，将胡适母子送回上海，转返绩溪上庄村故宅。他还给妻子及四个儿子各写一份遗嘱，表示决心已定，以死报国。当年，胡铁花奔走国事，在家乡只有薄田数亩，也没有为自己及家人建造体面的宅屋。现在向海内外开放的坐落在上庄村西南方向、常溪河畔的“胡适故居”（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乃是胡铁花二子嗣秬（号绍之）于1897年主持营建的。回到上庄村的冯顺弟度日如年，忐忑不安地等着丈夫的消息。8月22日，胡铁花客逝厦门。其二子嗣秬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扶柩回归上庄村。未进村，正坐在胡家前堂的冯氏闻此凶讯，突然觉得天翻地覆，乌黑一片，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跌倒在门槛上，昏厥过去。间歇，满屋充满了哭声。
尽管皇帝的一道诰命下来，遗孀被册封为三品夫人，厅堂梁上高悬着盖有御印的一副黄缎（圣旨），但却无助于这位23岁就寡居的少妇，立时要做众多成年儿女组成的大家庭的家长；面临的艰难困惑无助于按故夫“儿天资聪明，应令他读书”遗嘱教育骨血成材的年轻妈妈。诚如胡适说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而“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现在，围绕这位后母便是这么一群小辈：长子嗣稼大她2岁，一个只会伸手要钱而不事生产的废物，而他的媳妇，更“是一个最无能、最不懂事的人”（胡适语），他们的女儿，只不过小胡适1岁而已。二子嗣秬，只小她2岁，清末国学生，候选知县，经商于汉口、上海间，是全家最能干也是非常精明的男人，而他的女人，却“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胡适语）。三子即孪生的嗣秠，已承继给五房作香火。长女大菊大她7岁，早已出嫁。二女从小就送了人家。只有大菊才理解后母的苦衷，回娘家时，像姐妹般劝慰她。自从老爷子这根栋梁一倒，大家庭再也没了统治权威。分房、析产、分炊势在必行了。
冯氏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三开间老屋如何容纳三房七八口家人？“诰命三品夫人”的圣旨挂得再高，也无济于事。亏得能干的老二早在1897年，动用故父官囊遗银，建造了一栋三开二进二天井两层的通转楼房（典型的徽派民居），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新居落成后即实行分家：厅堂东侧楼上楼下，归二子嗣秬一家使用；厅堂西侧楼上楼下，则归冯氏及四子胡适使用；三子已出嗣，就不再继承房产；长子分得紧邻的老屋，又考虑他没读书过，无业坐吃，将汉口店业也分给了他。里堂东边尚建有集厨房、茅厕、猪栏在一起的大统间平房，特地筑起两副灶台，分归二房、四房（冯氏代表）使用。厨房里有两扇门：一扇通二进厅堂，一扇通向墙外巷道……冯氏为分烟析产累得吐血。
老大嗣稼不出丝毫力气，却在分家时最得便宜，但他抽大烟、嗜赌博，已积习难返，钱一到手，就花精光。他家徒四壁，于是就动起大家庭的念头，见了精致的烛台、香炉，偷出去变卖；即使一把锡酒壶，也来个顺手牵羊。早年，胡铁花在世时，痛恨这个败子到极致，擎剑要砍他的头，顺弟急得跪着哀求，“使不得！千万饶了他吧！不然人家以后会说我这个后娘不容……”现在，这个败子在外面以胡家名义屡屡赊烟钱、欠睹款，累积成重债。每到除夕时，债主们拎着灯笼，一个一个上门来，人声鼎沸，灯影绰约，把大厅里的两排椅子，连得门槛上都坐满了。老大早就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当家年轻的后娘无疑成了众矢之的。这景象实在恼人，但冯顺弟很镇定，“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分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胡适）。大年初一降临了，新年纳福，什么都得吉祥平安，这时老大叩后门，溜回来了。后娘从不骂他一句，脸上也不露怒色。在小胡适的眼中，这样的过年总有五六次。
如此宽厚对待这个不争气的长子，而对两个刻薄的儿媳也一样。大媳、二媳常联合与后母闹气，有时还借他们的孩子（小不了胡适几岁）儿嘻争执来发泄，言语尖刻，指桑骂槐。冯氏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胡适）最使她受不了的是二媳那张脸孔——一旦闹气，脸色变得铁青，刀也砍不进去，而且可以坚持十天、半个月不说一句话，昂首阔步，默然无声，凶神恶煞地走进走出。冯氏忍无可忍了，“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的丈夫。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得个把月”（胡适）。
对小辈，她是超绝的仁慈、宽厚、忍让，尽管她与她们的年记不相上下。但对同辈无理闹事，她就冷静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用手段、有节制地去应对。“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责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忍错赔罪，她才罢休”（胡适）。冯顺弟在胡家族叔兄弟中，正当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她心胸十分地坦荡。儿子胡适是村上有名的“小先生”，当时大家庭的日用进出，都让小胡适登记在帐簿上，即使是块豆腐之微细，也不漏帐。
冯顺弟，做人真不容易啊！23岁寡居，内心的痛苦且不说，在这个有荣誉的大家族、大家庭中做家长，更是谈何容易！她刚柔相济，立身处世，而她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各种各样的是非、苦恼、不平……都被她忍耐着，宽容过了。这种禀赋，潜移默化，在她儿子胡适身上渐渐地体现出来。胡适在北京大学做文学院院长时，已“大名垂宇宙”，但“小脚夫人”江冬秀发起脾气来，声势也不小，有一次将把水果刀掷了过去，险些击中胡适面颊；胡适则嘀咕几句了事。有时江冬秀嗓门轰响了；胡适躲进卫生间，借嗽口，故意把牙刷涮口杯声弄得很响，作为“掩耳”。胡适在1935年出版的《四十自述》中曾说了：“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骨肉之间当然可以直抒自己的爱恨了。冯顺弟对胞弟妹，对亲子，把整个身心都扑了上去，倾泻她的全部真情。
她有一弟两妹。两位胞妹都因婚嫁不当而过早去逝。悼痛不已。所以她尤其疼爱胞弟冯诚厚。1910年（宣统二年），诚厚患上可怕的腹涨病（其实就是血吸虫病），顺弟把他接来家中，侍汤药养病（他门的父亲已在五年前去世了）。她目睹弟弟的病久治不见效，焦急异常。当时“廿四孝”盛传“割股疗母”感动天神而显灵的故事。她深信不疑。于是她选了一个月夜，闭门焚香，对天祈祷，准备自割手臂上的肉，放在药锅熬成汤。正在这当儿，檀香木爆出了出了声响，把弟弟扰醒了，就问：“哪来的异香？哪来的声音？”姐答道：“天上飘来的香气，天风吹动了窗纸。”弟也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第二天清晨，顺弟捧来一碗中药汤。诚厚喝着，觉得异味颇浓，只是在姐催促下，忍着喝完了。发现碗底有一块发紫的肉。诚厚是中药店出身的，在皖南泾县恒升泰药店当帐房，胡适13岁那年曾去那里学生意半年。他顿时明白一切了。姐噙着一把热泪苦求他吃下去。他将姐的肉含在嘴里。没有咀嚼，就呕了出来。姐将肉拾起，默默地走出去了。她变了个法儿，将臂肉放在瓦片上煨成了灰，然后拌和在油炸锅巴中，香喷喷地送去。弟含着泪终于吞下去了。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诚厚鼓涨着腹部，睁着双眼，凝视着一直守在床侧的姐，告别了人间。
诚如胡适所说，母亲23岁守寡，含辛茹苦支撑了23年，“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所以哺育爱子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一个山村农妇有多大能耐施教呢？除了冯顺弟自身品德和随夫阅世的知识外，先夫的那份遗嘱和他经天行地的一生，便是一部无形的教科书。每日，天未曙，她已悄悄披衣，坐在床头，看一眼打着微鼾的儿子，分享他的甜睡。但她相信，凌晨是一个人灵魂入窍，最聪明的时候，此际向他灌输的，够他一辈子受用。于是，她便将小胡适轻轻唤醒，帮他披衣坐起。
“儿，您好醒了。你先清醒一下。你不是姓胡吗？是的，你姓胡。你是你爸爸胡传，守珊先生，胡铁花将军的最小的儿子。你是很值的骄傲的呀！你知道吗？你的爸爸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我们胡家宗祠，是他冒死不辞修建的；我门胡氏宗谱，他也参加编纂。他后来做官，在吴大帅麾下，闯关外不毛之地，冰天雪地，他又下最南端，天涯海角，那里烈日走兽，蛮荒毒蛇，他都不避艰险去了，那可是要命的地方呀！为了朝庭，为了那个台湾，他死在岛上，马革裹尸嘛！你是英雄的儿子……”
她看到儿子半睁半闭眼睛，突然停下来，问：“你在听吗？儿！”
得到儿子肯定的回答后，于是她又说：“他呀，我说你爸爸呀，到处受到人家尊重。就是他回老家来休息几天，消息一传出去，七都、八都的烟馆、睹庄都闻风停开了！他八面威风，因为他为人正派善良，人家才相信他，敬重他。他就是你的楷模。你为人一生，就要学你爸！”
有时候晨训是针对儿子早一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让他反省。“你老子的品德首先想到别人，在患难时总把自己放到最后。昔年长毛（指太平军）作乱时，他背负你奶奶逃难，再回来带你五姨、七姨逃出去；再回去把你两个叔叔的房东老阿太背负出去；再回去挑衣物……如此往返六七次，唯不顾自己的生死危险！而你呢？你以为自己就是天……”
小胡适低头哭了。冯顺弟乘势说：“你一定要踏着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他是个完人，他走得太早，走得太快了……”说着鼻子抽搐起来。加重了语气：“你一定要学他，踏他的脚步，千万不要跌他的股！”（按，“跌股”，绩溪方言，意为丢脸，出丑）
破晓后，小胡适穿衣服下床，匆匆吃了早饭，第一个往书塾赶去。接着便是这位年轻妈妈梳洗，开始一天的生活。冯顺弟有一头恼人的又长又密的头发（现在应是漂亮的飘逸的长发），每天早上都要站在矮凳上梳头，爬上爬下，甚是辛苦，不然将会拖到地板上，弄脏了洗起来更麻烦。接着便是静下心，再整理下儿子昨天的行为，以及今天将会发生的事，有时真使她烦恼。是什么使冯顺弟生气、烦恼呢？是小胡适的顽皮、甚至耍赖，说脏话。有这么一件事，胡适到三十多年后还牢
记着，在他的《四十自述》中描述道——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骂我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儿子的眼睛不是眼屎，淌水，就是结痂，散发出异味气息，求医无门，严重妨碍了他的读书。母亲焦急万状。后来她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掉，可不能怕脏。果然，一天夜半，小胡适睡梦中感觉到眼睛皮上有阵湿辘辘的热气在濡染，伴带着非常熟息的鼻息声……他终于明白了，大颗大颗的眼泪突眶而出，他钻进母亲的怀里失声了。
成了名教授、大学者、博士后，胡适发出肺腑之声：“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但是他们母子关系并非永远这么严霜，有一次，适逢闹元宵，热烈氛围中，小胡适借酒疯、“菩萨附身”，亵渎了山神（想把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入茅厕），还高呼“月亮，月亮，下来看灯！”从而发挥他的无神论思想。这下可吓坏了冯顺弟。母亲越是急，小胡适疯话嚣得越厉害，真像鬼神附了身一样。这样的戏一直演到小胡适疲倦地睡去。一个月以后，母亲带了儿子到中屯村外婆家，聪明地指派她弟诚厚，带小胡适去村口三门亭小庙燃烛焚香还愿，“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舅甥各行其道，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直到我二十七岁回家时（笔者按，即1917年由北京返回上庄与江冬秀完婚），我才敢对母亲说那一年元宵节附在我身上胡闹的不是三门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亲也笑了”。（胡适）母子间和谐是主旋律，宽厚的母爱自然容纳儿子的信仰。
“儿天资聪明，应令他读书。”冯顺弟无时无刻不忘先夫的遗嘱，并严格执行。小胡适在家乡上庄九年（1985——1904）的生活轴心，就是围绕读书转。“做人?读书”，冯顺弟应是胡适的启蒙师。
1895年，胡适随母回乡，就开始读书塾，是年5岁。这家书塾本是带他们回乡的四叔介如办的，后来介如到阜阳县上任训导，家塾移交给另位先生执教，学生增加到十多人。母亲为了先生多教点书给小胡适，封了多给他三倍的学金（即六银元），以后还逐渐递增，加到12元。她情愿在家用日常上苛刻节省，对儿子学金却“打破记录”。果然，“独我为了有额外学金的缘故，得享受先生把功课中每字每句解给我听，就是将死板文字译作白话这项难得的权利”。“先生（按母亲要求）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胡适）。这样读了几年后，小胡适因为有父亲的“讲方字”、塾师讲古文，根底扎实，学业长进很快，而且11岁已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在意识上也由拜神跳入无神领域了。
母亲渐渐觉察到在狭小的上庄已容不下儿子读书天地了，在小胡适11岁时，正好他的两位孪生兄长在家，便试探地问他们说：“今年11岁了。你们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那知道老三嗣秠冷笑一声：“哼！念书？”老二嗣秬沉默着，始终没有开口。冯顺弟原来想让他们带这个小弟弟到上海去求学，一看到反应如此冷淡，把想讲的话吞了下去，忍气坐了会，噙泪回自己的房间。泪水扑噜噜而下。没有办法，一家日用支出皆仰给于汉口、上海两地茶叶、酒业生意，都由老二来往经营，也是够他辛苦的，没有他的首肯，儿子求学之旅哪能成行？
两年之后，机会来了。1904年春，嗣秠的肺结核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必须专程赴上海求医。顺弟终于取得他兄弟俩的同意，让嗣秠带去上海（就是这年，嗣秠病死于上海）。她可不是一般的“相依为命”识见的妇人，她见过世面，从丈夫那里得知山外有山，大山外面、大洋彼岸，才是自己亲生儿子求知、发展的天地，所以尽管“老牛舐犊”般息息相依十四年，临别时，“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以她硬起心肠”（胡适），不仅没有挥泪，还做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嘱咐儿子，好好念书，没有什么事，不要回家。后来胡适渡洋留学去了美国（1910年），冯顺弟为使在大洋彼岸读书潜心，在大病中（1913年）让人给她摄了张像片，告诉家人，我如若大病不起，你们也慎重不要告诉儿，仍旧请你们代笔按月寄去家书，一如既往。有朝一天我儿子学成回国了，要是我已不在人世了，你们就将这张像片交给他。儿看到这张像片，犹如见到我一样。后来，她逃脱死神魔掌，渐渐痊愈了，此际思儿犹心切，但仍没有去信美国催归，只是与江村冬秀订下的婚约已十二年了，希望儿子回家完婚了事，更希望抱抱孙子——所以胡适为长子取名“祖望”，寓意祖母之盼望，但祖母没有盼到他降世，西逝了。
1904年，胡适走出了皖南大山。因为岁末出世，胡适实足只有12岁，“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胡适）。胡适的九年家乡生活（1895——1904）就这样结束了。四十年后，他在回忆中说；“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23岁失去丈夫，守寡23年，含辛茹苦、忍耐宽厚、谨慎调度地做胡氏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终因节约过份，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胡适母亲宿疾（喘疾）迸发，又被庸医误诊，于1918年11月23日病逝，享年46岁。“晚年”，她还收拢失去丈夫的大媳及长房两个幼孙，失去丈夫的三媳及三房的幼孙，与自己同住同炊，使得离析后的胡家再度复合。宽容、牺牲贯通了她的终身。
最悲痛的莫过于胡适，“她只有我一个”，13岁离家游学后15年间，与母在一起生活只有4、5个月，“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身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也未能一面”！胡适悲恸欲绝，从心田迸发哀号：“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胡适为母亲办丧事，和他办自己的婚事一样，旨在反对旧礼教，从自己实践开始，大胆实行改革，既“把古丧礼遗下的种种虚伪仪式删除干净”，又“把后世加入的种种野蛮迷信的仪式删除干净”。他不用和尚、道士念经拜忏，也不用阴阳先生择墓地，他身穿麻布孝服，草鞋守灵，在副白布上用墨笔写了“魂兮归来”大字挂在灵堂。人们来吊唁，他则用鞠躬代替扣头……但是他在出殡那天致词时，没讲几句。就泣不成声，无法再理智下去了。他用泣血的心写下了一首悼母诗——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便心头乱跳，
遥知前面，老母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
都云散烟销！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她那一声
“好呀，来了！”
学涯在人的生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学涯的几个进程是和他年龄一起提升的：
——台湾二年（1893——1895），与母亲一起读识父亲制作的红笺方块字，又有母亲助教，真是金色的童年。这时胡适才2、3岁。
——绩溪九年（1895——1904）家乡教育，有母亲的身教言教，读上庄的家塾。小小的13岁以下的年纪，意识形态上却完成了由拜神向无神的过渡。
——上海六年（1904——1910）走出大山，在当年中国社会前沿城市接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换了四个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在那里胡适都是出类拔萃的学子。
——留美七年（1910——1917），浸身大世界。19岁的胡适翩翩一青年，在美国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读农学院一年、文学院三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攻读博士一年半。
24年的刻意读书生涯，终使胡适成为一代大师，影响整整一代学人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他的起点就是黄山山麓的上庄村，“活动从未超出家庭间琐屑的事之外”的母亲。胡适在1931年写的《我的信仰》中说，“我母亲于1918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我在这个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他于翌年发表题为《不朽》的文章中，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回首“检阅我已死的母亲的生平，我追忆我父亲个人对她毕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对我本身垂久的影响，我遂诚信一切事务都是不朽的”。他诚信，“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永远不朽”。
20世纪伊始，胡适这个人物就从这里起步，进入世界的视线。
胡适并不是特殊的智能儿，但开智很早，是在远离家乡山山水水的海峡那边台湾岛台东直隶州知州衙门。那里有一个十分温馨的氛围，尽管时间短暂，但深深国根植于胡适的心田。他在《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乡教育》中说：“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我母亲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书，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
父亲不仅赋予胡适七百多个“红笺方块字”开智，而且还给儿子留下了两本自己编撰、亲手写成的灌输思想的小册子：《学为人诗》、《原学》。1895年他为台湾抗日而殉职了，没有机会教授儿子去读，由他当年台东知州府的幕僚堂弟介如执教。
胡铁花留给小儿子胡适还有一份至关重要的“遗产”，就是两张言简意赅的遗嘱——给他妻子的说，“儿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胡适的有云，“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便是那位伟大母亲育子的精神支柱，这也是胡适求学生涯的灯塔。
1895年2月，胡适3足岁略多个把月，踏进了他的父母之邦徽州府。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积沉深厚，向有“程朱阙里”（程顥、程颐兄弟原籍婺源，朱熹婺源人）、“江戴桑梓”（江永媝源人，戴震休宁人）、“金紫三胡故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均为绩溪人）之称，还被誉为“东南邹鲁”。混沌初开的胡适沉浸在如是经典汉学、传统伦理大环境中，潜移默化，起步学涯。
胡适随母一回到上庄，就进了他四叔介如的家塾读书（一共只有两个学生）。他太羸弱了，一根七八寸高的门槛还跨不过去；到了学堂上，还要别人抱他坐上、爬下课桌跟前的高凳。但是因为他已认得近千个字，所以老师不用从世俗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之类启蒙开始，而是拿他父亲留下的《学为人诗》、《原学》直接做读本了。“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无所尤怨”。“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和，返躬实践，黾勉于学，受道勿失”（《学为人诗》）。父亲的教导，逐渐融入到胡适人格中。
除了读父亲专为他编撰的《学为人诗》、《原学》外，胡适在九年时间的家塾里还读了《孝经》，朱子注本《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及《书经》、《礼记》等。胡适读书与其他学生不同，他不属于“两元（学金）阶级”。他母亲交给塾师（先是四叔介如，后为族叔禹臣）六元，后来又加到十二块银元。付出如此高学金的目的，就是需要塾师为胡适“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由于胡适已有了识千字，而且每个字都经过父亲讲解的基础，听讲也能听出滋味来。他感到朱子《小学》里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易懂，读起来就有趣。他的同学在读《幼学琼林》时只念大字（正文），他却爱读小字（注文），因为那里有许多神话和故事。他读书真所谓读出名堂来了。胡适成了大学者后，深悟母亲此举的非凡意义，“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儿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四书五经”给胡适打下了坚实的汉字基础，但打开胡适生活生趣之门的却是古代白话小说。尚在9岁那年，他在塾师四叔东屋后进的客房玩，偶然间看到桌子底下一只美孚煤油的木板箱里塞着废纸，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他随便捡起这本书，发现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被扯破了。他就站在破板箱边，一口气读完了这本残书。原来这是一本小字木刻版的《第五才子》（《水浒传》）书，残本开始的是“李逵打死殷天锡”这一回。胡适惊叹说：“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之后，他从五叔那里借到了《第一才子》书即《三国演义》，从三姊夫（在上海周浦开店）那里弄来了《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就是不求上进的大哥嗣稼，在他的大烟灯旁也有小说书作伴，成了胡适阅读的猎获对象；大嫂嫁妆里的《双珠凤》等弹词小说，自然成了这位小阿弟的藏书。他在二哥、三哥那里看到了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说到《聊斋》，少年胡适还经常受族姐妹、侄女们（都十五六岁）的包围，享受巴结，因为她们极爱听他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些故事。而讲《聊斋》时，首先需要较深理解这部故事生动、文笔优美的文言文小说的用词遣句，然后再把文言文译成白话，再转成绩溪土话，声声入扣地讲给她们听。这实际上也在锻炼小胡适做古文，为以后到上海去读书，写策论打基础。二哥绍之的书则给他开扩了眼界，一次回家，带给小弟一本日本人写的讲希腊爱国志士故事的《经国美谈》，这是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胡适少年读书生涯中有一位密切同伴，而且起着杠杆作用，就是年纪与他相近（长4岁）的族叔胡堇人（字近仁）。“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得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得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按，如上述之外还有《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传记、笔记小说及《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无意义小说）。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三十多部小说了”（胡适《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乡教育》）。
这些小说，都是用当时白话叙述的，胡适读它，无疑是潜移默化，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鼻祖后来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封建迷信风气像山岚一样不可驱赶地弥漫在皖南崇山峻岭的每一个村落里。胡适幼年时，母亲为保他健康长命（他身体先天不足），常让伯娘带去烧香拜佛；还把他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取了一个佛名（胡适只记得上一个字“观”，下一个字忘了）；去外婆家时，路上有庙亭，动辄膜拜；眼翳病好了后，随母亲到古塘去烧香还愿……他太小了，都是无意识的、被迫的。但有一件事是出于他心愿的：他做了一个孔夫子神龛，有内堂，有神位、祭桌、烛台……仿照家塾和大姐家的样，工艺做很认真、精细。母亲对此很高兴，提供一张小桌子、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月半，提醒儿子焚香敬礼。这一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对学界至圣祖师爷的敬崇礼拜，和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膜拜，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吗，胡适家大门上，贴着他父亲遗墨条幅：“僧道无缘”，已由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淡白色。
胡铁花应该是不盲从神鬼迷信的。他在协助吴大郑州治黄患办河工时，曾嘲笑治河官吏祠祭膜拜水蛇虾蟆之类“河神”。他虽然未曾受过近代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笃信程朱理学，因袭古代自然主义宇宙观。“天地氲氤，百物化生”。他在给儿子编撰的《原学》，开门见山就这样说。父亲去世的太早，不能直接授予他的无神论教育，但胡适说：“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候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胡适《四十自述?（二）从拜神到无神》）。
父亲闪光般的影响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不过使胡适从上庄拜神阴影中走出，鹤立鸡群地自觉进入无神境界，主要是靠了读书。
首先，他从朱子的《小学》中，读到史学家司马光家训中有关评论地狱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精神震动了！胡适对朱子《小学》是能全书背诵的，但总是不甚了解，然而就是这句话，一下子使他联想起他曾读过的《木莲救母》、《玉历钞传》等卷子中所描写的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抛奈何河（喂饿狗毒蛇）”的惨状，人死后已然“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你随便怎么折磨我，“亦无所施”啦。自此，胡适对世俗迷信“死后受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了。
胡适11岁时，他的二哥绍之从上海回来，给他带来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已经对他有过启示，司马光的名字无疑是闪光的。于是胡适便撇开了塾师要他读而又不感兴趣的《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这时他已能句读古文），捧读“通鉴”。他很喜欢这部历史书，读得很认真，当他翻阅到第136卷时，论述5世纪时哲学家范缜与梁朝群官当众辩论“神灭论”时，眼睛发亮了。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忘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范缜用浅显的刀子与刀口锋利的比喻，说明形与神相互依赖的关系。没有刀子就没有刀口的锋利，没有形体岂能有神魂吗？胡适惊叹道：“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同在第136卷内，还记述了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因果轮回说。范缜用“偶然论”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他回答竟陵王“君不信因果，何能有富贵贫贱”时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便而散，或拂帘幌，坠于茵席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在何处？”意思是人生贵贱因出身分野，是完全偶然性的呀。胡适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外来的佛家因果轮回盛行，而且超越了中国道德家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果报观，把人生贫贱移到前世、下世的宿命轮回中，深入老幼妇孺的精神世界，是十分厉害的，后果也是十分可怕的。少年胡适建立起自己的无神信仰，40年后，他回忆说，“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而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他深怀感情地说——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
（《我的信仰》）
思想上完成了由拜神向无神论的转换，小胡适就胆敢在上庄村演出了几出惊鬼神的活剧：欲拖三门亭神像抛茅厕；正月十五闹元宵时，乘着酒兴，当众高呼“月亮，月亮，下来看灯”……
徽州有句民谚出了名：“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徽州地方很穷，男人才长到十三四岁，正是少年玩耍的时候，便背井离乡外出学生意或干生活，独立谋生了。胡适那“往外一丢”，也正好十三四岁，12足岁，不过他不是去学生意的，是他母亲酝酿多年，为实践亡夫“令他读书”的遗嘱，瞅准抓住了三子振之的肺结核病已到很危险的程度，必须去上海医治的机会，1904年2月，将爱子一起送往胡家有基业的那个“五口通商”之一的大城市。从此，胡适就“向那不可知的人海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了。从此，母子一别便长长的一十三年，其间相聚，包括胡适回家完婚在内，总共不过四五个月而已，儿子对母亲“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生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后悔不已。胡适深知母亲，“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这情景实在有些悲怆。
胡适在上海求学总共6年，先后换了4个学校，闲居过半年并教过书，简历如下：
——梅溪学堂一年（1904年2月至1905年春季），13岁。
——澄衷学堂一年多（1905年春季至1906年夏），15岁。
——中国公学二年多（1906年夏季至1908年9月），17岁。
——中国新公学一年（1908年9月至1909年10月），18岁，读书兼做该校的英文教员。
——闲居7个月，并在华童公学做国文教师（1909年10月至1910年5月），胡适已是风度翩翩一青年了。
1910年6月，胡适由在东北任职的二哥绍之陪同，赴北京，参加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考试。被录取的70名官费生中，胡适在列，不过“很挨近榜尾”。接着，是年8月，他乘海轮离沪去国，结束了6年的上海求学生活。
梅溪学堂是一家近代教育尚很不完备的小学。校长张焕纶是胡适父亲生平最佩服的好友、上海龙门书院同学（张氏曾写过《胡铁花先生家传》，称铁花幼时有特殊秉性，“不喜甘饵及衣履之红绿者”），他的教育方针很有见地：“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虽然胡适只见过他一面，虽然胡适只读了一年，但张氏的教育思想在胡适成长思想旅程中是起到潜在作用的。胡适在“梅溪”一年学涯中，创造了一天升了3个班、一年升了4个班的奇迹。经过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