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刚进梅溪学堂时，穿着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呢大袖马褂，留着一条小辫子，一口绩溪土话。完全是个小土佬的样子。他被编在第五班，即最低年级的倒数第二班里。他因为在乡下已读过书塾，所以有在英文、算学上多花功夫。六个星期后的一天，国文教师沈先生讲到课文中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时说，是《左传》中的话。胡适一听，心中暗暗吃了惊，“先生讲错了”，但没有立刻提出来，大概这就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忍耐”，而是等到下课，拿了书，走到先生桌子边，轻声对先生说，“这个‘传曰’不是《左传》，而是《易经》中的《系辞传》。”态度显得谦恭。先生的脸立时红了起来，问：“侬阿读过《易经》？”胡适回答读过。又问：“侬阿读过别样的经书？”胡适用刚学来的上海口音回答，读过《诗经》、《易经》、《书经》、《礼记》。先生睁大眼睛看这个瘦弱的乡下学生，听着不住顿首，接着出了一个题目《孝弟说》，要胡适当场写篇文章。胡适书是读了不少，作文倒还是第一次，但他回到座位上，过了会，一百多字的文章还是做出来了，交了卷先生相当满意，笑吟吟地向胡适招手，“你跟我来。”将他带到楼下前厅二班课上，向任课教师顾先生俯首耳语了一些，推荐胡适到此班。顾先生接受了，将胡适安排到末一排桌子坐。就这样简单，胡适在一天内升级了3个班，即从二年级跳到了五年级。紧接着，两个作文题难住了他——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日本在天南海北何处？“经义”文章如何做？一片茫然的胡适正在苦恼时候，梅溪学堂的茶房来报凶信了，暂时缓解了胡适。
原来胡适的三哥振之病危了。当时在上海的唯一亲人就是胡适。胡适赶到南市胡家经营的“公义油栈”店里送终。几个钟头后，三哥靠在胡适手腕上咽了气，他只活了27岁。先前两个孩子夭折，遗下妻子与三子由后母冯氏收养。三子思永以后跟在胡适身边，颇有诗才，但只有20岁的寿命。第二天，二哥绍之从汉口店里赶来，料理丧事毕，胡适将作文的苦恼告诉了他。二哥是位见多识广的才子，没有为小弟代笔，立刻找来了一批书，如《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合订本）等，装入网篮，让他带学堂去认真细读。胡适回“梅溪”，花了几天功夫，埋头读书，居然把那篇“日本”的论说文写成，缴上去了。不多久，他“经义”文也会写了。再几个月后，他又升了班，是最高班六年级生了。他在梅溪学堂成了出类拔萃的尖子，被选拔（和另外3个同学一起）去上海道台衙门参加会考。但正在阅读禁书邹容《革命军》的胡适和其中两位同学拒绝了这一“荣誉”，因为他们发现上海道袁海观大人是“亲俄派”。这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开战，极大地刺激了我爱国同胞。上海木匠周生有无故辜被俄国水兵砍死，袁海观判案不公，引发舆论和市民不满。胡适三同学写匿名信痛骂袁，当然不愿赴考了，他们也因此没有最后完结毕业手续，离开了“梅溪”。
胡适求学上海第二个学校是澄衷学堂。当时他当然不会知道蔡元培这个人的名字。蔡氏早他进澄衷4年时，曾做过这所名校的代理监督。
胡适1905年春插入澄衷学堂“东三斋”即第五班。该校由低到高，共有十二班，前六班为中学，后六班为小学。“东一斋”即第一班，中学最高班，“西一斋”即第二班，中学次高班。这是一所当时已很有名气的私立学堂（今上海五十八中），胡适是凭了他“梅溪”时出色的文章，才被总教白振民（与二哥绍之是同学）接纳的。不负所望，他又在这所小学兼中学的学堂再创一年升4个班的辉煌：“我的考试常常在第一”，翌年春季跳入西一斋（第二班），接近中学毕业了，不久又做了班长。他在“澄衷”近一年半的学涯中，学习了当时称做“新教育”的基本课程：国文、英文、算学，以及物理、化学、博物、国画等，英文、算学两门进步最大；尤为英文，其功底主要得益“澄衷”一年半的严格训练。教师都是出身圣约翰大学的，教学严格而科学。但这位关心时事的热血青年，很快被时髦的进化论吸引住了，踏上了哲学政治的轨道。
胡适在读“东二斋”和“西一斋”时，国文教师杨千里给了他一个作文题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下子激活了胡适对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热衷。《天演论》出版后一时风行全国，乃至成了中学生的读物，或选作课文。时代使然，“中国在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胡适在《四十自述?（三）在上海》中回忆说。他还说做“物竞天择”这样文章，不是他那样十四五岁少年能发挥得了的，但文中发挥忧国忧民情绪，被杨先生评为“富于思考、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终因感染上了热衷进化论的风气，“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当时，他在学堂使用的名字，还是他父亲按族谱辈次排列下来给他取的名字：胡洪骍，大概是受了风云人物陈炯明的名号“竞存”影响，一天清早，他要二哥给他取一个表字。正在洗盥的二哥不经意地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胡适正在做这道题目的作文，印象太深了，立刻高兴地回答：“好的，好的！”胡适的字就这样定下来了。为和他两位哥哥表字“绍之”、“振之”相应，“适”下加了个“之”，正式称“适之”。“胡适”开始使用在他的笔名上，而且用的也不是太多。他的笔名尚有：期自性生、希疆、铁、铁儿、蝶儿、藏晖室主人、胡天、毅斋主人、适庵、天风、冥游、HUSHIH、H?S?C……后来他去北京考“庚款”留美官费生，填报姓名时，怕用了胡洪骍这个大家熟悉的名字而考不取，面子上难堪，故用了胡适这个表字、笔名，没想倒上了榜，出国了，出名了，从此带着浓厚时代色彩的胡适，成了他的行名。
寻根溯源，胡适师承杜威的实验主义，最早还是在“澄衷”追求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存疑主义中获得启迪的，与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良思想相一致，逐渐形成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但是严复的译文太古雅，影响了天演进化论的传播，这时梁启超和他的《新民说》赢得无数忧国忧民、追求上进的青年的心。“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显然胡适是十分心仪梁氏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尤其有心得的是《新民说》中“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也就是“我们最缺乏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胡适惊奇地感觉到“《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胡适《四十自述?（三）在上海》）。梁氏的改良主义和赫胥黎的进化论，深植少年胡适的心田，可谓是日后形成体系的“胡适思想”发轫之一。
胡适在“澄衷”时代，还读了梁启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震撼力不下《新民说》，“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但他对梁氏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阶段并不满意，而实际上这是一部虎头蛇尾、缺章缺节的未竟论著，于是胡适“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他暗暗下决心，打定主意，就在此时（15岁）下了“种子”，留心读先秦百家诸子的书，做起他的旷世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准备工作来了。后来他遂愿了，很可惜，这部学术著作也只写了上部（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另外几部极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如《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禅宗史》，也只出了上卷。因此胡适得了一个“上卷先生”的雅号。
胡适，这么好的一名学生并没有能在澄衷学堂毕业。原因是他做了“西一斋”的班长，班上一个学生被学堂开除了，他为之打不平，向白振民总教，向校长提出书面抗议。白振民虽然爱惜胡适，但还是悬牌记胡适一次大过。胡适忿忿不平，恰好创办才半年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公学招考，他应考后被录取，因此在1906年暑假终止了“澄衷”的学业，用现在话来说是肄业离校了。
中国公学是一些留日学生创办的。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政治活动的规定，我留日学生群起反抗，愤慨回国。回国后，他们主张在上海办一所公立大学，于是年12月经13省的代表议决，定名为中国公学，实质上堪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1906年春在上海新靶子路（今武进路）黄桥路（今横滨路）北租屋开学。这所学校朝气蓬勃，剪辫子、穿洋装、穿和服、拖木屐，成了一道风景线，很多师生是革命党人，如教师于右任、马君武、沈云翔，学生但懋辛、熊克武、饶铺廷等，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胡适在中国公学受革命熏陶是必然的，但一些年长的同学都很爱护年方十六七岁的胡适，没有去剪他盘在头上的小辫子，也没有动员他加入同盟会。后来但懋辛告诉他，“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你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你，所以不劝你参加革命的事。”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胡适。
在中国公学，因为已在“澄衷”打下了英文和数学的基础，胡适学得轻松，甚至认为当时“中国教育的科学程度太浅，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两级中学程度”，因此使他能挪出较多时间来参加社会活动，宣传他在家乡和在学校里得到的知识和见解，及逐渐形成的主张和思想。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宣传载体，有一块文字领地，对视写作为至圣的人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1906年，胡适走运了。他入学中国公学不到一个月，同寝室同学钟文恢（绰号钟胡子）介绍他加入校内组织的“竞业学会”。创办该团体的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以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学会设在公学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常有革命党人来往。实质上是革命党的外围组织。有两位（杨卓林、廖德璠），后来为共和而牺牲。“竞业学会”成立后第一件要办的是创办一个白话刊物，就是是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创办的《竞业旬报》。“旬报”，顾名思义，十日刊。出到1907年1月14日第10期，停刊。1908年4月14日即从第11期开始，至1909年2月1日第41期，终刊。首任主编傅君剑（钝银）说“旬报”宗旨有四：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胡适后来回忆说，“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而且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四十自述?（四）在上海（二）》）。《竞业旬报》树起白话文大旗——推行北京官话，普及国语，目的在于统一中国的语言而联合中国的人心。实现中国由弱变强的希望，便成了该刊的最大特色。胡适后来回忆说，清末年间，在沿海地区出了不少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等，但都“寿命”不长，唯有《竞业旬报》出了41期（1906年10月28日——1909年2月1日），“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
主持该刊编辑笔政的，先后是傅君剑（钝银）、张无为（丹斧）和胡适。胡适是从第24期（1908年8月）起任主笔的，住进了《旬报》编辑部，爱尔近路（今安庆路）庆祥里，每编出一期得劳酬10元，住宿、饭费均由报社提供，对濒于破产的家境犹雪中送炭。胡适这名公学中年纪最小的学生能做到主笔，也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他会用白话写文章，而且异常热诚。尚在创刊号上，在钟会长的鼓励下，不到15岁的胡适以“期自性生”的笔名发表地球是圆的科学小品文《地理学》（连载3期）。这篇文章成了胡适被印成铅字公开发表的白话文处女作。写白话文，对胡适来说越发不可收拾了。胡适这位撰写演说大家，不到六十年从业生涯中，写下的说下的文章犹长江大河，浩浩荡荡，难以数计。溯源是颇有价值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就这套《竞业旬报》，从第3期起，将他逐次发表的小说、传记、诗词、社论、时评、杂谈、新闻等，择其主要篇目列举如下：
《真如岛》，笔名铁儿，章回小说（第3期至37期，共十一回），主旨“破除迷信，开通民智”。
《敬告中国的女子》，笔名希疆，时评（第3期至第5期），主旨希望中国女子做到“第一样，不要缠足；第二样，要读书”。
《说雨》，笔名期自胜生（第3期）。
《暴堪海舰之沉没》，笔名适之（第一次用“适之”笔名），小说（第5期），以外国海难中先让妇幼逃生的震撼人心的人道主义故事，“给我们中国人做一个绝好的榜样”。
《弃父行》、《霜天晓角?长江》和《西台行》，诗词（第25期和29期）。
《生死之交》，翻译小说，笔名铁儿（第12期），写两个外国少年生死之交的故事。
《观爱国女校运动会以诗》，笔名铁儿（第15期）。
《姚烈士传略》，笔名铁儿（第16期至26期）。姚烈士即中国公学干事姚弘业，湖南益阳人，因公学经济陷于绝境，激于义愤而投江自尽，遗书云：“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胡适盛赞姚烈士是“极可爱极可敬极有血性责任心”的人，“陈天华极有热血”式的人。
《西湖钱王祠》、《送石蕴山归湖》，笔名铁儿，诗（第17期）。
《赠鲁楚玉》，笔名冬心，诗（第27期）。
《秋日梦返故居觉而抚然若有所失因纪之》，诗，长歌（第27期）。
《婚姻篇》，笔名铁儿，述评，分两期刊登（第24、25期），表述胡适少年时期对中国婚姻伦理问题的观察与主张。抨击中国婚姻误区四大点外，还提出自己的主张：“第一要父母主婚，第二是子女有权干预”，并提出婚姻问题是中国社会兴衰攸关大事的观点。
第24期起胡适任《旬报》主编，重担在肩，他沉着应战，一时间“铁儿”、“竞业”，纵横版面，诚如他所说：“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我做的。”下面列举的是胡适文涯中较有代表意义的作品。
《中国第一伟人杨期盛传》，笔名适之（第25期）。写现代“社会不朽人物”杨期盛，泥水匠出身，自强竞业30年成富翁，破家兴学，筑桥铺路、助医。通过是文，宣传胡适“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的思想和操守。
《无鬼丛话》四篇，笔名适之，用浅近文言文写作，是他在《旬报》发表文章中的个例（第25、26、28、32期）。主旨破除迷信、痛击鬼神，也不恪守宋儒教条。
《论家庭教育》，笔名铁儿（第26期），认为“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因此“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
在26期发表的还有：《西洋笑话》（适广）、《口号》（诗，冬心）、《介绍〈国民白话日报〉、〈须弥日报〉》（新闻，适）。
《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笔名适之（第27期），目的在于“我们中国如今的时势危险极了”，巴望“中国快些多出几个贞德，几十个贞德，几百个贞德”，“赶快去做一个马前卒”。
同在27期发表的还有：诗作《追哭先外祖》（冬心）、《赠别黄用浦先生》（胡天）；小说《东洋车夫》（适之），讲的故事是他亲身经历，一个人力车夫撇开中国学生叫车，抢去拉一个洋乞丐，结果非但没得钱，差点挨揍。由此感慨丑陋国民性：媚外。
《论毁除神佛》，笔名铁儿（第28期）。发挥他少时确立的无神论，指出“神道是无用的”，“神佛是有害的”，号召大家“快把各处的神佛毁灭了去，替地方上除一个大害”。
《中国的政府》（第28期），揭露、抨击清政府为迎接美国舰队来华游历所做出的种种媚外丑态。此篇与《本报周年之大纪念》（第7期）前后呼应，忧国忧民，愤世嫉俗
《论承继之不近人情》，笔名铁儿（29期），胡适从他三哥继珍伯，人格被扭曲的痛苦事实，演绎出人权的不可侵犯的人道主义精神，持续到以后他的“无后主义”、“社会不朽”观的形成。此文是为雏形。
同在29期，还发表胡适的诗作《上海电车大桥望黄浦》（冬心）、《赠别汤保民》（适之）、《电车间》（蝶）、《爱情之动情》（适盫）。
《军人美谈》笔名适盫、《饮食上的科学》笔名适广（均第30期）。
《缝衣歌》、《军人梦》，笔名铁儿，均译诗（第31期），后者七言诗长歌。
《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铁儿（第33期），热情讴歌昭君出塞和亲，为边境安宁、民族团结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行为。此篇与《女杰贞德传》，堪称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姐妹篇。同期还有翻译小说《新侦探谭》，笔名蝶儿。
同期还有杂感《上海百话（一）》，笔名蝶儿；诗《寄邓佛衷日本》、译诗《惊涛篇》，笔名均铁儿。
胡适从1908年11月24日起结合时事新闻，针砭时风，发表《白话》社说系列，到1909年1月2日，共4篇。《白话（一）爱国》，社说，笔名铁儿（第34期），大声疾呼，“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爱国的人“第一件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第二件便要竭力加添祖国的名誉”。体现作者年少浅显朴素的爱国思想。
同在34期上，还发表了胡适的《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骍），翻译格言《金玉之言》（铁儿，至第38期续完），《读〈汉书〉杂记》（铁儿，至第35期续完）。
《白话（二）独立》，社说，笔名铁儿（第35期），论说人唯有自主、努力、锻炼成才、铸造成器，才能有个人的幸福，才能担负社会的责任，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吃茶记》时评杂感，笔名铁儿（第35期），记在四马路石路一家茶园喝茶，大家冷眼拒绝一名满口斯文的乞丐的乞讨。乞丐用诗经中句来对茶客哀叹，“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胡适由人境凄惨生感慨，悟出“为人在世需要自立”，“求人不如求己”的普通道理。本篇与上篇《独立》都是胡适“健全与个人主义”的雏形。
《白话（三）苟且》，时评，笔名铁儿（第36期），痛斥中国人随便省事，思想懒惰的“苟且”陋习，“是中国历史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
同在第36期还发表了胡适的时评、新闻《中国人文大耻辱》（铁儿）、《慰李莘伯被火》（适之）。李是胡适友人，《安徽俗话报》的主笔。
《本报周年之大纪念》，社说，笔名铁儿（第37期），明白阐述办这份报纸的五项宗旨：“第一，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第二，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第三，要爱我们的祖国；第四，要讲道德；第五，要有独立精神。”
《呜呼！鉴胡女侠之墓》，时评，笔名铁儿（第37期），谴责绍兴知府残害革命者秋瑾，并“杀了之后，尸首暴露，不避风日”。又盛赞吴芝英、徐寄尘为女侠收尸造墓的勇敢行为，“从此以后，那西湖之上又添了一块极为悲惨的纪念，又添一块极为堂皇的风景。”
《白话（四）名誉》，社说，笔名铁儿（第38期），主旨是发挥“社会不朽”理论。“小我”将灭亡，“大我”永存社会。引述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班超“死无所名，非壮士也”的历史名言，所我们做一个人，“正应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活的时候，千万人受他的恩惠；死的时候，千万人纪念着他的名儿，那才不愧做一辈子的人呢！”
同期又发表诗作《赠意君》（铁儿）、《赠别诒荪归娶》（铁儿）、《赠别古仲熙归粤》（铁儿）、《晨风篇》（译诗，铁儿）。
《曹大家〈女诫〉驳议》，胡适这篇长文，至38期连载完，笔名铁儿。是文对曹大家——班昭的《女诫》所加予中国妇女的封建训条，逐一加以批驳。这部《女诫》，“姐姐妹妹们大半没有读过”，却是千年来男人借以来“压制我们的姐姐妹妹”，“把我们中国的女界生生地送到那极黑暗的世界里去了”。这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
初出茅庐的胡适在《竞业旬报》这个有限的天地里，发表了这么多的文章，意义是深远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四十自述?（四）在上海（二）》）胡适不仅写文章，而且训练了他做编辑工作的本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代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话语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我的信仰》）这样说来，《竞业旬报》的写作与编辑，便是日后胡适思想体系的嚆矢了。
胡适参与《竞业旬报》的采编工作，实际上贯穿了他求学中国公学(1906.9——1908.9)、中国新公学（1908.9——1909.10）的过程。因为学潮，胡适随一些激进同学离开公学，自办新公学继续学业，同时又兼了新公学低级班的英语教师、兼批改作文（饶树人、杨杏佛、严庄、张奚若便是这时期他的学生）。其间，他还因为脚气病发，一次在上海南市瑞馨泰茶叶庄、一次回老家上庄养病，因此接触了中国古典诗词，并试着写了不少，因此在中国公学校园里得了个“少年诗人”的名声。1909年10月，中国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新公学学生可以自由回老公学去，胡适和一些同学不愿回去，就租住文监师路（今海宁路）南林里，闲居上海了。
《胡适评传》的作者李敖说过：“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诚然，谦谦君子胡适，新公学解体离校后，考取二期“庚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前，在上海1910年沉闷的春天，有过一段黑色的日子。
中国新公学诞生于中国公学争取共和斗争学潮之时。退出老公学的学生自动捐款，加上社会资助、支持，租赁爱尔近路庆祥里作校舍，学生自己管理，（部分学生为之牺牲自己的学业），兢兢业业办校，争口气读好书，艰苦悲壮地支撑了一年多时间，终因经费拮据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难以为继了。老公学虽然在吴淞造了新校舍，但生源贫乏，主动招呼新公学。后者藉以中国新公学这块牌子在社会上有响亮的优势，与老公学谈判合并，160多人的新公学大部分学生回去了。曾为之奋斗的胡适的心境，正如他一首五律中所言：“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应有天涯感，无望城下盟！”他和他的革命党的四川同学林君墨（恕）、但怒刚（懋辛）、吴仲实（恂昌）等就因“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而拒不回去。胡适因此两个公学都没有毕业，流落社会了。
胡适还有一重难言的苦衷：绩溪家庭经济已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哥、二哥和母亲分家（三哥因已承继出去，且已亡故，无权分家，但他的遗孀子女，冯氏还是收留了他们），胡适写信回去，打肿脸充胖子说，“我现在已自立，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在这样的困惑境况中，胡适如何能返乡？他没有本领收拾家庭残局！
幸好，他的中国公学英文老师王云五好意推荐他到华童公学做国文教师（1910年2月），有了一笔固定收入。华童公学是租界工部局所设的专收贫民子弟的学校，但内部腐败，教员间互相倾轧；学生年龄有二十或十一二岁，极难驾驭。新公学解体后，胡适拿到二三百元（教英文课）欠薪。这样总算在上海住了下来。
人与群分，他与林、但、吴三同学合租南林里一所房子的西屋。还有一位叫唐桂梁蟒的同学，是戊戌变法六烈士之一唐才常的儿子，亦是趣味相投，密切往来。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1910年的黄兴广州起义失败，接着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失败，以及早二年的钦州起义失败、河口起义失败、安庆起义失败，他们中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爱发牢骚，行为不检点。正巧房子东屋住着一个混血的德国籍教员何德梅。此人不简单，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北京官话，什么中国的玩意儿（吃喝嫖赌）都在行。他把西屋这群青年带上了，“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不过堕落还是有限度的，因为“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但随便怎样，“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四十自述（五）我怎样到外国去》）
这种胡混，有胡适的日记为证——
近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1910年1月，农历乙酉十二月二十一日）
晨起，命仆至质库为怒刚赎衣。前此余尝告贷于怒刚，怒刚适无钱，乃质衣以应，今日已除夕，始能赎还，余负歉深。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
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
不堪频看镜，颔下已。
岁莫杂感一律（乙酉十二月三十日）
是夜，君墨以柬招饮于妓者花瑞英家，且言有事相商。余与仲实同往赴之……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见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称此二人，谓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妓，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邃尔见招。
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农历庚戌二月初二日）
晚课（华童公学）既毕，桂梁来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园（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句钟。君墨适小饮已微醉，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妓者陈彩玉家。其家已闭户卧矣，乃敲门而入。妓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终。是夜通夜不寐，疲极矣，然又不敢睡。六时以车独归，独自支持，改学生课卷三十册。（1910年农历庚戌二月初六日）
离开中国公学，又不愿回老家完婚或做东山学堂校长，胡适经不住十里洋场灯红酒绿
的诱惑，终于堕落其间——玩牌局，打茶围，吃花酒，上馆子，进戏院（因此结识欧阳予倩），逛马路……通宵达旦，昏天黑地地胡混，最后演绎到极致：酒醉中在马路上与巡警相搏，被抓进租界巡捕房关了一夜！
这场不光彩的活剧，胡适并不违言，在他公开出版的《藏晖室日记》和《四十自述》中都有较详尽的记录。这里，笔者且以当代语言叙述其全过程。
1910年3月22日（农历庚戌二月十二日）。
白天，到华童公学授课。
入夜，友人唐国华来，邀请胡适及林恕、唐桂梁到一家堂子里去吃酒，喝了不少。出来后乘着酒兴、淋着密雨，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雨越下越大，下了几个钟头都不见停。夜深了，林唐等欲留胡适打牌，但胡适因为明天要给华童公学上国文课，坚持雇了人力车，走了。林唐等见他能谈天，又能在一叠“叫局”票子上写诗词，以为不会有事的，让他独自先去了。
胡适一出门，上了人力车，冷雨冷风扑怀而来，顿时烂醉如泥了……
3月23日（二月十三日）.。
晨，天明了，胡适终于醒了。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睡在床上，而是躺在又冷又硬的地上；没有盖棉被，似乎是自己的一件裘皮袍覆在身上，就下意识地叫他的仆人“老彭！”这时他发觉覆在身上的皮袍很湿，又喊了两声“老彭”仍无回应，吃惊地睁开眼睛，着急坐了起来。奇怪！自己睡在一间又黑又小的房内，只有前面现出亮光，看过去好像没有门。室外有蓬头垢面的人来往。他问旁边人，这里是什么地方？人家哈哈大笑地回答说，“外国旅馆呀。”这时胡适定睛一看，门外有一排铁栅栏。认真听听，还有“的托的托”的皮鞋走路声，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了。胡适终于明白，昨夜是在巡捕房里过夜了，但他不清楚是自己一个人，抑或茶围同席者诸君？明白处所后，顿觉脚很冷，原来一只脚没了鞋子，而且沾了不少泥水！不仅皮袍子湿，而且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湿透了，污泥遍体，好冷呀！胡适摸不到那只掉了的皮鞋，只好扶着墙壁光脚走去，隔着铁栅栏向巡捕打听个确切。
“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胡适不解地问。
“你？”巡捕睁大眼睛，觉得这个醉汉颇有趣：“你昨夜喝醉了酒，打伤了我们兄弟，半夜里进来的。”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天刚亮，早呢！”这个巡捕还是好心的，接着补充了句：“八点钟有人会来，你就知道了。”
3月23日8时，草长莺飞大好春光飞掠公共租界工部局某巡捕房的院子，胡适蓬头跣足、浑身泥水在被带去一间写字房。他们让他在水龙头下洗了脸。胡适从一面破镜里照见了颜面，额头、脸颊上处处是伤痕，然而他仍不知何故有此遭际。开始过堂了。写字桌后坐着警长，他问过胡适姓名、事由诸项后，传来与胡适一样浑身泥污，标志718号的巡捕，指着胡适启问道：“就是这个人吗？”
“就是他！”718号巡捕回答。
“你说下去。”
“718”面对警长，时而侧面胡适，叙述胡适肇事的经过——
昨夜快12点钟的时候，我在文监师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这个人走来了，口里唱着戏，唱着歌的，他手里拿着一只皮鞋在敲着墙壁，发出“的托的托”的声音。我走过去，拿着巡捕灯去照，那知他开口骂人了。他骂我“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酒了，怕他闯祸，想把他带到巡捕房来。他不仅不服从，而且用皮鞋打我。因为我手里有灯，抓不牢他，反挨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了他，抢下了他的一只皮鞋。于是他就和我打起来了。我还是抱牢他不放，我们两个人都滚到地上，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都打碎了，我的身上、脸上都挨了他的打。至于他脸上那块伤，是在石头上撞的，擦破了点皮……
那个巡捕正在滔滔不绝时，胡适清醒了，摸了下自己面颊：痛。伸头去看看巡捕的脸，
也不过擦伤了点皮，于是插嘴说：“也不过擦破了点皮，不像皮鞋打的。”巡捕不服，解开衣服——身上不见伤处。胡适正要作进一步申辩时，被警长制止了。他让巡捕继续说下去——
我被他用皮鞋打是真的。我急忙吹叫子（警笛），唤来了一辆马车。两个车夫帮我抓住了他，塞进马车里，才弄到我们巡捕房。一关进班房，他便倒地呼呼大睡了。
这个“718”讲的很细实，旁听人似在听故事，几次哑然失笑。胡适自己也几乎笑出声
来。接着警长审讯胡适。胡适将自己真实姓名和供职华童公学的身份供出。警长点头（工部
局的教员自然不能得罪）说，还得过堂问一次，大概罚几块钱罢了。
退堂后，警长将放在桌上的一只皮鞋和一根腰带还给胡适。胡适穿鞋，双脚平衡了，突
然惊诧失色叫道：“呀，我的缎子马褂呢？”
正在擦、掸衣服泥迹的“718”睁大眼睛说：“昨夜他没有穿马褂。”
回到班房里，胡适认真搜索昨夜那一幕幕情景：一上黄包车，确实睡着了——许是车夫问我南林里几弄几号，我没有回答——这家伙推我不醒，准是起了坏心思，摸去了我身上的钱，还剥去了我的缎子马褂——帽子呢，是他拿去的？抑或丢失——皮袍子，也许他也要剥，我醒过来了，下意识反抗，他拉车逸去了——也许我脱下一只鞋（皮鞋是跳舞式那种，没有鞋带），作武器，去追赶那个下作的车夫——我赤着一只脚边唱着歌，在文监师路上疯走，在文昌阁左近，碰上了那个晦气的巡捕——也许是那个“718”家伙胡说，因为我意识生活中是不会唱歌的。我会看戏，但半句也唱不出来——那只巡捕灯刺激了我。我问：“此为华界还是租界？”“租界。”“你是租界‘阿三’吗？”“我是巡警！”——对了，我怒喝“你这个外国奴才！”我扑打了——吃过酒，我力大无比，我们在泥水里相滚……胡适自忖，用想象而无法证实的来补充这一段生活情节，不禁有点不寒而栗！因为身上的水湿和脸上的微伤，岂不象征那时刻的生命的危险吗？
不用再多想象了，警长传话，允许胡适写一封短信到家里（即宿处），带点银钱保出来就是了。胡适就写了个便条，给住在一起的郑铁如（后来是香港中国银行行长），拜托他带点钱，劳驾一趟。
3月23日上午，人们忙碌生活交响中，胡适坐班房这一变奏曲终了：巡捕房过堂仅几分钟时间，胡适被罚款5元后就释放回家。这5元充作那个晦气的巡捕养伤费和赔灯费。
回到南林里宿处。胡适解开裘皮袍，只见里面热气腾腾，充满异味，原来汗水与雨水、污水将裹身的小棉袄裤湿透了。这一夜的湿气可不是玩的，要做大病的。幸好一位邻居四川徐医师关心，给他下猛药，重重地泻了几天，以解除湿气。但是后来，胡适的手指和手腕上还是发了四块肿毒。
1909年仲冬至1910年早春近半年胡适堕落的活剧，发展到3月23日子夜醉打巡捕，坐班房，已臻高潮。高潮之后的尾声如何呢？他的这段时期的生活实录《藏晖室日记》嘎然而止（不写了），不过在以后他撰写，1935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四十自述》中，有明朗的反省——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转机。
紧接着，胡适付出两个行动：一，当即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二，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功课，以应明年（1910年）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的考试。
所谓“庚款”官费留美，是1909年清廷设立的“庚款奖学金”而开始的。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老罗斯福的资询议案，决定退还中国在1901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即是美国扣除义和拳之乱中所受的生命财产等实际损失和历年应有的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清廷提出利用此退款，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贴后，于1909年产生了第一批“庚款”官费留美生47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是其中一人。胡适是第二批“庚款”官费生。第二批还录有70人备取生，被送入清华学校（1911年诞生），作为官费留美预备班。
俗云“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就是一例典型。谁也难保自己一生旅程中没有黑色经历，只要摆脱得快，转换后便就增添了色彩。
1910年3月末梢，胡适完成精神生活的大转机后，4、5两个整月，关门读书，一心一意准备“庚款“考试。这其间他得到绩溪在沪前辈乡友、经济上的帮助，解除他的后顾之忌（养母之费、北上旅费等）。他的中国公学老师王云五（自学出身）极力支持他应考留学，辅导他复习大代数和解析几何。
6月28日，胡适由去吉林赴任的二哥绍之伴行，走海路赴北京。抵京后，蒙绍之好友杨景苏介绍，住入正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北京女师大）。杨先生又指点他读《十三经注疏》。也就是回避宋儒朱熹等对先秦经书的注疏，读读汉唐的注本。后来胡适把这套本子带去美国，认真地研读了郑玄和毛公注疏的《诗经》。在京师，他又潜心复习，准备应考。
7月底，胡洪骍用“胡适”名字去报考——怕考不取为朋友同学所笑，因而用了这个笔名——参加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考试分两场。只有第一场及格后才被允许考第二场。第一场是考国文和英文。由于胡适广读古代经书、杂书、僻书，有国学根底，所以国文那道不易发挥的试题《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到手后不感到吃力，他轻松地引用孔子、墨子、孟子、乃至《周髀算经》，铺衍开来，做成“异想天开”的一篇“考据短文”，遇到一个有考据癖的阅卷官，竟批了100分，拉平了胡适第二场“抱佛脚”准备的西洋学、动物学、物理学考试，总分排得第55名，锁定在二期总额70名之内。他额手称幸，“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这当然是以后才获知的底细。但胡适去阅榜（当时既不报榜，又无登报、发信之举），几经波折，可谓不无惊心动魄。胡适在一篇《追想胡明复》的文章（1928年）中，追述这一过程。他说宣统二年（1910年）7月的一天傍晚，有人说发榜了，他就坐了人力车到史家胡同，薄暮中，提举车灯去看榜。胡看榜很特别，是倒看，即从榜尾看上去的，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考的并不好——
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是一张“备取”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
这个差点害胡适“空高兴一场”的胡达，即胡明复，后来便成了胡适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胡达读文科），许多中国留学生还以为他们是兄弟，其实他俩全无亲属关系。
胡适在上海换了4个学校，都没有完成毕业手续的六年学涯结束了。1910年8月16日，他与70位官费生——他们中有赵元任、张彭生、竺可桢——一起，在上海登上海轮，向太平洋彼岸那个国度——美国——进发。此后，返回中华祖国社会视线的，便是胡适这个名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