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走得太匆促，来不及实现返乡拜别慈母的计划，只好用书信表达孝心与宏志了。尚在1910年6月30日随二哥乘海轮“新铭”号北上赴考旅途中，他写信“慈母大人膝下，敬禀者”道——
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按，当时官费生每月得80元，因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了一年半后转系，被中国学生监督每月扣除20元。）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儿此举虽考取与否，成败尚不可知，然此策实最上之策，想大人亦必以为然也。
事实发展比想象还快。7月底，二期官费生被录取后，并未按原计划先在清华学校学习，而是直接派送去美国，规定在8月16日必须在上海上轮船出发。这包括南下返沪的半个月中，胡适实在没有时间再返重隔山水的绩溪老家，只好剪下发辫，托送行的二哥和乡友带去交他母亲，自己和同学们扬帆北美（海路转到加拿大，铁路赴美国）。他的母亲冯氏十分理解儿子，当他抵达目的地，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安顿下来后，是年9月，母亲的信跟踪而来了——
汝此次出洋，乃汝昔年所愿望者，今一旦如愿以偿，余心中甚为欣幸。从此上进有阶，将来可望出人头地。但一切费用皆出自国家，则国家培植汝等甚为深厚，汝当努力向学，以期将来回国为国家有用之才，庶上不负国家培植之恩，下以有慰合家期之厚也。
1910年9月初，二期“庚款”官费生到达美国。按预先填报的志愿进行分配，胡适于17日抵纽约州的绮色佳（现通译伊萨卡），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自此，至1917年6月学成返国，胡适在美国求学生涯凡7年（实足6年10个月），其简历是：
——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0年9月至1911年12月）。
——转系康奈尔大学文学院（1912年春至1914年6月），完成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三个“学科程序”。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按该学院规定，学生修完一个学科程序即能毕业。这是胡适第一次有毕业证的完整学业。
——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部（1914年秋至1915年夏），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和经济。
——转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部（1915年9月至1917年6月），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博士。
从胡适七年美国学涯简历中可知，其中有五年是居住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镇的。在那里，他首先身历美国山水、风俗，接触美国人士、家庭；在那里，他由农学专业转学自己喜爱的哲学、文学、政治专业，在他以后岁月里所发展出来的文化生命就始萌于此时此地；而且还在那里与他的同学、乡友肩负时代使命，探讨乃至笔战了“文学革命”时代的命题，终使他闯进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漩涡中而立身。所以他把绮色佳称作他的“第二故乡”。
这是美国东部一个枕山滨胡的风光旖旎的大学城。山下为小市镇，有一万五千多居民，街上热闹，还有电车、报馆之类市政设施。凯约嘉湖静静卧在山下2里多路的地方，湖面宽仅5里，而长却达百里，狭长如手指，故又称“指湖”。指湖碧天绿水，两岸青山绵延，湖面平静如镜，正是康奈尔学子泛舟荡漾的好去处，胡适有时亦在其中。
山上便是康奈尔大学校区。山高约400英尺，上山后经过半山腰间一座石砌牌楼式大门，就进入康奈尔校园了。这是一条风景优美的山径，两旁均是翳日绿荫，有一座石筑的小桥，桥下流水铮淙。一转弯，山壁间猛然挂着飞瀑，水珠飞溅、哗哗声犹如天籁音乐。走不远，便是一幢红楼，康大体育馆。过体育馆，往左行，是校园的中街，参天的古槐夹道。过中街，便见一座钟巍然矗立，它是康大图书馆建筑的标志建筑，校长楼在它的侧畔；主要学区集中在这里。在绿草如茵的大草坪（被称做“方原”）四周，坐落着康奈尔大学的各个学院：其左为地学院、博物学院、数学院，建筑毗连接壤；其西北为化学院、电学院；其北为机械学院；其东为文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和医学院，建筑参差错落；文学院的后山，山坝树林中散步着物理学院、兽医学院的楼群；再望高处，山顶平填，便是胡适刚入康大就读的农学院。
过“方原”，朝北跋山而行，还有一个好去处，轰隆轰隆的水声惹人步步深入，在崎岖山道上出现一座苍老大桥。大桥右侧为绝壁，冲下了这一带最大瀑泉，真可谓“飞流直下三千尺”，澎湃涌溢之态，犹千军万马之势。大桥跨过一个大壑，这飞瀑就泻往桥下，在溪谷里奔腾而去。瀑布下落，碰撞巉岩，水珠飞溅，冉冉升起成烟云。出生中国黄山山麓，看足黄山云雾、日月的胡适，也为“康奈尔山景”叫绝道：“漫说山城小，春来不羡仙。壑深争作瀑，湖静好摇船。归梦难回首，劳人此息肩。绿阴容偃卧，平野草芊芊。”
犹凯约嘉胡涟漪扩散、绮色佳山匹瀑布飞溅，胡适由这个小小的大学城渐渐步入美国大社会，沐浴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他最直接的感受，诚如他在家书中向母亲所叙述的，首先是——
体育。外国大学有体育院，中有种种游戏，如杠子、木马、跳高、爬绳、云梯、
赛跑、铁环、棍棒之类，皆为开体育之用……儿初一无所能，颇以为耻。因竭力练习，三月以来，竟能赛跑十圈，爬绳至顶，云梯过尽……现两臂气力增加。儿前此手臂细如小儿，今虽未加粗，然全是筋肉，不复前此之皮包骨头矣。
还能联想吗？儿时爬在地上和女孩子混在一起玩“苏子”（柿子核劈成两半）的这个羸弱的男孩，到了20岁上，成了体育竞技赛的热心观看者，和洋教授、洋同学在看台上一样忘情地狂呼、狂跳。胡适下水游泳了。仲夏夜在公园里观赏男女跳舞了……
交际。美国男女平等，无甚界限。此间大学学生五千人，中有七八百女子，皆与男子同受同等教育……此间有上等缙绅人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中坐谈。美俗每有客来，皆由女主妇招待……（1911年1月30日）
胡适等一踏上美国土地，正巧逢中国留美学生文化待遇上的历史性侥幸：他们由北美基
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约翰?穆德等当地士绅、康大教授组成的基督教家庭来接待，使他不费周折地很地快领略、享受到了美国家庭和校园的温情，几乎融化了他无神论观，差一点做了基督徒，从而使他明白，“受美国教育的地方，不限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还是在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体会”（胡适、唐德刚《口述自传》）。
胡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美国政治发生了兴趣。胡适到美国第二年的10月10日，
祖国发生了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
统。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在中国结束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胡适
1912年在致乡友胡绍庭的信中欢呼：“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
矣！去国游子翘首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无疑，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产生反响，胡适热情地宣传中国这场革命，是促成他成为民众演说家
的客观因子之一。这年，1912年，有三件大事影响着胡适的一生走向。
第一件，对美国政党政治、政治集会、大选竞选活动饱满热情。1912年是美国的大选
年。“在1912年全年，我跑来跑去，都佩戴一枚象征支持老罗斯福（从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第
三党进步党党首）的大角野牛象襟章”（《口述自传》）。10月15日，胡适前去听前总统老罗
斯福演讲，支持进步党候选人欧斯克?史特朗竞选纽约州州长。这次集会上，老罗被刺客击
中一枪，但他面不改色，仍坚持演说。胡适为之感动不已，油然而生敬爱之情。“这次大会
也是我所参加过的毕生难忘的政治集会之一。”四年后的1916年，美国又一个大选年，胡适
则选择支持民主党的威尔逊，为他“险胜”当选总统，而步行6条街去买一份《时报》。胡
适晚年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
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的岁月里，除
驻美4年大使政治生涯外，胡适认为，“我甚少参预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活里，
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这个“兴趣”的根子，应是植于胡适
留美求学年代的美国政党政治土壤。
第二件，对政治人文学范畴抱有浓厚的兴趣，使得他下决心弃农转文，以文立身。胡
适入康大择农科，是出于二哥要他学实业、自己爱文哲而无奈折衷的结果；而且美国大学农科免收学费，以便得全部官费（每月80美元），可以更多一些寄家。但一年半读下来，读得十分勉强，窘于苹果分类、洗马、套马、选种等一些美国学生驾轻就熟的农科基本技能（虽然必修课成绩在80分以上），深感这样学下去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他自信对文史哲及政治、经济有天分、有基础，首先对它们有兴趣，同时，幼年时代已遍读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以及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对这些学科的基本兴趣，也就是我个人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之二，是他对文学的兴趣，必修英语后，又选修德语、法语，对这三种语文，都有了相当的阅读能力。在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同时，浏览了诸如莎士比亚、司各特、狄更斯、歌德、海涅、大仲马、都德等欧洲文学大家的作品，还把都德的《割地》（即《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二渔夫》译成中文发表了。都德及其名篇《最后一课》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胡适，刊登在1912年的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此报为章太炎主编，后因拥护袁世凯，胡适遂停止投稿。后来胡在《口述自传》中提及，“对英、法、德三国文学的兴趣的成长，也就引起我对中国文学兴趣的复振。这也促成我从农科改文科的第三个基本原因。”
因此他毅然牺牲已经读了3个学期的农学生涯，决然在1912年春，转学康大文学院，以学哲学为主，兼学英国文学、政治、经济。为此，他还付出了一定经济代价：8个月内，80美元的官费津贴减少到35元；按规定，他应一次交纳4个学期学费，他是个穷学生，哪来钱交学费，家里还等着他寄钱去哩。经友人斡旋，减到上述这个程度。他不后悔这一选择，到四年级时，他为获得英国卜郎吟（通译勃朗宁）文学奖金而兴奋，不仅这项文学奖为一个中国学生所获，成了纽约各报的新闻，而且其奖金50美元，对此际胡适，“真是雪中送炭”！胡适没有辜负自己的理想，在他以后岁月里所发展出来的旺盛的博大的文化生命，就是发萌于这一年弃农学文的重大转换。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胡适改学文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客观契机，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了。不必自卑，无论怎样，20世纪初中国共和曙光使得美国各地社区和人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十分需要了解中国。胡适是位爱国者，宣传中国是他最自觉的义务。正巧，他的康大同学蔡君（工学院四年级生）擅长英语演说，在校内外小有名气，这时被邀请得忙不开交，于是他把胡适也推上了演讲坛。开始是越俎代庖的差使，后来变成很又能力的英语演说者了。在此前后，他已发表了题为《祖国》、《克己》、《辩论》等演说，并在1913年11月21日，对一名叫布兰德的美国人来绮色佳演说时，大肆诋毁中国（此人本是在中国干过海关业的殖民者），愤而起立，当场责问他“你为什么反对美国承认吾民国”！并三次追问，问得此人狼狈遁词赖帐。演说中国之当今，鲜知中国千年封建史，哪能讲得下去？这就要求胡适去对中国革命的背景、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进行认真研究。胡适自己说，“这便是促使我改行的第二个因素”。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或胡适、或鲁迅，或郭沫若，在青年求学时代，几乎都有一个类似的转学、改行的过程，客观地审阅历史，他们应该都是与祖国命运走向平行的。
第三件，肇始于此时此地的演讲，贯穿了胡适的一生，与他的道德文章并驾齐驱。讲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常强迫我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口述自传》）。于是他需要进行更高深的更实用的哲学思维。他这时已不满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研究院所持的“新唯心主义”学派的内涵，反倒对他们批判矛头动辄所向的反对派杜威及其“实验主义”产生无限向往之情。诚如他在寄母家信中所说，“康奈尔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1915年7月11日）。
这是1915年——胡适留美第五个年头的夏季，在三年前毅然决然转系后，又于人生旅程上所作的一次重要抉择，就是他由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哲学大师杜威，攻读博士。为此他在这年暑假里，以私弟子的态度，发愤攻读杜威的系列著作，并作了详细的英文摘要，确立了哲学观：“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他转学的理由，就在这封家书（1915年7月11日）里一一说白了，连细节都讲到了——
……儿近思离去绮色佳，来年改入哥伦比亚大学。此（大）学在纽约城中，学生九千人，为此邦最大之大学。儿所以欲迁居者盖由故焉。
一，儿居此已五年，此地乃是小城居民，仅万六千人，所见闻皆村市小景，今儿尚有一年之留，宜改适大城以观是邦大城市之生活状态。盖亦战国采风者所当有事也。
二，儿居此校已久，宜他去，庶可得新见闻。此间教师虽佳，然能得新教师，得其异同点，得失之处，皆不可少。德国学生半年易一校，今儿五年始迁一校，不为过也。
三，儿所拟博士论文之题，需用书籍甚多，此间地小，书籍不敷用。纽约为世界大城市，书籍便利无比，此实一大原因也。
四，儿居此已久，友朋甚多，往来交际颇费时日，今去大城，则茫茫人海之中可容儿藏身之地也。
五，儿在此所习学科，虽易校亦都有用，不致废时。
六，在一校得两学位，不如在两校各得一学位之更佳也。
七，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师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
还有一条不是理由的理由：1915年康奈尔大学塞基哲学院（即研究生院哲学系）把授予胡适的“塞基哲学奖学金”取消了，原因称，他在讲演上花时太多，荒废了学业。此举颇伤胡适的面子与感情。此际胡适，无论是在绮色佳城，或是中国留美学生群体中，已经小有名气了：入校不久，撰写康大创办人《康南尔君传》。不久做了康大学生组织“爱国会”主笔。1912年被选为“世界学生会”会长。1914年被选为“留美学生联合会”评议员、哲学教育部委员长。这年，他获得“塞基奖学金”，并同时荣幸参加康大前校长白博士的家宴，其他8人均为美国人、犹太人）。这年，他卸任“世界学生会”会长，作演讲，被当地晚报详细报道。这年，他参与发起了“中国科学社”。这年，他荣获“卜郎吟文学奖”，激起不小社会反响，社会各团体邀请他去作演讲。1915年，美国文化中心波士顿的“卜郎吟文学会”也盛邀他去演讲。邀他去作演讲的有教会、社团、妇女团体，真是应接不暇……胡适实际上已走出天地狭窄、几乎人人都认识他的康奈尔大学城绮色佳天地，奔向“万人如海一身藏”的世界大都会纽约已成必然的了。
1915年9月21日，胡适抵达纽约，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部，师从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1859——1952),主修哲学，选读他的两门课：“伦理学之宗派”，“社会政治哲学”。同时副修夏德教授的“汉学”。
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一流学者如云，教授阵营强大，无论是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还是理工科技学科方面，都享有盛名；但是哲学，在全美享有最高声望。而在哲学系众多名教授中，胡适独自服膺杜威教授。杜威对于胡适的意义是终身的，诚如他晚年在《口述自传》中所说，“杜威教授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也难于作详细的叙述”。他又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怎样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杜威是怎样给他的学生授课的？看，胡适这样描写道——
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但是听讲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也就可以领略他那慢慢地所讲的课程了。他虽然不是个好演说家或讲师，我对他用字慎重选择以及对听众发表意见的方式印象极深。（《口述自传》）
胡适尤其向往在纽约河边大道——西116街南角的杜威家宅，由师母杜威夫人主持的“星期三下午家庭招待会”——
我们这批学生都有极大的兴趣与光荣能见到纽约文化圈内一些阴阳怪气的角色——那些长发男人和短发女人们……都认为是最难得的机会。（同上）
胡适对恩师杜威的感情具体体现，是在1919年邀请他访华讲学那件大事上。这年2、3
月间，杜威在日本帝国大学讲学。消息首先是陶知行获悉，告诉胡适，要他与蔡元培校长商量，邀请来华讲学。胡适取得蔡氏允诺后，就去信东京杜威。杜威欣然接受邀请，回信说：“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紧接着，胡适联络蒋梦麟等杜威的中国学生，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和尚志学会（北京）协办，筹集基金，承担杜威来华的全部费用。在杜威启程来华之前，胡适帮助唐钺编译出版了杜威在日讲稿《哲学之重建》。同时他在杜威抵华前后作文《实验主义》（载《新青年》1919年4月15日）、《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载《新教育》1919年5月）、《杜威的教育哲学》（载《新教育》1919年5月）、《杜威论思想》（载《新中国》1919年6月15日），以在舆论上造声势，迎接这位实验主义大师。1919年4月末，杜威夫妇乘轮船离日本，前往上海，开始了为期两年又两个月的中国之旅（1919年9月，新学年开始后，为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为客座教授，讲哲学），胡适追随其左右，主持杜威讲座，亲自作翻译。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有一段追忆这段经历简单的文字——
杜威于5月1日到底中国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这个在北京开始发动的学生运动原为抗议巴黎和会中有关日本对德国在华旧租借地的决议。杜威于五、六、七三个月中在上海、北京一带目睹此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他在上海稍住数日便转往北京。在北京他连续作了五个系统的讲演。然后又前往各省——包括东北奉天省（北伐后改名辽宁）的沈阳，西北山西省的太原，华中的湖北、湖南，华南广东省的广州等地。我是他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讲演的主任翻译。他在其他地方讲演，我（因为北大教课的关系）不能随往。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哥大时代的老同学王徴（文伯）则担任其沈阳区的翻译。其他各地如南京、上海等处，则另由杜威其他学生分担了。
杜威于胡适的一生非同寻常，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插叙下他竭尽地主之谊，以报涌泉师恩
的简略行程：
——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到码头迎接，旋即送到沧州别墅住宿。
——5月2日，为恩师在上海演讲“开辟出一条道儿”，胡适应江苏省教育会之请，以介绍杜威哲学思想为题旨，作谈“生存进化”、谈“方法论”、谈“真理论”、谈“实在论”的系列演讲。
——5月3日、4日，杜威上海演讲。3日，胡适“穿着一件长衫上台”作翻译。4日，胡适出席听讲。5日清晨，住在蒋梦麟家的胡适被敲门声唤起，来采访的记者们告诉他5月4日北京的新闻，即“五四运动”。
——5月29日，胡适由北京南下上海，陪杜威夫妇到北京。杜威旋即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6月8日至12日，杜威在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堂作《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演讲。胡适作翻译。
——6月17日至21日，杜威在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院作《现代教育的趋势》。胡适作翻译。
——7月19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室，介绍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与杜威见面，长谈，作翻译。
——9月20日起，每周六下午，杜威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作《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演讲，共16次，均是胡适作翻译。
——9月21起，每周日上午，杜威在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堂作《教育哲学》演讲，共16次，均胡适作翻译。
杜威在北京的系列学术演讲为胡适翻译整理成《杜威五大演讲》，由北京《晨报》1920年出版。
——10月6日至14日，胡适陪杜威去太原考察山西教育，为阎锡山接见。9至14日，杜威在国立山西大学作《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演讲，共6次。胡适作翻译。胡适也作了2次演讲，其中一次题目为《娘子关外的新潮流》。这件事，胡适到晚年还牢牢记着，一次应邀赴张庆恩（山西人）家宴，对张、毛子水和胡颂平（秘书）等人说——
说山西有娘子关，外面的不能进来，里面的不能出去，现在我已进来了……这次演讲之后，山西大学的文法科学生很多都转学到北大去读了。那时国立大学还只有三个，山西大学也是国立的。国立的山西大学学生要求转到北京大学来，当然可以的。哪知这么一来，山西大学文法科的学生差不多都空了，所以阎锡山在二十年后还不曾忘却这件事……张庆恩（山西人）听到这里，说：“山西从先生讲演之后，山西大学文法科没有学生了，后来是出钱请人来读的。那些转学北大毕业后，回到山西的学生，在地方上办教育，做了不少事。都是先生的学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10月19日，教育部、北大、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举办——庆祝六十寿诞集会。胡适出席，并为蔡元培校长祝词口译成英语。
——11月14日，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作《思想之派别》演讲，共8次。均为胡适翻译。亦收入《杜威五大演讲》集子中。
——12月17日，杜威在北大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胡适翻译。
——1919年岁末，胡适陪杜威去山东作学术演讲。12月29日，杜威在济南作《新人生观》演讲，胡适翻译。是日夜，济南中小学教师招待杜威一行，山东省教育厅长袁道冲发言中表示不满杜威教育论点，胡适当场反驳。
——1920年1月2日，胡适陪同杜威到天津。杜威演讲《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胡适翻译。3日，胡适应天津学生联合会作《非个人主义的新生观》演讲。
——1月20日，北京，杜威在中国大学作《西方思想中之权利观念》演讲，胡适翻译。胡适也许并不知晓，迭次登坛翻译杜威演说，实际上是起到展现自己年轻风采的效果。胡适哥大同学赵元任的未婚妻杨步伟听了杜威演说后说，“从杜威先生龙钟状态，更显
出胡适之的精神焕发了。”乃至见了胡适面，大胆地直言“去听了讲（杜威演说）是因为去瞻你的漂亮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什么哲学。”至此，胡适应该恍然大悟了。
——1921年6月初，北京（因教育经费请愿）学潮中北大教授马叙伦遭军警毒打致伤，住首善医院。为摆脱被监视，胡适请杜威协助将马转住美国医院。杜威答应去办。
——6月30日，杜威夫妇将返国。上午，北大举行欢送会，胡适代表北大作欢送演说。演说云，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什么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结论，他只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使我们自己去解决一切特别问题。他的方法分两步走：一，历史的方法；二，实验的方法。杜威先生虽去，他的方法影响永远存在。下午，在来今雨轩北大等五团体（北大、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公饯杜威。胡适为五团体主席范源濂致欢送词作翻译，又代表北大致欢送词，先英语，后又自译汉语。梁启超代表新学会在会上致词（由赵元任译成英语）。杜威、杜夫人、杜女公子均在会上热情致词，都由胡适译成汉语。
——杜威返国前夕，7月5日，胡适偕妻冬秀、子祖望到杜威家话别，并在他家吃中饭。
——7月10日，胡适与杜威到荣光照相馆合影留念。作文《杜威先生与中国》，刊《东方杂志》18卷13号（1921年7月10日）。
——7月11日，杜威夫妇离京，启程返国。胡适偕长子胡祖望（2岁）到火车站惜别送行。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动情地写道——
杜威先生今天走了。车站送别的人甚多。我带了祖儿去送他们。我心里很有惜别的感情。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
这篇日记的手稿本中，附贴有发表该日《晨报》的《杜威先生与中国》剪报。剪报下，胡适又写道——
中国真懂得杜威先生的哲学的人，实在不多，故我很想使大家注重这一个真正有益的一点——方法。
这个“方法”，即是“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尤其后者，胡适说，从具体事务下手，
提出假设，用实行来试验。这是胡适一生奉行并加以发展的“实验主义”。胡适称，实验是
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胡适对恩师的怀念，也可以说是终身的。逝世前两个多月，1961年12月5日，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聊起杜威先生的健康与高寿得益于太太的精心照顾（胡适说“招呼”），他说——
杜威先生第一次的太太是患神经分裂病，躺在床上医了几年才死的。第二次结婚，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年纪轻，也很有钱。这位太太招呼好，夏天，陪他到凉爽的地方去避暑；冬天，陪他到暖和的地方去过冬。一个人到了老年，子女都分开了，不能常在他的身旁，全靠太太招呼的。杜威先生八十八九还开过一次刀，是前列腺的毛病；不开刀，将会影响大小便的闭塞。那次开刀是很危险的。杜威先生一直到死时，他的脑筋仍旧是很清楚的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2月6日）
杜威早胡适10年归天，活到93岁，比胡适多活了22年。不过他们暮年都思路敏捷，脑筋清晰，可惜胡适的生活背景远不如他的恩师。因为他的太太忙于“战方城”，直到丈夫1961年2月心脏病复发，再次住医院后8个月，她才由美国返台北，与丈夫团聚，然而才4个月，便永诀了。
拂去偏见的积尘，我们心平气和，将历史册页翻到90年前的1月1日，看到了《新青年》杂志2卷5号刊登了胡适寄自太平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可知？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信号！再看，主编陈独秀紧接在下一期（2卷6号）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文学革命论》，“为吾友之声振”，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所以说，首先呼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接过这个口号而擎起这面大旗的则是陈独秀。但是“首举义旗”却是至关重要的，关系着胡适身家命运和身后历史地位。我们实在有必要了解下胡适“文学革命”的由来。
“文学革命”一词是胡适和他的几位同志于中国文化命运的同学在笔战、讨论中冒出来的，真实概念却是文字，白话文。起因是胡适对“清华学生监督处”（给留美官费生寄月费的机构）“怪人”钟文鳌一项“废除汉字，取用字母”主张的反感，但他也深感汉文即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他以为“活文字”，是日用语言文字，即白话文。这时，胡适尚在康奈尔大学读书。1915年夏天，美东中国学生会成立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该部文学股的委员，负责年会文学研讨的选题。他与同期“庚款”康大同学赵元任分别提出了“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赵）。胡适首先提出了改良文言文的命题，切入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漩涡。赵氏的几篇国语罗马字拼音论文，现今看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我国汉字拼音化史上重要的学术文献。
同年9月中旬，胡适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前夜，在绮色佳迎来了他的安徽老乡梅光迪（觐庄）。梅刚从威斯康辛大学本科毕业，将去康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胡适写了一首共420字其中又11个外国字译音的长诗送他，其中有一句“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引起了反响。他昔年的中国公学同学、现今低他两年的康奈尔化学系同学任叔永（鸿隽）连缀胡诗中外国字译音，做了一首游戏诗，回应则他：“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文学革命”四个字就这样在乡情友谊，三人两首送别诗的嘻笑谐趣中冒出来了。
然而，“文学革命”对胡适来说是有庄重用意的。9月20日，他在绮色佳去纽约的火车上，写了一首其七律，分赠任叔永等康大的各位朋友，开门见山地道出他的“文学革命”主攻方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意思很明白了：“文学革命”的起点是“诗国革命”：写诗，反对琢镂粉饰，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后来他回忆道：“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做白话诗的尝试”（《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1915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开始后，胡、梅、任三人三地各忙自己的学业，“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
1916年开春伊始，“偶一接触，（笔战）又爆发了”，“我们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梅光迪首先反对“移‘文之文字’于诗”；任叔永来信，赞同梅的意见，甚至刺胡适“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胡适不为二挚友逆声所动，坚持“诗国革命”己见。笔战硝烟起。争论中，胡适深入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性质”，从2月到3月，他“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换句话说，所谓“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胡适把这一明确的见解，写信告诉梅光迪。研究过西洋文学的梅回信居然很赞同。从此胡、梅成了胡适的“我辈”了。胡适欣慰的同时，继续深究，小心求证。4月间，他从中国韵文发展的六个阶段得出“诗变六大革命”的结论（事实）；又从中国散文发展中“活文学”（俚语）导流的“革命潮流”，证实自己主张的正确。于是他写下了《沁园春?誓诗》，1916年4月13日发出宣言：“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看来胡适的“诗国革命”——白话作诗的运动一帆风顺了。岂料，1916年夏季绮色佳镇凯约嘉湖上的一波风浪，几乎掀翻了他们共济之同舟，又“引起了一场大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尚在6月，胡适去克里夫兰参加“第二次国际关讨论会”的往返途中，都在绮色佳作短期逗留，与那里的老同学任叔永、唐钺、杨杏佛、及梅光迪等交谈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用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尖锐指出“今日之我以为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文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通及最大多数国人为一大能事”。这种相当先进的文学观，立刻遭到梅光迪的反攻。
接着凯约嘉湖翻船事件引发了笔战烽火又起。7月8日，任叔永、陈衡哲（即莎菲女士）、梅光迪、杨杏佛、唐钺这一群中国留学生，泛舟高山湖泊凯约嘉湖，不巧遇暴雨，船划到近岸时倾翻了，个个成了“落汤鸡”。这本是一件生活轶事，但长于作诗的任叔永写了首四言长诗《泛湖记事》，寄给哥大胡适。胡适一读，觉得任诗里什么“冯夷所吞”、“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不是陈言套语，就是上句二十世纪的活字，和着下句三千年前之死句的杂烩，于是就写信去指出、批评。任不服，回信反驳。原来已容忍白话诗的老梅，态度大转变，出来打不平：“如足下之言……村农伧夫足为诗人美食家矣！”胡适回枪，一首千言“打油诗”，也是蛮入骨的——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今我苦口哓舌，算来欲是如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按，即雨果），/和出几个白话的东坡……（7月22日）
梅光迪去信狠狠挖苦——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7月24日）
任叔永去信委婉中不乏严肃——
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7月24日）
7、8月火热的天，胡、梅、任“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炽热地切磋“诗国革命”，一正一反地笔战，终于使胡适清晰意识到，“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堡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于是他在7月26日、8月4日先后致信任叔永，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了，“吾自此以后，不再做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吾去志已决”，“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两位好友因为不理解，几乎与他分道扬镳——梅光迪学成归国后，做东南大学教授，成了顽固的复古派，更猛烈地反对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他只好单身匹马去探索了。这种探索中的寂寞孤独感萦绕着胡适，久久不散。8月23日那天，他坐在宿舍窗口吃自做的午餐，越过窗下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赫贞江（按，现通译哈得逊河），忽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剩下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下去，去寻找它的同伴去了……胡适在如是无声的寂寞中迸发了诗的灵感，白话如一道闪光，引出了诗的题目：《朋友》（后改名《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就是胡适的第一首“实验白话诗”。1916年，他一方面与朋友笔战探索，一方面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把白话诗这一假设作为“文学革命”命题的一个方面（小说词曲已为历史证实），进行实地试验。白话诗《朋友》，和《赠朱经农》、《中秋》是他“白话诗三首”试验之首……“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胡适坦白地承认，“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所以，实验主义是胡适“诗国革命”或“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哲学基础。
《尝试集》于1920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了胡适“尝试”白话诗成功。同时这本小册子也使他誉满大江南北，被友人称白话诗的“通天教主”。这里插一段因《尝试集》“媒介”，他晤见废帝溥仪的故事。我们不作“话说”、“品评”，还是直击他的日记为准——
十一（1922年）?五?十七?（W）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原来是溥仪主动约胡适去会面。
十一（1922年）?五?廿四?（W）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a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这是溥仪要见胡适的背景，由头便是那本时髦的《尝试集》。
十一（1922年）?五?卅?（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