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搨本。（论画诗，五仿）。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这就是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英文学系主任31岁的胡适和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废黜的宣统见面的故事。此事曾一度引起舆论抨击热点，胡适因之写过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刊登在《努力周报》上（1922年7月23日）。
回过头来，再述胡适的“文学革命”进程。1916年10月，他终于走出美东中国留学生（胡、任、梅等）笔战的圈子，投书祖国北京《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由于出版家绩溪人汪孟邹的搭桥，这两位时代名人、安徽籍老乡始得结交，书信往来）。这封“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信，立刻被刊登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0月1日）上，胡适遇上文学革命的同志了，遇上“老革命党陈独秀先生”（胡适语）了！紧接着，10月5日，接陈独秀来信，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是胡适辉煌的一年。他“早起开门，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来得真好！”（胡适1917年1月2日词《沁园春?新年》）大洋彼岸，遥远又遥远，古老再古老的祖国，北京，陈独秀的《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的立身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
有名的白话“八不主义”就见诸该文：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刍议》最后十分温和、十分谦虚地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篇论文还刊登在胡适任总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
胡适鉴于笔战的教训，小心谨慎起来，不敢正面提“文学革命”，而改用“文学改良”的称法。但是陈独秀不然。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这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论文，是跟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紧随发表在下一期《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直白——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打出“文学革命”大旗后，“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已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语）。退路没有了，必得背水一战！胡适被逼上梁山。他感慨地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完充满（笔战）硝烟，也最有成效的1916年和1917年新春。还有，他和异国女友、中国留学生才女的感情春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博士学业，1916年8月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至翌年4月底，历时9个月完成，中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当然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英文题《Astud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inAncientChina》，约9万字。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5月27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有六人：
ProfessorJohnDewey
ProfessorD，S，Miller
ProfessorW，P，Montague
ProfessorW，T，Bush
ProfessorFerderichHirth
Dr，W，F，Cooley
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
吾之“初试”（按：即获得博士候选资格考试）在前年（按：应是1916年）十一月，凡笔试之六时（二日），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
杜威教授参加了主试，但6位哥大资深教授主试官中，只有汉学教授夏德先生懂汉文（胡适副修夏德汉学“丁龙讲座”，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典籍的深邃，汉学上或许到不了胡适这位博士生论文的水平。但根据美国博士学位制度，博士论文答辩之后，须按主试官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尚须交100册副本备档，手续齐全后，才可以参加博士衔授予仪式。胡适当年没有时间等着戴博士帽，因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就相中了这位尚没谋面的“千里马”了。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率直陈之。
陈独秀这封信，是他1916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立刻代表蔡元培校长写去给胡适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1月1日。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坦率，既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这两位“神交颇契”的朋友，也是灵犀相通了。
胡适欣然接受。5月22日考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仅一周，29日向恩师杜威辞行。6月9日离纽约，到绮色佳他的女友韦莲司家告别，留居5日（“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然后取道尼亚加拉大瀑布、水牛城，过境加拿大（6月15日），自圣保罗乘火车（6月17日）西行洛机山一路读书，6月20日到达太平洋港口城市文苦瓦（温哥华）。21日登上“日本皇后号”轮船，坐二等舱，横渡太平洋。途中遇到列夫?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与60多位亡命归国的俄罗斯社会党人，听其演说。7月5日到达日本横滨港。适国内张勋拥宣统复辟，胡适认为“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因船期短，胡适没有去游东京，继续航行，7月7日，船到神户，行日本内海。8日到长崎。7月10日，“日本皇后号”轮顺利抵达中国上海——
二哥、节公、聪侄、汪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胡适日记?归国记》）
归心似箭。胡适在上海略作逗留，就转道芜湖，直奔绩溪上庄老家。母亲自接到儿子先后寄自上海（7月10日）、芜湖（7月16日）“安抵上海”、“即须归里”的信后，无日不倚门翘望。7月27日，离别11年（在上海求学时，因脚气病回家休养过）的儿子终于到家啦！
安顿之后，母亲对儿子说：“，你那年种下的一棵竹，现在已经成林一片了。你去菜园里看看吧？”
“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会有我种的竹林？”儿子疑惑起来。
“你去看看。”母亲把菜园门的钥匙交给儿子，还是动员他去。
儿子去了。
胡家的房子紧靠村子十字路口——此路一头进城，另一头可上山；到菜园去，则要走直的一条路，再转个弯才到。当儿子走了相当一段路，来到菜园时，吃惊地发现满园全是毛竹了。家里人为了在院内保留一点用于种菜地畦，还在里面砌了一道墙，但毛竹却沿向墙根长出来；进而向别人家的园子发展。儿子估计了下，菜园的毛竹有上千根。
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在叙旧中谈起种竹的往事。“糜儿，你记得吗？你十二三水时，一天傍晚，路上碰到春富族叔，他用棒柱挑了一大捆竹子，因为沉重，反倒走得很快。你避路道旁，只听得‘先生，这根给你做烟管吧，’话刚落，你手中得到一杆竹子。你回到家，对我说，‘妈，我又不会吃烟，我把它种在花坛里吧。’”接着，母亲又告诉他，这根竹在花坛里发旺起来，容不下了，就让人移植到菜园里去。哦，儿子想起来了，确有这么一回事，但自13岁离家去上海6年，又去美国7年，眨眼13年过去了，没想到一根竹13年间繁殖成千根，旺满菜园了……
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胡适晚年还萦绕于怀。一次在台北南港家里吃晚饭时，见到餐桌上有一盆“油焖笋”，立刻就联想到上庄老家的菜园竹林，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讲了那个“一根竹起一片竹林”的故事。
江冬秀（1890——1975），出身于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书香世家。金鳌山下的江村，是皖南一个有名的文才辈出的富村、大村。村内一律十分气派的徽派建筑民居，家家户户无不有“三雕”（石雕、砖雕、木雕），牌坊、石狮、旗鼓随处可见。以前村里还有一书院、四庙宇、七祠堂。其文脉，至今流传着明朝天顺、弘治两代江汉、江文敏父子双进士，同朝为官的佳话，如今村中尚有“父子进士坊”牌楼，便是这一历史明证。近现代出了个江朝宗，曾任北洋政府提督九门步军统领、代理国务总理，后沦为汉奸，伪北平市长。江村还出了4个博士，即江绍铨、江绍原兄弟和江世文、江泽涵。江绍铨又名江亢虎，名噪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洪水猛兽”的言论，被他父亲开除出籍；江绍原，北京大学名教授，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的闯将。江泽涵是江东秀的嫡堂弟，我国拓扑学的倡导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北京大学名教授。根据江村江氏世系辈行排列，“洪图绍世泽，丕显振家声”为次序，徽州人士考证认为，江泽民的曾祖父江图，为江村一位普通木工劳动者，于清咸丰年间避洪杨之乱流落到江苏江都县仙女镇，开设一家“振鑫记”木匠铺，以后一直未返原籍。其子江绍岳（石溪），擅长诗文，喜好丹青、音乐，参加扬州“冶春诗社（后社）”，悬壶于头桥（今属邗江县）、仙女镇，由于医术精湛，且常为贫苦病人施医施药，深受公众称道。后受聘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任协理，遂迁居扬州，于1933年病逝该城。绍岳有七个子女，因家贫，仅存长子世俊（冠千）、六子世侯（上青）、七子世伯（树峰）。江上青有三子女：江泽民、江泽玲、江泽慧。
江冬秀的曾祖属“图”字辈，名图烺。图烺有九子，老七绍理有二子：世贤、世才。世贤是江东秀的父亲，“布政司经历，加二级”，37岁病故；世才是江泽涵的父亲。
江冬秀（端秀）的父亲和哥哥江泽生（耘圃）都是“瘾君子”，不事生产，把好好一份家业消耗掉了，总算还保留着一座厅堂宽敞的通转楼，不过有些破败而无力维修了。冬秀的母亲吕贤音出身（旌德）庙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吕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也就是冬秀的外公）吕佩芬，进士出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末年，曾筹划安徽铁路有限公司，开筑了一段皖南铁路，化下了很多心血。她的外公本家吕凤岐、吕碧城父女文才名传一时，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帼，秋瑾好友，女权运动先驱，慈善家，为废屠动物，奔走国际论坛……传统的世家名门、杰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缠了小脚的江冬秀在待人处世作风上倒是恢宏大度，不乏大家风范。
因为5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缺乏学业监督，江冬秀仅在本村书塾读了二三年，识得的字大多数还给了老师。她的老师胡鉴祥，绩溪上庄人，胡适的族叔。冬秀童少年的不少时间，是在叔父世才家度过的，那里有她的三位堂姐妹作伴。江世才经商致富，新造的两幢通转楼连成一片，颇有规模。江冬秀比她的嫡堂弟江泽涵大12岁。江泽涵回忆当时情况说：“我出生时，我们还生活在以祖母为家长、近十口人的大家庭中；次年才分成两家分炊，但仍同住在原处十多年。故我从婴孩时代起，就得冬秀的照料和爱护。”
胡适与江冬秀联姻事，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故事还得从一次庙会讲起。当时，绩溪乡下盛行“喜会”（又名“火把会”），每逢闰年，为纪念南霁云、雷万春抗敌有功，必要举行“喜会”，游龙灯、玩花灯、放焰火、演徽戏……喜会举办地，四乡村民汇拢，家家户户亲友盈门，非常热闹。胡适十二三岁那年，适逢轮到七都（旺川）乡举办，胡适的外公冯振爽（金灶）家（新屋已在胡铁花资助下建成）顿时招来了不少人，其中有邻县江村的吕贤音（菊花），冯顺弟偕胡适也来了。江家与胡家本有表亲关系，两位姐妹自然一见如故了。“菊花嫂看见胡适这孩子聪明活泼，相貌端正，很想将其女江冬秀许之，并将此事告诉曹诚钧（胡适舅母的兄弟），由曹诚钧作伐……”同时，吕氏还托冬秀的塾师、胡适的族叔胡鉴祥去说媒。看来江家是很主动的，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但江家比起胡家来，经济上算是优裕了。
两个媒人来撮合，江家门第又比胡家高，冯氏是愿意接受这门亲事的，但担心冬秀这头老虎（属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生）会克儿子这只兔子（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是只好像她嫁铁花那样，请瞎子算命先生排“八字”。胡适的“八字”是：
辛卯庚子丁丑丁末
胡适的这个“八字”显然是又硬又贵的（后来被收录在一本叫《人鉴》的算命书中，并且被算命先生用来做“八字”的广告）。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把两个“八字”推算了一番，决断为女方命里带宜男，与男方生肖很合，不冲不克，且女方大一岁也无碍，云云尔尔。冯氏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不大放心，又将写有冬秀“八字”的红纸折叠好，与其他几家来说亲姑娘的“八字”一起放进一个竹筒里，虔诚地供在灶神面前，谁也不得去惊动它。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也没有一点不祥之兆，于是冯氏在灶山燃烛焚香，拜了灶神爷，取下竹筒，使劲地摇了又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折好的）“八字”来。拆开，摊平，一看正是冬秀的。啊，这真是可谓天赐良缘！于是，“只有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瞎凑合和灶神爷的保佑之下，定了下来”。是时，1904年1月。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去了。从此，他远离家乡，融入中国时代与文化，建立自己的体系，拥有无数师长、知友与学生，而自己的未婚妻一直到14年后，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时刻才第一次睹面。
十四个春花秋月轮回，是何等漫长的岁月，而且中间还起了个坎。1907年5月，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像他老子当年那样，脚气病复发了（早一年冬已发了一次，在南市瑞馨泰茶叶店里养病），请假回家，养病两个多月。胡母冯氏乘机向儿子提起结婚事，16岁的胡适心不在焉地说句“承认早一二年”。冯氏与吕氏都理解成“过一二年”办喜事，于是到了第二年1908年秋，江家为冬秀置办嫁妆；冯氏在10年前造的新楼中（即现“胡适故居”）选定儿子、媳妇的新房，开始布置起来；两家连黄道吉日也选定了，还买了一批百子炮仗……冯氏去信上海，唤胡适回家完婚，结果被儿子“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胡适借大骂那个算命的“瞎畜生拣此日子”（办喜事），引出“儿既极狠此事”的心里话，巧妙地劝阻自己敬爱的母亲“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就这样，1908年双方父母策划完婚喜事，因为胡适萌芽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而搁置了起来。当然还有两重严酷的现实因素，也客观上终止了这次“完婚”之举，即胡适面临上海学业中断（中国公学学潮，转入中国新公学）无法回乡结婚；家庭经济濒临破产，二哥绍之在沪、汉中兴家业，不能因弟婚礼返乡而中断。冯氏是深明大义的，终于理解儿子了。
1908年8月，胡适在他任编辑的《竞业旬报》上，以“铁儿”的笔名发表《婚姻篇》文章，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便把中国四万万的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这无疑是他订婚现实的写照，但基于他对母亲的孝心和根深蒂固的程朱理学封建伦理观，胡适最终还是跳不出这场包办婚姻的窠臼，诚如他在那封给母亲的长信中所言，“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在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若大人因儿此举而伤心致疾，或积郁成病，则儿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大人须知儿万不敢忘吾母也。”
果然，1910年胡适考取第二期“庚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在大洋彼岸一呆就是7年，而且经历两次心心相印的精神恋爱（一度还心猿意马），度过危机，“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胡适终于按父母之名归来完婚。
胡适到美国去读书了，江冬秀则每年不定时到上庄村去伴婆婆。这对冬秀来说，既是尽“儿媳”的义务（结婚后她与冯氏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又有些屈驾，像是童养媳的。胡适晚年回忆这事时说：“绩溪是小地，家家户户都是自己操作的。我的太太是山的那边，有田地，家里有佣人，什么都不要自己动手。那时我在美国，还没结婚。我的未婚太太每年都要到绩溪来住几个月，像是童养媳。有一位姓曹的，乃是我家和江家的亲戚，这天他到绩溪来，住在我家里。第二天早上起得很早，看见有人在天井里扫地。姓曹的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未婚太太，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要自己扫地。她经这位亲戚一问，掉下眼泪来了，说：‘这里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事？’但请这位亲戚回去时切莫提起。后来江家知道了，买了一个丫环（按，叫梅香）给我的母亲，意思是要替未来的媳妇做事；但我母亲仍旧要她做事……”
在美国的胡适与母亲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知道冬秀的委屈后，心里颇过意不去，所以不断付书信越洋慰问他的未婚妻“冬秀贤姐”。1911年5月21日，他从母亲来信中得知冬秀正住在家里，所以写信给母亲的同时，“另以一书寄冬秀”。该信全文是——
冬秀贤姊如见：
此吾第一次寄姊书也。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
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吾于十四岁时曾见令堂一次，且同居数日，彼时似甚康健。今闻时时抱恙，远人闻之，殊以为念。近想已健旺如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令荒疏也，姊以为如何？
吾在此极平安，但颇思归耳。草此奉闻，即祝无恙。
胡适手书四月二十二日
（即阳历1911年5月21日）
这是胡适留美的第二年，在绮色佳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写给江冬秀的第一封信。以后,.
他还好几次“冬（端）秀贤姊如见”地给他的未婚妻写信，写得文质彬彬，温存体贴，而且循循善诱地要求她“读书”与“放足”。说“今世妇女能多读书识字，有许多利益，不可不图也”；“识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而已”。“知贤姊已肯将两脚放天，闻之甚喜！望逐渐放大，不可再裹小。缠足乃是吾国最惨酷不仁之风俗”；“当速放（足），勿畏人言。胡适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骨节包惯，本不易复天足原形，可时时行走，以舒血脉，骨节亦可渐次复原了”。江冬秀忠诚地按夫君的要求去做了（畸形小脚已定型，难恢复“天足”）。时间一年一年地遛过去，老姑娘怎能不焦急？于是胡适又来开导：“每念去国日久，归娶之约一再延误，何以对卿。然适今年恰满廿三岁（以足年计），卿大于适一岁。再过两年，卿廿六岁，而适廿五岁，于婚嫁之期，未为晚也。西方男女嫁娶都迟，男子三十、四十始婚者甚多，以彼例比，则吾二人尚为早婚耳！”（胡适致江冬秀信，1914年12月13日）
1914年6月6日，他的同学任叔永给他拍摄了一张“室中读书图”照片，“极惬余意”。于是胡适将此照寄了一张给母亲，又去添印了6张，分别给国内亲友——也寄了一张给江冬秀，并题写绝句一首：
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神入图画，凭尔寄相思。
以室中读书图寄冬秀适三年（1914年）5月
胡适同时也收到家中寄来的照片，见冬秀站在他母亲身侧，触景生情，赋五言长歌“出门何所望”190字，其中写到未婚妻冬秀的，则是“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持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完全桃花源式的耕读生活。这位绩溪才子想象太乌托邦了。但实际上，几乎同时，他“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渐渐地坠入与韦莲司的精神之爱情网；接着他与湖南才女留学生莎菲惺惺惜惺惺，又一次沉溺于精神爱河中……
消息离奇地传到深山小村上庄，说什么胡适与洋女子结婚，生了小孩……这一下冯氏如何向江家亲家母和未婚儿媳交代？赶紧去信询问。胡适此时正处转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又忙于与任叔永、梅光迪讨论“文学与革命”命题的时候，还是沉下心来，十分认真地给母亲写了封长信，回答的态度十分明朗：“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之未婚之男子。儿既不存择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觊觎之意，故有时竟以所交之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坦荡君子胡适还进一步申明，“儿主张一夫一妻制，谓为文明通制。生平最恶多妻之制，今岂容躬身自蹈之？”（1915年10月3日）后来事实证明，胡适一生是这样做的，即使有越轨，也能自知之明地悬崖勒马，一心一意地与江冬秀做夫妻。他在美国毕业前夕，将毕业照直接寄给了江冬秀，以表心迹。
胡适前后的同一时代的闻人、文人，道德文章上，谁能与胡适比肩？此者，诚如梁实秋所说：“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视糟糠如蔽履，而胡适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
胡适留学生涯一结束，1917年6月渡洋返国，7月尚未到北京大学应聘，就首先回乡拜见慈母，接着专程去江村看望冬秀，准备践婚约了。
胡适在家与母亲相聚了半个多月，道出那出“三门亭神”附身闹剧的真相，母子相向而笑。8月盛夏的某天，胡适决定去看看从未谋面的未婚妻江冬秀。他独自一人兴高采烈地翻越了两村唯一的通道杨桃岭，来到了好山好水黄山东麓的江村。只见村道阡陌纵横，民舍鳞次栉比，“父子进士坊”牌楼矗立。两条清溪贯穿全村，林木茂盛。他略一打听，就找到了江家，进了已经破落了的“通转楼”大宅。岳母已在一年前（1916年）故世，“漫劳外母多情，老眼望穿未婚婿”（胡适寄女方美国挽联中句），而今女婿归来了，却终于见不到了。岳家由舅兄江耘圃主持，设盛宴招待这位来自美国的乘龙快婿。席间，胡适要求一见冬秀，然后议定完婚日期，这当然是女方“望眼欲穿”的大好事。席终，胡适由耘圃陪同去江冬秀闺房。近门处，胡适被留在门外稍候，耘圃进去通知。这时楼上楼下聚集了很多江家的男男女女，争相一睹洋博士姑爷的风采。胡适在回忆这一场面时写道：“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冬秀躲在床上，床帐都放下来了；姑婆要去强拉帐子，我摇手阻止了她，便退了出来。”胡适回首一瞥，帐幔下垂，密不见缝，但隐隐觉得似有颤动。殊不知这位“望眼欲穿”候“适之哥”、“适之郎君”的“愚妹”、“待字妇”（均闺中书信语）、老姑娘江冬秀正躲在帐中既激动又难为情地使劲哭泣呢。江冬秀果真如此，她在晚年所写的别字连篇的自传中，也提及此段趣事，说自己已是28岁姑娘的待嫁新娘，不好意思见郎君哩！想见又不敢见，只好躲在床上暗暗流泪哭泣。
胡适究竟是胡适，在这“危机一发”时候，他没有打轿回家，也没有搬到客店（旅栈）去歇，更没有闹起来，令江家人强迫冬秀出来，他冷静思忖：“我有了面子，人家面子何在？”于是大度地到“子隽叔”（即江世才，江泽涵父亲）家宿了一夜，清晨留一封信给冬秀，才返回上庄向母亲复命。他向母亲说了真情，冯氏知道后忿忿不平，要去江家讨公道，却被胡适劝阻了。至于对村里人，他说了慌言：“见着了。”最后对自己，他把这恼人的“闭门羹”化作两首《如梦令》：
她把门儿深掩，不肯见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胡适对自己未婚妻的怜爱之心跃然纸上。不仅如此，他在临走前致冬秀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完全理解，并写定下了结婚的日期。信中说——
昨日之来，一则欲与令兄一谈，二则欲一看姊病状。适以为吾与姊皆二十七八岁
人，已常通信，且曾寄过照片，或不妨一见，故昨晚请姊一见。不意姊执意不肯见。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绝不怪姊也。适已决定十三日出门，故不能久留于此，今晨须归去。幸姊病已稍愈，闻之甚放心。姊好好调养，秋间如身体已好，望去舍间小住一二月。适现在不能定婚期，然冬季决意归来。婚期不在十一月底，即在十二月初也。
这场故事经历起伏高潮后，终于趋于结局了。
现在，老姑娘有目标有期限盼望新郎，终于被她盼到了头——1917年阳历12月30日，迎亲的花轿终于来了。花轿在震天响的爆竹声中（这百子炮仗还是10年前两位老亲家一厢情愿为儿女完婚买下来的）进了上庄村胡家通转楼大门，过了天井，仰头便见新房（厅堂西首一间），这里冬秀太熟悉了，不过今天贴有一副大红门联：“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这副喜联是胡适自撰自书的。“三十”是指阳历1917年12月30日，而这天恰好是阴历十一月十七日，正逢是胡适廿七岁（26足岁）生日，大圆月亮满脸喜气高悬天幕，庆贺老郎君老姑娘终成眷属。当时写下联时，胡适一时语塞，在旁的一位绰号叫“疯子”的族兄脱口而出：“廿七岁老新郎，你哥不是吗？”很好，谐趣又对仗，胡适立刻写了下来。还有一副喜联，文诌诌的，是他族叔、启蒙老师胡宣铎贺的：“宸海归来恰符风卜，高堂欢洽更兆熊占”。这位见证胡适幼时读父亲红纸方块字、经历台湾风云的族叔，如今做这场喜事的证婚人。主婚人是冬秀的大哥江耘圃，很遗憾冬秀母亲，大家闺秀的吕贤音太夫人一年前撒手西去，只能由长兄来代替了；另一位主婚人便是坐在二进大厅“三品诰命夫人”大红圣旨下的冯顺弟太夫人。她满面红光，喜悦饱溢眉宇嘴角，接受留洋“翰林”、大学教授的儿子和名门闺秀的儿媳的三鞠躬礼。她守寡二十二个春秋寒暑，含辛茹苦持家，呕心沥血育子，如今都得到回报，唯望早日抱孙子（胡适长子因此名祖望）。今天，胡适身着黑呢制西装礼服，头戴黑呢制礼帽，脚着黑皮鞋，与黑花缎袄、红花缎裙、大红绣花缎鞋的冬秀在各自漂亮的傧相牵引下互换结婚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盖了各自的私章。他们没有拜天地，只是向主婚人行了三鞠躬礼。证婚人胡宣铎致贺词后，新郎胡适致答词。此种新式婚礼在封建堡垒的皖南山乡是闻所未闻的。胡适除去一切繁文缛节，却也迎来无数看热闹的乡邻。
胡适（已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哲学研究所主任）还带来了他的北大同事集体送的喜礼，计有“银杯一对，银著两双，桌毡一条，手帕四条”，拜贺人为：沈尹默，刘文典，陈大齐，马叙伦，夏元，程振钧，杨庆萌，马裕藻，蔡元培，章士钊，朱家华，朱宗莱，陶履恭，王星拱，刘三，周作人，钱玄同，朱希望，刘复，陈独秀。礼单是由陈独秀誊写的，故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
婚礼场景颇使胡适产生联想，他喜悦善感地写下了《新婚杂诗》以纪实——
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
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的旧事，
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提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绣了你家嫁奁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由于母亲冯氏的坚持，他们婚后第三天到胡氏宗祠去，向祖先牌位行三鞠躬礼。当然，胡适已在母亲、兄长口中听到父亲拼死建宗祠的故事，对父亲的英雄人生，对父亲的殉国壮举，心中恭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20世纪初尚未脱胎封建宗族社会的中国内地新婚，当然是没有什么蜜月旅行之举的。新郎胡适在家，除与慈母欢聚，并在老人家面前极力表示闺房之爱，以博吾母欢心（致胡近仁信中语，此信胡适逝世后发现）。此外便是与众亲友饮酒，几乎天天都在醉乡中。言百忙中居然还做一篇《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预备送给东方杂志，赚几个钱来喝喜酒。胡适钟情杜康，纵贯一生。尚在上海读书中国公学时期，一度打牌、叫局、吃花酒，醉酒后游荡街头，与巡警打架，坐过一次班房（1910年3月）。以后下决心戒酒，痛改前非。君别来无恙，如今新婚喜酒，又有机会，怎能不畅饮，微醺中去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坟墓。上庄完婚后，单身赴教北京大学，理所当然地回请送过礼的同事吃喜酒，因为新娘没在，干脆到饭店包席，花了60元大洋，吃了一整天，喝得酩酊大醉，躺了一天，第三天才醒酒。胡适下决心，这回可要戒酒了。
新婚蜜月中另一件大事，便是伴新娘子“回门”。江家此时实际已门庭冷落，冬秀慈母已长眠黄土。这对新婚夫妇在坟前默默凭吊，恭恭敬敬行三鞠躬礼。胡适心中感触尤多，由于自己的坚持，由于自己的留学学业，使岳母不能如愿，抱憾终生。他因此写了一首诗告慰道：“回首十四年前，∕初春冷雨，∕中村箫鼓，∕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将爱女相许。∕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凄楚！∕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坟前追悼岳母后，床头即作新婚别，胡适又赋诗《别离》道——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
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
便觉得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圆，
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
饱尝了作客情怀，
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胡适《别离》）
1917年12月16日胡适离京返绩溪。12月30日结婚。新婚不到一个月，1918年1月末梢，他留新妇在上庄家中伴老母，自己连得阴历大年夜也顾不及，只身北上返校。据记载，他是2月3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到达北京的，时城门未开，在城外客栈过宿，天明才进城，回到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自己房间。回返北京大学后，立刻授寒假课，准备“中国哲学”、“欧洲文学名著”、“西洋哲学史”等课程讲义；同时加入《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高举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的“文学革命”旗帜，继续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方向，和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等北大“卯字号”新人物，开始进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5月，在婆婆冯氏的充分理解中（她自己则作出了巨大牺牲），江冬秀由她顺路去北京的胞兄江耘圃陪同，赴京和丈夫团聚。他们在钟鼓寺胡同14号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从此，浪迹海内外14年的高唱“德莫克拉西”（民主）、“赛因斯”（科学）的战士胡适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从此，在深山里年复一年地等郎君，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光圈里得了名分的村姑江冬秀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家庭，真是不可言状的复合体，“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随成为民国七大轶闻之一。从此，这个新组合起来家庭的一个又一个新故事就产生了。
江冬秀于胡适的故事（主角应是江冬秀），是在他俩北京寓所、抗战逃难时江冬秀的上海寓所、绩溪上庄老家、流寓海外的美国纽约公寓，以及这对老伉俪晚年台北南港家里，先后一一展开的。先来说说胡适的北京5处寓所。
——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这是座很普通的四合院，离沙滩北京大学不远。胡适1917年9月，在家乡与母亲团聚后返北京，执教北大，工薪并不高，就租住在这里，当时与同乡高一涵合租。院子不大，进门有门房（供男佣住），中间为居室，两侧为厢房、客室、储藏室用，居室旁为耳房（供女佣住），厨房较小，厕所更狭。胡适在这里住了10个月，结婚后要把妻子接来，感到这里房间远不够用，就另觅他处。
——钟鼓寺14号（解放初称钟鼓寺胡同，后改称钟鼓胡同）。胡适1918年3月租下这座有9间正房总共17个房间的四合院。租之前给上庄母亲写信谈起，“出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约有十七间，价钱太贵了……一处有房十间，都还新……明天再去问问看”。租下后给在上庄家中的江冬秀写信，告诉她新址，与江村在京闻人江朝宗公馆仅隔一巷，月租20银元，并付了定金，等待她的到来。钟鼓寺胡同为明清时多位皇宫勤杂人员所住，这里四合院虽然较大，但就层次来说，仍属普通。
——陟山门街6号。在景山大街，原系官僚政客的公馆，胡适向林觉民盘租居住，连室内的沙发等也一并顶了下来。房间宽敞，院子很大，有长廊，厨房里还有机井。
——米粮库4号。1930年6月，胡适由上海（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回京，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就搬这里居住。这是一幢小洋楼，房间比陟山门6号更宽大、更多，便于他接待众多朋友。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挚友一度住在这里。该楼设施完善，有车库、锅炉间（供暖）、卫生间、浴室。院中绿树成荫。
——东厂胡同1号。1946年9月，胡适由美返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搬入坐落在王府井大街北头的东厂胡同1号。这座大院落曾是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的住宅，共分四路院，每路院各有四进套院。抗战胜利后，该宅被划作北大文科研究所，胡适住的是黎氏居家院落的中间一座四合院。这座院子也是很大的，东院是个花园，内有亭台。正中是大门，进门后有三进房：头进是客厅、客房；二进为胡适家居所在，还有办公室和书房；三进是胡适藏书房，共有3间，满是书架。西院是厨房、佣人住处和车库。现在胡居已被拆除，原址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单位。原先胡适的那个四合院，可谓文人集萃之地，先后住过的有傅斯年、范文澜、吕叔湘、罗常培、季羡林等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郭沫若、梁思成也在那办过公。
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适1937年9月奉命赴欧美，开展“国民外交”活动，1938年起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江冬秀为避战祸，则迁居到上海。先住在侄女婿程治平家法租界天主堂街（现四川南路）50号，后租住麦琪路（现乌鲁木齐路）三德坊。后来小儿子胡思杜去美国读书了，一度为节省用费，曾与她儿子的一位同学高少爷同租住在姚主教路一套一室一厅的西式小公寓房，后因不习惯这位东北公子哥儿的浪漫生活，复搬回到侄女夫婿程冶平、胡惠平天主堂街家住。
1949年4月，胡适离走中国大陆去美国，江冬秀一度渡海峡居台北（暂住胡适学生兼同事傅斯年家福州街20号。傅斯年时任台湾大学校长），一度去泰国曼谷，与长子媳住在一起。1950年6月，飞美国纽约，与丈夫一起住81街104号5楼H号公寓，这里是胡适当年大使卸任留纽约做学术研究工作时的住所。夫妻终于在一起，过海外寂寞、清苦的流寓生活。
1958年4月，胡适回到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1月，迁入南港研究院内为他专门建造的新居，即“胡适南港故居”。这是一幢不大的平房建筑的小洋房，拥有卧室两间（胡适夫妇各一）、书房一间、客房一间、客厅兼餐厅一间，设备简约，符合胡适平淡的生活作风，但室内阳光照射不足，颇为阴暗。这是胡适夫妇生活最后一个港湾。现在连同胡适公园、胡适墓地等已辟为台北“胡适纪念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