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夫妻生活在动荡的岁月里，诚然是一个漫长的但也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人性磨合过程。
“见面礼”便是对“西湖烟霞洞事件”的反击。结婚泯没不了胡适的本性。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名将，年方而立，风度翩翩，是一颗多情的种子。1923年，胡适与在杭州师范读书的同乡、当年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时21岁），在西湖烟霞洞演出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恋情活剧，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地被激情左右了的新月诗人徐志摩（保密神经松弛了）在北京讲出去了（实在熬不住了）。跟在胡适身边的侄儿思聪也一不小心露了口，这时的主妇江冬秀已经老练了，得知这个“飞来横祸”，她不嚎啕大哭，也不作河东狮吼，只见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搂住只有二岁的小儿子思杜（1921年生），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1918年生），顷间将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这可怖凌厉的场面把胡适镇住了，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开来往，安安心心地与冬秀琴瑟相调过日子下去。即使有时江冬秀发脾气，嗓门响了，要面子的胡适躲进卫生间，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搁口杯，将声音弄得很响，以作“掩耳”。
其实胡适的脾气是最好不过的，除了从母亲那继承来的“忍耐”之外，还大肚量地为他人着想，何况是自己的太太，“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结婚前1917年元旦，他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写《病中得冬秀书》一诗中就付出这样的诺言，所以婚后即使太太或发虎威、或作狮吼，他都忍受得了，而且衍生他的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
——“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四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
这都是他亲口讲的“笑谈”。所以胡适的怕老婆并非猥琐、可怜，而是富有情味、颇有乐趣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付诸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自己说过，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记者来采写了他，说他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荣誉学位（名誉博士），云云，其实“我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我极丰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适还悟出了一点道理，准确与否？且听——
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胡适之谈笑风生》）
在这个（怕老婆的故事）收集，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者极权的国家。（《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胡适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时，还收藏“PTT”（“怕太太”）铜币。此举缘起一位朋友从巴黎寄给他十几枚法国钱币，币面铭有“PTT”字样，胡适一下联想起它的谐音“怕太太”，于是就发起成立“PTT”协会，会员证章就是这枚“PTT”钱币。胡适晚年还在热衷此事。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几枚“PTT”币，托叶先生带给在台北的胡适。胡适同时买了6、7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belphogor》，连同“PTT”币交董显光转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他给他的秘书胡颂平还讲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么个“悍妇”吗？否，否，否也。笔者朋友程法德先生是留在大陆亲近胡适夫妇的唯一上庄胡家人，他眼中的“冬秀外婆”是，（抗战之初）“还不到五十岁年纪，五短身材，体型发福，讲话一口京腔”，“穿着朴素，日常多是穿一袭合体的阳丹士林布旗袍，逢过年和喜庆的日子才换上素色的绸缎长袍，再是发髻上多戴一枝大红的绸花。她看上去总是很整洁，脸上常常带慈祥的笑容，又很讲究礼貌，雍容大方，有点贵妇人的气派”。旁人都爱议论的，是江冬秀那双小脚。她很听胡适的话，订婚后，胡适从美国来信，要她“放成天足”，胡适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冬秀的确按未婚夫的要求放足了，但没有“复天”，程先生眼中，“她的小脚只是肥了一点”，“当我搀扶她上下电车时，我很纳闷为何她的小脚上总是著一双有后跟底的很小号的皮鞋——穿那种皮鞋，鞋头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脚。在那（20世纪）30年代，缠小脚的老太太还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绣花鞋。我有一次劝她去买绣花的小鞋子——
“我穿惯了皮鞋”。她微笑地说。我想，只有穿皮鞋才是她衣著上仅有的一点时髦。这是江冬秀这位大教授夫人的从头到脚的加饰。
手上呢？程先生回忆说，“冬秀外婆除了常年手上戴一只赤金的桶箍戒指外，别无珠宝首饰，这在当年上流社会夫人中很少见的。”
对于江冬秀的节俭，程先生顺带向笔者讲了一件事：上海“孤岛”时期，他的胞兄法善结婚，要向女家下金饰聘礼。冬秀外婆知道后，欲为程家节省点钱，就巍颤颤地到古拔路竹垚生（胡适好友、银行家）家里，打开代存的一只老式木质“百宝箱”，取出一付沉甸甸宽厚的刻花金镯，足有4、5两重——“这是婆婆留给我的，现在就送给法善充作聘礼吧。”那知这付金镯子是银质包金的，样式又太老旧，被女家退了回来。
1939年冬，江冬秀在上海过她的50岁生日。胡适早些日子从美国寄来慰问信、捎来了礼物——一只圆形的金质挂件，里面嵌了蝴蝶标本。睹物生情，“没料到冬秀外婆对着我母亲抽泣起来。我母亲也陪着垂泪哩。”程法德先生说：“冬秀外婆就是这样一位不尚奢华，通情达理，又会自我消遣（主要是叉麻将），有时说话风趣而内心富有感情的女人。”
“外界对冬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主要是胡适这对夫妻文化差距太大，同时又不了解她。我们胡适的近亲、后人都一致认为，江冬秀实在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妇女，为人和蔼可亲。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胡适的家庭是不美满的。”程法德先生补充说。
首先是对丈夫刻意但有时超过额度的爱护。她对胡适的休息管得很牢。“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尚未同衾，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时，已经这样表示了。结婚后第三年，1920年12月17日，这一天恰逢阴历十一月初八日，巧合胡适生日（阳历）与江冬秀生日（阴历）相重。多难逢的“双生日”！于是胡适写诗《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她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她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她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她撕了。
双生日——写诗祝贺——喊哼——抢的快——免遭殃：带着麻辣的恩爱，虽然有些啼笑皆非，但胡适确是“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男人嘛。
这一思想可真贯穿了胡适家庭生活的始终。1961年10月，江冬秀自纽约返台北（1958年4月胡适是独行返台的），与胡适团聚。南港“中研院”全体同人举行“欢迎胡太太茶话会”。胡适即席说：“我是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太太来了之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分拘束，就少了一分自由。我的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接着他充满美好回忆地谈了当年美国留学归国返乡，走了一天路去江村相亲，“还是看不到她”的那段趣事。最后说：“我有两句诗：‘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这就是说有了拘束。‘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可以在今天PTT俱乐部里对全体同人说的话。以后欢迎同人到我家里来玩。”
“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的具体诠释，就是胡适手指上那枚“戒酉”戒，那是在他四十岁生日时，他的太太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那一回，也恰逢北大校庆32周年，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搬到米粮库4号新宅，设宴招待同人、朋友，正好觥筹交错，不料江冬秀给他戴上了“止酉”的戒指，不免煞了风景。因为胡适患有心脏病，江冬秀苦心孤诣想出了这一招。此事见报后，在上海的忘年交张元济先生撰写一联赠胡适云：“我劝先生长看蓄贤闾，戒指从今小喝些老酒”（上联）；“你做阿哥将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下联）。胡适晚年住台大医院时，对他的护士徐秋皎小姐也曾说起这件事，“那时我在北平，酒吃得太厉害了。我写了‘止酒’两个字。‘止’就是停止的‘止’字，‘酒’字的水旁不写，看起来是‘止酉’两字，戴在手指上。朋友们劝我吃酒时，我把手指一抬，说：‘太太的命令！’朋友们就不劝我再吃了。”胡适此言不虚，有1931年春赴青岛，辞酒山东大学“酒八仙”（杨金甫。赵太并、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闻一多、梁实秋）为证。他扬起戴着“止酉”戒指的右手，要求免战，并说“得意尚呈金戒指，自羞感谢吾夫人”。
不过胡适是个极爱体面的人，当众如是说，会不会有言不由衷之处？1960年12月17日，胡适的老同事、挚友钱思亮（原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在台北福州路自己家为胡适设寿堂开寿筵，庆祝他七十华诞。入席的有钱思亮夫妇（钱夫人在上海“孤岛”时期认江冬秀为干娘）、张祖怡夫妇（夫人江小波时江冬秀的侄女）、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夫妇、胡的生活秘书王志维夫妇，唯独没有胡太太江冬秀——大家心照不宣，胡适有口难言：小脚夫人留恋纽约她的麻将桌，怎么也不愿和胡适一起飞台北定居（直到化尽了胡适海外积蓄，才于1961年10月18日返台）。胡适并非夫人不在身边而感到“自由”，目下最现实的是没有条件在自己家里做大寿（14个月后他西去了），是什么滋味呢？于是在钱府的寿筵上他作秀地对胡颂平的太太薛妫珍说：“人家都说你对颂平服侍周到，你的菜又做得好，因此颂平在外面吃饭都不安，都要回家去吃……”接着又称赞王志维的太太张彦云贤惠，帮助自己做修补领扣等麻烦的工作。于是胡适擎起酒杯说：“颂平、志维，我代表我的太太敬你们夫妇一杯，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的太太也很感激你们。”胡适讲的真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然而他的太太现在在干啥？兴许是耽于通宵的“围城”大战。
江冬秀的搓麻将是出了名的。她做了胡适博士太太后，除露一手烧徽州菜、指挥佣人干活外，就无限止地战“围城”，从北京搓到战时上海，战后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纽约，战线绵延她的大半生，战绩嘛可以说战无不胜。她的手气特别好，每次总是赢局，麻将桌上赢来的钱，几乎成了胡家不固定收入之一。江冬秀沉醉于“围城”战，忘了时间，忘了国界，忘乎其所以然，乃至1950年狼狈流寓美国纽约后，尽管因为经济窘迫，迫使自己打理生活，还是渐渐支起她的麻将桌，汇聚她的（华人）麻将友，她的“天外天”生活又热闹起来了。胡适在不是滋味的苦恼中，还是包涵了。胡适的薪俸并不太多，积蓄有限。江冬秀1961年10月告别纽约“麻将”友，终于回到台北南港，却断不了麻将之瘾，但“中研院”院区有规定，不得设牌局、打麻将，胡适不能因为自己太太的麻将破了这规矩，因而打算在市区租赁间小房子，供她作“围城”之战场，但因为手头紧促而作罢。漫长的岁月中，江冬秀也竟有搓麻将一度忘了昼夜，忘了“共赴国难”，搓得连自己身边的小儿子思杜也忘记管教的时候，在美国镇日为祖国抗日而奔走呼号的胡适大使终于忍耐不住了，就写信给留在上海“孤岛”的江冬秀，要求“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我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间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脾气，我颇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儿子。”（1938年5月5日）
胡适与江冬秀就这样磨合着共同生活过来了。再看看这一家的里里外外，江冬秀起着什么作用。
江冬秀素描之一：搓麻将；素描之二：写白（别）字。不写白字，不是满口熟练的京片儿，那就不是江冬秀了。这里不妨拣出这位“大名垂宇宙”无双博士太太1938年12月8日，从上海写给在美国大使任上丈夫的一封家书（白字或病句笔者在括号内作了更正）——
xing(马偏旁辛字)：
今早报上说你因身体不适，进某医院疗养，我看（了后）吓我一大跳！盼望不是大病。但是你要（是）没有几分病，不会住医院，是（使）我很不放心。盼望老天爷开眼，就（让）病好了罢。是不是牙痛病见（现）痛凶了？我只有靠天福保佑你，祝你康健。我实在不能回想（忆）了。你（以前生）一两次的病，大半我都在（你）身边多。回（否）则在国内，信电都方便，现在心想打个电报都不敢（能）。可怜到我们这个地步，做人太难过了。
不用别人捉刀，不必把自己的感情先暴露出去（她做老闺女时），担开纸，握起笔，自己来写，虽然病句、白字不乏其有，但开门见山，直白自己的感情，女性特有的爱怨五味俱下，比起那个时代套用典故，文绉绉的尺牍，不知高明多少了。怪不得胡适曾说，“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就在这封慰问信中，江冬秀还老实不客气地直奔另一个主题：
你的脾气好胜，我一晚不睡觉，望你平身（心）气和，修养修养罢。你的师姐师妹要把我们全全（全家）送掉，也是前世遭击（造孽），现世出这一班宝贝。想开点罢！干（甘、安）心完了。
江冬秀丝毫没有忘记当年胡适康乃尔大学时期得“师姐”韦莲司、哥伦比亚大学时期
的“师妹”莎菲，以及精神追踪到绮色佳去学农的小“师妹”曹诚英……“这一班宝贝”。为了维护自己全家的安全，警告丈夫“安心”。接着笔调又一转，回归正题，江冬秀始终主张胡适教书做学问，反对胡适出去做官，她直白道——
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
……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罢。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你过说话呀。
冬秀看官场比胡适透彻多，一针见血，喷饭喷饭。她开始反对胡适去做大使，被胡适“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的话劝住了。1940年春，传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的消息。别说江冬秀沉湎于麻将战局，她立刻感觉到又有新的官运亨通于胡适，于是又赶紧提笔去敲打——
昨天看见孙先生，他开会回来，见我头一句话替我恭喜，说你就要回来了。我莫明（名）其妙。他告诉我，命你回来做研究院长。我听了狠（很）不好过。骍，你知道我皮（脾）气处处不忌（讨厌）那一种假仁假意（义）的朋友，有点肉麻他不过。你要知道，万一有此事出来，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院长当然是蒋介石“钦定”人物，其复杂又微妙
的情况是江冬秀无法知道的。胡适直到1958年才做上“院长”。尽管如此，胡适在从政问题上，是很感谢小脚夫人的“作梗”的。他在回江冬秀的信中说：“我读你信上说：‘但愿我给你信上的一句话，你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我狠（恨）自己不能帮你助点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结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我的真心话。”
江冬秀的众多“白”字中，有一个“狠”的字是很有色彩的。据说这个“狠”与现在的“很”字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是通用的，此字出典倒有个小故事。江冬秀的侄外孙程法德回忆此事时曾对笔者说，抗战开始后，冬秀外婆避战乱在上海“孤岛”，她常写信给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堂弟江泽涵，叫我到邮局去发信。我小孩子好奇，有时偷看了信，很奇怪，她都是将“很”字写成了“狠”字。有一次我熬不住问她了。她笑嘻嘻地回答我：“你看过叔公（即胡适外公）写的书吗？”后来我才知道，胡适外公著作中，有很多地方将“很”写成“狠”的。可见江冬秀在胡适的氛围中，接受新文化还是积极的。江冬秀在胡适鼓励和怂恿下，还收集了一首徽州民谣《奶头歌》，发表在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所主办的《歌谣周刊》上，读起来清新隽永：
衔着奶头嫡嫡亲，
口口声声爷娘亲；
丢了奶头淡淡亲，
娶了老婆黑良心。
这也许是江冬秀难得的“文字”亮点吧，否则何谓“小脚夫人亦随之”。不过，她对胡适的书架——胡适南港住宅，连餐厅靠墙两面都是书架，放满善本影印书籍、唐宋各家文集、《宋文鉴》、《唐文粹》等等，是大唱反调的，调侃道：“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的东西。”不尽然。她自己也是读些书的，她读《红楼梦》很认真，贾府里，众多丫头的名字都背得出来，对老祖宗贾母那一套封建阔绰的排场并不羡慕，而是讥诮。此外，她就是钟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纽约给胡适整理撰写“口述历史”的安徽小同乡、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唐德刚教授回忆说：“（冬秀）老太太找不到（搓麻将的）‘搭子’了，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如此，笔者窃以为调侃还应该加上半句，“适之造房子，给死人和神道、仙女、剑侠住的地方亦不少哩”。
上述这些毕竟是“有闲”、“副业”，主持胡博士的家政，才是江冬秀立身的根本。在这方面，这位小脚夫人即泼辣又大气，诚如胡适的族侄、读北大时曾住过胡适家的石原皋所评论：“家中事情都归她处理。她有魄力，有决断，颇有些才华和男子气概。”
首先是待人接物。“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流行于上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一句社会俗语，说明胡适的交游非常广泛，车夫走卒均可去拜访胡适。米粮库4号胡府名副其实地门庭若市，而这家的主妇并无一般贵妇人、阔太太的傲慢、势利眼界，总是敬客礼宾、和顺通达、笑容满面。逢到安徽乡亲找上门，这位胡师母就分外热情，待飨于她亲手制作的徽州名菜“一品锅”（绩溪人叫“吃锅”）：一只有两只耳朵的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端上了桌，里面还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青菜，味道极好”（梁实秋）。胡适的中国公学门生、家庭教师兼秘书罗尔纲一度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他说当家人“胡师母没有进过学校，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治家有方，待人接物，克尽情意。胡适得有一个舒适宁静的家庭环境做学问，接待亲友，都是她的力量。胡适的事业，应该说有一半是她的”。有一次他们的长子胡祖望（时年15岁）坐汽车上街（胡适有辆私家车），遇上一位蒙古王公大出殡，为丧仪长队而堵车，回到家里冲着他母亲发脾气：“妈，你死了就埋，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如此没分寸的话，令江冬秀大为生气，蹬蹬地上楼去了。罗尔纲劝慰道：“小孩子不懂事，请师母宽恕他。”他担心中午胡适回家，江冬秀告状后要起风波。胡适一向是主张“非孝”的（但他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顺），吃中饭时听了此事，颇不以为然，过了5分钟后说：“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尸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冬秀听了这话，发了一个怔，顿时脸气变了，把头低了下去，但只是极短的一下子，到她抬起头来时，脸色恢复了常态，没起风波。罗尔纲在场目睹这转瞬即逝的变化，感动地联想道，“好一个强毅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克制自己，取得家庭的和睦。”胡适处处爱护、尊重江冬秀，公众场合中给足她面子；江冬秀同样尊重胡适的思想观念，关键时刻该忍让，就无条件地忍让。
正因为江冬秀识大体，怪不得胡适晚年时还称赞江冬秀不迷信。他对秘书胡颂平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太太跟我结婚四十多年，我从没有影响我的太太；但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你看我们的外交官中有两位，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先在房内算一个金钱卦……”（《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9月4日星期一）
江冬秀不信神鬼，心地坦荡，当然也不怕盗贼。胡适家曾两次遭“梁上君子”光顾。第一次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北京大学，虽然已结婚了，还没有把江冬秀接来，因此失窃了——
（那时）很穷，跟高一涵两人合住一座院子（按，即缎库胡同8号）。南面三间是高一涵的，北面三间是我住的。这时高一涵到南方去了，我的侄子（按，即胡思聪，胡适二兄绍之的长子）住南三间；白天，侄子到北大去上课了。一个厨子出去买菜，往往开着大门，空城计，倒没有失过事。那天晚上，我的侄子睡熟了。我夜里三点才睡，因为第二天八点有课。这个贼来了，大概等我等得太久了，就在厨房洗面间里偷了一面镜子，一把茶壶，还把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箱子也打开了——那时外国皮箱很软的，在上面一个横屉里有个照相机也被偷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洗脸时看不见镜子，以为侄子拿到房间里去吧。接着发现茶壶不见了，再在前面看见箱子也打开了。在院子后面的墙外，发现茶壶里的茶叶倒在泥土里。唯一比较称值钱的，就是照相机的被窃，也不过值十块银元而已。从此次以后，我在国内没有被小偷偷过。（《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后来胡适家当大了，身价更高了，门面阔了，佣人多了，主要是江冬秀来了，里里外外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竟没有遭盗窃。但是1949年4月以后，在海外做了流民，胡适连最心爱的书籍也没带几本，寄寓在美国纽约81街104号5楼H号公寓，靠做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一份薪水，与老妻江冬秀自理伙食，清苦度日——就在这个时候，梁上君子来作不速之客了。胡适回忆道——
这天是正午，天下着雨，窗帘都挂着。那座公寓是长条形，我住在这一头，中间是客厅，客厅那边是我的太太的房间。那天我不在家。我的太太看见窗帘里爬进一个人来，吓了一跳，于是去打开了房门。这个贼是不晓得我家有多少人，他看见我的太太指示他从房门出去，他就走了。
好险！如果胡太太尖声高呼起来，此贼可能会铤而走险，掏出武器来对抗；如果吓得软倒下，此贼正好下手，大劫一通；如果拿起家伙来驱赶，那肯定要发生流血事件了；如果……聪明又大气的江冬秀，巍巍颤颤扭着她那双小脚，不动声色开门揖盗。此君哪知城中深浅，还是走为上也。
从此，“胡太太开门送贼”的事流传在北美华人世界。夏志清教授撇开那天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规定的课题，以第一时间把胡适之太太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GO！吓退大黑贼”。
胡适这个家，因为有了江冬秀而生气勃勃。江冬秀当仁不让，全般管起这个家来，特别经济收入方面，尽管她识字不多，但胡适的教书薪水、书稿版税、其他服务的酬谢，一本家庭经济收入的帐，她心中清清楚楚。胡适出书多，绝大部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机构）出版，从1919年的《短篇小说》（译作）、《孙文学说》继1920年的《尝试集》（白话诗集），以及20年代的《胡适文存》等新文化运动的辟窠大作，都由“亚东”源源不断出版，亚东老板汪孟邹是胡适绩溪小同乡，私交可说是“红花与绿叶”，“亚东”支他的版税是胡适一项大宗收入。胡适1928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早一天“亚东”给他送来的版税帐单（至是年11月底）：
（一） 版税（按：此表为笔者跟据胡适日记所设）
单价 书稿名称 出版版次 印数（册） 税率（％） 收款（元）
2.20 《文存》初集 11 43000 15 14190
2.40 《文存》二集 5 18000 15 6480
0.30 《尝试集》 3 12000 15 540
0.45 《尝试集》 4∕10 20000 15 13500
0.40 《短篇小说》 初版 2000 15 120
0.30 《短篇小说》 2∕11 38000 10 1140
共23820元
应除未售出书版税共75939元
存2306061元
（二） 酬劳
《红楼梦考证》300元
十二年（1923年）5月至十七年（1928年）5月$10000
附袁希渊交来200元
（一）（二）两项共计2938061元
付过十六年（1927年）底止2423704元
付过十七年（1928年）底止290147元
共付2713852元
两比存2242元
胡适从“亚东”收获的版税及酬劳，到1928年底，折合银元3万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抵当时一个工人（月薪6元）400年的收入！这个时候的胡适确实富有极了，主妇江冬秀当然双目发光。胡适不善理财，从不过问银钱进出，而且出手又大方，更碍汪孟邹乡亲、世谊情面，于是她对胡适的著作版税收入当然紧紧盯住不放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亚东”经营不景气日益严重，特别是1934年难度年关。汪老板是最精明不过的商人，他了解胡适为人，就将他的版税支付一拖再拖；但过不了细致、精明的江冬秀这一关，诚如1037年前在胡适家帮办文秘工作的绩溪乡友章希吕所说，“孟翁（汪孟邹）是精明人，适嫂（江冬秀）的精明恐不在他下，或且过之”。江冬秀的精就在她并不自己披甲上阵，而是对胡适施加压力。有章希吕的日记为证：“夜，适嫂因亚东版税及借款和适兄起了一次争吵。适兄脾气真好，一面劝适嫂息怒，一面还为孟翁解释困难”（1936年2月18日星期三）。矛盾继续演变下去，过了一个多月，“今天孟翁有信寄适兄嫂，所言欠款改到今年还，力难做到。因此适嫂和适兄又吵嘴，吵得比前一次厉害。我既听见不得不去解围。适兄的脾气诚好，适嫂似不能体谅他。适嫂要我做中人，她以后家不管，每月要适兄给她二百元；如要她管家，就非六百元不可。我亦不敢答应做这个中人。”（1936年3月24日星期二）4月25日汪孟邹寄快信来，“内附给适嫂一千五百元借据一张，限期今年十二月一半并利息，明年四月还一半利息。”江冬秀还是不满意，继续穷追。江冬秀吵得实在太厉害，胡适大概只好躲进卫生间刷牙，把牙刷搅漱口杯的声音弄得很响，以图耳根“清静”。这场争执不知以后如何，不过到了7月份，胡适离平赴美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去了。到了1937年，江冬秀使出釜底抽薪的一手，逼胡适将他在“亚东”出版的所有书稿，都提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将胡著《藏晖室札记》版权抽出，卖给“商务”。这对面临严重困境的“亚东”无异是雪上加霜了。江冬秀不是不知，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靠了汪孟邹的“亚东”，才使他文气与名气如虎添翼，而今她为什么如此做绝，仅仅是为了拖欠的版税吗？有专家认为，江冬秀是为报“一箭之仇”。20年代初，胡适、曹诚英烟霞洞之恋，汪孟邹是全力支持的；亚东图书馆也是这对恋人幽会之地；1934年曹诚英赴美留学康乃尔大学前，还在“亚东”小住一段时间……尽管江冬秀办事大气，但究竟妇人肚肠。
不过这仅是江冬秀处世的一面，维护自家收获能不精明吗？另一面是待人接物，他与胡适可说“夫唱妇随”乐助慷慨，气派豪爽。章希吕则感同身受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因去年吾父六十六大庆，遥遥数千里，不能急归，拟在北平为吾父购一件皮筒……前几天我问适兄嫂皮货店何家为最货真价实，拟为吾父办皮筒之事告之。乃今天适兄嫂以四十元去买了一件来赠。退辞再三，而适兄嫂之意甚坚，只得收入。想我来平数月，适兄嫂相待之厚，已感不安。今天以贵重之物相赠，诚令我不知何以为谢。”（1934年3月5日星期一）
江冬秀处世行事确乎有些特立专断，在家没有问题，有丈夫的忍让和包涵，大事化小，有时竟因此办事出色有成绩；在亲友间，因为一意孤行，往往好事办坏，酿成苦酒或悲剧。
江冬秀的能耐终于有了机会走出“家门”。1927年冬，胡适的三嫂在离上庄只有二三里的曹家湾相中了一块土地，去函询问胡适可否作坟地买下来。当时胡适的先父母胡铁花、冯氏都“暂厝”，尚未“入土为安”。胡适访欧美长途跋涉，归来不久，正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前夕，就去信上庄，委托他年龄相仿的族叔、志趣相向的总角之交胡近仁，请他实地踏看下，只要“干爽”，就代他拍板购下，因为他坚决反对“风水”那一套迷信。购了坟地后，他无暇南下，就派妻江冬秀前去老家，直接指挥施工事宜。当时的中国社会，大户人家筑墓敬祖是件大事，一个识字无多的家庭主妇能承担起这一重负吗？胡适想乘此考验下江冬秀。当然一切都由胡适遥控操纵，比如所有开支费用，他或托在上海做生意的本家兄弟胡卓林汇到旌德石恒春中药店，或由上海“亚东”汇款，再不然可向屯溪的交通银行支取。甚至运棺材的水客也安排好了，先预支60元，到上庄后再付60元。胡适还聘请了乡友、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程士范专程来上庄，为祖坟做工程设计。定下图样（四穴）后，胡适去信重点关照：“千万不要请什么风水先生。如果六婶七婶要请风水先生，只好让他们去葬祖父母，我们大可以不管此事。”（致江冬秀，1928年2月20日）这一切，江冬秀都一一照办了。她雇请石匠鲍春华一伙采运花岗石，凿墓碑，设祭坛、石桌、石凳，历时数月。这年的六月中旬，胡适将三块墓碑的碑文寄到了。墓碑是请郑孝胥书写的：“胡公奎熙及其妻程夫人（按：祖父母）、胡公传及其续配冯夫人（按：父母）之墓”。墓铭是胡适撰写的：“先人有训，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唯吾先人，实践斯言。不怍于人，不愧于天。群山逶迤，溪水清漪。唯吾先人，永息于斯。”铭文之后，胡适又撰书两行：“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妇冬秀。”胡适把祖坟筑就的大功归于江冬秀。事实证明，干事务性工作，妻子确是十分能干的，于是他在给她的信中称赞道：“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同绍之都不行，等你回来，好好的谢你。”“你此次替我做了这件大事，我心中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5月25日）江冬秀继续指挥石匠把碑文铭刻到青石墓碑上，封了四个墓穴，盖了坟顶，树好墓碑；又在墓地里种植常青树木。此类筑墓工作终告完成，已经是六月中旬，胡适的重要著作《白话文学史》也出版了，他参与的《新月》月刊也创刊了。此际，他十分想念妻子，盼候“千万望你早日出来”，担心皖南有土匪，危及安全，要她由胡卓林作伴，取道余杭返上海。
1930年胡适重返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参与重建、振兴北大工作。他的家已搬到米粮库4号，宽绰气派，群贤毕至。“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扬京华，他的小脚夫人也名气日隆。这时江冬秀的专断果敢锋芒使人感到敬畏，但也有人敢顶敢违，毫不卖帐呢。“南国诗人”梁宗岱是也。广东新会才子梁宗岱，少年扬名岭南大学，参加茅盾、郑振铎的“文学研究会”。后留学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翡冷翠大学，精通英、法、德、意语言，与文学大师罗曼?罗兰（他的偶像）、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往来，返国后，1931年为蒋梦麟校长、胡适院长聘为北大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是年才28岁，其诗才横溢，其讲坛风采均为男女学生们所崇拜，和胡适博士当年美国学成归来做北大教授情况相似。胡适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小脚村姑完婚的；但这位英国绅士派头的梁教授则不然，早在出国留学前，他以裸体抗婚，不与发妻同室而名噪一时；到了北大后，与他的相知女友、极有才华的作家沉樱相爱得如胶似漆，他们打算结婚了。正在这时候，封建包办婚姻定下的原配妻何氏从百色赶来北平，要与夫君梁宗岱建立家庭，一起生活。梁坚决不同意，否定这椿婚姻。事情闹大了，可怜何氏在北平举目无亲，江冬秀拍案而起，将她引到米粮库4号自己家中，安顿下来，怂恿丈夫出面，再做一次月老，玉成其事。胡适对此有切肤之痛，又听说山东潍坊来的复旦大学高材生沉樱女士小名也叫“娟”，与自己未成正果的恋人“娟表妹”正好同名，如今要棒打这对鸳鸯，实在于心不忍。但违不得太太的意旨，而且人已住入自己家中，只好联络北大史学系主任、梁的岭南大学恩师陈受颐，一起去说服这位雪莱式诗人教授。哪知梁宗岱仍是不听劝言。他那追求婚姻自由的决心，胡适不能望其背项。梁何婚姻案上了法院，江冬秀“出家门”，（与胡、陈两教授一起）坐上证人席，为何氏助威，指控梁宗岱。最后法院判决梁宗岱败诉。但这颗“自由的种子”还是坚决不认何氏为自己妻子。最后在胡、陈等诸多同事的调解下，付了数千元赔偿费给何氏，办竟法律离婚。热闹一时“梁宗岱婚变案”划上了句号。胡适这时貌似一反昔年支持徐志摩、陆小曼两个二婚恋人结婚的立场，公开站在江冬秀一边，参与此事。他在193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梁宗岱婚变案，自前星期日梁夫人亲笔写信委托我与受颐为全权代表后，昨夜受颐报告与宗岱代表朱孟实谈判结果甚满意……下午两点钟，孟实来了，我们三人把商定的条件写出来，梁夫人签了字，由孟实带回去，请宗岱签了字，仍送给我保存。
条件如下：
（1）须法律离婚。
（2）诉讼费归宗岱担负。
（3）法律判决之抚养费，自去年一月起，至今共二千六百元，由宗岱付与何氏。
（4）另由宗岱付给何氏生活费五千二百元，分四次付清。
此案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他（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
梁宗岱婚变案至此已走出江冬秀的阴影，胡适的调解实质上是帮这位年轻人的。因为“名誉大受损失”，暑假过去了，胡适对他就不续聘。宗岱与沉樱到日本去度蜜月……但故事的尾声却是：抗战胜利后，这对自由恋爱，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小家庭破幻了（梁宗岱又有新爱）。江冬秀又作何感想呢？
村姑终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感情婚恋缺乏了解，而按自己的理解去做月老，执着地去办好事，再显霸气的是为她仅有一个亲侄江丕莹择偶的事了，可说是“乱点鸳鸯谱”。
抗战时，她避战乱在上海租界“孤岛”认识了小儿子思杜的光华大学同学高泽明。他们曾合租过姚主教路的一套小公寓楼房。高少爷的父亲曾是东北王张作霖帐下的参谋，东北沦陷后经商，十分富有。高少爷对江冬秀说，他的姐姐高泽桂在北京结识了你的侄子江丕莹，后一起留学日本，丕莹经济上得到泽桂资助，他们很有感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丕莹随其叔父江泽涵到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求学。“但是，我姐留在东北，人隔天涯，无通音讯，可思恋得她发痴啦！”江冬秀一听，就快人快语地说：“那好办，我立刻就把丕莹叫来上海，你也叫你姐来上海。由我作伐，让他俩结婚不就得了！”江高两家果然都这样做了。1941年，江丕莹从昆明转道香港，由海路来到上海，住在江冬秀侄女婿程冶平家，等候高小姐来沪。“他人长得颀长，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唯是略显苍老。”程法德回忆说：“冬秀外婆还是忙于搓麻将。丕莹娘舅就由我陪着，跑遍上海滩每一个角落。一路上总是他请客吃啦、玩啦，有时还购物，十分大方。这时我才知道他已经供职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有时还跑滇缅公路执行公务，收入不菲哩！但是为了顺从他姑妈一贯的节俭作风，就委屈住在我家三楼亭子间里，过了夏秋两个季节。”这年冬季，高老先生带着他的女儿高泽桂，从东北海陆兼程来到上海，乘着一辆华贵的马车，停在天主堂街50号程家门前。高老先生不愧关东富商，高大身躯，脸色红润，绸面长袍外罩了厚呢大衣，头戴水獭皮帽。他身旁的高小姐身材修长，鹅蛋脸型，五官端正，丝绒旗袍外罩件狐皮大衣，颜面浓妆艳抹，有些不仅庐山真面目了。江冬秀在程家客厅热情接待高氏父女。高老先生当即奉上四只木箱的嫁妆，大红礼单上写有狐皮统、翡翠珍珠金饰、现金存折等彩礼，并说，“长途跋涉，又是战时，路上有诸多不便，待小俩口成家后，我再给他们一份产业便了，尚请亲家多包涵！”江冬秀笑吟吟地当下就拍定结婚的日子。她大概从自己身上获得了教训，老姑娘等郎君不是个滋味，为怕夜长梦多，还是尽快把喜事办了的好，反正她与胡适一样，不信神卜，不用择日。
江冬秀以地主身份，张罗婚事。婚仪很简单，就在福建路模范村的她干女婿钱思亮家中摆了三席喜筵，宾客都是她圈子中的人：钱思亮夫妇、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太太、农林部长周怡春太太、名医李冈太太、张慰慈太太、竹垚生夫妇、侄女夫婿程冶平、胡惠平等。喜酒吃罢，她果断地将新婚夫妇向西摩路的沧州饭店头等房里一送，便了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