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修书
1894年1月底，孙中山悄悄回到了故乡翠亨村。
到家之后，他便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铺纸研墨，奋笔疾书，做起文章来。孙中山是要上书李鸿章。
原来，在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聚会，讨论救国的方法。大多数人鉴于“外患之日起”，主张“治标”，“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与众多人的意见不同，孙中山主张“治本”，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经过连日讨论，最后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虽说孙中山主张“驱除鞑虏”以救国，但在他的头脑里，却也存在着不妨先维新改良的愿望。
孙中山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物色到的革命同志仅十人左右。在这有限的几个人当中，除了程奎光、程璧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余的都是些白面书生。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孙中山不禁自问：仅靠这几个手无寸铁的秀才，造反能成功吗？能够迅速拯救中华于水火之中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于是孙中山想到，倘若朝廷中有既识时务又掌握大权的人，首肯并实行自己的救国主张，也未尝不是挽救贫弱中国的一条好途径。就像一个人生了大毒疮，治疗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开刀割除，剔秽去腐；一种是投以药石，使它自行排脓，长出新肌。前一种办法干脆彻底，但代价很大。后一种办法效果虽然慢一些，但较为稳妥。毒疮终究是要排除的，在动刀之前，为什么不投以药石治一治？如果证明药石无效，再动刀切除也为时不晚。那么，朝廷中谁是那既识时务又掌握大权的人呢？孙中山略一思索，“李鸿章”三个字浮现在他的脑中。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朝中手握重权的汉族大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海军几十年；对教育又热心，是自己就读过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对人才也是赏识的，他曾经同意自己上京候缺。记得在西医书院的毕业典礼上，康德黎博士热情称赞李鸿章是“中国之俾斯麦”。想到这里，孙中山的眼睛不禁一亮：俾斯麦，是普鲁士王国的首相。他推行“铁血政策”，先后发动多次战争统一了德国。在出任德意志帝国宰相期间，他又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如果李鸿章真是这样一个有志于国家强盛的俾斯麦式的铁腕人物，对于多灾多难、贫弱不堪的中国来说，那将是多大的一件幸事啊！
孙中山于是打定主意，给李鸿章上书。说不定这个“俾斯麦”能采纳自己的意见，玉成己志，贫弱的中国或许就有救了。主意已定，孙中山什么人也没告诉，就悄悄地回家了。他要把自己的主张、见解好好整理一番，要写出一份有分量的国事陈情书来。夜已深了，翠亨村的人们早已入睡，家人也都已安歇，孙中山却仍然坐在铜质煤油灯前，一边思考，一边不停地写着。“。。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于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惟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
写到这里，孙中山手中的笔不觉停了下来。“在于什么呢？”他苦苦地思索着，多少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一天，孙中山给一位穷困潦倒的秀才看病。闲聊之中，孙中山感觉到那位秀才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不但国学很好，博古通今，而且涉猎极广，天文地理都懂。孙中山甚是钦佩，但心中又觉奇怪，“这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呢？”于是问道：“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处境怎么又这样窘迫呢？”
秀才满脸的无奈表情，他苦笑一声，愤愤说道：“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先生见到的是我一个，其实，比我有才华而潦倒的人，何止成百成千！”孙中山确实不大明白，他瞪大眼睛，再问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秀才深深叹了口气，缓缓答道：“是因为人不能尽其才。
这佯的不正常现象，自古以来就有，像古代的屈原、贾谊、杜甫，既有才学又有抱负，可有谁真正能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呢？到了今天，这现象就更为严重了。”
孙中山听了，感触甚深。
想起这件事，孙中山激动得热血沸腾，“这种埋没人才的现象不改变，国家如何能强盛？”他觉得房间的空气像要凝固了一般，就站起身，走到窗子前，双手推开窗户。一阵凉风吹来，使孙中山感到舒服了许多。他从窗口往外眺望，外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只看见几棵衰败而苍老的树影，在深夜的风中瑟瑟颤抖。在树影的后面，被黑暗所笼罩着的，孙中山知道，那是他辛勤劳作过的土地。
说起那土地，孙中山又想起了一件事。
一天，孙中山在家休息，应邀到邻村出诊。他出得门来，走在田间的小道上，看见好些土地野草丛生，一派荒凉景象。他联想到官府苛捐杂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只能在痛苦中苦苦度日。他心里十分难受：多好的土地啊！为什么要撂荒呢？怎样才能不荒芜，多打粮食，让人们能吃饱一点呢？孙中山边看边想，低着脑袋，信步走去，不知怎的，他竟不知不觉转回了家中。家人一见，便问：“你给人看病，这么快就回来了？”
“啊？我还没去哩。”孙中山像从梦中醒来，连忙稳住心绪，往邻村赶去。
有一次，孙中山打算从韶关坐船到英德去，因为错过了开船的时间，只好去搭货船。从韶关到英德，通常的船费是五六钱银子。孙中山为了赶时间，愿意出二两银子，可即使这样，那些船夫仍不肯让孙中山搭乘。因为他们害怕载了旅客，河道上的水警会强收贿赂，甚至扣留船只，任凭孙中山如何恳求，也不敢答应。到最后，无可奈何的孙中山只好假说自己是英德知县的亲信，可以保证免受水警的勒索。
这时，一位船主立即表示，只要孙中山给四两银子，就愿意让他搭船。
孙中山这才上了船，虽然他赶路的要求实现了，焦急心情暂时平静了，但是随之却激发起他对国家的一种更为灼热的焦急之情。他坐在船头，感慨不已：过省有关，越境有卡，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怨毒，货物不畅，中国怎能富得起来？假如中国效法西方国家，关卡无阻碍，保商有善法，多建造轮船、铁路，那么，货畅其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家如何不强盛？
想到这里，孙中山许多模糊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清晰，逐渐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治国蓝图。他兴奋无比，连忙回到桌前坐下，新坐在椅子上。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略一沉吟，飞快地接在后面写了下去：“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廓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船利炮坚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经过十多天的闭门写作，凝神推敲，一篇长达万言的《上李鸿章书》完成了。
孙中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顿觉轻松。 ●北上求见 孙中山在家一门心思撰写《上李鸿章书》，却急坏了他的朋友陈少白。
孙中山回家后，药店的事务全由伙计管理。那伙计等了几天，不见孙中山回来，不知如何把药店维持下去，就给当时在香港的陈少白捎了个信，说“孙医生失踪了，药局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请即来药店帮忙。”
陈少白接到信，立刻赶到广州，果然不见孙中山的影子。于是就留了下来，替孙中山维持店里的事务。
可是一连等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一点孙中山的消息。陈少白也不禁着急起来，孙中山到底上哪去了呢？
到了十六天头上，孙中山突然出现在药店门口。陈少白一见，又喜又怨，没好气地问道：“这么多天，你上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把我都给急死了！”
孙中山满脸笑容，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我问你，这些天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陈少白似乎怨气未消，非要问个明白不可。
孙中山一扬手里的纸卷，高兴地说：“写这个去了。”说着，他打开纸卷，递给陈少白。
“你看看，帮我修改修改。”
陈少白接过纸卷，一眼扫去，“上李鸿章书”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他抬头看看自己的朋友，一丝敬佩从心底升起。
陈少白也不再说什么，拿起《上李鸿章书》就进了房里，认真地读起来。读着读着，他不禁深深地为孙中山的见解所折服，心情也越来越激动，甚至大声叫起好来。
陈少白对《上李鸿章书》作了点文字改动，又再读了一遍，便怀着兴奋与满意的心情出来同孙中山说：“我们应该尽快把这篇东西送到中堂大人手里。”
“是啊，是要快一点，越快越好。”孙中山对陈少白的建议深表赞同。
但是，要会晤李鸿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又都不是官场中人。
因此，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上书计划，孙中山不得不四处找人，疏通障碍，走起了迂回求见的道路。
孙中山了解到前任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和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熟识，就请魏恒给盛宙怀写信，再请盛宙怀写信，常信往见盛宣怀，然后，再由盛宣怀介绍会晤李鸿章。盛宣怀1870年入李鸿章幕，深受李鸿章信任。孙中山估计，如果能得到盛宣怀的推荐，会晤李鸿章应该不成问题。
孙中山按照计划，立即行动起来。他先去求见魏恒，又拿着魏恒的信求见盛宙怀；盛宙怀也不推辞，即为孙中山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信，并且将魏恒的信一同附上。
1894年2月，孙中山和陆皓东从广州乘轮船，一同前往上海。孙中山之所以请陆皓东与自己同行，一方面因为陆皓东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方面则是因为陆皓东对上海较熟。他们还要在上海找些熟人，写些引荐信，然后再去天津会见李鸿章。
孙中山和陆皓东到达上海之后，立即去拜访了郑观应、王韬，请他们协助引见。
王韬原是太平天国的状元，在当时很有声名，曾创办香港《循环日报》，又是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他一向重视洋务，主张改良。王韬十分赏识孙中山，亲自执笔为《上李鸿章书》润色。然后，他给李鸿章幕下一个相识的管文案的老夫子罗本禄写了165介绍信，想通过罗的帮忙让李鸿章会晤孙中山。郑观应与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是中国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这两人都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影响。孙中山之所以有改良救国的愿望，不惮周折上书李鸿章，与他们两人的影响不无直接关系。
对孙中山影响最直接的是何启。孙中山就读西医书院之日，正是作为学校名誉秘书、法医学和生理学教师的何启大力主张维新变法，为中国改革救亡大声疾呼之时。孙中山既有志于改造中国，醉心西学，关心时势，景慕何启便是很自然的事。
在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孙中山利用课余假日，经常往来香港、澳门；每年寒暑假从香港回家乡，亦必经澳门。每到澳门，孙中山常去拜访郑观应，与他畅怀交谈，议论时事。郑观应十分赏识孙中山，曾收孙中山的两篇文稿辑入其主编的《盛世危言》之中。当时孙中山关于改良农业、注意培养人才的主张，正是受了郑观应思想的启发。
现在，孙中山又带着他的《上李鸿章书》来见郑观应。郑观应一看，欣喜之至。立刻提笔给老朋友盛宣怀写了封介绍信，信中的言辞十分恳切朴实，对孙中山的赞誉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信是这样写的：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衣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郑观应放下毛笔，又看了一遍，然后将信郑重地交到孙中山的手上。孙中山非常感动，一边接过信，一边连声道谢。
郑观应地却诚恳地说：“孙先生此去是为国家奔波，是为民尽力，这样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应该受谢的是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孙中山、陆皓东告别郑观应，搭上了去天津的轮船。孙中山的衣襟里揣着好几封介绍信，心里热乎乎的。迂回求见的道路看来十分顺利，求其帮忙的几个人都热心引荐，这不禁使孙中山对必能见到李鸿章充满了信心。
轮船在大海上上下颠簸，它虽然行进得很慢，但是，却是在一步一步靠近目的地。坐在船舱里，孙中山的头脑里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演习会晤李鸿章的情景，一遍又一遍地温习要向李鸿章说的话；又设想，如果李鸿章拒绝自己的建议，该如何为自己申辩，该如何去说服李鸿章接纳自己的意见。孙中山一面想着，一面又不时地与陆皓东说上几句。陆皓东也十分兴奋，不断地为孙中山出主意想办法。商量着求见时的一些具体细节。就这样，他们竟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天津。
第二天，孙中山和陆皓东便见到了盛宣怀。当时，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他很客气地接见了孙中山和陆皓东。孙中山先拿出几封介绍信，交给盛宣怀。盛宣怀读过，对孙中山很有好感，就要拜读《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忙把自己的手稿递了上去。盛宣怀读着读着，不禁赞叹道：“好，说得好！”
于是，盛宣怀在信封上批上时间和“孙医士事”的字样，热情介绍孙中山去见李鸿章。
紧接着，孙中山又去找了罗本禄，呈上王韬的介绍信。罗本禄让孙中山回去等着，他将立即向中堂大人呈报。请孙中山过两天再来听回音。
孙中山到达天津的时间，是1894年的6月。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李鸿章在芦台督师练兵。先是盛宣怀向他报告了孙中山求见的事，并请求中堂大人接见孙中山。
李鸿章把眉头一皱，问道：“孙逸仙是个什么人啊？”
“是个二十多岁的医生。”盛宣怀回答。
李鸿章冷笑一声，说：“这样年轻的医生，也懂治国？真是天大的笑话！”盛宣怀忙说：“孙医士写的陈情书我看过，确实很有见解。”
李鸿章却有些不耐烦了：“我现在哪有时间来见他。以后再说吧。”
然后是罗本禄呈上了孙中山的陈情书。李鸿章既已知道这事，也不看孙中山写的是什么，就交待罗本禄：“这事先搁着，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吧。”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去讨回音，罗本禄把李鸿章的答覆告诉他们。
孙中山一听，简直惊呆了。他失望之极，就像一盆冷水从头灌下，浑身上下一片冰凉。
而这冰凉，倒促使孙中山从改良的梦想中清醒过来。 ●创建兴中会 孙中山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对孙中山是个极大的打击。
但这又是值得庆幸的，它使孙中山对改良救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陆皓东辞别罗本禄回到旅舍，心情都非常沮丧。他们默默地对坐着，什么也不想说。过了许久许久，孙中山突然对陆皓东说道：“既然我们无事可做，我们何不来番游历，先转转天津，然后去京城看看朝廷的虚实动静？”
对于孙中山的建议，陆皓东立刻表示同意。
于是，孙中山和陆皓东便携手在天津和北京考察社会和政治形势，并且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他们在天津考察到李鸿章的底细，知道他是由“军功”而升官发家的。
然后又凭着戈登和其他外国人的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而扶摇直上，提升为总督、大臣，以至尊为傅相。
他们在考察中了解到李鸿章中饱私囊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敲榨勒索那些请求提升任命的各地文武官员的钱财。
他们在天津考察到贪官污吏是怎样影响和阻碍中国抵御外侮的工作。当时，炮舰的官员实际上享有走私的专利权。一个海军青年军官告诉孙中山，他已经愤然辞去了职务。原因是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灰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购进火药来订约和付款的。
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激愤和不满中又来到北京，而京城“政治之龌龊”更甚于天津，“百倍于广州”。
1894年7月1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对从朝鲜返航的清舰“济远”、“广乙”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这一年正好是西太后六十寿辰。她从正月便开始准备盛典，根本不把对日作战放在心上，却命令各省府县先期到京点景。孙中山、陆皓东考察到，从京城西华门到西郊颐和园，沿途搭建彩坊、戏台、乐亭等共六十余处，花掉银钱无数，朝廷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
孙中山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
从考察当中，孙中山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的黑暗与腐败，更坚定了他要推翻满清朝廷的决心。他感到不能再延误时间，应该抓住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有利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孙中山决定到檀香山去，在那里创立一个革命组织，“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然后回国发动起义。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游历了天津、北京等地后又回到上海。他请求郑观应的帮助，弄到了出国护照，从上海启航，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到达檀香山之后，孙中山开始着手组织革命党。他先往茂宜岛去见大哥孙眉，将自己的打算全都说给大哥听，并请求他的支持。
孙眉这时的思想已有了很大转变。他被孙中山的反清政治主张所折服，也被弟弟炽热的救国之心所感动，当即表示支持孙中山，并准备拨家产变卖相助。
孙中山得到大哥的支持，精神更为振奋，他满怀豪情，在檀香山华侨中极力鼓吹革命。
檀香山是广东华侨集中的地方，华侨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雄厚。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香山县和香山附近各县，不少人与孙中山一家有同乡、戚属、同事和朋友关系。他们对孙中山甚是敬佩，纷纷响应他的宣传和主张。
正当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迅速进行的时候，日本分兵两路，大举进犯中国。11月7日攻占了大连。这天恰好是西太后的寿辰，她在皇极殿接受寿礼，大搞庆贺活动。到了22日，旅顺又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当地居民，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擢发难数。
消息传来，华侨们义愤填膺。
孙中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游说，觉得成立革命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中山、何宽、李昌、邓荫南、宋居仁、许直臣、侯艾泉、钟木贤、夏百子、李杞、刘卓、刘寿、刘祥、程蔚南、郑金、郑照、黄亮、黄华恢、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曹采、陈南等二十余人。
孙中山坐在桌子的中间，手里拿着事先拟好的《兴中会章程》。其他二十多人围着长桌坐着，一个个神情严肃，激动无比。
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将他们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接着便大声宣读《兴中会章程》：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会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余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腫，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限，奠我华夏。。这章程是孙中山草拟的，并已读过无数次。可是，当他面对他的同志宣读这一段文字时，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与愤慨，他把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情厚意，与对满清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怒控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并通过他那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声音传达出来。
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他的激情、热望，他的语调、声音，深深打动了会场中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他们望着宽额隆准，脸圆口方，浓淡适中的眉毛下，双目炯炯有神的孙中山，不由得激情澎湃，热泪纵横。
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提出了创立兴中会的目的，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章程》说出了大家的心里活。会议一致通过了《兴中会章程》。
章程规定，本会干部由全体会员“公举”，“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
章程规定，凡入会之人捐银五元，另设义捐，为武装革命筹备经费。
根据章程规定，会议选出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黄亮、李禄、李多马、邓荫南、林鉴泉等八人为值理，决定会址设在“华人消防所”二楼。
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举行宣誓仪式。与会人员一起起立，每人把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跟着带读的李昌高声朗诵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靴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神明鉴察。”
这一宣誓方式，是模仿了当时欧美各国和檀香山人们在法庭上作证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坚定会员入会的志向，使他们忠诚不渝。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
兴中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比较正规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约一百三十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英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二十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方面屡屡失败，先后失去众多城池，津京也岌岌可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催促孙中山回国，相机举事。
孙中山接到宋跃如的信，即作回国准备。他计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入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美元，远远不够举义的费用。因时机迫在眉睫，急于返国，焦灼万分。
这时，兴中会干事邓荫南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的农场变卖了，把所得款项全部交给了孙中山，表现了投身国事义无返顾的崇高志向。
孙眉见孙中山为经费着急，毅然把农场的几百头牛，以六至七美元一头的低价出售，以此作为起义的献金。
这样一来，孙中山总共筹得了一万三千美元的经费。
1894年12月下旬，孙中山与邓荫南等几位志士由檀香山出发，经日本抵达香港。
●筹备广州起义
孙中山在动身回国前，与兴中会的同志商讨了起义地点。孙中山认为，选择起义地点必须考虑三个条件：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并因此提出“以广东为最善”的意见。兴中会采纳了这一提议，决定以广东为革命举义发祥地。
发动起义，必须要有大量的同志参加。于是，孙中山到了香港之后，立即召集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与他们讨论扩大兴中会事宜。他们决定分头行动，联络同志，筹建兴中会总会。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活动，他们租下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楼房为总会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于1895年的2月21日举行。
成立大会通过了修订过的《兴中会章程》，修订后的章程比檀香山制订的章程有很大进步。它公开抨击清王朝“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造成全国“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另外，还制定出十条更具体更详细的章程项目，它们是：一、会名宜正；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尤列、杨鹤龄、黄咏襄、朱贵全、余育之等数十人参加了兴中会。
香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缵泰等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也加入了兴中会。
成立大会之后，各人分头行动。陈少白赴上海找郑观应，谋求他的支持，并希望从上海找到一些同志，再回广州。
孙中山则同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分赴广州秘密串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朱淇、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等数百人陆续参加。
与此同时，孙中山仍借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向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共同谋划举事计划。
杨衢云、谢缵泰、黄咏襄则留在香港筹措经费、募兵、购运枪支。
孙中山在扩大组织、联络同志的同时，还注意争取国际友人和外国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就在孙中山到达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团体举办的宴会上，经康德黎博士的介绍，孙中山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在香港中环大马路28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孙中山认识梅屋后，即直接到照相馆去拜访梅屋。
梅屋见到孙中山，非常高兴，热情而又客气地对孙中山说：“请照一张相吧。”
照过相之后，孙中山并没有走的意思，就与梅屋亲切地交谈起来。
“康德黎老师对我说过，梅屋先生是爱中国、关心亚洲人前途的人。对此，我十分相信。”
“孙先生过奖了。关心亚洲前途是我们亚洲人的责任。”梅屋谦虚地说。“但是，睡着的人太多了”，孙中山突然提出问题来，“怎么办呢？所以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只有醒过来才有用。睡着的虽然还不是整个中华民族，但眼睛被蒙蔽，不管事的人实在太多了。”
孙中山缓了口气，又接着往下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根源完全在于满清朝廷的腐败政治。不改变这种状况，将来沦为白种人奴隶的命运就在等着我们。”
孙中山越说越激烈，他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梅屋。梅屋也不时插上一两句，提出一些问题。他们热情地交谈，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从谈话中，孙中山了解到梅屋有办法弄到武器，并可以把它隐藏起来，于是问道：“梅屋先生，不打倒清朝政府，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梅屋先生，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的事业？”
梅屋踌躇了一会，随后爽快地说：“感谢你！我很高兴，我的志向和你一样。你发动吧，我以资金帮助你，虽然不够，但我愿意多方寻求办法。这是日本人的仗义精神。”
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发誓，我要干，梅屋先生。”
“从今天开始，我是属于你的。”
孙中山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于是，他从3月初开始，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走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对此，中川曾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原敬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
3月4日，中川写信给原敬。信中写道：本月1日，经友人介绍，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人乃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二万五，短枪一千等，当中川用问此起义的目的及方法时，孙文答：起义者乃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亦有哥老会等。但未说明其党员人数。只云，一旦举事，必四方响应，“统领”为康有为、吴君（原驻神户领事，号汉涛）、曾纪泽之子等四人。中川又问：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孙文答：未及考虑。若能承诺前项武器要求，则立即四方募集党员。
到了4月中旬，中川又给原敬写信，继续提出孙中山要求武器援助的事。可日本政府有他自己的算盘，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又转而通过谢缵泰与《德臣西报》主笔黎德和《士蔑西报》主笔邓肯联系，取得了这两家英文报纸的支持。
1895年4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不得不派李鸿章为代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割让台湾、反对投降的斗争。
孙中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紧布置起义事项：他派郑士良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又派人联系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孙中山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同志，贮藏文件、武器；还在广州河南洲头嘴设计了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另外还购置了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
兴中会决走将广州作为起义地点，还决定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决定邀请何启代表兴中会起草宣言。
但是，在如何攻占广州这个问题上，兴中会的干部却有分歧意见。
一开始，孙中山提出了“外起内应”的战术。他以太平天国时代刘丽川动用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上海为例，认为攻占广州的人，贵精不贵多。他说，今日的广州自不能与昔日危如累卵的上海相比，但如果有敢死队员百人，攻克广州的事也就可以成功。因为城中重要衙署，仅是都统、总督、巡抚、水提几处。这些地区虽然有武装警备，但防卫松懈。起义时，只要以五人为一队，配备机械炸弹，由府署攻入官眷住房，制服长官，使全城群龙无首，无发号施令的人。同时派人预伏城中重要街道，倘城外清兵闻变入援，即以阻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死上前。必要时候，更可以将横街小巷房屋炸塌，使援军通行不便。这样，以五人一队进攻衙署，二三十人埋伏要道抵御援军，二三十人占领西门、归德门两处城楼，再以一二十人围攻旗界。任务完成后，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
兴中会的其他同志认为人少力薄，过于冒险，建议将“外起内应”的战术改为“分道攻城”。约定时日，各地会党、绿林、民团，分顺德、香山、北江、潮汕、西江，香港几路，会集羊城，同时举事。
孙中山经过深思，打消了自己的设想，服从众人的意见。
可是，起义的几千人马，突然驻扎广州城，不仅驻地难找，而且难保不招致防营缉捕的怀疑。如果稍有不慎，秘密泄漏，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家又开始讨论起来。经过讨论，兴中会决定利用重阳节作掩护发动起义。
重阳节是粤俗扫墓的日子，无论什么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时来往的人多，参加起义的人混杂在人群中进城，就不易被人注意了。
于是，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就把起义的时间定在1895年10月26日，即农历九月初九。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起义工作进展得顺利而迅速，声势颇为壮观，筹备的事项也很周密。孙中山认为这时应召开一次会议，公举一位会长来领导广州起义。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
10月10日，兴中会召开了会员大会，选举会长，也称伯理玺天德（Prsident），意即总统。
结果，孙中山当选。大家都来到孙中山面前，同他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并预祝起义取得圆满成功。
孙中山握着那一双双温暖而热情的手，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但他义无反顾，他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首义失败 孙中山当选为伯理玺天德之后，决定偕陈少白、郑士良等返回广州，主持起义。
这时，杨衢云忽然害怕起来，畏葸不前，不肯去广州冒险。孙中山与其他人都鼓励他，最后他才答应在阴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领三合会三千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到岸，便立即发动起义。孙中山于是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香港的所有军械都交给了杨衢云，让他起义时带往广州。
又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很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分。因此，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以后到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让给你，你看如何？”
孙中山听了十分惊讶，也很不高兴，觉得事情还没开始，同志之间就有了地位之争，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孙中山毕竟是个无私而坦荡的人，他沉思了片刻，回道：“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是，这个总统的名义是大家推举的，所以你要当，也还是得请大家来商量才行。”
“那什么时候开会商量？”杨衢云迫不及待地追问。“就今天晚上吧。
我先去同其他几位说一声。”
孙中山马上约见了郑士良、陈少白，同他们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非常恼火，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让我一个人去对付他，非杀了他不可！”
陈少白却很冷静，他摇摇头，不紧不慢地说：“怎么能这样做呢？杀了杨衢云，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依我看，不如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假如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无所谓的。”
孙中山点头称是，觉得陈少白的意见很符合自己谦让的打算。郑士良见陈少白说得有理，心里虽是愤愤不平，也不再说什么。
当天晚上，兴中会再一次召开联席会议。孙中山从革命大局出发，主动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因为事前已同大家商量好，自然没遇到障碍，一致通过了。
第二天，即10月13日，孙中山便先行赶到了广州。过了两天，郑士良、陈少白等数人也抵达广州。在香港，只留下杨衢云主持工作。
10月25日晚，广州附近各路队伍，打着大书某族省墓灯笼，云集广州。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他们准备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人马听到炮声即同时发动。
10月26日，天刚蒙蒙亮，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准备以青天白日旗为旗帜，以“除暴安民”作口号，以红带缠臂做标志，大举进攻。卫队的一百多名战士身藏利器，在起义总机关的四周待命。
就等孙中山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即刻就出击了。可是，孙中山却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同志一个个焦急万分。
原来，孙中山忽然接到汕头、西江两军报告；道是“官军戒备，无法前进。”这一突变情况使孙中山预感到事情出了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孙中山正在紧张地思考，又接到杨衢云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杨衢云之所以发这份电报，造成这种不能如期率队伍参加起义的结果，完全是因为他的私心所造成的。
杨衢云取得了总统的名义后，首先编了一支总统卫队，规定卫队队员与各队领队待遇一样：即先发饷，给手枪，又每人发与钟表。这样做引起各队领队的不满。在偏僻地方试枪时，各领队又发现他们的枪支有好有坏，而卫队的枪支，却是支支精良。领队们本来就有意见，这下更是议论纷纷，吵吵嚷嚷的要求更换坏枪，否则，初八晚上决不带队开赴广州。到了这时，杨衢云哪里再有枪支可换？而领队们又不肯让步。一时间，杨衢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只得电告孙中山。
孙中山哪里知道这些情况！他只知道问题更为严重了。他赶忙拿着两份电报，急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这时已经是上午8点多钟。
陈少白看了电报，大惊失色，连忙说：“凡事过了期，必然走漏风声。
假如还硬要发动起义，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只能暂时把事情压下去，等待以后的机会了。”
孙中山觉得陈少白说得有道理，便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等候命令。接着，又发急电给杨衢云，称“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十分危险，但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同志的安全。他连忙对陈少白说：“你赶快走吧，我留下来处理一些事情。”当晚，陈少白匆匆忙忙搭轮船回香港了，孙中山则同郑士良赶到咸虾栏张公馆焚毁文件，贮藏枪械弹药，布置同志转移。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孙中山始终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给郑士良以很大的鼓励，使郑士良感到孙中山“毕竟不愧为领袖”，一副大将风度。
却说这时的两广总督已经是谭钟麟。这是个年迈昏聩的宫僚，对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始终没有察觉。重阳节这天上午，他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谭钟麟看罢，并不在意，只是一笑了之。心想：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都没弄清，岂不是捕风捉影？
谭钟麟正在暗自好笑，又见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市面上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听说可能是要造反。
“党首是哪一个？”谭钟麟并不相信，以一种自负的口吻问道。
“孙文！”
“孙文？”谭钟麟仰面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孙文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李家焯尴尬地站立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他闷闷地退出总督府，心里并不服气。于是，他派了一些侦探去监视孙中山。
这一天，孙中山仍和平常一样，镇静自如。他同区凤墀老师准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娶媳宴会，途中见兵弁很多，知道情况异常，但他依然谈笑自如，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向孙中山问道：“今天的兵弁为什么这样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说：“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
孙中山反而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到10月27日，事情终于败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