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
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杀一狗。”
但是没有想到，9月20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京见西太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钦犯”。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助一臂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见了梁启超。为了掩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坦诚相待，对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往，恕不能相见。”
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来到寓所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吞吞吐吐地解释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
“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生快请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孙、陈、梁说：“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聊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谈。临别时，梁启超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答覆。”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覆。”
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白：“你再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
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吗？”
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孙中山不愉快的事情。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广州城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作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1893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有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那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
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为扩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为教员缺乏，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海，聘请梁启超到日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的校长。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
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帐。徐勤推辞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续和徐勤论理，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他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
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
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合作受挫
为了谋求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不计前嫌，多次主动接触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共谋大业，但均遭到冷遇。孙中山当时尚没有看清康有为这个保皇派的嘴脸，总以为彼此都流亡日本，思想上应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便有些分歧，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仍然以积极的态度促成与康、梁的协作。
陈少白理解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再去访问康有为。
来到康的住处，刚进院门，就遇到徐勤。徐勤知道陈少白肯定是来找康有为的，连忙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
陈少白本来就不十分情愿见到康有为，听罢转身就往回走。这时，梁启超在屋里叫道：“少白，请回来！”边说，边跑出去拉陈少白进了屋子。陈少白一打量，康有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王照、梁铁君等人，似乎正在闲谈。陈少白与康有为相视点头，正欲作礼节性的问候，忽然王照站起来向陈少白诉苦道：“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这种情形，实在是忍受不了——”
话还未说完，康有为便气愤地命令梁铁君：“把他拉出去！”
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因不了解情况，也不便开口询问，便坐在圆桌旁，礼貌性地问道：“康先生这几日过得好吗？孙先生要我转达他对你的问候！”
康有为余怒未消，强装笑容回答：“感谢孙先生，过得还好。”
陈少白对康有为、梁启超谈了他的来意，说道：“满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了。今日中国的局面，不经过革命，国家不会出现生机。”他见康有为沉默不语，继续说道：“先生以前于清朝政府，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他们现在倒要杀害你，你又何苦死心帮助他们呢？”
康有为听后，呷了一杯茶，摆出一副大清忠臣的嘴脸，以虔诚的口吻说：“当今皇上是英明的，必有复辟的时日。我感受皇上的知遇之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只有鞠躬尽瘁，尽全力鼓动各路人马起兵勤王，帮助皇上瀛台脱禁。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陈少白又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当今之世的大丈夫的话，那末你就不能为了皇上待你的好，就把国家都不要了。所以，孙先生想请你出面，与你们维新变法之士联合，就是希望先生不要因私而忘公，因报皇恩而甘愿亡国。”
康有为无言以对，还是不停地重复皇上如何如何的好。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合作要求，宁愿充当光绪的奴仆，也不愿在革命团体内充当重要的领导人物。这时的康有为，实际上已经成了革命党人和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陈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康有为主旨不变，谈判毫无结果。
几天以后，陈少白断定王照等人在康有为手下肯定受到压抑，或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便通过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们外出时，把王照请到了犬养毅家里，询问了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便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写了洋洋数千字。
在平山周的帮助下，王照脱离了康有为的控制，向各界人士广为宣传康有为的伪托皇帝衣带诏之事，使得康有为在日本声名狼藉。日本政府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康有为无可奈何，很不光彩地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去了。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每个星期都要聚会几次，梁启超与康有为略有不同，在孙中山面前，他表现出一副革命的姿态，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当时，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果这样安排，那康先生将置于何地呢？”
孙中山答道：“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不是更加受到尊重吗？”
梁启超觉得有理，便推荐由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起草联合章程，至于联合后的名称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频繁接触和联合的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个顽固分子麦梦华的不满，他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了一封告发信说：“梁启超正在渐渐进入孙中山的圈套，先生应该尽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活动。他先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的“保皇会”，在华侨中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住他就要亡国，同时，以光绪皇帝的教师等名义进行欺骗，蒙蔽了不少人，华侨捐了不少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非常恼火，便回信骂梁启超“没有志气，跟在他人的尾巴后面，实属无耻”，责令梁启超“痛改前非”，把梁启超和他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
康有为还不放心，又派人专程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组织。梁启超不敢抗命，立即起程。动身前，梁启超还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此行决不改变原来商讨的改组新党的计划。”他还请孙中山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
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梁启超。
梁启超于1899年底到了檀香山，由于孙中山的引荐，受到了兴中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可是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后，屈于康有为的压力，加之与孙中山联合的思想基础并不牢固，其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宣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主张，诱惑侨商加入保皇会，捐了不少钱，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还到茂宜岛去访问孙眉，孙眉殷情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叫他的儿子孙昌、侄儿孙科拜梁启超为老师。当时，檀香山刚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到处纵火，使当地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的损失。许多侨民怨恨清政府腐败无能，没有力量保护本国的侨民。梁启超灵机一动，借此机会鼓吹道：“大家出资出力，帮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变法维新，将来一定能够抗御外侮，保护海外侨民利益。”
在梁启超的欺骗宣传下，很多的兴中会员受到蒙蔽，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的主要干事，还有孙中山哥哥孙眉也误入了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十万元之多。半年后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到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向康有为献策：“在内地发展保皇会，也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如果广东的地盘全部落入孙中山的手里，我们便无立足之地了。”康有为十分赞赏梁启超的这个主意，赶紧派他的门徒赴两广地区发展保皇会，企图把那里的会党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来。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气愤至极。他先写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党人和孙眉，劝他们头脑要清醒，不要受骗。但会员们受毒已深，不以为然。兴中会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接着，他又写信指责梁启超背信弃义，然而这已无济于事，已经大上其当了。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孙中山希望扩大革命力量的迫切之情，从背后给了孙中山好几刀。孙中山逐渐看清了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来，他在总结这段时间和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时，十分痛切她说：“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的五年时间，实在是革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时有保皇党的出现和破坏，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甚至比清廷更难对付。”
孙中山决心和保皇党人分道扬镳，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抵制保皇派的进攻，发展革命力量。他一面准备策动新的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与保皇党人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要彻底揭穿保皇派的真面目，还必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和保皇派决裂。为此，孙中山号召国内外各地的革命派组织，大力创办报刊，利用舆论工具与保皇派进行斗争。
由此，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大论战。
●惠州起义
1900年，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极其困难的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兴中会的许多同志信心不足，每向前迈进一步都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革命正处在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还是在去年秋天，他就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
孙中山亲自购买印刷机和铅字，派人送到香港。报纸出版后，大力鼓吹反清，发挥了很大作用。孙中山又派兴中会员史坚如等人，回到国内，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并派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等地方组织串连起来。年底，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洪门会的首领在香港聚会，讨论合作，决定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名为“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宫崎寅藏携带着总会长的印章来到日本，亲手交给了孙中山。宫崎寅藏高兴地说：“孙先生现在已经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了！”孙中山接过印章，便与他商谈起今后的行动计划。
他们首先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都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夺取一块地盘，国家已形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领了长城以北，英国占领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法国占领云南和两广地区，日本占领了福建，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
在国内，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和影响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不仅直接危及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而且使清政府失去了控制能力。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宫崎寅藏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利用这个时机组织武装起义，你看如何？”
宫崎寅藏表示赞同，建议道：“请先生再考虑成熟一些，作出布置，将各方力量调动起来，不能匆忙行事。”
孙中山经过认真考虑，命令郑士良到惠州，召集会党群众发动起义，再让史坚如去广州召集同志响应。
1900年夏，孙中山率领同志前往香港，准备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不料船到香港时，英国政府不准他上岸，整个计划只好临时改变。孙中山就在一只舢板船上与兴中会的几个骨干人员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将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要陈少白等人到香港筹备军需接济，史坚如仍在广州组织策应。孙中山则坐原船回日本，转渡台湾，组织人力与武器的补充。
根据起义计划，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占领惠州以后，即与虎门数千名志士会师，攻取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直捣清廷老巢。
9月28日，孙中山与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山田良政等到了台湾，准备招收军事人员。当时，台湾仍为日本所占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中国的北方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利用孙中山反对清政府的行动，可以向中国内地扩展本国的势力，便派出官员向孙中山表示“同情”中国革命，可以相助。
孙中山特地拜访了儿玉，向他们讲述了攻打惠州，直取广州的计划，请求援助。儿玉心怀鬼胎，要革命军从惠州北上，再由厦门经福建省向北进军。儿玉说：“如果这样，我将在海丰、陆丰供给武器。”
儿玉不仅是现职台湾总督，还是日俄战争时的日军总参谋长，是位武功赫赫的大将。孙中山得到儿玉支持的允诺，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接着，孙中山又提出借款作为军费，被他们拒绝了。
后藤说：“孙先生，借款要订契约，多少年之后要加息偿还。孙先生现在进行的革命，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谈不上借款。”
儿玉将军说：“如果大军挺进到海丰、陆丰，我们就在那里提供武器。
革命军拿着武器到厦门，那里有台湾银行的分行，在分行地下金库里，大约有二三百万日元银币，因为是革命，可以抢劫嘛。”
孙中山对儿玉的建议大为惊讶，但听儿玉答应提供武器，而且相当于两个师的装备，也就不再提借款之事了。
儿玉与后藤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用心十分险恶，他们表示支援孙中山，以至建议革命军进军厦门后“抢劫”日本银行金库，实质是要制造借口，使日本能名正言顺出兵夺取厦门以至整个福建省。
惠州起义的烽火如期点燃了。郑士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以惠州的三洲田作为起义地点，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待郑士良率众攻到厦门后，孙中山即与之会师，然后回师广州，组织革命政府。
10月6日，郑士良组织了六百壮士，以会党为主力，揭竿而起，成功地举行了惠州起义。首战便旗开得胜，夜袭沙湾，一举成功。杀敌四十余人，夺枪四十多支，弹药数箱，还俘虏了三十多人，革命军声势大振，继续向隆镇挺进。
隆镇由清副将杜凤梧带领一千多名清兵把守，他们占据险要地点，死死堵截阻击。革命军装备很差，大多数人没有枪弹，手持长矛、木枪，分左右两翼，乘守敌没有防备，匍匐上山，夹击敌军。清军惊慌失措，不堪一击，杜凤梧被活捉。这次战斗，缴获洋枪七百余支，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匹，军势更为之大振，参加起义的人数激增到六千人。
10月17日夜，革命军整队向白芒花进发，在那里和惠州派来的五六千清军打了一仗。革命军只有一千余支洋枪，却打得清军四处逃窜。几天时间，革命军就占领了新安、大朋、惠州、平海等地。两广总督德寿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六神无主，赶紧抽调人马前去镇压，连续几次战斗，均遭到失败。革命军的队伍在日益壮大，进军途中，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拥护。沿途百姓在路旁摆出酒食犒赏战士，有的还燃放爆竹庆祝胜利，大批群众纷纷要求加入革命军队伍。21日抵达三多祝时，革命军迅速增至二万多人，声势浩大。这时，革命军即时将队伍整编，同时等待粮食、弹药的补充和孙中山的指示。
清政府见镇压不行，就改为劝降。他们派出广州起义中的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找到陈少白，被臭骂了一顿。陈廷威又找到另一重要成员议降，拿出清廷议和的三个条件，被孙中山当即回电拒绝。
孙中山得知革命军连战俱捷，不胜欣喜，他四处奔走，寻求外援支持郑士良的起义军队。他一方面打电报催促东京的宫崎寅藏，要他将先前菲律宾独立党未能运走的军火，赶快运至惠州沿海供应前线；另一方面催台湾总督儿玉，请求履行事前的约走。
可是，两条线索的回答都令他大失所望。宫崎复电说，菲律宾独立党购买的军火，因交涉没有成功，无法送至前线。至于儿玉的态度，则突然发生了转变，原因是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山县内阁告终，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大臣。他从扼杀中国革命运动的立场出发，严禁向革命军供应军火，更不准军事人员援助孙中山。因此，不管儿玉对孙中山的许诺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表示现在无法实行前约。
孙中山整个的援助计划就这样完全落空了。于是，他赶紧派日本人山田良政到三多祝大本营找到郑士良，交上一封手书：“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郑士良接到这个消息，嗟叹不已，但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他召集了军事会议，和备位起义军首领商议。仗，已经打了几十天，不仅给养无着落，弹药也用光了。清军正在以优势兵力围攻，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自行解散。10月22日，郑士良率领一部分革命党人退往香港。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在退回台湾时，由于迷路被清军捕获，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再说潜伏在广州的史坚如，在惠州起义后，为按时响应起义，卖了一部分家产作为活动经费，但几次谋划都未成功。他与其他响应起义的人商议，决定用炸药炸死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敌人。史坚如认为，“德寿一死，清军必然自相惊扰，既可解惠州的危险，广州也可乘机起义，大事可成！”
史坚如托他的朋友在两广总督署后花园德寿卧室的附近租了一所民房，悄悄地把两百磅炸药运到了那里，用了几天工夫，挖了一条地道，直通督署花园，把炸药埋到了德寿的住处。天亮时，史坚如点燃引线后，便快步出门，准备乘去香港的船，但没有听到爆炸声。他又一个人悄悄折回地道里，潜伏了一昼夜，第二天早上又点燃了药引。这一回炸响了，轰塌了八间房子，德寿从床上震出数尺之外，但没有炸死。
史坚如不相信，亲自坐轿到现场观察，被营勇捉住，拘押到南海县署。
县令命令衙役严刑拷打，逼问：“同党有多少？首领是什么人？”
史坚如回答：“同党有四万万，首领就是我。”
敌人又用烧红的铜钱在他背上烫，继续逼他招出同党。史坚如还是坚定地回答：“我只有一个同党。”
史坚如宁死不屈，于11月9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二虚岁。
孙中山对他的牺牲，深为悲痛，说：“坚如是为共和殉难的第二个健将，他的死是革命前途的一大不幸。死节之烈，浩气英风，成为后死者之模范。”惠州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孙中山心思重重地离开了台湾。他认识到，单纯军事上的进攻，一心依赖外援，起义是难以成功的。但这次起义过程中，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与五年前的广州之役有所不同，这又给孙中山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信心。
●联络学界
惠州起义失败后，由于清朝政府的通缉，加之港英当局对孙中山的禁令没有解除，孙中山既无法进入内地，也难以利用香港作为谋划革命的大本营，只好返回日本，等待时机。1900年11月，孙中山到横滨，重新过着流亡政治家的生活。
孙中山重返横滨之初，身边只有尤列和郑士良二人。尤列在几年前来此联络华侨，一直侨居在这里，孙中山抵达横滨以后，就和他住在一个寓所里，朝夕相处。郑士良自惠州起义失利解散起义军余部后，也经香港回到横滨，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兴中会的其他骨干成员，陈少白仍然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杨衢云则不顾清廷追缉的危险，自愿留住在香港，以教书度日。杨衢云是兴中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正在香港一所学馆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突然，一位三十多岁的陌主人闯进学馆，走到教室门口，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对准杨衢云连开两枪。杨衢云未来得及反应，便中弹仆倒在地下。当学生们冲出教室捉拿凶手时，凶手已经逃走。该杀手名叫陈林，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花钱雇用他来行刺的。杨衢云被人救起，血流不止，立即送往香港皇家医院，第二天清晨，在医院病逝。
孙中山得知杨衢云被刺身亡，悲痛异常。他召集了横滨的同志，为杨衢云举行追悼会，同时向中国和海外发了讣告。在孙中山的倡议下，不少同志解囊捐款，共得二千余元，转交给杨衢云的亲属，以表达对亡友的哀悼和革命同志遗孤的关怀。杨衢云之死，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个政治上的挚友，也使兴中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同年8月，奉命去香港进行组织联络工作的郑士良，一天晚上去参加友人的宴会，在回寓所的途中，突觉头晕，随即倒地死亡。后来有人说是中风死亡，也有的说是清政府派人在食物中下了毒药所致。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接连失去了两位忠诚的革命战士，兴中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孙中山面对战友凋零，组织涣散。举目回顾，前途茫然的现实，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决心调整计划，重新布署。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他与尤列再次讨论了今后的打算。孙中山对尤列说；“针对目前的情况，我们的革命事业要实行两个方面的计划，一是联络学界，一是开导华侨。”这个新策略的确立，对孙中山跳出兴中会的狭小天地，从而在更宽广的背景下思考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调整组织力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实，早在1899年，孙中山便开始和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当时正是孙中山与梁启超谋求兴中会与维新派的合作之际。那时，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中，一些有志改革、关心政治的青年很乐意与孙中山交往。但那时孙中山并非主动与留学生交往，并且，那些最早与孙中山接触的留日学生，多数是倾向维新改革的有志之士。因此，孙中山没有过多地用心接触留日学生。
孙中山主动与留学青年接触，是从支持创办《开智录》开始的。《开智录》是留日学生用油印出版的旬刊，规模很小。1900年夏天，孙中山为了支持它出版，曾经捐助印刷费二百元，改用铅字排印，从而扩大了这份刊物的影响。
然而，孙中山真正把接触留日学生作为革命的新策略，则是从1901年开始的。他最早接触的一批人是1901年成立的“广东独立协会”成员。他们与孙中山的联系虽然可能出于同乡感情，共同语言多一些，但交流的内容却是主张广东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等政治性问题。孙中山及兴中会的一些会员对这批学生接待热情，对他们的活动也多方予以赞助，后来，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了具有反清革命理论思想的激进分子。
此后，孙中山与东京留学生也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有过直接与间接的交往。他资助经费支持留学生创办《国民报》；署名赞助章太炎等人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率领横滨华侨数十人去东京赴会；当《湖北学生界》创刊前，该刊的几个发起人都曾得到孙中山的指导。该刊出版后，各省籍的留学生纷纷创办以省区命名的刊物。这些受到孙中山支持的刊物，是当时最激进的宣传阵地，在促进留学生的思想进步与演化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3年4月，沙皇俄国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要求，企图永久霸占东北。日本留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举行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会后，中国留学生们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从事军事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清政府害怕留学生闹事，请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东京拒俄义勇队。义勇队便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并在宗旨上将拒俄御侮更改为革命排满。不久，又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鼓吹，二是起义，三是暗杀，并分派人员回国到各省策动起义。
但是，留学生的拒俄运动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然而实际上缺乏坚实的领导核心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在思想上虽然痛恨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也认识到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但仍然寄希望于政府抗俄。一旦面对清政府的压制和内部队伍的分化，军国民教育会即不知所从，陷于瘫痪，以致留学生运动处于群龙无首的困境。
后来，取而代之的有各省的留学生同乡会。但同乡会的地域观念浓厚，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当时的留学生会馆号称管理全体学生，然而它仅仅是一个事务性机构，不具有统率的作用，没有号召力。
这一切，使得中国留日学生虽然已经高呼起“革命不可避免”的口号，但却无法在革命思想指导下形成革命组织，留学生运动实际上出现了人自为战、省自为战的状态。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意识较强的那些留学生唯一能够选择的革命英雄。孙中山则抓住这个时机，在留学生中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与留学生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拒俄运动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人数不多，可称志同道合的则更少。拒俄运动后，情况完全不同，留日学生来访者络绎不绝。由于从东京到横滨的学生往来频繁，孙中山的寓所里经常是座无虚席。
一天晚上，中国留日学生何香凝和廖仲恺一同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他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早就渴望能见到孙先生，但是一直没有会面的机会。孙中山在聚会上谈到：“中国积弱太甚，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
留学生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何香凝与廖仲恺拦住孙中山，有点腼腆地问道：“孙先生，改日我们再登门请教可以吗？”孙中山亲切地说：“欢迎你们来。”并告诉了他的住址。几天以后，何香凝、廖仲恺按地址来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了孙中山。这是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孙中山热情地与他们握手、问好。刚一坐下，话题就从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开始了。
孙中山与他们谈得很融洽，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非进行反清革命不行。何香凝、廖仲恺听孙中山说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非常佩服，十分赞成。
后来，他们又到“下宿屋”去过两次，对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薄之力。孙中山指示他们：“你们可以先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何香凝、廖仲恺便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的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孙中山在与留学生接触中，除了向他们分析形势，讲述革命道理外，还希望他们参加结社，等待时机。当时私费留学生中有的想学习军事知识，由于清政府禁止他们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而感到失望，便请求孙中山给予帮助。
孙中山向来重视武装斗争，十分支持这些学生的想法。他结交了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在东京的一个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以日野为校长，聘请了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尤其注重散兵战术和以寡敌众的夜袭法。
入校学习的学生共有十四人，入校时，由孙中山主持宣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的誓词后来成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
正是在孙中山的刻意努力下，相当多数的留学生已经在思想上由爱国逐步转向革命，并开始向孙中山靠拢，其中一批思想激进的活跃人物更把孙中山看作革命的前驱。革命思潮在留学生中迅速扩大，进而影响到国内和世界各地。
●痛斥保皇党
惠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处于十分不景气的状态。檀香山兴中会为保皇派所左右，香港兴中会人员星散、会务停顿，唯有《中国日报》一块宣传阵地苦苦支撑，横滨兴中会名存实亡，南洋兴中会寂然无闻，台湾兴中会无所表现。
但这时保皇派在海外的活动却极为猖狂，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对革命的宣传。在横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香港、澳门都有报纸，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他们针对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
各地华侨对“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一时真伪莫辨，多受其欺骗。1900年前后，各地兴中会组织倒向保皇会或被分化瓦解者不在少数，连檀香山兴中会也被拉了过去，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一度上当受骗。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了长达十万多言的《新民说》一文，提出所谓“提高人民思想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主张，用荒谬的逻辑把清政府的昏愦无能，归咎于人民愚昧，企图混淆视听，达到保皇的政治目的。
9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辩革命书》一文，居然把人民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说成是“生内讧”、“创大难”，表现出他对革命运动的畏惧与仇视。
10月，梁启超又发表了《警告当道者》一文，为腐朽的清王朝出谋献策。其它各地的保皇报纸也随声附和，竭尽全力，进行各种欺骗人民的蛊惑宣传。
1903年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自1896年离开檀香山，已经相距八年时间。故土重来，风光依旧，依然是迷人的海浪、沙滩和整洁的林荫大道。但所见所闻，却使孙中山大出意外。檀香山各埠兴中会会员在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宣传下，思想上已完全模糊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很多人都奉行君主立宪主义。在行动上，他们拥护保皇党，并以保皇党为革命党。在组织上，兴中会已沦为保皇党的附庸。不少兴中会员又加入了保皇会，而兴中会的名称则很少有人提到。
种种景象，使孙中山百感交集。檀香山是孙中山的第二故乡，亲朋故旧，为数众多。这里也是孙中山组织华侨、建立海外兴中会的始创之地，具有革命发祥的象征意义。仅仅八年时间，竟被保皇派破坏得面目全非，这不能不使他彻夜难眠。
同年12月，孙中山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只注意发动武装起义，没有抽出精力谋划海外华侨中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得保皇派如此猖狂，这个失误是无法推辞掉的。”由此可以表明，孙中山这时已经从现实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巩固海外组织的重要性，并且要把革命宣传活动放在重要位置上来考虑。
孙中山首先来到夏威夷群岛第二大埠希炉，着手恢复兴中会组织。兴中会员毛文明，任希炉教堂的宣教师，曾经组织过演说会，宣传革命大义，驳斥保皇派。听说孙中山已到檀香山，立即派人将中山先生接到希炉。孙中山的到来，在希炉引起震动，群情踊跃。孙中山在毛文明的安排下，到希炉的日本戏院发表了演说，听众达数百人之多，戏院内座无虚席。演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即就有十余人加入了兴中会。于是，希炉开始建立了兴中会革命团体。
在希炉的第一次成功演说，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在檀香山的华侨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03年12月中旬，孙中山应兴中会骨干李昌、何宽的邀请，返抵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受到各界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火奴鲁鲁的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戏院举行的两个欢迎会上，分别发表演说，比较系统地开始了反击保皇论调、宣传革命主张、教育华侨的斗争。孙中山的每场演说，听者都达数千人，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地的报纸新闻中称誉孙中山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演说家。每次讲完以后，孙中山都站在台上，对听众说：“诸位侨胞还有不明白我讲的内容吗？如有，请提问。”听众中提问题的人很多，孙中山均当场迅速地给以耐心的回答，直到弄明白为止。
孙中山在这两场演说中，对于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清政府难以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是反对专制、免遭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革命胜利后如何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问题，作了重点阐述。孙中山庄严宣告：“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万万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清王朝。”
在演讲中，针对保皇派认为民智未开、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论调，孙中山历数了清王朝实行的种种专制愚民政策。他面对着数千名凝神听讲的群众，在讲台上斩钉截铁地说：“昏昧无能的清朝政府，断难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
孙中山有意控制了自己演讲的节奏，稍微停顿了几秒钟，又抑扬顿挫地说道：“关于革命成功之后的政体，中国各大行省如美国的各个州，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他手臂向前一伸，兴奋地说：“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雷鸣般的掌声在戏院里久久回荡。孙中山的演说使保皇党十分恐慌，他们利用宣传工具，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攻击。在梁启超的授意下，保皇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新中国报》的一名副主笔充当打手，在报上诽谤孙中山，甚至不顾法律责任，诋毁孙中山的名誉。他们也发表演说，从中阻挠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活动，抵消他在华侨中的日益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