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针对保皇派报纸的欺骗宣传和煽动攻击，决定针锋相对，加强革命舆论宣传，反击保皇毒焰。孙中山有一亲戚程蔚南，其时正在檀香山正埠经营一份宗旨不明的旧式报纸《檀山新报》，孙中山准备以此为基础加以改组。程蔚南欣然同意，积极准备改组事宜。于是，孙中山一面致书聘请主笔，一面亲自撰文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与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展开了笔战。针对华侨中深受保皇派“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论调，孙中山首先写了《敬告同乡书》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文章剖析了康、梁组织保皇会的真实目的只是从个人境遇出发，报“知遇之恩”。孙中山请大家读一下康有为所著的《最近政见书》。在这封书里，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
孙中山以幽默的笔调尖锐地指出：“康有为的保皇心迹已说得如此明白，大家再要说他是以此来实行革命，这不是诬害他吗？”
在保皇派阵营中，梁启超能言善辩，才华横溢，是一个有名的笔杆子。
他写的文章很有迷惑性，在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欺骗了众多的华侨。
孙中山在文章中对梁启超的言论进行了分析批驳。指出，梁启超在人心所向、思潮急激的形势下，忽而革命，忽而保皇，忽而爱真理超过爱老师，忽而爱民众超过爱皇帝，就如病人说梦话一般。其实，他与康有为是一鼻孔出气，比康有为赤裸裸的保皇更加恶毒。孙中山在文中对康、梁痛加驳斥道：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如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
孙中山在檀香山以革命思想反击保皇谬论取得了显著成果，保皇会心犹不甘。《新中国报》的副主笔在该报发表《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扑，与孙中山争夺华侨。为此，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报书》，针锋相对，逐条批驳。揭露保皇党标榜“爱国”，其实“所爱之国为大清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批判了所谓革命可召瓜分的谬论，认为“若人心日醒，发奋发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孙中山还在文章中批判了先行“立宪君主”才能“立宪民主”的谬论，指出凡事应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如同中国初造火车应取最新样式一样，破坏专制政治后也应该采取民主共和的“善政”。
孙中山在檀香山与保皇派的激烈论战，使不少华侨认清了康、梁的保皇面目。华侨中不少以往对保皇派认识模糊而误入保皇会者，纷纷登报脱离保皇党。至1903年底，在檀香山的正埠火奴鲁鲁和希炉两地，已基本肃清了保皇党的流毒。很多受骗的爱国华侨读了孙中山的文章以后，耳目为之一新，重新集结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
檀香山再次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
●加入致公堂
孙中山在檀香山击溃了保皇势力，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组织后，情绪饱满，抽空回到了茂宜岛与阔别多年的家人团聚。在家中，孙中山一面为亲友治病，一面在亲友中做革命宣传工作。
母亲杨氏见孙中山常年在外奔波，十分劳累，心疼地劝他：“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也是救人，同样都是救人，你何必东奔西跑？”孙中山听后一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革命能够救中国亿万大众，而作为一名医生，只能救很少的人，我志在革命，一定要坚持下去。”孙眉也在一旁说道：“我弟弟奔走革命多年，应该始终如一，岂能轻易变更，半途而废。”
母亲见孙中山弟兄意见一致，也就不加劝阻了。
一天，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来看望孙中山，二人便聊起来，孙眉也在座。孙中山说了他想去美洲的想法，不无顾虑地说：“美洲是保皇党的巢穴，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保皇会遍及各埠，开展工作难度比日本更大。”
杨文纳建议道：“要想到美国活动，最好先取得夏威夷的出生证书，因为保皇党很可能在暗中运动美国有关方面阻止你登陆。”
孙眉赞成杨文纳的意见，只是孙中山对此举有点犹豫。杨文纳劝说道：“古人成大事者，多能因势而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何必拘泥于在什么地方出生呢？”于是，孙眉找到了几个广东老乡作证，在茂宜岛取得了该地的出生证明。杨文纳又建议孙中山：“如今保皇党机关在美洲各大城市都有，倘若能与洪门会人士合作，对你的工作将极为有利。”舅父的话正合孙中山的心意。在此之前，孙中山就有加入洪门会的想法，他认为革命党与洪门会志同道合，应联合他们共同行动。
洪门会又名天地会或义兴会，在美洲则多称致公堂，创于清康熙年代。
明朝灭亡后，明末的一些忠臣义士，出于对满清残暴统治的不满，屡起反抗，誓不为清廷服务，便创设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哥老会、三合会都是它的支派。哥老会在长江沿岸各省，三合会流行在福建、广东一带。在南洋、美洲则称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凡有华侨居住的地方都设分堂，成员很多。
孙中山听从了舅父和哥哥的建议，从茂宜岛回到檀香山，由洪门会的一位头目介绍入会，加入了致公堂。檀香山致公堂为孙中山入堂特地开台演戏，举行拜盟仪式，由主盟入封为洪棍，即相当于军职元帅。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赴旧金山。果不其然，檀香山的保皇党分子探知孙中山将赴美，即电告旧金山的保皇党设法阻止他入境。
旧金山的保皇党找到清廷领事何佑，由何佑向美国海关处发出照会：“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
当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港口，海关人员检查护照时，发现他持有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就先把他留在船上，然后向清领事何佑说明。何佑极力阻挠说：“孙某生长在广东省香山县，所持护照必为伪造。”海关处一时难以定夺。就把孙中山拘留在码头上的一间木屋子里。
根据美国海关规定，凡是中国旅客护照有问题的人，或原船遣回，或拘禁在这间木屋里。海关处将此事报告了移民局，移民局勒令离境。
孙中山正焦急无奈，从同时被拘禁的一位侨胞手里的《中西日报》上偶然见到了“伍盘照”这个名字。经过回忆，他想起九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出国时，有人给他写过介绍信，要他在旧金山有困难时可找伍盘照。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行李箱中。
于是，他给伍盘照写了一个便函：“现有十万火急事待商，请来木屋相见。”伍盘照见信后，当即到码头来见了面。孙中山述说了事情经过，并取出当年那封信。伍盘照看过后表示：“我一定设法协助。”
伍盘照一面以清领署顾问的身份与领事何佑周旋，一面访问了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等人。伍盘照说：“孙中山既已加入洪门会，本埠致公堂应该出面上诉。”
黄三德已经接到檀香山致公堂发来的准备接待孙中山的电文，听说孙中山入境受阻，便带了一名致公堂的顾问律师来到码头的木屋见了孙中山，并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顾问律师向移民局声明：“孙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故被本国政府指名通缉。如今中国领事阻止他入境，其实是损害了檀籍人居留美国的权利以及美国可以容留国事犯的法律。”律师同时向华盛顿的政府有关部门上诉。致公堂又将一幢楼房向保单公司具保五百元，将孙中山保出，等待结果。
孙中山住在致公堂公所，与上下关系都处得比较融洽。三个星期以后，旧金山移民局奉华盛顿工商部的电令，放孙逸仙入境。保皇党和清领事企图阻挠孙中山入境的阴谋宣告失败。
孙中山依托致公堂，在旧金山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首先建议黄三德改组《大同日报》。该报是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原由保皇派分子欧榘甲任总编辑，欧在报上发表攻击孙中山的言论。黄三德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取消了欧的总编辑资格，请孙中山推荐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刘成禺接任。刘成民主持《大同日报》后，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指导下，使《大同日报》成为旧金山的革命号角。
接着，孙中山便与黄三德、伍盘照商量，要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这是当前的首要工作。孙中山说：“可以将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多印刷一些，向美洲、南洋等地的华侨广为散发。”黄三德积极联系，请《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革命军》一书共印了一万多册，华侨极为欢迎，在此书激发下，革命情绪普遍高涨。
在此基础上，孙中山便着手发展兴中会组织，同时在华侨中筹款。他把在檀香山印好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华侨推销。在兴中会的筹饷大会上，孙中山系统地宣讲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号召爱国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支援兴中会在国内起义。当场即有人踊跃购买。
在孙中山到来之前，旧金山的洪门会员由于受保皇党的迷惑，不少人参加了保皇会，忘记了“反清复明”的宗旨，旧金山致公堂似乎成为单纯的华侨互助团体。由于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洪门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机。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反清大团体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孙中山向首领黄三德等人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使会员们在明确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一方面使它能够正本清源，肃清保皇党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同时为准备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军饷。
致公堂首领们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主张。黄三德说：“美洲洪门会员约有十五万多人，如能动员起来，不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孙先生还需费力操持才是。”
孙中山满口答应：“我愿意亲自到美洲的各埠演讲，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革命。”
孙中山着手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程，共分八章六十七条。新章程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满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同胞的生活安全。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把兴中会的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致公堂这一古老的民间组织，能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上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确实是别开生面。这就把洪门会原先单纯的“反清复明”的封建性的宗旨，上升到民主革命的新高度，使这一组织能在革命战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孙中山帮助洪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造谣诬蔑，血口喷人，攻击孙中山，诽谤革命党，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达到目的。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了海外广大侨胞的信赖，并一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透渗到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
1904年5月，孙中山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一行从旧金山出发作巡回演讲，途经洛杉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等几十个城市，最后到达纽约，在美国绕了大半圈。每到一处，黄三德都组织洪门会新会员的入盟仪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宗旨和今后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驳斥保皇谬论。辗转数月，使这些城市中的华侨倾向革命的逐渐增多，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纽约，由黄三德介绍，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麦克威廉斯建议孙中山写文章，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孙中山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因为中国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望得到各国道义上、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不久，他离开纽约到达美国的中部城市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很诀，美国朋友麦克威廉斯便在纽约出资印成一万多册单行本，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字。此书后来由旅日华侨学校的二位教员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成中英文合刊单行本，分销海外各地，影响很大。
孙中山的这篇文章，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该文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远东”，“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他说，“纠纷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而“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孙中山申明，“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己”。文章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与灾难，支持清政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孙中山在文章中还把清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满清王朝是用残酷屠杀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统治之下，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孙中山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十一类政治特点，进而指出：当前，全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有信心把满清君主政体经过革命改变为中华民国，因为满清政府不仅政治上已经彻底腐朽，而且军事上也不足以与革命派匹敌。因此，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了如下的描述：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
尽管孙中山在这篇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非常恳切地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和同情，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孙中山在揭露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的残酷压榨，在生存权利上的任意迫害杀戮等罪恶方面，则是全面而深刻的。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推翻和埋葬腐朽的清王朝以及想瓜分中国的外来侵略者。这一点，孙中山代表四万万同胞，喊出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定要结束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愤激之声。
●访第二国际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伦敦。
在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写信告诉正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贺之才等人：“中山先生正在伦敦，你们可与之会晤。”并给他们写了会见孙中山的介绍信。
贺之才等人是1903年冬季由湖北当局派出留学的。他们倾向革命，热心国事，早就仰慕孙中山，渴望见面求教。到了比利时首都市鲁塞尔后，这几个青年学生读书之余总是经常谈论革命，清使馆发现后曾将他们管禁过几个月时间。现得知孙中山正在伦敦，贺之才就把刘成禺写的介绍信连同约请中山先生赴比利时的邀请函一起寄给了孙中山。
隔了一段时间，贺之才收到了孙中山的回信：“因外出作短暂旅行，未能及时答覆，请原谅。承蒙邀请，愿意来比利时一游，见面再叙。”
贺之才知道孙中山资金缺乏，就和留法、留德的学生联系，共同筹集了一笔经费寄给孙中山，并约定了来比利时的日期。
1905年5月初，中山先生乘船到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码头。中山先生身穿皮领大衣，健步下船登岸，贺之才等三人已在码头迎接。中山先生紧紧握住贺之才的手。贺之才介绍旁边一位青年：“这是朱和中，是留德学生，特地从柏林赶来拜见先生。”孙中山忙说：“谢谢，你们辛苦了！”贺之才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位叫李蕃昌，是我的同学。”中山先生点头致意。
走出码头，四人先乘马车来到了一个小旅店，稍事休息，又转乘火车到了布鲁塞尔。在车站受到二十多名留学生的列队迎接。孙中山十分高兴，亲热地与他们来到早已由他们安排好的寓所。
此后，孙中山与贺之才等人连续畅谈三日三夜。这些意气风发的留学青年，聚集在一起，亲聆革命首领的教诲，个个情绪激昂。
第三天晚上，留学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几杯香槟酒下肚，大家谈兴正浓。孙中山站了起来，热情洋溢地说道：“革命的方略已定，请各位再发表关于建国的想法。”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孙中山见夜色已深，请大家暂停争论，胸有成竹地说：“已经讨论了三天三夜，今晚应该作一结束。”
贺之才问：“先生有何想法吗？”
孙中山笑了笑，望望大家兴奋的脸庞，以征求的口吻说：“我提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名称待定，愿意参加的可宣誓。”
朱和中当即答应：“我辈既然决心革命，什么都可以牺牲，还害怕宣誓吗？”
孙中山高兴地说：“好吧，我做监誓人，就从你开始！”他吩咐贺之才：“拿纸笔来，我先书写誓词。”
孙中山接过纸笔，便一气呵成写出：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宣誓书写好后，朱和中与贺之才相视一笑。孙中山问：“你们笑什么？”朱和中答道：“康有为、梁启超常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可见康、梁是在诬妄先生。”
孙中山慨然一笑：“我也读书破万卷。”
于是从朱和中开始，逐一宣誓。此后，又有人陆续前来宣誓，一共有三十余人。誓书交贺之才收存。孙中山还与他们商定了暗语：问：从何处来？
答：从南方来。
问：到何处去？
答：到北方去。
问：贵友为谁？
答：陆皓东，史坚如。
至于秘密手式，则用骈指交勾握手法。
在布鲁塞尔，孙中山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那便是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那是1905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西装革履，目光炯炯有神，与中国留学生贺之才一道，来到第二国际书记处。
第二国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89年创立的，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泛滥起来。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一间光线充足、陈设豪华的会客厅里，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会晤了孙中山。在座的除了贺之才之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
贺之才介绍说：“这是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特来拜会二位书记处领导。”
宾主互相寒暄了几句，孙中山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布鲁塞尔，是我欧洲之行中的计划之一，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同时扩大我革命党的影响，今天拜访二位，是为了请求你们接纳我们的党为第二国际成员。”
孙中山流利的英语和不凡的气质使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暗暗吃惊。他们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又会意地点点头。继而，胡斯曼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那么，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风趣地说：“此行就是与你们联系，向你们介绍我党的情况嘛，也许是我们党的影响还不大，没能引起第二国际的重视吧。”
“孙先生，那就请您先谈一下你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好吗？”王德威尔得说。
“好的。我们的目标和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说完，又用英语对这几句话作了通俗的解释：“尊敬的主席和书记同志，我们革命的目标，第一就是驱除帝国主义走狗满族统治者，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第三是核定地价，由国家照价收税，必要时照价收买。”
孙中山话未落音，王德威尔得插话说：“亲爱的孙同志，请您再谈谈贵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吧。”显然，他们对孙中山所谈的话题兴趣不大。
孙中山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没有显露出任何不愉快的神色，继续侃侃而谈：“中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些不一样。他们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欧洲工人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可中国工人一点也不笨。他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来进行生产，但是要避免机器生产的种种弊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记者桑德出于职业的敏感，似乎对孙中山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他迅速地作着记录，抬起头问了一句：“请问孙先生，你对于你的祖国很有信心，是吗？”
孙中山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时，我们将已经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孙中山瞟了第二国际书记处的两位领导人，接着说：“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
看来，第二国际书记处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因此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孙中山的演说，而很少插话。胡斯曼只顾低着头在一个精致的大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而王德威尔得可能是由于昨夜没睡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
“亲爱的孙中山同志，关于您要求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给予肯定的答覆，这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会议上慎重地研究。我看以后再说吧。”胡斯曼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来，同孙中山和贺之才握了握。这等于是下了一个文明形式的逐客令。
从第二国际书记处的办公楼里出来贺之才便愤愤地对孙中山说：“这两位老爷，对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采取这样冷冰冰的态度，跟他们谈了半天，我看是嘴上抹石灰——白说了。”
“既然他们答覆说要慎重研究，那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以后再说吧。”孙中山还是不无希望地说。
等了一些日子，果然等不到第二国际书记处的答覆，孙中山十分失望。
布鲁塞尔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当即报道了孙中山与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的会谈。从而扩大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影响。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但孙中山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革命党人却有着很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表明了孙中山在主观上很早就认为自己领导的革命运动带有社会主义性质。
失望之余，孙中山又在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这时，他又收到了宫崎寅藏的来信，知道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便决定结束这次欧美之行。他先在法国巴黎作了短暂停留，便从马赛港起程，再次返回日本去了。
●孙黄聚会
1905年7月，孙中山乘轮船重返日本。
屈指算来，孙中山流亡海外，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这是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啊！他抛妻别子，奋不顾身，远涉重洋，奔走呼号于亚洲、欧洲、美洲各地。虽然腐朽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要彻底推翻它，还须要有雷霆万钧之力才行，少数人的努力显然是无济无事的。在漫长、炎热的印度洋航程中，孙中山经常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大海，凝神思索。他回顾了十多年来的革命经历，深深地体会到，要革命必须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成了空话。因此，发现爱国人才，延揽革命志士，组成革命大军，便当然成为这次东返的迫切任务。孙中山这一次重返日本，整个革命形势正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
在国内，自清政府1901年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又有所加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清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苟且偷安，成为帝国主义的鹰犬，不但割地赔款，助纣为虐，甚至与帝国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镇压、剥削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生计日益艰难。有志之士中，都萌动着救国的热望，革命风潮此伏彼起。
自1902年起，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如兴义三合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领导的广州起义，王和顺为首的南宁地区农民起义，陆亚为首的柳州地区农民起义，黄兴和马福益领导的华兴会的长沙起义等等。
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一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革命的报刊书籍遍及国内外。上海、广州、长沙等地以及海外的东京、香港、南洋、美洲，创办了一百多种报刊，有日报，也有期刊，发行最多的达二万多份。通过这些进步报刊和宣传介绍革命的书籍，揭露了清政府对内残酷统治、血腥镇压，对外屈膝求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罪行。同时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历史，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一书在国内流传时，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争相传阅，孙中山先生的形象以及他为革命事业的奋斗精神在很多人心中扎了根，有的青年人恨不得立即破浪奔走海外，去跟随孙中山。
这一时期，革命团体也逐步兴起，在上海有蔡元培、章太炎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对俄同志会”，有龚宝铨等人的“光复会”。在长沙，有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在武昌，有刘静庵等人的“科学补习所”。在东京，有“共爱会”、“拒俄义勇军”（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等）。
就在孙中山返回日本的前后，各地起义会党和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有的因起义失败，有的为寻求真理，有的因彷徨观望，都纷纷到了日本。加之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日本便成为当时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革命形势的迅速进展，广大人民的日益倾向革命以及许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自然提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使大家的目标和行动进一步一致起来，将革命运动更有力地推向前进。应该说，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孙中山最近一直思考的革向行动计划的最终落脚点是完全一致的。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个人分散的力量握不成拳头，形不成大气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华兴会的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虽然先后到了日本，但华兴会那时还缺乏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纲领，并且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会员们常以“湖南团体”自称，不能成为团结全部留日学生的核心。因此，许多人已在自发地商议，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具有广泛凝聚力的革命组织。1904年底黄兴与湖南、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地的一百多名留日学生组织了“革命同志会”，想藉此突破地域的限制，实现范围更广阔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则联合一部分各地来的留日学生，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从刊名和成员来看，也在尽力突破地域性团体的狭隘圈子。
稍后，黄兴、宋教仁认为革命的同志日渐增多，想成立一个会党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就找到熟悉留日学生情况的湖北官费生、安徽休宁人程家柽，与他相商此事。
程家柽是当时在日本的老资格留学生，从1899年入帝国大学农科学习至今。他参加过励志会、青年会，联名发起了拒俄义勇队，又是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本部的主要成员。作为留日学界的著名活动分子，目睹过留学界的分化组合情况，并且他又是留学生中最早拜访孙中山并与孙中山有通信联系的少数人物之一，不仅熟悉孙中山，而且十分钦佩孙中山。他深知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界还难以找出一个能担任领袖的人物，便告诉黄兴、宋教仁：“最近接到孙中山先生从美洲寄来的信，他很快就要到日本来。孙先生为革命奔走多年，在海内外名声大震。我们何不等孙先生来到日本之时，奉孙先生为领袖，率领我们归国起义，以成大事呢？”
黄兴、宋教仁感到此话有理，他们也早就渴望见到孙中山，于是便接受程家柽的建议，盼望着孙中山早日到来。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一百多名留学生前来欢迎。
几天以后，他又到了东京，首先去新宿访问老朋友宫崎寅藏。一见面，他就惊喜地对宫崎寅藏说：“真没想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增加了这么多人。”宫崎寅藏一边安排孙中山休息，一边微笑着回答：“是啊，你来的正是时候，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呢！”
“你看这么多留学生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学生？你有没有发现可以共图大事的英才？”孙中山急切地问。
“看你性急，贵国人才辈出，风云际会，怎能没有英才？”宫崎寅藏思考了一下说：“目前仅在东京，贵国留学生就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颇有些英雄有为之士。依我所见，那位黄兴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好男儿，将来他可以成为你得力助手。”
“黄兴？他是什么样的人？”孙中山急切地问。
宫崎藏便向孙中山叙说了黄兴的情况。
黄兴字廑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74年生，比孙中山小八岁。他的父亲是湘中有名的读书人，很早就死了。黄兴早期受过较长时间的封建教育，十九岁中了秀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黄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他思想上有着深刻的影响，看到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感到极大的愤慨，产生了反满的思想。1902年，黄兴被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经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和许多留学生一样，黄兴只得从事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宣传，对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来说，未免远水救不了近火。他性格比较实在，不多发言，但他把问题看清楚后，意志就异常坚决。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三省，黄兴参加了“拒俄义勇军”。回国后，黄兴于1903年11月在长沙与一班志同道台者创立了华兴会并担任会长。他们联合了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计划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举行起义，后来因为会员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遭当局搜捕而失败。
以黄兴为首创立的华兴会，是众多会党中成立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成立时，并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但他们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则与兴中会是一致的。在革命方法上，华兴会一开始就提出进行武装起义，他们主张从条件比较成熟的本省做起，不依赖别人，不消极等待，又尽可能争取和外省取得联系，避免孤军作战。
华兴会的成员，大体上都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联络运动的对象，除学界以外，主要是会党和军队。宫崎寅藏对黄兴和华兴会的情况看来知道得比较多，他对孙中山说：“黄兴虽然才三十来岁，可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在日本留学生中深罕众望。去年华兴会在长沙密谋起义虽然失败，但仍不气馁。目前，他正在日本进行活动，联络同志，图谋再举。在他周围，还有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英才，实属难得。对先生您来说，这不是雪中送炭吗？”
“黄先生现住在哪里？宫崎君请快带我前去拜访他！”孙中山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
“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按说，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宫崎劝说道。
“革命哪能分年龄大小，讲究资格？还是劳驾你赶快带我去见他！”孙中山不以为然，连连催促宫崎动身。
“黄兴先生住在神乐坂。”宫崎见孙中山求才若渴，如此性急，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告诉孙中山：“黄先生早就对你十分钦佩，他知道你要来日本，已经来我家打听了几次。今天你们二位风云聚会，真不知他如何高兴啊！”宫崎说着，便急忙穿好衣服，和孙中山出门去找黄兴。
到了神乐坂黄兴住处，宫崎推开门一看，地上一大堆拖鞋，一帮学生围成一圈，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宫崎见屋里人多，便要孙中山在门外等着。他向屋里喊：“黄先生！黄先生！”
黄兴应声跑了出来。宫崎指着孙中山说：“你看谁来了？”
黄兴一眼认出来了，这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声名远播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先生，不禁脱口喊道：“啊，孙先生，你终于到了！”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当天中午，在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凤乐园搂上一间僻静的雅座，孙中山、宫崎寅藏和黄兴等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黄兴身材魁梧，相貌奇伟，留着浓密的短须，显得十分威武豪迈，性格却十分笃厚朴实。虽然与孙中山初次会面，可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
“论今日之形势，我以为当以联络人才，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为第一要义。如若各自号召，各自为战，则必然会形成秦末二十余国的互相争斗。如果各国列强乘机干涉，则中国必亡无疑。”孙中山不无忧虑地对黄兴说。黄兴点点头，说：“先生所见极是。”
孙中山继续说下去：“此时若有数十百个有识有胆的俊杰之士出来联络、主张，一切革命前之筹划，革命后之建设，皆有人才分任司理，则革命一旦成功，即可成立文明民主之新政府，天下大事从此定了！”孙中山十分兴奋，推心置腹地谈出自己的见解。
黄兴对孙中山的看法深表折服，兴奋地说：“先生所虑，与我如此吻合。现在，东京聚集着全国十多个省的留学生，如能联合起来，何愁清朝不灭、革命不成？”
随后，当孙中山提出兴中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要抓紧时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时，黄兴十分赞同。他们商量好了华兴会和兴中会合并的具体方案，共同举杯祝贺这次成功的会晤，才尽欢而散。
第二天，孙中山和黄兴来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晤了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革命志士。宋、陈二人也都是湖南人。宋教仁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在留学生中很有威信。陈天华用通俗文字写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和邹容写的《革命军》一样，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孙中山和这些年轻人披肝沥胆地交谈着。看着这些中华新秀，孙中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成立同盟会
孙中山与黄兴的会晤，导致并加速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址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班的成员。除甘肃省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地十七个省都有入参加。到会的还有热心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孙中山当场发表了演说，说明了实行革命大联合所必要讨论的问题，如名称、政治纲领等，演说约一个小时，后由黄兴组织与会人员签名，以示正式加入组织。
接着讨论组织名称。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的主张称“对满同盟会”，有的认为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在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为“中国同盟会”。
关于组织宗旨，孙中山提出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当讨论到“平均地权”时，有人提出了疑问。孙中山为此解释了很长时间，获得了通过。
在讨论中国同盟会领导人时，黄兴提议椎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可不必经选举手续，大家一致赞成。于是，由总理拟定盟书，经会议公推由黄兴、陈天华两人审定。誓词全文如下：“联盟人某某省某某县人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渝此盟，任众处罚。天运某年某月某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大家签署盟书，由孙中山领头，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发誓。在干部未选出之前，各人盟书暂由总理保存，孙中山盟书由黄兴保存。
誓毕，孙中山又分别散发会员暗号。孙中山还规定了会员相见的握手方式秘密口语——问：何处人？
答：为汉人。
问：何物？
答：为中国物。
问：何事？
答：为天下事。
孙中山与会员一一行握手礼，并欣然道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忽然房后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由于全场人数过多，动作活跃，此房后部木板倒塌。孙中山风趣盎然地笑道：“这真是颠覆满清、革命成功的预兆。”众人鼓掌欢呼。
最后，会议推定黄兴、陈天华、马君武、宋教仁、汪兆铭等八人组成会章起草小组，约定在成立大会上提交讨论。
预备会议的圆满成功，为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起，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在日志士的联合。这说明经过民主革命思潮的洗礼，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在这一联合过程中，孙中山作为联合动议的首倡者，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受到众人的拥戴和推崇，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派中的领袖地位。他的名字，从此真正地超越自我、超越狭隘的兴中会小团体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