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被公推为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而孙中山也把他看作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孙黄并称的时代开始了。
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正式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
这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夕，由他向广大群众宣布他们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这一天，留日学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几百人站在街旁仰望着楼上听孙中山演说，成为东京留学生及华侨空前的盛大集会。
在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重要演说。一开始他就热情洋溢地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
接着，他就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道：“中国的文明，产生于五千年前，这是西方人所不信的，但后来有很长时间趋于保守，让西方人赶上了。但最近十多年来，思想界变化速度很快。以此速度推断，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在文明上，有的可能达到西方的水平，有的甚至可能超过西方。”
孙中山指出了中国迅速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济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济即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己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
孙中山在讲演中，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要齐心协力，不惜一切代价，下定决心，谋求独立而建立共和。
孙中山的讲演持续了三四个小时，慷慨淋漓，句句打动人们的心坎，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连参加大会的满族留学生也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支持革命党的主张。到会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听了演说后，觉得中国的革命定能成功，对于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8月20日下午2点，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一所日本朋友的寓所里正式召开，三百余名会员全部到会。
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会章草案，共三十条，经讨论修改后通过，会章以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总部设在东京，在国外设分会。最后，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这项建议，获得与会者鼓掌通过。至于具体的改刊办法留待下次讨论。后来，该报被定名为《民报》。
会议开到下午5点，在全场大呼“万岁”声中宣告结束。
大会选出的同盟会东京本部的职工是：
总理孙中山执行部：
庶务黄兴，后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相继主持。
书记（初定马君武，未就）田桐，后孙中山又增派胡汉民、但焘、李肇
甫三人。
内务朱炳麟、匡一。
外务程家怪、廖仲恺。
会计（初定刘维焘、未就）谢延誉，后由何天炯继之。
经理谷思慎、程克。
评议部：
议长汪兆铭议员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吴鼎昌、张树柟、冯
自由、梁慕光、胡汉民、田桐、吴崑、但懋辛、周来苏、胡瑛、朱大符、范
治焕、吴玉章、康宝忠。
书记朱大符兼。
司法部：
总长邓家彦。
判事张继、何天瀚。
检事宋教仁。
同盟会本部的机构，分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实际上，这是按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组建本部机构的，任当时，无疑是最为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可以说，同盟会东京本部最初奉行的建构原则及其组织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兴中会存在的类似秘密会党的家长制色彩，改变了以往革命小团体存在的领导机构组织不健全的缺陷。它的产生，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次理性飞跃。
遗憾的是，同盟会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坚持最初的“三权分立”体制，后来司法部被取消，评议部的立法职能被削弱，实际上实行的是“总理负责制”。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曾经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中，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眙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以三民主义为旗帜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十六个字，是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誓词的继续和拓展。初次使用于1903年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的入校誓词中，后来一直为孙中山坚持使用于他所创建的革命团体。就此而言，中国同盟会与兴中会，尤其是兴中会后期的组织活动，在思想体系中是一脉相承的。同盟会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1905年11月29日由《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而成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对他的十六字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之后，孙中山又发表了一些著述，如1906年他与黄兴、章炳麟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同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虽然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有了这一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后，大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余惟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甘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怡化焉。
在孙中山看来，欧美的民族、民权、民生是历史的三个不同时代形成的。而中国现时则正处于欧美的民生主义时代。他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二个时代的任务，紧接着再解决民生主义任务。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在二十世纪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主义，而后开始实行民生主义，所以这是与西方国家所大不相同的。他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邪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去之易。。近时志士舌焦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姜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闻纵能比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未轨者，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迹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孙中山所说的这段文字，就是指将欧美三个历史时代的任务，在我们中国，于二十世纪一道完成。这就是孙中山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他多年对欧美社会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而具体形成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在十六字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体现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从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时序来看，民族主义思想萌发最早。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因此，“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在阐述“反满”这一战斗口号时，在相当程度上扬弃了不少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种族革命”的观点，并把少数掌握政权的满洲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加以区别，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时，反对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也包含了打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容。但是，他毕竟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的主张，因而不能科学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缺憾。
“创立民国”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认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有民族革命还不能解决问题，推翻满清王朝的同时，还必须推翻君主专制。他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中国沿袭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社会的国民所能忍受的。他表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革命者，不能存有任何一点同情皇帝的思想，把国家当成是私人的财产，彼此相争，弄得国家四分五裂，自亡其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比较完整的共和国要求，同改良派的君王立宪主张截然对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但是，他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政体，而没有进一步提出清除这一政体赖以存在的社会阶级基础，即推翻地主士绅阶级的统治。
在提出民族、民权主义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从关怀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出发，希望避免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祸害，建立普遍幸福的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超越同时代革命者的最突出最有光彩的部分，也是孙中山作为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对国运民生弹精竭虑之所在。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则越突出，比如英国：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种社会问题，欧美已经积重难返。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候，要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以免后来再来一次社会革命。他认为，欧美之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针对社会经济发达后地价高涨，地主垄断土地，危害民生的前景，他主张核定地主土地的现有地价，而将此后地价中因经济发展而增值的部分收归国有，这就是“平均地权”，这个办法并不包含梢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孙中山以为实行这个办法就能造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这自然只是一种空想。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民苦难的真挚同情，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生活改善的愿望。因此，不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在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众多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推动了资严阶级反清爱国斗争不断向前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族良主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广泛宣传，使保皇党人大为惊慌。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肆意攻击歪曲。于是，孙中山又亲自领导同盟会中的一批有思想、有文采的热血青年，以《民报》为阵地，展开了对保皇党的反击。
在这段时间内，《民报》发表了很多战斗力强、有气势、有文采的重要文章。如朱执信的《论满政府欲立宪而不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心理的国家主义》，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堪称是革命的强音。孙中山曾口授汪精卫写成《革命不致招瓜分说》一文，驳斥了保皇党的“革命招致瓜分”的谬论。文章指出：如果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帝国主义来了怎么办？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真是论理精辟，气势恢宏。
在《民报》的影响下，革命思潮席卷全国，革命刊物也瞄准了《民报》所指的方向，“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
●在武装斗争的前线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一面加强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还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策划和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上。
1907年以前，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心，往返于南洋各地，宣传三民主义，发展革命组织，并指导国内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对孙中山既恨又怕，他们认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主要是孙中山所起的作用。要想使革命风潮烟消云散，则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心腹之患。于是，清廷加紧了对孙中山的迫害。清廷驻日公使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企图使革命派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到了越南河内。在河内，孙中山计划发动一欠以广东的潮州、广西的钦州、廉州、广东的惠州为一线的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原计划在这几个点同时发动，彼此声援，给清政府以重刨。但事态发展并没有按预期计划进行。
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起义首先爆发。起义军在赶制军旗、筹集军械时，有几个当地的乡绅向清政府告密，清军前来剿捕，起义军乘机先发。七百名起义者在晚上趁着月色攻入黄冈县衙，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在清朝大队人马的围攻下，起义军只坚持了一周便失败了。
6月初，惠州党人在离城二十里的七女湖揭开战旗。一百多人面对众多的清军，显得势单力薄，终因孤立无援，在苦战了十二天以后，弹尽粮绝，只得将枪械埋于地下，宣布解散。
三个月以后，钦州、廉州一带的起义发动起来了。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已经拿起武器的农民方面，却把希望寄托在镇压农民暴动的清朝新军的“反正”上。9月1日，几百名起义志士在五光山正式发难，四天以后攻占了廉州的防城。这时，假意许诺反正的新军统领背信弃义，派兵攻打起义军。起义军战斗十分勇敢，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防城起义又告失败，义军退入广西边陲的十万大山。
过了三个月，孙中山又在广西边防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了武装起义。如果从兴中会时期的广州起义算起，这已经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第六次武装起义了。
镇南关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是广西通往越南河内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曾在这里重创法国侵略者。战争结束后，清军在这里重建了两层的关楼，还在关隘周围的山峰上，用大石块筑起了坚固的炮台。特别是镇北炮台，地形最为险要，山路陡峭，易守难攻，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孙中山选择在这里起义，主要是考虑到既便于从越南直接接济声援，又可与防城起义失败退入十万大山的队伍汇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孙中山亲自在河内设立了起义指挥部，部署这次起义。计划首先占领镇南关要塞，然后攻取南宁、桂林，占领广西，再分道进攻湖南，广东、江西，最后直捣北京，推翻腐朽的清政府。
1907年12月2日凌晨，孙中山派革命党人黄明堂率领同志八十多人，以绳索吊越断涧危崖，奇袭镇南关。革命军的炮声突然惊破了清军的好梦，等到他们在一片慌乱之中拿起兵器的时候，起义军在炮台哨官、同盟会员李福南的策应之下，很快就占领了镇北、镇中、镇南三个要塞炮台，缴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还有许多弹药。天亮以后，起义军的青天白日旗在炮台上飘扬。士兵们还用旗语互相庆贺胜利。
镇南关大营的请军发现炮台让起义军占领了，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过了几个时辰，才拼凑起数百人向炮台攻击。打了半天。清军死伤累累，未占到便宜，便急忙调集援军，再图反扑。河内总部于当天上午接电：镇南关已被占领。孙中山大悦，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快作准备，我将亲赴战场！”
第二天，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负责人，带着一批同盟会员和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余人，从河内乘火车去谅山。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中山先生由于久居河内，出门不多，今日驰聘于原野之中，又值镇南关起义捷报传来，心情舒坦地说：“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先攻占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军队万里，施旗堂堂，然后贯穿中国的腹地，再出中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到山海关，即可把爱新觉罗皇帝送到满洲老家去了。”
中山先生说完，哈哈大笑了一番。池亨吉将中山先生的话译给法国军官狄氏听，狄氏手臂一挥，三呼“快哉”！
傍晚时，孙中山一行到达那模村，在农家稍作休息，便请当地老百姓带路，点燃火把登山，至九点时抵右辅山。第二天，当孙中山冒着清军的炮火，来到镇北炮台时，正值起义军与清兵交战。起义军战士顿时士气倍增，越战越勇，很快就打退了清兵的又一次进攻。
黄明堂指挥起义军列队奏乐欢迎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孙中山望着战火硝烟中的起义勇士们，十分高兴地把带来的食品、水果分给大家。与起义军的官兵们一一握手。孙中山高兴地站在一尊德国重炮旁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简短演说：“同志们！感谢大家这次奋勇举旗起义！我们要同全国同胞一起，把压在百姓头上的满清皇帝推翻，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外国人再不敢欺侮我们了，大家都有田地耕种了！同志们！我们就要直向南宁、广州，北去长江，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会有人民来帮助，力量最大！清军必败！革命必胜！兄弟此次入关，就是和大家一起奋斗，使革命事业达到成功！”
孙中山说话既坚定有力，态度又和蔼可亲，起义战士听着孙中山的演说，都兴奋地鼓起掌来，气氛非常热烈。
随后，孙中山不顾危险，又亲自到镇中、镇南两个炮台视察，慰勉官兵，起义战士士气高涨。当孙中山回到镇北炮台时，清军又开始发炮攻击了。“轰！”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落在炮台前面不远处爆炸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弹片和被炸弹炸碎的石块、泥土，像一阵旋风似的猛烈泼洒过来。敌人这次由于来了援军，攻势十分猛烈。配合着大炮的密集轰击，一二千敌军黑压压地朝炮台冲来。冲在最前面的，是敌人的竹梯队、药包队和马刀队，嘴里狂喊乱吼着，直往上冲。
起义军的大炮和机枪、步枪打响了，敌军中黑烟翻卷，乱成一片，很快躺倒了许多人，没被炸死的敌人刚溃退下去，又被敌军的督战队头目赶着回来，只得硬着头皮朝前进攻。
“先生，还是请您到炮台下的石室里去休息一会，这里十分危险！”戴近视眼镜的胡汉民一再劝告孙中山。
“我到镇南关，就是为了亲自参加战斗，怎么能从火线上撤下呢？”孙中山拒绝了。他拿起望远镜，命令炮手发炮，炮弹击中镇南关大营，孙中山高兴极了。接着，他又请法国退职军官狄氏指点，亲自燃放大炮。看到炮弹准确地在敌阵中爆炸，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想起自己这十多年被逐海外的流亡生活，以及为革命劳苦奔波的一幕幕场景，再回头左右环视这战斗的现场，孙中山兴奋感慨地说：“我这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亲自参加反清战斗啊！自反满清政府二十余年来，今日始得亲手发炮轰击清军！”
忽然，清军两发炮弹几乎同时落在炮台边上爆炸了，好几名战士被弹片击中，在孙中山身边倒了下来，有的当时就牺牲了，有的负了重伤。孙中山和黄兴也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落了一身碎石。
孙中山从地上站起来，发现身旁一名战士右胸中了一颗弹片，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来，已经昏过去了。孙中山连忙把他抱起来，解开衣扣，检查伤口，鲜血沾了一身。他喊胡汉民拿来药箱，亲自为受伤战士仔细包扎。这个伤员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孙中山亲自为自己包扎，十分感激，吃力地说道：“孙先生，我快不行了！您不要管我，要注意敌人的炮弹！”
“弹片打在右胸，你这伤可以治好，不会死的。我是个外科医生，你放心好了！”孙中山亲热地安慰伤员。包扎好以后，孙中山看到他的伤势很重，便马上命令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越南境内去及时治疗。
孙中山一边为伤员包扎伤口，一边大声激励战士们勇敢战斗。经过一个多时辰的激战，清军在炮台前的山坡上丢下几百具尸体，余下的纷纷退回去了。
下午，孙中山和黄兴亲自带领几十名战士夺回了炮台附近的重要据点弄尧村。这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村。村里的几十户人家都是壮族同胞。孙中山带着起义战士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宣传革命。当他看到村民的生活十分贫困时，满怀信心地对他们说：“我们革命党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王朝，那时大家都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受压迫，不受欺负了。”
壮族同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鼓动，便与起义战士们亲热起来，村里有好几个青年参加了起义军，来炮台参加作战。还有不少农民兄弟主动给起义军送来干粮和水，还有的送甘蔗给战士们解渴。
傍晚，又有大批清军增援部队开到，并分兵占领了炮台附近的马骝山、四方岭、凤尾山、尖山等高地，架起大炮对起义军占领的炮台猛烈轰击。经过两三天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战士已牺牲了十几个人。
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军在镇南关与防城起义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合，然后会攻龙州。由于路途较远，十万大山的队伍未能及时赶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检查了一番枪械弹药，发现有些炮已不能使用，战士们的枪支也不多，弹药也越打越少，难以长久坚持。孙中山与黄兴商量，最终决定连夜下山，赶回设在越南的起义总部机关筹办粮饷，运来接济。
夜色苍茫，孙中山舍不得离开这战斗的土地。他感慨万千地说：“我十二年未踏上祖国的大地，现在高兴地踏在这个山上，真不愿离开。再说，看到同志们在这里浴血奋战，我怎么能离开他们呢？”
几天以后，正当孙中山返回河内，忙于洽谈借款和购置粮饷时，从前线传来消息，起义队伍经过数场血战，寡不敌众，被迫于12月9日撤离了镇南关，退往越南境内的燕子大山里去了。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毫不气馁，他继续在两广和云南边境燃起起义的烽火。1908年3月发动了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4月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发动了广州的新军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集中了不少同盟会的精英，但都以力量悬殊、遭受惨重的损失而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挫折，一次又一次的流血牺牲，使得一些革命者感到灰心丧气了。但孙中山坚信，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只要继续奋斗，定然胜利在望。
●血溅黄花岗
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政治局势发展得很快，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时机也正在日趋成熟。但同盟会的部分领导人和一些同盟会员对形势认识不足更由于多次战斗起义均告失败，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使他们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的统治，似乎难于成功。有的革命党人悲愤至极，不愿从事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希望侥幸获胜，纷纷组织暗杀团体，进行个人恐怖活动。
但是，孙中山并不泄气，也不灰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成功的时机日益逼近，中国的命运已悬于一线。国内民心已经大变，新军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形势所作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孙中山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决心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
1910年6月，孙中山到日本横滨，约黄兴谋划此事。轮船刚靠岸，黄兴立即跳上船去，两位革命领袖久别重逢，顾不上寒暄，很快就进入正题，谈起组织起义之事。之后，又秘密地在一个旅馆里对各种重要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对下一步的行动方计取得了一致看法。
黄兴临走时间孙中山：“哦！对了，钱！您有钱吗？”
孙中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外为武装起义筹款，便回答：“是的，我有。”说着，把装满钱的皮箱指给黄兴看。
黄兴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像想起什么事情，又止住了脚步，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说不准有什么事就需要用。”他也顾不得点数，留下几束钞票给孙中山，就步履匆匆地走了。
当时房间里只有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在场，他目睹了这两位革命领袖的情谊，说：“孙先生，你们二位对待金钱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所能做到的，这是难以达到的终生不渝的感情所体现的境界。”
孙中山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第二天，孙中山放心不下，化名潜往东京，秘密召集了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骨干，讨论再次起义的时机问题。
7月19日，孙中山来到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就在这一天，他的母亲杨氏在香港病逝。孙中山接到这个噩耗，十分悲恸。孙眉这时经济已经十分拮据，无钱下葬。孙中山只得急切地筹借了一千元港币汇去给母亲办了后事。夫人卢慕贞得知孙中山已由日本抵达槟榔屿，带着两个女儿孙娫、孙婉，由香港来到槟城，与孙中山团聚。孙中山久不见亲人，他摸了摸孩子的头，十分内疚地对夫人说：“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你们受苦了。”
卢慕贞看到孙中山消瘦的脸庞，心疼地说：“革命的事，我帮不上大忙，你多保重吧！”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主持召开了一次由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出席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的同盟会员代表。会上，针对一些革命党人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孙中山豪情满怀地鼓励同志们：“一败何足馁。在以往的多年里，我屡遭失败，几乎在这个世界上无存身之地。与今日相比，其困难要大百倍。当前，革命风潮已经兴盛，华侨的思想已经开通，从今而后，所虑的是我们有无战斗的勇气和周密妥善的计划。我们要鼓起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只要我们作好充分准备，革命便可成功！”
孙中山的信念强烈地感染和鼓舞了大家，黄兴、赵声等都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确定了仍把广州作为起义地点，先作好筹集巨款的准备工作。并决定起义仍以广州的新军为骨干，因为广州的新军中有着较好的基础。另外挑选五百名革命党人充当“先锋”。计划在占领广州以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在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清军反正，届时响应，会师北伐。
孙中山认真总结了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发动这次广州大起义之前，他作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孙中山除了布置广东的准备工作外，还派人到广西和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发动，同时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孙中山风尘仆仆地到海外华侨中筹款，共得二十万元左右。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了重要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已经组成了一支拥有八百余人的“先锋”队，运送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已大致联络就绪，新军、防营、巡警等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发动联络。
统筹部会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难，拟定了十路进袭的战斗计划。由于赵声曾经担任过新军标统，军事知识和指挥经验更为丰富，统筹部任命赵声为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
不料，就在4月8日这一天，一名叫温生才的同盟会员，在统筹部不知情的情况下，枪杀了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这一偶然事件，使广州的清军加强了戒备。加之原计划从国外购买的一批武器还没有运到，因而起义时间只能向后推迟。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小东营五号建立了起义指挥部。由于出现内奸告密，广州全城戒严，敌人四出搜捕，这一来，许多“先锋”队员和军械也未能按事先计划从香港进入广州。
此时，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重重困难的处境下，黄兴于4月26日召集会议，决定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袭计划临时改为四路，集中兵力攻打总督府衙门，并决定次日举事。
黄兴在会上对大家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林时爽接着表态：“黄兄有此志，我们就绑在一起拼命吧！”
喻培伦表示：“现在是非动手不可了，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先锋队员中，不少人是远渡重洋，潜返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立即起义。
4月阶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了。黄兴负责进攻督署，他所带须的队伍主要是四川、福建、广东花县和华侨中的革命党人。当天，队员们以白布缠臂作为标志，脚穿黑色的树胶鞋，以吹螺角为号。
下午4时许，黄兴集合队伍动员，随即给每个先锋队员发一个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立即装束起来。这时，正巧朱执信赶到，就剪去身上穿的长衫，一道参加起义。
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队伍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林时爽手执螺角吹起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
当黄兴率部扑入两广总督衙门时，见有少数卫队守卫，便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了清兵管带全振邦。随即冲进二门，击破了敌卫队，直奔后堂。黄兴本想活捉两厂总督张鸣岐，谁知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丢下老父妻妾，仓皇逃到天平街的水师提督公所搬救兵去了。
水师提督李准指挥清军抵抗，林觉民受伤被俘。黄兴在督署不能停留，在室内点了一把火，率部队冲出来。行至东辕门，与李准调来的清军卫队接火。林时爽向清军高呼：“我等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敌人向他开枪射击，林时爽中弹牺牲。黄兴在反击中右手被子弹打伤，他迅速将队伍分为三路发动进攻，自己率领十余人出大南门，准备接应防营起义队伍，再转攻水师公所。行至双门底，遇到了防营的起义队伍，但由于他们没有缠带白布标记，双方互相射击，造成误会。年仅26岁的方声洞在误战中牺牲。
队伍且战且走，人员逐渐分散，形成人自为战的局面，到最后只剩下了黄兴一人。他退到一家小杂货店里，隔着门板在缝隙中持双枪左右射击，击毙了七八个敌兵。
喻培伦等人担负进攻总督衙署的后门。在同盟会员中，喻培伦是有名的炸弹大王，曾因试制炸弹，伤了一只手，战斗中，他奋勇异常，仅用两个炸弹就将督署的后墙作开了一个大豁口，队伍蜂拥而入，从前门中击，转攻水师公所。在莲塘街北口，碰到水帅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喻培伦一行分散在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拼死阻击。喻培伦登上屋檐，向清军猛投炸弹，连续打退敌军的几次冲锋，击毙敌军不计其数。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半夜，因众寡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分散退却。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向敌人猛投，使敌人落魂丧胆。但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弹尽力竭，最后被捕。
起义的战斗坚持了一昼夜。在激战中，只有黄兴一支队伍孤军作战，原计划的其他三路并没有出动。等赵声、胡汉民于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到达广州时，战斗已经结束。广州郊区及邻县响应起义的队伍，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战斗结束后，敌人立即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喻培伦在受审时，为避免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他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1912年2月，孙中山感其威武不屈，英勇战斗，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林觉民被捕后的表现也异常英勇坚定，张鸣岐、李准亲自提审，他在刑堂上演说，侃侃而谈，讲到时局激愤处，捶胸顿足。他告诫清廷的官吏们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民国。敌人无可奈何，几天后将他杀害，也年仅二十五岁。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烈士们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却是相同的。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八十多人。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七十二具，广东人民把他们合葬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后来痛切地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这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黄花岗之役，有如一声春雷，震动全国，不过半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全国大起义的风暴就降临了。
●辛亥风云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千疮百孔、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犹如日渐下沉的破船，终于在这一年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
就在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由于不堪忍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革命形势继续在高涨。1907年至1910年间，仅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的一些州县，就先后发生了九十多起饥民暴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0年4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
湖南在1909年发生水旱灾荒，粮食歉收。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以致米价由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飞涨到八十多文。这种被内外反动派扩大了的饥荒威胁，使得长沙市城郊的劳动人民以及外地流入的灾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十多万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
1910年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有个桃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拿出家中仅有的八十文钱去买一升米，因为其中有几个大钱在市面上不能通用，粮店拒收。傍晚，当她东挪西借将钱凑齐到了米店时，米价又涨了上来，不得已只好空手返回。在绝望中，全家四口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了。
街坊邻居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流泪，凑钱给他们下葬，处理后事。大家愤愤不平地议论此事。一位年轻力壮的男人说：“咱们去砸掉这家米店，出出这口气！”
邻居们一呼百应：“现在就去干！反正这日子也设法过了！”
邻居们无人组织，一窝蜂来到这家米店，撞开店门，砸了柜台。大家还不解恨，又一齐哄到官衙，要求巡抚下令降低米价。巡抚竟然派兵镇压，杀死三人，打伤了几十人。
这时，灾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头聚集起来。他们见官府以武力镇压饥饿的人民，群情更加激愤。大家手持木棍、菜刀，捣毁了长沙城内的一百多家米店，将店内的粮食通通抢光，放火烧毁了清朝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洋行和教堂。
长沙的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国。
1909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还普遍发生了反抗捐税的群众运动，“官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情况到处皆是。1910年5月，山东莱阳知县借口筹饷，强加捐税。乡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但后来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私吞。乡民七百多人在塾师曲诗文的带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到拒绝，酿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万人。这片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烧到附近的几个县。
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遍及全国城乡各地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彼此呼应，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形成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到了火山口上。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日益强烈，老百姓中盛传着这样的歌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
时间到了1911年5月，也就是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后的十几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日暮途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它面对的全面危机中，严重的财政恐慌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最突出的难题。巨额赔款的支付，每年大量外债的偿还，庞大军费的开支，以及花费无度的官僚机构的维持等等，使得国库空虚，难以支撑。怎么办？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来说，主要的办法唯有继续不顾一切地举借外债，来填补这个越来越大的窟窿，以图苟延残喘。
但是，借洋人的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借债必须要有抵押品作为担保。清政府在历年举借外债时，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押出去了，那么，再拿什么作为抵押呢？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我国的铁路。他们愿意将大笔款项借给清政府，要求在中国享有修建铁路的权利。因为铁路投资数额庞大，利率收入高。同时，随铁路投资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各国投资兴建铁路所经的地区，一般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很有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