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便大量出卖铁路主权。然而，各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纷纷要求收回路权。
当时，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只有少量的自主铁路，是由政府官办经营和兴建的。然而，清政府实行的借债筑路的卖国政策，使得这少量的自主铁路实际上也处在帝国主义债权国的控制下。自1905年前后起，随着民族觉醒的到来，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要求商办的热潮。几年内，江苏、浙江争办沪杭甬铁路，四川争办川汉铁路，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争办粤汉铁路，都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胜利，办起了铁路公司，当地的绅士、商人乃至普通居民也募捐集款，有的省份已开始修建部分线段。在上述几省商办铁路热潮的鼓舞下，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乃至边远省份云南也先后开展了收回路权的斗争。一个全国性的争路商办高潮迅速形成。帝国主义列强不甘心失去控制铁路的权益，便采取种种方式，逼迫清政府收回商办成命，仍然采取借债筑路的办法。清王朝不敢违抗洋人主子的旨意，只得遵命照办。
1911年5月5日，清廷官吏石长信，在朝廷的示意下，上奏本章，建议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只隔了三天，清廷就于5月9日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诏书上说：“干路修建延误已久，应当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留准商民量力而办外，其余以往批准干路的各项决定，一律取消。”这一纸诏书，对持有铁路商股的人说来，无异是晴天霹雳，人们都很清楚，所谓国有，其实它只是使铁路一转眼就成为列强囊中之物的借口而已。这个诏令一出来，便把清朝政府历年来在铁路问题上对全国商民的一切承诺顿时撕得粉碎，也使它的卖国面目暴露无遗。
清朝政府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下达了这份诏令呢？原来，就在4月15日，它们已经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清政府向四国借款一千万英磅，以五厘利息计算，条件是出卖粤汉、川汉两条已经答应交由商办的铁路。现在要想尽快签定这笔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自然是把铁路收归国有。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在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上正式签字。
全国人民对卖国而腐朽的清政府的愤怒，经过长期的积累，早已达到极点。对清政府的一纸命令便强行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以及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为，痛恨至极。
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的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他们向清朝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这次保路风潮，四川最为激烈。6月，成都等地各阶层的人民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月，成都举行了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表示抗议，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张澜等五人骗进督署，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各位代表。狠毒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三十二人。从城郊赶来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赵尔丰的疯狂镇压没能使人民屈服，斗争反而更加炽烈。很快，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起义，猛烈冲击了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的后期，同盟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天杰和龙鸣剑这两名同盟会员都是四川荣县人，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分子。龙鸣剑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就参加了同盟会。8月，他们二人联络哥老会，成立了保路同志军，在荣县举行起义，率众一千多人出发去攻打成都。
出发前，龙鸣剑正好遇到留日学生中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十分高兴，对吴玉章说：“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必须组织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队伍临行时，龙鸣剑发誓说：“此行不捷，我不再入此门！”
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失败后，又转战别地，到了9月，攻下许多州县。
进军途中，龙鸣剑不幸病故。王天杰率部回师荣县时，荣县知县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
王天杰找吴玉章商量。吴玉章深思熟虑地说：“应当宣布独立，自己管理县政。”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吴玉章的意见。
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正式独立，并推荐另一个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在一片欢呼声中，荣县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从此，荣县成为革命党在西南的势力中心。在荣县独立的影响下，彭山、眉州、青神等十多个州县相继独立。
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等地革命党人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人民抗捐税和发动其他斗争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更加深刻广泛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为期不远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的末日终于到来了！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正处在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溯长江西行，不远处就是洞庭湖口，再往前经三峡可入四川，向东可顺江直通上海，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北方各省的交通也很便捷。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比较早就侵入到这里，中国的近代工业也较早就出现在这里。
湖北的教育原来就比较发达，这里有著名的两湖书院。来此求学的青年很多，同盟会中的黄兴、宋教仁都曾在武昌求学，湖北派遣出洋的留学生也较多。发达的交通和教育，使得武汉较早地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海外留学生中的革命宣传也很容易输入。
在武汉，任湖广总督多年的张之洞，对训练新军十分热心。清政府不愿意让外省的官吏拥有重兵，只准许张之洞成立一镇、一混成协，也就是以张彪为统制的第八镇和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湖北新军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它的战斗力仅次于北洋六镇，在南方各省中是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新军士兵中，读书识字的人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家庭一般比较贫穷，加上军队生活的艰苦，军队官长的压迫虐待，因而新军士兵很容易接受革命新思想。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是抱着各色各样的动机投入军营的，后来有的人接触了革命思想，便将手中握有的武器作为后来发动起义的基础。有的人则是一开始就具有追求革命的思想，投入军队以后，便在士兵中做宣传联络工作。清政府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原来准备用来镇压革命的力量却一大批一大批的转到革命方面来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正是这批湖北新军。
1911年5月以后，在川汉、粤汉铁路沿线的保路风潮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武汉的革命风潮一直在奔流沸腾着。当时湖北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一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这两个革命团体一直秘密地在清政府的新军中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组织活动，新军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很大，倾向革命的士兵越来越多。在一万六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
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个革命组织，原来各自分散进行革命活动。文学社以及它前身的领导成员，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他们长期埋头在新军士兵中从事革命工作，最初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的第四十一标为基地，逐步扩展到湖北新军各部，几乎没有中断过。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新军中都发展革命力量，经过一些波折，后来也集中力量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们和同盟会本部联系得更加密切，所以1911年春天后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在工程第八营和炮队第八标中的影响更大。
1911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国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进一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推选出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同时，在汉口设立了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造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根据原先的议定，起义将于10月6日举行，这一天是农历的中秋节。后来由于准备不足，起义日期只好向后推迟。这时，武汉的空气十分紧张，清廷当局听到传闻，说革命党将在中秋节起事。湖北的清朝官吏颇为震惊，但无法探知实情，只好故作镇静，其实恐惧的心理日甚一日。他们害怕中秋有变，特地下令各标营于农历八月十四日提前过中秋节，所有士兵不准外出，不准过量饮酒，一律在营房休急。并加强戒严，派出军队巡逻。军队的兵器也多收置在楚望台的军械库，令工程营戍守。局势如此险恶，孙武与刘复基等人商量，决定改在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按原定计划举行起义。为加强保密，起义指挥机关的驻地也作了改变。
激战前夕的形势真是瞬息万变。10月9日下午，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这天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准备起义时使用。下午，一名同志进屋观看配制炸药。进屋时，嘴里吸着的纸烟未灭，无意中一个火星落在配药的面盆内，立刻引起熊熊大火，发生爆炸。孙武的脸部当即被烈焰烧成重伤。同时，浓烟大起，直透窗外，邻居高呼火警。孙武用一件长衫把面部盖着，由人扶着到德租界的同仁医院治疗。俄租界警察闻讯赶来，在室内发现文件、钞票、旗帜、名册等，知道这里是革命机关，派警察严密监视。这时，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在武昌，见起义计划已经泄露，情势紧急，立即发出命令，通知革命党人于当晚十二点起义，以鸣枪炮为信号；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驻地拔队，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当天晚上一直守候在总部机关等候消息。离午夜12点还差半个小时，楼下突然传来猛烈的敲门声，军警随即破门而入。刘复基知道是清廷当局前来搜捕，挺身而出，站在楼梯口就往下猛掷炸弹，可炸弹没有响，于是军警一拥而上，刘复基等人赤手空拳，全部被捕。蒋翊武因为头拖长辫，身穿长衫，像个乡下的老百姓，没有被看守人员注意，乘机逃脱了。其余的人都立即被押解到督署，等候审讯。
这一来，起义的指挥枢纽便被破坏了。午夜12点，由于南湖炮队接到命令太晚，准备不足，士兵们已经睡熟，没有发炮，各营也无法响应。原定的起义计划便流产了。
清廷当局捕获刘复基等人后，连夜会审。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
充任审讯员的湖北督练公所总办铁忠，见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问：“你是革命党吗？”
“不错，我是革命党！”彭楚藩响亮地回答。
“你们有多少同党？”
“同胞四万万，你还不知道吗？”
“你们约好几时起事？”
彭楚藩大声地说：“就是今天。唉！可惜我没有杀着你们。”
彭楚藩第一个被杀害了。接着又提审刘复基。刘复基说：“你们何必东问西问，我既入了你们的虎口，难道还指望活着出去吗？”
铁忠便对身旁的武昌知府刘树屏说：“这也不是个好东西，索性结果了他。”
刘复基被推出大厅时，见外面挤满了群众，便大声喊道：“同胞们！大家努力啊，只可怜我的受苦受难的同胞啊！”说时，眼泪便不住的流下来。被提审的还有杨洪胜，他是在给工程营运送炸弹后被清廷发觉被捕的。
提审时，他已负重伤，一上堂便骂：“好！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这一日！”彭、刘、杨三烈士相继就义。到杨洪胜被害时，已是10月10日清晨了。三烈士就义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10月I0日这天，城门关闭，军警戒严，如临大敌。总督瑞澂想斩草除根，大肆搜捕，弄得人心惶惶。新军中的革命同志纷纷表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一齐动手，还可死里求生。于是暗中密议，设法联络。工程营的总代表、革命士兵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商定当天发难。炮兵八标及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都跃跃欲动，纷纷进行着秘密的准备。
10日晚上大约7时左右，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已经被发难的紧张气氛笼罩着。点名过后，后队二排的一个排长已经听到风声，先去该排三棚巡查，看到革命士兵金兆龙武装齐备，正在擦步枪，便厉声问道：“你这么晚了，还武装整齐，又擦步枪，想干什么？”
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说：“防备！”
那个排长大怒，说：“你想造反吗？”说着，就上前扭住金兆龙。
“造反就造反”，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同志们，反吧！”
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打死了这个反动排长。此时，全营吆喝声，玻璃碎片声，长官弹压呵斥声，同时并作，真是人声鼎沸，声震天地。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闻声赶来，一面开枪，一面高呼：“你们均有家小性命，均有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作不得，要家灭九族咧！赶快各回本标，本官决不究其罪责。”
无人理睬他们的嚎叫。熊秉坤从楼上将痰盂、花盆、板凳等物向他们砸去，另外的革命士兵开枪击毙了阮、黄二人。其他官长纷纷逃跑，有的翻墙而逃，有的躲进厕所。
熊秉坤鸣笛集合了四十多人，把清朝政府的肩章撕掉，臂缠白布，与金兆龙一起率领队伍冲出了营房。
就在这紧要时刻，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楚望台军械库已经得手。
熊秉坤大喜，局面立刻急转直下了。楚望台是湖北省的总军械库，凡是从外面购买的或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都放在这里。革命党人当然把这里作为重要夺取目标，清廷官吏也势在必守。这里离工程营驻地只有一千多米，熊秉坤等人在营内发动起义的枪声，立刻就传到军械库。当天守库的左队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罗炳顺、马荣等人正准备响应，监视官李克果召集士兵讲话，说道：“如果有空着手来此抢劫军火的人，你们要抵抗，这里责任重大！”
罗炳顺说：“我们没有一粒子弹，用什么来抵抗？”
李克果令军械库主任将库门打开，搬出了两箱子弹，分发给各位兵士。
兵士们得到子弹后，立刻朝空中放了一排枪。
李克果等人见势不妙，与工程营左队官佐急忙越墙而逃。
于是，楚望台军械库被革命士兵占领了。熊秉坤率领工程八营的四十余人来到楚望台，与罗炳顺、马荣会合。他们把库门大开，库内储存的军械弹药由革向士兵自由取用。
不久，周定原又率领一队战士到达。熊秉坤集合队伍，以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布命令。他说：“本军称为‘湖北革命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以清廷的督署为最大目标。今夜的口号为：同心协力。”
这时，武昌城内的步兵、炮兵等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陆续来到楚望台军械所。距楚望台最近的三十标最先到达，其次是测绘学堂，再后来的是二十九标，四十标也有少数人跑来会战。
熊秉坤命令工程八营的金兆龙等人立即夺取中和门，迎接驻在武昌城南的炮八标进城。炮八标全标均留驻武昌，人数众多，拥有山炮多门，火力强大，声威压人。炮八标进城后，大大改变了武昌城内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当晚11时左右，汇聚而来的各路起义士兵共有三千多人。这时，进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湖广总督衙门。起义士兵都明白，如不攻克督署，都要被杀头。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在天明以前把总督衙门打下来。
总督衙门位于武昌城内的西南角，两面靠近城墙，一面同第八镇司令部隔街相望，周围全是一丈多高的围墙。正面的巷道狭窄，进攻时兵力难以展开。湖广总督当时所能掌握的兵力大约也有三千余人，这还不包括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实力与新军起义部队差不多。因此，要攻下总督衙门，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开始，工程八营充当主力，分成两路向总督衙门进攻，由于火力不足，难以向前推进。待到炮八标入城以后，战斗形势有所改变。炮队立即凭借楚望台阵地、蛇山阵地和保安门城上，猛烈轰击督衙和第八镇司令部，炮弹落处，一片哭喊，起义军战斗力明显加强，士气大振。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分成三路：右路由蔡济民率领，中路由马荣率领，左路由熊秉坤率领，分别向督署进攻。
但是，进攻不大顺利，清军的机枪轮番扫射，死死地扼守住阵地，起义士兵倒地受伤的很多。工程营的两个士兵趁着夜黑，伏在地面向前匍匐前进，悄悄摸到敌人的机枪下面，突然狂呼跳起，夺到机枪就转向清军扫射。
这天晚上，正下着小雨，天色漆黑。清军的机枪难以发挥火力，但起义军的炮兵也难以瞄准轰击。蔡济民等人找来衣被，浇上煤油点燃，霎时火焰上升，使督署目标暴露无遗。炮兵利用火光，选择督署的旗杆作为标准点，试射后取得标准距离，即迅速用排炮不停地向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轰击。督署大堂、签押房等处和第八镇司令部的马房，都被炮火轰毁。步兵乘机猛攻，先占领了第八军司令部。
瑞澂见大势已去，赶紧找人在右墙根打开一个洞，带着铁忠和他的家人，仓皇爬出去，躲到停泊在长江上的楚豫号军舰里去了。
张彪仍然带着辎重八营和消防队，凭借望山门城楼作负隅顽抗。这时，督署衙门已是一片火海，清军士气大落，无心恋战。当熊秉坤率领敢死队猛扑过来时，这个平日凶狠的第八镇统制只得率领残兵渡江退守。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夜，武昌城内的清政府势力已经基本消灭，起义军终于占领了武昌全城。只见满城的兵士都在臂上缠着白布，威风抖擞地行走在街上，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的局势。
11日，革向战士又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12日，又攻占了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革命，终于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
●海外归来
武昌起义的成功，汉阳、汉口的占领，使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蛇山上下，黄鹤楼头，江汉关前，龟山脚下，到处是欢呼的人群。长期被封建统治压抑的激情，如火山一样喷发而出，人们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庆贺着武昌起义的胜利。
占领汉阳以后，革命军随即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谁来担任新政府的都督？看来，革命党人对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直接领导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就受伤或者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孙中山这时远在海外，黄兴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也分散在香港、上海等地。起义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弹痕遍地的湖北谘议局前，热烈地期待着新的军政府的产生。
谘议局内，新都督的人选难以决定，起义的指挥者们正在激烈地争论着。有人提出“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可以请他来当。”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在场人的赞同。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海军供职。甲午战争之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任用他到湖北训练新军。八年间，由马队管带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这个人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过同情，因此，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向对他颇有好感。可是，像这样一个清廷军官，对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兴奋而又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此时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让黎元洪当了都督。黎元洪开始坚决不肯应承，后来被迫答应。原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则做了军政府的民政总长。这样，武昌起义的一部分领导权，便落到了一批封建官僚、政客的手里。新政府里塞满了一大批旧人物。
非常滑稽的是，革命军拿出写好的安民布告，要黎元洪签字时，黎元洪舌头打着颤，含糊不清地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签了字。
于是，这个布告便在全城张帖了：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于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努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持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八月二十日。
这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次发布的文告，很有历史意义。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渴望汉族光复，建立民国，因此，当布告贴出后，观看的人不计其数，都以先睹为快。布告署名是黎元洪，一些人惊异地说：“没想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当时，这也可以起到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吧。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很快便在各省领导或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首先响应的是湖南、陕西两省，继而江西、山西军政府也宣告成立。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市中，已有十四个省脱离清廷独立，其他各省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士崩瓦解的局面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宣传募款活动。10月12日，他从美国的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讯，心情兴奋极了。多少年来，他为之奋斗，翘首盼望的起义胜利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夜晚，孙中山靠在床上，床头灯发出柔和的灯光，照着他激动得有些发红的面颊。他将这条消息又看了一遍，其实，原文已经能背出来了。他一边看，一边想，无尽的思绪在脑海里翻腾着，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从1906年冬天到1911年的春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但是，十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黄花岗之役中，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真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革命党同志中间，包括一些重要的骨干分子，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失败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令孙中山更为担忧的是，在武装起义失败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严重的分裂。这是孙中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同盟会中有一些领导人对孙中山大加攻击，一时纷纷嚷嚷，不可开交。过去和孙中山有些隔阂的章太炎，联络了一些人，声言要开大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刘师培、张继等人创办了《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大肆攻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新成立了光复会，谩骂孙中山，造成了许多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大分裂。
一个革命家，在他最需要人帮助扶持的时候，还有什么比朋友、同志的背离更使他伤心呢？孙中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仍然忍辱负重，毫不气馁地为革命奔走呼号。他坚信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同盟会中的多数人是理解并拥护自己的。为了进一步集聚力量，他一面到南洋、欧美等地鼓吹革命，试图东山再起，一面往各地筹集资金，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为再次起义准备军饷。
在美国，旧金山是一个华侨集聚之地，孙中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活动。
为了加强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1910年3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主持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将美国几十个城市的同盟会分会联合在一起。为了打开局面，不断扩大力量，1911年6月孙中山再次到达旧金山，经过努力，促使美洲同盟总会和洪门致公堂这两大组织，消除门户之见，尽释前嫌，不再听信清政府旧金山领事的挑拨。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都十分信赖孙中山，经会商后达成协议，于6月18日分别刊登布告，通知美洲各埠所属的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在旧金山，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担任了同盟会员加入洪门的介绍人。
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了“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则称“国民救济局”，首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地区宣传募款，号召广大华侨踊跃捐资，以助革命大业。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和捐款渠道，孙中山建议选派四个同志，分成南北两路，从旧金山出发，到纽约集中后再分道返回旧金山，向全美华侨集居的大小埠头解释革命宗旨，扩大革命组织。孙中山第一个自告奋勇担任演说员，和同志黄三德一道于9月2日沿北线出发宣传。沿途的华侨亲切地称他为“孙文大哥”。
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工作，并不总是顺利的，也有不少华侨态度冷淡，有的甚至还予以嘲笑和攻击。每到一处，除了发表演说，孙中山一有空有就登门访问一些有影响的当地华侨。有些资本家老远看见孙中山来了，马上关起店门，给他一个闭门羹。
一天上午，孙中山走到一家华侨洗衣馆门口，正准备进门访问。突然从屋里走出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熨斗，气势汹汹地指着孙中山的鼻子说：“你不准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敢进来，我就用这个熨斗掷你！”孙中山没有生气，反而对那个华侨很诚恳地笑着点点头，走向隔壁的一家华侨商店去了。
随行的同志十分气愤地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
孙中山宽宏大量地笑着说：“这些遭遇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不了解革命道路，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在南洋，在欧洲，我都碰到过这样的人。有些人时间长了，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就与我交了朋友。”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在孙中山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华侨是爱国的。孙中山的演说极富感染力，有的连老农民、老园工也停下活来听他宣传革命道理。许多侨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纷纷解囊捐款，特别是工人更为踊跃。有的失业工人，生活已很艰难，还借钱捐款。
有一天，一个中年洗衣工拎着一袋钞票，来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把二十多年的积蓄往桌上一放，未等孙中山开口问他姓名，便匆匆告辞走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次又一次使孙中山感动万分，一路的辛劳、委屈，也顿时化为乌有。
孙中山在海外募集的革命捐款，一批又一批地汇到同盟会的起义指挥机关，而他自己却经常囊空如洗，生活十分清苦。他不计较这些个人的荣辱得失，也没有闲暇考虑安排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颠沛流离，云游海外，为的是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如今，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自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孙中山想到这些，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他索性穿衣下了床，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有时直愣愣地盯着窗外出神，静静地思考着。
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回国直接指挥这场革命战争？孙中山踌躇良久。如果这时即从太平洋秘密回国，那么，二十多天后就可以到达上海，亲自参加摧毁清王朝的战斗，以慰平生之愿。经过再三考虑，孙中山预计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将会碰到很多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某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清政府，还可能趁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办理外交和财政借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于是，他决定立即中止在美国的演说筹款计划，绕道欧洲回国。
一个星期以后，孙中山经芝加哥来到纽约，到纽约后，他立即向美国一些政界和财界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他还派人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植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支持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在纽约期间，孙中山获悉胡汉民、朱执信等同盟会的骨干正在相机争取广东反正，便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其归降。
在纽约呆了十余天，孙中山又一次横渡大西洋。于11月10日来到伦敦。十五年前，他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这里被清使馆秘密绑架，从九死一生的危境中幸而脱险。现在，他以中国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这里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孙中山首先通过美国朋友咸马里的介绍，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给清政府贷款的问题。银行团代表答覆说：“这件事，只有外务大臣才能决定，我们作不了主。”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就此问题向英国外务大臣交涉。孙中山提出了三条要求：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要求，虽然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是在应付。孙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财团和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答覆是：“银行财团借款给中国，只能与新政府交涉，但必须等你回国后成立了正式政府才能具体洽商。”看来，这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拒绝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离开伦敦，于11月21日又来到了巴黎这个美丽著名的城市，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比恭，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国革命的新政府，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答，只有少数人士表示同情。他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晤，要求给中国新政府贷款，遭到拒绝。他还谋求与当时正在巴黎访问的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苏诺夫会见，也被置之不理。
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到处奔波，到处求援，却到处碰壁！跑了一个多月，他遇到的不是冷眼讥讽，就是蛮横拒绝，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自慰的成果。事实上，从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到以后反对军阀的斗争，乃至一直到孙中山逝世，他都没有得到英、美、法、日等列强的支援。相反，他们支持的是他的敌人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孙中山到了晚年才认识到“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
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不断接到国内黄兴等人一再催促他尽快回国的电报，便匆匆离开法国，从马赛港搭船回国。
12月21日，船到香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专程从广州到香港迎接孙中山。老战友重逢，无比亲切。胡汉民告诉孙中山：“目前革命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袁世凯在北方手握重兵，居心叵测。先生如去上海，各省必定推举您为总统。但先生手下无一兵一卒。怎能成大事？先生不如留在广州，训练精兵数万，然后肃清强敌，使国家真正统一，建立共和政府。”
孙中山听了，思忖了一会，毅然地说：“你的话不无道理。但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革命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必然倾覆，袁世凯也未必能支撑长久。况且，目前上海、南京正处在前方，如果我不去首当其冲，就是避难就易，有负于四方同志的期望。”
他打住话头，停了片刻，继续以坚决的口吻说：“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决非他人所能胜任。”
孙中山还说服了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与他一起北上，共同担起建立共和国政府的重任。
12月25日晨，一艘由香港开往上海的海轮，徐徐驶进了黄浦江。孙中山万分激动，站到船舷旁，兴奋地眺望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自广州密谋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海外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多少艰难，多少曲折，多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为国捐躯！现在，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轮船慢慢地靠上了三马路外滩的海关码头。码头上早已聚集了一行欢迎的人群，有同盟会员、新闻记者、外国领事、地方官员、富商绅士，还有很多市民、工人、学生。
欢迎的人群看到孙中山站在甲板上，顿时人头攒动，声浪喧哗：“欢迎孙先生海外归来！”
“孙中山！孙中山！”
孙中山此时身穿黑色西服，神采奕奕，举帽挥手向欢迎人群致意。他和胡汉民步上码头石阶，和前来欢迎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候。
十余名记者将孙中山团团围起来，个个都手提快镜头摄影机，争相拍照，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请问孙先生，听说你这次从海外带回了大笔巨款和军舰，有这回事吗？”一个带眼镜的外国记者向孙中山发问，因为社会上对此早有传闻。“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孙中山微笑着回答，“所带回的，革命精神而已！”
一个记者拥到孙中山面前，有礼貌地问：“孙先生，现在南方的革命军正和清政府的代表在上海会谈，请问先生对此有何意见？”
孙中山已经知道，一个星期以前，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同策划之下的南北议和，已在上海英租界正式开始。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他一听记者问对待此事的态度，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革命目的不达，决无议和可言！如果要议，那只能商议推翻清王朝，尽快实现全国的统一和民主共和！”
孙中山回到上海，使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人精神为之大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政府，就在孙中山来到上海以后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