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哧啦”一声，撕开封口，抽出电文看了起来。忽然，孙中山笑容顿失，闪耀着红光的脸色刷地阴沉下来。他持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孙中山目光平视，垂着手，脚步沉重地走出门外。
急性的马君武快步跟了出去，低声问道：“先生，出了什么事？”
孙中山这才转过身来，将纸条递给马君武。马君武急忙展开，何天炯、戴季陶飞步凑上前来，看着电文——“宋教仁20日晚在上海车站遇刺，经抢救无效，于22日晨逝世。”
“啊！”这噩耗如晴天霹雳，三人都惊得呆若木鸡。
宋教仁是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是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他竭力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政治。他提议实行责任内阁制，准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会大选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提出总统可以由袁世凯担任，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还极力抨击现政府的种种失策之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人大获全胜，在众议院五百六十九个席位中，国民党独占二百六十九席，在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个席位中，也揽得一百二十三席。这次胜利非同小可，它预示着国民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执政党，宋教仁作为执政党的党魁，大有组阁的希望。
一心要搞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对此又急又恨，他害怕宋教仁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自己就会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总统。因此，他一面去电催促南下活动的宋教仁来京，一面却唆使一只黑手伸向宋教仁。
3月20日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一直下个不停。上海火车站里，宋教仁正坐在摆设得颇为排场的议员接待室里，他准备乘晚班火车到北京，距离剪票进站上车的时间，大约还有二十来分钟。
前来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以及其他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正在热烈地交谈着。
廖仲恺坐在接待室门口，看到接待室往进站口的拐角处，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一个人影，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进他的耳边说道：“教仁兄，那边好像有坏人。”
宋教仁不以为然地朝门外瞥了一眼，轻声答道：“这类事，防不胜防。”进站的铃声响了。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对黄兴等人说道：“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
“教仁兄”，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宋教仁一边说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匆匆向验票口走出。接待室到验票口不过数十公尺远，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只听见宋教仁惊喊一声“有人刺我”，小皮箱“啪”地掉在地上，宋教仁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淌了出来。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了一个持枪的人，正趁大乱之机夺路而逃。巡捕奋力追赶，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击倒两个巡捕后，冲进一条小巷，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袁世凯起先散布谣言，说此事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所致，后来又装腔作势地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加查办。不久后，刺杀宋教仁的实情完全大白：由于谋杀宋教仁的凶犯相继被捕，在他们的家里搜出了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机要秘书洪述祖与谋杀犯来往的电文、信件多件，还有赵秉钩寄给谋杀犯的密电码一本。赵秉钧致凶犯的一封信中说：“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接寄国务院可也。”
原来，指挥策划行刺宋教仁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赵秉钩的，正是袁世凯。
宋教仁的被刺，如一盆冷水浇到了孙中山的头上，他从长崎立即赶回上海，当晚就在黄兴的住所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听完黄兴关于宋教仁被刺的经过以及宋案初审的情况后，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袁世凯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方略不行。
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从袁世凯的行为来看，他是想彻底铲除南方的革向党，推倒民治、恢复帝制。现在，暗杀教仁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财团借款打内战便是第二步，往后，肯定还有第三步、第四步。。看来，我们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孙中山的话像一阵风，激起了在座人心中的波涛。大家原只想到宋案，未想到动兵讨袁，再举革命之计。
“上海及南方备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已经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黄兴说着，扫了一眼在座的人。
“不不，依我之见，对于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孙中山语气很平缓，态度却十分坚定。
“先生”，黄兴略为迟疑了一下，说道，“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单力薄，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各位，我认为，在今日之中国，对于像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孙中山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与忿满，说道：“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只有揭旗讨袁，举兵北伐，才能救党拯国。”
孙中山此时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权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然而，这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深夜，孙中山怎么也合不上沉重的眼皮，脑子里一直平静不下来。他坐到桌旁，拧亮台灯，展纸挥笔，含着眼泪写下了悼念亡友宋教仁的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把笔搁在笔架上，小心地提起墨迹未干的挽联，轻轻地挂到墙上去。他在心里谋划着行动方案，不禁出声怒斥道：“人面兽心的窃国大盗！翻云覆雨的巨奸大贼！我马上组织军队，非去袁不可！”
●兴师讨袁
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对袁世凯妥协，一方面是迫于客观形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不足，对于像袁世凯这一类的政客的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现在，当袁世凯凶恶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时，他便立即丢掉幻想，准备兴师讨伐袁世凯。
但是这时的国民党与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已不一样了。国民党充满了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民。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不少分歧意见。正当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凶残的袁世凯却先下手了。他不经过参议院通过，就向帝国主义五国银行财团签定了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合同。他知道孙中山和他已是水火不容，便借款用来扩充军队，对付革命党人。同时决定先发制人，借口国民党的几位都督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于1913年6月，先后撤免了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企图使反袁的革命势力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接着，袁世凯又拟定了军事计划，分三路大军南下：第一路由京汉线南下进军江西；第二路沿津浦路南下进军南京；第三路由汴梁经颓州方面进攻安庆。
至此，孙中山已经完全清楚地看到了袁世凯的挣狞面目，只能义无反顾地和袁世凯决裂。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和其他方面的革命力量不得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于是，孙中山当机立断，在责令袁世凯辞职的同时，通电各省起兵，发起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钩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于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
15日，江苏宣布独立，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
18日，上海、广东分别宣布独立。
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革命性已大不如以前了。对于孙中山的决定，有的并不支持，有的则是阳奉阴违。李烈钧在湖口打响讨袁的第一枪后，孙中山一再电令广东、湖南出兵援助，可是陈炯明和谭延闿却多方借故，一直按兵不动，致使江西的革命军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很快丢失了重镇湖口。南方各省虽说都相继宣布独立，但各地讨袁军犹如一盘散沙，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指挥。加之他们不肯发兵北上，独立等于中立。
袁世凯却是蓄谋已久，早已调兵遣将，举兵南下。帝国主义也积极支持袁世凯，德国还派了军官，帮助对付讨袁大军。这样一来，讨袁大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占优势，一连打了好几仗都遭到了失败。
孙中山最为痛心的是南京失守。他对南京十分重视，认为南京乃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一旦战争爆发，南京是双方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只要能守住南京，必将能影响全国讨袁的战势，鼓舞讨袁的士气。所以还在江西独立前，孙中山就曾派他的表弟朱卓文几次去南京，联络第八师官兵，动员他们做好讨袁的准备。
湖口枪声打响后，孙中山曾要亲自到南京去，领导南京独立事宜。当时，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险恶，张勋的辫子兵已从山东逼近扬州，冯国璋所率领的数万人马也从津浦线追来，南京已经两面受敌。
黄兴闻讯赶来，见孙中山果真要亲自前往南京，连忙劝阻：“先生，南京目前十分混乱，你不能去。”
“时局危急啊！”孙中山望着面前的战友，深知他是出自爱护之意，说道，“南京乃是袁贼必争之地，如果失守，‘二次革命’就等于失败，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全部付诸东流。所以，南京的存亡关系全局，务必死守。”“先生”，黄兴被孙中山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他紧紧握往孙中山的手，说道，“你不能去！我去！我去指挥南京的保卫战。。”
黄兴到了南京后，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打起讨袁旗帜。程德全不赞成讨袁，便以到上海筹饷为名，离开了南京。
南京独立的第二天，驻守徐州的第三师被张勋的部队击败，向黄兴告急。黄兴本来心情就很沉重，因为他刚接到一个密电，报告了驻守扬州的徐宝珍第四师已被北洋军收买，倒向袁世凯了。这样一来，南京就陷入了四面受敌、众寡悬殊的危险境地。
黄兴抽调了第八师的一个混成团赶赴徐州增援，在徐州外围与张勋的辫子兵接上了火。激战之后，张勋的辫子兵节节败退。正当乘胜追击之时，该团又突然接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发来的急电，要他们赶快回头保卫南京，因叛徒徐宝珍正在向南京逼近。该团只好撤退赶回南京。这时，辫子兵卷土重来，徐州城陷落。黄兴见徐州陷落，对坚守南京孤城失去信心，于7月28日被迫离开南京。
南京城在张勋辫子兵的践踏下，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安徽的反袁军事行动，由于内部的纷争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逃。福建、湖南、四川的独立，不久也宣布取消。
孙中山听说广东讨袁军起事后，乘了一只德国轮船赶去指挥战斗。不料船到福州，就听说广东军阀龙济光宣布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付讨袁军，广州军事也失利了。孙中山只得在福州转船到台湾，换乘日轮再次到日本。这样，“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完全失败了。
8月8日，孙中山到达日本门司港。日本的山本权兵内阁，事先已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不准孙中山登陆，并要逮捕他。次日，孙中山乘的日轮达到神户港。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带警官队登船搜查。船长是孙中山的旧友，他机警地把孙中山藏在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船长问警察长：“什么事？”
“船长，我们来搜一个姓孙的船客。”
“姓孙的？这佯的船客我们没注意到。”
“中国的前总统逃亡在这条船上，船长不能隐藏呀！”
“不会。”船长举起一只手摇了摇，接着说，“孙总统我认识他，他从前以国宾身份来日本时我见过他。如果他乘这条船，我不会注意不到的。”船长随即打开办公室的门让警官们进去。他镇静自若地说：“请先坐下，我拿名册给你们查对，如果还有怀疑，那就请搜查。”
“船长，我们一方面查看搭客名单，一方面还要搜查，用不了很长时间。”警察长说。
警官们在船上查了三个钟头，甚至连锚库都搜查了，也没搜出姓孙的船客，只有船长办公室和那间小屋是例外，因为要搜查船氏办公室，必须有指挥所的命令，而且船长又事先请他们喝了茶。
孙中山有惊无险，过了这一难关。
袁世凯在孙中山乘船离开福州时，就发出密令，要驻日大使馆组织暗杀团，在孙中山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刺客们赶紧活动，四处探听孙中山到达日本的确切日期。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萱野良知、犬养毅等知道了这个消息，挺身而出，保护孙中山。他们向先期到达日本的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党人作了转告，还临时组织了“刺客击退团”进行防范。当孙中山到达东京时，日本朋友们亲自陪同，何香凝等人一起赶到火车站迎接，保护孙中山先生安全地下了火车。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日本首相山本仅兵同意孙中山在日本留居。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肆无忌惮了。他狂喜地庆祝着自己的胜利，接二连三地干出了一系列反革命勾当：国会在袁世凯的军警包围下，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俄、法、英、日等十三国驻京公使相继发出照会，承认袁世凯政权；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等人；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解散各省省议会；颁布新“约法”，废除《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等等。
亡命在日本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听到这些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在国内，“民国”已是徒有虚名，“共和”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了。连日本记者撰写的北京通讯中也写道：“国会这个称之为中华民国公民行使权力之机关，民主共和国体之象征，已经因其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举行会议，已是名存实亡了。”
这时候，孙中山他们不仅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负上沉重的心理压力，在生活上也是艰难备尝，甚至连衣食都发生困难。平时，孙中山经常吃红薯，喝红薯汤，生活极其俭朴。
这一年冬天，东京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有钱的人家围炉烤火，而革命党人竟不能出门。孙中山目睛革命党人流亡异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自己身为党的领导人却又无力援助，深感内疚。他在给南洋革命党人写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流亡日本之革命党人，经济困窘，衣食亦多不能顾。连日大雪，在东京之亡命党人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望南洋党人速筹款相助，以解困境。。”
处在这样的逆境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垂头丧气，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孙中山则不以为然，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苦劝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他告诫他的同志说：“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
这时，孙中山痛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党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没有战斗力，革命难以进行下去，决定改弦更张，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开会讨论此事。孙中山首先说：“现在国民党的人，多已丧失了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既怕反对列强，又怕节制资本，今后恐难有大作为。”
到会的人听孙中山这一说，都点头表示赞同。孙中山又提议说：“我打算撤消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团结中华有志之士，再图革命。”
接着，孙中山又宣读了他草拟的党的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誓对领袖绝对服从，并在誓约者名下加盖指模。
黄兴听到这一条规定，不大赞成。他说：“先生拟定的誓约这一条，依我之见，不仅多余，且有不妥之处，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
孙中山平心静气地解释道：“这一条规定，我考虑了多时。回顾自同盟会以来的多次举义，尤其是讨袁之‘二次革命’，不少同志独断独行，各行其事。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我虽身负总统之职，但南北议和，我不得不让权；定都北京，又促我让步，教仁血案，我力主兴师讨袁，又不听从，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这一系列血的教训，鉴于以往散漫不统一的弊病，此次建党，特别强调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
廖仲恺等人则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1914年6月22日，在东京召开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到会者有八省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被选为总理。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职务。他公布了手书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
并规定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即在起义以后到宪法颁布的时期内，首义党员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
由于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按指印、立誓约，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原同盟会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如黄兴等人也没有加入。会议讨论决定了领导机构：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邓铿，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静江、廖仲恺。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孙中山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斗争方面。他继续四处奔走，筹措军费，组织力量，策动讨袁起义。孙中山这种不展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为革命事业而英勇奋斗。
●革命伴侣宋庆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困难、最感孤独的一段岁月，在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得到宋庆龄的巨大支持和鼓舞。
1913年9月的一天下午，孙中山正在闷热的屋子里看报、写文章。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两个气质不凡的年轻姑娘来到孙中山的住处，一进门就叫起来：“孙先生，你猜是谁来了？”
孙中山放下手中的报纸，抬头一看，原来是老朋友宋耀如和他的女儿宋霭龄，还有一位姑娘似乎很面熟，不禁仔细打量起来，只见她身着合体的西式服装，两只眼睛明亮有神，她向孙中山恭敬地鞠了一躬，问候道：“孙先生，您好！”
“小罗莎！罗莎蒙黛！”孙中山猛然认出面前这位美丽的姑娘，就是老朋友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禁不住高兴地叫起来。
七八年未见，他心目中那个聪明怜俐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友谊，看到宋庆龄，不由得想起了与宋耀如从相识以来的件件往事。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又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早年随同他的舅父到美国波士顿谋生，后来依靠亲友的资助，进入田纳西州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
1886年毕业后，即归国在上海从事宗教、教育和实业方面的工作。他在上海协助组成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从事对非教徒的传教活动的同时，还创办了一家印刷所，取名“美华书馆”，出版大量中文圣经，并秘密印刷过不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
1994年春天，孙中山为了谋求民富国强，偕同乡密友陆皓东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布道团任布道者的宋耀如。当时宋耀如不满三十岁，由于他出身贫穷，懂事之后，在美国求学与事业上屡遭外国人的歧视，加上他回国后常在苏州地区巡回传教，目睹了江南一带老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从而对满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不满情绪。
孙中山与宋耀如有很多有趣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平时说话讲的是同一种方言，又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先后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同是基督教徒。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改变祖国命运具有宏大的抱负。因此，孙中山与宋耀如相以后，两人一见如故。
在相交过程中，宋耀如非常钦佩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和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他当即邀请孙中山搬到他在上海郊外新建的一栋房屋里居住，并尽其力量，支持和资助孙中山赴天津上书李鸿章，陈述改革国政的主张。不料，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孙中山返回上海，忱然长叹，对宋耀如说道：“如今我才知道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是难以实施的，要想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强迫的手段。”
孙中山决定奔走海外，联络华侨，组织政党，募资金，再回国策划武装起义。宋耀如对孙中山上书失败之事也非常气愤，十分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他多方疏通关系，与友人一道设法为孙中山代领了一张出国护照，并给了孙中山一笔盘缠，让孙中山出国到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
时隔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的军队屡战屡败。宋耀如觉得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写信给孙中山，要他迅速回国，不要错过时机。
孙中山接信后，就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开了一间挂着“乾亨行”招牌的小商店，作为筹备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兼补给站。次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往海外，宋耀如仍在上海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支持孙中山的工作。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耀如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利用自己的印刷所，为同盟会印刷文件以及革命宣传品。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组织过近十次武装起义，宋耀如都积极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筹集经费。
床耀如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宋庆龄排行第二，姐姐宋霭龄，妹妹宋美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宋耀如夫妇对待自己的孩子男女平等，一视同仁，都给予新式的、正规的、优等的教育。1893年1月，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幼年时在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性格娴静、温雅，天资聪颖。1908年，她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由于孙中山经常访问宋耀如，同宋庆龄也经常见面。通过一些谈话和日常的接触，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庆龄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七岁那年夏天，孙中山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时间不长，但曾几次与宋耀如讨论反清革命的问题。宋庆龄见到孙中山这一位不凡的来访者，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她听见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选择管辖我们自己的人，选择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
宋庆龄坐在一旁不声不响，听到这里，突然轻轻地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
孙中山立刻对她说：“不错，庆龄，你当然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我。”
宋庆龄小小年纪说出的这一句简单插话，使孙中山和宋耀如大吃一惊。
宋耀如早就觉得庆龄与她姐姐、妹妹以及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不大注意吃穿打扮，而对周围的事情却具有超过她这个年龄阶段的机智和敏感。
打这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孙中山更加尊重，逐渐发展成为对孙中山的爱戴和崇敬，并将孙中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她经常说：“我要向孙中山那样生活。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就忘记了一切，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但却担心着中国。”由此看来，宋庆龄后来与孙中山的结合，并走上革向道路，而且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并不是偶然的。
往事历历，当宋耀如一家三人来到孙中山面前时，他倦意顿时消失，感到非常亲切，不禁喊出了宋庆龄幼年时的爱称：小罗莎。
“孙先生，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的幼名了，我已经二十岁了，是个大人了。”宋庆龄微笑着说，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庆龄小姐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孙中山让坐后关心地问道。
“我是8月底到达横滨的，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了。”宋庆龄回答。
孙中山又向宋耀如问道：“最近肾病好点了吗？”
“好是好些了，只是坐久了不行。许久没来帮你处理英文信件了，最近一直很忙吧？”宋耀如看着孙中山消瘦的脸庞，说：“我打算让庆龄帮帮你的忙。”
原来，宋耀如夫妇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随同孙中山到了日本，帮助孙中山筹集资金，处理一些英文方面的事务。宋蔼龄在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正式担任他的英文秘书。
打那以后，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从9月16日到9月25日这十天时间里，宋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这样，宋庆龄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1914年3月，孙中山腹部疼痛，生活不便，宋庆龄坚持要和姐姐一道去孙中山的寓所进行护理。5月以后，庆龄便单独前往孙中山住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9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这时，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不多，宋霭龄一离开，工作明显紧张起来。
宋庆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对孙中山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决心以自己的努力，为孙中山分忧。有一天，宋庆龄在处理好一批函电，整理好资料后，对孙中山说：“孙先生，我考虑几天时间了，我想正式接替我姐姐的工作，给您当秘书。”
“你确实很适合做这个工作，但我却是个时刻和监狱、死神打交道的人，你很年轻，应该得到幸福。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是大总统了。像你这样毕业于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不管是去大学任教，还是去企业任职，在美国或日本都是极受欢迎的。”孙中山婉言谢绝。
“您如果还是大总统，追随您的人一定很多，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宋庆龄固执地要求说，“正因为你现在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才愿意义无反顾地追随您革命！”
孙中山十分感动地说：“我知道您从小品德高尚，富有同情心，可是，我现在身无分文，衣食不能自顾，连栖身之所也难以固定。如果还有什么值钱之物的话，那只有这颗脑袋，袁贼正用重金收买它！您跟我当秘书，会时刻伴随着饥饿、困苦，甚至生命危险！”
“孙先生，这些我都不怕！”宋庆龄坚定地说，“我愿随同先生革命，唤醒东亚睡狮。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先生，请答应我的要求吧！”孙中山沉默不语。宋庆龄继续说：“我曾婉言劝我姐姐，希望她在您眼下最需要得力助手的时候不要离开您，可是她。。”庆龄感情十分真诚，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说：“先生，您是一定要革命到底的，您的建国主张也是一定要付诸实施的。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我才来到您的身边，先生难道还不理解我吗？”
“庆龄！”孙中山激动得热泪盈眶，猛地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宋庆龄纤嫩、白皙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你！”
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更加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他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这时，由于孙中山长期奔波海外和分居，已与原夫人卢慕贞协议离了婚。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决心与孙中山结合。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的婚事回到上海征求家人的意见。其时她的父母已经因为身体不好而回国内多日。当宋庆龄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时，遭到全家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认为这门亲事是极不合适的，双方年龄悬殊过大。宋耀如觉得自己与孙中山年龄同庚，又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现在要做他的岳父，简直是不可思议。姐姐和远在美国的妹妹得知此事，也大惊失色地表示反对，苦口婆心地劝宋庆龄改变主意。
平时温柔孝顺、极重姊妹感情的宋庆龄，不为亲人们的压力和意见所动摇，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勇敢地与孙中山结合了。
1915年10月25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先生的寓所里举行了一场不寻常的婚礼。客厅的正墙上悬挂着一幅新的耶稣浮雕。孙中山和宋庆龄胸前戴着大红绸花，并肩靠在一起，接受大家的祝贺。孙中山今天显得更加风度翩翩，英姿勃勃。端正俊秀的脸庞上，一双智慧有神的眼睛闪着幸福的光芒。他天庭开阔，挺直的笔梁下，两撇短须微微翘起。今天，他身着一套崭新的咖啡色西装，衬上紫红色领带，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东方美人，今天显得格外迷人。她没有穿时髦的结婚礼服，而是头戴一顶宽边花帽，身穿一件浅绿色的薄呢大衣，外罩一件精心编织的毛线衣，惊人的美丽之中又显露出沉静的气质。婚礼简单而又隆重。双方的亲属都没有人参加，只有中华革命党的少数负责人和日本朋友参加了这个朴素的婚礼。
和田瑞律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按照教会的程序和仪式，为这两位献身革命的中国人主持了严肃庄重的结婚礼仪。
“尊敬的先生，您愿意这位女士做您的妻子吗？”
“愿意！”
“尊敬的女士，您愿意这位先生做您的丈夫吗？”
“愿意！”
“愿上帝赐福你们，永远相爱，白头到老。阿门！”
宣誓以后，和田瑞律师带领一对新人在耶稣像前虔诚地画着十字，接着又让他们在婚姻誓约书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新宿区百人町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里，举行了茶点会。一直到暮色苍茫时分，他们才雇了一辆马车，来到青山原宿109号的新房。
夜深了。在陈设简单的新房里，孙中山还在和宋庆龄娓娓而谈，说不完的情深意爱。忽然，孙中山走到书案前，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只红绸包裹的精美首饰盒子，双手捧着，庄重地送到妻子面前：“庆龄，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宋庆龄看见丈夫突然变得严肃的目光，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孙中山紧挨着妻子坐下来，低声说：“你打开看吧。”
宋庆龄揭开红绸，打开盒子，只听她“啊”的一声，睁大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一支簇新发亮的袖珍勃郎宁手枪。
“庆龄，没想到我会送你这么一件礼物吧。”孙中山把手搭在妻子肩上，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我们的生命会随时发生危险。你看，这支手枪配了二十发子弹，前面十九发是给敌人的，最后一发是在危急时刻留给自己的！”
“我懂了，亲爱的”，宋庆龄靠着丈夫结实的肩头，用英语轻声而坚定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绝不会当敌人的俘虏！”
“也许，我不该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说这些话”，孙中山脸上又浮现出和霭可亲的笑容，说，“可是，正因为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才选择了这件不寻常的礼物送给你。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只有这件礼物，才能表达我的肺腑之言和海一样深的爱情！”
宋庆龄听了，猛地站了起来，宣誓般地说：“先生，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一定学会打枪！”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后的岁月证明，这桩婚事对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活动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袁尴凯称帝
当孙中山在日本逐步展开反袁斗争时，大野心家袁世凯正在国内步步紧逼地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为了实现其最终的帝制野心，他决定首先要使自己成为正式大总统。于是便在1913年10月导演出暴力胁迫国会选举的闹剧。袁世凯原来以为，他扑灭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的烈火，击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向全国发出了追捕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人的通缉令，这么一来，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一定会吓破了胆，服服帖帖地选他当正式大总统。可是，他派出去探听消息和拉选票的爪牙回来一报告，使他大吃一惊，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众、参两院的绝大多数国民党议员压根儿不投袁世凯的票，而且这些议员中的大部分人还不为金钱所动心，爪牙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上几张票。
袁世凯这下子真慌了神。如果正式大总统选不上，他这张老脸往哪搁？
更重要的是他蓄谋已久的皇帝梦将难以实现。恼怒之中，他想马上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又感到不妥，因为总统尚未选举。没有国会的认可，总不能自封为正式大总统呀。
“你们可有妙计良策，嗯？”袁世凯召集手下人商议对策，向在座的人发问。
大家七言八语，有的建议再多花点钱运动运动国民党的议员，有的则认为时间来不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我看。。”袁世凯急了，瞪起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嚷道，“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还是硬的好，干脆一点。”
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马上附和干爹的意见，低声说道：“来硬的好，我想让拱卫军出阵。”
“妙！”袁世凯一巴掌拍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得意地站起来说，“告诉弟兄们，事成之后都重重有赏。哈哈。。”
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这一天早晨，几百名军警、侦探、兵痞等人穿上了从衣铺租来的便服，组成了所谓的公民团，直奔宣武门内国会街国会大门，另有一支便衣赶到国会后门。这两支队伍将国会团团围住，高喊：“今天不选出大总统，不准散会，不准离开会场！”
会场内，国民党议员和其它方面社团的议员又吵吵嚷嚷了一阵时间，才开始投票选举。唱票结果，袁世凯仅得半数票，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得票必须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才能当选。
这时已近中午，议员们想趁休息之时，到外面饭馆里吃点东西。刚走到大门口，就被公民团的人挡住了：“进去，都给我进去！没选出大总统休想回家！哼！”
议员们一见这吵吵嚷嚷的阵势，特别是看到有的公民团成员便衣里面的军衣领子、袖口，知道今日事态严重，想溜走肯定不行了。
会场里乱了套，有的抗议，有的喝白开水，有的吃着早有准备的面包点心。
第二次选举，计票结果，袁世凯仅比第一次多了几张票，还是没通过。
气得袁世凯在电话里骂娘。
这时，天气已晚，一些据理力争、要回家吃饭的国民党议员与国会大门口的公民团争吵起来。公民团成员凶相毕露，有少数几个人从腰间掏手枪，威胁说：“进去！乖乖地投了袁总统的票，就可以放你回家。”
晚上9点多钟，第三次投票。还没过一袋烟功夫，大会主席就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这时，许多国民党籍议员没等宣布散会，便一个个离开会场走了。
袁世凯就是这样登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0月10日，在以前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在天安门举行了阅兵典礼。接下来，袁世凯又视《临时约法》为障碍，于次年的5月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1912年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享有外交、财政，军事、制定宪法、制定官规官制任免官员等一切大权。并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年底，又槁了一个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人名则暗藏于一个坚实的石室里面。选举时，只要将名单取出唱和一下就算通过。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就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而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野心膨胀到这一步，袁世凯还不满足，一心想当皇帝，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东方各国的掠夺，日本趁机扩大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狼子野心，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谒见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说：“若开诚交涉，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遇事相助。”后来又对负责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说：“中国如想改国体复辟帝制，日本政府必将赞成。”说白了就是，只要袁世凯愿意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
丧心病狂的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在5月9日接受了这个条约。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愤怒斥责袁世凯及其走狗的卖国罪行。
为此，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发表了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的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和复辟帝制阴谋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斗争。当1915年初袁世凯正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时，孙中山便命令胡汉民前往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前往南洋筹款，并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0月，中华革命党派王皖峰、王明山在上海刺杀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郑的汽车行至外白渡上，他们扔出炸弹，将郑汝成当场炸死。12月初，又发动了上海肇和军舰起义，被袁世凯的心腹用重兵镇压。
